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驻贝鲁特特派记者芝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冲突接踵而来的中东，离间和平，加速美苏争霸》，摘要如下：    在由于科威特和伊拉克的武装冲突而引人注目的波斯湾，这次又有消息说南也门的空军飞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由于利比亚空军飞机偷袭美军飞机——这被认为是同阿拉伯游击队的神出鬼没的恐怖行动和以色列击落利比亚客机有关——等发生剧烈动荡的中东形势，由于阿拉伯世界保守和革新两种势力间的抗争的激化而日益加深了混乱。    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围绕着边界争端，迄今小麻烦连续不断发生，据认为，这不大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战争。尽管如此，这次事件在“中东的情报中心”——贝鲁特    ——引起了重大的关注。因据认为，以石油宝库    ——这个地区——为舞台，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这种事态今后将进一步加剧。    首先，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争端的背后，存在着伊拉克同伊朗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伊拉克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伊朗和科威特则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伊拉克和伊朗之间也存在着发生边界争端的火种，伊拉克又抗议伊朗占领波斯湾的三个岛屿，七一年底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上，武装冲突现在还不断发生。科威特是一个只有八十三万人口的小国，但由于在君主制下采取亲美政策的共同点，它对伊朗感到亲近，伊拉克“出兵科威特”，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科威特同伊朗接近，另一方面似乎也有牵制伊朗，给科威特施加压力，以使它服从巴格达的意愿。    此间的外交观察家认为，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界紧张是在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德黑兰之后不久发生的。武装冲突发生后，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又飞往莫斯科。根据这些情况，伊拉克很有可能是在事前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默许后才下手的。苏联去年同伊拉克缔结了友好和合作条约，另一方面又同伊朗签订了扩大经济和技术合作的条约，以巧妙的方法取得了向波斯湾扩张的显著成果。    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布扎比等“房屋栉比”的波斯湾一带是一个巨大的产油区。对于在这个地区投下了巨额资本的美国来说，苏联的急速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肯定将展开反击。    对于和波斯湾的石油供应有生死攸关的关系的我国来说，这个地区今后的动向不可能是不相干的。    另一方面，关于二十二日发生的南也门用苏制米格战斗机进攻沙特阿拉伯的事件，南也门当局虽然矢口否认，但是两国关系的紧张今后也是令人担心的。    波斯湾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这种争端暴露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给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中东和平活动泼了冷水，加深了摸索“体面的和平”的埃及的苦恼。在贝鲁特，也有人认为，如果说南也门进攻沙特阿拉伯是事实的话，那么，也存在着苏联在操纵的迹象。美国的《时代周刊》在前些时候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红海的岛屿派遣了“秘密部队”，这只会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强烈的冲击。如果南也门的苏制米格飞机进攻了采取亲美路线的沙特阿拉伯的话，那么，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之后采取的行动，是苏联向支持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美国显示“克里姆林宫在红海的影响”、并向美国发出警告的牵制行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三十一日电】参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说，尼克松总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继续轰炸柬埔寨；他将支持取消这种轰炸的经费的努力。    曼斯菲尔德在每周同记者见面时说，Ｂ—５２不断轰炸柬埔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撑朗诺政府。他说，结束柬埔寨交战两派之间的敌对行动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西哈努克亲王重新上台，并让他组织一个中立主义政府。    曼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让轰炸继续下去。不管过去有什么借口让它继续下去以保护我们在越南的军队，这种借口在过去几天中已经不存在了。”    曼斯菲尔德说，他怀疑政府是否会更深地卷入柬埔寨。他说，他觉得政府“正陷入模棱两可的局面，目前还没有什么肯定的政策”。    他指出，国会已作出决定，不得再在柬埔寨使用美国的地面部队。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三十一日电】国会本周可能采取新步骤来约束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同时有人说，美国继续轰炸柬埔寨是不合乎宪法的。    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昨天宣布，他本周将提出法案，阻止在不用国会具体授权情况下为轰炸柬埔寨提供经费。他说，随着最后一名美国士兵离开越南，“总统声称根据宪法有权继续轰炸的不论什么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    若干参议员和众议员（多数是长期以来批评越南战争的人）都批评了对柬埔寨的轰炸。    曼斯菲尔德说，目前的局面类似美国大规模干涉之前南越存在的局面，当时，吴庭艳总统的政府正每况愈下，实权操在他的弟弟吴庭儒手里。曼斯菲尔德说，柬埔寨的实权看来是操在朗诺的弟弟朗农的手里。

