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联合国八月二十六日电】（记者：迈克尔·利特尔姜斯）    在中国昨晚在安理会否决了孟加拉国的申请之后，人们认为今年接纳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已很小。    联合国大会只有根据十五国安理会的建议，才可以接纳一个国家。大会将从九月十九日起开三个月的会议，外交官们怀疑中国是否会在这段时间之内改变态度。    外交观察家们说，很明显，黄华并不愿意投否决票——这是中国于去年十月二十五日被联合国承认以来第一次投否决票    ——但是它没有别的办法阻止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因为孟加拉国得到了包括俄国和三个西方大国在内的十一个理事国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极力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是为了为难中国，因为中国曾一再谴责联合国中的“大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黄华在表决之后在安理会上说，中国对使用否决权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但是“不得不”使用了否决权，而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    他谴责苏联和印度故意制造了一个使他不得不使用否决权的局面。黄华指责说，俄国“是在混水摸鱼”，以便进一步控制和干涉次大陆的事务。    【美联社联合国八月二十六日电】（记者：亚历克·科利特）    由于孟加拉国要求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遭到了中国否决权的抵制，它将试图在今秋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时，再试一试它那越来越小的被接纳的机会。    【共同社纽约八月二十五日英文电】日本大使中川融在安理会会议后对记者说，中国可能是因为苏联和印度设法“使中国处于困境”而使用了否决权。他没有详细说明。    中川融还说，亚非国家看来了解了中国的行动。

【本刊讯】东京各大报八月二十六日晚刊均在头版显著位置或头条，刊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孟加拉国申请问题时反对苏印等国提案的消息并发表评论。    《产经新闻》说：关于孟加拉国参加联合国问题，自八月份提出申请以来，在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但是，赞成、反对双方的对立难解，所以才拿到理事会上进行表决。中国当初就表明反对“孟加拉国”立即加入联合国，苏联、印度明明知道中国会行使否决权，但是仍然强烈主张进行表决。许多外交人士认为，关于这次一系列的讨论，苏联和印度的目的在于想迫使中国第一次使用否决权，以便造成在国际上“孤立”的印象。    《每日新闻》说：中国自去年秋季参加联合国以来，二十五日在联合国第一次行使否决权。特别是同迫使它使用否决权的“幕后人”    ——苏联和印度，展开了激烈的谴责战。另一方面，比利时“主席团”、美国等，为暂时回避中国使用否决权，以延期审议而作了努力。但是，由于日本改变了立场，停止了合作，使其尝试以一票之差受到挫折。然而安全理事会的大势，并不因此而认为中国受到孤立。毋宁说，迄今为止中国极其慎重地使用否决权的实际成绩得到评价。这表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过半数国家一直到最后都在暗中努力支援中国。    一直到八月二十四日，美国、意大利、阿根廷、三个非洲国家，加上重要的中国，确保合计八票的赞成，为获得表决时必要的一票而费尽了苦心。    日本代表机构直到前一天，也就是二十三日，在非正式的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阶段，都是站到前边主张延期审议的。但是，根据外务省的训令，即“事情既然一旦提到安全理事会全会上了，立即同意无条件参加，不再推延”，二十四日突然改变了态度。如果再改变就更“违反国际信义”所以没有投最后的一票。日本一时掌握了延期工作的主导权，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联合国内部对日本的批判正在高潮，日本这种作法难免被谴责为外交上的失策。    《朝日新闻》说：联合国外交人士认为苏联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其目的是让中国行使否决权，以便使第三世界对中国失去信任，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巩固孟加拉国国内亲苏派的地位。    《读卖新闻》刊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中川的谈话，题目是《大国武断的印象淡薄》，全文如下：    驻联合国大使中川，在安全理事会之后接见记者时说“中国行使否决权是迫不得已才行使的。似乎也能说服第三世界。”    中川大使说，一、同苏联连续行使否决权不同，中国自参加联合国以来经常为避免行使否决权而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二、中国反对的理由是要求释放俘虏，是从人道出发的，能被充分理解。三、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国家采取了倾向中国的态度。四、中国行使否决权是在苏联印度逼迫下行使的，这一点谁都清楚。所以，说这次中国行使否决权有损于中国的形象是不妥当的。

