【本刊讯】意大利《人民报》九月二日发表多梅尼科·萨索利写的一篇社论，题为《周恩来措词激烈是为了谈判吗？》，全文如下：    对林彪及其集团的谴责（死后的谴责）是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在首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短的一次大会）的最引人注意的成绩。这种简短性和秘密性有助于强调和突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论题：“反党”集团的失败和毛周路线的胜利。在八月二十九日发表的正式新闻公报中，北京的机构正是说，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胜利是真理的最高准则，所以胜利者可以说他们得胜了，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因此，胜利的大会也就是说是真理的大会。    周恩来向大会所作的报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方式来解决一系列麻烦的，是如何考虑历史的动力的。从所有方面看来都可以说这一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报告从文化革命以来，第一次全面地、权威地阐述北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看法。报告在大会前经过了详细的准备和讨论并得到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很难说周的报告没有综合和调和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各种不同观点。    观察家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想要使这一政治报告具有措词十分激烈的特点。中心的事件是向广大的中国公众第一次宣布了林彪的叛逆和死亡，指出了一个特别的危险，这就是来自社会帝国主义即苏联的突然袭击，苏联是当前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周的报告措词激烈是由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的。周实际上表明，中国的敌人是莫斯科的走卒和间谍，是顺从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同谋者，他们的目标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使中国“卫星化”。如果从最大威胁的范围内来看待对“反党分子”的胜利的话，那么周恩来的结论是及时的。林彪及其一伙的失败也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次失败。实际上，党代会闭幕次日北京大街上的大规模群众游行是为了庆祝双重的胜利：党粉碎林彪的胜利，粉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阴谋煽动民族情绪的胜利。代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周恩来好象要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不管在如此庄严的讲坛上对共产党超级大国的挑战是不是会有使现有高度紧张进一步加剧的危险和使中苏冲突接近破裂的危险。搞清这样一点是有用的，即为什么他要把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推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在最近两个月里，知道党代会即将召开的苏联人加倍猛烈地发动反对“毛派”集团的宣传运动，显然是想支持反毛的派别以便影响这次代表大会的讨论。周恩来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的激烈的回击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更为可能的是，周的着眼点远远超出这种偶然性，他向苏联人表明，中国是团结的，它要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走自己的道路，这难道不正是要使“修正主义者”懂得反对和仇恨的道路必定会导致失望吗？    这种设想肯定是最有根据的。周恩来本人也要把我们可以认为是中国对苏联政策的最严重最猛烈的攻击包括在他的报告之内，同时他声明准备谋求妥协。有意思的是，他昨天允许部分地发表了他的报告中有关这一点的段落。但是，重要的是，苏联人必须（读到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认识到中国人的“真情”，也就是说，必须使和平共处基于这种认识。    所以，周恩来（和毛）这样有意地使用激烈措词可能有这样一种性质，即施加压力来解除紧张，来开始——即使很困难——国家间的对话，以摆脱彻底决裂的危险。

【本刊讯】英国《卫报》九月三日刊登约翰·吉廷斯写的文章，题为《北京的政策转而反对华盛顿》，摘要如下：    来自西哈努克亲王的消息说，中国将恢复对柬埔寨革命力量的军事援助。    与此同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上周对党的十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对美国采取了显然是较强硬的态度。    人们认为，现在，基辛格博士的办公桌上将有他的中国问题专家提出的关于十大后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情况的一个相当冷静的报告。中国政策的转变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彻底的转变，但是信号已发出了。    周总理表明，莫斯科仍然是对中国的更为直接的威胁，而在林彪的反对毛主席的阴谋中所起的作用，表明俄国人处在多么好的地位来干坏事。    但是周说，华盛顿在鼓励俄国人的反华阴谋方面是支持莫斯科的。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吞掉中国”；西方正在设法“推动苏修向东”。当俄国人进行反华宣传时，他们主要是为了讨好西方垄断资本家，“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    周强调所谓华盛顿参与苏联对华政策这一点是自从林彪死去和中美解冻以来在中国的分析中的一个全新的特点。    说中美关系“有所改进”，象周总理所说的那样，可能不会使基辛格怎么高兴。没有提到尼克松一周恩来上海公报所盼望实现的使关系“正常化”的这一目标。    周（引列宁的话）说，中国所采取的是这样一种人所采取的行动，这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在周的报告的这一部分贯穿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和战争”的理论，中国总理称目前国际局势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    可以争论说，在毕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而不是以中国政府或外交部的名义发表的一项文件中，这种较强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说给国内听的。

