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德新社九月二日播发该社驻北京记者巴格曼的一篇文章，题为《在中国毛的话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不是以一派对另一派的胜利而结束。也没有作出一开始就有着产生新的、不能取得一致的各种派别的萌芽的妥协。文化革命结束四年和林彪事件发生两年之后，党一致地站在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背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末受损害，尽管减少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话今天在八亿人民的一切生活领域内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    这一论断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如果分析一下修改后的新党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说到底它比九大的党章更加以“毛主义的原则”为基础。今天更加重视群众的批评和合作，重视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体制，重视“不断革命”的论点，即加强阶级斗争的论点和不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论点。新党章明确谈到了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帝国主义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经常的威胁。    根据现在得到的党的重要文件，可以得出以下扼要的结论：    １、周恩来现在在法律上也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总共选五名副主席以及这个机构的急剧年轻化证明，中国也走在通往“集体领导”的道路上，人们正在为毛泽东的同路人不得不引退并把权力的关键岗位让给所谓革命接班人的那一天作准备。这方面的象征性人物是上海的前纺织工人王洪文，他一跃而居第十届党的领导机构的第三位。    ２、将不打折扣地继续执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这就是由他开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第二个共产党大国向世界政治开放的政策。中国感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将加强在第三世界的活动。对苏联连潜在的妥协迹象也没有。相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攻击是这一冲突开始以来最厉害的攻击之一，其顶点是这样的断言和警告，即“苏联社会法西斯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以及苏联人发动一场闪电战    ——即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对美国人的语言也变得比较厉害了。对此起决定作用的，首先可能是理查德·尼克松和党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华盛顿首脑会晤的决议，尤其是中国人认为的两个核超级大国特别是在限制军备和军备监督方面的日益密切的“勾结”。    【德新社北京九月二日电】（记者：巴格曼）政治上的动乱，随之而来的还有党和国家机构内横扫一切的思想上和人员上的清洗今后还要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新党章的序言里讲的。    在上个月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的关键性的一句话说，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照北京的观察家们看来，这段话要比从党章里取消有关林彪的那段话重要得多。    在党的上层领导集团中，王洪文在党章报告中使人无可怀疑，即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已经五十二年之后，关于不断革命的毛主义的观念仍然居于重要地位。    他追述了毛在文化革命第一年    ——一九六六年说过的话说，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非跳出来不可。    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来实现他们的“侵略和颠覆”中国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    与此同时，党章号召提高思想上的警惕性，并且呼吁全体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    党章还有一段要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换言之，也就是要给党输送新鲜血液。    今后也要在全党加强民主集中制，即集中的领导。    王说，党章的改动相对来说并不多，这是因为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坚持了党的根本原则。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三十日刊登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和法政大学副教授太田胜洪的一篇对谈记录，题为《十大和今后的中国》，摘要如下：    太田：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文化革命中受过批判的，也有新人，这可以说是向国内外显示新体制的确立。    安藤：的确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    太田：新手王洪文崭露头角，突出地表明了文化革命以后“民众的政治”的现实。    安藤：值得注意的是，曾经担任山东省省长的白如冰先生重新出现。从他恢复名誉的过程来看，他是通过自我批评掌握了文化革命的精神，因此可知，不单单是旧物复原，而是“文化革命精神”继续在起作用。    “批林整风”今后也将进行。这并不是说还有林派的残余，而是今后仍要继续开展在思想上克服由林彪所象征的各种问题的运动。    太田：今后中国外交的支柱，可以认为将是推进中小国家的团结，培植同美苏两大国抗衡的力量。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三十日刊登它驻北京记者稻田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彻底肃清修正主义》，摘要如下：    由于十大第一次点名谴责了党的前副主席林彪，因而开辟了公开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的前途，并且把对外的意识形态进攻的矛头对准“北方巨人”苏联了。但是，把重点放在肃清修正主义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方针，将大大增加对外摩擦。    这次十大发表的新闻公报肯定地说：“务必作好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指苏联）的突然侵略的准备。”这就雄辩地说明了这次党代会的特征和成果是，把林彪的名字从党的历史上抹煞，把矛头转向苏联。    党中央的架势是要借助于“林彪的罪行”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加紧控制，以使中国永远不会改变颜色和成为修正主义。在中国说来，同苏联修正主义斗争，除了党的团结外，别无他途可寻。    党的基本路线将不会改变现在继承的九大路线，但是在实施灵活的、现实的政策的过程中，只有排除修正主义，才能彻底地推行。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记者森田明彦写的总题为《毛周体制的新展开，十大闭幕》的连载文章的第一篇，标题是《彻底开展学习运动，克服林彪事件》，摘要如下：    明年是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十大将成为中国迎接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的起点。    党的二中全会以后，对党干部进行的思想学习运动在全国开展了。林彪事件以后，这个学习运动在量和质上都加深了。