【法新社巴格达四月一日电】伊拉克通讯社今天报道，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将于星期二抵这里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一些人士把这位海军上将的即将来访同当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争端联系起来。    今天在贝鲁特，《今天报》报道说，这场争端的基础是伊拉克要求科威特割让一块沿海领土，以便在乌姆卡斯尔建造一个深水港，让苏联军舰用作在波斯湾的基地。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三月十一日一期刊登约瑟夫·艾尔索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一）》《干还是不干》，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    这是艾尔索普中国    之行以及他从这次访问中所得出的结论的两    篇文章中的一篇。）    目前美国自由派知识界流行的看法显然完全排除了苏联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核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强烈认为苏联十分可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这必然是一场核进攻，因为中国也有核武器。这种感觉到的危险是目前中国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一事实是理解其它各种大大小小事情的根本关键。    如果我们从非常小的事情谈起，那么，正是由于中国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甚至向我开放了中国的大门，让我去进行一次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旅行，并且让我参观了多年来任何外国记者都没有参观过的一些地方。当美国人开始第一次争先恐后地申请中国签证时，我并没有想去申请。我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方面——特别是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两次动乱——写过大量的、批评得特别厉害的文章。但是，在一九七二年秋天，我从一位美籍华人朋友那里得到一个信息。他刚从北京回来。他说，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申请签证，因为持有“各种意见”的记者现在在新中国都受欢迎。    在出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关于苏联在靠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加强军事力量的著作后的几年中，在美国记者以及事实上在欧洲记者中间，几乎只有我一人一直在经常写有关苏联在靠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大规模地、无止境地、并且耗费巨大地加强军事力量的文章。基于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一些具体理由，因此我申请了签证，我比较迅速地得到了签证。    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就开始在他们同中国接壤的边界上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一九六九年，他们为什么加强军事力量的背后的想法被明显地透露了。苏联人非正式地、悄悄地、明白地——但是当然也采用随后可以愤怒地加以否认的办法——寻求美国默默支持向中国发动的一场预防性进攻，这场进攻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核武器还没有发展得太强大之前就摧毁它的核武器计划。在第一阶段，苏联在几个国家首都——东京和堪培拉是两个被选中的首都——进行了武官对武官一级的接触。这些接触采取通常在表面上很随便的形式：“这难道不是一种好主意吗？”但是由于进行同样的接触和反复地进行接触，因此清楚地表明，进行这些接触是要让华盛顿认真加以考虑的。然后在较高一级进行试探。从来没有透露过其他这些试探的性质，但是人们可以肯定，事实上苏联人是进行了这些试探。其简单的原因是，这样他们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可以作出在武官一级上不可能考虑的那种总统的答复。从绝对可靠方面获悉，尼克松总统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下令作出尖锐的、怒气冲冲的否定答复。    必须补充说明，如果这些事实今天看起来令人吃惊，那么这只是因为人们有些忘掉了过去不愉快的时刻。在所谈到的这个时间很久以前，肯尼迪总统对中国核计划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下令探索同苏联进行某种合作来摧毁这个计划的办法。这是克里姆林宫清楚了解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了解，因此很自然地认为，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可能从尼克松总统那里得到默默支持。应当追述一下，也在一九六九年，争议很大的边界事件提供了直接的背景，边界事件两次导致了中苏边界上的实际战斗。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对一批华盛顿的报纸和电视记者发表了一次介绍“秘密背景、仅供参考”的谈话，他警告说，苏联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远远不是不可想象的。赫尔姆斯发表那次谈话决不是偶然的。后来发表说，这是美国政府的看法，过后还发表说，赫尔姆斯是透露这种看法的人。    苏联总理柯西金九月中旬访问了河内。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是，柯西金飞回莫斯科的航线突然改变了。他到达了远至伊尔库茨克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突然转了一个弯，回头飞往北京了，他在那里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就在那个时候，苏联人后撤而停止交战了。华盛顿制定政策的人赞成一种看法，总统的立场显然对莫斯科考虑风险时产生了影响；如果在一九六九年向中国发动进攻，至少在某些方面的危险性比今天发动这样一场进攻时要大得多。（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苏联人在边界上还没有似乎足够的陆军师，来迅速遏制中国有力的地面部队反攻。这样，苏联人不得不准备进行相当长久的战争。鉴于他们自己在边界上的供应情况，即使在他们已经使中国的核能力失去作用以后，他们也还必须准备尺度相当宽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战争打得越长，冒的风险就越大，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在这次也是如此。自由使用战术核武器就会显著地增加降落在日本和朝鲜的散落物的危险，一些散落物也肯定会降落到美国。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有力地支持这种对莫斯科在一九六九年后退而不交战所作的解释。在那两年里，苏联在同中国交界的边境上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那时情况是那么紧迫，向东调运的军队和补给品非常多，因此不止一次地，并且每次有相当长的时间，阻碍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民用运输。    在一九七二年，又进行了同样大规模的向东调动，但没有阻碍民用运输。因此，到目前为止，苏联人沿边界驻有几十万军队；他们在那里的许多新建的喷气机场上停放着大量飞机；有大量的装甲、机械化的装备和各种类型的大炮；能维持进行长期战争的巨大补给库；并且有大批重型机动的“薄木板式”核导弹，这种导弹具有的射程和威力，能击中同中国核计划有关的任何目标。