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举出艾森豪威尔和朝鲜为例    作为结束这场战争的办法》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七日刊载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十六日从北京专发该报的一篇电讯，标题是《周举出艾森豪威尔和朝鲜为例，作为结束这场战争的办法》，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今晚有力地重申，美国卷入了一场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他举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作为华盛顿在结束越南战争中应仿效的好榜样。    总理关于越南问题的这些话是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一次便宴中说的，起因是有人问，对于可以怎样结束这场战争，他可能有什么意见向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提出来。基辛格先生预定在星期一到达这里。    周总理一直没有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极愤怒地谈到这场战争，谈到他所说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破坏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中的作用，他怪自己受了美国表示要支持日内瓦协议的保证的“欺骗”。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当选总统，如他在竞选中所许诺的那样，访问了朝鲜。（第二年）七月间，已经进行了一年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停战协定——它尽管遭到许多次破坏，还是保持了这个半岛的和平。    周总理今天是在接待厅开始谈话的，后来他提出，他的客人们同他一起到安徽厅去赴宴，他说，“否则我会太激动了。”    客人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杰罗姆·科恩教授，美国科学家协会的杰里米·斯通，《圣路易邮报》的理查德·达德曼和本记者（即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现任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本刊注）。除了科恩先生以外，其他人都有他们的夫人陪同。    周总理同他的客人一起总共度过了大约四小时。    在这次非正式的交谈中有两个题目占支配地位    ——越南战争和同美国的交流问题。总理提议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科学、教育、文化、体育运动和新闻界的人员的来往干杯。    然而他表明，在一开始，中国将派数目有限的人到美国去，而且很可能是短期的。    然而，在最高一级这样明确地说明中国对交流的政策，这还是第一次，总理的这番话是在同费正清教授和科恩教授以及斯通先生详细探讨学者方面和科学方面的交流问题时说的。总理还表示赞成记者的交流，并且表示希望官方的新华社和象《纽约时报》和《圣路易邮报》这样一些报纸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在越南问题上，总理说，很明显，印度支那从来没有被外国军队征服过。他指出，封建的中国曾经试图征服越南人，但失败了，法国在一百年的殖民统治中也没有把他们征服。    他说，他认为，杜勒斯先生的行动在世界史上没有任何先例，他指责杜勒斯就在美国说要遵守日内瓦协议的时候，已在准备破坏日内瓦协议。    总理说，那个时候，我们大大受骗了。那是我参加国际会议的第一次经验。我曾对（北越的）范文同总理说了这样的话。我对他说，我们两人都受骗了。在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是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代表，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原谅的话，这只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    总理的明确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决不再参加一个可能分割越南或者可能被美国破坏的协议。他的这番话至少使人毫不怀疑，在他即将同基辛格先生进行讨论时，他将持极强硬的立场。《周对如何结束越南战争的劝告》    【本刊讯】《纽约时报》六月十八日刊登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十七日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周对如何结束越南战争的劝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劝告：要果断。    本星期，就在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快要抵达上海（预定是在星期一）的时候，总理相当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看法。周所讲的话，对于任何想要中国帮忙压河内或者想要中国支持某种与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协议同样类型的协议的尝试来说，不是好兆头。    星期五（十六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的一次便宴上与几位学者和记者作长时间的、没有一定话题的谈话时表达了他的想法，这些想法显然是从朝鲜战争联想起来的。    周先生称赞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九五二年竞选时提出的保证：如果当选的话，就一定到朝鲜去结束朝鲜战争。总理还说，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确到了朝鲜，并在一九五三年“很干脆地”使朝鲜战争停下来了。看来相当清楚，总理提到朝鲜战争时的这个前例是预先让人知道一下他在同基辛格先生讨论到议程上的越南问题时要向基辛格先生提出的主张。    总理在艾森豪威尔公式之外还加了一点，这一点可以称之为麦克阿瑟箴言。总理说，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大冒其险，有一度甚至主张轰炸中国。但是，周先生指出，麦克阿瑟将军在快去世之前说，美国决不能再在亚洲大陆上进行战争。在周先生看来，这是华盛顿今天很可以深思的一句箴言。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提到，那时有几个美国将领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的意思非常清楚：这句话今天用在越南甚至可以说更加贴切。    至于对越南问题实行某种大国解决的问题，总理想到的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他自己当时在这些协议中的作用的使他感到遗憾的记忆。他甚至说他上了当，而他的上当完全是因为缺乏经验。    他说，他当时以为美国人宣称他们支持这些协议是真的。