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四日登载一条消息，题目是《田中首相要求自民党在“和平五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协助》。摘要如下：    田中首相于二十四日上午，在自民党总部召开的该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日中问题归结为十点，谈了他的基本看法。他说：“在中国的和平五原则的基础上谋求邦交正常化，没有异议。”首相阐明对和平五原则没有异议，这还是第一次。    首相在他的谈话中首先强调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二，首相说，“对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谋求邦交正常化这一点，没有不同意见”。并且说，“对于复交三原则，能够充分地理解中国的立场”。    第三，首相指出：“这次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是一个与下述事项相匹敌的大事业。这些事项有：吉田内阁签订的旧金山和约，鸠山内阁恢复日苏邦交，岸信介内阁缔结日美安全条约，池田内阁参加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佐藤内阁缔结日韩条约和归还冲绳。”他还说：“政府、自民党要慎重和勇敢、果断地对待这一事业（指日中邦交正常化），以便使这个问题能善始善终。”    第四，首相说：“对于在野党和日中议联迄今为止所做的努力，予以肯定，但今后，（日中问题）要以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为中心来搞。”    第五，首相表示，政府要认真而慎重地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且同友好各国保持联系，有时要大胆地做。    第六，希望自民党内取得一致意见，并且给予支持。    第七，要求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作出热心的努力，尽快地谋求党内意见的一致。    第八，强调首相、外相和小坂协议会会长要取得密切的联系。    第九，首相说：“现在传说我很快地要访华。但是，关于访华问题，我要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来决定。我和外相的访华问题，希望政府和执政党双方充分地加以研究。”    第十，首相谈到了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两天在夏威夷即将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首相再次要求自民党给予理解和协助。    他说：“同美国要谈的事很多。我要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那个时候，我要充分地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想法。”    【德新社东京七月二十四日电】日本首相田中今天第一次公开谈到他打算访问人民中国。    田中要求他的自由民主党的一个新的亲华组织为他本人和外相大平访华确定一个日期。    首相的要求是在中国总理周恩来最近口头邀请田中来北京进行中日最高级会谈之后提出的。    外相大平已经表示他希望在今秋某个时候去北京，但是田中由于感到自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缺少一致意见，在今天以前对周的邀请一直没有作出明确的反应。    这里的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田中今天的行动反映了他对在自民党内取得一致意见，支持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    【路透社东京七月二十四日电】田中首相今天说，他希望在下月同尼克松总统会谈时能得知美国的对华政策。    田中先生是在他的党新组成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他说，他能够接受中国的五项和平原则；能够理解中国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    参加协议会的二百四十九名自民党议员中有一百三十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外务相大平正芳也参加了。    田中先生已得到了反对党的支持，他还需要取得亲台湾的自民党党员的支持。    预计在夏威夷的会谈中，他将谋求美国谅解他的同中国和解的行动，并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以前，他也将通过外交渠道谋求台湾的谅解。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四日电】特派记者斋田华盛顿二十三日电：对于田中首相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日美首脑会谈已经比人们的预料来得早地实现这件事情，华盛顿的外交观察家注意两点。第一点是，这次首脑会谈恰好是在日中关系正常化这个日本外交的新的转折时期举行的，所以，它将以日本在战后日美关系史上第一次掌握了外交主动权的形式，对日美外交、政治关系进行实质性的意见调整。第二点是，这次会谈是一次在美国总统选举的高潮期间进行的异乎寻常的首脑会谈。    就美国方面而言，正如总统新闻发布官齐格勒所说，想要和田中新首相“就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整个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同时，在华盛顿，人们认为，美国将特别就打开日中关系的过程，日本方面的基本态度及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所给予的影响进行探询，也将提出美国方面对日本的“要求”。    自尼克松总统捷足先登地访问了中国而给日本带来极大震动以来，日中关系正常化就成为佐藤内阁以后的日本的紧急课题。既然美国本身已由尼克松访华而打开了同中国之间的新关系，那么，日本同中国改善关系就是当然的了。但是人们认为，美国在担心，如果因此而招致“老朋友”即韩国、台湾同美国的关系以及亚洲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话，就会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上引起重大问题。    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士指出，副国务卿约翰逊最近再次强调六九年日美联合公报中的台湾、韩国条款的存在，就表明美国政府害怕如果日本一举放弃了同台湾的关系以同中国改善关系，那么，美国就会在亚洲孤立。因此，针对着这种可以叫作是日本的独立外交的打开日中关系问题，在夏威夷会谈中两国首脑间达成什么样的谅解，这对今后两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亚洲政策来说，都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指责美支持以色列，说“中东危机中危险的立场是美的立场而不是苏的立场”；说苏的主张是从实力地位出发同美会谈，并在阿拉伯人心中散布绝望情绪：说作出结束苏顾问使命的决定是困难的，但没有别的办法    【中东社开罗七月二十四日电】在吉萨的开罗大学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大厅中举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在当地时间十一点二十五分萨达特总统到来后宣布开会。    