【本刊讯】波恩八月二十六日消息：西德《世界报》今天刊登一则报道，题为《谢尔想在十月步施罗德访华后尘》。报道说：    从七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到谢尔自己宣布出访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天从中国回来的施罗德在萨尔茨堡欣特塔尔交给联邦外长一份来自北京的签了字的文件，中国政府通过这一文件表示，愿意没有任何条件地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从谢尔七月二十九日的第一次公开反应（所谓施罗德的使命没有给他带来新的认识）到接受施罗德公开的建议（即应迅速建立关系，以免成为竞选的题目）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在竞选前的气氛中被反对党逼人非走棋不可的境地，他们对此的反应是咬牙切齿。谁当时要是问联邦总理，他是否考虑到北京去，谁就会听到一个简单的、但是无保留的“不”字。对谢尔和外交部说来，在施罗德非常成功的单独行动之后，形势却是另一个样子了。    今天我们听到他（谢尔）宣布，不久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部分也在纳入我们政策的这一既定目标：有助于缓和欧洲局势，有利于缓和世界局势的政策。这就是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是针对任何人的，而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缓和的又一因素。”    换言之：世界所有的大国都由于寻求一项均衡政策而进入了缓和的关系，在这种时候，波恩也不能由于克里姆林宫的先生们而放弃它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德新处波恩八月二十五日电】题：联邦外长谢尔将去纽约    外交部八月二十五日的通告说，联邦部长谢尔将于十月五日至十日前往纽约进行在联合国大会之外的会谈。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田中二十六日发表电视讲话答记者问的有关中日关系问题部分，摘要如下：    一、（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    日中之间邦交不正常的状态已继续了二十七年了。正如我在总裁选举时所说的那样感到已经到了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了。这对两国来说都是个大问题，如果不以全国的舆论统一为前提，就不能成其为有终之美，但现在到时候了。从每天的报纸上也可以看出来。    二、（关于访华日期，有人说要拖到十月，是否如此）    明确的日期尚未确定下来。象报上说的那样，要努力使其渐渐地吻合起来。日中邦交，不正常状态已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如果不把时机成熟和国民意见的统一作为前提是不行的。基本上是要早日实现正常化，但也有困难的一面。    三、（作为日本的最高负责人，将向周总理强调什么）    与其说强调，不如说在为两国的邦交正常化进行必要的磋商之前进行会谈，见面是有意义的。迄今为止，完全没能见到面，这一次见面，是由于双方的条件都成熟了。见面就一定能有一个立于长期的前途之上的友好的开端。首先是见面。问题的解决可以在这以后考虑。    四、（在总裁选举时，同三木、大平决定要以缔结和平条约为目标，这是意味着在法律上清算过去同中国的战争吗）    见面以后，被封闭的东西就可以开始交流。之后，可能会有共同宣言、声明等各种东西，我认为做为一个新的问题，是需要在两国之间缔结和平条约或者叫和平友好条约。其内容、时间、形式，两国可以研究解决。对于战争问题，日本人就是喜欢从法律的角度去议论，其实这是个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收拾的问题。在结束同中国的战争问题上，有一种议论说，如果同中国结束战争，相反地和台湾的战争状态就要复活，这是滑稽可笑的。这个问题会自动地解决。    五、（台湾本来是包括在日美安全条约的应用范围远东之内的，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安全条约与台湾的关系及一九六九年的佐藤、尼克松会谈的台湾条款如何解决？）    我认为这并不成其为问题。事态、条约都发生了变化。人所共知，台湾海峡的问题等等已经和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在那里不会发生武装冲突那样的事情。既然如此，当前就不需要象有一种意见所说的搞修改条约、修改宣言之类的东西。    （一九六九年的远东条款是否要勾销）要按实际情况应用下去。（本刊注：《东京新闻》在此句下边还有一句话，即：“如果这样，即使有远东条款，也没关系。吉田信件难道不是都解决了吗？”）    【路透社东京八月二十六日电】田中角荣首相今天说，他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即将举行的会谈将是向建立日中持久友谊迈出的第一步。这位首相说，有必要签订一种双边和平友好条约，这将在他访问之后讨论。他说，在他访问之前，日本不可能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    【法新社东京八月二十七日电】田中角荣首相今晚在东京广播电台用电视广播的对记者谈话中说，他认为，一俟人民中国同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台湾问题就会自行解决。    他说：“既然我要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正常化问题了，我们对于我不会白走一趟这一点是有相当把握的。重要的是，我要去会谈了，我相信会有成果。”他说，他动身的日期还得由北京和东京之间作出安排。    政府人士和自民党人士一直在议论他会在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前去。

【美联社莫斯科八月二十六日电】（记者：约翰·鲍斯曼）谷物歉收是否会迫使克里姆林宫出售一些它储备的黄金呢？    此间西方专家们计算，苏联人在向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购买谷物的交易中要付的款项已经积累达到十四亿美元左右。    除非苏联人有谁都不知道的特别的储备基金，否则，他们可以筹款的主要办法有两个：削减计划规定的工业投资，比较注意照顾苏联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出售黄金，苏联是世界上黄金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伦敦和瑞士一直流传关于苏联出售黄金（已经出售或计划出售）的消息。苏联从不公布它所拥有的外汇或黄金储备的统计数字。也从不透露它的黄金年产量。据此间的专家们所知，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没有大量出售过黄金。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也是歉收的时期），据信苏联出售的黄金达到了一年五亿美元左右。苏联人现在正在静悄悄地定期出售少量的黄金，这是可能的。    在早先几年，苏联倾向于进行大量的黄金交易。但是，那是在那样一个时候，当时，不论有多少黄金投入市场，黄金都是以一盎司三十五美元的定价出售的。由于自由市场价格现在是政府之间的定价一盎司三十八美元的将近两倍，所以苏联面临着一种不同的市场情况。    如果他们设法一次出卖大量黄金，他们就可能使市场萧条下来，而使他们黄金的价值降低。所以，这里有些观察家预料苏联不会引人注意地大量出售黄金。他们猜测，苏联人可能已经开始分批出售少量黄金以避免进行会使价格下降的大交易。    这可以说明几个月来的非官方消息：苏联正在瑞士的苏黎世出售黄金。美国财政部上月证实，一个获得特许的美国买主已经收到从瑞士运来的相对来说少量的苏联黄金——三万一千三百二十七盎司。

