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十四日电】基辛格今天在从巴黎返回以后仅仅十小时，就亲自向尼克松总统报告秘密进行的越南和谈和在圣诞节前实现停火的前景。    尼克松和他的主要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东部标准时间上午十点左右在白宫的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开始举行会谈。和他们一起进行会谈的是基辛格的助手黑格将军。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十四日电】白宫说，美国支持在同河内举行的关于越南问题的私下和平谈判中所包含的停火建议，而“不”支持“任何其它立场”。    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在十二月十四日回答问题时向记者们作了上述概括说明。当时记者就有关据说是在巴黎的一个美国发言人发表的谈话的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问题。    齐格勒说：“我们有一项停火建议，现在正在进行谈判。我们不支持关于停火的任何其它立场。我们所支持的唯一建议是我们正在谈判的建议。”    【法新社华盛顿十二月十四日电】白宫今天明显表示，美国政府不赞成阮文绍总统最近提出的关于在圣诞节实行暂时停火的建议，但是没有说得这么明确。    这种明显的不赞成的态度构成齐格勒在会议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中心问题。他再次拒绝就阮文绍总统两天前提出的关于不定期停战的建议。    齐格勒的谈话表明，华盛顿所支持的唯一停火建议是河内在十月二十六日宣布的和由基辛格证实的解决计划中的建议。    齐格勒进一步证实了人们关于华盛顿和西贡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印象，当时齐格勒指出，在两位总统之间没有直接交换信件。这也增强了人们的下述印象：尼克松即将准备拒绝阮文绍总统的反对意见。    【路透社华盛顿十二月十四日电】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离开他在巴黎的秘密和谈于夜间返回这里，说他在同尼克松总统会谈之前不能对会谈进展情况发表意见。    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记者要他谈谈他早些时候关于“和平近在眼前”的预言。他回答说：“这个：这是一句很了不起的话。”    基辛格和记者们一起说笑，显得情绪很愉快。他说，他今天将会见总统。    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他希望能在两三天后会见记者。    基辛格飞到华盛顿来，是在过去十天中在巴黎同北越代表黎德寿举行了九次会谈之后向尼克松总统作报告的。    基辛格的飞机是在午夜前不久从巴黎到达这里的。这里观察家认为基辛格回到这里一事表明距离达成停火协议仍然有某些距离。但是这里的外交观察家相信，达成一项协议只是时间问题。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十三日电】基辛格正在坐飞机从巴黎回华盛顿同尼克松总统磋商秘密的越南和谈的问题。双方的技术人员将在巴黎继续会谈。

【美联社巴黎十二月十四日电】河内代表团发言人今天说，北越政治局委员、参加和谈首席代表黎德寿即将离开巴黎回国。    北越发言人不肯说出黎德寿动身的确切日期，也不肯表示，这位首席代表以后是不是打算再到巴黎来。    但是，黎德寿决定回国一事表明，河内认为暂时已没有任何事情要同基辛格讨论了。    黎德寿要离去一事是在半公开的和谈的第一百七十次会议结束后宣布的。在这次会议上，在基辛格和黎德寿进行会谈期间——共三个半星期——引人注目地停息了的互相指责重又开始了。    【合众国际社巴黎十二月十四日电】在今天的定期会议结束后，一位北越发言人对记者说：“黎德寿先生不久将动身回河内。他要回国了。”    这位发言人没有进一步谈这件事。但是，共产党外交官在私下说，因为北越人认为自己在同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中已经是能走多远就走了多远了，所以黎德寿要离去了。    这些外交官说，河内认为现在要由华盛顿去说服阮文绍同意停火方案了。    【路透社巴黎十二月十四日电】北越代表团今晚在这里宣布，北越和谈首席代表黎德寿将在明天离开巴黎回河内，汇报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会谈的情况。    北越代表团说，黎德寿是为了同他的政府进行磋商而回河内的。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十二月十三日刊登了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苏边界争端，僵局是完完全全的僵局》，全文如下：    不管上月在中苏边界西段准噶尔门是否又发生了一场冲突，莫斯科授意下传出的关于发生过一次冲突的消息是要使人注意到（这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边界谈判中出现的僵局仍然是完完全全的僵局。据中国人说，俄国人仍然不断地集结他们的军队，部署在长达四千英里边界的战略地区，以准备发动进攻，这些消息从西方情报界内部得到了证实。    柯西金先生同周恩来先生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会晤时达成的关于消除发生对峙危险的问题的导火线、维持现状的协议在北京谈判——这种谈判是从那次最高级会晤产生的——中没有得到肯定。一方面，这些谈判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而拖下去，另一方面，边界本身的局势仍然具有可能一触即发的危险。    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争吵，再加上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有意地歪曲，就把两国间的这种实质上是毫不隐晦的（和容易解决的）边界争端弄得模糊不清和搞混了。中苏边界的大片地区，即东段和西段，已得到正式划定（也就是说双方在正式条约中已商定），双方都确认这一点。从十九世纪中期起签订的条约是沙皇俄国藉以确认它吞并大片中国领土的外交文件。历届的中国政府都支持收复那片失去的领土这种民族统一的决心，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最终“站起来”为止。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民族统一主义，决心同它的一些邻国解决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就中苏边界来说，这意味着在十九世纪签定的条约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由于对解释这些条约存在着细微的分歧（鉴于作为条约依据的这种不完善的、空洞的调查，出现这种细微分歧是不可避免的），重新谈判是必要的。