他还说，其实杜勒斯国务卿那时已经准备着破坏这些协议。他含蓄地表示他以后决不会再犯那种错误了。    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基辛格先生本星期的事情是不好办的。对于苏联的波德戈尔内主席说来，如果他上星期去河内是希望说服范文同总理同意再召开一次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大国会议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也可能是有意思的参考情况。看来中国不大可能支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同样可以肯定北越也持反对态度。    周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如果当选的话，是否会支持在南越成立一个“民族和睦政府”——阮文绍当然排除在外。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了解周先生的想法的一个线索。言外之意是，成立这样一个政府可能起维系各方面以利于实现和平解决的作用。确实，北越和越共长时间来也一直在这么说。    但是，如果说基辛格先生可能在谈到越南问题时会看到周总理板着面孔的话，却还没有迹象表明周先生已改变了要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一长远政策。看来，他对文化交流和学术界来往的考虑的确比原先人们设想的要宽阔。但是，至于全面问题，即真正的大问题    ——改善中美关系问题，在今天和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一样清楚：、在印度支那战争得到解决和美军全部撤离台湾以前，不会有任何重大进展。

【美联社加尔各答六月十八日电】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在河内访问三天后于今天到达加尔各答。他说，巴黎和谈不久就将恢复。    波德戈尔内对记者说，他同北越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还说，苏联将尽一切可能促使越南战争逐步降级。    波德戈尔内在炎热的加尔各答停留三十分钟后已动身回莫斯科。    在到河内去了一次以后，波德戈尔内显出愉快的样子，情绪很高。他说，他到北越首都去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互相访问和交换看法”。    但是他说，苏联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使越南战争逐步降级。    波德戈尔内没有透露巴黎会谈哪一天恢复。但是他说‘‘不久”就会恢复。    至于他的河内之行，波德戈尔内说‘“一切都如我所望。我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    至于俄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使印度支那战争降级，波德戈尔内也没有具体说明。    【印报托加尔各答六月十八日电】有人问波德戈尔内他这次到河内去的使命是什么，他微笑着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访问和交换看法是常有的事。”    【印报托加尔各答六月十八日电】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在回莫斯科途中今天在这里的达姆达姆机场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后离开这里前往塔什干。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七日刊登赫德里克·史密斯从莫斯科为该报写的专稿，题为《俄国人暗示苏联努力争取越南和平》，摘要如下：    今天在莫斯科出现的初步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可能在进行外交上的努力来劝北越接受尼克松总统关于就地停火的建议。    以与苏联情报机关关系密切而驰名的苏联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为伦敦的《新闻晚报》写的一条消息中说，波德戈尔内主席的这次河内之行的目的是“要停止各个战线上的敌对行动，以便能够进行新的谈判。”    路易斯说，如果北越人和南越人在目前的阵地上停下来，“就可能出现一个冷却阶段，而这个阶段可能导致在南越举行公民投票或重新选举。”    路易斯的文章和苏联有资格人士的私下谈话都表明，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尼克松使克里姆林宫相信，他是真诚希望结束美国在越南卷入的局面的。    迄今，苏联人士在私下曾肯定地说，鉴于苏联与中国的敌对状况及它支持河内的义务是个原则问题，莫斯科不可能敦促北越人改变谈判或军事方面的策略。然而，西方的一些外交官认为，莫斯科曾敦促河内在尼克松总统在莫斯科期间不要对顺化发动地面攻势。    苏联其它任何记者迄今发表的任何文章都没有路易斯的文章说得这样明白。    他说，“莫斯科猜疑，河内用对南方的新攻势来破坏苏美莫斯科会谈这一做法失败后，北越人将设法抵制波德戈尔内的访问。”    苏联人士今晚表明，波德戈尔内曾准备在五月二十九日尼克松总统离开莫斯科后立即去河内，但是因为河内持冷淡态度而推迟了。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十五日电】题：基辛格向国会议员介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情况（摘要）    总统顾问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向国会议员发表的开头的讲话的摘要如下：    各位先生，总统要我向你们谈谈白宫对这些协议的看法，谈谈总的背景，由正式的证人对国会各委员会提供技术上的情况和补充一些细节。    我的谈话的第一部分是要谈谈涉及这些协议的美苏关系。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五月二十六日晚间在莫斯科签署的这个协议，在核时代是没有先例的；的确，在整个有关的现代史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在过去，被意识形态、历史和彼此冲突的利益所分隔开的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从来不曾把它们的主要武器置于正式议定的制约之下。    不禁要问：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使得这一步骤合乎两个所谓超级大国各自经过仔细盘算的利益，使得双方都愿意这样明确地承担这种义务呢？我们所首先遵循的都不是战术上看来最公正或最慎重的决策，——尽管这是重要的，——而是一种基本的哲学和对国际现实的明确的认识。    至少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就一直在经历深刻的结构上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关系格局的变化已达到当本政府就职的时候一次重大的重新估价显然已势在必行的地步。    一九四五年被打败的国家重新获得了经济实力和政治生命力。共产党集团分裂成相竞争的派系，民族主义力量，社会和经济上的压力重新在各个共产党国家中起作用。    或许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正当国内对军事计划的抵制日益加强，人们急于要把用于国防的资源转用于社会需求的时候，我们无可置疑的战略优势正在缩小。