【本刊讯】曼谷《东南日报》九月三日在《风霜雨露》专栏就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发表短评，全文如下：    中共总理周恩来在十全大会的报告书已由各国新闻社向世界人士广播，他把林彪的野心和与苏联勾结的罪状宣布出来。林彪的死，和苏联积极的扩军和野心都予无情的暴露。勃列日涅夫野心想把中国作为第二个捷克，他企吞噬这块肥嫩的肉，但是它的幼稚和低能，它想收买林彪之后，就可如其所欲！结果阴谋被人看出破绽，林彪乘机逃走，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撞机丧生。    自古来，叛国者皆不得好死，林彪在战场中不死，而竟死于逃走时“粉骨碎尸”！大丈夫死于沙场以马革裹尸为幸，叛贼死无葬身之地。林彪的一生，就是这么的结果！    周总理还公开建议中苏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他请莫斯科对捷克和蒙古撤退其武装部队，并把四个“北部岛屿”归还日本。因为这些岛屿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苏联所占领，现在物归原主是应该的。周总理又说：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去侵占过任何国家的土地。    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但勃列日涅夫生成牛般蛮性，周恩来好象对牛在弹琴！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宇佐美滋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十大政治报告强调贯彻了毛的领导》，摘要如下：    周恩来总理在十大作的政治报告，一无遗漏地谈到了中国过去以及将来的路线问题。如果扼要地说它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揭露林彪、陈伯达等人“反党集团”的阴谋，确认上次党代会——九大，一般人都认为是一次他们掌握了主导权的大会——其实也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贯彻了毛主席的领导，基本路线没有错，并且强调今后也要继续执行那条路线。    在政治报告所透露的范围内饶有兴趣的是这样一点，即认为林彪等人的阴谋在理论上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想法、见解——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张发展生产是主要任务，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一脉相承的，强调了刘少奇和林彪的罪状有共性和继承性。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釜井写的报道，题目是《承袭“九大”路线的中国，也暗示新的中苏争执》，摘要如下：    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的周恩来报告的基本调子，似乎可以归结为一点：在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军事政变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的九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周的报告说，当中国埋头于文化革命的时候，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以及《真理报》等公然站在刘少奇一边，声援了他们。这可以说是表明了在所谓中苏争论、边界争端之外，中苏间还存在着新的争执。    特别是周的报告彻底追究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严加批判，这就再次说明了中苏关系的前途是严峻的。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九月四日刊登该报记者阿兰·布克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由王洪文提出的新党章要求党员反对官僚主义现象》，摘要如下：    共产党刚刚修改了它的章程。有一些句子删掉了，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段落，但是文件几乎同过去一样长。乍一看来，党章的专用语仍未改变。但是，八月的修改肯定了要进行深刻变革的愿望。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党章说，今后必须进行接连不断的文化革命。王洪文扼要地说，修正主义思潮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是狡猾的，他们可能在党内挑起新的危机。    第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明确指出它的内部敌人是修正主义。左派在文化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如果这些错误过去不被右派利用的话，本来是毫无关系的。    在王洪文的报告中，最新的因素是号召反潮流。这是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林彪事件中汲取的直接的和迫切的教训。因为，最终，一九六九年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保留了自己的职位；他们曾“热情地”指定了主席的接班人，四年之后，他们又“一致地”废除了他。他们不可能一会儿也没有对自己感到怀疑，特别是因为一九六九年章程的第三条曾明确地要求他们“要特别警惕，以防止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最后一点是，党表示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庄严保证拒绝大国沙文主义。