中国人坚持认为，必要的谈判应该是广泛的（也就是说包括所有的边界地段），并坚持认为这种谈判应导致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虽然这样做就是确认旧的边界，但是这将使原来的条约被扔进历史学家的档案室，并且必定会使北京和莫斯科的论战家们就这些条约是否“不平等”的问题继续展开争论。可以断然地说，中国政府并不要求俄国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并不把这一点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先决条件。    北京和莫斯科对它们在历史上的边界的解释有分歧。以前曾试图通过谈判解决这种分歧。但是这种尝试失败了，其原因不是由于中国对原来的条约所持的态度，而是由于俄国对它超越这些条约所规定的权限而占领的领土所持的态度。中国人的论点是，既然必须以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就可以说，超越条约规定的权限而占领领土一举必须被认为是一种敌对性的占有。    他们认为，这种领土原则上必须归还给对方。但是如果这种归还行不通的话（例如，占有领土的一方认为无论从战略或经济原因来看都必须保持这些领土，或者只是因为占有这些领土已经这么久了），那么，如果抱有善意的话，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如此漫长的边界上找到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相等的地区来交换。    只要仔细读一读俄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言论，就可看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距离的。俄国人提出，除了这些条约之外，谈判还应该均等地考虑另外两个因素：（一）历史发展；（二）实际占有。换言之，根据这些条约，他们将保留他们按照这些条约所占有的领土；根据“历史发展”，他们将保留在这些条约缔结之后在这个世纪里所占有的领土；根据“实际占有”，他们将保留他们自边界问题在五十年代末变得明朗以来所占有的领土。    中国人认为，这是对一个双方有共同利害关系和平等权利的问题所抱的一种没有原则性的、强权即公理的态度。默认苏联的要求就等于是在红军部署许多师部队和按计划设置导弹的情况下而不是在有沙皇的内河小艇分遣队的情况下，把旧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再制定一次。中国人是毫不愿意这样做的。双方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自一九六四年的会谈破裂以来实际上没有举行过什么边界谈判，那一年的会谈几乎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破裂。    双方迄今为止都在遵守它们达成的关于不透露目前北京谈判的详细情况的协议，但是只要对比阅读北京和莫斯科很少发表的言论以及俄国和中国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就可以看出，北京谈判事实上并不是同解决这种边界争端直接有关，而是同创造可以在没有边界冲突和冲突升级的经常存在的危险（现在存在着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开始举行真正的边界谈判的条件直接有关。    中国人已提出一项包含两个部分的协议（它与那些在同五个邻国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蒙古解决边界问题方面运用的协议相同，这些协议使双方都感到满意）。这项协议将使他们自己和俄国人都有义务：（一）保持现状；（二）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虽然从柯西金和周恩来的最高级会晤中可以明显看出已达成某种原则上的协议，但是北京会谈的僵局表明，这些已提出来的作为达成协议的两个项目都已成为症结所在。    就究竟什么是现状、什么是“实际控制线”的问题达成协议这件事本身是困难的。诸如什么样的边防部队有权巡逻什么样的地区之类的问题是足够困难的了（鉴于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商定克什米尔停火线时遇到过的难题），但是俄国人显然怀疑，商定的实际控制线以后会被中国人说成是事实上的边界。这样一种界线，举例来说，会使乌苏里江上的珍宝／达曼斯基岛（一九六九年发生重大战斗的地点）属于中国人方面，虽然俄国人说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的。    中国人提出的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的建议是更加不能令人接受的，莫斯科已表明这一点。这项建议所指望的只是撤退武装部队和建立不涉及主权要求的一致同意的非军事区。俄国人拒绝这一点，看来这主要是由于战略上的原因。    由此可见，这种僵局是完完全全的僵局。边界谈判本身现在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来把边界现状再冻结一代人的时间并在这段时间内消除边界紧张局势，以便设法予以解决。    莫斯科关于发生一次所谓的边界挑衅事件的消息（北京断然否认这个消息），其重要性可能只是有限的。如果确实发生过俄国人所说的这样一个事件，那很可能是武装的游牧民族偷窃牲畜的事件。但是俄国人公布这个所谓的事件很可能意味着，他们打算再开始加紧他们的压力。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一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铃木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美国色彩开始浸染苏联》，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以来，为时正好半年。通过这次首脑会谈建立了粗大渠道的美苏实际业务关系开始把“美国色彩”带进了莫斯科。莫斯科市民最近在交谈中使用的“新词”是“得哈斯”和“阿利亚斯卡”。这两个词是由英语的“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变来的俄语，都是美国造的商品名。实际上，“得哈斯”是西装裤，“阿利亚斯卡”是女人用的长筒靴。同时，应该说这两种商品还都是处于试销阶段的商品。尽管如此，消息灵通的莫斯科人一听到卖“得哈斯”或“阿利亚斯卡”，就赶快去排队。    在这类“新词”中，最近似乎又加了一个“可乐”。