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社三月二十日电】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本刊摘要刊登对外政策部分）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二十日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详细地谈到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问题。他说，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称为苏联的和平纲领的纲领，正在始终不渝地贯彻，并成了世界政治的有效因素。“在世界政治的所有重大问题上，我们有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共同的一致的路线。经验表明，这对于成功地开展外交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勃列日涅夫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倡议帮助创造了这样的形势：使实际讨论欧洲安全和合作问题成为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任务。在欧洲，大概已经没有哪些国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示不赞成举行安全和合作问题的会议了。    勃列日涅夫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欧洲资本主义部分的国家的互利联系的发展。    “在我们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中正在发生重大的积极的进展。所以会取得这种进展，是由于签订了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条约，以及波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条约。”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围绕着批准这两个条约的问题，掀起了相当尖锐的斗争。反对这两个条约的人认为，这两个条约不好，因为其中规定了欧洲边界不可侵犯，他们还说要‘修改’条约中的这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条约反对者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关于修改边界的谈判对象，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讨论的题目。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是不可动摇的，条约在这里只是反映了存在的现实而已。”    “条约反对者并不掩饰他们希望削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在这一方面他们也想回到昨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已经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了。它是当代国际生活中的积极参加者。谁不想看到这一点，谁不想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谁就只能把自己的政策引入绝境。不充分考虑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独立的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欧洲局势的真正正常化，这一点早就该明白了。”    勃列日涅夫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在面临着决定本国人民的命运和其他国家今后多年对它的态度的重大选择。这是在合作和对抗之间、在缓和紧张局势和加剧紧张局势之间的选择，而归根结蒂，是在和平政策和战争政策之间的选择。至于苏联，我们对改善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采取真诚和严肃的态度。”    苏共中央总书记说，那些反对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人抛出了这样一种荒谬的想法，似乎举行会议的建议和我们在欧洲的整个政策都是为了破坏欧洲经济共同体。    “苏联决不无视西欧实际上形成了的局面，其中包括存在着象‘共同市场’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集团。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共同市场’的活动及其发展。我们对这个集团参加国的态度，不言而喻，将取决于它们自己对欧洲社会主义部分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经互会成员国的利益承认的程度。我们主张在经济关系中平等，反对歧视。”    苏联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方针是为消除战争策源地而斗争，反击帝国主义者侵犯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行为。    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人民完全站在印度支那人民一边。援助他们，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我们将把这一义务履行到底。    勃列日涅夫说：“近东正在成为越来越危险的紧张局势策源地。以色列顽固地不愿从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以色列?t武主义者对阿拉伯国家不断进行挑衅，所有这一切使得局势白热化，造成战争爆发的威胁。阿拉伯国家令人信服地表明自己愿意政治解决冲突，在近东建立持久和可靠的和平”。    勃列日涅夫指出，“涉及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在我国政策中占有越来越重大的地位”，。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亚洲国家发展最和睦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断增进我们同印度、同伟大的印度人民的友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勃列日涅夫指出，现在印度半岛上已形成了新的局面。