【本刊讯】香港八月二十六日消息：香港各报今天都显著刊登港英警方破获苏联间谍案的消息。有些报纸并发表了评论。    《华侨日报》在标题中强调在港的“苏间谍主要任务为对付北京”。《天天日报》在标题中强调英方此举为“加强英国与中共关系”。    《明报》今天发表题为《香港破获苏联间谍网》的社评，摘要如下：    根据警方所捕获的资料，苏联间谍人员所要搜集的情报分为三部分：香港的、中英关系的、台湾的。他们还企图以香港为基地向东南亚发展渗透。苏联要研究中英关系，那并不稀奇，中国英国都是当世的重要国家，中英关系当然会影响到苏联的外交政策。但苏联为什么对香港的情形这样感到兴趣？为什么对台湾又这样感到兴趣？其中必有十分重要的原因。两个商人居然能拿到全港记者所无法得到的情报，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觉得也有些奇怪。    我们相信苏联间谍人员在香港招募助手，决不以这两个商人为限，所想搜集的情报，也决不以上述三项为限。显然，他们对于中国大陆上的各种情报，兴趣更加浓厚；对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比之中英关系对苏联更为重要。    《快报》今天刊登一则题为《苏谍利用港商刺探中共情报》的消息，摘要如下：    据可靠消息称：在本港被驱逐出境的两名苏联间谍所拟定的计划，原是利用两名香港商人，以左派商人姿态出现，偷取有关中共工商界之内幕情报。    据可靠消息说：目前仍被警方扣留的香港华籍商人，为台湾人，是本港一家洋行负责人。他在本港商场相当活跃。    消息又说，他在苏联间谍的收买下，将以左派商人姿态出现，与中共大做生意，并将聘用大量左派职工，在其商行中工作，令他们加入中共“工会联合会”，探听有关中共对外贸易及中共对海外进行之政治活动的情报。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十八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永田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苏联为确保粮食收成而奔忙》，摘要如下：    现在，苏联已临近秋收季节，为了防止变化异常的天气造成歉收，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亲临前线指挥，为保收而展开了“背水之战”。粮食生产形势不好对畜产部门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也可能使现政权的口号民生路线的基础崩溃。    八月初，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亲自召集各地方党、政干部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干部，就“收获和农产品的国家调配、改良土壤和加强饲料部门”作了秘密报告。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二月份也曾召开过关于发展农业的类似会议，讲话内容都没有发表。但是，八月会议的目的肯定是，在担心由于天气变化无常而只能减产的今年的粮食生产中，为了尽量有成效地进行收获，而要对机械和劳动力进行总动员。    粮食的供求关系是相当紧张的。为此，苏联决心以尼克松访苏为转机，增加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为不重蹈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复辙，而对农业政策是极其慎重的。但是，还不能说拿出大量黄金和外汇在西方市场购买粮食，就已经到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破产公告”的一天。

【塔斯社巴尔瑙尔八月二十六日电】题：勃列日涅夫到阿尔泰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到达阿尔泰边疆区中心巴尔瑙尔。他是从科克切塔夫（在哈萨克斯坦）飞抵这里的，他在科克切塔夫停留了两天。    在巴尔瑙尔机场迎接勃列日涅夫的有苏共阿尔泰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夫及边疆区的其他领导人。