与会者起立向总统热烈欢呼。    参加开幕会议的还有各位副总统、总理、各位副总理、国务部长及内阁部长和总统顾问。    总统开始他的讲话。他说，在标志着这次代表大会在革命二十周年之际开幕的我们国家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宣布我们对埃及民族斗争的责任。    “兄弟们，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革命成功启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是    ‘兄弟，抬起你的头来，受剥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经过二十年之后，我说，让我们把头抬得更高一些，让我们更坚定地站稳脚跟和有着更高的抱负。    “过去二十年改变了埃及的面貌。    “我现在要讲的，是为了估价我们的步伐和确定我们的步伐所作的共同尝试。    “一九六七年后局势中的危险因素是什么？看一看危机，就显示出巨大的危险因素是美国。    “我们必须肯定，除非在得到美国的绿灯后，以色列决不会象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那样地行事。这就是我在六六年在访问那里时告诉美国国务卿的。    “不仅如此，在侵略之后，美国的报纸说这项计划已经在以前提交给林顿·约翰逊总统。这位首脑参加了会议，而约翰逊赞同了这个计划。    “肯定的、而且为一些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以色列外长埃班——所承认的事情是，美国向以色列保证了下列情况：    “一、阻挠强迫以色列撤到六月四日线上的任何安理会决议的执行。    “二、阻挠强迫以色列接受一项不是来自同阿拉伯人的直接谈判的一项解决的任何尝试。    “三、保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中东社另一新闻和外电为空中优势——本刊注）。    “美国承担的其他保证是什么，谁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能有一个大胆的美国官员来透露美国卷入中东的情况，就如同有关美国卷入越南的情况被透露出来那样。    “美国迄今阻挠在安理会的一切努力，并保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此外还阻挠要以色列撤到六月四日线上的任何努力。一切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执行了这些诺言。    “约翰逊还任命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阿瑟·戈德堡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阿瑟·戈德堡使用了美国的一切手段和手法，保证了停火决议不附有关于撤退的条款，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美国就履行了它对以色列作出的第一个保证：没有迫使它撤退到六月四日线上的决议。    “这就是应该说，在中东危机中危险的立场是美国的立场，不是苏联的立场，并将永远如此。    “在停火后，人们提出了若干个决议，有人想要在这些决议的措词方面进行纠缠，究竟是用‘占领的’或‘这些被占领’的领土。    “但是，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清楚规定了以色列军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以及其他条件，例如解决难民问题和在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行问题。    “当时，阿瑟·戈德堡宣称美国完全支持这一决议。    “我们接受了这一决议，尽管我们坚决相信用武力拿走的东西只能凭武力夺回来的原则。    “我们接受了这一决议是希望世界大家庭将以它的意志来左右局势。    “雅林徒劳地往返奔波，因为美国的诺言和承担的义务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而且甚至是我所采取的以及七月十七日执行的立场和决定的基础。    “让我们集中谈一些重要问题。中东危机中最危险的因素是美国的立场。    “这不是在一九六七年开始的，而是远在一九六三年和肯尼迪试图视察我们的军工生产时就开始了。    “美国的政策不会随着总统的更换而改变。    “我们必须透露一些事实，使那些少数被欺骗而认为美国是真诚争取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的人能醒悟。    “纳赛尔告诉斯克兰顿，美国应采取中立的立场。斯克兰顿本人报告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斯克兰顿和他的报告都被搁置一旁，而再也没有人听到关于它们的任何消息。    “在纳赛尔去世后，我立即会见了率领参加葬礼的美国代表的美国国务卿。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我发出了我给尼克松总统的第一封信，回答他通过总理转来的信件。我强调美国方面的任何善意的行动将得到我们方面的良好反应，相反亦然。（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我还强调我们不希望卷入大国的痛苦和迷惑中。我希望重建我的国家。我们之间的全部问题是你对以色列的立场。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以色列将无法找到一块面包。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问题。    “我们将不会由于挫折而投降或死去。我们将站稳，并将继续进行斗争。    “我向尼克松总统解释了我的立场，他立即作了答复，他在答复中说他赞赏我的立场，并大大赞扬了埃及人民和他们的文化。    “当西斯科来时，我们坦率地讨论了全部局势，但他没有告诉我他们在以色列说了些什么或以色列告诉了他们些什么。在西斯科离开后，过了两个月没有进行任何接触。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来了，说总统已决定对公正解决危机采取积极的立场。    “我对此表示欢迎。然而，这位使者说，美国总统要了解有关埃及—苏联条约，同美国恢复关系和所谓苏联在埃及的存在情况。    “我解释了一切。他从而宣布，美国总统已决定从七月六日起，美国将对迅速和公正解决危机作出积极贡献。但过了四个月，美国方面没有任何消息。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当他们知道我要动身去苏联的时候，他们问我对于通过约瑟夫·西斯科的调停进行‘近距离会谈’的意见。    “我说，为了和平，我不反对。但你们（指美国）的作用是什么？罗杰斯谈了点从未兑现的东西，而我接到尼克松总统的一封也从来没有兑现的信件。    “美国人在确定他们的三阶段努力，他们将在第三阶段起催化作用。    “但是我坚持要明确地肯定美国的立场。他们没有回答……因此，我中断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会谈。不是因为我想中断这样的会谈，而只是由于美国正向西方各国首都暗示它正在着手解决阿拉伯—以色列争端，因此别插手。