本月十六日，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肯德尔宣布：“同苏联国营食品进口公司谈判的结果，获得了在苏联制造和销售可乐的垄断权。”可乐曾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象征而加以批判，而现在也将逐渐出售了，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今年十月在华盛顿签署的“美苏贸易协定”强调今后三年的贸易额至少是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三年中的贸易额的三倍，按这种计算发展下去，十年后将打破十亿卢布的大关，相当于七一年度的实额一亿八千四百万卢布的五倍多，形成“高速增长”。不过，一看到最近美苏两国间的动向，就会使人感到确有可能。    西方石油公司和曼哈顿大通银行等世界一流企业在莫斯科开设办事处已取得了苏联方面的同意。“美苏贸易协定”也决定在莫斯科开设美国政府的贸易办事处。    另外，贸易谈判的进展也很快。已决定参加开发西伯利亚，以便不错过作为日苏共同事业而开动的这辆汽车。履带拖拉机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等都宣布已同苏联缔结了巨额合同。    另一方面，美国方面也很注意苏联的冶金和金属工业的技术，正在购买技术资料。    据说今年九月访苏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在同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时，建议投资七千万美元在莫斯科建设美国贸易中心和能容纳四千人的饭店，这位总理答复说原则上同意。如果建设贸易中心得以实现，那毫无疑问是西方的第一所。日本公司人士对令人忧虑的最近苏联同美国的关系的关注，日益引人注意。

【合众国际社赫尔辛基十二月十三日电】（记者：比约恩·霍耶尔）外交人士说，东西方今天商定把南斯拉夫提出的一项关于如何组织关于欧洲安全会议的二十四国会谈的建议作为一项“工作文件”。    苏联今天提出了一项关于议事日程的详细的建议，而且它要求把这个建议作为一项工作文件散发。    据外交人士说，苏联大使马尔采夫在讲话中说，苏联将反对“在会议上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存在着非常基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歧。”    据这些人士说，马尔采夫提出的这个建议把两项规定包括在议程中：    ——通过一套原则，以便用如下规定确定支配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一国对另一国不应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通过不侵犯现有边界的原则。    ——扩大贸易、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情况交流。    ——建立一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的常设委员会。西方盟国的代表们对马尔采夫的讲话没有马上发表意见。    南斯拉夫关于如何组织这次会谈的建议是大使斯塔尼米罗维奇十一日提出来的。这项分为三阶段的南斯拉夫的建议包括了如下的主要内容：    第一阶段，各使团团长应开始就会议的组织工作和议事日程交换意见：（１）继续设法达成协议规定会议应分三阶段举行。（２）重新讨论会议的议程，和（３）一旦草拟好议程，就委员会的数目和职权范围作出决定。    在第二阶段，各使团团长应该着手考虑谁应参加正式会议的问题，以及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第三阶段是，向被邀请的各国政府提出一项最后的报告，一旦通过，就予公布。    【德新社赫尔辛基十二月十三日电】今天在这里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中，东西方国家之间在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目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    据说，苏联首席代表维克托·马尔采夫反对在同一次会议上讨论安全问题和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问题，他说，必须结合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来考虑各国间的合作问题。波恩代表团发言人布龙纳说，安全会议不应该只改善政治气氛，而且还应该因此产生直接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合作的新形式。

【本刊讯】南非《中肯》杂志十二月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五十年悄悄的殖民主义》，摘要如下：    苏联（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建国五十周年——现在正在大规模地庆祝这个节日——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时代错误。它标志着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苏联的殖民政策同已经变成公认的国际惯例和在联合国中受到大肆鼓吹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同一些西方大国形成对照的是，苏联在逐步加强它对附属国的领土和附属国人民的控制。    随便选择一个日期都可以看到苏联殖民帝国的进一步扩大和进一步巩固。苏联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当时仅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今天，苏联仍然主要是一个由不平等的殖民地人民组成的国家，这些人民包括一百多个不同的民族，聚集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二十个“自治”共和国、八个“自治”州和十个民族区内。五十周年带来了大量的新的证据：在大部分州里，经济进展和表面上的自治不适当地代替了政治自由。斯拉夫人移居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现在在纪念苏联建国五十周年时，亚洲人在整个中亚充其量只占微弱多数，实际上在一些广大地区（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是两个例子）是一个少数民族。    尽管多年的苏联统治在物质上给予了好处，但是莫斯科在亚洲部分的臣民仍然拒绝废除他们的种族和文化特点。然而，俄国仍然深信它有能力对付人民的不满和消极的破坏，尽管事实是：除了镇压和恫吓外，苏联当局似乎对如何巧妙地应付局势没有什么真正的主意。

