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题：使夏威夷会谈成为密切关系的机会    ——田中、基辛格会谈发表新闻公报    田中、基辛格会谈以后，发表新闻公报如下：    田中首相和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在轻井泽举行了会谈，为准备田中首相和尼克松总统将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谈，就日美两国共同关心的一些事项，坦率地、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一，在会谈中就加强两国间的密切的友好关系、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景进行了磋商，共同确认夏威夷会谈是应该成为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的机会。    二，就以亚洲为中心的目前的国际形势也进行了会谈，并就日美两国的对中国政策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    三，谈到了围绕越南的最近动向，首相很感兴趣地听取了基辛格助理的说明，同时说他希望实现越南和平。    四，就日美经济关系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希望要进一步加强两国间密切的经济关系。    五，首相说，他对同尼克松总统举行夏威夷会谈抱有期望，基辛格助理也说，他将向总统汇报同首相会谈的情况，并期望夏威夷会谈取得成果。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题：美国基本上同意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夏威夷会谈的政治色彩浓厚    轻井泽电：田中首相从十九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许开始同正在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在休养地——轻井泽的万平饭店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小时。席间，首相解释说：“日中邦交正常并不损害日美关系。”对此，基辛格助理也表示同意。    这次会谈是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两天在夏威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的预备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谈到了中国问题、日美贸易和经济问题、越南和平问题、韩国问题以及苏联问题。席间，首相和这位助理首先表示希望扩大日美两国间的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并确认了下达共同的想法：两国关系通过即将到来的夏威夷会谈将变得更加密切，迎接日美新时代的到来。    首相和基辛格助理今天就日美经济问题取得的一致意见是，不使夏威夷会谈成为讨论经济问题的场所。    【合众国际社日本轻井泽八月十九日电】（记者：罗伯特·克雷布）日本政府人士说，日本首相没有向基辛格透露他拟议中的访问北京的日期。    基辛格在离开时对记者们说，“我对我同田中首相的会晤感到很满意”。    在万平饭店樱枝间举行的会谈比预定时间长了将近一小时，但是田中对他说，安排得太紧了，来不及谈足够广泛的问题。    他要基辛格再来一次日本，但是官员们说，没有提到日期。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题：夏威夷会谈只是确认，大平和基辛格就经济问题举行会谈    大平外相十九日下午三时在外务省同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进行了约一小时零十分钟的会谈。结果，在经济问题上，取得了这样的一致意见：在夏威夷会谈之前，在日本方面的鹤见审议官和美国的驻日大使英格索尔之间进行关于紧急进口问题的谈判，在夏威夷会谈中，两国首脑予以确认。    除此之外，在中国问题上，据外相说，“没有感到在双方的想法上存在着很大的隔阂。”    据认为，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助理就美国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和现状的分析作了相当深入的说明，在台湾问题上，强调了美国“恪守对台湾的诺言”的立场。    对此，大平外相反复阐明了日本对于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    【合众国际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总统顾问基辛格在匆匆忙忙地访问南越和日本之后于今天离开日本返华盛顿。    他的美国空军波音７０７座机于下午约四点四十五分从东京国际机场起飞。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题：周总理同川崎会谈，高度评价政府的对华姿态    北京十八日消息：中国总理周恩来十八日下午九点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以及青年学生访华团团长山下正夫等一行。    会见中途，青年学生参观团退席，只留下川崎先生继续会谈。    会见后，川崎先生说，周总理谈了国际形势、日中关系等广泛的问题。会见时（周总理）称赞说：“高度评价田中内阁认真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姿态。”并且说，他认为，前不久川崎带来的归纳了同大平外相会谈内容的五点笔记是表明田中内阁的对华姿态的。    另外，周总理还说：“日中备忘录贸易有关人士的努力也有助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并许诺说，欢迎冈崎嘉平太和松本俊一两位先生在田中访华前后访问中国。另外，川崎先生还亲手递交了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的亲笔信。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题：周总理对川崎说，恢复邦交后也要建立留学制度    共同社特派记者北京十九日电：据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十八日同周总理会见后说，周总理在会见中倡议日中恢复邦交以后要频繁地开展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川崎回答说：“一年可以接纳一千人。”周总理说：“也可以不那么急，希望三年送去一千人。”    周总理对日中两国学生的留学制度也表示关心。会见前周总理问汇集到人民大会堂进行采访的日本记者会不会说中国话，然后说：“如果日中两国间有留学制度，就有了学习语言的好机会。”据说，在同川崎会谈中也问到在日本教授中国话的问题，说：“希望将来把在中国大学里学过日语的学生送到日本去。”这表明，周总理对于恢复邦交后两国青年间的相互理解表示特别关心。