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丰富多彩的名单，新中央委员》，摘要如下：    新中央委员包括了军人、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的代表，还有出入意表的人物复职，更有经历、年龄都不为世人所知的新人登场，确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许多老干部复职，其经验的份量给了“十大体制”以稳定感。    人们深感，文化革命的目标之一——党的年轻化，经过十大终于已经实现。    赛福鼎、乌兰夫在文化革命中也健在并进入中央，说明文化革命中没有发生过起因于少数民族的混乱。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三十日刊登它的编委鲛岛敬治写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新领导机构，老手和新手巧妙地搭配》，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新领导机构的特征，大致有：第一，老干部已大批恢复名誉；第二，经验丰富的“实际业务官僚”和年轻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显得很突出；第三，特别是有空前多的少数民族的中央委员出现，这和开发边境地区联系起来，从国际方面也值得注意。    看到老干部大批恢复名誉，起用新手作为“新鲜血液”的补充，架设通往下一代的桥梁，这一点正是这次大会的特征。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向第二代过渡的体制》，摘要如下：    中共十大建立了可以说是极为不寻常的最高领导体制。这次新体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为第一代亡故后的将来作准备的“向第二代过渡的体制”。    王洪文先生被安排在党内第三号人物的位置上，就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但是，这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属于极其罕见的人事。似乎可以说，在这上头铭刻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最高领导对于下一代的宿愿。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评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文章说：    大会主席团的中央是毛主席，左边是青年中央委员王洪文，右边是周恩来总理，这个布局象征着毛体制。十大是打倒林彪、新手跃进的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新旧交替具有喷出新的能量这个积极的侧面。可以说，毛体制的基础因此已经确立。但是，问题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否充分掌握经济现代化所需的行政的和技术的手腕；使一些老干部复职就是出于当前要弥补年轻一代的经验不足的需要。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它驻北京记者釜井写的评我十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报道说：“中央委员会中富有不寻常色彩的人物是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贵。他始终一贯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变荒山为良田’。因此，他进入政治局，可以说是象征了文化革命以后中国的政治姿态。”    该报同一天还刊登了题为《支撑中国的新金字塔》的文章说：    “吴桂贤女士作为候补委员进入政治局。她确实不是一位平凡普通的女工。可以期望她为政治局吹进新风。”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八月三十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平野二十九日发回的一条电讯，题目是《国内仍然有困难——苏联预料中苏紧张将进一步激化》，摘要如下：    目前，苏联一面呼吁中国在和平共处原则下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将采取在亚洲外交方面同中国对抗，在国际上孤立毛、周政权的政策。    最近，苏联的论调是直接援引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指名攻击。一般的看法是，不管哪一派获胜都不会改变反苏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担心的是，这条反苏路线与发展核联系着，亚历山德罗夫在二十六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重新出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主张”，暗中警告了中苏战争的危险，这关系到今后的苏联对华军事战略，值得注意。    另一方面，据认为，苏联在外交上正在展开以十月田中访苏为轴心的亚洲外交，是为了进一步强有力地推进孤立中国的政策。    这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及其他地区，中苏对抗都将进一步激化。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九月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香港）各界同胞欢呼“十大”胜利闭幕》，摘要如下：    香港各界同胞怀着兴奋的心情，欢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选出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同胞们表示，这个喜讯是人们盼望和关心的，令人高兴极了！    连日来，各界同胞高兴地阅读和收听有关“十大”的新闻公报、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等文件，互相传讯，高兴交谈。许多同胞连晚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电台广播，立即记录或录音。    有的职员表示，“十大”的胜利闭幕，是祖国政治形势大好的标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老中青三结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使人感到高兴。    一些大专院校讲师、学生及文艺工作者等表示，阅读了十大文件，特别是阅读了政治报告后，过去心里存在的一些疑问都获得了解答，现在晓得“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看了“十大”政治报告，对九大的团结胜利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九大”路线的胜利这一点，有了更深的体会。    他们说，从已揭发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看来，这个大坏蛋确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象林彪这类坏蛋，永远得不到人民支持，永远孤立，垮台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搞的反革命阴谋，完全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们表示，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一位年老的工商界人士说，他居住香港五十年，对比中外古今，使他感到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能够过着安定的生活；有了共产党，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得到平等的地位。他表示，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说的“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经历过苦难的旧中国，深有体会。    一位曾经到过台湾的同胞说，他接触到很多台湾同胞，台胞们热爱祖国，向往祖国，他们在交谈中都希望台湾早日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早日得到统一。

