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柏林六月三日电】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外长们今天签署了四国柏林协定的最后议定书。这个条约将使这个城市的居民的生活可能变得安逸一些，并且带来东西方在中欧取得广泛和缓的希望。它将在午夜生效。    参加签字的人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英国的道格拉斯一霍姆、法国的舒曼和苏联的葛罗米柯。    签字的地点是西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大厦，俄国人曾在一九四八年退出那个委员会，从而预示出他们要封锁柏林。一九五四年，战胜纳粹德国的四大国外长也曾在这座大厦会晤过，但是无法取得任何协议。    自从驻在这个分裂的德国的各国大使草签了标志着三十三次有时是很激烈的谈判会议结束的这项协定以来，已经有九个月了。    正如在（去年）九月三日的情况一样，这是在最后一分钟出现的出人意料的事情，因为官方没有宣布要举行签字仪式。    最初的谈判代表们也出席了：美国的拉什（现任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克里姆林宫驻巴黎大使阿勃拉西莫夫、法国的索瓦尼亚格和英国的杰克林（后二者仍然担任驻波恩使节）。阿勃拉西莫夫以前是驻东德大使。    葛罗米柯是从东柏林乘汽车到达这里的，途中穿过了仍然把这个前德国首都分开的大墙。阿勃拉西莫夫陪同他前来。    签字地点的安全工作是非常周密和严格的，甚至连电影摄影机也都被搜走。当局害怕西德搞恐怖主义政策的活动分子可能制造事故，因为他们近几周来在其他城市投放了一系列的炸弹，炸死四名美国军人，炸伤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    管制委员会大厦位于这个仍然被占领的城市的美国占领区。    签字仪式是按预定时间恰好在中午开始的，但是事先没有宣布。大厅里挤满了人。每个外长签字四次——他自己的条约草案和别人的条约草案。谁也没有说签字开始了。外长们没有被介绍给大家。他们走进来后，便坐下签字。签字共用了六分钟的时间。    这些高级代表每人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是低调的，这是试图同他们都认为是对柏林、对德国和欧洲关系的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庄严的气氛相称。    法国的舒曼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刚刚完成的行动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意义的影响……今天，四国外长共聚一堂，通过签订一个协定而结束了一个时期……”    罗杰斯说：“我们必须对一个能使紧张局势……和缓下来的协定赋予实际的效果。”美国国务卿说，在一度是分裂居支配地位的地方，“一个和解的过程现在在我们的眼前开始了……柏林不再是一个孤岛了。”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过去曾经代表这样的政府说话，它们试图迫使盟国撤出这座城市，同时又对这座城市的人民实行封锁。他现在对西柏林人给予了良好的祝愿。他说，他们现在有了未来（关系）的正常发展的基础。    英国的道格拉斯一霍姆说：“我们是在一个体现自由真髓的保证上签字：人类应当能够在和平中从事他们的日常工作……柏林协定只有在各方具有善意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过去经常意见分歧的四国高级代表在每个人发表了讲话之后互相握手、微笑并摆好姿势照了像。    【合众国际社柏林六月三日电】（记者：约瑟夫·弗莱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四大盟国的外长今天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柏林条约，这项条约的目的是要结束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在这个前德国首都一再发生的危机。    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结束西柏林的二百二十万居民的捉摸不定的局势，西柏林位于东德领土以内一百一十英里。    【美联社柏林六月三日电】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今天乘坐一辆飘着美国国旗和国务院旗帜的汽车，穿过把这座城市隔开的墙，突然访问了共产党的东柏林。    事前一直没有宣布他要在签署四大国柏林协议之后去东柏林。    他去的原因不清楚，但是过去美国官员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张挂国旗是为了强调四大国对整个柏林仍然负有责任。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二日刊登罗兰·伊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里姆林宫的喘息时间》，摘要如下：    苏联在五月二十九日最高级会议公报中在越南问题上使用的语言温和得令人惊讶，这是又一个事例，说明莫斯科急切地想要更加谨慎小心地行事，走向同美国在一个不定的期限内进行新的“合作”。    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一（五月二十九日）在重读公报里面说明莫斯科对越南问题立场的两句简单的话时，小声地说：“他们没有要求立即停止轰炸。”    相反地，苏联的立场被总括为一种不那么积极的措词：“主张”——苏联主张停止轰炸。也根本没有提到载运军援绘北越的苏联船只受到美国水雷的封锁。    虽然有理由问莫斯科真正打算在多长的时间里遵循超级大国合作的新的、没有探索过的道路，这里认为对越南问题的微妙处理是一个逼人相信的迹象，表明苏联认为这条新道路是必要的，以便使它在进行了克里姆林宫所曾梦想的最广泛的外交冒险之后有一个喘息时间。    再者，莫斯科公报中所许诺的“互利合作”批准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主义排除西方干涉莫斯科的东欧帝国。    然而，更重要的是，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打算如何在中东、南亚、智利、古巴和非洲这样一些离莫斯科很远的地区利用这个喘息时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对于它某些耗费最大的投资的目前价值感到苦恼。他们正在机敏地推敲中欧的最后的战后解决办法，并且正在真正力求改善东欧和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    只有得到美国的合作，才有可能达到这些目标，并限制核武器费用的迅猛增长。可以说明克里姆林宫谨慎小心的新态度的一个字眼是巩固。它至少是在东西方二十年危险冲突之后力求得到一个喘息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进行总结并为下一回合作准备，它在下一回合的主要对手一定将是中国而不是西方。