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题：苏联方面就谈判和平条约问题表明，领土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川本十八日电：众议院外国议会制度调查团一行十八日在莫斯科同苏联高等教育部长普罗科菲耶夫（苏日友好议员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库德里雅采夫（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社论委员）进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由于有田中新内阁的成立和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所以，苏联会表明一种什么样的对日姿态，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苏联方面虽然不是坚持以前的“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的僵硬态度，但是却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作让步有困难，从而可以看出今后日苏间谈判的困难程度。    而且，日本方面认为，北方领土的归还是解决日苏合作的焦点，对此，苏联方面暗示这样一种态度，即不是解决领土问题，而要首先扩大在经济等方面合作的实际成绩。使人感到两国的立场存在分歧。    苏联方面发言的要点如下：一、田中首相就任以来还没有宣布对苏政策，我们希望早点知道他关于这方面的想法。对日苏合作，也许有来自某方面的精神上的妨碍，但希望日本不要卷进去。二、在日苏和平谈判中，意见一致的问题首先解决，意见不一致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如何？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要一开始就提出领土问题，最好是首先使两国的睦邻关系特别是经济合作关系成为牢不可破的。三、领土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领土已经固定下来。令人感到，日苏间改变领土就有引起世界性动摇的危险。四、我们对日中关系正常化感到高兴，如果不损害苏联的利益，我们就表示欢迎。中苏的对立是暂时的，不用多久关系就会得到改善。

【本刊讯】波恩消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八月十八日刊登尼科拉·本基泽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波恩和北京》，摘要如下：    现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政治家——无论他是反对党或执政党的——或者一名普通的选民认为波恩马上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是不正确的。对这些关系的兴趣，即对毛的中国在施罗德访问时以另一种方式宣布的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兴趣是明显的。    在一位议会外交政治家和波恩的重要的反对党领导人物被大肆宣传的访问之后，在北京—波恩关系方面，执政党人士的访问也许要先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默默地尊重主要是单方面访问大“中华帝国”的传统。仍然还要根据级别、职务和人物来决定波恩的使者和时间。而现在怎能不注意我们正处于联邦议院选举的前夕这一点呢，这次选举将导致政府的变换。    已经通过新闻的渠道非正式地向联邦总理勃兰特和外长谢尔提出了访问北京的要求。很清楚，美国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对北京的访问是很特殊的大国和世界政治行动，而在我们目前情况下，恐怕不能为联邦总理访问北京提出倡议和进行辩护。尽管同红色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是如此重要，而尼克松在北京时所搞的极其巨大的世界政治赌博（他访问莫斯科又继续了这场赌博），不是我们的事情。波恩和北京之间建立关系可能很难，如果这种关系不遵循由于我们和华盛顿的联盟而决定的路线的话。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延长这条路线，不是我们的任务，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波恩和北京之间建立关系是完全正常的、符合时代潮流的事情。    涉及到的是，在波恩政界人士中——正象人们在有些狼狈地接受施罗德访（华）令人可喜的成果之后能估计的一样——引起了某些考虑。难道克里姆林宫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依然存在的紧张状态（本报昨天第二版从北京的角度阐述了这种紧张状态），就能把（德中）建立关系看成是对德苏关系的破坏吗？难道由此能对欧洲局势产生不利于德国的东方政策、特别是莫斯科密切注视的两个德国之间的斗争的影响吗？    以任何方式向苏联说明，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关系——不管怎么说，苏联自己也和这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并曾主张接纳它进入联合国    ——是完全自然的事情，这肯定是合适的。这些与此有关的口头声明也将用正常的筹备，即以事情应发展的方式作为其基础。用合适的装饰，但没有太多的鼓动宣传。也没有用过急行动和拖延策略。这听起来有些抽象，但这正是巧妙外交走协调道路的任务，这种外交在与象俄国人和中国人这样在行的外交家交往时是特别需要的。    这对于我们在大选之前也不应是太困难的事情，因为不管大选结果如何，今后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本刊讯】苏联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十七名老党员给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揭露苏修中央领导集团在民族问题上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压迫少数民族，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希望其他国家的党了解真相后，对苏修施加影响。现将此信摘载如下：    “请将副本送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西班牙以及你所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并请将单另的副本送给法国的阿拉贡同志和热拉迪同志。”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是寻求你们帮助的十七名拉脱维亚共产党员。