这样，他们靠欺骗和歪曲把问题扼杀了。    “驻开罗的美国利益使团负责人伯格斯提出了一项建议，内容大部分是西斯科同我在两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中的内容。但是─俟以色列议会攻击了这个讲话，美国国务院就否认同它有任何关系。    “以后，罗杰斯（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坚持宣布，尽管以色列处于军事优势，美国还将向以色列提供战术武器。公布了以前（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达成的协议，通过这个协议，以色列将制造美国设计的武器。    “从那时起，美国使它的心理战升级。苏联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它的主张是从实力地位出发同美国进行会谈，并且在阿拉伯人心中散布绝望情绪。    “美国公开宣布重开苏伊士运河的部分解决办法。这将是以后进行的会谈的序幕。    “从一九七二年年初，美国的立场开始强硬。它现在建议，开始是部分解决，以后的方面以后再解决。    “后来，罗杰斯宣布，唯一的解决在于同以色列的直接会谈，甚至放弃了部分解决。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强调中东危机中最危险的因素是美国的立场。    “关于苏联的立场和它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自从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当政的时期以来，我就已经充分得知埃—苏关系的发展和详细情况。    “在我当选总统以后我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我们就有意见分歧。和我同行的是一些卖国贼，他们目前关在监狱里。当我回来时，我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向他们说明了发生的情况，强调朋友之间可能产生意见分歧。    “他们有他们的义务和问题。也许，对苏联来说中东危机不是头号问题。但对我们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鼓掌）。    “我们有我们的分歧，但我不愿使这些分歧超出朋友之间分歧的范围。但我清楚说明，这将来要导致进行一场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向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作了详细的汇报。    “在我国出现了某些情况，五月十五日的纠正运动，随后波德戈尔内主席来到这里，我们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当时提出了某些分歧点，而他答应在他回到莫斯科四天以后解决这些分歧。    “四天、甚至四个月过去了，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时发生了苏丹的事件。    “在十月，我前往苏联，解决了这些分歧。    “在十月，我们消除了我们的分歧，并达成一项将在一九七一年底前执行的协议。这一日期是由苏联领导人确定的。但是，这一年过去了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随着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爆发，在十二月，我要求在年底以前访问苏联。    “但他们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回答中确定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访苏）。我说这也许是由于同尼克松的最高级会谈的原故。    “我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和四月去（苏联）。在四月，我告诉他们，除非在消除侵略之后，否则不应同美国达成关于限制武器的协议，不战不和状态是不能接受的，而我们拒绝让出哪怕是一寸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鼓掌）。    “简单说来分歧是：美国正在执行它对以色列承担的义务，并坚持要通过同以色列的直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本身。    “苏联在它同我们的友好关系中，不会象美国对以色列的作法那样行事。    “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后，我通知苏联我们必须重新估计局势。    “第一，我不愿意有一名苏联士兵为我们战斗。    “第二，我们不谋求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直接冲突。    “但是，我发现除了我作出的，而你们知道的决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鼓掌）。    “因此，我们必须对抗美国的立场，这是一项全面性的责任。    “我必须通过你们——你们在阿拉伯世界有许多朋友——向阿拉伯民族宣布，一些阿拉伯国家在同美国恢复关系。这是一个面对着威胁的国家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局势。    “尽管我们和苏联在农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惊人的合作，但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是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样。    “苏联在它同美国的对抗中过于谨慎，并依赖于历史的发展。    “对我来说，要对苏联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最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象阿拉伯国家的某些作者令人遗憾地鼓吹的那样接受既成事实，将遭拒绝、拒绝又拒绝（鼓掌）。    “我们面对着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即使在战场上单独也要挺身顶住的最危险的决定。其他人和我们自己也曾面对这一局势，并且取得胜利。我们将挺身抵抗，因为我们从未期望我们的朋友为我们战斗。    “作出结束苏联专家和顾问的使命的决定是出于一些理由的，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希望全国知道，如果情况需要，我们将在战场上单独作战。    “在战场上流血比把它一滴一滴地榨干要好些。    “全国团结现在比以往更加是最重要的因素。埃及民族主义将是争取解放的工具。    “对于那些试图对我们战斗能力散布怀疑的人，我说我们将战斗。    “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忠诚的人民决心支持阿拉伯共和国联邦——阿拉伯民族的希望。    “把领土从占领和侵略下解放出来是任何国家的神圣任务和义务。    “革命就是相信自己的原则和目标的世世代代的全体人民。    “‘纳赛尔主义’是不能代替的。它是革命的指导方针。    “在我作出决定之后，外国说，哈菲兹·伊斯梅尔已经同格林会晤，我们背叛了。    “但是哈菲兹·伊斯梅尔同格林会晤是把我对尼克松在莫斯科会谈后写给我的信的复信交给格林，而信中根本没有提到中东危机的解决，只是重申解放我们土地的决心。”    总统说，他将要求下月召开国民议会紧急会议颁布维护全国团结的法律。    “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世世代代强调，我们既是光也是火，并且要一直到负起我们的责任的地步。”