【美联社波恩六月三日电】今天，葛罗米柯乘飞机从柏林抵达这里，这是历任苏联外长对波恩进行的第一次访问，从而使这个在东西方友好方面采取了若干步骤的重要日子达到了高潮。    葛罗米柯对西德首都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访问，发生在他同美国、英国和法国外长一起在西柏林签署了他们关于放宽旅行限制和缓和柏林紧张局势的协定的最后部分，也是实施部分之后。    事态的发展很快，在葛罗米柯抵达波恩之前不久，波恩和华沙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这位苏联外长在冷战的最严酷的日子里，曾谴责西德人是图谋复仇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他今天却“以苏联和我国人民的名义”向这个国家的六千一百万人民致意。    【美联社波恩六月三日电】葛罗米柯从他的苏联喷气式飞机上走下来以后，向西德人民致意，并且说，新批准的波恩一莫斯科条约“对欧洲安全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    苏联外交部长在到波恩的飞机上说，柏林协定和波恩一莫斯科条约在今天付诸实施是“两件大事”。    西德外长谢尔在机场上欢迎葛罗米柯的时候说：“现在这个大陆上的国家第一次有机会使和平变得比较可靠一些和把它们的合作置于一种广泛的基础之上了。”    苏联大使法林说，俄国人和西德人现在已打破了“怀疑的冰块”，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法林今天早些时候曾完成了批准波恩一莫斯科条约的手续。    【合众国际社波恩六月三日电】葛罗米柯在抵达后不久就在外交部大楼同谢尔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外交部发言人说，葛罗米柯和谢尔一致认为，由于他们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生效而引起的苏联和西德关系的转变，是欧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个条约已为欧洲安全会议的预备性会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葛罗米柯和谢尔还探索了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可能性。    【路透社波恩六月三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天在为第一个访问西德首都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而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说，他希望能在不久以后欢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主席和柯西金总理。    【德新社波恩六月三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今天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波恩当前执行的对外政策已做到了既继续保持同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同时又实现同东方的关系正常化。    这位总理在今天四国签署了柏林协定和波恩—莫斯科及波恩—华沙和缓条约开始生效之后讲话时宣布这个六月三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勃兰特说：“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下去……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欧洲的和平更为可靠，并且相信这样做将有利于我国人民。”

【美联社波恩六月三日电】一位西德外交部官员宣布，在西德和波兰完成了批准他们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手续的同时，他们在今天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波恩外交国务秘书保罗·弗兰克在使一九七○年西德、波兰条约生效的仪式上宣布了这项出人意外的消息。    在这里完成了批准一个类似的波恩二莫斯科条约的手续之后约五个小时，弗兰克和波兰副外交部长约瑟夫    ·奇雷克在西德外交部交换了条约的批准副本和一份批准文件。    弗兰克说，波恩和华沙现在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任命大使或向彼此的首都派驻大使。    这次使波兰成为同波恩建立外交关系的第四个东欧共产党国家。其他国家是苏联、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合众国际社波恩六月三日电】弗兰克说，这项条约“为德国、波兰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他曾帮助谈判勃兰特总理在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在华沙签定的波兰一西德互不侵犯条约。    他说：“我们决心使关系充分正常化和全面发展。”    根据西德议会在五月十七日批准的条约条款，波恩承认波兰的奥得一尼斯河西部边界是“不可侵犯的”。    【法新社波恩六月三日电】波恩外交国务秘书保罗·弗兰克今天在这里交换华沙条约的批准书时宣布，波兰外交部长斯·奥尔绍夫斯基不久即将访问西德。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五月二十八日刊登了英国前国防大臣、现在工党影子内阁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写的一篇评论，标题是《莫斯科协议的影响》，摘要如下：    莫斯科的最高级会谈标志着超级大国的外交重点已发生了不可扭转的变化。因此，它要求大多数其他国家相应调整其政策，这将是一场复杂的连锁反应。    虽然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分歧仍然可能使美国和俄国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争论，他们现在不仅准备在对抗中而且准备通过合作谋求军事安全这一事实，改变了世界事务的整个性质。冻结本来已经过多的攻击性导弹的数量显然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但是，由于超级大国可以随意改进它们的导弹在精确性、爆炸能量、贯穿性方面的质量和增加弹头的数量，协定本身不会在安全或金钱方面给它们带来多大好处——也不会使其他国家更容易赶上它们，如果这些国家这样希望的话。    限制使用反弹道导弹是更重要的。它从恐怖的均势中除去了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同时暂时使英国、法国和中国等其他核大国免除了谋求生产新的一代导弹的需要。但是，技术改进也似乎没有被禁止，因此，可以想象得到，两个超级大国都能够在它决定废除协定后一个时期内——比方说五年内——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导弹部署有效的防御。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所以拖了那么长的时间才采取这第一个步骤，正是因为对于对方真正意图深怀疑惧以及国内政治上的不安情绪加强了对这样一种抽象可能性的顾虑。