我国支持孟加拉共和国和与其合作的方针是出自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原则性政策。同时，我们也主张同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同它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矛盾。我们同时也是一贯主张建立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持久和平和睦邻关系的。    最近，在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我们确信，苏日关系完全正常化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远东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利盒。    苏共中央总书记说，对在集体基础上保证亚洲安全的主张正引起许多亚洲国家的极大兴趣。苏联愿意同所有国家进行合作以实现这个主张。    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同北京领导人会谈问题，勃列日涅夫说，首先，两国之间恢复接触这一事实本身，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完全自然的现象。苏联向来反对帝国主义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主张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给予应有的承认。但是，评价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目前的接触，要看它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参加北京会晤的人很少向本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会谈的内容和所达成的协议的实质。不仅如此，他们还直截了当地表示，对超出已发表的正式公报范围的一切问题都决定保密，而且“不议论”。因此，有关北京会谈意义的最后结论将由事实、由美中两国今后事态的发展来作出。    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北京会谈的参加者的某些言论，这些言论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对话越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的范围。例如，否则，怎么能够理解在上海宴会上所发表的“今天，我们两国（即美国和中国）人民的手里掌握着全世界的未来”这段话呢？    我再说一遍，最后结论要由事实和实际情况来作出。因此，我们不急于作出最终的评价。将来，也许是最近的将来会表明，事实是怎样的，那时我们就会由此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勃列日涅夫说，至于谈到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已明确表达了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原则性立场。我们的这个立场至今完全有效。    中国的官方代表对我们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好吧，既然北京不认为在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可以采取更大一些的步骤，那么我们也愿意在目前把苏中关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我可以对你们说，我们不仅宣布愿意这样做，而且还要把这种意愿变成为关于互不侵犯、不使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在互利的基础上改善关系的十分具体而又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是中国领导人早就知道的。问题在中国方面。    显然，有人打算在近东危机的危险根源上现在再加上使地中海地区局势复杂化的新的根源。    苏共中央总书记说，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一起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毗邻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南部边界的地区玩弄的阴谋诡计，并抵制这些阴谋诡计。    在我们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政策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在扩充军备。现在正在华盛顿讨论的新的预算规定大大增加军事开支，特别是用于战略武器长期计划的军事开支。美国还要求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增加军事拨款。    我们认为，苏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有重大意义。这一会谈成功的关键，就是会谈双方承认双方同等安全的原则，并愿意切实遵守这一原则。    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坚定地回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是同对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的建设性态度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不调和性是同与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互利关系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为了发展这种关系而进行的接触、访问和会晤中，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即将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谈将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即将举行的苏美会谈。