除了在牢牢加固的发射场上的导弹以外，我们必须等着瞧苏联今年是否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    可以肯定，基本的意图主要是进攻性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九六九年同美国的接触，加上苏联活动本身的整个性质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这样，这将带来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认为人们总是要做他们一直在准备做的事情，即使这种准备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这在逻辑上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说人们将永远不做他们一直在以这种方式准备做的事情；那甚至更不合乎逻辑。唯一合乎理性的结论是比较复杂的——苏联的所有这些准备都是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重要人物的坚持下进行的，这些重要人物一直敦促在摧毁中国核力量的做法还比较有把握的时候就下手。但是，克里姆林宫里那些不为外人了解的人物（也许是由勃列日涅夫的那个亲密朋友、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一些人？）是否将在作出抉择的最后时刻赢得这场争论的胜利，那是根本无法肯定的。人们可以想象克里姆林宫作出抉择的时刻将会相当快地到来，因为中国已经开凿出惊人的发射井，这些发射井在以后将储存能够发射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国心脏地带的其它中心的重型核导弹。但是，作出抉择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这仅仅是因为中国核力量的发展没有达到这个阶段：苏联的预防性进攻将开始具有难以忍受的危险性。只要有推迟作出抉择的有说服力的主张，各大国政府，其中包括苏联政府，总是不愿意作出这种非常抱有痛苦的抉择的。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几乎达到了作出最后抉择的阶段，但是尼克松总统的怒气冲冲的不同意见足以在使他们后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苏联将来发动预防性进攻的可能性，我听到有人私下引述美国政府里的人的话说，这种可能性是高达一半对一半，如果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将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关于这种可能性，我个人打赌不会发动进攻，其理由将申述如下。但是，如果我在这第一次打赌中输掉了，那么我将以五比一的比数打赌，苏联进攻的结果将多少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的希特勒时代的重演，但是这是世界范围的，并且当然没有希特勒。    如果苏联人最后试图向中国发动核进攻，那么，他们在政策上所冒的风险比他们以前任何时候所愿意冒的风险都大得多。他们还将使用空前的极端战术和以前在他们被公认的帝国以外从未见过的公开的残忍行动。另外，且不说中国边界的问题，苏联用于军事方面的力量是很大的，至少同苏联的资源相比是这样。以勇敢闻名的院士萨哈罗夫实际上认为，苏联每年在军事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占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我们的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情报分析家虽然不象萨哈罗夫那样极端，但是他们认为，苏联这位科学家比美国的科学“专家”正确，美国这些专家基本上希望美国进行单方面裁军，所以尽一切努力把苏联的防务开支说得少一些。如果你回顾一下，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政策的特点恰恰就是冒很大的风险，采取公开的残忍行动，在军事上花费很大的力量。如果苏联最后向中国发动一次预防性进攻，并且也取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些政策特点就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这样一种胜利对苏联在这以后的决策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设想，对中国的核进攻就是故事的终结。倒是应当预料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正象希特勒重新占领来因兰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一样。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最不愿咀嚼和消化的食物，但是必须把这些食物咀嚼并消化掉，因为我现在概括的这些事实已经使我们所处的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中国方面，北京的领导人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对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等于是部分地和非正式地同美国结成联盟的做法将会大大减少苏联最后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特别急于走一半路去迎合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尼克松和他的核心顾问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使中美的利益非常一致了。因此，对两方来说，当前的目的是“绕过墙角”——这是美国决策人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时刻的说法，在这个时刻，中国核力量的增长将需要克里姆林宫作出“干”还是“不干”的决定。对两方来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权力制度，主要是以俄国、中国和美国这三大国之间的一种新的更为稳定的三角关系为基础，这种三角关系是在苏联决定“不干”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的一种结构。最后，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政府同克里姆林宫进行交易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了事先为建立这种关系打下基础，希望“墙角”将确实会安全地绕过。    我重申，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性是，当要作出选择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将决定“不干”。请注意我说的仅仅是更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认为，为了“绕过墙角”这一具体目的而建立的中美非正式的局部联盟，已使克里姆林宫作出“不干”的决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但是在“墙角”事实上安全地绕过以前，逻辑和事实使人们不能排除我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完全排除的这种恶梦似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在全世界出现希特勒时代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四十或者只有百分之三十，甚至只有百分之二十，这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并且认为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本报道的要点是，对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听起来一点也不会使他们感到可怕，他们也不认为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周恩来总理用了一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镇定地、清楚地和透彻地（向我）分析了中国的国内问题。