【本刊讯】苏《消息报》十二月十三日（晚版）刊登尤尔钦科写的一篇专题反华文章，题目是《北京挑唆者》，摘要如下：    最近，北京加紧在国际舞台上起挑拔作用。中国领导人企图阻止世界上已经出现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趋势，使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在各国人民之间制造不和和猜疑。    北京选中了所谓的“领土问题”作为奉行这种政策的一种手段。中国宣传机器围绕着这个问题试图把水搅浑。例如，十二月初，北京的新华社说，中国“支持”日本提出的关于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正如共同社从北京发回的消息所说的：“中国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关于支持日本的消息”。    北京领导人似乎想利用国际争端和领土要求分外得利和捞取政治资本，达到其霸权主义目的。恰恰必须从北京的以反苏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战略来看“支持”“北方领土”的问题。    北京的“支持”具有明显的挑唆性，其目的是加剧日本某些人士的复仇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狂热。    北京报刊十分乐于转载从日本来的关于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策划的种种行动的消息。北京宣传机关为了使日苏关系复杂化，千方百计地散布显然不符事实的无谓的臆测，说什么苏联报刊正在进行反日宣传运动。    众所周知，苏联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同日本保持睦邻关系。应当在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的这项政策显然不合北京领导人的口味，因为北京领导人自己就对一系列邻国提出荒谬的领土要求。北京散布谣传决不是有助于加强亚洲和平和达到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美联社莫斯科十二月十三日电】在报道说苏联和中国刚刚发生了另一起边界冲突之后，莫斯科今天指责北京搞“冒险主义”，并谴责中国对苏联领土的要求是“荒唐的”。同时，《消息报》谴责中国敦促日本要求归还俄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日本夺去的四个岛屿。

【本刊讯】英《卫报》十二月十二日刊登约翰·吉廷斯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在边界问题上大事渲染》，摘要如下：    据称上月在中苏边境发生战事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个消息本身的来源。中国人已否认这个消息，说这“纯系恶意的捏造”。    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是在上月近月底的时候作为背景材料在经过挑选的苏联记者中间传阅的，而不供发表。但是，这个消息随后透露给西方外交人士这一事实强烈地表明，俄国人希望这个消息更广泛地流传。    当一九六九年发生的一系列边境事件显然使中苏两国接近于交战的时候，公布在乌苏里江发生第一次冲突的消息的也是莫斯科，后来在谈判处于危急阶段时发生的一次事件也是莫斯科宣布的。    自从那年九月柯西金先生和周先生一致同意使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双方都没有报道在中亚细亚和苏联远东长达五千英里的共同边界上发生任何侵犯边界的事件。很难相信，现在所说在上月发生的这种比较小的事件在其间的三年中没有发生过。但是，即使说这个事件是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的头一次，苏联决定大事宣传这一事件未必会有助于两国之间的关系。    双方都公认，边界谈判已处于僵局。据北京说，中苏两国总理一九六九年九月商定，谈判应在没有武力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双方将采取措施保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北京说，俄国人实际上已拒绝在这些地区脱离接触。    中国人所说的“有争议的地区”肯定不是指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沙皇俄国的广大领土。虽然他们要求谈判缔结新条约以洗雪这些历史上的耻辱，但是既然已产生争议，他们接受条约规定的现有界线，作为达成新的解决办法的基础。他们只要求在对边界线的标定存在着分歧的地段“调整”边界。    中国人私下说，苏联甚至违背了柯西金和周达成的协议，这种协议承认有需要谈判的东西。据说，莫斯科现在否认，对边界的任何地段可以有合法的分歧。    一个很不同的情况是，两个月前莫斯科曾流传一个消息说，解决边界的协议即将签署。取消这个短命的外交尝试的原因同苏联最新的策略一样是不清楚的。    然而，从表面上看来，俄国人无法接受中国的相当一般的要求，正如公开所说的那样，中国的这种要求是签订一项包括（对边界作出）一些小的调整的新条约。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十一日电】中国外交部今天不予重视莫斯科关于上个月在中苏边界哈萨克地区发生冲突的消息。    在问起有关这些消息时，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就我们所知，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这位发言人称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纯系别有用心的捏造和诽谤”。    【路透社莫斯科十二月十一日电】苏联外交部今天不肯就关于上月曾在边境同中国发生了冲突的消息发表意见。    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说：“我对这件事毫无所知。”    在莫斯科对这种消息保持沉默的时候，中国外交部作出了愤怒的反应，指责这种消息“纯系别有用心的捏造和诽谤”。    【路透社莫斯科十二月十日急电】（记者：卡特林）    据这里西方外交人士今天引用的一项机密报告说，苏军上月同闯入（苏联领土）的中国人在哈萨克边境地区发生冲突，苏军死五人。    这些人士说，他们听说，苏联的报告是作为给推选出来的苏联记者提供的不能发表的背景情况传阅的。据说这次冲突是在早几天发生的。    据说，这项报告是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在最近访问匈牙利过程中对中国公开进行严厉批评之前不久散发的。