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九月三日刊登该报驻京记者鲁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布文化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全文如下：    从周末公布的新党章可看出，文化革命的继承人发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语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特点。新党章宣布，作为反修斗争组成部分的“文化革命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的名字在新党章中也比过去提得少了，但同旧党章中的情况相比，新党章更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思想”    ——发展了的马恩列斯学说的标记。因此，同苏联领导的意识形态相比差距就变得更大了。    此外，在第一章总纲里还谈到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的威胁。这一历史时期的矛盾只能通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来解决。党章还说，象文化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必须经常进行。    王洪文在其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事实上，修改后的党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党对国家和其它群众组织的领导作用。    对那些根据文化革命以来的这些岁月的变化认为可以恢复以前的领导作风的干部们，王洪文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他说：“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    王洪文要求信任群众，不断鼓励群众用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提出意见，以便使中国的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都能够成功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加速这种发展。    同周恩来的报告不一样，王洪文的报告是一个纯意识形态的文件，而前者则是在同苏联冲突的世界政治关系中清算了林彪。这样一来这两个报告就可以相互补充，并可以向这次党代会明确地说明现阶段各个方面的矛盾冲突。    在新的党章里毛关于矛盾的学说被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以及宣布新的文化革命，这合乎逻辑地表明同苏联争端的基础。同时清楚的是，北京没有考虑恢复文化革命以前的普遍状况。然而党章明确地强调不仅必须团结人民的绝大多数，而且必须团结那些过去反对过自己而在此期间真诚地改正了错误的人。这样就创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那些文化革命期间失去了职位而现在恢复了名誉的政府和党的干部，能够重新参加政府工作并进入中央委员会。    工作基础的这一扩大——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估计还会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不意味着这样一来所有关于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实质性意见分歧已经消除了。迄今公布的十大文件只是附带地处理了中国内政的实质性问题。    这部分地可由如下这一点来解释：一次党代会首先是确定意识形态的重点，而政府政策的实际措施却是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但必须估计到，在改变意识形态原则的问题上，老中青领导干部之间以及具有不同政治经验的干部之间的意见不都是一致的。新的党章预见要解决未来的矛盾还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搞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但是在最近将来的一段时间看来，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斗争中的政治论战（这种论战在过去岁月中激烈地进行过，井还会继续进行）为巩固目前的领导创造了基础。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三十日刊登该报驻雅加达特派记者丸山三十日发回的一条电讯，题为《东南亚国家认为，十大的召开是外交上的重要事件》，摘要如下：    同中国处于“虽近而远的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以莫大的兴趣认为，十大的召开是重要的“外交上的事件”。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五个国家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面注视着中国的态度，一面寻找改善关系的机会。据认为，既然召开这次大会本身具有作出中国对外基本政策上的答复的意义，那么，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今后将不会永远继续持迄今为止那种以静观为借口的束手无策的态度。    除东南亚和印度之外，几乎所有地区的国家都已同中国保持着正式的和半正式的关系，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只由东南亚越过中国而建立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已是不可能的了。即使十大召开了，也不能因此就说已给东南亚造成了特别新的对华政策的因素，但中国当前至少是建立了稳定的体制，而且这个地区的国家将会最敏感地接受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现实。既然如此，从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来看，可以说最低限度是增加了认真对待中国外交路线的紧迫性。    笼统地说，九大以后，中国同加拿大和意大利等“远方国家”，然后同美、日两国实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东南亚各国的判断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表示出来的对外姿态对自己决不是不利的。似乎可以说，十大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这个判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给这个地区的国家造成了从根本上加速接近中国的条件。