此外，他们现在打定主意    ——特别是在越南悲剧的现阶段中——实行合作的事实，使这个协定具有远远超过它的实际条款的重要性。它们现在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等于承担了责任，必须通过谋求解决限制战略研究和发展的问题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具有真正的意义。由于侦察卫星还不能拍摄实验室内进行的试验，所以要对战略研究进行监听是要困难得多。    同样地，空间合作和防止海上事件的协议能进一步引出许多结果。例如，两个超级大国现在可能就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限制在外国海面发展海军的建议进行认真的谈判，这对地中海沿岸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具有深远的影响。    双方都一心关注着它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和盟国的问题。美国能够主宰一切的幻梦在越南丛林中破灭了。如果还有任何俄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那么他也不再认为莫斯科将顺着这个潮流漂了。战后的工业技术向俄国和美国提供了扩大它们的权力的和平的机会，而不需要冒着在原子时代已使得大战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的那种风险。但是，毫无疑问，决定性的因素是共产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出现了。美国可以停止同俄国或中国对抗，而它的根本利益不会马上遭到危险。俄国和中国也能够同样地停止同美国对抗，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不能停止对抗。有迹象表明，正如在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将军们打算对苏联发动先下手为强的核进攻那样，在六十年代末，俄国元帅们也在考虑对中国发动类似的进攻。    时过境迁，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一俟中国从文化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并努力要使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常化，那么俄国肯定会跟着这样做。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必然会推动中国谋求同美国改善关系。目前，中国领导人似乎希望，他们能够组织第三势力，同扩大了的共同市场和发展中的世界合作，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很可能要求他们同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人交朋友——甚至同以前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例如印度和日本。    对欧洲来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提供了在拆除铁幕方面取得进展的新的前景。随着德苏条约和四大国柏林协议的批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为早日举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打通了道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俄国人和美国人将不再象他们在一周前可能的那样能够和急切地希望使它们的盟国老死不相往来。如果在西方还有人仍然认为用武力消灭东欧的共产主义是可能的，那么尼克松总统和勃兰特总理已经纠正了他们的这种糊涂思想。    如果就象共产党人必须接受西欧国家彼此之间以及同美国的特殊关系那样，西方接受东欧国家和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的话，就有可能扩大合作的范围，并通过共同削减驻中欧部队以较低的代价和较少的风险维护双方的安全。    欧洲的盟国不应因为华盛顿终于接受了它们的意见并且同莫斯科达成协议而处于惊慌失措状态，它们应该针对双方军队人数较少的情况制订出一种适应的战略，而这正是它们自己由于在征兵方面遇到麻烦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但是如果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开辟一个东西方冲突停止支配世界事务和军事问题占不那么重要的地位的时期的话——实际情况很可能如此——那么欧洲和整个西方的真正当务之急应该是为它们的贸易和支付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同时日本的出口洪流已经从流向美国改变为流向欧洲，它已经在那里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影响。    有迹象表明，如果再一次遭受挫折的话，日本将把力量集中在共产党集团的市场上，在这些市场上它提供以货换货贸易的能力使它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后，美国同这个集团的贸易也可能增长，而牺牲欧洲的利益。因此当会谈再次认真开始的时候，欧洲将感到在同美国的会谈中处于更不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它将发现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在向欧洲作出任何让步时，都要求欧洲不仅在工业贸易和货币问题上，而且在分担防务担子方面作出让步。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三十日晚版刊登了该报驻纽约特派记者山本和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新井发回的两篇评论，标题是《彼此的看法改变了吗？》，摘要如下：美国：绝对没有抛弃竞争心——驻纽约特派记者山本    不管怎样，莫斯科会谈似乎成了一个转机，它把美苏关系从战后二十五年的互不信任的敌视关系变成了相互尊重的重归旧好。要不了多久，美苏两国国民对对方的看法也会改变。    美国的大众灵敏地感到，对美国总统表示热烈地欢迎的苏联，再也不会威胁美国的“和平、繁荣和幸福”的新理想了。纽约的一家杂志社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妻子帕斯夫人说：    “这次尼克松的苏联之行，是一次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却都是相似的种族，相似的文明之间的接触。”    岂止是一个相似的世界！甚至有不少美国人感到了互相生活在战后的冷战危机中并且都感到疲倦的巨人之间的一种奇妙的“同志爱”。冷战当时驻柏林的前少校、现在是薪金领取者的亨利先生说：“你用原子弹和氢弹吓他，他用导弹和人造卫星吓你，互相之间欺骗和被欺骗。美苏一直就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种共鸣和友谊。”    对对手的友谊与竞争意识——在美国大众之中正在固定下来的新的苏联形象上，看来也依然存在着粉饰了战后美苏关系的这两种不协调的感情。    