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日美首脑会谈——“台湾和安全条约”仍是焦点，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摘要如下：    关于这次的日美首脑会谈，日美两国政府虽然只是公布说，“就国际形势和日美关系进行会谈”，但肯定地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向美国说明我国搞对华关系正常化时的基本方针。尤其是我国在进行对华关系正常化谈判时，怎样处理台湾问题和日美安全条约的关系。田中首相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把它作为重要悬案提出来加以讨论。    外务省认为，在日中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处理台湾问题和日美安全条约的关系”。估计中国方面将要求，“必须把台湾从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范围除外”。而另一方面，对台湾表示要遵守诺言的美国，可能对我国说：“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正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前提，抽掉台湾条款的安保条约，就不成为其安保条约。”    另一个焦点是，从二十五日起在箱根召开日美通商会议时，怎样来调整日美经济关系。特别是日美贸易的不平衡现象，从今年以来，没有呈现出要改变的样子。据料，今年一月到五月的不平衡，年率将达到三十八至四十亿美元。    为此，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尼克松急于改变构成美国国际收支恶化的重大原因的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估计美国将逼迫田中首相作出相当的让步。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短评，摘要如下：    现在占上风的看法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美国总统选举这样一个繁忙的日程中，决心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是因为在总统选举前，美国被迫感到有必要确认日美友好关系的巩固。    田中内阁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在美国国内将成为总统选举中进行政争的内容。田中内阁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使尼克松总统为再次当选总统而布局的二月访华的成果减了色，这也是不能否认的。美中关系是把“关系正常化”作为当前的目的，而日中关系却以“邦交正常化”为目的。如果这获得了成功，日中关系将走在美中关系的前头。    不仅如此，日中邦交正常化一旦实现，不仅是台湾，而且连其他东南亚各国的防卫体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军事上，向台湾和东南亚各国做过遵守诺言保证的尼克松政权的亚洲政策，将遭到巨大打击。这很可能受到民主党方面的攻击，说尼克松政权的对外政策遭到了失败。尼克松总统被迫要通过日美首脑会谈向国内外宣扬日美友好关系，并根据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日程，来重新确定亚洲政策。    二十二日，大平外相和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等举行了第一次日中政府间接触。最近几天来，日中互相靠拢的动向，给美国方面以强烈的震动。另一方面，看来，日本方面在这个时候同意日美首脑进行会谈，是有着充分理由的。这是因为，田中内阁一方面主张日中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强调日美关系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重要，表现出想把日美友好关系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的背景而加以利用。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五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将派遣特使访日，可能是为了摸日中接近的情况》，摘要如下：    据外务省人士二十四日透露，苏联政府通知日本，最近它要派遣特使波德采罗布访日。由于日中政府间谈判的迅速进展，日美首脑围绕着中国问题，将在夏威夷举行会谈，苏联方面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寄与强烈的关心，因而采取了上述措施。人们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波德采罗布曾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他同去年访日的查拉普金大使一样，都是直接接受苏联政府首脑的指示而周游各国的“巡回大使”。    波德采罗布大使访日的目的，一般说来是为了裁军问题。但去年十月，查拉普金大使访日时，是把矛头对准北京的“三驾马车外交”（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这三个苏联首脑，分别历访了各国）进行得最活跃的时期。查拉普金大使的访日，成了今年一月葛罗米柯外长访日的前奏。    苏联政府针对日中两国的接近，今后采取怎样的外交路线，日本政府正在加紧进行分析。    【共同社莫斯科七月二十四日电】在争取早日改善日中关系的同时宣布了将举行日美最高级会谈，在这之后俄国感到孤立了。    苏联认为，调整日美关系是田中首相新内阁的一项主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和美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是自然的事情。但是，田中决定如此迅速地会见尼克松总统一事必定使苏联很震惊，因为苏联一直想同日本举行高级会谈。    苏联计划在九月底开始同日本举行签订和约谈判。