我们十分懂得，苏美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以及对整个国际局势及其继续朝着持久和平或者加剧紧张局势的方向发展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扩大苏美关系中这样一些领域是有益的：这些领域使我们能在不放弃我们政策的原则的同时，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加强普遍和平而建立互利合作。    我们过去曾经声明过，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改善苏美关系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月二十日电】（记者：特勒）共产党外交官二十日说，苏联希望在尼克松总统行将在五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晤中从他那里得到坚决的保证：他没有在前不久访问北京时同大陆中国“勾结”，今后也不这么做。    他们说，总统是否能使苏联领导消除疑虑将决定为期一周的最高级会谈是否会产生协议和产生什么样的协议。    外交官们说，苏联领导人迄今觉得，尼克松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所取得的中美谅解具有一种“反俄味道”。    据说克里姆林宫准备深入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意图。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对（苏美）之间为谋求和平而不断作出的努力砰地一下关上大门。外交官们说，北京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和举行以来，莫斯科高级决策机构一直在进行政策上的重大研究。    这些人士说，苏联原则上是希望同美国和解的，因为没有这种和解，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华盛顿—北京（联盟？）就可能结成，而给苏联长远的计划和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    他们说，但是行将举行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产生的任何俄美协议的性质以及任何这样的协议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尼克松是否能使俄国领导人相信，在北京没有发生什么直接针对苏联的事情，也没有打算采取直接针对苏联的行动。    对于去年同西德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威胁加强了克里姆林宫的不安，波恩是否会批准这项条约，现在前途未卜。在莫斯科看来，这给俄国对欧洲的安全的政策投上了浓重的阴影，俄国把这一政策看成是在一旦在远东同中国发生冲突时保护它的背部的一个办、法。    然而，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俄国反过来准备放弃它前不久所奉行的通过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在亚洲孤立中国的政策。通过签订一项正式的长期友好和援助条约同印度结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政策。俄国在印巴战争之前以及印巴战争以来一直在亚洲断然扩大它的势力。同时一直有消息说，它重新提出了关于签订一项广泛的亚洲安全条约的计划，这项计划将使远东的力量对比明显地变得对它有利，同时更深地孤立中国和遏制美国的势力。    另一方面，据说苏联人还对在中东问题上同尼克松取得某种和解感兴趣，但是他们不准备作出可能削弱他们在该地区的地位的丝毫让步。    提供消息人士说，他们还对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一事感兴趣，这项协议的规模有待三月二十八日在赫尔辛基恢复的下一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决定，并且最终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对于尼克松强调他没有同毛勾结的说法是否感到满意。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三月十日登载了它的驻伦敦特派记者荒川弘写的一篇通讯，题目是《苏联垂涎中东的石油》，摘要如下：    苏联在中东有了新的动向。除了苏联和埃及迄今的关系以外，最近又把手伸到伊拉克和叙利亚，而且还接近本来关系不好的利比亚。    西欧的专家在苏联这种活动的背后嗅到了一股“石油气味”。目前中东的产油国和西方的国际石油资本之间刚好在所谓的参加经营的问题上不断发生激烈的对抗，所以可以认为，苏联的活动是令人可怕的，它已经愈来愈认真地为确保中东的石油而出力。二月以来积极活动    今年二月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同苏联之间进行频繁的外交谈判。首先是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大人物侯赛因·提克里蒂访问莫斯科，磋商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在二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访问了叙利亚，就密切两国的关系进行了会谈。更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的“猛汉”、称苏联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利比亚的动向。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卡扎菲的左右手，经济、计划和工业部长贾卢德飞赴莫斯科，四日就石油开发问题在莫斯科公布了苏联—利比亚之间合作的协议。八日由塔斯社透露的两国联合公报也强调苏联首脑访问利比亚。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苏联以前通过中东战争，密切了同埃及的关系。可是现在也接近地处埃及周围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对此，西方也有人警惕地认为这可能是一九五五年由西方各国促成的巴格达条约的苏联版。    的确，从军事战略的意义上来看，向伊拉克、叙利亚渗透具有牵制从东地中海通向土耳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势力圈的南端的意义。