然而，在所有这些深刻的变化中，一个重要的不变的因素是：世界对于稳定与和平所抱的大多数希望是否能实现仍然取决于缓和美苏之间紧张关系的能力。    使这种竞争长期存在的因素仍然是现实和深刻的。我们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我们多半仍将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我们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者，哪一方都不会对对方在这些领域的任何一个领域中取得的进展置若罔闻。我们双方都有盟国，我们珍视同这些盟国的联盟，这些盟国的利益和活动，在许多方面是相抵触的。    我们双方都拥有一支令人畏惧的核力量，建立这支核力量是为了对付对方的实力和目的中所包含的威胁。我们双方每一方都刚开始拥有单独使用就可能灭绝人种的力量。自相矛盾的是，这一事实以及双方在全球的利益，形成了某种共同的看法，在我们两国之间形成了某种求生存的相互依赖关系。    虽然我们在竞争，但是冲突是没有可能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胜利来解决的。我们非实行共处不可。我们负有共同建立一种和平结构的不可逃避的义务。承认这一现实，是当前明智地奉行稳健的和有效的对外政策的开端。    尼克松总统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已把承认现实作为美国政策的出发点。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无权把他的人民的生存押在另一国的善意上。我们必须设法更坚决地抑制潜在的敌对国家的行动，而不是乐观地依靠他们的慈悲。    但是，只要均势意味着不断地力图取得对一个对手的有限的优势，它就不再适用了。理由是，国家力量的决心在核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历史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主要关心的是在地理政治和军事方面积聚力量。甚至在一代之前，看来都不能设想这样的力量一旦获得了，不会直接变成对自己的对手的优势。但是，现在我们和苏联都开始发现，力量的每次增强未必意味着可使用的政治实力的增强。    鉴于有了现代化的武器，一种潜在的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要求发生规模如此大的变化，以致仅仅为获得这种优势进行的努力就可能产生灾难。十年前，对彼此的计划作出简单的针锋相对的反应，这种做法现在有被一个多少是同时的和不断的技术进步的进程所替代的危险，这一进程愈来愈使人去谋求决定性的优势。因此，总统认定，美国应当致力于创造一种局面，使苏联领导人有机会通过仔细准备的谈判脱离对抗。    我们希望苏联会感到范围广泛的谈判的利害关系，我们希望苏联会变得深信，如果把整个进程展开的话，这是最符合它的利益的。简言之，我们谋求在相互持克制态度方面造成一种既得利益。    同时，我们尖锐地意识到在苏联的政策中有一些互相矛盾的趋势在起作用。某些因素——例如对核战争的恐惧，正在兴起的消费经济，技术的和行政管理的社会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已促使苏联领导人谋求同美国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另一些因素    ——例如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因循守旧和边缘地区的动乱的催化作用——则促成了要取得战术上的好处的压力。    总统区别对待了各种这样的表现，对于苏联的建设性创议显示出响应的态度，面对着挑衅和冒险行动的时候则显示了坚定的态度。最近几个月中，在争取同苏联达成有广泛基础的利益的和解方面已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这方面，限制武器的协议可能成为一个中心因素。    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在那种随时易受某种突然发生的危机冲击的敌对关系中的一个孤立的和不协调的东西。相反，它同一系列的协议，同一项关于跟核时代的危险相适应的国际行为的广泛谅解有了有机的联系。    事实证明，设计一项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公平协议的工作是极端困难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在大福克斯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工程，我们当时正在修建在马姆斯特罗姆的另一个发射场。因此，我们建议把导弹部署冻结在可用于实战的导弹和正在建造中的导弹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我们方面是两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对方是莫斯科防卫系统。    苏联人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就剥夺了他们为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提供任何保护的权利。于是，想出了一个新方案，允许每一方选择两个发射场，一个保护国家首都，一个保护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两个都用于保护洲际弹道导弹。我们的参谋长们在国防部长的支持下决定，宁可在华盛顿建立一个发射场来保护全国指挥当局而放弃在马姆斯特罗姆建造第二个保护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场，于是反弹道导弹问题就完全决定下来了。参谋长们的理由是，虽然有限的防卫不能保证全国指挥当局最终能保存下来，但是，它能争取到时间来对付重大的进攻，因为全国指挥当局防卫系统和洲际弹道导弹防卫系统的雷达都能发出重要的警报。此外，在万一遭到某个第三国的小规模进攻的时候，或者甚至在有什么武器由于偶然原因或未经授权他向美国袭来的时候，全国指挥当局的防卫系统将能保护全国指挥当局。    总统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关于冻结进攻性武器的情况如何呢？在讨论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五月二十日谅解中的这一部分的履行问题的初期就决定把轰炸机和所谓的前沿基地系统排除在冻结范围之外。也就是说，把这种我国占优势的武器排除在外。    至于在潜艇上的洲际弹道导弹，情况是这样的：苏联每年平均部署二百枚洲际弹道导弹，一百枚以水面为基地的弹道导弹。美国在一九六七年已完成了民兵导弹和四十一艘北极星潜艇的部署工作。当然，你们也知道，我们在从事增加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导弹的弹头数量。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在研制一种新的潜艇系统，虽然在一九七八年以前或者冻结期结束以前还不可能部署这种系统。换句话来说，由于六十年代作出的那些并不受拟议中的协议的时限影响而改变的决定的结果，在以陆地为基地和以水面为基地的这两类导弹系统方面将存在不利于我们的数量差距，无论是否达成一项协议。如果没有协议，差距会不断扩大。    这项协议不会造成差距。它将防止对我们不利的差距的扩大。