说最近阿拉伯各国都在竭力制订一项对法国和西欧的协调政策；埃及的政策是：法应成为特殊对话者，成为埃及同共同市场和整个西欧的联系国    【本刊讯】法《世界报》七月二十日刊登了保罗·巴尔塔以《阿拉伯世界和法国》为题的文章，摘要如下：    法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接待了阿拉伯国家的三个领导人，不久前，竞争使这些国家激烈地对立，并且今天仍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然而，布尔吉巴总统、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和埃及外长穆拉德·加利卜三人都强调了他们希望同我们国家建立特殊关系的愿望。他们是以同其他西方国家少有的作法这样做的，因而人们可以认为，年底之前将来巴黎的萨达特总统（尽管他的访问还未正式宣布）也会这样做。    五月十七日，加利卜向蓬皮杜阐述了开罗和一般地说阿拉伯世界对法国的政策，据这位埃及部长说，蓬皮杜听的时候“十分专心”。一个月之后，六月十八日，萨达姆·侯赛因强调说，伊拉克给予法国石油公司的优惠地位具体反映了阿拉伯国家想同巴黎建立稳定和密切关系的愿望。另外，侯赛因还向国家元首表示敬意，因为他通过其方针开辟了法—伊有效合作的道路。    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非书面的契约呢？事实上，无论阿拉伯国家对法国的政策，还是法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同许多人认为的相反，并不是从六天战争才开始的。    人们可以把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阿拉伯世界同法国的关系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与形势相关的政治考虑和感情用事的考虑为主，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第二阶段的情况是，在阿尔及利亚冲突之后恢复双边关系，这种关系持续到六天战争。第三阶段是深入发展这些关系，然而，最近几个月，阿拉伯各国首都却竭力超越它们在这以前一次次采取的实用主义行动，以便制订出一项对法国和欧洲的协调的政策。    在以阿尔及利亚独立告终的第一阶段，在黎巴嫩独立（一九四四年）、叙利亚独立（一九四五年）、摩洛哥独立（一九五五年）和突尼斯独立（一九五六年）之后，在这些国家看来，法国既是它们要向它争得独立的对手，又是未来的伙伴，甚至是一个潜在的盟国。一九五八年七月，当法埃关系处于最低潮时，纳赛尔的一名政治顾问萨布里就这件事对我们说：“埃及是个小国，它需要朋友。在‘大国’中间，美国和苏联都太强大了，以致它感到不易与它们相处。英国是以前的占领国，它留下的印象太坏了。剩下的就是法国。目前我们之间有三点分歧。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远征，我们认为这曾是一次侵略，但是我们可以忘掉它；阿尔及利亚战争，然而我们相信戴高乐将军将会解决它；最后是以色列问题，我们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援助它。然而，对于这一点，我也相信法国有朝一日将采取一种对形势更为现实的看法。这是由于事实、地理和历史条件造成的。你们在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过于大，法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也过于悠久，以致于你们不能无视它们之中的这一些又取消另一些。我们自己有朝一日也需要你们的友谊。因此，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也从没有完全关死大门。”黎巴嫩人、叙利亚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也差不多，他们可能也都会或者已经说过同样的话。    因此，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人们看到大门都重新敞开了。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们同法国的联系经常促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强调马格里布—法国—欧洲南北轴心的重要意义。    阿尔及利亚战争一结束，纳赛尔就告诉戴高乐，他对于巴黎—开罗—近东轴心的重视。埃及外交在最近一个时期终于确定了阿拉伯国家对法国的政策大纲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对于这一政策可以归纳如下：法国应当成为特殊对话者和同共同市场国家和整个西欧的联系国，阿拉伯世界不能无视西欧，因为它既是阿拉伯世界的主要顾客又是第一供应者。    毫无疑问，给予法国以特权的愿望是与近东冲突分不开的。    自去年底以来，阿拉伯国家协调了它们对法国的政策。为了采取一致的立场，根据国家元首或部长们的会晤情况交换了意见。不论这些阿拉伯国家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也不论它们对莫斯科和华盛顿采取什么态度，它们都确认，法国是使它们不发生分裂的唯一大国。    它们还确认，以色列—阿拉伯冲突虽然是应当决定阿拉伯外交指导路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加利卜对我们说：“法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解除殖民地，并不谋求在这些地方充当帝国主义的角色。我们特别敏锐的感到它的民族独立政策，使它能够更好地理解到鼓舞着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愿望。它希望建设一个摆脱集团的欧洲人的欧洲：这种观念与我们关于阿拉伯联盟的观念相近。对于地中海的前途来说，首要的是使这些计划具体化；这些计划主要是要把这个不安宁的海洋变为和平湖。最后，也许尤其是，我们相信戴高乐将军（此后则是蓬皮杜）的合作主张，而且由于关系到我们，我们愿意帮助法国实现这种主张，因为在其他国家——无论大国或小国看来，法国具有典范性。”    布尔吉巴总统访问巴黎时多次发表了具有同一意思的公开讲话，而且人们还可能引证布迈丁上校和哈桑二世国王宣布的几乎与此没有差别的杂文。    然而图景并不是那么美妙的。例如某些领导人注意到，法国的援助在财政方面不如东方国家的援助有利，但在政治上，他们赞赏这一点：巴黎尊重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发展变化而又不打算使这种变化朝向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    法国是阿拉伯国家的主要供给者，它的出口在继续增长，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期间，它的出口从九亿二千零九十万美元达到十三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零八。    