【时事社东京九月一日电】述评。题：表明中国走向明天的姿态——也有发生新的路线斗争的余地    香港三十一日电：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表明了处理完林彪事件后的中国的外交和内政的基本路线。但是，其重点是谴责苏联和提醒注意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报告清楚地表明目前不能期望中苏关系好转。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周恩来总理承认有台湾人士所透露过的“五七一政变计划”，同时指出林彪的阴谋和苏联修正主义在为少数人谋利益这一点上完全是一致的。    林彪事件的真相，在不少方面仍然还是个谜。但是，也可以认为，政治报告暗示出两者（林彪和苏联）之间有联系。似乎也可以说，这反证了执行以改善美中关系和反击苏联为主谋求接近西方的政策的毛一周路线已经确立。    对回到联合国和恢复日中邦交等中国执行的一连串的“解冻外交”路线的成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综观这些情况，可以肯定，中国当前将继续推行现在的友好外交路线。    在内政方面，呼吁继续进行“批林整风”运动，指出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正象政治报告最后所指出的那样，预料九年来没有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最近即将召开。    这个大会和十大的召开将意味着因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而遭到破坏的国家机构和党的组织的重建基本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林彪事件并清楚地表明了中国迈步走向明天的姿态。

苏【本刊讯】苏中央广播电台九月二日晚对我“十大”攻击说：刚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暴露了毛领导所采取的同和平与缓和紧张局势的利益格格不入的立场。这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公报竭力鼓吹所谓“天下大乱”。    与此同时，依然传出关于反对超级大国的空洞而又虚张声势的词句。    捷【本刊讯】捷《红色权利报》八月三十一日以《与革命运动明显的分裂》为题，发表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确认了现今中共领导迄今在世界革命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上所推行的分裂政策和破坏政策，目前在北京公布的“十大”公报继续以这种精神确定了毛分子的政治路线。    公报包括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共产党的一系列诽谤性的攻击，并明确要求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里还出现了对当今世界背离阶级观点的“两个超级大国”的理论。    保【本刊讯】保《人民青年报》九月一日刊登斯坦切夫的反华文章，标题是《又一次“代表大会”》，摘要如下：    中共“十大”号召中国人时刻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甚至不谈帝国主义的这类“进攻”。总的路线是明确的。继续其经过精心计划和实际贯彻的同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同苏联的政策和实践相对抗的政策。    匈【本刊讯】匈《人民自由报》九月二日在《国际一周》栏内攻击我党“十大”政治报告说：    报告的一个最令人注意的特点是，在所谓的林彪事件中，承认中共内部斗争，或者说中共内部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林彪事件的全部猜测已构成了极端反苏的指责和疯狂的诬蔑的一部分，在这篇报告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看不出中国领导的以反苏为决定性特征的对外政策方针会有任何变化。    东德【德通社柏林九月二日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今天刊登了题为《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评论。    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开地、更为严重地继续采取反社会主义的政策。例如，这表现在这种荒谬的说法：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    波【本刊讯】华沙电视台九月一日就我党举行“十大”发表评论说：代表大会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第一次公开点名的毛泽东的原继承人林彪的谴责上，把元帅称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和叛徒，死后把他开除出党。    十大的对外政策主张保持国际局势的紧张、对峙和加强军备。攻击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它主张继续同西方强国接近，在工人运动和第三世界中继续进行分裂活动。    蒙【本刊讯】蒙古电台八月三十一日攻击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说：“蒙古共产党人和劳动者厌恶和反对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在所谓‘十大’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和诽谤。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的这种攻击，充分暴露其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的敌人的面目。”

【南通社卢布尔雅那八月三十一日电】卢布尔雅那的《劳动报》今天写道，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一次象一九六九年四月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那样的大会：正常化和稳定的代表大会。    《劳动报》分析了从筹备第九次代表大会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之死这段时期的中国国内形势，该报认为，最近的十大就国内政治情况而言意味着：毛的路线取得了胜利，结束了最高领导集团中的严重危机，这场危机是由林挑起的。    《劳动报》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十大意味着，中国的全球政策以及中国今后将在各方面承担广泛的义务，并未在最高领导集团中遇到有组织的反对”。    《劳动报》认为，“十大是超越中国范围的一个事件：国内稳定（尤其是在一个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内的稳定）首先是人们认真地考虑采取政治和外交行动的一个重大条件，因为人们认识到以下事实：他们依靠的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继续，然而，这条路线是从长期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中产生出来的”。

【本刊讯】澳大利亚《太阳一先驱报》九月二日发表一篇文章说：    周恩来总理对俄国发动了激烈的抨击，强调中国认为克里姆林宫是比美国更大的威胁。他还警告俄国不得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    观察家们说，他的反俄言论长而激烈，这使人不容怀疑中国把它从前的盟国认为是主要敌人。周先生赞许地提到北京同美国的关系“有所改进”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不过，他也提出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基础上正常化。