总之，冻结洲际弹道导弹和以水面为基地的系统是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我们可以说取得了什么成就呢？首先，很清楚，这个协定将使双方的安全得以加强。总统要我在今天上午极其有力地重申他的信念，即这些协定将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切身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其次，总统决心使我们的安全和切身利益继续得到充分保护。如果参院同意批准这个条约，如果国会批准这个临时协定，那么政府将从而沿着两条平行的方向前进。    一方面，我们将以导致了这些初期协定的那种精力和信心努力进行下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另一方面，在通过谈判达成进一步的武器限制以前，我们将大力研究试制工作和提高生产能力，以便如果事实证明不能达成接续的协定，将可保持得到充分保护的战略地位，从而避免使对方产生情不自禁地要背弃协定的心情。    第三，总统认为这些协定是镶嵌在正在出现的新关系的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们在今后几十年里可能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

【德新社华盛顿六月十三日电】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把在莫斯科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连同说明性的“解释书”（这些文件比条约本身还要长）一起提交给国会。    尼克松希望这两份文件将有助于缓和预计将是激烈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辩论的气氛，并使得到八月份时能够批准关于防御性导弹系统的协定。    在即将开始的国会意见听取会上，包括国务卿罗杰斯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政府官员，将为这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复杂的裁军协定辩护。    政府认为，迄今为止尚未发表的“解释书”强调说明了下述事实：美国仍然拥有“没有人可以胜得过的”防御能力。    但是许多解释性的条款只是单方面的声明，而其他一些条款只是说对方“表示”赞同美国的立场。    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国会将成为就下述这段含糊的说法进行激烈辩论的场所：双方都不会发展“实质上是比较大型”的火箭。    为火箭发射井找到的方案要明确一些，它将不允许新建的发射井的直径超出现有发射井的直径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这些解释条款留下很大的争论余地，并且已经在华盛顿造成政治混乱。    政府的“有力人物”国防部长莱尔德上周不仅否认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会节约开支，甚至还要求为武器研究增加经费，没有这一点他将无法维护这些协定。    在军备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威斯康星州）已经把这样的计划说成是一种浪费，如果它的结果“只是使政客们和官僚们得以生存下去的话”。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六月十二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比斯顿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由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议将使武器费用增加，美国国内发生争吵》，摘要如下：    参议员们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正在国会山展开。这是由于人们认识到，美苏武器控制协定不会使防御开支减少，而将使纳税人多花几十亿美元。    这正在形成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党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他是增加费用的主要反对者）今天宣布，在政府透露莫斯科条约对未来的防务开支的全面影响之前，他将不支持这个条约。    国防部长莱尔德对国会说，在条约签订之后，已有“更紧迫的压力来促使继续制造三叉戟潜艇，新型Ｂ—１超音速轰炸机和为从潜艇发射的新的远程导弹再提供一些资金。”    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说，“在我了解到将要花费纳税人多少钱之前，我不准备支持莫斯科条约。如果政府认为国会和公众将会以任何代价买下这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话，那它可能就大大估计错了”。    批评政府政策的人说，为了换取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支持，尼克松已答应军界有“全权”试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所不包括的进攻性武器。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十四日电】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今天说，附加在莫斯科签订的限制武器协定上的谅解“引起的问题同它们回答的问题一样多”。    这位华盛顿州民主党人说：“它们表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是出人意外地多，这种分歧不是表现在技术细节方面，而是表现在触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谈判要害的基本问题方面。”    尼克松总统昨天把关于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一项进攻性武器的行政协定提交了国会，同时要求毫不拖延地予以批准。    参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预定十九日举行初步的意见听取会。    参院多数派领袖曼斯菲尔德说他打算“‘尽力”支持这些协定，但是不是支持他所说的“针锋相对”的关于新武器系统的研究和试制计划。这一计划是国防部长莱尔德所主张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新井的文章，总题为《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摘要如下：《经济改革——皮鞭胜过胡萝卜》    “顺利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唯一办法是加强劳动强度，今天要比昨天千得更多些”（《真理报》）——在日本，要求重新检讨“劳动过度”的呼声逐渐高涨，而在苏联近来只听到“加油干，加油干”的吆喝。    六五年决定了按照利润方式改革经济以后才七年。由于保守派经济官僚的抵制，据说增大利润的作用这个改革的重点变成了有形无实。    随着适用新方式的企业日益增多，这种方式并没有反过来促进生产，这使克里姆林宫冷淡起来了。在另一方面，超过生产增加量的工资上升等“弊病”出现了，六九年第一次发生了不能完成工业增长率的事态，于是放弃了新方式。    