然而，除了经济外，阿拉伯人还强调欧洲和作为古老文化区的阿拉伯世界的互相交流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伟大文明发源地的地中海周围创造一种不是以美国为范例的工业文明（在这个文明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末我们的文化必须广泛地互相开放。”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三日电】共产党的《真理报》今天攻击人们就苏联军事专家撤出埃及的原因进行投机。    评论强调，苏埃友谊“在当代政治中既不是一个临时性的，也不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评论声称两国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在苏埃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    文章还攻击阿拉伯反动派，说他们正设法破坏这种关系和损害埃及的进步政策。    《真理报》的评论有一段话提醒人们注意苏联过去给埃及援助的程度。“像历史经验表明的那样，埃及无法从其他任何来源获得如此大量的、无条件的、真正的援助。”    评论继续说，这种援助的因素之一就是“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少的武器和军事技术”。    《真理报》的文章是今天苏联报纸庆祝本周末埃及周年纪念日的若干文章之一。报纸的报道方式似乎是要证实苏联的这一官方态度：苏联军事顾问从埃及撤出不会伤害两国关系。    两家苏联报纸今天刊载了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是由妻子陪同的穿着便衣面带笑容的军事专家，昨天在从开罗回国时越过一个没有指名的苏联机场的跑道。    【法新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三日电】苏共党报《真理报》今天在头版的评论中说，苏联军事顾问从埃及回国并不影响苏埃友谊的基础。该报说，“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宣传”在顾问撤出问题上引起的喧闹是毫无理由的。    《真理报》今天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莫斯科新近同伊拉克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旨在对“中东局势产生有利的影响”。    《真理报》说，苏联人民深信，今年四月九日签订的苏伊条约将“为巩固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苏联和伊拉克之间的合作已巩固了伊拉克的独立，并有助于发展伊拉克的经济。条约批准文件已于上周递交一事表明，“国际合作的敌人在动摇苏联—阿拉伯友谊的基础方面是不会得逞的。”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二日电】第一批苏联军事专家今天自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抵达莫斯科。在机场上隆重地欢迎了他们。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三日电】题：电贺埃及革命节    苏联领导人致电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萨达特，祝贺一九五二年革命二十周年。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的贺电中说：“苏联人民曾经十分高兴地获悉这一革命的胜利，并以始终不渝的同情注视着埃及人民为加强国家的政治独立、发展它的经济与文化作出的英勇努力。”    电报说：“苏联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紧密友好和全面合作的关系，是在我们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争取自由进步与和平的共同斗争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在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中固定下来的目前的苏埃关系，是真正平等、完全相互谅解和兄弟声援的光辉榜样。在这个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里，我们党、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重申坚决支持埃及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争取解放被以色列侵略者侵占的领土的正义斗争。    “我们相信，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必胜，阿拉伯土地将从侵占者那里解放出来，近东将确立持久公正的和平。”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二日电】二百五十多名苏联犹太人二十二日呼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把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列入行将于九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由苏联九个城市的二百五十四名犹太人署名而且交给西方记者的这份呼吁书，也是写给联合国的会员国和以色列大使约瑟夫·特科阿的。    这份呼吁书指出，联合国在建立以色列国上超过“决定性”作用，并谴责苏联政府“粗暴侵犯”国际公认的自决权。    这份声明的作者详细叙述了他们所认为的官方的阻挠，这种阻挠使数以千计的希望离开这个国家前往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未能成行。    呼吁书否认只有比较少的苏联犹太人想移居，并说，俄国今天存在一个“争取民族、住地和语言上的自决，即争取返回犹太人历史上的祖国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从人种和历史来说都是有理由的运动。”    作者们说，尽管有三万多犹太人在一九七一年获准离境，“对那些仍然希望返回以色列的人正在道义和公众方面施加严苛的压力，以便威吓和制止他们”。    作者对苏联当局的抱怨包括“要求工作单位写鉴定书，而这要履行冗长和侮辱性的手续，可以看成是精神上的审讯。”    他们写道，“最后，对那些终于获准去以色列的人索取大量的钱……一个家庭的每个成年成员得付九百卢布”（按官方汇率折算，合一千零九十三美元），又说，“这等于一个苏联公民八个月的工资。””    由于他们所说的试图移居的苏联犹太人的“悲惨的境遇”，呼吁书作者要求瓦尔德海姆把“苏联犹太人的民族自决和返回以色列的权利”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二日电】二百五十四名苏联犹太人写给正在这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一份呼吁书今天断言，苏联当局对移居要求的态度违反了普遍人权宣言。    这份呼吁书肯定说，“有几类人——教员、熟练工人、科学家和其他一些人——一申请移居就立即被解雇。”    签名是在本月和上月在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维尔纽斯和新西伯利亚城在内的苏联九个城市征集的。    