【本刊讯】（法新社巴黎八月三十一日电）题：核试验，加莱在帕佩特的记者招持会    武装部长加莱星期四下午在帕佩特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说，他的“使命没有任何新闻色彩，而主要是高度科学方面的使命”。    然而在被问及核试验活动时，部长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消息。”接着他笑着补充说：“但是我不明白你们想说的是法国在太平洋的那种活动。”    加莱接着谈到了流行着的关于试验的“大量的和无根据的消息”，关于国际舆论对放射性尘埃的重视，他补充道：“法国知道它所做的事……它采取了一些很重大的预防措施，我们明白我们没有做蠢事。”    在问及关于地下核爆炸的计划时，加莱说，这正是他来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原因。他说：“我刚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虑，地下试验将可能有朝一日代替大气层试验。”    接着武装部长解释说，关于环状珊瑚岛和法属波利尼西亚诸岛的地质结构的研究，弄清太平洋各岛形成的历史概貌，将是长期的。    他接着还说，土阿莫土群岛有些环状珊瑚岛对地下试验计划来说，可能具有使人感兴趣的特点。    这位部长还说，将不在克尔盖伦群岛（在马达加斯加南面）设置法国核试验中心，这个中心仍要设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他说：“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设法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解决问题。”    最后，武装部长说明对百万吨级导弹的研究不再是必要的，研究应走向微型化。    关于法国核试验引起国际骚动的问题，部长就此指出，“法国政府将不承担停止大气层试验的义务”。

【本刊讯】《大西洋新闻》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三十日出版的第五五六期上刊登上篇文章，题为《苏联与法——英核力量》，全文如下：    有资格的观察家承认，苏联把法国的原子潜力越来越看成是碍事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在最近同法外长若贝尔会谈中，申明苏联不反对法国的原子政策，但他的措词被那些与会的人称为是极其暖昧的。勃列日涅夫甚至不愿意走得象报纸的报道使人相信的那样远，这些报道说，苏联接受法国的打击力量。国民议会议长埃德加·富尔在从苏联回来后立即同记者进行的谈话中，几乎是嘲笑法国原子潜力的军事价值，这也不大可能是偶然的。无疑，他是从同苏联负责人的谈话中得出了某些政治教训。只把这个讲话看作是便利于富尔以后可以同左派合作的内政手腕，那就错了。实际上富尔长期以来就在鼓吹大部分中欧地区多多少少明显地中立化的主张。一九五五年，他作为法国的总理，就已经在日内瓦主张德国中立化了。    另外，苏联目前希望英国能以某种形式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便把英国的原子潜力明确地纳入美—苏体制中，这是意味深长的。通过这种手段，苏联同时还想把英国的手束缚起来，以便使它不能在原子方面为了欧洲的共同防务而同法国合作。    另外，法国有资格人士还认为，莫斯科正对波恩施加很大的压力，以便唆使它采取反对建立欧洲防务体系的任何尝试的立场。

【本刊讯】喀麦隆电台九月一日广播了阿希乔总统就不结盟国家会议向《青年非洲》周刊发表的谈话，摘要如下：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深信，不结盟国家集团过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的世界上，它对国际关系的方针仍然要起重大的作用。    过去在以两个对立集团之间的冷战为特点的情况下，不结盟国家拒绝加入这两个集团，因而他们的维护独立的意志使人们：    得以维护了和平希望，并表明国际问题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肯定国际和平和安全远不能通过力量平衡来保证，而只能通过和平共处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来保证；    得以更加诚意地讨论当代主要问题：尊重人和人民的权利、消除不发达状态的斗争。    国际社会最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逐步让位于这些集团之间的缓和，国际社会的多极化以及让位于对国际关系方针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国之间的越来越具体的合作。在欧洲或亚洲，有些重大的问题已得到完全或部分解决，人们不能不为此感到高兴。但是，在中东和非洲还有一些同样重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看来在这种新情况下，必须防止的新的危险可能成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威胁，并阻碍它们走向进步。    这些危险不再仅仅是潜在的，已可这样来描绘：    越来越厉害的控制的后果，    一些损害权利、正义和进步的局面的具体化，    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极不关心，    这些危险表明了将从一九七三年九月起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所具有的重大的意义。    由于发生了变化和有些问题仍是悬而未决，这次最高级会议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最高级会议都重要。    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确定我们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加强我们参与国际民主化生活的能力，有助于使国际关系适应第三世界的发展和整个和平的要求。    正如我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的一样，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不结盟应仍然是协商和呼吁运动，应是对当代所要求的某种觉悟，应是促进各国间的以对话、正义和人类博爱为基础的新型关系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我相信，所有将到阿尔及尔的国家将尽一切努力使第四次不结盟国家会议获得无愧于世界所期待的和无愧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信任和接待的圆满成功。