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该报驻曼谷特派记者三轮发回的一则报道，题为《东南亚各国有好感》，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路线，从作为证明中国在美中会谈后继续展开稳健而广泛的外交来说，将受到东南亚各国的欢迎。三十日的曼谷中文报纸在头版头条大登毛主席的照片和有关十大的报道，说明了关心的程度。    十大的新闻公报再一次重申，中国将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支持与此相对抗的各国的民族独立的潮流。进而，此间注意的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谋求输出革命思想的集团，同其领导人林彪和陈伯达一起被埋葬了，稳健而灵活的周恩来派确保了重要的地位。    这样一来，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将比以往更深入地考虑各个国家的情况，积极地支援民族独立。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已经作出了反应，即现在亚洲各国积极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对于亚洲来说，目前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结束在印度支那最后剩下的柬埔寨战争。据料，恐怕中国不会采取由大国间随便决定和平的结构那种大国外交，而会采取支持由柬埔寨民族自己决定其未来的行动的政策。

【本刊讯】曼谷《中华周报》九月二日发表《每周小评》，其中有关我党十大的评论，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十全大会，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秘密举行之后，其结果已经公布，在和解精神流行的今天，这是国际政治上一大动态，其影响可能有多方面的深远意义。综合各项报道，这次中共党大会的几项要点是：第一，人事阵容、重新改组，在毛泽东以下，周恩来地位巩固，并有新人出现，一般认为，中共政权，从此将稳定发展；第二，正式谴责林彪叛国，肃清反派力量，强调集体领导，消除自一九六九年九全大会以来的种种疑猜，期求内外观感一新；第三，增强反苏立场，公开提出预防““社会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警告，配合上新疆省主席及军事司令所指“认清苏修，准备应战”的言论，可以意味到，中共与苏联之间的骂战，已达白热化的境地，并且有进无退，走向危险；第四，观察家们自然而然的结论，以及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可能继续和解，可能再有突破性的发展。中共的内外政策，显然以“苏联头号敌人”为重心了。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星期刊》九月三日在《国际一周》栏发表一篇文章，评述我党十大，摘要如下：    在相当守密的情形下召开的中共十届全会，算是这一周来最重要新闻，至少在亚洲方面是具有如此份量的。经过了刘少奇及林彪两个斗争阶段，以及文革时代以后，现在已转入了一个温和发展时期。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项亚洲巨大事件。    十全大会召开后的一种异常清楚的迹象，就是北京将积极地展开和华盛顿间关系正常化工作，希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但见诸于十全大会通过的周恩来政治报告中有关加强改善对美关系的文件方面，而大事攻击苏联修正主义及其对外称霸之企图的举措，便是十足的说明了中共与美国关系将有更进一步的好转的趋势。    正当中共举行重要会议的时候，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布鲁斯悄然返国述职，据料他此行可能与基辛格未来第六度访问中共之事有关。问题值得注意的原因之一是，基辛格现在的身份是国务卿（外长）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权限与处理，均不同于他过去五度访问北京的性质和意义。这从美国方面的一点事实而言，布鲁斯于这时离北京返美国述职，决不是一项寻常外交事务的行动。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星期刊》九月二日就我党十大政治报告发表《时事分析》，摘要如下：    周恩来在中共十全大会上提出的政治报告，外电已将其内容要点摘录的报道出来，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即是——外交，内政及林彪事件。    从这些要点中可以约略的推知中共政策；外交方面，周恩来报告一面呼吁根据和平五原则以恢复正常化关系，一面却激烈抨击苏联。就实质上言，后者意义，重于前者。因为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苏采取武力威胁和扩张主义。所以在苏联改变其政策以前，中共是无可能与苏联恢复正常化关系的。    关于内政，周恩来首先着重于政权领导中央化。这意思甚为明显，虽然十全大会原则上拟定了将来集体领导制度之目标，但在目前还是要集中于毛泽东领导之下共同工作。    现在，林彪之死亡，已经不用怀疑了。只是一直保留到上周十全大会中才正式公开宣布，其中作用的要点之一，显然是要使大陆上人民都一致明了苏联是怎样的图谋对毛泽东及周恩来不利的勾当。这一手，对准莫斯科心头，而且有力。

【本刊讯】《爱尔兰时报》九月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周的中国》，摘要如下：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主旨演说是在一周前作的，但是到昨天才予以发表。它是一项精妙的和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它精确地反映了报告草拟者的情况。极为显著的特点是向苏联明显地伸出了橄榄枝，周坚持说，中国谋求同苏联共处和关系正常化。    然而，这种愿望并未阻碍这位总理对他所谓的“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举止大加嘲弄，他指责勃列日涅夫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他还告诫他的听众（和他的国家）对俄国的军事袭击保持警惕。    但是，他的讲话的要旨是干燥无味的实用主义的东西。他说，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不应妨碍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看来周要说的是，它们应该同意有分歧意见，然后把这些分歧暂且抛在一边，它们应该找出一种减少可输出的紧张局势的办法。当他谈到俄美关系时，他打扮成一位政治哲学家的样子。他说，美国和苏联既勾结又争夺，他还说：“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正如当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发表的讲话一样。    有迹象表明，中国向外看的政策暂时得到了确认。