《纽约时报》断言说：“只要美苏的竞争性共处继续下去，这种矛盾的感情就决不会消失。”    “来自莫斯科、充满了爱情的”致美国国民的新的对话呼吁书给了“至少说绝对不干美苏两国打仗这种蠢事的保障”（《洛杉矶时报》语）。但是，似乎每一个美国人都感觉到，表示美苏关系热度的图表还会继续描绘出曲曲折折的线条。苏联：戒律消失了——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新井    在尼克松访苏期间，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等苏联报道机关突然开了戒，掀起了大张旗鼓的苏美合作的宣传活动。说得露骨点，甚至有石上清水变成了洪流之感。就是关于总统夫人帕特的行动，《真理报》也是每天必报，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和晚报等则详细地登载总统夫人在莫斯科的见闻。    接连不断地刊登了强调美苏关系在世界和平中的重要性的文章。这种软硬兼施的宣传，要不煽起一般人对尼克松访苏的关心，那才是怪事。    但是，在这种关心之中，也有反对尼克松总统的声音，这也是确实的。二十五日，在尼克松夫妻第一次一起出去到莫斯科大剧院观赏《天鹅湖》时，剧场内有一位妇女喊“给越南以自由！”    由于当局宣传调子的突变，国民对美国的感情没有立即跟上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言而喻，苏联宣传机关的变化，是由勃列日涅夫政权内外政策上的需要所带来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苏联处于不可缺少同美国的合作的地位。从奠定这种美苏合作关系的基础来看，可以说，尼克松访苏对苏联国内的对美国看法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日电】题《蓬皮杜关于欧洲问题的警告》    在共和国总统于爱丽舍宫欢迎比利时首相加斯东·伊斯更斯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之后，权威人士说，蓬皮杜向他的欧洲伙伴们提出了严重警告。    蓬皮杜总统认为，为了使欧洲前进而进行必要的努力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说，他将不承担邀请九国政府首脑来巴黎参加十月十九日和二十日最高级会议的责任，如果“他们的会议的结果只是发表空洞的意图声明，只是就小问题达成协议，或者更坏些，仍具有掩饰不住的分歧”的话。    权威人士明确地说，蓬皮杜对五月二十九日部长理事会最后一次会议感到很失望，甚至生气，在这次会议上，一些最一体化的计划被提出来了，这些计划在使六国欧洲严重危机的最坏的时刻再度出现。    问题在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在于一些关于欧洲公司、欧洲专利权的计划，在于更坚决、更具体并更好地适应第三世界的行动，也在于实现政治合作。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谈这些能够使欧洲发展的具体问题，但是一些问题，如关于机构、委员会的议会作用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因此这些问题只能引起注意。    权威人士还说，共和国总统相反极其重视各欧洲开辟广阔前景的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以及政治合作问题。    事实上，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政治合作可以使人听取“一个独立的、确定了自己人格的欧洲发出的明确声音”。因此，这个欧洲必须协调，以便在同各国的谈判中采取共同的态度。特别是德国必须毫无二心地站在它的伙伴一边，即使这样做要招来大西洋彼岸的一些刁难。    另外，同一人士明确地说，蓬皮杜关于设立政治秘书处的意见没有改变。他一直认为，应当把委员会的经济职能同应设在巴黎的秘书处的政治职能分开，这恰恰是为了避免侵犯共同体这两个截然不同机构的各自权力。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个秘书处设在巴黎。    尽管缺少舆论热情（指四月在法国进行的公民投票），蓬皮杜为了坚持这种努力仍发出了紧急呼吁。蓬皮杜认为，如不这样做，危机就会很快到来。他认为，这是避免任何依赖关系的唯一手段。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日电】比利时首相加斯东    ·伊斯更斯，今天下午同蓬皮社会谈之后表示，深信预定今年十月举行的欧洲最高级会议一定能开成。他对记者说：“我不相信它会开不成，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了这次会议的计划。”    伊斯更斯在爱丽舍宫为他举行的午宴之后，同蓬皮杜总统会谈了一个半小时。他出来时对记者说：“这些会谈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深入研究了看来对这次高级会议至为重要的一些问题。”    比利时首相还说，他还谈了政治秘书处的地址问题，但是他强调指出：“还存在许多更重要的问题，如欧洲一体化或欧洲的最终目的。”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日电】“欧洲共同体应该成为欧洲合作的根本核心。”这就是比利时政府的观点所依据的原则。    加斯东·伊斯更斯首相在今天法比关于十月间欧洲最高级会议筹备工作的会谈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提出了这一点。    至于今天显然已谈到的政治秘书处问题，伊斯更斯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应进行全面考虑。    伊斯更斯最后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取了法国政府的观点。”他不加掩饰地说，虽然法国和比利时在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其它方面却存在着一些分歧。    比利时首相和皮埃尔    ·阿尔梅尔拒绝夸大蓬皮杜总统在午宴祝酒词中提出的“警告”的意义。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五月三十日一期登载亚洲经济研究所动向分析部桐生稔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孟加拉国成立以后处于希望和混乱之中》，摘要如下：    历时两个星期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产生了孟加拉国，现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即将逐渐完备。    孟加拉国作为独立国家，在走着什么样的道路呢？今后怎样进行建设？在这里想再一次探讨三月二十六日结束了第一次独立纪念日的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独裁体制    孟加拉国的独立到底给孟加拉人带来了什么呢？看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没有人对于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而独立感到后悔或惋惜。