【美联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一日电】高级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二十一日为了未获准移居去以色列的一位犹太人数学家向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发出呼吁。    萨哈罗夫是在致瓦尔德海姆的一封公开信里发出这一呼吁的，在一些西方记者得到的这封信上签名的有萨哈罗夫和其他七名民权鼓吹者。    这批签名的人说，由于前数学讲师弗拉基米尔·格尔绍维奇处于“极严重的困境”，他们不得不向瓦尔德海姆发出呼吁。他们说，格尔绍维奇由于支持一九六八年在红场上因抗议苏联领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捕的一批人，“一直受到迫害”。    这封信说，“他被解了职，他的学生们说他是‘犹太教堂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他被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受询问，并受到讹诈，说精神病专家们在为他‘操心’。”    签名的人说，格尔绍维奇曾于一九七一年申请移居，四次遭到拒绝。

【路透社的黎波里七月二十三日电】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今晚说，阿拉伯世界某些部分正在再度落入了大国的势力范围，阿拉伯—美国条约正在准备中。    卡扎菲在自从上周政府改组以来发表的第一篇公开讲话中，还断然否认国外流传的关于利比亚发生领导危机的消息。    上校的九十分钟讲话是在他主持的黎波里以东米斯拉塔的“纳赛尔志愿人员”营的开幕式上发表的。他在讲话中赞扬了纳赛尔主义和已故埃及领导人致力于“积极中立”的作法。    卡扎菲一直经常谈到他反对阿拉伯国家同苏联之间的条约联系，他（在这篇讲话中）却没有提到萨达特总统命令苏联军事顾问撤出埃及的行动。    卡扎菲在由利比亚电台广播的讲话中谈到纳赛尔的政治传统的时候说，“今天，我们发现积极中立将要被消除和完结”。    “纳赛尔与之进行斗争的势力范围——他摧毁了巴格达条约，在他执政期间，阿拉伯民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摆脱势力范围    ——，我的意思是说，在大约二十年内，某些阿拉伯地区将恢复大国势力范围。”这位上校又说，“为了代替阿拉伯—俄国条约，正准备签订阿拉伯—美国条约……”。    他说，在今年四月缔结的伊苏条约——这是他过去一直激烈批评的条约    ——以后，伊拉克把俄国舰队召到了海湾，由于这样，“巴林把美国舰队召了进来……于是各大国就进入了海湾……结果是，阿拉伯国家失去了它们的独立。”    卡扎菲说、“我们看到东西方巨大的殖民主义势力威胁着积极中立主义与和平共处阵营。”    卡扎菲否认利比亚领导机构内存在任何争权夺利的情况。    卡扎菲说，在宣布前副总理贾卢德被要求成立一个新政府以后拖了一个星期才宣布新内阁，这是由于贾卢德不愿意担任总理所致。贾卢德希望当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而不当总理。    【中东社的黎波里七月二十三日电】卡扎菲上校规定了实现（阿拉伯）统一的三个办法，第一个是已故的纳赛尔鼓吹的办法，即相信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革命政权的合并。他说，凡不是联盟主义的任何阿拉伯国家都必须发动一次联盟主义革命同其他联盟主义国家合并起来。    卡扎菲上校说，“坦率地说，尽管我们对阿拉伯冲突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以及它们的领导有信心，但是我们在关于战斗方案方面同它们有分歧，如果有战斗的话，我们在进行战斗的方式方面有分歧。总的来说，我们在解放的意义方面有分歧。    “总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没有参加拟订战斗方案。到今天，七月二十三日为止，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对战斗计划或战斗如何开始、阿拉伯军队将得到什么指示或是否将发生战斗等毫无所知。”    【中东社开罗七月二十三日电】（代德新社记者迈贾利发）卡扎菲讲话的显著之点是请阿拉伯革命力量参加在利比亚举行的“一次纳赛尔派会议”以计划阿拉伯统一问题，“如果有必要，通过征服”来实现统一。    【中东社的黎波里七月二十三日电】卡扎菲上校今天透露，他在今年二月份曾建议萨达特总统为了今后对以色列的战斗而实行利比亚和埃及之间的“革命合并”。    他还说，萨达特总统要求给他五个月时间来研究这一建议和提出他的答复。卡扎菲又说，五个月期限到本月底到期。

【南通社大马士革七月二十一日电】叙利亚虽然直接有关，但却在平静地注视着埃及宣布关于撤走苏联军事专家的决定后的事态发展。昨晚在全国进步阵线中央领导人的会议上研究了这件事，后来又在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核心领导机构的会议上研究了这件事。这两次会议是由国家元首阿萨德主持的。阿萨德也是全国进步阵线主席和复兴社会党的总书记。    叙利亚是参加同埃及的联邦的，自然，开罗的事件同它直接有关。另一方面，它同苏联也保持有一系列关系，这种关系在阿萨德总统最近访问莫斯科之后是牢固和改善了。    在大马士革，对萨达特的决定几乎没有什么谈论。从这种不作什么估价的情况看来，这一举动受到了严重看待，并被认为是一种对其可能出现什么后果和可能导致向何处去还不清楚的步骤。    【中东社大马士革七月二十一日电】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收到了萨达特总统的一封信。    据大马士革电台报道，这封信是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少将交给阿萨德总统的。伊斯梅尔·阿里是今晚到达这里的。    【法新社贝鲁特七月二十三日电】亲伊拉克的黎巴嫩报纸《贝鲁特报》星期日（七月二十三日）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采取类似埃及的决定”，要求在其国土上的苏联顾问撤走。    这家报纸把这个消息同埃及情报局局长伊斯梅尔    ·阿里将军来到大马士革联系起来，阿里将军将萨达特总统可能是关于埃—苏关系的一封信交给了阿萨德总统。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杂志》六月二十五日刊登了乔治·鲍尔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正在对日本玩弄危险的手法》，摘要如下：    一些有奇怪的先见之明的日本人早就担心，美国有朝一日可能会在没有他们进行调解、甚至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安排同中国和解，而使他们处于孤立的境地，虽然在一年以前，美国人本来会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去年七月十五日，这些日本人看到这种梦魇般的东西开始变成现实。    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公告使佐藤首相的政府感到特别尴尬，因为他和他的各位前任在华盛顿的压制下，顶住了日本知识界、左派政党、甚至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重要分子要他们独立走向使日本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愈来愈大的压力。    因此，这项公告引起强烈的愤懑是十分自然的。