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十二月十日刊登莱斯利·盖尔布和安东尼·莱克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越南和平条件：显然需要含糊其词》，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在越南谈判问题上正面临着真正的困境。    一方面，他们保证要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同意使某些关键性问题（北越撤军和政治解决办法）含糊其词。如果不含糊其词，那么华盛顿或者是河内就得承认失败。    另一方面，总统和基辛格希望这样一种和平：即，它将不会迅速失败，从而导致美国重新卷入。这将需要解决的条件有高度的明确性。    如果没有这种明确性，河内和西贡就会很快争吵和打起来。白宫希望增加阮文绍政权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一点，正在加深后一种困境。    因此，如果不含糊其词，就找不到一项解决办法，如果没有明确性，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这是今天谈判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拖延的原因。    基辛格重新返回巴黎，不仅仅是为了规定具体的细节，也是为了重新讨论协议的基本条款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美国的态度已经从接受含糊其词转变为要求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基辛格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这个含糊其词的主题，他把这种安排称为“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在这种解决办法中，双方都没有获得一切东西，但是在这种解决办法中，双方都必须做一种姿态给它们的选民看。”    十月三十一日，总统着手要使协定的措词明确，当时他说，他不会匆忙地同意一个不能提供“实现持久和平的最大希望的”协定。    接着，十一月二日，尼克松先生点出了问题的所在：“协定中仍有一些规定必须澄清，以便消除一切含糊其词的地方。”    总统在从一个困境走向另一个困境的过程中，正在使十月份所达成的协议本身受到威胁。    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事实：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措词明确，假如想达成一个越南协定的话，那么其中必须有而且将会有一些重要的含糊其词的地方。    其实，所有的美国人都应当欢迎一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含糊其词的协定。措词不明确乃是达成协定的代价。    为什么？因为有两种谈判。一种谈判，如限制军备的谈判，涉及确定双方的利益，所以高度的明确性是可能的。另一种谈判，如越南问题谈判，则是要在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利益之间谋求一种平衡。    这似乎成为外交工作的一种规律，即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谈判成功就得同意谨慎地安排一些含糊其词的语句。    双方可能赞同的任何越南协定都将必须为每一方提供一些实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的确，每一方都希望有可能把一项协定说成是给它提供了比对方为多的取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否则它就不同意。因此，对将来讲得含糊其词是必要的。    这就意味着，河内一定会至少是在诸如它的军队在南方的地位以及南方政局的前途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保留一定程度的不明确性。办不到这一点，将等于投降。    虽然基辛格可能在这些或那些问题（如整个印度支那同时停火和重划非军事区）方面获得某些让步，然而他在（北越）撤退军队和政治问题上将得不到肯定的谅解。因此，总统所坚持的那种协定是谈不成的。    因此，美国政府、西贡和河内应当确保在他们进展缓慢的谈判中不要由于为了使条款明确争来争去而破坏协定本身成功的机会。因为像十月份草拟的那样一个协定是符合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的。    总而言之，在为了得到一个措词明确的协定而作的这种“最后的”努力中，总统不应当由于企图得到超过可能得到的东西而冒失去已经得到的成果的风险。    一方面必须含糊其词，另一方面，措词明确又有好处。这个左右为难的局面他是逃避不了的。他将不得不满足于两者各有一点就算了。    为谋求“持久的和平”过分逼迫对方，他可能冒根本得不到和平的风险。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三日刊登莱斯利·盖尔布和安东尼·莱克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呆在越南的新局面的轮廓》，摘要如下：    现在几乎全国都松了一口气，觉得我们在越南走的路快到尽头了。但是在巴黎达成的协定事实上只会意味着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布实现和平和撤出越南，还是要设法呆在里面，继续走支持西贡的老路？    由于停火协定即将实现，整个越南都响起了警钟。这种警钟告诉人们，停火不会带来和平，而会把老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越南的双方都在为将来的竞争作准备。    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美国驻越南使团也听到了这种警钟。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他们正准备继续积极支持阮文绍政权。    美国计划人员正在描绘在我们的军队离开以后，美国在越南支持西贡政府的新局面的轮廓。据说这包括：    美国的一万名非军事技术人员和顾问在西贡武装部队中工作，其中许多人是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呆在那里的。（征求担任这些职务的人的广告已刊登在西贡的英文报纸上，也许是为了招收退休的美国军事人员）；可能有几百名武官被分配到大使馆里；设立四个总领事馆，以代替美国的现有的区域性总部；在省一级也设立顾问小组，国际开发署提供一千名人员；一百名操法语的外事官员被暂时调到越南，去报告那里的情况；实行一项大规模军事援助计划，如果美国能取消十月协定中的一项规定，即只能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补充军用补给品的话。    总之，美国正在准备为阮文绍采取一切行动    ——除了直接使用美国军队以外。    华盛顿希望在停火以后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步骤来改进阮文绍的生存机会，这也许是自然的。    危险在于美国大规模呆在越南会使未来受到牵累。那样一来，促使阮文绍同越共达成协议的力量就会减少，将来某个时候战事就会爆发，而引起美国在军事上重新卷人的问题。美国的飞机将仍在沿海的航空母舰上和在泰国的基地上随时作好准备来拯救阮文绍。当总统面临着一项关于重新派轰炸机到印度支那去的决定时，许多美国人呆在越南的局面就可能导致重新在军事上卷人。那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今天的局面了。    在过去，国会有时候支持、有时候批评总统关于越南的决定。它从来没有预料会作出这种决定。如果国会现在不采取行动来帮助制订将来对越南的政策，而随后事情弄糟的话，它只能怪自己。