我们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别的途径可以影响那些给共产主义运动、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们自己和其他小民族带来巨大损害的行为和事件。    许多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党组织中表示过我们现在在这里所提到的忧虑，有些人上诉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镇压是所得到的唯一结果。    为了使你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我们愿意略微介绍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既不是“左倾分子”，也不是“右倾分子”。我们是共产党员，大半是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以前，或者更早些时候入党的。我们只希望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全人类获得胜利。    我们全都是在拉脱维亚出生和居住的。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曾亲身体会过资产阶级制度的弊病。我们是在党尚在地下活动时入党的。我们曾受到镇压，曾被投入监狱，遭受过资产阶级拉脱维亚枷锁的苦难。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秩序而斗争，曾是我们生活中的主要目标。我们全都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曾参加苏军或游击队，同纳粹侵略者作过战。在战后年代，我们全都积极参加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问心无愧地尽了我们的一切努力来执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但是，我们痛苦地清楚看到，他们的思想年复一年地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歪曲，列宁的教导在这里被用来掩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行动不再与言论符合，正在搅乱别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正在阻挠而不是加强他们的工作。    起初，我们相信这只是由于个别地方官员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态度的有害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看清楚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是故意地采取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政策，而强迫同化苏联小民族已成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对内政策目标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共产党中央把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境内建立永久性的政权基础作为目标，并且开始硬让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移居这些地方。还开始对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强行同化，而不顾这种行动明显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一事实。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卡恩别尔津在一九五三年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说，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显然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严重逾越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他进一步谈到，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有许多领导人以不应有的怀疑作为其行动的根据，表现出他们对地方干部的不信任，多半挑选非拉脱维亚人担任领导职务。    ‘在市苏维埃部门负责干部中没有一个拉脱维亚人，而三十一名视察员中只有两个拉脱维亚人。    干部政策和党组织的成员情况是由区的组织部门和党的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决定的。这些人中的拉脱维亚人最少，每个区党委的部门负责人中只有一个拉脱维亚人，而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拉脱维亚人。    对拉脱维亚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这种没有根据的猜疑，再加上上述党的干部的情况，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里加共产党员中只有百分之十八是拉脱维亚人。    尤有甚者，在各民族共和国中，甚至以更大的压力和更加一贯地推行了一个强迫同化小民族的既定纲领。苏联共产党中央不信任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譬如：    一、在苏共中央，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设立了一个处理拉脱维亚事务的组织局。这个组织局的职能就是监督和指导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的整个政策。    二、莫斯科任命伊凡·列别捷夫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费奥多尔·季托夫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负责干部工作的第一书记。这些职务现在仍由指派的俄罗斯人担任。在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的是从列宁格勒派来的俄罗斯人别卢哈。    三、“组织局”和这些莫斯科派来的“高级委员”继续指导共和国的干部政策，因此，全部领导职务，首先是党的、国家的和经济部门的所有领导职务都由新来的俄罗斯人担任。这些人转而给其他新来者在城市中优先登记户口，供给他们公寓，为他们安排好的工作。    四、为了保障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大批移入拉脱维亚共和国，在拉脱维亚设立了一些全联盟的、跨共和国的和区域性的政府机构，并且不顾任何经济需要而建设了一些新的大型工业企业和扩建了现有的工厂。