还将对最近美国同希腊的接近起牵制作用。而且，深入伊拉克将会掌握通往石油宝库和波斯湾沿岸国家的线索。    但是西欧专家认为，在这种动向中，苏联最关心的乃是石油。苏联自己是产原油的国家，但是不能满足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需求量的增长。巴库等旧油田已经枯竭，而且西西伯利亚油田的开发是今后的事。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估计到一九八○年苏联每年将缺少一亿吨石油。现在就不得不确保把一部分中东石油纳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轨道。    无论伊拉克或者利比亚，一部分油田已经收归国有。但在国际石油资本压力下的西方消耗者都后退了，有可能是手持宝物而不能加以利用。    对苏联来说，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苏联的目标是钻产油国和石油资本对立的空子而接近中东的石油，那么当前对苏联来说则是饶有兴趣的，而对西方却仍然是一个令人可怕的局面。

法权威人士说双方主要就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特勒报道双方还对举行欧安会的做法取得一致意见    【法新社巴黎三月十九日电】题：蓬皮杜在契克斯逗留之后返回法国    蓬皮杜总统在同英国首相希思会谈结束后，星期日下午返回巴黎。    法国权威人士在伦敦说，会谈的气氛是“友好、信任和非常融洽的”。蓬皮杜总统和希思就讨论的许多问题，主要是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欧洲议会、委员会和政治书记处的作用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还就国际货币制度的解决办法和贸易谈判的方式取得了一致意见。关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对所考虑的各阶段，观点完全一致：    （一）缩小欧洲货币浮动幅度（百分之二点二五）；    （二）英国立即参加所考虑的体系；    （三）控制资本流动，这对于英国不是最大的困难。    蓬皮杜和希思一致认为，欧洲委员会在赋予给它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一切可能的效力，是可望的。    关于国际问题，两位政治家就尽可能快地建立新的货币体系的必要性取得完全一致意见，这一体系要以恢复美元的可兑换性为基础，但又不忽视黄金的作用。在贸易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将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范围内进行的谈判，应该是一种总的谈判，就是说谈判既包括工业问题，又包括农业问题。此外，英国权威人士指出，关于在法国就扩大欧洲共同体举行公民投票的决定，蓬皮杜和希思只讨论了九十分钟，希思说，他完全理解这是法国内政问题。英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要预先知道。    此外，两位政治家一致同意尽快实行协和式飞机计划。关于海峡隧道问题，研究了这一计划的现况。    【路透社伦敦三月十九日电】（记者：艾伦·哈维）法国总统蓬皮杜和英国首相希思今天结束了两天的最高级会谈，相信他们在英法友谊方面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英国官员们对最高级会谈感到“极为满意”。法国人士说讨论“好极了”。    蓬皮杜和希思对定于十月十九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十国最高级会议的目的取得了一致看法。    【路透社伦敦三月十九日电】（记者：穆赫辛    ·阿里）英国和法国的消息灵通人士都说，昨天开始的会谈是在非常友好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外交观察家认为这进一步表明，蓬皮杜总统主张就扩大欧洲共同体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的决定并不是为了使英国感到难堪。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月十九日电】外交人士说，如果说蓬皮杜星期四突然宣布的法国将就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的决定引起任何紧张气氛的话，那么这种紧张气氛在星期六（十八日）下午在契克斯别墅散步时已经消失了。    这些人士说，蓬皮杜使英国对宣布公民投票的方式和时间感到愤懑的情绪完全消失了。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月十九日电】（记者：特勒）英国首相希思和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结束了周末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就新扩大的欧洲共同体应该如何发展达成了广泛的协议。官员们说，在六小时的会谈里，他们就一体化的欧洲的全面方针达成了“广泛的协议”。    官员们说，他们还就他们对共产党要求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的做法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可能从秋天开始。会议将不得不推迟到明年举行。    官员们说，希思和蓬皮杜还讨论了中东问题和尼克松总统最近访问北京后的中国问题。但是详细情况没有透露。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月十九日电】（记者：特勒）外交人士说，对重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就是说需要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与共同体的其它伙伴进行协调。据说，注意力特别集中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上：    ——欧洲问题和国际货币问题以及克服目前的缺点的方法；    ——新的扩大后的欧洲共同体的机构的型式和规模以及欧洲大会的性质；    ——通过一个高级特别秘书处来协调共同体的对外政策问题。    这些问题将成为扩大后的十国共同体十月份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谈的主要讨论题。