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六九年党中央委员会大会上鼓舞全党克服经济萧条，从那以后，工业生产暂时有了起色。但是到了七一年又停滞下来，今年第一季度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并不明朗。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百分之五点五，形势不妙。现行五年计划要提高生产率，增加生产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这种停滞不前的形势是苏联感到头痛之处。    过去认为是柯西金总理负责的工业领导，目前勃列日涅夫色彩也浓厚起来了。利润方式的反作用是“皮鞭胜过胡萝卜”的倾向很强烈。    代替利润方式受到欢呼的经济刺激措施是谢基诺方式。以削减人员、节约工资基金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质。虽然这是勃列日涅夫非常爱好的方式，但是困难的是在劳动力已经充分调动，没有削减人员的余地的企业不能应用。谢基诺方式的普及是否能够成为苏联经济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即便是事实，但过份重视也是错误的。    对勃列日涅夫政权来说，农业倒是值得担心的，它对苏联经济来说，仍然是比工业更重要的关键。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直接领导的，所以农业不兴旺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今年冬季的严寒气候，冬播作物有百分之三十受灾，必须重新播种。有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农业会议相继举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直接作了秘密报告。由此看来，今年的农业情况是严重的。    向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寻求出路的办法在工业中也可以看到。伏尔加汽车工厂和卡马河的卡车工厂都吸收了外国技术和资金，西伯利亚的石油、煤气、煤都可以看到有意寻求日本和美国合作进行开发。苏联要克服国内经济的萧条，必须减轻军费的重担和对外经济合作。勃列日涅夫政权的缓和紧张局势政策可以说就是出于这样的需要。    缺乏外汇的苏联似乎是想用长期低利的借款和技术援助来谋求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使落后的工业部门近代化，提高生活水平。《棘手的自由化要求和民族政策》    在我访问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时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在首都第比利斯一家餐厅的老服务员看见了外国人就问：“你知道斯大林吗？”回答说“知道”，他就高兴地伸出大拇指自豪地说，“伟大的人物，格鲁吉亚的英雄”。反过来问他“赫鲁晓夫呢？”他就向下伸小拇指，藐视地说，“尼基塔最不行”。再问，“那么勃列日涅夫呢？”他默默地耸耸肩，稍稍贴近一点，小声说，“因为不是格鲁吉亚人”。    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威信至今还是了不起的。在莫斯科很少看见的斯大林像，在第比利斯市内到处都悬挂着。    苏联共产党在三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严厉地批评了第比利斯市党委的工作缺点，要求贯彻关于苏联各民族的兄弟友好与平等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教育。    这可以认为是对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高涨所提出的警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夸耀独自的古老文化和传统，那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民族意识和自尊心很强。受到占压倒多数的俄罗斯民族的压迫和剥削的受害者的意识没有消除。    在苏联有一百多个民族。只说超过五十万人的民族也有二十四个。而且和美国不同，大多数是在祖先流传下来的地方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传统，共同生活。所以民族之间如果没有不和或感情的对立，倒是奇怪的。    十二月是联盟成立五十周年，全国所有宣传机关都在展开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友好团结的大运动。看来勃列日涅夫政权是想要同时彻底消除国内民族主义活动的苗头。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种族上、语言上虽然相近却有比俄罗斯更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经济上也富饶，而且是仅次于俄罗斯人的“大民族”，所以对俄罗斯的对抗意识也很强烈。在战后也镇压过几次分裂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有处死刑的。    次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盛行的地方是第二次大战前夕被苏联合并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也因为吸收了西欧自由主义的空气，宗教、文化的传统也不同，所以对苏联制度的反感是强烈的。去年秋季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一千多人抗议对宗教自由的干涉，据说在送给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抗议书上签了名。今年年初有拉脱维亚的十七名共产主义者联名给西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控诉把俄罗斯化政策强加于拉脱维亚和对民族文化进行镇压。    不满情绪不只是在少数民族方面。占有总人口将近一半的俄罗斯人中也有不满情绪。    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等处，与要求自由化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倾向，将会不可避免地不断出现。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此恐怕是束手无策的。《镇压异己，走钢丝的外柔内刚政策》    在赫鲁晓夫时代已经取消的对知识分子的审判，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上台不久就开始了。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的冲击给领导集团留下了后遗症，从那以来，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把“布拉格之春”的试验打上了“反革命”烙印的克里姆林宫，对于和自由化有关的一切现象都非常神经过敏，看来是被只有加紧对意识形态和纪律的控制才是一道防波堤这样一种“强迫观念”迷住了心窍。他们不停地叫喊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决不妥协的斗争。