可是谁也不能断定是否独立就注定是孟加拉民众的幸福。独立后轰动一时的混乱已经没有了。然而一年多的骚乱和战火的创伤很深，再加上新政权行政的错误，经过了半年的今天还没有使情况恢复正常。    目前孟加拉国的政治领导人中，从他们参加独立运动时的方式来看，大体上可以认为有三种人。    第一种是人民联盟的领导人和同路人，他们在发表独立宣言后不久就参加了运动，逃往印度，维持“流亡政权”。这些人掌握了孟加拉国政权的中枢，在独立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动摇。    其次是不问是否曾经同加尔各答的“流亡政权”有过直接关系，但他们是作为人民联盟以外的政治组织参加独立运动的，特别在东孟加拉领内一直坚持了斗争。其中也有统称为东孟加拉解放军的人，而实际上是坚持完全独立的活动的坦盖尔虎将西迪基那样的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特别对在印度军庇护下的独立表示迷惑不解。而且在孟加拉国独立政府下未必能受重用。因此，最近混乱状态虽然大体上平息下来，但甚至仍有人在建立反政府组织。    第三种是，在搞独立运动的时候，心情上是支持孟加拉国运动的，但实际上却仍留在巴基斯坦体制下的东孟加拉，独立以后也没有作为巴基斯坦同路人而被检举。这样的领导人，特别在官僚群中是很多的。    这三种人能够对孟加拉国独立拍手称快，只是在独立后两三个月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他们可以陶醉于喜悦的时期了。现在当他们从陶醉中醒过来，回到现实的时候，有许多难题在等候着他们。必须揩出，难题之一就是这些人当中潜在的不和情绪。孟加拉国新政权越强调同印度的友好关系，指责他们是“印度的殖民地政府”的人就越多。这是一种现实。苦闷是通货膨胀和失业    从独立的喜悦回到了现实的时候，许多人预感到这里有空前困难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    第一是物价飞涨。肥皂、纸烟、布料等物，少的涨价百分之二十，多的涨价两倍、三倍。    然而上升的物价中最显著的是米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达卡市场上，通常零售米价是每芒特（合三十七点五公斤）三十卢比到四十卢比。但是四月初终于上涨到九十卢比了。在改成孟加拉国新币（孟加拉国塔卡）的同时贬值约百分之五十。印度商人囤积    农业生产在去年度的那次动乱中并没有显著下降。因此，与平时相比，不能认为米会绝对地缺少。第一个原因是投机性的囤积。听说这种囤积是以西孟加拉邻近的农村为主进行的。这无疑是独立后早日获得出入保证的印度商人干的。东孟加拉米向加尔各答的大市场流去。因此，在加尔各答的大米配售价格是一芒特九十到一百卢比。    印度商人似乎把已经不是敌国的孟加拉国看成是出现了意外的重要市场。这种情况不仅是米，丰富的水产品、糖、水果等也一样。东孟加拉唯一的出口产品黄麻甚至已经有在计划种植地买青苗的现象。印度商人采购孟加拉国的产品，现在没有外汇也行了。因为印度卢比可以自由流通。东孟加拉的农民和商人用手里的印度卢比从印度商人那里买来正缺乏的日用品和工业制品。印度商品立即占领了东孟加拉的市场，这一点自不待说。    据说曾经是东孟加拉解放军司令的达卡大学的一位学生叹息说，“我们的政府是走私商呀”。巴沙尼老人也指出过同样的问题。甚至有人冷言冷语地说，尽管孟加拉国的独立实现了孟加拉民族的心愿，但是这种状态难道不只是殖民地统治者由巴基斯坦变成印度而已吗？失去职业    一方面是物价不停地上涨，但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关闭西巴基斯坦资本系统的工厂造成了大批的失业。当然，如果实现工厂国有化，就能够回到岗位上来。但是目前，这些工厂没有恢复生产的保证。恢复开工的工厂目前还不足百分之十，即使复工，多数也只是一部分开工。    目前政府把独立后的这种经济混乱看成是暂时的过渡现象，不能定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一点迟迟办不到，将发生什么事情政府自己是充分了解的，但是目前似乎只能袖手旁观，没有别的办法。反政府运动的趋势    应该指出，目前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这是和上述一切问题牵联着发生的动向。祝贺孟加拉国独立的心情和支持孟加拉国新政权未必是同义的。换句话说，在同样是庆祝孟加拉国独立的人们当中甚至出现了要公开展开反政府运动的趋势。这是对人民联盟的独裁体制以及物价上涨、政府无能和失业问题等全面的不满情绪一涌而起的结果。还有对印度的影响力超乎预料地加强感到恐惧的人们有时也回顾独立的过程而感到有问题。    三月底以达卡为中心掀起的独立后第一次罢工是和巴基斯坦时代完全同样的低工资工人进行的一次要求提高生活的运动。在恢复上课的达卡大学公开举行了反政府集会。三月二十六日第一次独立庆祝会约有一万人参加，而一个星期后，四月二日召开的巴沙尼集会有八万人参加，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次会上，巴沙尼说，“只要不消除目前的生活困难，就必须开始真正的独立和解放的运动”，明确地向新政府提出了挑战。全国各地都在召开这种集会，掀起向政府提出要求的运动。在野政党的活动积极起来    目前这种不满和骚动，大多数是和政治运动没有关系的纯粹生活上的运动。可以说是非常混乱，毫无头绪，或者是莫名其妙的状况。独立的欢欣阻止着这种不满爆发出来，但是这种神通的力量失效的时期很快就会到来。有的政治组织正等候时机，准备对人民联盟体制展开重大的运动。    它的最大组织是巴沙尼领导的民族人民党。以大体上同民族人民党采取同样步调的农工党为中心的对抗人民联盟的在野政党联合战线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了。以在独立运动过程中因遭印度军队袭击而愤怒的孟加拉青年联合会为中心，向七○年已经转入地下的前民族人民党总书记托哈系的地下组织，或者被称为纳萨尔巴里派的帕布纳革命派呼吁，正在组织孟加拉共产党（和孟加拉国共产党莫尼·辛格派——据说是苏联派——不同）。    还有虽然和这种动向的关系不明确，但据说已经潜入地下的托哈系组织和纳萨尔巴里集团已开始以孟加拉社会主义统一为旗帜而活动起来。据说这些活动也和阿萨姆的地下抵抗组织那加族、米佐族的叛乱活动有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加拉的地下组织有针对印度政府的趋势。处于国际政治的峡谷中    孟加拉国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恐怕就是尽快地消除这种混乱和不满。但是新政府认为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国际上承认未成熟的孟加拉国。    由于美国承认了，这件事已大体完成。以后就是等着参加联合国，不过它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如何，还没有解决。    苏联提供粮食和医药品，但最大的援助业务是修复吉大港。苏联为四月初开始的这项工程派来了打捞船队，在达卡机场还配备了装载直升飞机的大型运输飞机。苏联支援孟加拉国独立，其背景是要巩固向印度洋扩张的基地，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扎实地进行。害怕变成“印度的殖民地”    一方面，印度已经开始给予现款和实物的援助。整个孟加拉国市场上充斥着印度商品。在印度印刷的新币占包括印度卢比、原巴基斯坦卢比在内的总流通量的三分之二。甘地总理亲自于三月十七日访问了达卡，巩固了友好关系。总之，应该指出目前的孟加拉国受印度的影响极重，甚至会被误认为印度的一个邦。事实上就象一些人所指出的，确实是在逐步变成印度的殖民地。    米价飞涨的情况，甚至使人感到有马上会发生抢米仓和武装起义的危险。政府里也有人认为，应该封锁和印度的边界，以应付这种情况。但实际上要关上一度打开的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解决办法，放任下去，孟加拉国甚至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国际上注意的中心。这样进退维谷的局面也许就是这个新生的独立国家的最大问题。