【本刊讯】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八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题为《警方捣毁苏联在香港的特务组织》的报道，摘要如下：    警方扣留了两名犯了为苏联作间谍活动罪的香港商人。    这两人是在政治部侦探捣毁一个在香港活动的俄国特务组织时被捕的，该组织是准备作为苏联在整个远东的侦察活动的核心。    他们的两名俄国特务主子——均假扮成一艘访港的船上的船员——也被政治部侦探捉获。他们被下令逐出香港。在其中一名俄国人身上找到的文件证实，苏联正准备把它的国际特务网的触角伸进东南亚其他国家。    该特务网——俄国人在一九六九年设立——是在上个月被破获的。    那两名有关的香港商人仍在审讯中，但那些俄国人已被送上他们的船去，被下令离开香港而永远不要回来。那两名商人为了得到俄国出口机构的厚利的合同而出卖他们对香港的忠诚。    这个故事是在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当时其中一名商人——我们就称他为Ｘ先生——在香港相识了一名叫亚历山大    ·特拉索夫的俄国人。特拉索夫大概是一名俄国的海事督察，他驻在香港，管理俄国船在香港船坞内的维修工作。特拉索夫其实是一名俄国的特务网的负责招募的人。    特拉索夫和Ｘ先生成了朋友，而这种关系在他返回莫斯科后还继续下去。两人保持接触。信件和礼物带着特拉索夫的爱意从俄国源源流入。但这些东西都不是通过邮寄的：它们是由来香港的俄国船上的船员派送的。    在一九七○年，特拉索夫写信给Ｘ，并邀请他去苏联。那名商人便乘搭苏联船“哈巴罗夫斯克号”出发，该船经常航行于香港经日本到东西伯利亚之间。    当他抵达莫斯科时，特拉索夫和Ｘ重聚了。后来，特拉索夫把他介绍给俄国庞大的政府情报局的高级官员。    在交谈的过程中，他还提供他们有关另一名准备出卖香港换取卢布的香港商人的详情。我们就称这人为Ｙ先生。    这些俄国特务主子告诉Ｘ，他们希望他在他的秘密报告中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香港总的形势；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任何有关台湾的消息。    他还被邀请为苏联四家出口机构工作并作为它们的代理人。Ｘ接受了这个价钱。他在莫斯科的接头人是一个叫莫罗佐夫的人，苏联贸易部的一名高级官员。    Ｘ在莫斯科期间还会晤过一名叫科勃林的人。（科勃林是那种被认为是苏联“外交”的阴暗世界中的典型例子。他与印度——他曾在一九五九年在新德里的大使馆内工作——和马来西亚的分子有紧密的接触。）    在Ｘ离开莫斯科返港之前，俄国人给了他一套在他送情报给他们接头人时使用的密码。    在返回香港的途中，Ｘ相遇了另一名从前曾与东亚地区有联系的苏联“外交官”。这个人叫肖尔尼科夫，他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一名随员。    Ｘ热诚地给肖尔尼科夫提供了大量有关香港和台湾的消息，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的主题以及台湾关系问题上。    一九七○年返回香港后，Ｘ继续他为苏联工作的活动。    他经常与假扮成苏联船员的俄国特务通讯员见面。    在今年初，Ｘ被召去与他的俄国主子举行一次会议。他们叫他安排Ｙ先生    ——两年前Ｘ在莫斯科曾经提及的另一名香港商人——乘搭一艘俄国船“普里阿穆维雷号”去日本。他们告诉Ｘ、Ｙ在船上会有若干名苏联情报员与他接头。    Ｙ先生同意在香港为俄国人工作。但他提出一个苛刻的交易。他要求获得一份护照，并要求俄国人设立一间掩护他进行活动的商行，以及获得“保险金”。    那些俄国人对他说，他们将会在四个月内给他一个决定的答。    四个月的期限于上个月到期了。“哈巴罗夫斯克号”于七月十七日驶入海运大厦停泊。这船上有两名非常不寻常的海员。一个是波利卡罗夫，另一人是俄籍华人斯捷潘·宗纳耶夫。    虽然宗纳耶夫在船员名单中的职务是伙夫，但他事实上是一名俄国情报分析家，而且以前是苏维埃大学的华语讲师。    当“哈巴罗夫斯克号”泊岸不久后，波利卡罗夫和宗纳耶夫在Ｙ先生的家里和他见面了。    会面开始不久之后，一组政治部的人员破门而入并把他们逮捕。Ｘ先生稍后亦被拘捕。那些俄国人受到了盘问和搜身。警探在波利卡罗夫的裤袋里发现了两份阴谋的文件。其中一份是苏联计划在远东招募更多间谍的一个完整和详细的纲领。另一份是详细列下Ｙ先生未来的目标的文件。    那些俄国人在警方押送下被带回他们的船上，一名高级警官对那个叫普多夫金的船长就那两人的事提出了警告。    《南华早报》在今年三月间曾独家揭露苏联间谍装扮为商船船员溜进香港。据悉香港政府对于苏联把俄国的中国观察家放进香港来从事研究、宣传和招募特务的政策也极为忧虑。    在去年内，八十艘俄国船只曾在香港停泊，船上共有人员四千人。其中一些俄国船是到这里进行修理的，而且留驻了五个月。在这段时间内，那些“船员”也留在香港。在这些“船员”当中，若干人有间谍的嫌疑。    俄国商船队上的这些流动的间谍在新加坡和亚洲其他海港中也是突出的。但由于香港接近中国之故，所以仍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这个俄国间谍事件的最新丑闻的前一宗事例，是去年九月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人员和贸易商人被逐出英国，那些人是俄国的暗藏特务。自从那次被驱逐事件之后，那些间谍兼外交官的俄国人的其中一些已突然出现于俄国驻泰国和驻锡兰的大使馆，似乎可以证实俄国对于渗透亚洲国家的兴趣。