但是，在另外的两小时中，大部分时间是谈苏联问题。跟我谈话的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们肯定不是太容易感到惊慌的人。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想不起有哪一个伟大国家的任何领导人比中国现在的总理更有力地使人感到他知识极为渊博，态度泰然自若。我至少可以说，所有谈话都是以同样的事实作为基础而开始的，并且也揭示了同样的分析态度。象我早些时候提出的中苏问题总结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它完全在于中国人一再坚持：中国能够经受和打败苏联发动的包括大量使用核武器的一次预防性的进攻。    我还必须补充说，我的旅行的很大一部分——在远离北京的中国几个省度过的几周——使我确信，对苏联人来说，“对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定比我想象的甚至更为严重。到现在，这一点已经是自明之理：苏联对中国的担心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而且这种担心早就比中国对苏联在北部边界的威胁的担心强烈。周恩来对我说，当阿登纳总理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实际上是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实际上告诫阿登纳要警惕“黄祸”，请考虑考虑这句话！这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帝说的一句话！以前在中国的几个省（中国较远的部分）旅行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苏联这种担心的部分原因会不会是以前的一些苏联顾问向他们的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最后能力的警告。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首先承认我有某些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年中，我在中国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这几年使我长期被这个国家和它的历史所吸引。更重要的是，这几年使我深为钦佩中国人民的吃苦精神、不知疲倦的勤劳和特别高的平均智力水平。因此，我是从这样的坚定信念出发的，即中国人在得到一半机会的时候通常是可以完成伟大事业的。而且，我也没有看到过新中国的最坏的方面。我得到了特别的自由，因为我获准访问中国以前没有被访问过的重要部分。    整个说来，我在中国感到很愉快，这始终是妨碍发表好议人非的评价的一个障碍。然而，甚至在北京，在令人振奋的探查工作到来之前，我不断考虑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马克斯·海沃德一度表示的这一尖刻见解：“在苏联，什么东西都不在真正起作用，不幸的是，武装部队和警察却在起作用”。与此相反，在北京给我以深刻的印象的第一件事是：看来，中国的消费品分配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好得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呀！在莫斯科，旅行者难得吃到一顿好饭。但是，如果他设法实现这个奇迹的话，在一般情况下，他必须等上两个钟头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北京，你可以走进一家看起来最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人民饭馆”去。在那里有许多的劳动人民只要花相当于三十美分的钱就可以吃上简单的午餐或晚餐。在那里会有人及时地有礼貌地为你服务，供应一顿十分美味的饭菜。价格之廉增加了你的享受。当我付出每人九十美分的代价而举行一次真正的宴会的时候，我想起了在纽约的饭馆里每人付出二十美元的代价还吃不上那么好的饭菜，不禁大吃大喝起来。更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是：在莫斯科，只要一听到一点关于可以买到稀有的商品的风声便自然而然地有人排起大队来。在北京则看不到有这样一种现象。    在中国，顾客们目前只缺少三种商品——书籍、缝衣机和自行车。从中国人很低的工资这个角度来看，后两种商品还是昂贵的。在中国，大米、食油和棉纺织品也还是配给的，但是，除了食油之外，配给量还是丰富的。而食油的便宜代替品可以自由买到。商店的货物也是充足的；虽然中国的消费品远远说不上是奢侈的，但是物价非常低廉。没有一项商品具有常常成为苏联消费品的特点的那种令人感到沮丧的、不像样的粗劣制品。当我进一步到各地去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北京是典型的而莫斯科则不是典型的。在苏联，只要你离开市中心许多英里，你就一定会发现地方上的消费者的处境要比大城市的消费者的处境恶劣得无法比拟。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我发现遥远的云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家具有最令人难忘的质量的“人民饭馆”，加上可以说具有北京水平的百货商店和其他商店；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甚至在一个偏僻的、但是非常繁荣的农村公社里发现货物充足的小百货商店。    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贫穷的、受到破坏的、基本上没有工业的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取胜之后才二十三年的今天，加上在最近的过去发生了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样的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俄国革命的发生毕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最后一次的国内大动乱，即斯大林的恐怖时期，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便结束了。这场战争结束后几年，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成功。因此，这种对比意味着中国在解决日常的实际问题方面获得了特别的成功。这种成就远比人们在俄国或者在东欧所看到的任何成就优越得多。人们真的能在北京看到对中国的这种优越性的某种默认。为外国人而开设的“友谊商店”，不断地挤满了俄国人和东欧人，而在一架开往莫斯科的民航总局飞机即将起飞之前，甚至连公众水果店和菜市场都挤满了人。但是，所有这一切不管表面上具有讽刺意义和有着更深刻的含意，基本上还是次要的。我在中国发现的其他情况要比它重要得多。这些情况甚至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对苏联领导人的同情。