【本刊讯】曼谷《中华日报》十二月十四日刊登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据获自美国大使馆消息：美国大使昂格尔，前（十二）日拜访革命团领袖他侬元帅，详述美国与北越谈判越局问题经过，表示即将签订和约。    美大使就基辛格与黎德寿举行会谈经过，作总结性报告，此项报告为基辛格与黎德寿最后一次会谈内容。据说会谈原则上已达成协议，交战国即将举行签约，越南之停火及将撤退外军问题，将于最近实现。    美国政府已就此事通知所有各盟国，并希望各盟国支持此项行动，实现越南之和平。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三日电】以色列正在向尼克松政府清楚表明，它希望美国至少在目前对中东问题不要提出自己的主张。，    以色列副总理阿隆说，目前中东局势“如此微妙，因此我们不希望”由于大国在目前的卷入而“使它遭到危害”。    阿隆的这些话是昨天对国务卿罗杰斯和在一整天举行的一系列记者招待会上讲的。他的这些话是对尼克松的人员的一点应有的谴责，这些人把美国在中东作出一种新的外交努力作为在不久的将来的主要目标。    他支持美国关于安排一项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全面解决的序幕的计划，但是他说他的政府的真正想法是：“我们不希望美国动得太早。”    阿隆说，罗杰斯在他们昨天举行的两小时工作午宴上说，他同意这种意见：由于局势如此微妙，不应当过早采取步骤。    阿隆所说的“微妙的局势”，是指世界紧张局势普遍缓和，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过去一向是欧洲的铁幕两边的紧张局势缓和了。    阿隆说，国际局势如此之好，因此世界“可以再等几个月”，而不要先采取可能危及中东问题的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行动。    阿隆认为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将要举行的最高级会议是在中东作出新的努力之前应当等待的一种事态发展。    他认为首先需要具备的其他因素包括：梅厄总理再次访问华盛顿，以色列和华盛顿任命新大使以及中东冲突双方作出决定：应当采取新的主动行动。    阿隆说：“目前我认为中东甚至还没有作好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的准备。”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三日电】副总理阿隆说，以色列准备与所有阿拉伯国家谈判和平，并准备同约旦签署一项可能会促进媾和过程的特别协议。    阿隆在十二日同国务卿罗杰斯和新任国防部长理查森进行会谈后对记者说：“以色列一直准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同任何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    阿隆说，他预料美国在最近的将来不会采取外交上的主动行动。但是他认为，尼克松总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可能进行的最高级会谈，也许会对谋求和平的努力产生影响。    阿隆在会见记者时说，他认为，以色列同约旦之间签署一项单独的协议，可能会使埃及比较容易同以色列达成协议。    阿隆进一步建议与埃及同时进行两种谈判。第一类会谈将集中讨论重新开放自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以来一直被封锁的苏伊士运河问题。第二类会谈将集中讨论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和平协议问题。    这种双重会谈方案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埃及的疑虑：关于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局部协议可能会对缔结一个全面和平解决办法的决心产生破坏性影响。

【法新社特拉维夫十二月十一日电】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普昨晚在这里说，美国总统顾问基辛格“很快”将访问以色列。    夏普是作为外交部客人到这里进行十天访问的。他对记者说，基辛格已把中东问题列入和平计划。他说，“自从俄国人离开埃及以来，美国关于中东纠纷的政策已经变得更加亲以色列。”    【德新社贝鲁特十二月十三日电】这里的阿拉伯新闻社今天说，预料基辛格将访问埃及、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

【美联社贝鲁特十二月十三日电】据报道，苏联已建议埃及在莫斯科同华盛顿就提出新的中东和平倡议的前景进行的秘密接触取得结果之前，不要破坏苏伊士运河的停火。    《生活报》引用“可靠的阿拉伯外交人士”的话说，这些接触是在尼克松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久开始的。    它说，苏联的建议是通过埃及的一个军事代表团转达给萨达特总统的。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两周访问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回埃及。    《生活报》说，已告诉这个代表团，在传闻中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接触取得明确结果之前，苏联不能向埃及提供它所需要的先进武器。    报纸说，上月在戈兰高地停火线上叙利亚一以色列进行激战时，埃及没有援助叙利亚就是由于苏联的这个行动。    埃及人早些时候曾警告说，如果叙利亚遭到袭击，他们不会置之不理。    