受到“布拉格之春”的刺激而刚刚稍露头的微不足道的自由化苗头都遭到无情的镇压。许多反体制的知识分子被逐出了工作岗位，或者被逮捕，甚至被送进了疯人院。    “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和平共处”——这是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口头禅。随着尼克松访苏等外交方面推行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必然产生意识形态上的文化上的影响。要尽可能在“边缘”上制止这种影响，就必须彻底取缔有可能受西方的怂恿而作出“响应”的“异己分子”。这可能就是他的目的。    但是勃列日涅夫政权在实行这样的控制的同时，对于还不能说是“反体制”的稳健自由派却反而采取拉拢策略。据传过去曾经是解冻文学的旗手，现在已转变为“体制派”的叶甫图申科得到容许到南美、北越、美国，豪华地周游了世界，时而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而参观阿波罗宇宙飞船的发射。同样的自由派名诗人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最近也都分别到海外旅行了。    想尽可能地孤立“不满分子”，削弱对管制的抵抗，这就是当局的目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政权只要坚持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政策，国内对“自由化”的要求就不可避免地会更加高涨。“外柔内刚”政策的前途是艰险的。    《提高生活水平的背后孕育着日益扩大的“苦闷”》    “爸爸去参加宇宙飞行，妈妈去排长蛇队”——这一轶话所嘲讽的消费品缺乏情况还不能说是没有了，但是苏联的消费品已经是从量转到质的时代了。    同只有“豪言壮语”的吹嘘而没有实质内容的赫鲁晓夫时代相比，勃列日涅夫政权下的国民生活确实有所改善，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大多数国民是基本上支持现政权的这种经济、福利政策的。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声望，总的说来是一点一点地上升的。    对普通群众来说，首先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和外交是次要又次要的问题。民间对越南问题漠不关心的程度，连外国人看了都非常吃惊。大多数国民是苏维埃政权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了解外国，也没有呼吸过自由的空气。由于长期的生活经验，感到对政治问题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保持沉默，是对自己有利的。近来这种漠不关心的人，据说越来越多了。    客观地看，苏联国内称为反体制派的人，在数字上只不过是很少的一些人。在严格监视下能够读到地下出版物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在强烈的镇压下，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们的勇气不能不尊重，但是过高估计反体制知识分子对国民的影响，将是错误的。    本来俄国的民众是乐天派，是现实主义者。对事物不大深刻考虑。长期以来都以“算不了什么”的精神来应付。所以对意识形态的管制，国家纪律，劳动纪律的加强也不太重视。当局叫喊肃清醉汉，不停地吆喝干活干活，也不起作用。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反之，反体制的知识分子所抱的危机感，民众也是感觉不到的。并且宣传机构完全控制在官方的手里，所以对普通的国民来说，只有听外国广播或通过口传，除此以外就没有机会了解反体制派的活动和意见。绝大多数民众的“无声之声”在目前没有冲破沉默的趋势。    因此就说大多数国民是心满意足，那也是错误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也在扩大。听听苏联青年的谈话，最多的希望是到外国旅行，其次是要自己有一辆汽车。但是勃列日涅夫政权前年把苏联国民的出境手续费从四十卢布一跃而增加为四百卢布，反而采取了限制到外国旅行的措施。对普通民众来说，到外国旅行是没有实现希望的高不可攀的。对于经常到外国去的特权人物，民众望而生羡，也不足为奇。    虽然说拥有自用汽车的人多了，但去年苏联的小卧车生产只是五十二万九千辆，不到美国的八百六十万辆的百分之十。有自用汽车的人是最受优待的极少数人。但零件不容易买到，有七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市内，能修理汽车的店铺也只有十几家。自用车时代的到来还是遥远的将来。    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党员证是升官发财的通行证，私人关系和特权仍然吃得开。在这样的社会里官僚主义的厚障壁在国民造成了潜在的不满情绪。这是不可忽视的。    在这样的制度下加强思想控制，加强以恢复内务部、司法部为象征的“社会秩序”，加强劳动纪律等，在强制开展这一系列振奋精神的运动的情况下，开始感到喘不过气来的人不只是反体制的知识分子，人数正在逐步扩大。“无声之声”不一定会长期保持没有声音。勃列日涅夫政权恐怕今后必须进    一    步努力笼络民心。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二十五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苏联的“基辛格”——擅长外交的亚历山德罗夫助理》，摘要如下：    据参加美苏首脑会谈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美国方面的基辛格助理，苏联方面的正式代表之一总书记助理亚历山德罗夫出席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总统的长时间非正式会谈。亚历山德罗夫是作为美国方面的基辛格助理的“对手”而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的亚历山德罗夫助理的作用大为突出起来。    据说，这个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装束文雅的人物，曾在莫斯科的一所高才生专科学校学过语言学和外交，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十二国语言，他说得都很流畅。    根据这位助理参加会谈的事实和美苏首脑会谈的重要性，在莫斯科的外交观察家中间，这位助理的作用正在引起注意。    当然，这位助理作为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实际上起多大作用还不清楚。不过，这位助理作为支撑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头脑”肯定会担负着重大的任务。    据说，这位助理过去曾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并担任过苏联驻新西兰和冰岛的大使，是外交专家。据认为，他的外交专门知识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因而被提升为总书记的助理。这样一位助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不清楚    ，不过，据认为，可能是最近决定的。    