【路透社伦敦八月二十五日电】英国今天就俄国人在香港从事秘密活动向苏联提出了抗议。    一位英国发言人说，这里的外交部就七月香港发生的事件向苏联驻伦敦的大使馆提出了“适当的抗议”。    他拒绝提供任何细节。但是，在香港的一位可靠人士在今天早些时候说，侦探在两名苏联特务中的一人的裤袋里发现了克里姆林宫一项在远东各地收罗间谍的计划。    这位英国发言人说，这里的外交部今晚召见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成员，由一名英国高级官员向他提出了抗议。外交观察家们指出，这些行动不是由部长派的官员进行的，外交部显然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去年九月后，英国和苏联关系最近刚刚开始有所改善。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二十四日电】题：《苏维埃俄罗斯报》谈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    尼基弗罗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写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阿拉伯国家由广泛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联系在一起。”    作者指出，这种友谊不是人们出于礼貌或权宜之计而说出的某种抽象的概念。    作者说，阿拉伯国家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不象那种一旦厌烦就可以更换的装饰品。“它对于双方都是切身重要的。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这一友谊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相当重要的成果，它帮助他们去抵御侵略者及其帝国主义庇护者的阴谋。”    作者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已成了阿拉伯人在争取光明的未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的斗争中的牢固支柱，帝国主义已被迫在近东放弃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文章指出，历史已不止一次地证明，纳赛尔旨在使埃及同苏联接近的方针是多么的英明。这个政策促进了埃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本国工业化计划的实现，促使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遭到失败。    尼基弗罗夫追述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以色列进行侵略的最初时刻起就已声明，它们完全站在遭到背信弃义袭击的阿拉伯人民一边。当以色列士兵准备横渡苏伊士运河时，苏联给予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以不可估量的援助。    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领导人不久前在克里米亚的会晤时重申，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坚决支持遭到以色列侵略者袭击的各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正义事业。社会主义国家主张以色列军队从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走，并主张无条件地履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    作者最后说，“由于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作，阿拉伯国家就得到了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会向它们提供的东西，即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法新社达累斯萨拉姆八月二十一日电】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今天含蓄地谴责乌干达总统阿明驱逐乌干达的亚洲人的决定。    尼雷尔总统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坦桑尼亚师范学院的一次集会上说，“世界上的所有种族主义分子都是这种或那种的畜牲，都是没有前途的。”    他暗示，坦桑尼亚不打算仿效乌干达。    关于在乌干达的拥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尼雷尔总统说，预料驱逐他们可能“伤害许多人”。    观察家们认为，尼雷尔总统的讲话是对那些想看到驱逐坦桑尼亚的亚洲人的坦桑尼亚人的回答。    【路透社坎帕拉八月二十二日电】乌干达总统阿明今晚打电报给邻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坚持说能够证明是乌干达公民的亚洲人将不会被驱逐出这个国家。    阿明总统在措词强烈的电报中拒绝了尼雷尔总统对他的亚洲人政策的批评，并指责这位坦桑尼亚领导人在处理他称之为的一个类似的亚洲人问题上软弱胆小。    阿明总统说，尼雷尔总统知道“坦桑尼亚人民希望你采取相似的措施以便把坦桑尼亚的经济置于他们的手里。”    阿明将军对尼雷尔总统说，“如果你有一点勇气的话，你肯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你没有这样做的勇气，所以你希望通过粗暴地指责一个友好国家的手法而压制住坦桑尼亚人民提出的正当权利的要求。”    【中东社喀土穆八月二十三日电】据这里今天获悉，尼迈里总统昨天派特使，携带着一封有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关系的信件去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尼迈里总统在信中渴望强调，苏丹对于避免这两个非洲国家关系的恶化很关切。

【路透社坎帕拉八月二十二日电】新闻部说，阿明总统今天在这里宣布，拥有乌干达国籍的亚洲人将不被赶出乌干达，如果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的国籍状况的话。    阿明在为苏丹外长曼苏尔·哈立德举行的午宴上说，“将不要求作为乌干达公民的亚洲人离开这个国家。”    新闻部援引他的话说，“凡有着双重国籍的人将被通知离开这个国家。”    阿明说，“他所作的决定并不具有任何种族主义性质，因为他的政策的目的是要改善整个乌干达的经济状态。”    他关于不把这里持有乌干达护照的二万三千名亚洲人赶走的决定是在他拒绝乌干达学生要求这样作的呼吁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作出的。    【中东社喀土穆八月二十三日电】苏丹新闻部长穆萨今天说，乌干达总统阿明取消他的驱逐乌干达籍的亚洲人的决定是应尼迈里总统的要求作出的。