【法新社斯图加特三月十七日电】勃兰特总理今天在这里说，他不认为法国决定就扩大共同市场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是民族主义的复活。    他说，法国总统蓬皮杜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宣布是符合法德两国关于既广又深地建设欧洲的看法的。    勃兰特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巴黎和波恩的目的仍然是使货币和经济联盟重新活动。

【美联社纽约三月十五日电】（记者：比尔·尼柯克）财政部长康纳利十五日晚上要求改组十国集团。在过去，对非共产党世界的主要货币问题都是由这个十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集团决定的。    康纳利在一篇关于国际经济事务的重要政策演说中说，这个所谓的“十国集团”应当由另一个更广泛地代表全体国家的国际货币讲坛来代替。    康纳利在准备在外交学会闭幕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还答复了欧洲最近提出的要恢复美元自由兑换的要求。    这位部长说，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前“过早地保证”恢复美元自由兑换黄金，就会破坏这个体系的稳定。    他说：“可能有些人情不自禁地要使国际货币体系陷于不稳定状态，或者甚至破坏国际货币体系，以为自己的利益谋求某种好处，美国认为这种目光狭窄的看法完全是愚蠢的。”    他说，改革体系“不会迅速地或容易地实现，我们需要从关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制度的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这种改革。”    康纳利说，十国集团在过去是一个有用的讲坛，但是他又说：“可是这个集团限于工业国家和富有国家参加。它没有跟贸易和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发生联系。肯定必须听取其他集团和其他的声音。”    他说，关于应当如何确定货币专家的新讲坛的问题，应当迅速解决。    康纳利说：“我深信，美元将再度成为全世界所追求的货币，它完全能够履行它在国际财政负担中的一份责任。”    康纳利说，美国致力于实现自由的贸易和支付制度。    但是他表示怀疑，共同市场成员国朝建立货币同盟方面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一股世界财政事务中潜在地促进自由和稳定的力量呢，还是将变成一个促进内向的、防御性的集团的工具。”    他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该由欧洲人决定的问题。    康纳利在谈到十国集团时说：“确实的情况是，去年没有——今年仍然没有—— 一个能够就所牵涉的全面货币的贸易问题进行决定性的谈判、以及取得持久成果的讲坛。”

【本刊讯】南斯拉夫《晨报》三月十四日以《意识形态攻势》为题，刊登了一篇署名评论，全文如下：    在苏联报刊的文章：，中一场意识形态的攻势日益明显。所有这些文章作了种种限制，显然不想给人以借口，重新提出存在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说法——勃列日涅夫在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已否认存在这一主义——尽管如此，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点是，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在这些国家国际命运的主要支柱和保证——苏联的周围。    在这些文章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得到了实用主义的解释，目的就是要加强阵营的纪律，以及对那些从阵营中心的观点来看违反了这一纪律的、过于强调自己而忘记了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其革命命运和进程所承担的责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叛逆行为加以制裁。这不禁使人产生一个问题，开展这一思想意识运动的目的何在？这一运动也可能是为采取实际行动作准备的。这难道是为消除阵营内的离心倾向？难道又要对中国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在集团以外进行的温和的、极少的各种活动来一次强烈的谴责吗？    还有一种论点，就是要为新的（共产党）会议和组织形式作思想意识准备工作，就是说，准备要采取行动。通过这一工作，各党，从而也是各国的国家领导人将证实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样就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又回到了——我们相信——过去已经克服掉的、曾有很坏教训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阶段。    【本刊讯】南《人民军报》三月十六日以《众所周知的陈腐观点》为题，刊登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对名曰“国际共运的团结”这一题目，最近苏联和某些其他国家的报刊给予了突出的注意。    众所周知，上面谈到的这种观点并不新鲜。过去每当集团对峙激烈到顶点的时候，以及集团政策被宣布为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最高表现形式时，就特别强调坚持这种观点。不过问题在于，为什么恰恰现在又特别如此强调坚持这种团结一致的主张呢？    一些人认为，这种倾向是由于中美最新关系的发展形成的国际形势对比带来的后果。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下述事实：即在苏联报刊以及在苏联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都尖锐地攻击和谴责中共领导人是“国际共运团结的分裂者”。    另一些人则认为，目前强调各共产党团结在集团周围，是要提出召开新的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倡议的前奏。在这种会议上要制定“世界共运的总路线”。    不管上述两种设想是不是强调坚持团结一致的真正缘由，事实仍然是，这种观点是一种众所周知的陈腐的团结观点，这种观点没有各革命党和革命运动实行独立的余地，也没有真正平等和首先是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负责的余地，更没有实践国际主义的余地。