造成了一个几乎没有拉脱维亚居民的有相当规模的城镇。    五、最近几年已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往拉脱维亚移入并正在移入伐木工人。森林继续遭到破坏，而移入的伐木工人则在共和国里定居下来了。    这种政策造成现在的局面：每年增加的二万五千到三万五千人在里加安家落户了。    这种政策将来的结果，可从原来的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运中清楚地看到。这个共和国已不存在了，它因为当地民族的人在共和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一半而被取消了。    六、在拉脱维亚土地上为武装力量和边防军建立庞大的基地并建筑许多医院、休养所以及旅游设施以供全苏联之用，这也促使当地居民被淹没在大批前来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中。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政策，最近两年有进一步的加强。在我们共和国里，有许多大工厂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中或行政负责人中已经几乎没有剩下拉脱维亚人。    所有这些自然引起当地居民的正当的愤怒。    在实现第一个基本目的，即增加共和国中非拉脱维亚人的数目的同时，还采取措施来达到第二个基本目的，即同化拉脱维亚人，使整个拉脱维亚实行俄罗斯生活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做和还在做下述的事情：    新来者关于增加俄语电台和电视节目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是用俄语播送的。里加广播中心的前负责人耶林斯基因抵制新来者的要求而被撤职。    共和国的、市的、州的和大多数区的行政机构以及所有的企业，都用俄语处理一切事务。    在城市和乡村，继续在成立所谓的“联合”学校、幼儿园和少年之家。实际上，这就说明俄语的幼儿园和学校仍然未变，但是在所有从前的拉脱维亚语学校却都开设了俄语课。    在所有高级中学和高等学府都有用俄语教学的广泛计划。    在报纸上、在电台和电视节目中，在集会上和书籍中，每天都在到处鼓励同俄罗斯人的友谊，广泛宣传拉脱维亚姑娘同俄罗斯人结婚或拉脱维亚青年娶俄罗斯姑娘的事例。    在消费品生产方面，凡是民族的东西都被取消了。食品都是按俄罗斯人的食谱做的。民族的食品是罕见的。    被称为“射击手”的拉脱维亚军人在十月革命中曾起了重要作用。在革命的最危急的日子里，列宁本人曾赋予他们保卫克里姆林宫的重任。然而，今天并不存在独立的拉脱维亚军事单位；军队中的拉脱维亚青年被蓄意不分配到驻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部队中去，而是被分散到离拉脱维亚尽可能远的苏联各地。    拉脱维亚专业和业余的剧团、艺术团、乐队和合唱队的剧目要不是有俄罗斯戏剧或歌曲，就得不到正式批准。    我们可以再举出更多的这种事实和情况来证实这样一点，即拉脱维亚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都受到压制，在民族、文化和传统方面实行强制同化，无平等可言。    有人会问：拉脱维亚人民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人为什么沉默呢？他们并不沉默。有人曾试图反对这种政策。例如，前共产党里加市委第一书记、后来成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副主席的爱·别尔克拉夫往往大声疾呼反对这种不公平现象。在一个时期内，他还得到了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支持。但是，正当对他的支持已经发展到包括多数中央委员的时候，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亲自来到拉脱维亚视察，而后又派来苏共书记穆希金诺夫。结果，别尔克拉夫被解除了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被开除出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并被调离拉脱维亚共和国。    党的政府的所有重要职务现在都由非拉脱维亚人和整个一生都是在俄罗斯度过而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到拉脱维亚来的拉脱维亚人担任。    领导职务都由那些没有原则性、没有个人见解的人，那些会阿谀奉承、投机取巧和拍马屁的人担任，这几乎是个规律。这就是拉脱维亚的情况，那些在自己的共和国和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出生的本地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    尊敬的同志们！在这封信里，我们只从少数民族的权利这样一个观点简单扼要地讲述了苏联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权和自由不可剥夺，言论自由的教导，以及列宁创立的道德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基本原则，在我们这里恰恰遭到了严重的践踏。    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们写这些情况？我们要求你们做些什么呢？我们无意提出你们可采取什么办法来影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过，我们相信，如果对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不提出抗议而予以默认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高威信是保持不住的，如果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拒绝停止上面所说的那些行动，那么就必须揭露和抵制他们。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现行的政策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八月十八日刊登在维也纳的安纳利泽·舒尔茨写的报道，标题是《俄国撤换驻布拉格的总司令》，全文如下：    上周更换了俄国驻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司令亚历山大·马约罗夫上将，这是由于他企图强使俄国军队和捷克平民更加和睦。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土上的苏军目前有七八万人。他们的驻留由于一九六八年十月苏捷条约而“合法化了”。    据悉，马约罗夫将军曾要求举行军队和平民联欢活动，而以胡萨克先生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党领导人，鉴于大部分捷克人对苏联占领者继续怀有明显的敌意，而继续使苏联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隔离开来。    