【本刊讯】埃及《今日消息》周刊主编伊赫桑    ·阿卜杜勒·库杜斯八月二十六日撰写了一篇题为《寻求七月八日以后的心理状态》的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对苏埃关系危害最大的是企图——不管是有意还是出于无知——把问题置于不现实的范围里，使它成为喧嚷的口号和含有美丽辞句的内容，从而使问题从其焦点转入迷途，最后使它陷于瘫痪和停顿状况。    对局势产生误解的人不仅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属于苏联阵线。匈牙利和波兰报纸所阐明的看法如果不被认为是对埃及的攻击的话，也是企图使问题脱离它的现实趋势的作法。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报纸也发表了评论，但是我们迄今还没有收到。苏联官方喉舌《真理报》和苏联军队喉舌《红星报》背离了问题的现实趋势。    我们有意地在《消息报》全部刊登由各通讯社播发的《真理报》的报道，从而提供对话的机会，虽然苏联报纸并没有援引埃及报纸的报道，甚至连提都没有提。除了报纸消息和评论以外，还有些人之间——也不知是在官方还是著名人士之间——在进行窃窃私语，这些窃窃私语使这个问题离开了它的焦点。    问题的焦点是解放我们的国土。这是支配我们的政治思想、左右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结构、明确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决定我们今后的政策的标准。埃及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右派与左派之间没有问题。不存在不属于苏联就属于美国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是凌驾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这就是：解放国土。    我们完全相信，解放国土与和平努力除非是通过加强我们借以可以对付以色列的那种力量，是不能实现的。埃苏友谊及其发展和成长的唯一动力是希望加强这种力量和解放国土。它并不是为了满足埃及的防御需要，而是要满足埃及的进攻需要。这是纳赛尔总统秘密访问莫斯科的动机，在访问期间，达成了加强埃及的军事能力的协议，办法是扩大军事合作范围，增加苏联军事顾问的数目和得到先进的新式武器。当时埃及正对敌人进行所谓“消耗战”，这场战争导致了敌人的纵深袭击。纳赛尔的访问想通过增加进攻性武器和加强防御使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如果纳赛尔当时接受了罗杰斯的倡议的话，那么他接受这个倡议和同意停火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完成加强进攻力量的工作和等待莫斯科装备的到来。    时间过去了，进攻性武器并没有到来。直到现在，武器还没有到来。问题就在这里。埃及和苏联之间没有其他问题。当为了寻求解决而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我认为讨论不可能导致两国之间的对立。相反，埃及的心理状态可能给苏联领导人以充裕的时间自由地明确他们对整个问题的立场。用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武装一个国家来参加有限战争，这是现时代的一种现象。因此，如果苏联决定给埃及以它拥有的一切先进的进攻性武器，就象它决心象美国支持以色列那样地支持埃及的话，而且如果苏联由于重视其谋求同美国共处，然后同以色列共处的自身利益、而拒绝采取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就随它的便吧。苏联完全有自由这样作，并完全尊重这种自由而不放弃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但是苏联无权把它的自由强加于埃及，亦即就收复国土而言，苏联无权决定埃及的立场。    对苏埃关系的讨论只能限于这一问题。但是讨论却进行得更远，也许是故意的。据说——是《真理报》曾含沙射影地暗示这一点——埃及决定以从属美国来取代从属苏联。这个逻辑产生于反动的政治思想，它设想小国只不过是大国的卫星国。它忘记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应当以国家的民族利益为基础。    对于埃及军队迄今为止实际上依靠的武器的命运是有疑问的。这些就是苏联武器和需要零件。苏联将继续给这些零件和弹药吗？    这个问题是由于背离了问题目前的趋势而产生的。问题并不影响给埃及运送武器，但是它关系到一种具体类型的武器。如果苏联坚持不给我们这一种武器，这并不意味着停止供应其它种武器，只要苏联渴望继续保持友谊和进行合作的话。    问题并不关系到埃及给苏联海军提供的设施和劳务。萨达特总统在宣布停止苏联顾问在埃及的使命后申明这不影响给苏联舰队提供的设备。这表明埃及切望把问题限制在它的实际范围内，从而使其它领域为合作敞开大门。我认为苏联——在它的利益范围内    ——切望敞开这些领域的大门。    在关于根据同苏联签订的协议建立的埃及工厂方面将要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些工厂中最重要的是钢铁联合公司。这些工厂仍然需要零件、技术检查和供应品。这些工厂的命运如何呢？苏联会继续向这些工厂提供技术经验和零件吗？    这个问题进一步远离了问题的现实。因为这些工厂是属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协定的范围。在建设这些工厂和进行贸易往来中埃及的利益并不超越苏联的利益。世界上所有不互相敌视的国家对于开辟共同的工业和贸易市场都是有兴趣的。    埃及和苏联之间的武器质量问题决不会影响两国的工业和贸易往来。甚至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建成新的钢铁工厂后我们将同意建设其它企业。    另一方面，那些工厂是埃及在经历自己作好解放被占领的领土的准备阶段中所考虑得最少的东西。如果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牺牲一切工厂以及相等的东西而领土获得解放的话，这种牺牲将被容忍。我们将随后重建这些工厂。    波德戈尔内向最近访问莫斯科的埃及人民议会代表团详细谈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战胜希特勒的军队而作出的各种努力与牺牲。波德戈尔内可能记得，在那些日子里，苏联的领导并没有考虑要损失的工厂、要停止的活动或是修建在伏尔加河上的水坝，哪怕它们比埃及的高坝还要巨大。一切都被动员起来解放领土。    波德戈尔内还可能记得，俄国在对德国人作战时，依靠自己以及依靠美国提供的武器和军事专家，尽管后者当时跟现在一样地是资本主义国家。领土的解放超过了意识形态和口号。如果苏联的领导人当时发现美国武器不足以继续进行战争，他们无疑地将会寻找解放他们的领土的另一途径。他们当时无疑地将会拒绝就希特勒占领的领土同希特勒直接进行谈判的原则。    所有这些问号和讨论，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一切，是一件事的结果。苏联的政治心理状态，不论是领导人或领导人的喉舌的心理状态，仍是一九七二年七月八日前的心理状态。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在埃及的存在的决定是在七月八日作出的。这些顾问的使命不是导致这一决定的动机。作出了这一决定是出于更深刻的原因。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促使苏联领导人改进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方法。    埃及的最终目的是要同改进了的心理状态打交道；这种心理状态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是七月八日后的心理状态。    但是不幸，勃列日涅夫在七月八日的决定后给萨达特总统的信，纯系重复七月八日前说的话。这些话没有任何新东西。