【法新社贝鲁特十二月十三日电】右翼《生活报》援引消息灵通的阿拉伯人士的话说，苏联领导人最近敦促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前线的行动要节制，这是阿拉伯人没有在中东显示任何武力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要求埃及人在苏联在尼克松重新当选后同美国进行接触以弄清美国想在中东奉行什么政策以前要耐心和冷静。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十四日电】题：福田和首相会谈，答应全面合作，人事问题开始深入核心    田中首相十四日中午过后邀自民党的福田赳夫到首相宫邸会谈了大约十五分钟。首相认为政局正处于重大局面，面临第二届田中内阁组阁，要求福田派给予合作。对此，福田答应给予全面合作。    据说，在这次会谈中虽然没有谈到对福田派的待遇的具体人事问题，但从首相直接要求党内第一号实力人物福田给予合作，以及强调举党一致体制这两点来看，人们认为这是首相要求福田本人入阁。    以十四日田中、福田会谈为开端，估计田中首相在当天还将同党内实力人物依次进行个别会谈，围绕着组阁问题的活动已开始逐步深入核心问题。    在十四日的田中、福田会谈中，首相首先从确立举党一致体制的立场出发要求福田派给予合作，他说：“政局正处于重大阶段，自民党必须以团结一致来当此重任。向全国显示自民党的团结是必要的。”福田对此表示同感并答应给予合作，他说：“自民党的团结和统一没有象今天这样更为必要了。但必须不只是名义上的而是名实相符的举党一致体制。”    首相接受了这个保证说：“要表现出自民党紧密无间的团结。”福田进而建议说：“眼下就要编制明年度预算，国内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首相应该下决心表明要重新努力解决物价、地价问题的态度，开始推行新的政策。”首相也回答说：“将用新的想法去努力解决。”    田中、福田会谈是在非常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福田在会谈后会见记者时评价说：“首相对举党一致体制的态度是极好的。关于合作问题，想严肃地去考虑。”并表示今后在组阁过程中还要进行一两次会谈的积极姿态。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十四日电】题：福田终归将入阁    在十四日举行的田中、福田会谈中，首相要求福田派给予合作，含有要求福田本人入阁的意思，福田虽然回避立即作出回答，但对首相的要求合作姿态给予高度评价，最终将会入阁的估计已经增多。从福田的这种态度来看，第二届田中内阁肯定将由迄今的田中、大平、中曾根和三木四派主流体制加上福田派的五派组成举党一致体制来实现。    首相有着借组成第二届田中内阁之机来进一步加强田中体制的基础的强烈意向。另一方面，在这次选举中，由于社共两党的增长超出预料，因而痛感到自民党团结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首相在前些时候成立田中内阁时向福田保证在今后的人事安排上充分考虑该派的待遇问题，因而举党一致体制行将实现。

【路透社贝鲁特十二月十三日电】黎巴嫩外长哈利勒·阿布·哈马德今天在这里说，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支持阿拉伯人民为其基础的。    阿布·哈马德是在访问中国和印度三周之后回到贝鲁特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这样说的。    他说，他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他同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阿布·哈马德赞扬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他说，他感到这个政策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支持阿拉伯人民为其基础的。    他说，在北京的会谈中，他阐释了黎巴嫩对东西方的公开政策以及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外长说，黎巴嫩的态度是：除非以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为基础，否则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阿布·哈马德说，他希望在他访问期间签订了一项新协定以取代一九五五年签订的协定之后，中国和黎巴嫩之间的贸易收支状况能得到改善。    过去，黎巴嫩每年进口价值二千万至三千万黎巴嫩镑（约折合六百三十万至九百四十六万美元）的货物，而中国每年只进口价值一万五千黎巴嫩镑（约折合四千七百美元）的黎巴嫩货物。他说，根据新协定，中国保证每年向黎巴嫩购买价值大约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黎巴嫩镑（约折合三百一十五万至四百七十三万美元）的工农业产品，而这个数字将来还会提高。黎巴嫩外长说，中国外长已接受访问黎巴嫩的邀请，访问日期以后决定。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二月十三日电】由于预料到北京同堪培拉将要建立外交关系，澳大利亚驻台北使馆正在作好下个月闭馆的准备。    接近该使馆的人士今天说，这些官员们已初步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该使馆将不再办理申请签证的手续。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向记者们证实，澳大利亚大使休·亚历山大·邓恩预定于星期五（十二月十五日）经由香港回堪培拉“述职”。堪培拉的消息说，邓恩将不再回台北来了。    澳大利亚新任工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说过，他认为，澳大利亚“有理由”在台北保留一些非官方的代表，以便在澳大利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促进它们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十四日电】题：在“对待福田”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反抗，十二月人事遇到困难的预兆    田中、福田会谈的结果，举党一致体制——对福田派的待遇的“象征”，一、福田本人的入阁问题；二、能否从福田派中起用党的三位领导人，作为具体的焦点突出起来了。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围绕着“举党一致体制”的内容，党内各派的分歧表面化了，人事工作迅速出现了难以进展的迹象。主张田中、大平、中曾根和三木四派主流体制继续下去的中曾根通产相在当天的中曾根派大会上说：“四派体制不应崩溃。我们的态度是举党一致体制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平派也说：“不能被举党一致体制之类漂亮的辞句所迷惑。”