【本刊讯】《印度快报》记者蒂瓦里五月二十六日从香港发回了一篇报道，题为《凯瑟可能在穆吉布和布托之间进行调解》，摘要如下：    布托预期在他和英迪拉·甘地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将能同穆吉布·拉赫曼建立某种联系。    产生这种预期的原因是，某些既同布托友好、又同拉赫曼友好的有影响的人物正在设法把这两位领导人撮合在一起。    这方面提到的一个调解者是直到不久前还担任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的凯瑟。另一个人是哈龙，他也是拉赫曼的私人朋友。    哈龙是巴基斯坦最富有的人之一，是著名的卡拉奇《黎明报》的所有人。他在叶海亚从总统职位上被赶下来以后和布托发生了分歧，随后就离开了巴基斯坦，居住在国外。    现在布托已同哈龙和好，哈龙也答应向穆吉布·拉赫曼施加自己的影响，说服他同伊斯兰堡达成协议。    但是，在目前，不仅要设法调解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争执，而且还要设法使孟加拉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的人将是凯瑟。    现在要说凯瑟在孟加拉国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和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将起什么作用还为时过早。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在凯瑟在香港逗留期间，布托的一位使者曾带着布托写给他的一封信从伊斯兰堡来到这里。    消息灵通人士说，凯瑟将代表布托向拉赫曼保证，只要对巴基斯坦俘虏的审讯“推延”——暂时“推延”——并且让比哈尔族穆斯林能留在孟加拉而不必担忧和不致遭到报复，伊斯兰堡就会马上承认孟加拉国。做为交换条件，伊斯兰堡将把目前扣留在巴基斯坦的所有盂加拉人都遣送回孟加拉国。布托还转告拉赫曼说，他愿意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会见拉赫曼。    布托大概预期凯瑟将能向拉赫曼施加他的影响，从而在伊斯兰堡和达卡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他希望从实力地位出发同甘地进行会谈并且把克什米尔问题搁置起来。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二十六日电】（记者：拉姆·苏雷什）据这里今天宣布，为了为下月末举行的关键性的印巴最高级会谈做准备，印度和巴基斯坦一致同意在电台和电视网中停止一切互相攻击的宣传。    一项政府通告说，总理英迪拉·甘地已命令所有的节目和广播都应该反映印度的和平愿望和避免针对巴基斯坦的一些提法。    这项通告说，巴基斯坦已同意采取相应措施，并在上月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说它打算自五月二十五日起实施这一决定。    观察家认为这一协议是为甘地夫人和布托总统间的最高级会谈创造适当气氛而采取的值得欢迎的行动。    现在似乎可以肯定，这两位领导人将于六月二十八日开始举行最高级会谈。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甘地夫人已致函布托，同意他提出的在六月末举行会谈的建议。    但是，这样的消息仍未得到证实：最高级会谈最终可能包括孟加拉国总理穆吉布·拉赫曼。一些观察家认为，布托可能正在使他的人民有所准备，好接受孟加拉国这一现实，这样，他就可以承认这一新生的国家，允许它参加最高级会谈。    印度观察家还对布托总统昨天讲的这番话表示欢迎：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战争之后，为了求得两国间所存在的问题的长久解决，有必要举行最高级会谈。    同时，国防部的官员在这里否认了关于在克什米尔停火线印巴军队间又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消息。但是他们承认发生了一些小冲突，这些小冲突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续昨）教育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很大的破坏。直到现在才恢复稳定。在我们所访问的大学里，直到最近才招新生，正式开班。招收新生主要是根据一所大学、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干部或军队的推荐，而不是根据入学前的准备情况。合适的对象和领导人是从群众中挑选出来受高等训练的。学生们是专心和热情洋溢的。设备是足够的。课程是基本的和专门的，是着眼于尽早使学生参加生产。目前大学教育水平比不上西方大学的水平。在我看来，他们似乎还没有从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和接着发生的事件的文化冲击中恢复过来。他们的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它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常地位。正在作出一切努力来防止出现同群众格格不入的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物。这就拉平了而不是提高了整个进程。    中国人说小学教育是普及的，但是他们说城市街头的大量学龄儿童能够人学是由于采取了轮班上课的办法。有升中学资格的人当中升学的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但是我们听说，在目前进行更完全的教育是不符合于当前的发展阶段的，是超过他们在生活中所能分配到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教育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缺少充分的设备。医疗    国会医生皮尔逊特别参观了从农场和工厂到大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疗设备，他的陪同、询问和结论对我们大家都是极有价值的。今天中国医疗事业的方针是向占它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医疗。直到几年前为止，这样一大部分人几乎享受不到医疗。    医学院现在收的学生只上过几年正规学校。他们已经把在校上课时间削减了一半，现在只上三年。他们把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很多倍，以便为群众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去年复课的中山医学院每级有六百名学生，而在一九六六年关闭时每级约有一百名学生。