但是，预料谈判中会发生困难，因为这牵涉到北方领土问题。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五日电】题：箱根会谈，从今天开始触及核心问题，在出超幅度和对日元的评价上发生对立    在箱根市揭幕的日美贸易会谈第一天的二十五日上午，两国代表在本年度我国的对美贸易收支的出超幅度估计和对日元升值的评价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对立，很快地就反映出了两国看法的分歧。    在一开头两国首席代表的讲话中，日本代表鹤见说，“日美两国应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和扩大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而对此，美国代表埃伯利却说，“同感，不过，为了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就必须解决日美贸易的不平衡”，很快地、清楚地表明了两国对这次会谈的主张。    在令人注目的日美贸易收支估计的讨论中，日本方面说明了“今年（一至十二月）对美贸易收支出超幅度为三十六亿美元，按年度（七二年四月至七三年三月）来说为三十五亿美元”，而对此，美国方面却说，“按年历为三十八亿美元，按年度将达到四十亿美元”。    特别是美国对去年年底的日元升值的效果抱有很大不满，指出“在商品的价格方面没有表现出日元升值的效果来”。日本方面则反驳说已经表现出效果。但是，在这一天的讨论中，日美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反而使双方的立场有很大距离这一点更加明显了。    【合众国际社日本箱根七月二十五日电】尼克松的贸易谈判代表埃伯利在会前发表的谈话中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增加在日本市场上的销售额，使两国贸易能趋于平衡。他提出了一项八点计划，要求日本放弃许多禁止或限制美国产品入口的法律限制。    日本政府人士说，对此，日本将提出一项点点滴滴地放宽贸易的建议，其中显然避开了埃伯利提出的某些点。    【法新社日本神奈川县箱根七月二十五日电】美国和日本今天一致同意要求扩大后的欧洲共同市场不要采取比目前更多的区别对待的贸易措施。这个一致意见是在美日贸易谈判的下午会议上达成的。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二十四日发表了迪特尔·齐康的一篇文章，题为《北京找波恩和西欧当伙伴》。摘要如下：    格哈德·施罗德的北京之行象一枚三级火箭那样：这次旅行是联邦共和国同明天的世界大国的第一次积极的接触。这个明天的世界大国令人意外地表现友好。更广大的公众已开始认识到，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都可能是有益的。    对施罗德的友好表示是前不久对法国外长舒曼友好表示的对应，对于这两者，德国人和法国人，中国人不只是把他们看作是个别的国家，而更多地是看作日益发展着的西欧的组成部份，同这样的西欧，中国人感觉到有共同的利益。    为什么联邦共和国不应该接受这一迎合呢？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以更紧密的经济关系作为更好的政治关系的基础呢？从政府方面听说，（德国）重新统一的钥匙不在长城那里。这是真的。但是中国人至少不想象波恩所寻找的另一个共产党大国一样，阻挠德国重新统一。当然，中国也不能帮助我们达到西欧的联合。但是，至少中国人赞成西欧的联合，而不想象另一个大国那样抵制这种联合。    也没有来自中国的外来统治的危险会威胁着我们。相反，中国对我们仍然保持独立是感兴趣的。人们只能希望，联邦政府现在放弃对施罗德访问所持的有礼貌的不介入态度，希望它将拿起他（施罗德）接上的线。    当然，如果人们读一下《消息报》的愤怒的评论（见本刊第二版——本刊注），就能迅速明白波恩官方的犹豫。莫斯科的喉舌说，新的接触是反对缓和的，暴露了中国人和西欧反动派之间的勾结，证明了中国对西欧一体化的兴趣。人们不禁要问：对缓和的什么样的理解是这种估计的基础？    远远谈不上有一种有损于苏联自卫利益的西欧—中国关系，谈不上有任何种侵略目标的接触。难道《消息报》的抱怨就意味着，在缓和的旗号下联邦共和国只允许同合莫斯科意的人进行联系吗？难道苏联对缓和的理解就规定我们必须对克里姆林宫与之有争端的所有的人持冷淡态度吗？“缓和”与西欧一体化是不相容的吗？如果我们与那些支持西欧一体化的人保持友好，那我们就是“反动的”吗？难道只有反对西欧一体化的人就是“进步的”吗？如果人们愿意与那些不给别人提出大量要求的人保持接触，那他就是“极右分子”吗？如果我们屈服于这些看法，我们就已经处于苏联式和平的枷锁之下了。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首先在欧洲寻找缓和。但是，局势缓和的标志是，能够不受压力和威胁地、虽然是防御性地、但是是根据我们自身利益地发展我们的政策。最终，缓和只能理解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世界性的方案，理解为一种以谨慎地调配好的力量均衡为基础的方案。看来这就是在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之间逐渐发展起来的体系，德中接触就是一个信号。施罗德用他的访问在一种建筑上添了一块砖，这个建筑的完成将有利于所有的人，而无损于任何一个人。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二日刊载杜斯科·多德尔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强硬路线派对自由派的呼声。克里姆林宫内目前正在进行最高级会议以后的辩论》。摘要如下：    正如在美国那样，在苏联，一场最高级会议以后的政策辩论正在进行。这次是以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强硬路线派强调同西方的斗争将继续进行。在自由派的呼声中，最突出的是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他们要求现在，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协定表面上已使世界变成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作出有深远影响的改变。    