另外，这位助理还是党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的职位也很高。在这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助理的出现同去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展开“个人访问外交”，如访问南斯拉夫和法国等，是有密切联系的。    据说这位助理可能也参加了去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单独访苏时的活动和克里米亚会谈。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所进行的这些访问外国的活动是“总书记个人旅行”访问，这些访问都在争取缓和紧张局势的苏联外交政策方面收到了巨大成果。    在这次美苏会谈中，一开始就举行了显示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实力”的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会谈，这位助理的作用具有从内部支撑“勃列日涅夫外交”的意义，今后也可能要显露头角。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七日电】题：福田将决定出马竞选    自民党的福田赳夫从十七日下午四时起会见记者，表明了参加下届总裁竞选的态度。    关于外交问题，福田强调说，日中问题是新政权要解决的一个最大课题。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七日电】题：佐藤和福田会谈，首相劝福田出马竞选    福田外相在十七日下午前往首相官邸拜访佐藤首相，举行了会谈。    会谈中，福田外相谈到竞选问题时说“打算探询一下自民党内的意向”。对此，首相劝福田出马竞选，他说：“如果党内积极地给予支持，那就可以参加竞选。”    【本刊讯】东京消息：东京各大报六月十七日晚刊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并以特大标题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佐藤荣作宣布下台的消息。    《每日新闻》说，福田派于十七日早晨，召开了有众参两院议员五十三人（其中代理三人）参加的聚会，决心积极参加竞选活动；福田十七日下午，到首相宫邸拜访佐藤，向他表示了要参加下届总裁竞选的意见，佐藤说：“如果党内有很多人支持的话，你可以参加竞选，既要参加，就要取胜，我自己也要尽量为你撑腰。”并说在选举总裁时愿意进行调整工作。    《每日新闻》说，佐藤派田中系也在十七日早晨召开由众参两院议员七十三人参加的扩大的召集人会议，研究今后的竞选对策。    《每日新闻》说，十七日下午三点，大平会见记者，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大平派的战略是，以田中、大平为轴心，加强反福田的联合。    《每日新闻》说，三木武夫将在下周初正式表示出马。十七日佐藤宣布辞职后，三木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要充当总裁选举的候选人。    佐藤下台的消息传出后，日本一些电视台到街头采访行人的感想。绝大多数的人都说：“佐藤执政的时间太长了”，“他早就应该下台了”。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八日电】题：田中派即将结成，批评佐藤——佐藤派彻底分裂    佐藤首相表明引退以后，（自由民主党内）的佐藤派彻底分裂了。增田甲子七等十七日下午在东京集会，决定“到总裁选举为止采取统一行动”，明确地表明支持福田。听到这一消息的田中阵营表面上表示冷静的态度，认为“这是不出所料的事情”。    田中自己总是冷静地说“佐藤始终是中立的”，但他周围的人听了却十分恼火。他们于十八日上午在选举办事处举行召集人会议，纷纷“批评佐藤”，说：“佐藤首相曾说不介入总裁选举，但却在表明引退后立即开始进行支持福田的活动，太不象话了。”    召集人会议决定：“田中表明出马后立即结成‘田中派’，展开选举战。”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八日电】题：主流派的抗争激化，各派的活动正式展开    在佐藤首相表明辞职的同时事实上就已展开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不等本周末的候选人报名结束，从本周一开始就正式展开了选举战。得到佐藤首相支持的福田外相，十八日要求保利干事长给予合作，着手对佐藤主流派内进行争取多数的工作，而受到刺激的佐藤派田中系正企图向组成田中派的方向发展，造成了佐藤、福田主流派体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对立的形势。    自民党十九日上午十时起召开临时总务会，正式批准佐藤首相的辞职，同时将决定设置党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等。

【本刊讯】东京消息：日本内阁首相、自民党总裁佐藤荣作，六月十七日上午，在国会内召开的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会上正式宣布下台。    十六日，在延长了二十一天的第六十八届国会上的最后一天，自民党企图强行通过“国营铁路运费法”和“健康保险法”等法案，遭到了否决。    佐藤十七日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会上不得不承认，本届国会“尽管延长了，但是没有效果，这是非常遗憾的。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事后感到不愉快的国会”。    佐藤还攻击在野党在众参两院分别投他的不信任案和谴责他的提案，并且打肿脸充胖子地吹嘘说，这是“给我铺了光荣下台的红毯，我自己可以引以自豪”。    中午十二时半接见记者时，佐藤走入首相府的记者会见室之后，首先寻找电视镜头在何处，摄影记者在哪里。然后声明他“今天不是会见记者，而是想通过电视向国民讲话”，并声色俱厉地说，“我对有偏向的报社记者，我最讨厌，你们走开！我只要电视记者。”然后，佐藤起身走入休息室表示拒绝文字记者提问。经过十几分钟的交涉，佐藤终于回到会见记者的坐位上，然后一本正经地想对“国民讲几句话”。    一位日本报社的记者对刚才佐藤把记者分离的作法提出了抗议，说“首相把文字记者同电视记者分开是不能允许的！”这时，佐藤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厉声厉色地说：“不允许，你们就走开！”。这时文字记者非常气愤，当场决定全部退席。然后，佐藤对着一片空椅子开始了他的对“国民”的退职演说。    事后，报社记者说，佐藤的这种作法是罕见的，从上午他就对记者大发雷霆，说什么“报纸出现了偏向，讨厌文字记者”等。有的记者评论说，佐藤的这种作法，同一九六○年他哥哥岸信介下台时的作法一样，真不愧为难兄难弟。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七日电】题：东京几家报社编辑局长提出抗议，对言论缺乏认识    东京几家报社（《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新闻》以及共同通讯社和时事通讯社等）的编辑局长会的代表，十七日傍晚在首相宫邸会见竹下官房长官，向佐藤首相递交了如下的抗议信。    抗议    必须指出，佐藤首相十七日在首相官邸发表引退声明时的言行，是对报纸的使命明显地缺乏基本的认识。尤其对报纸的诽谤言论，不能认为是首相所应取的态度。在这个时候，要求首相进行深刻的反省。    六月十七日