他们训练的是“赤脚医生”，相当于我们的卫生员。这些医务工作者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和在动员农民消灭钉螺（它能引起可怕的血吸虫病）和消灭苍蝇和蚊子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粪便（仍然占中国肥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处理是医务工作者一个重大贡献——这是很多其它国家完全可以运用的一种重要的先进办法。    使人感兴趣的另外一件事是：儿童是那样一心一意地消灭苍蝇和昆虫，虽然我们在广州有时候是在九十和九十二度的温度下旅行，我的妻子和我除了看到一只孤零零地飞的苍蝇之外，再也没有看到过苍蝇——而这是共同的观察的结果。    各种医疗计划同工农业计划配合得非常好。    我们的医生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曾八次看到在中国运用了几千年的针刺治疗。它被用于治疗肠道疾病、头痛。牙痛、风湿和肺炎。它除去心理上的好处外，是否有实在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估价。    针刺麻醉我们也看到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无疑是有效的。我们很多人曾看过一部十分有趣的纪录片，内容是介绍用针麻进行手术的情况。在我们参观的医院里，它被用于所实行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外科手术中。我们的代表团有些人看到了剖腹产手术、胃切除和甲状腺割除手术，都是在没有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似乎有着明显的好处，美国和其他西方医务人员都正在很感兴趣地注意这件事。甚至中国的医生对针刺麻醉的作用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也不完全了解，对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速进行着；但是据认为，在脊髓或脑部对痛感产生某种抑制。    从中国的以前的水平看，它在医药方面的进展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各级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和热情、特别是为了继续得到改进而作的努力，是使人感到意外和耳目一新的。文化    革命的结构及其伸延已从上至下纳入这个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干部引导群众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通过群众性的说服工作来进行教育。在村口张贴着榜文，工作好的会得到表扬，工作坏的受到批评。党员必须起模范作用，否则会被开除出党。报纸和电台赞扬优秀工作者，指责消极被动的人。良好的品质是得人心的。歌曲、戏剧、芭蕾舞、儿童游戏、诗歌、文学以及其他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都执行党的路线。不同意见只出现在描写痛悔过去的反对者的喜剧故事中，这些人改变了自己的主见，并通过自我教育和教育服从了党的路线，常常用说唱表现这种情节，这种形式用上很多身段动作，并配以适当的音乐。正当地表现自我以及表现献身革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都是不容许的。正如毛说：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中国人辛勤地修复、保护、粉刷和维护宫殿、公园以及中国的其他历史古迹。从这里，群众认识到他们作为有高度技能和成就的劳动者的光荣历史。他们还认识到皇帝以及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剥削。今天他们的工作量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能比过去更加充分地直接地享受工作的利益。    我不准备详细描写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历史胜迹的瑰丽场面，我在附录中列举了这些地点以及中国人对这些地点的说明。讨论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十六天中，我们有机会同中国政府的主要官员们进行了坦率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花了将近五小时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讨论，另外用了五小时同周恩来总理进行讨论，再加上在总理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进行了三小时的讨论。    这些讨论涉及许多问题，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一致同意这位总理提出的下述要求：因为所讨论的地区还涉及除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所以我们将不公布我们的非正式讨论的比较机密的方面。    因此，我对这些讨论情况不能谈得太多，只能说，它们是坦率的有时是直率的讨论，双方无拘束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并寻求一致的方面。    讨论的同中国和美国人民有关的问题之一是交流和访问问题。    这位总理表示，他认为应该鼓励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并告诉我大约三十名美国商人将要参加广州交易会，我后来参观这个交易会时确实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理还告诉我们众议院的领袖、众议员博格斯和福特将在六月份访华——我认为他说的是六月二十六日。我们是从这位中国总理那里第一次知道了这个访问日期的，我们发现他对美国事务消息特别灵通。他说，中国人还要考虑让其他一些国会议员访华。关于这个问题，正如尊敬的多数党领袖所指出的，提到了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还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了参议员和众议员普遍表示要访华的愿望，他们希望前去访问，也许要分成两人、三人或四人为一组分批前去，或许在明年晚些时候前去，或者单独前去，或者随着中国的设备扩大，也许每批有更多的人前去。    在接待访问者方面的困难是，缺乏容纳大批人的足够的旅馆设备，需要增加有训练的译员，和需要增加中国外交学会的人员。据我看，他们愿意接待访问者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们接待访问者的能力看来因他们的设备而受到限制。    总理对于总统和美国人民对最近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接待特别感到高兴。我们得知总统在玫瑰园接待乒乓球队的消息，也是从周恩来总理那儿获悉的，因为我们在北京期间的新闻来源——其他的新闻来源——是不十分充分的。