事实上，除非我发生严重误解，否则“该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将仍然是他们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使他们能够忘掉中苏的核格局的话。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能看到的新中国未来的那种事态发展今后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各种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最简单地说，我预见到中国将来会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苏联人也预见到中国共产党这种物质上的成功，这必将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一千多年来的领土扩张一直是一种特别活跃的、持续不断和甚至是无情的现象。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总是喜欢坚持说，中国不想当超级强国。乔冠华和周总理都对我这样说，而且特别明显地加以强调。唯一的老实的和有礼貌的答复是：真正获得成功的中国只能不仅仅是超级强国，而且将是超级大强国。尽管这种回答含有恭维的意思，但这两种回答都是不很受欢迎的。然而，情况是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受到苏联人的削弱，如果中国人也在别的方面获得成功，中国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的确，一个完全成功的中国将在世界上比现有的两个超级强国中的任何一个有更大的潜在的影响。这些是无法否认的，至少约略熟悉中国的伟大历史和大致了解有关中国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基本资料的人是无法否认的。假定一个没有被削弱的中国也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的话，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不是会变成超级大强国而是什么时候变成的问题。因此，对苏联国防部的计划人员来说，“该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必然是个大问题。基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正统的原因，苏联人看到一个远不是百依百顺的共产党社会的对手拥有全副核武装，必然会认为是几乎无法容忍的。简单地说，中国现在正忙于在共产党世界这个范围内粉碎苏联的核垄断，这是够糟的了。但是，实际上更糟的是看到了中国将来取得超级大强国——并且是作为苏联最靠近的邻国！——的地位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美国人，看到这样的中国将来朦胧地出现，我必须承认我不禁要感谢上帝创造了一个太平洋。

【路透社德黑兰三月五日电】伊朗宣布了这一年度的创纪录的预算，即数目超过六千九百三十亿里亚尔（约折合九十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二十八用于国防——这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数目最大的拨款。    胡韦达首相昨天向下议院提出这项预算案。他说，伊朗将继续逐步加强其国防力量以对付威胁、敌对行动、阴谋和侵略以及维护本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他说，“我们将把伊朗变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将用最新的军事技术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并且将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维护我们的主权。”    关于伊朗和伊拉克的坏关系，胡韦达警告说，如果发生任何侵略行动，“我们将给他们一个教训”。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七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应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议会的邀请今天从莫斯科动身前往这两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率领代表团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共鞑靼州委第一书记菲克里亚特·塔别耶夫。

【德新社巴格达三月二十七日电】据今天这里正式宣布，伊拉克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一致同意成立一个“阿拉伯进步国家共同政治阵线”。    这是在南也门新闻部长阿卜杜拉·哈米里在这里进行的政治会谈结束之后宣布的。    这位部长在访问期间，把南也门国家元首鲁巴伊·阿里的一封信递交给了伊拉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贝克尔将军。    巴勒斯坦游击队也主张成立这样一个“阵线”。它将由拒绝通过谈判解决中东冲突主张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组成，其中包括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

【本刊讯】贝鲁特《东方—今日报》三月二十五日发表一篇题为《莫斯科和海湾》的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几周的事态似乎说明，中东局势在一种静止不动的表象下面正在向着紧张和动乱的新时期发展，这个时期的战场将不再只是所谓近东，而是整个阿拉伯湾地区。    在近东，越来越激烈的动荡——巴勒斯坦人越来越绝望和国际机构失掉信用的征兆，使人畏惧突然出事。只有美国能够使危机和平发展，但具有军事力量（通过以色列）和石油保障（通过利雅得、科威特和德黑兰）的美国，似乎丝毫无意改变它的立场。两个大国尽管有分歧，但还是让近东的局势缓和下来了，这是因为，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利益在一个时候以来更加转向东方的缘故。    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本质上是“战略”方面的。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心目中，一个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以色列，一贯起到了连接欧洲和远东的交通要道的守护者的作用。但在印度支那战火熄灭的时候，苏伊士运河今天已严重地失去了它的价值。唯一需要重新开放这条水路以便从地中海迅速地进入印度洋和进入这个海湾的苏联，通过伊拉克而绕过了关闭了的运河的障碍。断断续续的一系列事件因此，冲突的中心从近东移向了中东，今后，以色列战略宪兵将伴之以伊朗能源宪兵。在长期的紧张局势之后建立起来的，在地中海支配莫斯科和华盛顿关系的生活法则，再也不适用于阿拉伯湾，在那里，美国还未像在东地中海那样向苏联让出共同负责权。由此产生了俄国的“挑衅”，这具体表现在对被认为是“亲美的”立场所进行的攻击上：    ——伊拉克—科威特（关系）突然紧张，巴格达通过武器对两国边界线的划法提出了异议，要求根本上进行修改，据某些消息说，要求深入科威特领土内四十二公里。    ——据利雅得说，南也门两架“米格—１７”飞机对沙特阿拉伯军事哨所进行了袭击。被南方“侵略”的清教派回教徒王国也将受到北方的“威胁”，因为据悉巴格达表现出了要吞并两国之间的“中立地带”的愿望。