争端的中心是苏美和解的长远影响，以及这种和解是否会使克里姆林宫缩小它在国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作用，而代之以集中精力于建设苏联的社会和经济。    苏斯洛夫作为主要理论家，是苏联的教条的主要鼓吹者，他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比较公开地谈到强硬路线派的观点，说尽管目前局势缓和了，克里姆林宫“对于帝国主义及其冒险主义的本质和政策不抱幻想”。    在另一端是苏联的科学界（克里姆林宫需要他们的智慧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和管理政府的技术治国论者。他们的想法反映于萨哈罗夫去年给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备忘录中。萨哈罗夫指出，苏联把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国民收入用于军备，而苏联人民仍然缺少基本必需品。他说，苏联社会不需要“这样一种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向外实现政治稳定，或者是扩大势力范围，或者是出口它的思想，只有集中精力开发国内资源，才有可能克服经济困难和增进人民福利”。萨哈罗夫比一些自由派技术治国论者（他们主张大大减少军事预算以促进经济）更进一步。他主张，紧张局势的缓和还应该导致苏联社会的民主化。他鼓吹放松共产党对苏联生活各方面的绝对的、专断的控制。    勃列日涅夫在鼓吹对外政策的新重点放在同美国和解这件事上，在政治局里是一意孤行的。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得作出妥协，以赢得政治局的批准，看起来，这些妥协涉及国内政策。勃列日涅夫似乎已支持了强硬路线派，他们担心国外的缓和会扩大国内的政治风险和更加放松。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日刊登罗伯特·凯泽从苏联爱沙尼亚的塔林发回的一篇报道，标题为《来自爱沙尼亚的一封信》，摘要如下：    这个古老的日耳曼族的城市中大多数摆设整齐的单家独户和公寓住房的屋顶上有高高的电视天线。这些天线是朝着赫尔辛基方向的。据说，芬兰的电视节目在苏联爱沙尼亚是极为受欢迎的。    爱沙尼亚人从他们同赫尔辛基的联系中得到外界的真正的消息。这是他们似乎保留特有的民族地位的许多办法之一，虽然从法律上说他们是苏联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爱沙尼亚人讲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同芬兰语非常相似），他们保存自己的中世纪的首都，在艺术中坚持自己的比较开明的标准，一般地说造成了一种使人觉得与俄罗斯大为不同的气氛。对于住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来说，呆在爱沙尼亚使人更加强烈得多地觉得像是住在家中一样。    爱沙尼亚人口大约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将近三分之一是非爱沙尼亚人，多数是俄罗斯人。俄罗斯族人口正在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力缺乏而促使从东部移民进来。三月，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对劳动人民进行民族关系方面的思想教育”问题——这显然是个迹象，表明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并不理想。    许多来爱沙尼亚的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里反俄情绪的表现。本记者几天前的上午在一家咖啡馆里显然遇见了一个这样的事例。我要一些爱沙尼亚闻名的糕饼，我用俄语讲，同时又用手指着食品陈列柜。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个爱沙尼亚姑娘不肯回答我的手势，她用带当地口音的俄语说：“你该懂得你所住的地方的语言！”她的态度是不友好的。    该共和国的俄罗斯族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爱沙尼亚族人口。    爱沙尼亚一向生活在强有力的邻国的庇护或控制之下。塔林这个城市的名字是由两个爱沙尼亚文的词组成的，其意思是“丹麦之城”，因为在中世纪的三百年内它曾是丹麦人的。瑞典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也在不同期间统治过它。

【本刊讯】西德反对党的《巴伐利亚信使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评论，评施罗德访华，题为《对未来的考察旅行》，摘要如下：    不需要有特别的洞察力就能认识到，施罗德访问北京（这是一个西德政治家同毛的国家的最重要人物的最初的接触）是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步，不仅对联邦共和国的未来，而且对西欧的命运来说都是这样。    为了能够估量这次旅行的整个内容，人们必须不单单在较长时间以来就更换了布景的世界政治舞台的背景上来看这次旅行——这是这样一个事件，它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完全是世界的转折点。    人们不得不——从德国的立场出发——在从当前几乎所有方面都必然无能的波恩半官方对外政策中发出来的比阴暗更糟的光线中来看这次旅行。因此就碰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怪诞状况。当经济和社会政策所决定的勃兰特—谢尔政府的痉挛在持续而且不由自主地加剧时，该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就越来越象一个莫斯科单独玩的击拳球，而我们的已变得毫无兴趣的盟国，已戒掉了继续注意这种可悲的事件的习惯。但正是在这个事实上令人抑郁的阶段，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德国政治家首次去北京旅行，这次旅行是在勃兰特和谢尔制订了完全错误的工作计划（该计划的结果无非是对苏联人束手无策）之后的第一次，它不仅再次表示了德国对外政策的主动性，而且还让人知道一种确定的目标，这种目标是以当代世界的现实为基础的，它也能指明前途。