【本刊讯】科威特《每日新闻》九月二日就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发表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看来苏联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活动，为的是影响即将召开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使这次会议不批评美苏同盟。苏联看来正在集中批评中国。    俄国和中国之间的仇恨很早就存在了，它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那时俄国人夺走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由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失一切机会攻击和指责中国，破坏她的进步，中苏间的这种仇恨看来延续下来了。    莫斯科并不认为华盛顿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首都，而认为它是一个友好的首都，同时，莫斯科却把中国看作敌人。    俄国和美国以多种方式在许多领域里互相勾结。例如，在一九六七年危急时刻，俄国没有给阿拉伯国家迅速而充分的援助，而是按照美国的愿望帮助以色列夺走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    苏联还放弃了柏林，为欧安会开路。    俄国人让他们的犹太公民移居以色列，其中有许多是有熟练技术、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才干的人，从而在人力上和技术方面大大加强了以色列。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超级大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福利和正义事业并不那么感兴趣，他们对于巩固自己的阵地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倒是更加热衷的，所以，我们不能靠他们的援助来解决中东问题。

【本刊讯】《印度斯坦时报》八月二十九日发表一篇题为《一次考核成绩的机会》的文章，摘要如下：    以前三次最高级会议发表的声明可以明确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只限于发表分析当时世界局势、吁请国家集团为了和平而使彼此的观点协调起来的一般性声明。另一部分声明（特别是自一九六四年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议以来）则是关于对具体的国际争端表示意见的，表示这些意见所用的言辞不一定表现出多大程度的负责和温和精神，据认为，这种声明正是这些国家主要的强音。    正是第二部分的活动损害了不结盟国家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更糟的是，这些活动还导致了不结盟国家内部小集团的发展；这些集团成了提出某一套问题谋求达成一致或压制缺少集团的充分支持的问题的压力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结盟国家内部的小集团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使这个或那个大国有可能从旁操纵。因此，难怪无论是在最高级或是在较低级的会议上，不结盟国家在诸如西亚冲突、印支战争、种族隔离、非殖民化或裁军等问题上年复一年地通过各种决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决议对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一些决议的内容显然是偏向一方的。奇怪的是，其他某些问题，例如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问题，甚至从未列为讨论题，虽然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保障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的问题。    在新成员加入的同时，不结盟国家中的一些老成员就公开对不结盟国家根据“一致同意的”原则，在接纳新成员或在通过以对复杂的形势抱着明目张胆地偏袒一方的看法为标志的、措词尖锐的决议方面采取的立场，所表现出来的无节制和缺乏公平处理的情况表示惊愕。    “一致同意”原则的两个影响已经明白可见了。第一，有些较老的成员国将来很可能退出不结盟国家集团以示抗议。第二，不结盟国家集团无法使该集团中的一大批成员真正执行最高级会议和其他会议上作出的决议。一些成员国政府的国内政治和他们在联合国投票的记录证明他们对不结盟国家集团的决议不守信义的这种情况。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一些国家（不仅仅是受到小集团活动的不利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已开始在认真考虑采取步骤来恢复不结盟国家的活动的本来目的；这些目的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正当的新目的，即不结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因此，阿尔及尔最高级会议可以成为摆脱目前的向衰落和最后消失飘流的趋势的一个转折点。但是，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原则，或甚至作为目的有限的集团行动基础，不结盟还是有效的。大国之间——明确地说是美中之间和美苏之间——的缓和而形成的世界潮流给不结盟集团一个良机，使它能在维护中小国家的独立的首要任务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事实是：甚至一些大国的盟国今天也日益感觉到大国正在巧妙地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印度同其他主要成员国一道，在制定使不结盟集团的活动具有意义和效果的步骤方面，在使它着眼于可以实现的目标方面，肯定能发挥重要作用。