据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士说，斯捷潘·契尔沃年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胡萨克先生的，契尔沃年科自从一九六五年五月以来任俄国驻布拉格大使，很熟悉人民的情绪。    这位大使实际上充当着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政长官，据悉他曾同马约罗夫将军多次激烈争论。在马约罗夫将军启程去莫斯科以前，斯沃博达总统授给了他一级白狮勋章，表彰他“在发展苏捷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与合作方面建立的特殊功勋”。    【法新社维也纳八月十八日电】被赶下台的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派领袖杜布切克的二十个前亲密助手今天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的国家“立即全部撤出”，“以利于欧洲的真正缓和”。    二十个流亡在外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就华沙条约组织入侵布拉格四周年（八月二十一日）发表呼吁，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束政治审讯和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二十个签名者，过去四年一直流亡在瑞士、意大利、西德和美国。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八月八日刊登一篇题为《俄国人协助捷克的秘密警察》的文章，摘要如下：    昨天从捷克人士获悉，俄国的专家们在压制地下书刊的出版方面，一直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警察进行合作，一起搜查非法的印刷品。    据说这些俄国人正在布拉格的萨多瓦街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保安机构中央办事处进行工作。    据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发现谁在一直出版详细刊登共产党和国家组织内部的秘密发展情况的地下刊物。据说所出版的地下小册子是捷克斯洛伐克难民在罗马和巴黎出版的刊物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    看来俄国人发出的指令是，到八月二十一日，即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入侵四周年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在政治方面反政府的所有迹象都要予以消除。    这种较强硬的态度也反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上，报纸一再重申，对所有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将给予法律制裁。最近对前总统杜布切克过去的支持者进行政治审讯时予以严厉的判决，证实了这个新的作法。

【合众国际社伦敦八月十八日电】（记者：特勒）外交界人士今天说，俄埃关系已急剧地恶化了。莫斯科对开罗的态度正在强硬起来。    据说克里姆林宫决定坚决反对开罗提出的恢复它们之间原有的那种友谊和俄国继续留在埃及的想法。这些消息说，这种政策可能导致摊牌，并使苏联和埃及之间一度存在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冻结起来。    这些人士说，莫斯科和开罗的政治拔河比赛中的这个最新的阶段是严重的，俄国在同它的这个阿拉伯盟国的关系中划了一道不准超越的界线。    据说，莫斯科准备在必要时撤出它在埃及的全部基地，包括海军据点在内，以便在俄埃关系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的时候突出表明它的决心。    这些人士说，莫斯科不希望破裂，而是宁愿恢复同开罗的友好关系。但是，由于萨达特决定要他的盟国滚出去，将来的关系将建立在非常不同的前提之上。    据这些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在它的领导从最初受到埃及采取的驱逐行动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一直在彻底重新研究它的中东政策。    迄今显然已作出的一项主要决定是，俄国要减少它的一些损失并避免再承担新的军事义务。    外交人士说，开罗的行动使莫斯科有强烈的理由来制定一项比较超然的中东战略，苏联一方面继续给予阿拉伯人以政治支持，一方面打算避免在军事上卷入冲突。莫斯科显然不准备支付萨达特一直要求俄国支付的代价。萨达特也不准备——或者说他也无法    ——答应莫斯科的新要求，这种要求迄今还未予以透露，但据信是僵硬的和不妥协的。    这些人士说，这两个前亲密伙伴现在彼此对对方不抱幻想了。    据说克里姆林宫对萨达特的行动越来越不安。这些人士说，萨达特一再扬言要对以色列重新开战，并为这个行动规定了一个截止期，这些在莫斯科惹起了危险信号。在莫斯科，人们认为，埃及会冒遭到另一次失败的严重风险，而俄国则将丧失它的大约五、六十亿美元的投资。他们说，俄国决心呆在地中海和中东，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可能不得不通过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会使埃及在莫斯科今后的战略概念中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方式。

【法新社拉巴特八月十八日电】内政大臣穆罕默德·本·希马在八月十六日的悲惨事件发生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从今天十三时起，由于调查工作的进展，我可以证实，乌弗基尔的自杀是一种背叛的自杀，而不是一种忠诚的自杀”。    这位大臣接着说，“法院的判决将会说明这种说法正确与否。但我深信这是一种背叛的自杀。”    在激动地评论拉巴特流传的说前国防大臣是被人杀死的谣言时，本·希马说：“我不认为有谁能比我更有资格能对你们说，乌弗基尔是自杀，而不是被人杀的。”    然后，本·希马详细回述了“乌弗基尔的难以令人相信的叛变”。    在哈桑二世国王到达拉巴特机场前，乌弗基尔将军来来去去，这使那些前来迎接国王的政府成员迷惑不解。本·希马说，“乌弗基尔离开了接待室到指挥塔去了。国王陛下一到机场就命令去找他。于是我马上就到了指挥塔。人们告诉我，国防部长已经到参谋部去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国王，然后我又到内政部。在那里，我努力找到乌弗基尔将军。但人们告诉我，他到拉巴特各兵营巡视去了。最后，我终于在参谋部找到了他，于是我们决定到机场去找国王。因为我们回到机场时国王已经到斯基拉特去了，乌弗基尔和我又立即回到参谋部。然后我又回到内政部。