【本刊讯】在内罗毕出版的《星期日邮报》九月二日就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北京的会议》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最近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去年，这个拥有估计约为八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已摆脱孤立。    它参加世界的会议并使人感到它的重要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制度，世界有义务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进行公正的研究。    在毛泽东在北京确立他的控制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一直受到残酷的剥削，虽然除了在某些地区外，它在政治上并没有直接被征服。此外，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或赞同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它还是解放了群众的巨大能力，从而已使它取得超级大国的地位。

说不结盟意味着不服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美联社报道第三世界疑虑“美苏可能从牺牲弱国为代价进行合作”    【本刊讯】墨西哥《至上报》九月一日发表署名文章评不结盟国家会议，摘要如下：    阴天在阿尔及利亚开幕的这次国际会议进一步增进了各国为达到我们当代可以期望的发展水平而做的努力。这次，他们将以不结盟国家身份参加会议。不结盟这个一致用的名词意味着，他们决不服从任何人，不论是俄国还是美国。因此，也可以认为他们是第三世界国家，这是就上述两个超级大国而言的。    不管从什么角度观察，这一直是指可以用不同程度的不发达这个字来表明其处境的那一些国家。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处于这种状况的各国必须联合在一起。    阿尔及尔会议将提出一些倡议，以便组织他们本身的合作。如果有其它问题要加以考虑的话，那么正是他们自己应该去自己克服解决。因此，他们的会议不能只限于采取怨天尤人的态度。    尽管有援助穷国的计划和它们能够进行的贸易，但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距离不但没有逐渐缩小，反而在扩大。    【美联社纽约九月三日电】（记者：威廉·瑞安）“第三世界”本周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最高级会议，迹象表明，与会领导人将研究这一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意识形态斗争不如“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分裂重要。这是第四次这样的“不结盟最高级会议”，也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这样的会议。同时，东西方关系中最近的急剧变化似乎已引起了很大的猜疑，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以牺牲弱国利益为代价进行合作。    出席阿尔及尔会议的总理、总统和国王声称代表世界半数的人口，从一些人的讲话来看，正在出现一种信念，认为世界的分裂与其说是东西向，不如说是南北向，即发达的富国同落后的穷国相对抗。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欢迎这样的会议，在那种会上，它往往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俄国人从来不喜欢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庞大的世界集团同苏联保持同美国一样远的距离。    会议可能将使大多数国家谴责美国和支持阿拉伯反对以色列。    同时，所有六十多个有投票权的参加国都是代表弱国的。即使那些有石油财富的国家从现代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穷国。因此，会议会助长对贫富国家间的差距扩大而不是缩小的前景所感到的愤懑情绪。“不结盟国家”注意到，苏联的整个和缓运动的基础是下面这一概念，即东西方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应当结束对抗，进行合作。由于这种情况，“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忧虑——不管有没有道理    ——是可以理解的。

【南通社阿尔及尔九月三日电】不结盟国家外长今天继续开会。部长们今天通过议程，然后听取了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会议通过口头表决一致选出阿尔及利亚驻布鲁塞尔大使沙拉勒担任第四次会议秘书长。    然后，利比亚外长艾贝迪发言，他建议部长会议议程再补充三个项目。    会议接着就利比亚建议展开了讨论。索马里外长支持他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建议，但是在关于第二个建议——撤走外国舰队——方面，表示了某些保留。    西哈努克政府的外长支持利比亚建议，布隆迪外长也支持利比亚的建议。    在其他发言人中，没有一个反对研究利比亚建议，但是他们中大多数说，他们认为这个工作可以在目前议程范围内进行。    这个看法是古巴、坦桑尼亚、埃及和南斯拉夫外长提出的看法之一。    主席布特弗利卡把拟议中的议程付诸表决。    部长会议议程被一致通过。    外长们然后继续举行秘密会议。    【合众国际社阿尔及尔九月三日电】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今天拒绝了利比亚提出的在议程上要包括三个单独的议题的建议。    这一拒绝结束了部长们于三日继续举行公开会议后支持利比亚建议的代表和反对这一建议的代表之间将近两小时的争论。    利比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蒂·艾贝迪建议部长会议的议程包括：    ——根据最近的国际事态发展，主要是东西方和缓“以一部宪章的形式”重新确定不结盟的概念，“这个宪章将包括不结盟政策的目的和原则”。    ——外国舰队撤离地中海和撤除在俯视地中海的国家中的外国基地。    ——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对它们在别国采取军事行动时埋设的地雷所造成的损失和伤亡给予赔偿。    【路透社阿尔及尔九月三日电】第三世界运动今天经过对马耳他向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军事设施问题进行许多个小时的争论以后，接纳了它。    与会人士说，在接纳马耳他以后，明托夫总理将参加五日开幕的国家元首会议。    会议发言人阿尔及利亚的梅萨乌德·艾特·沙拉勒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外长们就马耳他的军事基地问题进行了“一次十分有益的讨论”。    他说，马耳他在一九七九年不再租借该岛的英国军事基地的决定对不结盟来说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和十分重要的胜利    。    他说，“我们认为，在这个决定方面，我们必须帮助马耳他。我们了解，马耳他正在渡过经济上的各种困难。”    【法新社阿尔及尔九月三日电】马耳他今天保证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取消在它领土上的外国基地。    这个保证是在马耳他向这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提出的一个文件中作出的。    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中海小国说，一九七九年以后，它不再让英国继续租借在该岛上的现有基地。    【法新社阿尔及尔九月四日电】外长会议昨晚就议程的大纲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在两个重要的委员会主席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    在一整天的辩论后，部长们同意部长会议的政治和经济委员会各由一位亚洲和拉美人担任主席，但是在具体国家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    会议在任命十二个副主席方面也未取得一致，因为各大洲的国家意见不一致。

【共同社东京八月二十五日电】题：访苏议员团今日出发，亚洲集体安全也将成为议题    超党派的访苏议员团（团长石田博英，议员十二人）二十六日上午乘机从羽田机场出发，二十七日抵莫斯科，在苏联逗留十一天到九月六日。    议员团准备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要人就日苏两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会谈。会谈预定讨论下列问题：一、作为我国最大的外交条件的北方领土问题；二、苏联每有机会就强调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三、开发西伯利亚资源的经济合作问题；四、北洋安全捕鱼问题、释放扣留渔民船员和扫墓等问题。    因为田中首相十月上旬即将访苏，会谈的焦点将集中在苏联方面如何对待在日苏首脑会议前对于日本方面以归还北方领土为前提缔结和平条约这一基本方针的问题。    【共同社莫斯科八月二十九日电】正在这里访问的日本超党派议员代表团估计，由于所谓侵犯了苏联领海而被拘留在苏联的日本渔民在不久的将来可获释放。    代表团是在二十八日与苏联官员在克里姆林宫商谈时得到这一令人满意的印象的。代表团二十七日到达了莫斯科以进行一次为期十一天的访问。    苏联官员当中包括两位最高苏维埃成员、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阿列克谢·帕·希季科夫和民族院主席雅·萨·纳斯里金诺娃，以及海运部长季莫费伊·鲍·古任科。    代表团团长石田博英解释了日本要求在目前日苏两国友好关系的背景下，解决归还北方领土问题的基本愿望。    俄国人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但不愿具体讨论日本的要求，而对缔结和约表现了较大的兴趣。    关于苏联建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细节没有加以讨论，但俄国人强调了他们对它的重视。    代表团成员们和苏联官员同意两国议员代表团每隔一年互访一次。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一日电】题：《消息报》评苏日关系    《消息报》今天强调指出，“目前，为了苏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巩固和平与安全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    亚·卢钦斯基大将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八周年撰写的文章中说，在日本国内外有一股势力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竭力阻挠苏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它们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作为缔结两国和约的条件。“当然，这种要求不会有助于我们两国睦邻关系的建立。”    作者得出结论说，“日本某些人士以提出不现实的要求作为发展苏日关系的条件，这种做法是与国际局势正常化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法新社莫斯科九月二日电】苏联军报《红星报》今天在一篇纪念日本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文章中，谴责了日本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这篇文章是伊凡诺夫将军写的，它攻击这种要求是“与苏联对日政策原则，即和平共处和睦邻关系背道而驰的”。    伊凡诺夫指责日本人把解决领土问题作为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是违背“目前正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的缓和进程”的。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二十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会见输出入银行总裁澄田，确认日美联合开发西伯利亚》，摘要如下：    日本输出入银行总裁澄田先于莫斯科而访问了华盛顿，并用两天的时间同美国政府首脑就日美联合开发西伯利亚问题举行了会谈。二十一日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说：“已经确定了这一原则：开发雅库特天然气自不待言，继此之后开发秋明油田也要由日美两国联合开发。”