伊拉克，苏联的跳板    这些不同事件的逻辑只能在苏联为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成为海湾的真正强国而掀起的运动的范围内来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莫斯科把伊拉克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支柱，在一九七二年四月签订了苏—伊条约。同苏—埃协定相反，伊苏联盟符合一些中期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并由如下的考虑得到了说明：    ——伊拉克远离近东战区，无挑起可能使苏联和美国对抗的同以色列的冲突的危险。    ——伊拉克是通向海湾的一个理想的门户。在老虎旁边落脚的苏联的影响，将可以同在巴林立足的表示要代替英国人的美国的影响相抗衡。    ——伊拉克没有参加三国联邦，三国联邦的每一个成员对苏联奉行不同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怀疑和生气。    ——巴格达和北京的关系相当坏。    苏联没有把力量分散在所有阿拉伯国家（这种努力并非总是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在开罗），而主要是放在了伊拉克身上，在那里，苏联得到了广泛的港口方便。这个在六十年代使苏联通过开罗的运河而在地中海东部立足的同样的政策，理所当然将通过巴格达为苏联舰队打开海湾的水道。苏联对贝克尔将军政权的义务是相当大的：据说巴斯拉和法奥港口将从三月三十一日关闭，无疑是由于卸苏联的物资。在靠近科威特的边境的“阿查尔”地区，正在修建一个海军基地。同时——这是萨达姆·侯赛因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克里姆林宫努力使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重修旧好，以便组成一个有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参加的进步轴心。同在中东的这种“进攻”政策相配合，苏联领导人在国际上放弃了次要的东西。他们暂时取消苏联犹太人的迁移税，而制止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反俄国的运动，方便了美国国会对华盛顿—莫斯科贸易协定的投票表决。    苏联的这个政治攻势不能不使华盛顿和利雅得感到不安。当美国过分地武装伊朗时，沙特阿拉伯虽然对喀土穆巴勒斯坦人的暴行没有吭声，但目前也许在力图阻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一个可能的大马士革—巴格达轴心连结起来。    苏联在这个海湾能追求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呢？在一九八○年之前，莫斯科不会需要阿拉伯的石油；在这个时期，它的原油进口只是从今天起就离不开中东石油的西方的进口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苏联在炫耀它发动一些可能切断这种珍贵的液体流向西方的危机的能力的同时，力图从实力地位出发来谈判它在海湾问题上的监督权，和企图立即结束美国国会的经济讹诈。事实上，美国国会打算把对苏联是头等需要的美国—俄国贸易合作，同苏联犹太人自由迁移的一切障碍的取消联系起来。

【法新社达喀尔三月三十一日电】几内亚星期六（三十一日）指责葡萄牙、比利时、法国、英国、南非和罗得西亚正准备一次反对塞古·杜尔政权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将在五月份发动。    在达喀尔收听到的科纳克里电台引述一个“住在法国的几内亚人”的一封信说，发动这一军事行动的决定是在“有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南非人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电台说，“行动的日期已确定在五月份，看来自科纳克里的气候情况而定”。    据几内亚电台说，这一行动是在一个“争取恢复几内亚法制组织”的名义下进行的，其中两名现政府的部长在科纳克里被委任为通讯员。电台没有透露这两个部长的名字，但是却提到科纳克里医学院院长、前卫生部长罗歇·阿卡尔的名字，说他曾向这个组织提供战略情报。    科纳克里电台援引的这封信还说葡萄牙、比利时、法国、英国、南非和罗得西亚“将向这一进攻提供必要的人数，这些人将从他们的正规军中抽出，除此之外还有几内亚籍的雇佣军”。科纳克里电台还说，“训练将在萄萄牙、南非、安哥拉和莫三鼻给进行，以避免在几内亚—比绍聚集将近二千人，这会引起科纳克里当局的注意。”科纳克里电台说，到会者决定向法国政府进行交涉，要法国政府向马里政府和象牙海岸政府施加压力，“使这两国政府拒绝可能为援助几内亚而派出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的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    几内亚电台说，“争取恢复几内亚法制组织”的目标是彻底摧毁科纳克里，消灭“忠于革命”的现政治和政府领袖，建立一个由四个（福塔、下几内亚、上几内亚、森林几内亚）国家组成的联邦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的首脑就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已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前驻波恩和巴黎大使纳比·尤拉，或者建立一个以阿布·舒曼上尉为首的共和国。    “住在法国的几内亚人”的信还说，推翻塞拉勒窝内政府和推翻几内亚政府是确定在同一时间内进行。电台指出，“为此目的，帝国主义派他的特务打入整个政府界中去，而史蒂文斯现在的部长们同敌人一起工作却还不知道”。    【法新社达喀尔三月三十一日电】科纳克里电台在援引这封信时说，上面那些人与几内亚两个邻国的国家元首进行了接触。其中的一个国家元首说，领导几内亚的这个班子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那里发生变化，要有一个他“能够与之相处的班子”。而另一个则说，“他希望将来的这个班子将忠于他”。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新闻社三月三十日报道：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以后于三月三十日晚回到阿尔及尔。国家元首在刚过中午离开利比亚首都之前，同利比亚主席卡扎菲继续举行了会谈，这些会谈是在昨天下午开始的。    会谈以后，发表了一项新闻公报，内容如下：    按照布迈丁主席和卡扎菲主席所决定的定期开会和接触的规定，布迈丁主席率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对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根据一九七一年十月在哈西迈萨乌德（阿尔及利亚）会晤时确定的目标，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两国代表团之间举行了延续性会议。    根据这一精神召开了这次定期会议，会上总结了为实现整个阿拉伯团结的各个方面的双边关系。    为此，会议详细研究了阿拉伯世界的局势，两国革命的发展和作用，以便对付一切偶然事件和完成民族义务。会议还决定将继续进行接触和会晤。    【法新社阿尔及尔三月二十九日电】布迈丁主席二十九日临时出访利比亚使阿尔及利亚首都的观察家们有些感到意外。当然，两位国家元首之间每四个月一次的定期会晤是在将近一年前开始的。但是，人们注意到，布迈丁主席和卡扎菲上校最近的一次会晤是在上个月举行的。    看来两位国家元首将用最多时间讨论中东局势，两位国家元首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将着重研究：伊拉克—科威特边界冲突，埃及总统的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在华盛顿的使命的失败，埃及发生的变化，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困难，以及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里亚德最近发表的讲话，即，他在对一家德国电台的讲话中宣布赞成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谈判。