事情本身已经说明，这种主动性只能够和必须出自反对党——它反映了我们身受其害的整个情况。    对北京来说，一个懂得防范苏联人的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谈伙伴。    中国希望有一个能够与苏联人抗衡的强大的西欧，所有受莫斯科压迫的中欧和东欧各国人民也是这样希望的。因为勃兰特的东方条约没有给他们发出希望的信号，而施罗德的北京之行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莫斯科想怎么样，波恩就怎样办，那末他们的命运是不会好转的，而只有当——简单地说吧——中国对俄国东部边界的压力强大到足以使莫斯科（不管它愿意不愿意）本着使其制度人道主义化的精神在西部边界进行妥协，并随后第一次愿意在现实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真正合作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才能够重新有所希望。

【本刊讯】西德《黑森林信使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完全是世界转折点吗？》的评论，摘要如下：    格哈德·施罗德在北京时所表现的机警和镇静，和他的东道主的显然是——因为长期不被注意    ——十分大的会谈诚意的协调一致，看来把这次近似的国事访问变成未来任何一届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极受欢迎的联系之点。就这点来说，施罗德的会谈是我国的一个收获，对巴泽尔的成问题的对外政策方面是一个竞选资本。    然而，人们不可能完全排除这种担心，即这位伟大的、年老的保守分子的强有力的巴伐利亚朋友们，正在有准备地毁掉我们这位在北京的人物力求用没有约束力的祝酒辞和同记者恰如其分的谈话来保护的东西：不管怎样现在又变得相当不稳定的联邦共和国和克里姆林宫（同东方集团其他国家以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因此，基督教社会联盟首脑施特劳斯的《巴伐利亚信使报》极其谦虚地谈论着施罗德在北京所作的“完全的世界转折”，并从所有炮筒里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开炮，说东方政策只在欧洲而不在中国寻找缓和的钥匙是“不幸的近视”。    莫斯科的《消息报》又在有准备地重新散布俄国对德国——特别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不信任。巴泽尔对他的几个朋友的害怕不亚于对他的竞选对手的害怕，的确是有原因的。

【本刊讯】苏《消息报》七月二十日（晚版）刊登奥西波夫写的题为《施罗德访问北京》的文章，摘要如下：    西德前外交部长、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之一格哈德·施罗德在中国的访问，被中国报纸和某些接近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的西德报纸说成是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    当然，这种访问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因为发展各级的全面接触是目前国际生活的典型特点。问题全在于这种或那种接触是为缓和紧张局势的目的服务，还是相反为加剧紧张局势的目的服务。    关于格·施罗德这次访问性质的报道使人们有根据认为，他被北京活动家邀请来华，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和缓以及促进由于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及其他众所周知的行动而得以实现的欧洲的积极进展。    从种种迹象来看，北京活动家决心依靠他们来阻挠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并非偶然的是，外国评论员现在注意到“北京明显地日益关心”发展作为与苏联在政治上相对立的势力的西欧一体化，保持欧洲武装对峙的局面，不让全欧安全合作会议顺利举行。而且北京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这种关心。    显然，在欧洲问题上，北京领导人的立场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右派首领的观点完全吻合。而且还不只是在这些问题上。    大概，北京准备同所有站在西欧反动势力极右翼立场上的人联合起来。看来，北京对欧洲人民需要的是什么这一点抱有它自己的看法。至于表示愿意在北京玩弄的新的国际阴谋中同它合作的那些西欧活动家，我想，《新来因报》对他们提出的忠告是完全适时的，这就是：“……谁都知道，不应当在北京，而应当在欧洲本身寻找缓和中欧紧张局势的钥匙。”……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赛科夫斯基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的镇压未能压制住持不同政见分子的声音》，摘要如下：    尽管克里姆林宫当局加紧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继续在苏联进行。最近的事态发展包括：《时事纪事》第二十五期问世了；六月初在莫斯科的信筒里散发了据说大约一千份油印的小册子，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目前，还不了解小册子的起草者是什么人。    第二十五期《时事纪事》上的新消息中，有一则报道，谈到存在一个“爱沙尼亚民族阵线”，该阵线争取就爱沙尼亚的自决进行一次公民投票。《时事纪事》说，它不知道这个爱沙尼亚组织的规模。    另外，据记载，五月份出版了一本地下杂志，上面登载了这个爱沙尼亚阵线的纲领。    《时事纪事》上的另一条消息指出了所谓的“民主运动”的多样化和策略上的冲突。它谈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号的非官方期刊《民主》。该刊是一派奉行强硬路线的持不同政见分子的机关刊物，他们同出版《时事纪事》的那些人不是一派。《民主》指责《时事纪事》自相矛盾，一方面批评这批持强硬路线分子的非法抗议方法，同时《时事纪事》本身又是在地下活动。它问道，对苏联来说，只有一家《时事纪事》就够了吗，难道只有它才有权采用非法手段从事活动吗？    《时事纪事》高兴地报道说，三名大学生由于出版了一份叫做《性民主》的刊物而被开除出沃罗涅日大学和共青团组织。不清楚这是一个色情文学的刊物还是一个学术性刊物。但是，它说明这个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