【本刊讯】英国《犹太观察家和中东评论》周刊八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政治；莫斯科和开罗在缓和问题上有分歧；勃列日涅夫面临着克里姆林宫的批评》，摘要如下：    苏联和埃及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了。苏联向埃及展开宣传广播，阿拉伯世界则回敬以激烈的批评。他们所涉及的，大多是阿拉伯人对莫斯科同美国的缓和以及这种缓和对俄国在中东冲突中的作用可能带来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增多的抱怨。    苏联的电台一天几次播发报刊的文章和评论，认为缓和对阿拉伯人不仅无害，而且是有益的。作为一项证据，他们声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减弱。    尽管如此，这些意见却被充耳不闻，埃及政府正在就东西方缓和所产生的影响向全国进行对话。萨达特总统和他的政权现在公开声明，阿拉伯国家不能依靠苏联来取得对以色列的胜利。    因此，现在苏联在解释时便带着怨恨。在十九日，一位莫斯科的广播员抨击了对缓和的后果提出批评的一些埃及议员。    这位广播员说，这些议员当中的一些人曾要求“鉴于苏美和解而对苏埃友好加以限制”。    虽然没有指名，这些批评实在是针对着萨达特总统本人的。莫斯科电台八月九日几乎接近这样点名了。那天，莫斯科电台猛烈抨击了萨达特的亲密同事、《今日消息》周刊主编库杜斯，把他列入了那些“并不真心关心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人的行列。    在替东西方缓和辩解的同时，苏联人也加紧了对中国的攻击，企图诋毁北京的中东政策。    他们攻击的规模表明了他们是多么地担心中国影响的扩展。    尽管如此，莫斯科和开罗双方都把它们的分歧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这反映了俄国对它在中东姿态的信心和力量。    另外一条理由是，无论俄国人怎么不信任安瓦尔·萨达特，他们对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更加不喜欢。    但俄国这些愤怒言辞的爆发也可能指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根据一些报道，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正遭到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激烈批评。因此，埃及人也许是指望一些赞成冷战的、将在每一条战线上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好斗的人来替代他。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中东的一次“痛苦的重新估价”》，摘要如下：    莫斯科正在侮辱阿拉伯国家，实际上指责它们在以色列面前懦弱以及在处理苏联援助项目方面无能。克里姆林宫显然已经决定要给它的阿拉伯盟国来一个休克疗程，但这是冒风险的把戏，因为阿拉伯国家完全可照样回敬。    双方互相侮辱是从开罗抱怨苏联在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期间背叛阿拉伯事业而开始的。莫斯科的回答类似一九六七年的失败后苏联所宣扬的那样，即埃及在战争中失败了是因为它的愚昧的农民不知道怎样使用苏联的现代化武器。    负责苏联对埃及的经济援助的莫斯科官员伊利奥多尔·库列夫也在莫斯科电台对阿拉伯听众发表了几句精心琢磨过的“友好谈话”。他刚刚参加过由苏联援助的从沙漠中开垦土地的一项工程的第一阶段的开工典礼，并显然曾不得不听取埃及人的更多的抱怨。从他的谈话来看，与阿斯旺大坝工程相联系的整个灌溉系统可能有崩塌的危险。    库列夫说，苏联的设施是由一些没有“足够的专门技术和知识”的人来操作的。这些设施“并不是在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操作”。他强调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来防止渠道堤坝的崩塌和设施的损耗，那么“灾难性的后果”将会随之而来。他对他的阿拉伯听众们讲，苏联提供的机器必须保持得“完好无损”，是由那些愚昧的、不知道怎么使用冲锋枪的农民来保持吗？愤怒和暗含着的侮辱，就是莫斯科和开罗正在对它们的联盟，或者是对去年埃及驱逐苏联军人以后这一联盟还剩下的东西进行痛苦的重新估价的迹象。    莫斯科感到，最不舒服的一点，是埃及抱怨苏联同美国策划瓜分中东的阴谋。开罗的宣传正在逐渐地使埃及人及许多其他阿拉伯人相信，莫斯科在中东是为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帮助他们反对以色列。    他企图摆脱同苏联的联盟的同时，还努力拔掉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中的锋芒。他一直谴责说，“国内有某些集团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企图通过让苏联卷入埃及内政的办法来发起“某种运动”。当然，这是说苏联参与阴谋的另一种说法。

【安莎社莫斯科八月二十八日电】苏联官方报刊在刚一个多月的时候第二次攻击开罗《今日消息》，因为据说后者“歪曲了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企图煽起“对苏联的猜疑”。    一月前，塔斯社指责这家报纸“诽谤”苏联，因为它报道莫斯科准备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

【本刊讯】巴基斯坦卡拉奇晚报《明星报》九月一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由于中国才得以解决》，副题为《北京在遏制苏联影响方面还将起更重要的作用》，消息如下：    据这里的报界人士说，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有可能为遏制苏联在南亚地区、特别是在次大陆的影响而采取了强有力的反措施。    它说，巴基斯坦和印度签署新德里协定的功劳有很大一部分应当归于北京。中国在缓和次大陆紧张局势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任何其它超级大国都更积极和更富有建设性。    美国和苏联只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表示一下他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恢复正常的愿望而已。与此相反，中国却为改善这种局面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首先，它的立场很鲜明：除非联合国大会决议贯彻执行，孟加拉国就不可能进入联合国。    据说，如果中国没有在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行使否决权，那么新德里和达卡的态度肯定会强硬起来，从而破坏了平等地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机会。    据说，中国在行使其否决权之后立即向所有有关国家表明，特别是向印度表明，次大陆国家只有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别无其它抉择。    据它说，印度和孟加拉国作出联合努力是由于新德里和达卡已经意识到北京不会改变它所坚持的必须贯彻执行联大决议的立场。    同样，北京又在新德里会谈的前夕表明，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达成了平等的解决办法，它将考虑同印度互派大使。    这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不久将采取步骤恢复它同印度的正式外交关系，同时还将在巴基斯坦对承认孟加拉国问题作出决定之后也承认孟加拉国。    据它说，中国将在消除次大陆紧张局势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最终将使苏联在南亚的影响受到遏制。