【南通社卢布尔雅那九月二日电】南斯拉夫著名的外交家阿莱斯·贝勃莱尔对卢布尔雅那的《劳动报》说，“如果说东西方之间的缓和迄今是如此地有限，以至没有多大意义，这种说法无论如何是错误的。相反，虽然它如此地有限，而且是如此糟糕地以集团的继续存在和超级大国之间的继续敌对为基础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贝勃莱尔在一篇专门谈不结盟的文章中认为，这是和平力量对原先的冷战堡垒的一大突破。虽然这种缓和局限于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对整个世界的气氛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它涉及大国间的关系，而这些大国的影响（直接或间接）达到世界每一个地区。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二十九日电】题：“穷”国和“富”国，此类字眼有利于谁？    塔斯社评论员谢尔盖    ·库利克写道：    硬要不结盟国家接受所谓当代世界分为“穷”国和“富”国的理论，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其目的是阉割不结盟运动本身的阶级实质，抹杀把亚非拉中立国家同社会主义大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    这一理论的鼓吹者说：“如果说以前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那么，现在它则分为两部分    ——‘‘富人’世界和‘穷人’世界。”既然如此，那么不结盟国家的主要任务，就要开始不是到传统的反帝方面去寻找，而是要到“探索防范发达国家的强大集团的手段”方面去寻找。把“富”国和“穷”国对立起来，就可以使毛分子得出“超级大国勾结”的结论，就可以把美国和苏联合为一个阵营，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不结盟国家对立起来！北京把“穷的”和“富的”概念强加于不结盟运动，是企图对阿尔及尔会议及会议的决议施加影响，从而使会议的参加者在尽可能多的国际问题上同苏联发生毫无根据的对抗。

【法新社圣地亚哥九月三日电】智利近来出现的紧张气氛今天加剧了，这是因为宣布要举行一系列罢工，这使得支持政府的工人和左派联盟政府的反对者都处于戒备状态。    支持罢工三十九天的运输人员和支持全国医生以及货运飞机驾驶员上周开始的罢工的反对派工人、业主，今天表示决定同他们一起罢工，以使政府尽快解决工会冲突。    商人对政府最近的答复还没有决定采取什么态度，而全国二十五个省中的十七个省的各工会决定从今天零点起开始不定期罢工。这些工会领导人（其中有农民和职业者）是在距圣地亚哥以南五百一十八公里的康塞普西翁举行了三天的会议，严厉地批评了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行动之后作出这个罢工决定的。据这十七个省（北至阿康卡瓜南至延基韦）的反对派工会的决议，大罢工将到许多工会组织认为智利“在一个新政府领导下，全国走上了纠正的道路时”结束。    对这些工会来说，它们所希望的新政府“必需有能力建立一个寻求人民的荣誉和尊严的国家所十分需要的秩序、纪律和正义”。在会上，反对派工会代表们还决定呼吁武装部队和各政党“采取能够解决目前混乱危机的鲜明立场”。    会议最后声明指出：“武装部队道义上的力量是使智利恢复其价值的巨大现实可能性，因为，只有在那些有能力建立秩序、纪律和真理的人的领导下，在全国劳动人民的大公无私的、爱国的和正直的支持下重建祖国才有可能。”    官方人士认为，国内企业主以这些决议加紧对政府的攻势，唯一的目的是企图推翻智利社会党总统阿连德。    面对反对派的这种立场，左派工人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占领工厂，以免反对派企图占领工厂企业。    随着七月二十五日开始的运输主的罢工的加强，这种紧张气氛加剧了。    使国家每天损失五十万美元的这次罢工，已引起居民的食品供应和工厂的原料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    【美联社圣地亚哥九月三日电】商业航空公司和智利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今天开始了支持卡车主的七十二小时的罢工。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这些公司停止国内外航行。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九月三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为《反华电台将关闭》，摘要如下：    他侬总理和巴博副总理已命令最高统帅部制止国民党中国的一个情报和宣传单位再从事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    将要求台湾国民党政府把总部设在清莱府夜庄的这个单位的一千六百人撤回去。    自一九六三年来这个单位一直在活动。它主要在云南南部地区从事秘密活动。    这些命令是上周发给最高司令部的，已经采取了执行这些命令的步骤。    颁布这些命令是泰国继续改善同北京和仰光的友好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美联社曼谷九月三日电】他侬    ·吉滴卡宗总理今天说，美军驻在泰国，将不会成为今后共产党中国同泰国发展关系的障碍。    他侬在答复印度国防学院学员（正在泰国进行为时一周的访问）的问题时讲了这番话。    这位总理列举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同大陆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方面却让美军继续驻在它们的国家里。    他说，美军驻在泰国，只是作为一支遏制力量，以使北越不违反印度支那停火协议。

【美联社吉隆坡九月四日电】消息灵通的政府人士今天说，中国和马来西亚不久将恢复关于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    这些人士说，两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七月间在纽约举行的会谈因为要同国内的领导人商量而暂停了。后来，上个月马来西亚副外长伊斯梅尔的逝世和其他一些事情耽搁了会谈的恢复。这些人士说，会谈不久将恢复。    拉扎克总理最近说，马来西亚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