【中东社开罗七月二十三日电】（代《纽约时报》记者坦纳发）开罗今天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庆祝革命二十周年。    长期侨居在这里的人们说，这是一九六七年与以色列发生战争以来最没有紧张气氛的庆祝活动。虽然目前局势中的许多问题仍然不清楚，也许仍然还没有解决，但是新出现的平静气氛显然是由于萨达特令人意外地决定把苏联军事人员遣返回国之后出现的。    看来这种做法使人们如释重负，并使他们产生了新的骄傲。    许多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是说，“看，我们做了什么”，偶然的讲话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一个年轻人说，“我们不属于任何人”；他的同伴说，“是战是和，现在由我们决定了”；另一个人又说，“你可以看到这样做行。”    无疑，大多数埃及人都认为，萨达特的行动是一次门户开放的做法，而不是后退到仇视外国人。    虽然政府没有发表要对外国人和气的法令，但是似乎一切都突然变得比较温和一些了。    在机场，一位到来的旅行者以不寻常的速度通过了海关和警察局的检查手续。从巴黎和伦敦来的电话奇迹般地通到记者的办公室里和家里，看来新闻检查至少目前已经变得更宽了。    这个城市在外表上为这个纪念日而修饰得辉煌了。许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半灯火管制三天前取消了。所有的路灯现在都亮了。过去几个夜晚，强烈的弧光灯的白光一直照射着各公共纪念碑。公共喷泉又喷水了，代表全国各省的几十面彩旗在横跨尼罗河的大桥新油漆的栏杆上飘扬。    政府的公开声明和受到控制的报纸发表的社论都强调对苏联人采取的行动是有限制的，并谈到同苏联继续保持友谊。    但是，据了解，政府领导人私下对苏联人充分地发泄了愤怒，并强调了分歧之深，他们认为，这是全国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本刊讯】智利《信使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埃及驱逐苏联人》，摘要如下：    埃及总统萨达特下令驱逐苏联顾问一事是苏联对外政策很久以来遭到的最大挫折，无疑也是它迄今为止在中东地区遭到的最严重的失败。    自一九五六年以后，苏联人通过埃及已逐步渗透到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直至对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内政施加了无可辩驳的影响。    利比亚和叙利亚执政者承认和支持萨达特的决定和苏丹总统“热情”地支持该决定的消息，增加了莫斯科遭受此打击的严重性。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推迟向本国人民宣布此事，突出表明了他们感到的难堪。    埃及经受了其他国家经受过的困难，伴随着苏联大规模援助而来的是大量“技术人员”的渗透。赫鲁晓夫在古巴设置了核导弹，但是把这些武器置于苏联控制之下，当他要撤走导弹时，他不考虑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格瓦拉的反对意见，他们不掩盖他们的不快。中国也曾遭受莫斯科派去建设和管理已卖给或移交给毛政府的工厂的“专家”对其内政的干涉。在智利，苏联渔船无异是享有治外法权的飞地，船员们与外界是完全隔绝的。

【本刊讯】科威特《舆论报》七月二十日发表一篇题为《印度发动战争行，但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却不行》的社论说：    大部分观察家一致认为埃及驱逐苏联专家是自从苏联在五十年代中期来到这个地区以来，它遭到的最大的挫折。    苏联拒绝向阿拉伯国家提供进攻性武器证明苏联不想损害以色列。当然，没有什么能比俄国人声称他们反对战争——即使它是一场正义战争这种说法更为荒谬的了。至于他们的坦克怎样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那不是战争。至于他们怎样把他们的军事力量交给印度在反巴基斯坦的战争中任意使用，这也不是战争。    苏联武器是一种防御性武器，使阿拉伯国家不能越过苏伊士运河、也不能到达沙姆沙伊赫、不能越过约旦河和到达戈兰高地。因此，我们发现在后果方面就是提高以色列的侵略地位。    因为这个缘故，这一现实不可避免会暴露，而俄国人的赌博终将遭到失败，还要告诉他们：滚回去！

【本刊讯】在贝鲁特出版的《明星日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的一则报道如下：    据星期日获悉，叙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巴格达什已经就埃及决定把苏联军事专家驱逐出埃及一事向叙利亚政府提出抗议。    巴格达什警告叙利亚政府不要采取类似的步骤。巴格达什在写给政府的信中扬言，如果叙利亚步埃及后尘，他将从政府中撤出两名共产党员。    巴格达什还扬言，如果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对在叙利亚的苏联军事专家采取行动，他就要退出包括所有左派党和组织的全国进步阵线。    观察家们说，共产党的代表抵制了这个阵线举行的讨论埃及事态发展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联盟主义社会主义者代表萨米·苏范坚持认为叙利亚应当仿效埃及，这不仅是声援的表示，而且由于叙利亚也是阿拉伯共和国联邦的成员。    【美联社七月二十四日电】（原电无发报地点）贝鲁特《生活报》今天报道，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控制的联合政府中的纳赛尔派竭力要求驱逐俄国人，以此作为“对埃及表示声援和协调一致”。    据估计在叙利亚的十一万一千人的军队中有三千名苏联专家。