【法新社达喀尔三月三十日电】在达喀尔收听到的革命之声电台广播说，塞古·杜尔总统在获悉利比里亚一些高级军官企图推翻利比里亚政府的消息后，给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威廉·托尔伯特一份电报，他宣布，“几内亚人民和政府将把几内亚共和国的全部武装部队都交给利比里亚政府使用并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塞古·杜尔总统是一贯反对非洲的政变的，他在他的题为《革命技术》的著作中把政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其目的是使非洲国家解体”。    人们记得，当一九七一年三月发生被挫败的反对西亚卡·史蒂文斯政府的军事政变企图时，几内亚国家元首曾派遣了一团几内亚武装部队到塞拉勒窝内去。

【中东社开罗三月二十八日电】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今天接见了苏联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将军。    阿尔及利亚电台广播的消息说，奥加尔科夫于昨天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阿尔及利亚进行几天友好访问。

【共同社东京四月一日电】题：苏联的指责日益激化，矛头指向中国的对日接近    特派记者川本莫斯科电：苏联的对日政策一直是以阻碍日中接近为最高目标的，最近所有关于日本的评论都是一味地指责中国的对日工作，其特点是对日本的一切行动都从它与中国的关系来评价。这些评论一贯的语调是：“对北京的让步，都将置日本于不利地位并将给日本带来不利的结果。”    在批判日美安全体制和日本增加军事力量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依然未变。不妨说是与中国判断的日美同盟已徒具形式的看法相反，苏联认为，“在越南以后的美国亚洲战略中，日美军事同盟有强化的趋势”。    但是，最近苏联宣传的主要目标却不在于日美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尊重日美同盟，并已劝告日本留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的中国。    一时销声匿迹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从今年年初开始又重新出现了。苏联所最担心的是，“田中首相在北京就加强军事力量问题得到谅解之后，已开始推行第四次防卫力量计划”。    总之，苏联最为警惕的是，日美同盟也罢，日本的军事力量也罢，这些都是同中国的反苏政策相配合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容忍日本的这些政策，苏联才加强了反对的态度。    越南和平以后，苏联大力宣传它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热情地呼吁日本为其实现而作出贡献。苏联迄今一直慎重地避免说这个设想是反华的，但是，最近却公然开始主张，不仅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为了抑制“中国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破坏势力”，也需要这个安全体系（《远东问题》杂志）。    在中国的对日工作中，苏联所最感到神经过敏的是中国支持日本的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最近，关于日本国内动向的报道很少，而关于“唆使日本的复仇主义者们觊觎苏联领土的中国的排外主义者”的评论却很多。    苏联的报纸、杂志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在田中访苏的时候，不要拘泥于领土问题而同意缔结和平条约。但是，从这些评论文章的语调可以看出苏联的态度是把日本在领土问题上是否作出让步，看作日本究竟选择东京—北京轴心还是选择与苏联友好的试金石。

【本刊讯】三月一日的日本的如月会刊物《内部资料》登载一条消息，标题是《外国记者眼中的日本共产党》，全文如下：    日共的宫本显治委员长二十三日在东京千代田区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谈了当前的各种问题，得到外国记者的好评，说是对日共的认识明确了。下面举两、三个例：    一、外国记者俱乐部一向有国府的记者参加，因此北京的记者还不是会员。日中恢复邦交以后，宫本委员长接受这种性质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的邀请是罕见的。国府的中央社东京分社社长李嘉坐在和宫本同来的政策委员长上田耕一郎的旁边，以“同志”的气氛同他交换了名片。    二、宫本委员长在人们就日前发表的美中联合公报提出问题时回答说，“问题是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恢复美中邦交。我看是反映了美国不能够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外国记者的评价是，在国府记者的面前，宫本委员长的发言是非常幽默的。    三、瑞典记者Ａ提出了贫富差别，问“日共为什么放弃了革命？”美国记者也提问说，“为什么改变了对卡尔·马克思的评价？”对这些问题，宫本委员长回答说，“议会中心主义得到了国民的支持。马克思没有预言今天的形势。因此，我们采取了适应今天形势的政策”。    引起外国记者注意的是，两年前这位委员长也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演讲，那时，就讲了同中共的对立状态。然而这次是由于有人提问，才谈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是否容许苏联参加支援越南的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他说，“进行干涉的是对方，所以，只要对方不采取措施，就不响应”，丝毫没有改变以往的态度。    担任翻译的国际部副部长西泽舜一把“日共如果取得了政权，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中的“多久”译成“能在什么程度上取得政权”，使外国记者发笑。记者感到最幽默的是午餐的菜单。第一道菜是中国式的汤，第二道是有鸡肉的苏联式菜。也有记者把这个菜单带回去作“纪念”。    这次招待会没有中国记者（除台湾记者以外）出席，苏联和东欧记者很少，西方记者占绝对多数。外国记者都在谈论，这也表明了日共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三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日本在动力问题上的手法》，摘要如下：    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容易受到有降临之势的能源危机的打击了，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兴旺的国家几乎全靠外国供应燃料。    