三木派的干部也严肃地提出希望说：“既讨好四派，又讨好福田派，反而会使田中体制本身垮台。”    也就是说，关于举党一致体制，福田派要求从“四派体制”转向包括福田派在内的“五派体制”，而四派特别是大平、中曾根、三木三派则想要在坚持四派体制的基础上要求福田派合作。现在人们感到，这种分歧显然已表面化了。    另一方面，关于使田中、福田十四日会谈中达成协议的“举党一致体制”具体化的问题，福田派准备要求下述三点：福田入阁；福田派出任党的三位领导人；内阁内的职位。    关于福田本人入阁，福田派准备作为对待该派的象征而提出强烈要求。但是包括田中派在内的四派方面提出强烈批评说：“这就是在作为‘改变潮流’的内阁成立五个月的时候，把没有任何清算的、依然带着岸—佐藤的形象的福田拉进内阁。”更成问题的是要从福田派起用党的三位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仓石忠雄有可能出任政调会长，在这一点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抗，认为四派体制有可能从“四派主流体制”转向田中、大平、福田的“三派主流体制”。从这种情况来看，福田入阁和从福田派起用党的三位领导人，在最终阶段之前似将在动荡不定的形势中演变下去。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二月四日译载美国旧金山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时代报》的一篇报道美籍中国数学家、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陈省身讲演的文章，全文如下：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在伯克利校园的学生会所礼堂内，四百余听众聆听陈省身教授畅谈访问中国的观感。    陈教授说，在香港停留的时候，同旅馆住的朋友告诉他，香港治安不好，叫他出外少带钱，如遇抢劫，不要抵抗，失财事小，生命重要。但是一入中国大门，“柳暗花明”，一切宁静，到处整齐清洁，满街自行车。在广州只停留了一天便飞向北京。共住了两个星期，作了四次数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和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三次座谈会是关于数学研究的方向、数学问题和专门问题。除参观名胜古迹之外，并参观在通州附近的星火人民公社，该社约有六万社员，分成一百二十个生产大队，主要生产米麦及饲养牲畜副业，此社的农业已相当机械化，因此有修配厂，农民每年收入从四百元至六百元不等，以家庭作单位平均约一千元，所有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保障。公社里仍然有自留地。    中国的物价很便宜，房租每月只四元，每月伙食只十五元便够，医药差不多免费。无线电、自行车、手表等消费品大家都有。他说他在平津一带住了很久，知道在旧政权时代农民生活的痛苦，如遇荒年，卖儿鬻女的事常有，和今天的生活来比实有天渊之别。    陈教授又提到大学教师的生活仍比一般优裕，平均每月有二百多元，最高的达三百五十元，有些教授自动请求减薪，政府不允许。    中国的建设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他在上海参观造船厂，可以造万吨以上的大轮船。他曾在一艘大船上参观，很近代化，技术人材多出身交通大学，完全自己刻苦研究，目前更注重自动化工业发展，他们很谦虚地说正在向先进国家学习。    在国防方面，因为苏联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陈兵百余万，中国不能不戒备。当然中国已有很好的防御准备，譬如各大城市都在挖地洞，掘隧道，以防万一。从上海浦东到浦西有很长的隧道。在北京已有由城东到城西的“地下铁”。陈教授曾亲自坐过，向导同志说工程经验还不够，嘈音较大，但陈教授据他个人的经验认为比纽约的“地下铁”声音要小，而且要干净得多。北京正准备造环城“地下铁”。上海也准备建筑同样的“地下铁”系统。陈教授在他的母校南开大学看到校舍内有些地方写着“动员组”，不明所以，经向导员解释才知一旦有事，不致于临时仓促，可以马上全国总动员，正如中国古语说的，“有备无患”。    其后陈教授讲到中日外交的活跃。他在中国时，日本很多企业家、议员以及首相田中，在北京谈判中日复交的问题。中日的复交可以安定亚洲。在历史上，中国从不侵略别人，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御，这是最好的例子，而中国绝不驻兵外国。    至于大学的教育，在刘少奇当权时完全仿效外国的教育制度。文化革命时期大学全部停顿，一九七二年开始招生，制度仍在研究改革中。青年人中学毕业以后，都要到农村、工厂或解放军中工作二三年，然后才能入大学。还要经群众推举，入选的资格是首先要为人民服务，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谋个人的利益。其次是知识水准也要经过考试，第三是身体要健康。大学科目是按职业的需要，当国家要某方面的人材时，由各所大学分配名额而招收学生加以教育及训练，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陈先生说他和李政道先生都曾提到通才教育的重要和培养将来的大学教师，国内领导很了解到中国仍然落后，以往二十多年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能自给自足，不必仰赖于人，恢复民族的自尊心，陈先生觉得中国有一些水准相当高的专材，但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来说却极为不足，尤其是大学师资的缺乏，陈先生认为海外学人有责任。    关于中国解放以来科学上的成就，陈先生提到像针刺麻醉，合成胰岛素与清除血吸虫等，已众所周知。最近在考古文物和人类学上，都有新的贡献。国内的科技与工业已有相当基础。一切都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集体工作，反对个人主义式的英雄主义，一切都有长远计划，不象在外国自由竞争的制度下，自私自利，一旦有成就，要保守秘密，怕别人抢去了风头、机会和利益，就如伯克利的校园内，这一个实验室做的都不给另一个实验室知道，深恐别人捷足先登，这种情形在中国绝对没有。    最后陈先生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于近年来的生活安定，健康有保障，人口增加得很快，目前问题还不严重，因为在中国的东北、北部和西北、西南边疆还可容纳许多人去生产与开发，但是长此下去便要产生人口膨胀的问题。像陈先生的故乡嘉兴，人口由解放时的六万增至十万，现在国内不断提倡节育，公开教育避孕，鼓励晚婚。男女也走向绝对的平等，女人就业机会和男人一样，生活独立，决不像旧社会的妻以夫贵。而且结婚之后，女性仍用自己的姓，生的儿女，可以跟父亲姓，可以跟母亲姓，也可以跟旁的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