【合众国际社特拉维夫七月二十四日电】以色列政界人士今天说，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讲话表明，埃及目前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强硬了。    这些人士说：“无疑萨达特的讲话比他过去所发表的任何讲话都无助于打破中东僵局。”    这些人士表示对萨达特猛烈攻击美国的做法感到“惊讶”，他们说，这同以色列所预料的相反，以色列本来预料，当萨达特和苏联发生麻烦的时候，他不会选择使他同华盛顿的关系恶化的。    【法新社耶路撒冷七月二十四日电】据以色列政治评论员今晚说，萨达特总统今天在开罗发表的强硬讲话主要是讲给国内听的。    以色列电台说，它称之为的埃及领导人的强硬和好战的讲话和今天对在西奈上空进行例行巡逻的以色列飞机发射导弹一事之间是有联系的。    以色列专家今晚说，对美国进行猛烈攻击是为了向苏联人表明，埃及没有改变立场。这里认为，萨达特总统不想完全断绝同苏联的联系，并希望尽可能长地继续从苏联的军事援助中获得好处。    但是，观察家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说法：萨达特打算对美国施加外交压力，因此他先强化他对美国的态度，从而能从他以后态度缓和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

【中东社喀土穆七月二十二日电】尼迈里总统今天宣布，一批阴谋者一直同武装部队的一支部队商议在过去几天内在苏丹搞政变。    这位苏丹总统对于一小撮武装部队人员和前政治家赞同并要协助这些阴谋者搞政变一事表示遗憾。    尼迈里总统是在纪念挫败针对苏丹革命政权发动的七月十九日未遂政变一周年之际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揭露这个阴谋的。    【法新社喀土穆七月二十二日电】苏丹总统尼迈里今天在这里的一个大会上说，两天前曾发生要推翻他的未遂企图。    他说，参与者包括一批以前的政治家和武装部队的一支部队，并且得到外国人士的支持。    他说，他以后要提供详情，并“把这个政变企图的参与者交给人民去惩处。”    【路透社巴黎七月二十三日电】一家法国新闻杂志今天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令逮捕几十名有阴谋发动一次政变嫌疑的军官。    《快报》周刊杂志在没有引证任何消息来源的情况下说，被捕的军官属于复兴社会党的左翼，这些人在阿萨德将军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取得控制权时失去了权利。    这家杂志说，复兴社会党前总书记萨拉赫·贾迪德是这些阴谋者的领袖，他从他自从一九七○年十二月一直被软禁的家里指挥这种活动。

【南通社贝鲁特七月二十一日电】沙特阿拉伯已制定出一项关于推翻南也门政权和消灭南阿拉伯地区所有进步运动的计划。已经花了两千多万英镑来训练对亚丁进行武装斗争的部队。已经成立的部队配备有一百六十辆装甲车、三十二辆坦克和十六架霍克—猎人式飞机。正在成立一支所谓“救世军”。为了对南也门政权进行斗争，沙特阿拉伯正在组织外国雇佣军和其它军队。

【德新社开罗七月二十四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宣布，尽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增强，而苏联又不愿与之匹敌，但是埃及将“单独”同以色列打仗。    萨达特在向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历时四小时的讲话中断然否认，埃及由于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已“改变态度”，转而支持美国。但是，他表示准备恢复接触，以按照埃及的标准条件谋求一项中东解决。    这位埃及领导人同时宣布，他将进行泛阿拉伯的接触以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争取对美国采取一致的立场。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这意味着，萨达特将竭力要求在不久的将来召开阿拉伯最高级会议。    【中东社开罗七月二十四日电】（代《纽约时报》记者坦纳发）萨达特总统今天在谈到他作出的要求苏联军事人员离开的决定时，指责苏联作为一个盟国“过于谨慎”。    他拒绝接受一些人提出的这样一种说法：他用美国来补偿他同莫斯科发生的纠葛。他断然否认在上星期二宣布他的行动之前同华盛顿有过任何接触。    演说的冗长结尾部分的主旨是阿拉伯现在是孤立的。语气是失望和悲伤的，而不是愤怒的。    萨达特没有提出今后的行动方针。他避免用战争不可避免的提法，这种提法一直是他最近的几次谈话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排除恢复消耗战的可能性。    此间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今后几天会作出重大决定，包括内阁成员大概会有变动的决定。    萨达特暗示埃及可能呼吁阿拉伯人在石油方面抵制美国。    【中东社开罗七月二十四日电】（代记者林登发）尽管（埃及）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但是萨达特总统在讲话中没有暗示埃及将采取任何新的和平行动。    萨达特总统还对一个新的外交行动泼冷水。他说，在过去几天中，他收到了欧洲一个国家——他没有说出它的国名——的一封密信，表示愿在美国、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调解，如果埃及驱逐苏联顾问是一个争取和平的行动的话。但是他表示，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还说，美国驻开罗使团负责人格林和萨达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伊斯梅尔最近的会谈没有涉及到任何新的中东外交行动。    【路透社开罗七月二十五日电】当埃及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研究萨达特总统的讲话的时候，埃及军队今天处于戒备状态，以防以色列可能进行报复。    代表大会分成了四个委员会以研究萨达特的讲话，并订出保证全国团结的计划。