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非常希望两国之间增加交流，但是现在没有容纳大批来访者的设备。他们正在努力扩大他们接待来访者的设备和增加他们的旅游业人员，这样他们就能够接待越来越多的外国来访者。    在这方面，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和我也提到文化交流、互派记者和体育交流等。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对待这个意见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他们是完全不抱成见的。例如：他们提到那天晚上正在演出名为《白毛女》的芭蕾舞剧（我们看了这个剧）的上海芭蕾舞剧团，并表示可能有类似的芭蕾舞剧团访问美国。    要是我不说我曾主张让费城管弦乐队和匹兹堡的交响乐到中国去访问，那我就是对宾夕法尼亚州不忠实。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可以提出有关他自己喜爱的文化和体育团体的建议，我将不予以干预，但是，我认为政府对这些交流是不抱成见的。    我们确实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不能详细地谈这些问题，但是已引起最高当局注意，人们将希望拘留在印度支那或中国某个地方的那些记者能够获释。我们相当详细但是又相当广泛地向有关的人谈过这个问题。    我提到全国广播公司的韦尔斯·汉根；一位自由记者肖思·弗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达纳·斯通和合众国际社的特里·雷诺兹。据我们了解，所有这些问题都在研究。    我们没有得到诺言，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希望。我们希望，我们的调停会是有帮助的，只有时间会说明问题。概论    我们才开始对中国进行了解。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关于它的许多情况——或是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它。解放以来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中国今后往何处去呢？革命的动荡状态是否能保持下去而社会不发生灾难性的不稳局面呢？显而易见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能保持下去吗？在毛百年以后会不会有能和他相比的领导？中国自称它的目标是非侵略性的，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    我必须补充说一下，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认为他们国内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因此，他们对领土的兴趣到目前为止仅仅限于中国领土——或者是中国人根据他们自己过去的记载而要求得到的领土。所以，关于他们是非侵略性的记载是良好的。    我要重复，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来把一些判断和结论概述一下。    整个来说，中国有某种同我们的知识、经验和概念根本不同的东西。    中国是在军事、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经过十分慎重和精心计划之后行动的。中国在走向新中国的路上吸收其遗产中的有用部分而抛弃了其余部分。西方的文明简直就是凭它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来瓦解不发达的社会。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心走自己的道路，从西方吸取它需要的东西，而保留它自己的风格和方向。中国用它自己的话说，是一个面临着许多有待作出的决定和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针的发展中的国家。    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最大的程度上使关系正常化。同时，我们必须对以下的事实保持戒心，即在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哲学上的分歧。然而，在这一个范围内，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可能和平共处的。    我认为，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的访问将大大增进我国对中国的了解。众议院杰出的领导人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可以在总统所建立的善意的基础上更加稳妥地继续作出努力，我相信，我们的访问已经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善意。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将进行更多的和频繁的接触，其中包括我在参议院的同僚们的访问。（完）

【美联社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六月三日电】佛罗里达白宫今天宣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    ·基辛格将于六月九日至十二日访问日本，会见日本政界、实业界和学术界领导人。白宫说，这次访问将提供机会“同我们的日本朋友就今后长时期内我们伙伴关系的方针进行高级的对话”。    【共同社华盛顿六月二日电】接近白宫的人士今天说，基辛格在他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期间，将设法寻找机会修补目前已经不合时宜的日美关系。他们说，表面上，基辛格是应日本企业领导人的邀请去日本访问的，但是他实际上将是尼克松的“特使”。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六月四日发表一则消息说：    参加总裁竞选的福田外相、田中通产相、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都想摸一摸基辛格在下列问题上的真正想法：美国何时以何形式从台湾完全撤退，并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田中通产相和财界想了解美国政府对开发西伯利亚问题关心到什么程度，福田外相因面临着今秋举行日苏和平谈判——打开北方领土问题，要从基辛格那里摸苏联政府的态度。    【法新社东京六月四日电】这里的政治观察家们认为，基辛格即将进行的访问，将对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党内争权斗争产生心理影响。    观察家们推测，基辛格到这里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估量同执政党即将进行的总裁选举有关的日本政治气候，这次选举将决定佐藤首相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