【德新社坎帕拉八月二十五日电】乌干达总统阿明将军已提前发给乌干达警察总监奥奇埃诺和另外二十二名高级警官退休金，令其退职。    据今天发表的一项公告说，阿明是“根据公众利益”采取这个行动的。    奥奇埃诺是在阿明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夺权后不久任警察首脑职务的。    在被解职的其他人中有乌干达北部地区的警察司令、东部地区的警察司令、西部地区的警察司令、首都坎帕拉地区的司令和卡拉莫贾区域司令。

【法新社慕尼黑八月二十六日电】（特派记者：莫里斯·巴塞）第二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十五点零一分在庄严的慕尼黑体育场开幕了。    微风徐徐吹动一百二十二个参加国的国旗。从十二时开始，彩色缤纷的人群开始涌向体育场，待到开幕式时，场内八万个席位都座无虚席。    出席开幕式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总理维利·勃兰特和政府成员，邻近国家首脑：奥地利总统弗兰茨·约纳斯，还有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丹麦埃里克亲王，瑞典的卡尔·古斯塔夫亲王，摩纳哥的雷尼埃亲王，此外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奏完德国国歌之后，乐队奏起各参加国的民间乐曲。一百二十二个代表团共有八千名运动员——到奥林匹克的有一万人    ——开始列队入场。按照传统，希腊代表团走在最前列。    约旦没有列队出席，人们不知是何原因。    入场式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入场式结束后，所有代表团第一次在草地上排成三行。三千二百名少年，男孩穿着绿衣服，女孩穿着黄衣服用花束向运动员们致意。    慕尼黑奥委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维利·道默致欢迎词后，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用德文作他最后一次在奥林匹克的讲话。然后他请古斯塔夫·海涅曼宣布第二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起立宣布：“我宣布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并祝贺现代第二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运动场上一片欢乐，墨西哥民间芭蕾舞极受欢迎。五千只白鸽在晴朗的天空飞翔。十六时五十六分，奥林匹克火炬抵达体育场。火炬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在奥林点燃的，然后由五千九百七十六名赛跑运动员经过二十九天七小时才把它送回到慕尼黑。

【共同社东京八月二十七日电】题：战后将因日中邦交正常化而结束——大平外相讲话    大平派青年研究会二十七日下午在神奈川县箱根一家饭店举行会议，大平外相在会上讲了话。他以“潮流改变了吗”的提问方式就目前的内政和外交问题表明了想法。其中，外相虽然强调“我国外交的基调是以坚持安全条约为中心的日美协调”，但是他却明确地说今后的日美关系“不是过去的情况的延长，而是应该朝着确立广泛而多方面的合作体制的方向前进。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在对华、对苏外交中贯彻日本的主张。”他说，在夏威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将取得成功。另外，关于日中问题，他表明了下述想法：一、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清算过去上，而应该有助于开创亚洲和平；二、正在研究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的方针，以不损害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利益。    外相接着说：“日中间不久将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样才能结束战后。”外相表明了政府面临田中访华对打开日中关系的决心。    除此之外，关于内政问题，外相强调说：现在，公害、土地和物价等问题堆积如山，因此，“政治家应到国民中去，倾听国民的呼声，谋求解决办法，其态度应贯穿‘与国民同甘共苦’的思想。”    大平外相讲话的要点如下：    一、我认为，我国外交的基调是以坚持安全条约为中心的日美协调。但这不能成为过去惰性的延长。日美协调，就是两国一面相互谋求稳定内政，一面按照进一步扩大对外对话的场所的方向确立多方面的合作体制。并且，希望这一立场不仅仅停留在两国间的一致意见上，而要做到足以得到世界的普遍理解和祝福。    二、只有这种日美关系得以扩大和前进，才能在对华、对苏外交中贯彻自己的主张。日美两国首脑将在夏威夷举行战后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世界视听都集中在太平洋的时候举行的，因此，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会谈中，除亚洲问题外，还将商谈两国关于处理日美经济关系的基本方法。作为铺平这次会谈的道路而举行了田中首相和我与总统助理基辛格的会谈。通过那次会谈，我确信夏威夷会谈将取得成功。    三、我认为，在致力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清算过去上，而应该有助于开创亚洲和平。同时，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应该不损害美苏等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日中间将在不久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样才能结束战后。