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五日电】题：三木国务相和大平外相会谈，在日中关系问题上意见没有分歧    三木国务相在二十五日的内阁会议后会见大平外相，询问了关于日中复交问题的迄今为止的工作情况。在这个会谈中，外相说：“目前正按田中首相访问中国的方针进行着研究，不过这些行动还没有达到最后阶段。在日美首脑夏威夷会谈时，中国问题和日美两国的贸易问题将是中心议题。”    三木国务相也同意了这个意见。    会谈后，三木国务相会见记者说：“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目前正在大平外相领导下进行着的打开日中关系的工作，在基本的方面，和我的想法没有不同。”他表现出了今后也要从侧面全面地协助大平外相打开日中关系的工作的姿态。共同社评论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五日电】政界谈话室    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之后，大平外相同三木国务相进行了会谈。表面上是外相向三木先生转告了最近在日中问题上的经过。虽然在总裁选举前由三派缔结了政策协定，但最近往往容易显出田中—大平路线的存在，三木先生虽然在田中—孙平化会谈时也露了面，但在向前看的三木先生与认为由大平—孙会谈就行了的外相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分歧。    从这个原委来看，这一天的会谈似乎也是为三木先生着想的。不过，就会谈的内容，三木先生说，“集中谈了首相访华问题”，而外相则说，“转告了最近的经过”，两人几乎都是无可奉告。两人的口都很紧，由此可以看出，“日中”问题已到了微妙的阶段。

【本刊讯】东京七月二十五日消息：岸信介和贺屋兴宣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东京共召集十九名众议员和参议员，举行了所谓“外交问题恳谈会”。在会上，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人提出所谓“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策要点”，全文如下：    一、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政府间谈判。    二、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在内容、条件和手续上必须是正常的。    三、要站在两国对等的立场上，无条件地进入谈判。    四、日本方面根据国际间的情理、信义和国家利益，应就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内容和必要条件等，确立原则，并得到国民的一致同意。    五、不要因为急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屈服于对方的无理要求。如果在内容上有勉强之处，就会互相丧失信赖，留下祸根。    六、为了不承认无理内容，即使日中邦交正常化被推迟，日本也不会在防卫上或经济上有很大的危险和不利的地方，而且没有必要感到焦躁。    七、对日中关系正常化感到焦躁，而采取迎合和屈从的态度，这会招致非常的不利。    日本方面的原则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这些原则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不行使侵略武力、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肯定集体防卫。    八、日本方面的原则，尽管在文字上同中共的和平五原则一致，但，中共在事实上违反自己提出的五原则，现在仍宣称要固执地推行支援其他国家的国内革命的方针。要求（中国）切实保证不要有这样的事。    九、中共离间日美关系，阴谋削弱日本的自卫力量，宣传日本进行军国主义化，（我们）不能不认为（中共）有实现日本共产化革命的潜在意图。对此，要提出交涉，要求（中共）不要有这样的事。同时，有必要整备日本国内体制。    十、中共主张的所谓三原则，是以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一想法为主轴的。这是不能承认的。    日华条约当然有效。单方面地变更、废除它是非法的、无理的。    十一、据说，台湾问题的处理要在日中谈判的过程中加以处理，那是非法的和无理的大国主义，是否认台湾的存在的。    十二、关于台湾的领土权等，如果在日美之间的处理方针上发生了分歧，就会在日美安全条约的运用上引起重大问题，并使我国国防的根本，发生问题。    十三、如果日本把台湾作为中共的领土加以承认，那么，中华民国可能对日本采取报复措施，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十四、风传要对中共谢罪和赔偿，（我们）难以承认其根据。这个问题，需要确认有关的事实，并从国家利益和国际间的情理上进行慎重的研讨，不应该随便挂在嘴上。    过去，日本由于被一时的国内的气氛所左右，政府和国民都缺乏慎重的考虑，在日德合作、日苏中立条约等问题上犯了怎样的错误，并给日本的命运带来了多么重大的危险？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也需要大加反省。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五日电】题：驻国府大使宇山向首相报告台湾的现状    驻国府大使宇山厚在二十五日上午前往首相宫邸拜会田中首相，就台湾的目前情况作了汇报。    宇山大使说：“台湾的人们现在非常担心台湾的前途。”    【美联社东京七月二十五日电】田中首相今天说，在促进日本同共产党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方面，他将充分考虑与台湾有关的局势。    田中是在听取了日本大使宇山厚报告台湾局势之时说这番话的。    【法新社东京七月二十五日电】台湾驻日本大使彭孟缉今天说，他的政府对于田中首相内阁现在进行的日中关系正常化会谈感到“严重不安”。    这位大使是在外务相大平的办公室同他举行的会谈中说这番话的。    观察家们认为，彭大使转达了台湾对这个问题的焦虑心情。    【合众国际社东京七月二十五日电】彭孟缉会见了外相大平。    大平说，目前不打算派人到台湾去，把东京和北京关系的任何进一步发展情况告知台湾政府。