我同乌弗基尔保持着接触，因为他和我共同负责治安工作，我们互换情报。”    本·希马接着说，“当我知道一个驾驶员（克尼特拉空军基地司令库埃拉）从Ｆ—５式飞机上跳到克尼特拉北面时，事情变得不妙了。一架直升飞机去接这个驾驶员。我告诉乌弗基尔，克尼特拉基地的司令已落到了我们手里。这个人的被捕好像使他感到不安，这就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本·希马博士叙述说，乘坐一架直升飞机逃到直布罗陀的克尼特拉基地的阿马克兰中校在到达时说：    “我和我的战友是服从一个高级将军的命令的，这个将军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是‘Ｏ’。”内政大臣还说：“从这时起，我的天真才开始消失了，我才开始相信乌弗基尔是同谋者。”    本·希马谈到乌弗基尔将军之死时说，从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二点以后我就同乌弗基尔失去了联系。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他推敲着他的每一句话。这位大臣说“陛下叫乌弗基尔到斯基拉特。乌弗基尔是二十三点到达斯基拉特的。他进了大厅，王宫礼宾大臣穆莱·哈菲兹·阿拉维和国王的卫官艾哈迈德·德利米都在那里。    “乌弗基尔坚持要问这两人是否知道那个从Ｆ—５式飞机上跳下来的驾驶员是否见了陛下。尽管将军和上校都告诉他不知此事，但乌弗基尔将军仍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他掏出了手枪。在场的两人都企图阻止他。但他还是对自己打了三枪：一枪打在乳头上，另一枪我不知道打在什么地方，而第三枪是致命的。”    本·希马博士表示他绝对相信：乌弗基尔的自杀是一种“叛变的自杀，而不是忠诚的自杀”。    他还说，有人猜想十六日事件是否是斯基拉特事件的翻版。我认为，“如果说这次悲剧是一种叛变，那么斯基拉特事件也同样是一种背叛。”    谈到乌弗基尔将军的葬仪时，部长说，乌弗基尔违犯了伊斯兰教的教法，“因为他不仅自杀，而且他背叛了国王”。    摩洛哥内政大臣在记者招待会的最后部分中谈到王国军队的情况和摩洛哥政府和政权的未来。    本·希马把克尼特拉的飞行员的哗变称为“偶然事件”。他说：“这只涉及到十来名家伙，要不是给他们的命令是上面来的，他们绝不会干他们所干的事。所有其他基地都保持平静，军队在它的最高统帅国王的领导下将继续担负起它的使命：保卫国土、参加国家发展。”    这位大臣还提到斯基拉特事件，以便估价它也是一起“事件”，而且是“仅仅如此而已”。    本·希马接着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国王对他的首相很满意，首相也对他的政府很满意。他具体说：    “不会改变政府。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将继续下去，而我们的政策将继续执行。”    在回答各种问题时，本·希马明确说，在这一事件中没有外国干涉。他最后指出国王将在星期六向全国发表讲话。    【法新社拉巴特八月十八日电】据在拉巴特的可靠人士说，乌弗基尔将军已于今天上午被埋葬在沙漠里的小村庄塔乌兹，他父亲就埋葬在那里。

【中东社贝鲁特八月十六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说，他认为苏联相信埃及最近在七月十八日做出的决定反映了不需要讨价还价的真诚友谊，目的在于在最巩固的基础上使埃苏友谊关系正常化。    萨达特总统在同贝鲁特《安瓦尔报》总编辑弗雷哈谈话时重申，阿拉伯民族需要恢复自信并提高斗志，尤其是因为阿拉伯人的敌人正用全部潜力来破坏阿拉伯人的斗志。    弗雷哈说，萨达特关于苏联军事专家使命的决定不仅使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从“不战不和的僵局”中摆脱出来，而且使领导脱离了由于长时间忍耐而产生的危险。    【美联社贝鲁特八月十六日电】贝鲁特的右翼报纸《生活报》说，勃列日涅夫在他的信中说，埃及必须准备向苏联偿付其债务。    它还说，萨达特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进行了接触，得到了有关帮助偿付任何债务的诺言。    另一种表明埃及和莫斯科关系冷淡的迹象是，贝鲁特报纸发表了匈牙利党报《人民自由报》对萨达特的攻击，《人民自由报》批评他赶走苏联顾问和同意与利比亚统一。    独立的黎巴嫩报纸《今天报》注意到，这个攻击是在东欧党的领导人和苏联党的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举行会议之后不久发表的，报纸又说，除非得到克里姆林宫的赞同，否则匈牙利报纸是不会刊登这则消息的。    《今天报》还注意到，苏联有时候指示它的一个盟国来表明它认为目前还不便于采取的一种立场。

【本刊讯】在贝鲁特出版的刊物《阿拉伯世界》八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据贝鲁特右翼的《生活报》说，执政的复兴社会党泛阿拉伯指挥部在巴格达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埃及赶走军事顾问的影响，但产生了意见分歧。    这家报纸说，据悉，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以指挥部副书记谢布利·埃萨米为首的一派主张将来在同莫斯科的关系上要谨慎，并建议作为另一个可供选择办法同法国合作；    二、以阿里·甘纳姆为首的一派认为，现在是同苏联加强关系的时候了，从而巴格达可以填补埃及所让出的阿拉伯和苏联关系中的真空。    这家报纸没有谈到会议举行的确切时间，但是它说，此次会议开了三天，出席会议的有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提克里蒂。    《生活报》说，提克里蒂在泛阿拉伯指挥部的会议上说，党应先等一等，然后再作出最后决定，并提出下列几点：一、伊拉克必需考虑同开罗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必需避免采取将会损害同开罗关系的任何行动；二、苏联非常了解伊拉克在政治上的分量，因此，“不应对巴格达在苏联和阿拉伯关系中取代开罗抱过分乐观的态度。”    据报纸报道，会议还讨论了伊拉克和苏联在石油方面的关系。    报纸说：    “当伊拉克外交部长巴基在最近访问莫斯科时，苏联人对他说，他们最多只能购买五百万吨收归国有的基尔库克生产的石油，并要以竞争价格来购买石油，以便苏联有可能转售石油。    “苏联人还说，他们不能用外汇来购买石油。”