【合众国际社广州八月二十五日电】（记者：唐纳德·麦凯）加拿大外交部长夏普结束了对中国的为期九天、行程二千英里的访问，于今天乘飞机回国。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改变了我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夏普在动身前往香港然后再飞回国内之前接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来到中国而又不产生改变观察世界的角度这一结果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次访问改变了我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夏普说：“中国人显然把加拿大贸易展览会看成是了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的一次机会。我们提供小麦，其他国家也提供，但是，眼下我们得到了优先地位。我认为，在工业产品方面我们也能得到优先地位。”    记者们在参观加拿大贸易展览会时注意到，二百多个参加展出的厂商中几乎有一半是美国公司的加拿大子公司，虽然，除了一件展品    ——明尼苏达矿业和机器制造公司出产的复写机——外，所有展品实际上都是在加拿大制造的。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次展览向中国人提供了不但能看到加拿大产品而且还能直接看到这么大量的美国产品的机会。    夏普说，他认为，中国为发展外贸而作出的新的努力“不同于以前其他任何重要国家的任何经济发展计划。中国的努力以农业为基础，不是为了使中国工业化，而是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从粮食开始，然后是衣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最后是重工业。在参观公社时，我们发现强调的是增加粮食产量。”    夏普承认，他来中国的时候准备着看到“不可思议的中国人”。他说：“我遇到的却并不是这样的人。我感到一种同在与其他友好国家会谈时表现出来的一样的坦率，这是令人非常安心的。我对这次访问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夏普说：“在多年不接触以后，看到亿万人民在象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工作着，情景是相当惊人的。社会性的实验正在进行。可以看到，每一尺土地都耕种了。也可以看到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竞争。所有这些事情——亲眼目睹的事情——都影响你对世界事务和对事态发展的可能趋势的看法。”

【共同社东京八月二十七日电】题：在日中问题上，政府与自民党之间发生分歧，在议员访华和椎名特使问题上表面化    面临着一个月之后的田中首相的访华，在政府首脑和自民党之间，围绕着日中问题的分歧突出起来了，使有关人士感到焦虑不安。这种分歧特别表现在向台湾派遣椎名特使和该党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为团长的代表团的访华等问题上。因此，椎名的出发日期和小坂访华团的规模、性质至今尚未确定。    当然，在“田中首相访华，使日中间的邦交正常化”这个基本立场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面临着日中首脑会谈，在这个时候，虽然说是小问题，但政府与执政党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毕竟是令人担心的。    政府和自民党之间的分歧明显化是大约两周前在党内提出要派以小坂为负责人的党的代表团到中国去时开始的。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等政府方面以中国方面采取了“日中间的谈判要从田中访华才开始”的态度为理由，表示了冷淡的态度，认为“果真有去的必要吗？”    另外，关于向台湾派遣特使的问题，政府和执政党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分歧。    为了说服国府，需要就今后的日台关系拿出写有相当具体的内容的“代替方案”。据说，椎名对在迄今为止与大平外相等人的接触中没有就这些问题得到政府方面的充分说明心怀不满。    当然，这些分歧不会妨碍“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个大潮流，但是，这是日中问题尚未在政府和执政党内“成熟”的证据。因此，田中首相和桥本干事长等政府和执政党首脑今后也将为调整意见而奔忙。

【共同社东京八月二十七日电】题：邀请台湾乒乓球队——中国提名而由亚乒联盟决定    北京八月二十七日电：为准备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二十七日上午在北京市前门饭店召开的亚洲乒乓球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中国提议后决定欢迎台湾乒乓球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乒乓球队”的名义参加这次锦标赛。邀请台湾队，显然是中国发动的旨在解放台湾的外交攻势。台湾的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说，敲开美中关系大门的“乒乓外交”，现在又要朝着解放台湾展开了。    据料，这次中国方面的提案是在周总理提起这个问题之后提出来的。尼克松访华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崩溃了，而且最近日本迅速地接近中国。台湾在亚洲的这种新形势下发生了动摇。于是中国针对着台湾开始发动了外交攻势。邀请台湾乒乓球队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

【安莎社慕尼黑八月二十六日电】意大利奥委会主席奥内斯蒂在向“国际奥委会”报告他在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对北京的正式访问之后，在这里发出了让中国回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呼吁。    奥内斯蒂八月二十五日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说，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向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二十三日向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宣读了他的报告。他还说，没有进行辩论，因为，没有把它列入正式的议事日程。然而，他将要求下一次奥委会会议进行正式讨论。    【法新社慕尼黑八月二十五日电】（特派记者：达尼埃尔·罗歇）奥内斯蒂先生公开发表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在我完全自由地观看和判断的基础上，我确实认为被决定作为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体育活动正在中国模范地推行。”    奥内斯蒂先生又说：“体育活动在学校、工厂和所有的集体单位广泛开展。它是建立在锻炼性格和身体的观念的基础上。对客人的接待是热情的。除了运动员们体育活动方面的优点之外，他们慷慨、公正的品德是值得赞扬的。”    “鉴于种种考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奥林匹克体育活动是非常活跃的，而且要返回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愿望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完全希望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的运动员们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代表的青年的盛大节日。”    “由于受到这样的感情的鼓舞，我们必须寻找能克服众所周知的显著困难，并保证奥林匹克运动全面的普遍性的解决办法。”    奥内斯蒂接着说：“根据当前的现实和我所获得的保证，我认为可以重申，关于捍卫台湾（福摩萨）青年体育活动的权利的挂虑没有任何理由再存在。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作为一个省，它将肯定不受歧视地让运动员们和它的领导人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台湾青年运动员们可以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各级体育活动。他们将可以为奥林匹克国际比赛，和其他竞争者们——无论这些比赛是那一级的——一起参加所有的选拔赛。他们将可以和其他大陆的竞争者们进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