最近，日本的对苏政策也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田中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信中巧妙地表明，日本准备向需要好几十亿美元资金的西伯利亚石油和煤气资源开发工程投资，而不一定要先解决长期来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对富有爱国精神的日本人来说，这样做一定是勉为其难的。过去，要求收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俄国人占领的北方四岛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到无法同莫斯科正式缔结和约，也阻碍了石油和煤气交易。    但是，由于全世界缺乏能源的日子不妙地正在一天天接近，因此，当前，讲求实际的思想显然占了上风。毫无疑问也有外交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日本希望同莫斯科改善关系以平衡日本同北京的越来越热的关系。但是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可以预见到的对燃料的需求是决定性的因素。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三月三十一日发表社论，题为《俄国和日本靠得比较近了》，摘要如下：    在田中先生当选为日本新领导人的时候，他的头一个目标无疑是北京。但是本月早些时候，他亲自写信给勃列日涅夫先生，确认日本愿意参加开发西伯利亚。本周在东京有消息说，田中先生今天晚些时候将访问华盛顿和莫斯科。    同时日本表示愿意搁置千岛群岛问题和着手研究开发西伯利亚丰富的矿藏的问题，这是令人惊奇的。    毫无疑问，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上的考虑。    田中先生可以指望，他决定满足俄国对于信贷和技术援助的需要，再加上他愿意搁置千岛群岛问题，这两件事将保证他能在莫斯科签订和约。当他的声望在国内日益下降的时候，在对外关系方面运用这种本领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本刊讯】西德《星期日图片报》二月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一架清洁的“咖啡过滤器”》。全文如下：    就象八十年前发现迪塞尔发动机那样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埃尔兰根西门子工厂研究中心宣布制成了一部完全新型的汽车发动机气化器。消息说，这种气化器终于制止住了我们呼吸空气中的有毒的汽车废气。但是现在德国汽车制造者对此有怀疑。他们清醒地说：这种西门子气化器对于我们的流行的发动机型号来说大了一个鞋号。    埃尔兰根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研制了一种所谓的分离气化器。这种气化器在加进空气的情况下把汽油分离成由氢气、一氧化碳和甲烷组成的气体燃料。这种混合气体被发动机如此“清洁地”燃烧，以至于从排气口排出的气体中实际上只剩下水汽和无害的二氧化碳。    据西门子的工程师们说，“没有残渣的”燃烧仅仅是他们制造的这一气化器的许多优点之一，其他优点是：    △分离气化器能够保护发动机和排气设备。它保证机器有较长的寿命。    △可以避免汽缸壁上的凝结现象并因而避免为人们所担心的对油膜的冲洗。    △不需要混有铅或香料的汽油。象人们目前还不能用于汽车油箱的那种未经加工的汽油就足以使用了。    △从这种分离气化器里出来的气体含有的辛烷数目远远超过一百以上（优质汽油里含有九十八至九十九个辛烷），并有绝对的抗震性。    △而且这种分离气化器减少汽油消耗最多达百分之二十。    西门子气化器的实验模型具有大型咖啡过滤器的形状。高：约三十厘米。汽车制造者的疑虑也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吕塞尔斯海姆奥佩尔工厂的一位发言人说：“新式的气化器太大了，以致在正常的发动机罩下面找不到一个位置。”    西门子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这种气化器什么时候成批生产，这要取决于汽车制造者。目前我们正同国内外著名的公司进行磋商。”

【本刊讯】苏《消息报》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二日报道：    清除汽车「呼吸」时排出的有毒废气问题，已满可以排入当代所面临的极重要问题之列列。各国数千名工程师正在为解决这个问题绞尽脑汁。    一般，探索的着眼点是放在排气的净化上。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也可以在发动机的进气口来寻找。苏联的研究人员就是在这条途径上获得了成就的。    这种可以减少有毒物质排出的装置，体积不超过十厘米，重不到五百克。装置位于发动机的进气管上。    司机驾车在城市中行驶时常常得轻轻刹车。在城市中行驶时这种被迫空转平均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对公共汽车说来则几乎占行驶时间的一半。而汽车恰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大气排放的一氧化碳、没燃烧的碳氢化合物和其他极有毒的物质最多。    上述研究所设计出的装置则可以使这些不良现象避免发生。当当发动机制动时或转速急剧减少时，这种装置便自动将进气管同空气接通，同时停止给汽缸供应燃料。然而只要进气管内的空气过分稀薄情况减少，就又恢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条件。过程极简单，所得成果却有：汽车排出的一氧化碳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其他有毒物质则竟减少到原来的百分之一，燃料消耗量减少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从全国范围来说便可以节约出大量的汽油，发动机润滑油的消耗可减少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研究所的汽油发动机实验室主任库罗夫说，我想特别着重指出的是，我们的新装置并不损害发动机的功率，而且几乎也不增加其成本。

【路透社巴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电】没有噪声的特别快车在巴黎的街道的地下奔驰，月台上播放着轻柔的吹奏乐，橡胶地板的走廊走上去毫无声响，使车站里寂静无声——对法国首都说来，这个二十一世纪旅行的幻想已成为现实。    叫作“地下铁道特别快车”的超现代化火车，由于特制的地下轨道和全部自动化，以闪电般的速度把乘客送进或运出城市的中心。    已经运营了七十二年的巴黎的四通八达的老的地下铁道网主要是在市区内运送城市居民，而特别快车系统则是用来把巴黎人从远郊区运进市内，并且沿途停站次数最少。    地下快车系统的每一车站是由不同的建筑师分别设计的。    车站装饰是鲜艳的和未来派造型的、大量地应用不锈钢和鲜艳的塑料材料制成。    该市威武的凯旋门下面的车站站台上的凳子是用大理石雕刻成的。在巴黎东部角落的纳西翁，旅客在一个一个的鲜红的塑料棚子里等车。    目前巴黎地下特别快车线向市郊延伸约二十公里。到一九七七年，它的东部及西部的支线将由一条贯穿市区的地下铁路线连接起来，它可以使旅客只用八分钟时间快速地穿过巴黎。现在，同样的旅程，乘通常的巴黎地下铁道，需用二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洋洋自得的铁路官员指出，地下铁路特别快车不仅速度快——可达每小时一百公里，而且车厢也大。    同还在某些铁路线上仍然使用的传统的木条座位车厢迥然不同，装有舒适的沙发椅的特宽的车厢，共九节组成一个列车。因此旅客载运量可以由一般线路上的一千人增至二千五百人。    对可能担心过份自动化的旅客们仅仅作了唯一的让步。那就是整个运营的最重要的操作，即实际驾驶列车的工作留给司机来做，虽然这项工作从技术上说也能加以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