【美联社圣地亚哥九月三日电】参加罢工的十万名卡车主的领导人向阿连德总统政府宣布了他们的强硬立场，如果不能履行对工会许下的诺言，就要求他辞职。    这番话是在组成执政联盟的各党准备广泛动员庆祝一九七○年九月四日大选阿连德获胜三周年的时候讲的．    陆路运输联合会主席胡安．哈拉说，如果阿连德「不能解决冲突和不能履行诺言，最爱国和最需要的是他辞职，以便使这个国家能够继续自由的生活」。    由卡车、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主组成的上述联合会为了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到今天已罢工三十八天了。    政府回答这种要求说，卡车主所有提出的要求都已经兑现了，因此这种罢工是「政治性和不爱国的」。    【美联社圣地亚哥九月三日电】反马克思主义组织现在公开要求阿连德总统辞职。    它们的目的是停止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尝试和发动一次白色「政变」，由武装部队以不流血的方式掌握政权。    右派国民党、劳工组织和职业组织最近几天在报刊上登出的广告直接要求阿连德辞职。    他们在本周加速行动，威胁进行新的罢工并定于星期三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举行妇女游行。    据说，主要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领导没有公开要求阿连德辞职，尽管在它的基层组织中要求辞职的压力不断增加。虽然左派报刊大量刊登提醒有关内战迫在眉睫的社论和消息，但是，智利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这个国家的经济一团糟，通货膨胀成灾，政府控制不了。    在这十二个月内，生活费用上涨百分之三百二十三。自阿连德一九七○年执政以来，货币流通量增长百分之六百。    今天阿连德宣布，拒绝劳尔．蒙特罗．科尔内霍海军上将辞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四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眉题为《欧洲古代历史部分要改写》，主题为《高度文明的古国废墟出土》，详细摘要如下：    在相距很远场地——一个地盘在爱琴海内陆，另一地盘在西伊朗——的两队考古学家最近发现的东西，或许使古代历史的许多页要改写。这些科学家所发掘的物品，揭露了两个强有力的古代帝国。    第一批发现是希腊考古学家们报告的，他们在过去六年来一直挖掘着高度先进的密诺安文明的一个重要中心的遗物，密诺安是约公元前一五○○年蒂拉火山岛爆炸后被一层灰尘埋没的一个城市。    直至目前为止，在蒂拉挖掘的最重要的财宝，有一些非常精细的雕刻壁画；绘的是宁静的景物，如燕子飞翔花间、两个男孩子作拳赛游戏，以及一个男人跪着祷告。    考古学家们现在发现那样的证据。去夏掘出另一幢被埋葬的房子，他们发现它的三面墙有三幅雕刻的壁画。这些二十一英尺长的壁画，雕刻一场流血的战争。    这画——一系列的小型画，没有高逾十六英寸的——绘一个密诺安舰队与一个敌国舰队在一个海岸城市对开的一场战役。他们胜利后，密诺安人登陆，劫掠这个城市，并带走它的值钱的东西。这战役绘得栩栩如生；见到男人们从沉船坠海溺毙，妇女们绝望的从塔顶跳下，而士兵们带走所抢劫的牛羊。在其他的壁板上，征服者们受到两个其他的城市的居民们欢迎。这活动的背景是树林，有许多狮、鹿、豹以及一头有鹰的头和翼及狮的身体的怪兽。    从人的面部及他们所养的那种羊，希腊的古物部主任兼挖掘主持者马利纳多斯推断，这战役实际发生于利比亚海岸，这两个友好的城市是密诺安人的盟友或殖民地，显然调遣海军以对付一个竞争的城市。如果马利纳多所是正确的，这壁画最低限度是利比亚历史一千年前的事，直至现在为止，学者们认为最好的利比亚参考书是于公元四五○年写成的希洛多托斯的纪录。    这壁画也揭示蒂拉通过贸易及间歇的征服而繁荣。为了这些理由，马利纳多斯相信，这壁画是迄目前为止，我们从铜器时代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文件。    在中东的发现，系于去年十二月圣诞前夕，由一个法国人领导的考古学家队发现的。在西伊朗的古代帝国的波斯的苏沙市，他们突然发现一个庞大的石像。当他们惊讶的挖掘出更多的坭、手指、一只手，最后一个人体出现了。虽然头颅和肩膊失掉，这个逾七英尺高、四吨重的右像“皮带”上的字体，揭示它是达利乌斯大帝的石像，他是古代世界的最有力量的统治者之一。    在他的统治（公元前五二三年至四八五年）下，达利乌斯大帝控制一个由北非海岸至印度的庞大的帝国。除了他是一个著名的立法者及政治家之外，他的生活和阿凯曼尼亚王朝的——统治了古代波斯两个世纪——的详细情形，多数已被过去的烟雾笼罩着，例如，达利乌斯下令在苏沙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的贝希斯屯悬崖上雕刻的碑，记载他的登位及他的战胜敌人的事迹。但这碑已破碎不全。    达利乌斯的石像应该供给许多失掉的史实。在达利乌斯所建的一幢宫殿附近的一幢新发现的山顶建筑物底下，这个被挖掘出来的石像，是当时埃及时装的：穿着长袍，这位国王的左脚向前，他的左臂贴着他的胸部，他的皮带挂着一把短剑，剑鞘以有翼的牛作装饰。根据所刻字句，达利乌斯的石像，是在埃及雕刻的而运至苏沙，由他自己尊为神圣。在这石像的底层，有两行跪着的人物，代表在他统治下的各土族和各国家。    由于这一发现的鼓励，考古学家们将继续注意这宫殿的较低的地区，希望找到这石像失掉的头颅，它或许于古代某些意外事件后滚下山去。

【本刊讯】苏《真理报》六月二日刊载一篇报道，题为《北方的恶魔回来了》，摘要如下：    在普斯科夫省伯朝拉市举行了一次历史与艺术珍品交接议式，这些珍品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该省被敌人暂时占领时期被法西斯侵略者偷走的。    五个世纪以前，离普斯科夫不远的伊兹鲍尔斯克这个小地方的猎人发现了冰河时期的一个洞穴，那里曾经是修道士居住的地方。从此就开始了普斯科夫—伯朝拉修道院的历史。    在五百年的时间里，修道院曾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艺术珍品，甚至只消看一眼物品的清单，就会使你惊讶不已。独一无二的金的、银的高脚盘、大高脚杯与大碗、十字架、布满了宝石的圣餐保藏器、袈裟和法冠、古老的圣像    ——这一切物品都可以成为任何一个博物馆最宝贵的陈列品和装饰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法西斯侵入了伯朝拉。一九四四年春天，当转入反攻的苏联军队接近波罗的海沿岸时，法西斯们决定运走珍品，他们把法衣圣器室抢劫一空，把宝物装箱，运往里加。    当苏联军队把里加从敌人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伯朝拉的宝物不见了，它们已被运走，去向不明。在纽伦堡审判战犯的过程中，谈到了关于从普斯科夫—伯朝拉修道院偷盗珍品的事情。    然而，这些珍品还是没有找到。    只是在不久前，在过了二十五年之后，才发现了珍品的踪迹。原来，最近八年，修道院的宝物是在雷克林豪森市的姆尼茨巴利捷塔博物馆里。现在，当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决定把珍品归还我国。    五月二十三日，从列宁格勒往伯朝拉驶来一辆载重卡车，卡车里装有一吨重的集装箱，里面是十二个装珍品的木箱，这些都是被希特勒分子运走的。几乎全部搜集品都回到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