那些曾坚决支持美国领导的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另外一些不那么友好的人欢呼总统的行动是一种“解放”——是日本人实行自主的政策方针和终于不受华盛顿指引的一种借口。    但是不论是出卖还是解放，作用是相同的。要求在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采取自主的做法的压力现在是不可抗拒的，因为由于对总统访问中国处理不当，维系联盟的相互信任已受到损害，即使不是已受到破坏的话。    尼克松先生突然宣布访华以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增加了日本人的猜疑。一个月以后，官方突然把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告诉了日本人，这个政策公然是为了减少日本在贸易方面的有利条件。后来东京又被拉去参加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孤注一掷的努力，由于我国政府自己进行的活动，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    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总统最近的一些言论断然否定了东京早就根据同美国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认定存在的联盟关系。这些言论透露了政府的政策方针的一个根本的暧昧之点，值得十分仔细地加以研究。    多年来，美国主要依靠西方联盟保证欧洲的安全；对远东防务起同样的关键作用的是我们同日本、台湾和朝鲜的联盟。    可是对这种设想的信念已经因宣布访问中国而大大动摇，而尼克松总统在《时代》杂志一月三日报道的谈话中透露了他的总战略的想法时，这种信念进一步遭到破坏。他的出发点是“五个超级大国”观念，这种观念他是在六个月以前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新闻机构会议上第一次提到的。总统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一个强盛、健全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彼此保持平衡，不使彼此相争，有一种均衡的局面，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安全和比较美好的世界。”（黑体字是作者加的）    用黑体字印的这些话使日本人感到惊讶和不安，因为五大力量“彼此保持平衡”的主张看来明显地证实美国的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总统未同东京磋商就宣布到中国访问，这显然没有把日本当作盟国；现在，他在他的五大保持均势的力量的观念中表明——或者在日本人看来是这样——他不打算这样做。    这一切造成的深刻猜疑达到不信任的程度，对美国向日本承担安全义务的持久性造成了具有腐蚀性的怀疑，同时促使日本人使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日本对中国感到在文化上关系很深——几乎感到深受其惠，看来这是十分明显的。日本人仍然对中国的根基深厚和丰富多采的文明冷静地怀着敬意。此外有一种感到有罪的心情。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日本参加了大国对中国的卑鄙的蹂躏。无怪乎这种历史和怀旧的心情的奇怪的作用引起了一种一触即发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看来必定要把佐藤以后的任何政府推向北京。    根据目前的安排，我们在日本的空军基地只能用于日本政府所同意的目的。然而我们的制定战略计划的人员一直设想，只要美国被要求保护台湾或南朝鲜，日本政府就会同意。    现在，这种设想不再可靠了，因为看来北京不大可能一方面使日本撕毁它同台湾签订的和约，另一方面却让东京允许我们继续使用日本的基地来保卫台湾。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严峻的现实：我们在日本解开的力量很可能会在我们的远东关系方面引起一场危机。如果东京政府甚至不愿进行必要的消极的合作，以便使我们的飞机能执行我们在太平洋的义务的话，那肯定会削弱美国对共同安全条约的热情，而那样一来，则又可能会拆散我们的整个关系。    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此外，我们必须问问自己，现在正在活动的力量到头来对远东现实政治这门高等几何学可能意味着什么。日本在过去二十年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工业国，它一直把眼睛盯住西方，顽强地抵抗大陆的传统上的吸引力。    虽然日本人已经充分证明他们在西方企业界的工商业活动方面干得十分出色，但是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这里且用一下一个令人讨厌的陈腐字眼，日本已成为一个正在寻求一种地位的国家。    无法肯定地预言这种寻求将有什么结果，可能产生什么剧烈的新变化。向中国靠拢的做法显然排除了同苏联建立任何同联盟相似的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同苏联结成联盟从来不是真正有可能的事，因为对俄国人的仇视在日本的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    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因此实现和解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在日本人看来，尼克松总统决定前往北京一事显然表明，美国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    今天，由于日本在我们实行新的孤立主义的同时享受了繁荣，美国对日本依靠我们的安全保证而“自己不掏腰包”表示不满的呼声越来越大了——以致我们现在似乎在鼓励日本人去做我们曾一度要求他们决不要做的事。    它再也不能按照票面价值看待尼克松政府发表的一些正式声明，这些声明建议日本的军事力量只增加到足以保护日本诸岛免受外来侵略的程度。国防部长莱尔德最近大概表达了五角大楼的看法，表示日本可能需要把舰队派到远离本国的印度洋水域，以保护它的从波斯湾过来的长长的海上航道，而这位国防部长手下的人员则喃喃地说，日本也许甚至有必要建立核武装。    如果日本人真的决定要成为一个核国家，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对于这个抽象的问题，回答可能是没有多大关系。这种见解在政府的上层大概是很流行的。如果多一个拥有核武库的国家，我们何必担心呢？反正已经有了五个这样的国家，核武器的僵持局面似乎仍然在起作用。由于这一点，我们最近的行动是特别轻率的。设想一个同西方保持密切关系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一码事，必须对付一个同我们疏远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另一码事。象日本这样的大国如果变得飘忽不定和着眼于自己，就可能成为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一支难以预言的力量，象航行在公海中的一艘舰艇上没有拴牢的大炮一样威胁着远东的稳定。如情况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把妖怪从瓶子里放出呢？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主张美国应当带头建立一个非共产党大工业国联盟，办法是首先把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变成一个成熟的联盟，然后逐步把这种关系纳入一种扩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范围将既包括西方，也包括远东。    这曾经是一种光明的景象，但是这种景象正在迅速消逝，如果我们坚持采取目前的做法，这种景象就会不可挽回地消逝。在过去一个在精神上引起震动的年头，这种景象也许已经消逝了。