【本刊讯】日本半月刊杂志《财界》八月十五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财界迎接实力人物刘希文的表情，进入第二阶段的日中贸易》，摘要如下：    日中贸易业界盼望多年的中国政府对外贸易部的大人物刘希文部长助理的九月中旬访日终于最后决定了。等候刘先生访日的日中贸易业界早已十分注意如何确定一行在日逗留期间的日程表。    经济界到处都出现了热烈的欢迎气氛。这种气氛甚至淹没了寡言的外相大平正芳的这段审慎的发言：“过去一直承蒙刘希文先生的多方关照。如果用得着我，我也可以帮忙。”如果把这种欢迎气氛一并加以考虑，那么，不难想象将出现一个“刘希文旋风”，它将不亚于今春访日时在整个日本掀起中国热的“廖承志旋风”的。    “这次访日的时候，不希望有那么多宴会，而希望尽量广泛地参观日本的各个地方，会见各方面的人士。”关于刘希文先生的这一希望能实现到多大程度，在钢铁、造船、石油等产业界有人说：“这是难得的机会。”正摩拳擦掌地准备施展多方面的战术。    其中之一，在钢铁业界，应中国方面的要求，新日本制铁公司和川崎制铁公司已分别向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提出了扁钢热轧机（年产三百万吨）和扁钢冷轧机（年产一百万吨）、硅素钢板设备、电镀锌、电镀锡设备和连续铸造设备等一整套钢铁机器成套设备的估算单，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一商业谈判作为我国向中国出口最大的机器设备的商业谈判而引起了各业界的注目，因此，新日铁和川铁两家公司无论如何也要使出售成功。在日中贸易业界人士中早就有流传着可能由两家公司协调出口的揣测。但是，一年多的谈判快接近尾声了，因此，新日铁公司总经理平井富三郎和川铁公司总经理藤本一郎围绕着刘希文互相表演的“绝技”似乎将成为业界注目的中心。承包集装箱起重机钢铁业界面临着世纪性的出售争夺战，而三菱重工业公司和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等造船业界的目的则是想参加中国政府正在迅速实施的、得到周恩来总理赞许的修建港湾三年计划。作为中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港湾设施，可以举出旅大、天津新港、秦皇岛、上海和广州的黄浦等五个港口。但是，各个港口的码头和装卸设施都很陈旧，显然，关于大型船只靠岸和装卸工作近代化的问题，中国方面是需要日本产业界给予技术合作的。引人注目的中国原油的进口和钢铁、造船业界一样，在有关石油业界也正在研究关于接近刘先生的作法和各公司的宣传方法的各种策略。    尤其是最近就进口中国产原油已采取统一步调，并向中国方面提议建立进口原油公司而以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公司为窗口的三菱、三井两集团，围绕着据传中国早已在渤海湾取得了成功的试采海底油田问题，将表演出收集情报的对战，这是确实的。只根据迄今所弄清的情况，据说渤海湾的海底油田“似乎比北海的油田的埋藏量大”，如果正式开采，不难想象，中国产原油的对日供应量将飞跃地增加。与此相对应，可以认为，有关石油的器材的出口量也必将大幅度增长。

【法新社圣地亚哥九月二日电】劳尔·蒙特罗海军上将证实，他已辞去了智利海军总司令之职。    在由国防部长莱特列尔主持的一次海军委员会会议结束后，蒙特罗对新闻记者说：“我把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交由共和国总统安排。”    海军委员会由国家海军的将军们组成。    蒙特罗在答复记者的另一个询问时说：“共和国总统完全有权任命接替我的人。”    【法新社巴黎九月二日电】智利外交部长科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智利武装力量将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试验到底，条件是这种试验要维护民主准则。    这位智利部长在去阿尔及尔代表他的国家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途中在巴黎进行了短暂的逗留。他承认智利的社会和政治斗争越来越尖锐。然而他强调指出，阿连德总统的人民联合政府已设法达成一项最低限度的协议，以便获得稳定和相对的正常化。    部长说，这种稳定包括三个方面：肯定政府中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从政治上孤立极右派（他们的明显目的是结束阿连德政权）和同前总统候选人托米奇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达成起码的协议。    关于经济形势，阿尔梅达强调说，近几个月紧张起来的政局把政府对付通货膨胀的计划推迟了。他说，现在建立了一种分配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得到价格相对稳定的起码的消费品。    【法新社圣地亚哥九月二日电】今天据这里消息报道，智利国内商业航线的飞行员决定从明天起实行七十二小时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智利商业飞行员协会决定的    。    【拉美社圣地亚哥九月一日电】在人民的反对声中，医生协会今天继续坚持本周初决定的罢工，这是以各种借口被延续下来的。    【法新社圣地亚哥九月二日电】卡车主领导人今天明确表示，只要政府不由议会通过一项法令来保障所达成协议的执行，工会就不复工。    这次被政府当局视为非法的卡车主罢工到今天已进行了三十八天了。