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刊载一条消息，标题是《日本首次拍摄美国影片，〈马哥孛罗〉正在拍摄中》，摘要如下：    美国影片《马哥孛罗》现正在东宝电影公司的摄影棚内拍摄。属东宝系统的东宝洗印公司承包摄制外国的影片，还是初次尝试，因而值得注意。这部影片预定于七月下旬完成，将发行到全世界。    《马哥孛罗》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资助，由国际电视影像技术公司制作。该公司已完全包给东宝洗印公司拍摄。    导演塞蒙·罗比等人已由美国来日本。日本东宝的导演小谷承靖等人参加摄影工作。    这部影片以马哥孛罗（据日本《辞苑》介绍，他是意大利的旅行家，威尼斯人。一二六○年随他父亲和叔父到了中国。一二七一年再次到中国，谒见元帝忽必烈，受到优待，并参与中国内政——本刊注）所著《东方见闻录》为基础，改写成音乐喜剧片。    这部影片的历史背景是元朝时代的中国。据说参加演出的人可能超过五千人。    预定于七月份在伊豆大岛修起万里长城来拍摄外景。

【塔斯社纽约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电】塔斯社记者巴斯卡科夫的报道，题：银幕上的暴力    巴士顿大学教授艾里·巴尔库斯在《进步》杂志上不安地写道：“崇拜暴力在美国电视银幕上，依然是占优势的”，他同时还强调，绝大多数的美国电视广播对儿童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巴尔库斯在分析了巴士顿四个最大的电视公司星期六早晨对儿童的广播之后，作出结论说，这些广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来专门描绘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从小小的偷窃到极为周密的凶杀。    同时，电视站占有者实际上却忽视了对儿童进行普通教育的广播：平均每二十四小时中，只有两个小时是用来广播艺术、历史、自然和家庭问题的。    作者指出，在每十项儿童广播节目中，就有八项是映出暴力行为的    ——从“日常的殴斗”到大规模的凶杀和刑讯。    许多美国社会学者指出，儿童电视节目中，暴力场面的明显增多，首先是巨商为了追求广告利润而造成的。公司采取了种种手段吸引人们对电视屏幕的注意。    同时，他们把大批最粗糙的广告强加给缺乏经验的电视观众。    美国广大社会人士为电视对正在成长的一代所给予的极有害的影响而感到不安。    他们早就要求制止电视公司以各种手段来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有十多万美国人已在抗议电视继续宣传暴力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本刊讯】苏《真理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以《为什么电影院空空如也》为题，刊登两封读者来信，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有两封信。一封是从乌克兰写来的，另一封是从哈萨克斯坦写来的。然而，两封信都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电影为农村居民服务的问题。编辑部希望电影委员会要重视已出现的情况。    农村观众有权指望，他们也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能够及时地看到新影片。    真懊恼，最近以来，好像我们的工作干得越来越坏了，因为我们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完成财务计划。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我们的干劲并不比过去差呀。恰恰相反，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们学会用新的形式和方法吸引观众来看电影，然而，电影院的上座率还是逐渐在下降。    我们认为，这直接取决于影片到达农村的时间。问题是，许多故事片在电视上的放映日期恰好与农村影院的放映日期碰在一起，甚至比农村影院的放映日期还要早。比如：《乌格柳姆河》，《神秘的修道士》，《别拉亚上空的大雷雨》及许多其它影片都是在电视放映以后，我们才放映。    不要以为我们是想要使电视落后于今天的要求。让电视去放映新片好了，放映的越多，越好。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农村影院。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些新影片在发行八——十二个月之后才能到达农村放映站。除了精神上的损失之外，这里还有直接的物质损失：电影放映站经常窝工，大厅里空空如也。    事情有时会弄到可笑的地步，许多俱乐部的电视机都放在休息室里，于是，在放映我们计划中的老片子时，那里却在集体看新影片。    电影放映员卡维林，苏霍维茨基，科瓦利丘克，克利莫维茨等人。    日托米尔州。    最近，我们的电影放映员时常说：“因为有电视，人们就不到俱乐部去看电影了，所以就完不成计划”。然而我觉得，农村居民很少看电影的真正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电影和电视的竞争。    可能有若干原因。依我看，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清洁和舒适的问题。农村俱乐部里常常是既不清洁，又不舒适。比如，“秋利库巴斯基”集体农庄中心村园的俱乐部活像一个板棚子。    有时，电影放映员不注意影片的放映质量。在放映电影时，能见度不好，声音微弱、断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常常不爱护设备和片子。我们的一位电影放映员很苦恼地说：“我很愿意把影片放得好一些，但我办不到：片子损坏了，录音带磨损了。”    农村也和城市一样，需要新影片。但到我们这里来放映的通常都是旧片子。    众所周知，在农村，多数观众是儿童和青少年。然而却不能经常得到儿童片。纪录片来到我们这里往往也是很晚了。    农村劳动者需要反映农业生产的影片。但遗憾的是，很少把这类影片送到农村来。“这些影片的利润很少”，——电影放映员们这样解释道。为什么这些科普片不能在正片开始之前放映呢？宣传员扎斯托利斯基。    奇姆肯特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