【本刊讯】《印度斯坦时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派一位大使到北京去》的社论，摘要如下：    由于中国在东京开始了政府级会谈，因此，它把同日本的接触提升了一级。毫无疑问，这仅仅是第一步。在两国能够使关系正常化之前，还需要澄清包括恢复外交关系在内的一切问题。但是已经作出了一个开端，考虑到对战前几年痛苦的回忆，加上现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分歧，因此，作出这种开端的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印度和中国之间初步接触的记录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给人看的。去年十月，甘地夫人亲自宣布，通过把驻北京和德里的使馆恢复到大使级从而使外交关系正常化方面不应该存在任何困难，后来，十一月份她在巴黎又说，即使不首先解决边界问题，印度也将准备这样做。但是中印关系仍象以前一样冻结。    如果印度希望正常和改善它同中国的关系，那是因为像目前这样处于关系冻结的状态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因为在恰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邻国之间。印度政府认为，开始同中国对话是为了两国的利益。大概是由于这一点，甘地夫人和其他印度发言人公开表示他们对中国奉行开门政策。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正在改变就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中国现在是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取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它已经成了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成员国。它已经开始同美国和日本对话——这两个国家在这之前都是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它甚至继续同苏联保持接触——尽管它同莫斯科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激烈的冲突。它同亚洲和第三世界一些较小的国家以及同西方一些工业国家的关系已经开始改变。这显然也同印度中国最后的解决办法有关——现在取得最后解决可能不会拖得很久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印度和中国应该会晤，除了在联络、贸易和其它交往方面使关系正常化外，还就亚洲和世界的情况交换意见，这显然是可取的。    边界问题不必列入议程的第一个问题——即使人民同盟可能会说这是又一次出卖！如果对下面这种假设作一番试验，也许会得到一些而不会损失任何东西，这种假设就是：印度重新派一位大使到北京去可能会出现导致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不管这种开端可能是多么的适中。谈不上威信的问题。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是中国人仍然不作出反应。但是甚至会取得相反的结果。

【路透社雅加达七月二十二日电】外交部长马利克今天说，印度尼西亚欢迎日本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行动。他说，印度尼西亚对这行动毫不担心，这个行动除了对有关的两国有利外，也是朝着在这个地区建立和平迈出的一步。马利克对记者们说，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有着良好的关系，日本同北京建立关系将不会给日本对印尼的态度带来任何变化。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四日电】对于政府决定田中角荣首相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在夏威夷举行最高级会议一事，各在野党的反应是不一致的。    日本社会党严厉批评这个决定。社会党书记长石桥政酮说这是“田中的朝拜美国”，就象他的前任们习惯地所做的那样。    他说，田中应首先访问北京。    另一方面，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却表示他相当赞成田中访问华盛顿。    竹入说，田中访问华盛顿是正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铸造的“链条中的不可避免的一环”。    他还认为，田中决定会见尼克松一举，清楚地表明他决心直截了当地从事建立日中邦交的任务    。    民主社会党书记长佐佐木良作说，田中首先应当拟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然后谋求华盛顿理解这种政策。    可是他说，他的党基本上将支持这次最高级会议，因为它会有助于在此时际加深彼此对对方的对华政策的理解。

【共同社东京七月二十四日电】题：以九月十日为目标，争取取得一致，自民党首脑对日中关系正常化认真努力    由于事实上的日中政府间谈判已经开始，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正在取得迅速进展。与此同时，要求自民党内取得一致意见的活动也已正式开始。自民党于二十四日召开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议，听取田中首相表示决心，同时，统一了思想，认为“现在，政府应该为争取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进行慎重的努力”。    在自去年以来党内舆论发生分裂的日中问题上，虽然是曲折地、但终于就邦交正常化问题统一了思想，这表明党内对打开日中关系的形势有了很大进展。党执行部的打算是，借此机会，以九月十日为目标，全力以赴在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上取得党内的一致意见。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党内亲台湾派的根深蒂固的存在。在今天的协议会上，贺屋兴宣强调要进行“不为一时的潮流所裹胁的慎重审议”。而且，鹰派团体素心会甚至召开了“田中首相激励会”，提出了要求。亲台湾派的外交问题恳谈会也开了会，发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策要点》。有人认为，这些都煊耀了亲台湾派的存在，是对政府、执政党首脑的一种牵制。由于这种情况，虽然党的首脑打算以九月十日为目标取得党内一致，但是调整党内意见的前途未必是平坦的，说不定会由于某种情况而推迟取得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