【法新社香港九月三日电】（记者：于唐）美国将把驻在台湾的部队撤走三分之一的消息在北京受到欢迎，台北则对之采取了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沉默态度。    北京的反应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因为美国的这种撤军行动表明华盛顿对于在上海公报中许下的诺言是守信的。    但是这种满意心情的表露是谨慎的，免得影响美国对蒋介石的关系方面的本来已经很微妙的局面。    台北的保持谨慎则出于完全不一样的原因。对于美国一日在檀香山宣布的这个决定，台北采取忍受态度，而且显然很希望避免造成什么吵闹以致可能使华盛顿甚至比预定的时间更快地同它断绝关系。    观察家们对美国的这一宣布并不怎么感到意外，认为这是中美和缓道路上的又一步。    他们说，再过一年，或者至多两年，局面就会倒转过来——美国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    据认为，中国的统一    ——与北京称作台湾省而现在尚在美国保护伞之下的台湾的统一——是要由“中国人同中国人之间”去解决的问题。    【美联社台北九月一日电】国民党中国国防部星期六（九月一日）宣布，美国空军已从台湾中部撤走了一支五千二百人的分遣队的一部分——这支分遣队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执行空运补给任务，主要是运往印度支那。    在整个分遣队——第三百七十四战术空运联队及其有关部队——撤走之后，在台湾仍将有大约三千八百名美国军人。这将比这支空运部队一九六五年驻进清泉岗空军基地时驻在这个岛屿的美军人数少大约一千六百人。    这项中文通告文字简短而含糊，美国军方一位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意见。    美国官员们一再强调说，削减驻在这一巨大空军基地上的力量，并不等于削减美国履行其根据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项共同防务条约承担的保卫台湾的义务的能力。    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保证“随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减少驻台湾的美军以来，一直有着关于削减这个基地上的驻军的谈论。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六月十四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中国货来到意大利》，摘要如下：    蒙特爱迪生公司同人民中国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在四年内从意大利进口五百亿里拉的化工产品和塑料。与此同时，博纳帕特商业公司将从中国进口医药工业的基础原料，这些原料将由蒙特爱迪生集团的两个公司（卡洛·埃巴公司和意大利药品公司）使用，另外还将进口一系列货物，这些货物将在斯坦达公司分布在全国的二百三十六个销售点出售。    斯坦达公司董事会代表拉斐尔·斯特拉夸达尼奥解释说：“几周后，我们的大商店里将摆满中国货。第一批毛巾和台布已抵海关。九月份我们将出售中国丝绸衬衫，每件只有六七千里拉。”    刚从中国回来的斯特拉夸达尼奥还说：“在中国，我们首先购进了丝织品和棉织品以及轻工业品，比如玩具、瓷器、热水瓶、闹钟、针织品、运动裤和电池。在两三年内，我们从中国的进口额——现在已达一年二十亿里拉——将达到一百亿里拉。在一九七四年底，我们将组织一次中国周，在这一活动中，我们将展出水平极高的艺术品和古物。”

【时事社东京九月三日电】题：对日中贸易有乐观的估计    北京电：一日到达北京的访华经济代表团自三日开始就日中经济问题进行具体磋商。这一天上午，在北京饭店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负责人刘希文等对日工作的有关人士进行了自由讨论，下午去人民大会堂拜访了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中国的态度是极其友好的，白相国在上午的自由讨论中就日本方面提出的几个建议发表了一般性的讲话，同时就日中贸易的将来表明了乐观的估计。    在上午的自由讨论中    ，    植村会长致词说：“我国经济界强烈地希望日中友好和扩大经济贸易。在这次访华中，我们想了解一下在邦交正常化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发展这种关系。”    在下午同白相国举行的大约二小时的会谈中，白先生继上午的讨论又就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发表了看法。    据代表团人士说，其内容与以往的方针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认为：“日本方面如果遵守中国的贸易原则，日中贸易就会进一步扩大。”（小松制作所总经理河合良一语）    关于日中贸易的前景，白部长作出了这样乐观的估计：“下半年将有大幅度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