【本刊讯】香港《文教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了《台湾留美学生在中国大陆的见闻》一书，作者王春生、王正方。现将其中《幸运的我们》（代序）摘要如下：    二十二、三年前，当我们随着父母迁居台湾的时候，我们只是个学龄儿童或是未入学的小孩。由小学到大学全部的教育都是在台湾接受的。台湾的教育大约是世界上最正统的最彻底的“反共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虽然不敢说都是清一色的反共先锋，但是“恐共病”是一定有的。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自己的父母师长们说：“你们这一代真是算幸运的，要是你们今天留在大陆的话，哼！……清算斗争……水深火热……。”    在台湾生长和受教育的另一特点是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着衷心的仰慕和崇拜，在台湾的大学里毕了业而不能留学美国真是等而下之，辱没门楣。谁都瞧不起。更加上台湾的社会就业困难，大学毕业生找职业并不比钻营出国容易，何况去美国还可以“淘金”。在这种种的形势和心理因素的配合之下，我们又都变成了留洋美国的留学生。记得在去美国之前，又有不少亲友长辈们说：“你们真是算幸运的，能够到美国去留学，……要是你们在大陆的话，哼！哪儿能留学？……水深火热……你们真是算幸运的……。”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怀疑过这些话的真实性。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日子过得紧张，谋生也并不容易。求学的时候怕得不到奖学金，毕业之后怕找不到职业，就业之后又怕被裁员。最怕的是自己身体不济，万一有个大病，真是要坐以待毙了。现实的社会制度，无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我们日常生活与意识中去。二三知友群聚一堂，由切身的问题谈起，最后总不免谈到社会制度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家理解的有深有浅，但是切身所遭受的一些问题与烦恼却是共同的。有些朋友说：“我们算是幸运的了，生活在美国只要你混得好，有汽车，……，要是你在大陆啊，哼……水深火热……。”    是吗？是这样吗？我们有不同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是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什么又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谁知道这些？谁知道的更多些？    近几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海外的华侨，对于加强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示出无比的热忱。而我们在这段时日里面，也随着这方面知识的增加，逐渐提高了些对这方面的认识。同时，由台湾带来的那些莫名的“恐共病”，“反共论”，也自然而然地站不住脚，就不攻自破了。    一九七一年初，由留美中国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把许多海外华人朝前推动了一大步。许多人怀着纯朴的爱国心来参加这个运动，更有些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怀着“书生救国”的壮志来参加这个运动。但是参加和关心这个运动的朋友们总不免要面临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哪一个政府代表我们的“国”呢？钓鱼台运动期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表现，清清楚楚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国民党政权不能为中国人的利益采取任何措施，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保钓运动最后使许多留学生和华侨做了明确的抉择。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底，我们参加了北美华侨回国访问团，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访问了八个星期。去过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几个大都市，也到了山西大寨。在国内我们参观了各阶层的学校、九个大小不同的工厂、四个特色不同的农村，更亲眼目睹了神奇的针刺麻醉与针治聋哑，也有机会参观了人民解放军。自然，还游历了不少名胜古迹……。八个星期的时间实在太短，我们可能观察得不够深入，体会的也不够深刻。无论如何这是个令人兴奋的经验，是个宝贵的经验。对海外许许多多关心中国的朋友们，我们有义务把这次访问向大家报道出来。    当我们由国内返回到美国之后，有不少朋友见到我们说：“你们真是幸运得很，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中国访问……。”    啊！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了。    不过我们不相信幸与不幸是一种机缘或是一种命运。幸运也不是一种逃避，象由中国大陆逃到台湾，由台湾逃到美国，再由美国逃到自我封锁的小圈子里去。喜欢逃避的人都是很不幸的人。幸运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幸运的人都是果敢的人，敢于创造的人，有毅力的人，有理想的人，就象我们在新中国遇到的同胞们。二十余年来他们由最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自己的命运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辟出一个崭新富庶而繁荣的新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一个朝着理想迈进的国家，一个光辉灿烂的人间。    我们，不是居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我们，也可以是幸运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我们这一次回国的感想，我们要说的是“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六月一日至三日连载李怡严的一篇文章，题为《安定声中的危言》，摘要如下：    目前大部分的大学生，除了接受一些一厢情愿的宣传外，对于共党与铁幕内各方面形势，几乎完全不了解，对我们反共的理由以及我国基本国策也没有深切的认识。当他们出国以后，接触到共党的统战人员，很难作正面的抗御。从我们与在美朋友的通信中，我们非常痛心的知悉，有许多相当优秀的大学生，到美国留学后，思想就开始左倾，在去年钓鱼台事件以后，这种现象尤其显著。我们非常痛心国家每年花费许多经费教育出来的青年到头来竟站在与我们敌对的地位。    可是，在悲忿之余，我们更应该着实反省一下，为什么受了我们这里反共教育的青年人，在出国以后，反而对共党向往呢？我们应该加强大学生对我们社会的了解与关切，对国家政策的认识，……使他们在与左派分子辩论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这样，才可避免由“为国储才”而演变成“以才资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