【本刊讯】瑞士《日内瓦日报》三月十三日发表了雷蒙·西尔瓦的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一毛会晤后，苏联在中欧的态度强硬》，摘要如下：    美国和中国决定彼此接近，无疑并不意味着象尼克松总统所说的那样，世界的面貌将要改变，但是很清楚，在东欧，莫斯科的态度将被迫变得强硬起来。实际上，对国际新形势客观地进行研究，将迫使苏联人为清除任何反对的念头而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苏联首先要阻止中国的宣传渗入各人民民主国家。    中国设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台在一九七一年已大大扩大了。它转播的广播以少见的激烈措辞谴责苏联的霸权欲望。它所谈的都是“苏联殖民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等等，并号召东欧各国团结起来，为反对它们保护者的控制而斗争。    每天进行的这种攻击保持着一种要鼓励各修正主义集团持不信任态度的气氛。这无疑是为什么特别对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意识形态方面重新进行压制的原因之一。不听话的罗马尼亚    莫斯科从未饶恕过齐奥塞斯库去年的北京之行，而在北京，中罗友谊得到赞颂。齐奥塞斯库拒绝无条件地追随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内政方面显得更加不妥协，这特别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保持某种独立的唯一办法。    不久前在这方面又有一个新的证明，这就是他要求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同意罗马尼亚参加享有普遍贸易优惠关税国家的行列。罗马尼亚对莫斯科——它始终反对共同市场——的这个意味深长的行动，是在苏联强烈呼吁要步调一致的时候采取的。苏联的这个呼吁是今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发出的。克里姆林宫的警惕性    自从莫斯科和北京互相指责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以来，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来往实际上己完全断绝了。………    莫斯科虽然强调必须发展共产党国家的团结，但它似乎不可能对其不听话的盟国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苏联由于它渴望在最短期间，如有可能甚至在今年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因而处境尴尬。很显然，苏联竭力要结束冷战。它想一点不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一点迫使它甚至在社会主义营垒内部表现出和解态度。    另外，西欧也使它感到某种不安。十国共同体在二月二十二日诞生这件事，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失败。    苏联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国，但自从导致重新分牌的北京会谈以来，它要表现出警惕性并要谨慎行事。

【本刊讯】据新加坡报纸三月十六日报道：前往印尼作八天访问的马来西亚副总理伊斯梅尔，十五日回到吉隆坡时对记者说，马六甲海峡不是国际水域，马来西亚与印尼已经对此作了最后决定，不过，一切无恶意的航行将不会受阻。    他说，防止马六甲海峡“被恶意使用”的方法和途径是有很多，但目前不能公开，两国政府会采取必要步骤，人们无须担忧这点。    【本刊讯】据新加坡报纸三月十八日报道，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十七日在国会就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和马六甲海峡问题答议员问。    谈到马六甲海峡的问题时，拉贾拉南说：马六甲海峡的问题，不应该被世界强国利用来进行“冷战”，而应该被认为纯粹是属于航行水道的问题。    他说：新加坡不反对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海峡继续保持为自由航行的贸易水道，但是所有的使用者，也都必须遵守所规定的条件，以保证船只能够安全地通行无阻，防止海水的污化等。    他说：对于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海峡的法定地位，不应该被个别或单独加以处理，而应该跟散布于全世界各地，对贸易与通讯都有重大关系的全部一百十四道海峡一起进行考虑。如果在没有跟其他由联合国认为对国际有重要性的海峡达致协议之前，就先予解决马六甲海峡的法定地位，无论如何，时机都未成熟。    他说：对于所有在国际上占重要性的海峡法定地位，应该有一致的协议。以不同于国际协议的办法来个别处理某一个单独的海峡的问题将是危险的。尤其是我们新加坡，更应该注意不要被马六甲海峡或新加坡海峡的问题牵涉而卷入强权国家的“冷战”漩涡中，导致陷身不能自拔，面对更多的难题。    他说：目前世界的局势是，中美已趋向和解，任何集团的“冷战”如果再被挑起，都可能演变成另一出悲剧。如果以一种国际协议以外的办法来解决某一个在国际上占重要性的海峡的法定地位，都有可能演变成不单单是某些国家对海峡的瓜分，甚至于对海洋进行瓜分。在过去，很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冲突跟战争，都是由于对陆地的瓜分，或者对疆界的划定而引起的，时至今日，世界上的广大土地，大多数都已被瓜分妥当，很有可能的，就要对海洋进行瓜分或争夺，如果海洋可以公开的为强权国家选择而宣布某一部份是由他们所保有的这种主张被认为是可行的话，那么，世界上的小国家必将吃亏。    他说：因此，新加坡坚决地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海峡，包括马六甲海峡跟新加坡海峡，都应该慎重地在联合国已订期于明年举行的海洋法会议中基于共同的意见与协议进行解决。    否则，世界上的海洋将成为混乱跟争夺的区域，且导致只有军事强大的国家，控制着其中的绝大部分。