【合众国际社特拉维夫八月十七日电】国防部长达扬今天说，埃及和以色列可以在被占领的西奈沙漠划一条安全界线。    他说，由于缺乏一项同埃及的和平协议一事还意味着以色列将在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中取得的领土——在所谓“绿线”另一边的阿拉伯土地——上建立永久性定居点。    这位独眼将军在武装部队指挥参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说，在缺乏一种临时的或永久的和平解决的情况下，以色列将必须保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架势。他说，武装部队的大部分开支将用于空军和装甲部队。    达扬说，“如果埃及人的立场不改变以及他们出于某种理由拒绝走一半路来迎合我们的话，我们将不得不象我们五年来所做的那样行事，在缺少一项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在定居点里同他们共处，加强我们的防线和改善我们的军事设施，越过绿线建立永久性定居点以及首先是加强我们的力量，以保证以色列有一支强大的防御力量。”    他说，在没有同埃及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情况下，以色列愿意就“分阶段实现和平”达成一项临时和平协议。    【美联社特拉维夫八月十七日电】国防部长达扬今天要求在他所谓的埃以冲突妥协的范围内，由埃及和以色列瓜分被占领的西奈沙漠。他说，他设想了“一条暂时的或永久的分界线，它将给以色列和埃及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以最大限度的安全”。他在一个军官学校讲话的时候，似乎在西奈从北到南划一条线，这条线位于两国之间。    达扬的讲话被认为显然是要求恢复埃及—以色列接触。他说，“我们必须努力争取恢复同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同埃及的接触——即使是间接的，和平的关键掌握在它手中。”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九日刊登一条消息，摘要如下：    政府为准备九月下旬田中首相的访华，以大平外相为中心研究了对待日中首脑会谈的态度，到十八日，已归纳出围绕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基本问题的原则性想法。    根据这一想法，日本政府在日中首脑会谈中的方针是：一、以某种形式表示“结束战争状态”；二、明确互换大使等建交的日期；三、确认（中国）放弃赔偿和请求权；四、明确缔结“日中和平条约”的时间；五、表明日台条约在“和平条约”缔结时将消亡或失效。    关于用“共同声明”还是用“共同宣言”形式来表现上述内容，目前尚有分歧，从自民党的情况和条约论的角度出发，不少人认为应该采取不需要国会承认的“共同声明”的形式来表达。    大平外相等对正常化基本问题的决心已经下定，从而，看来首脑会谈是要就重要问题争取原则上的一揽子解决。在这个会谈中取得一致意见的事项就交给双方的事务当局通过磋商加以条文化，研究措词和表达方式，从条约论上看问题是不少的。    外务省事务当局认为，（日本）同中国的“战争状态”，由于缔结了日台和平条约已经结束，如果再缔结第二次“和平条约”，从条约论上将是说不通的。因此主张应由别的形式来表现“结束战争状态”。    另外，在自民党内和外务省事务当局中还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首脑会谈不应马上建交，而只应表示在三个月或半年之后，这样可以有说服台湾的时间。    【法新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朝日新闻》今天上午报道，外相大平正芳和外务省的其他主要成员为了对田中首相九月下旬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已就与人民中国进行邦交正常化会谈的方式取得了一致意见。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明日中战争状态已结束；    ——明确地订出互派大使和为两国建立邦交而要做的其他安排的时间表；    ——确定中国放弃提出赔偿的要求；    ——明确定出日本和中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时间；    ——明确宣布在中日和约签订之时台日条约无效或作废。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题：在扩大日中贸易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东京银行和中国方面签署协议书    特派记者中岛北京十八日电：和中国银行之间就建立日元、人民币结算制度而进行谈判的东京银行代表团（团长原纯夫总经理）于十八日下午八点半（日本时间九点半）和中国方面就日元、人民币结算签署了协议书。    作为日本和中国的国际外汇专门银行的这两家银行签署了该协议书，虽然今后双方都还要履行一些国内手续，但似乎可以说，这意味着这项制度已经确定，从而为大幅度扩大因国际货币危机而受到妨碍的日中贸易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从经济方面保证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条件。    为与中国会谈结算问题而访华的银行首脑访华团，继住友银行与三和银行之后，东京银行是第三个。但是，接受以前两家银行的经验，在作了周密的准备后访华的东京银行，迅速地达成了协议。    十四日以来，和中国银行副总经理金树梓之间经过七次会谈，于十八日签署了协议书。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北京十八日电：原纯夫的讲话：日中间的结算因去年的货币危机而面临困难。但是，在住友、三和银行以前奠定的基础上，拟定了日元、人民币结算的具体对策。中国方面是非常热心的，凡是应该最后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感谢中国方面的热情。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九日报道，日中贸易界人士欢迎元、日元直接结汇方式，认为这样一来，迟无进展的钢铁、硫安等出口谈判有了进展的希望，整个贸易可望扩大。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说，“这对扩大日中经济交流是个巨大的前进”，日本国际贸促常务理事森田尧丸说，“用元、日元结汇是我们的愿望，将在这个问题解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日中贸易。”

【本刊讯】华盛顿《明星晚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刊登《芝加哥太阳时报》记者理查德·福斯特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在寻找北京人化石》，摘要如下：    芝加哥投资银行家克里斯托弗·贾纳斯正在设法为至少在五十万年前在离北京二十六英里的两个山洞中开始的历史写一个圆满的结尾。    这个历史的最新的一章，也是最神秘的一章是在星期三下午十二时三十分过后不久在纽约的纽约州大厦顶层写的——当时一个拍照片的人打断了贾纳斯同一个妇女的谈话，这个妇女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装有看来是化石的箱子。    今年五月底，在等待了九个月之后，希腊古物基金会主席贾纳斯和另外四个美国人获得了进入大陆中国的签证。在他们两周多的访问中，最有成果的一件事是他们在访问即将结束时参观了有关北京人历史的一座博物馆。    贾纳斯答应他的中国主人说，作为一个私人，他将对北京人化石失踪一事进行调查。当这批人回国途中到达香港时，贾纳斯宣布，希腊古物基金会将给寻获北京人下落的人悬赏五千美元。    迄今贾纳斯从包括远至泰国和台湾收到六十件信件，其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无用的。    但在贾纳斯上周去纽约时，他同一个叫赫尔曼    ·戴维斯的人接上了头。据贾纳斯说，这个人据人们所知是最后一次看见那些箱子的人之一。    戴维斯和纽约的一位心脏外科医生弗利都是属于被委托照管这些无价骸骨的一个小组的。但这些美国人被日本人逮捕下狱，他们的武器以及这些古老化石均被没收。谁也不知道后来这些化石那里去了。    关于化石的下落，出现了一些谣传。据说有一个箱子留在北京的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在瑞士的一家货栈，还有一个运到了美国，最后一个运到了比利时。    贾纳斯说，他在纽约停留的最后两天，收到了两个认真的电话，一个是一位华人绅士打来的，他以前是教授。他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的确拥有四个箱子中的一个。贾纳斯说，他将与这个人接触。    贾纳斯说：“第二天，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告诉你，我的丈夫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曾在中国服役，他留给我一个箱子。’她的丈夫七年前死了，曾对她说，这个箱子是‘战争期间搞来的，有人可能认为是偷来的东西’。    “我们安排在十二点三十分见面。原来她是一个大约三十八岁的妇女。她给我看了一张箱子的照片，可以看见里边装着化石，上边还写着中文字。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个人在对面拍照。于是她觉得有人在进行监视。她说她将打电话给我，便突然走掉了。”    贾纳斯打算在十月份作为一个四十五人小组的成员再来中国，访问是由哈佛俱乐部和希腊古物基金会组织的。    贾纳斯希望在他去中国之前，基金会出的五千美元将被人领去，而北京附近的博物馆将得到北京人化石。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特稿，全文如下：    据伦敦每日电讯报来自香港的报道说，寻获北京人化石的人，可以获得重赏。    宣布这项计划的是哈佛同学会兼芝加哥希腊古物基金会会长贾纳斯。    “北京人”，是五十万年前，人类的老祖宗。包括一颗大约像八岁孩子有的臼齿，以及一个完整的头骨。被认为是研究人类进化史的活标本。于四十多年前在北平近郊周口店出土。    “北京人”怎么失踪的呢？    民国三十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华北局势紧张，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了“保护”北京人，就请北平协和医院院长侯顿，想办法把它送到安全地方。    侯顿考虑再三后，亲手将装着北京人的大玻璃瓶，转请美国海军上校亚休斯特，设法运到美国暂时保存。    十二月五日早上，北京人搭乘美国海军专用火车，在士兵护送下，从北平出发，准备到秦皇岛，转乘“哈立逊总统号”邮船到美国。    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五十万年前的“人类”，和二十世纪的士兵，一起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在炮火中不见了。    据历史博物馆说，有关北京人的下落，传说纷纷。有人说，日军抢夺美国海军专用火车，十万火急，纵然装有北京人的玻璃瓶上贴着“高级机密”字样；但在匆忙中，被认为无价值，给扔了。    从侯顿手中接来北京人的亚休斯特上校，七年前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表示，日军一定随手丢了。    另一种说法是：日军把火车上所有东西，都搬到一只小船上，预备运到运输舰上开回日本。后来，小船沉了，北京人跟着淹了。    还有一种传说是北京人可能藏在美国。    到底北京人到那里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远东司令部处理侵略财务小组，曾向日本方面探查，但没有结果。    国立历史博物馆，藏有北京人复制品。该复制品，是当年参加北京人实地研究工作的魏登瑞博士，根据原骨拓制成的。民国五十四年六月，由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赠给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展览组主任何浩天，专程赴美监运回国。

【美联社日本秋田八月六日电】日本一名考古学家今天说，在一个古墓中，发现了一些种籽，相信是四千年前的种籽。这些种籽经过日光的曝晒后，已经发芽。    在秋田的考古学家富樫教授说，这个古墓最近在秋田发现。他说，种籽的年代是根据发现的土壤和泥土成分来判断的。    但是，他说，这些种籽已经无法准确地予以分类，但类似玉蜀黍种籽。他说，当这些种籽被放在维尼龙袋里，经过日光曝晒后，已开始发芽。

【本刊讯】吉隆坡《中国报》八月十六日以《从田中即将访华说起》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田中角荣前往北京磋商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的确实日期，无疑是中日关系的转捩点，也是足以使亚洲以及世界形势引起遽变的一个日期。    田中角荣上台之后，中国对日本态度转为缓和，一方面自然是日本新政府采取实际的态度，放弃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亦步亦趋的外交政策，准备超越美国之前而与中国建交，甚至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以便和中国恢复全面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认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田中角荣担任日本首相的短短四十天内，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发展竟是如此迅速，足以说明两国政府都有修睦的共同愿望。    美国当局对于日本政府准备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的立场显然与美国的立场大相径庭而表示关怀，同时也将顾虑日本所采取的行动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日本积极与中国修好，已经影响许多以往与美国维持很深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纷纷谋与中国接触并谋改善关系，譬如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曾宣布计划派遣罗慕洛赴北京访问，而南韩政府也找寻途径谋与中国接触，至于泰国执政当局也派出一位特使随同乒乓队访华并将和中国官员谈判。这些直接或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国家与中国更接近，则与美国的关系将更见疏远，日渐孤立的美国也将会被迫早日离开越南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