认为苏日鼓吹该海峡「国际化」是为进一步掠夺海底资源；说第三世界只有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对付列强侵略    【本刊讯】新加坡和沙捞越报纸最近就马六甲海峡问题发表社论，现分别摘要如下：    新加坡《星洲日报》三月十七日题为《新加坡与马六甲海峡》的社论说：“不论以领海范围十二里的原则，或以有效维护海峡之安全为原则，海峡的非国际化立场是不容其他国家干涉的。”    “日本和苏联为其本身当前之利益，倡议马六甲海峡之国际化，因为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石油供应需经过海峡运输，将来又要向印度洋扩展势力；苏联却正在加强其印度洋海军活动，需要通过海峡把其海军与太平洋连成一个‘飞去来标’式军事体系。目前这两个国家都还没有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它主张国际化，但是当情势改变时，谁又会担保它不会改变主张把海峡宣布为私有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挥军占领新加坡以及整个马来亚，随后占领印尼，目的就是为控制马六甲海峡，准备继续向西扩张，前车之鉴不能不注意。”    沙捞越《诗华日报》二月十三日题为《马六甲海峡可用二百里领海权》的社论说：苏联和日本之所以要国际化马六甲海峡，只是为进一步掠夺海底资源做张本，并非害怕舰只不能航行。    这事件，说明了第三世界的弱国，只有结成统一战线，联合对付列强的侵略，才是好办法；独善其国的自私是行不通的！    试想，拉丁美洲国家要求领海权二百海里，我们东南亚各国不予声援。现在可轮到我们的马六甲海峡，被苏日放声吞吃了！这岂止苏日，英美法在私底下，也会支持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再下去，地中海，非洲沿海国家，也免不了领海权被列强侵夺的危机的！所以，唯一好办法，是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以至声明和保卫领海权二百海里，使列强无所施其技。

【美联社雅加达三月十七日电】苏联和印尼今天在这里的外交部就马六甲海峡地位问题进行了第一次会晤。    以老资格的外交官列夫·门杰列维奇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十五日晚上飞到这里，同以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查亚迪宁格拉为首的印尼方面举行了三小时会谈。查亚迪宁格拉表示，印尼象马来西亚一样，坚决认为马六甲海峡不是国际水道，所以“不能国际化”。    苏联巡回大使门杰列维奇会后板着脸，不肯对报界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国际问题，包括马六甲海峡问题。”    据悉，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仍主张国际法承认三里领海，并且申明它提出的这个海峡应当国际化的要求是符合国际法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声称其领海为十二里。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是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之间的二十四里，因而正好在两国领海范围里。    消息灵通人士说，这次会谈在“原则问题”上陷入僵局。    这些人士不肯详谈。他们还说，这次会晤是为明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的海洋法会议做准备。    一个有关的发展是，交通部长塞达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尼已经建议，二十万吨以上的巨型油轮取道龙目海峡（巴厘和龙目岛之间）和望加锡海峡（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岛之间）。    塞达说，“采取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实行，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巨型油轮由于污染而危害海峡的航运和安全。”    塞达说，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久将成立一个协调的管理组织以管理马六甲海峡。    据悉，日本——它拥有大约三十五艘巨型油轮    ——如果不得不绕过马六甲海峡：每年将损失大约十二万五千美元。    这里的外交观察家们说，苏联对马六甲海峡的兴趣主要是战略方面的，日本的兴趣主要是经济的。

【共同社东京三月十七日电】题：外相在马六甲海峡问题上主张自由航行    在十七日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曾 祢益（民社党）提出最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个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限制外国船舶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动向，询问了政府的想法。对此，福田外相回答说：“该海峡正朝着封锁的方向发展，对我国来说，不能不表示严重关切。日本主张按该海峡自由航行的办法处理。”这番话表明了我国坚决主张该海峡实行自由航行的方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八日在《马六甲海峡问题真相》的标题下，译载了路透社记者十七日发自新加坡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关于马六甲海峡的地位问题，一场重要的国际争议正在酝酿着。马六甲海峡沟通着印度洋和太平洋。    自从去年底即已开始的幕后活动到了上星期日突然引起注意。上星期日新华社指责苏联同日本串谋，使该海峡“国际化”，并指出这是扩张与侵略的前奏。    这条水道两边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国家，曾先后重申它们的立场。第一次两国共同发表声明是在去年十一月，声明说，马六甲与新加坡海峡不是国际水道。两国都说该海峡构成一条内陆水道，并说海峡的使用，对于几个邻近的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有着重大的关系。    但是这个主权的问题对于日本也很重要。日本所需的石油，百分之九十是从中东经过马六甲海峡运到日本的。同时，日本的其他贸易在极大的比例上，也要经过该海峡。    整个问题，看来是由于日本要求疏浚海峡的淤泥引起的。马来西亚同印尼都拒绝疏浚要求，但是在国际海运的压力下，两国同新加坡同意设立一个为航行安全的联合委员会。    印尼和马来西亚曾分别宣布十二里的领海权，这就有效地支持它们对该海峡主权的要求。该海峡宽度在最狭窄的地方还不到二十四里。如是，双方同意以中央线标志为分界线。    两国保证“无害航行的原则”，根据这原则，两国有权制止任何运兵或装备前往作战的船只通过。    由于担心到船运事故引起灾难性的污染，海岸国家可能要求较大的轮船，特别是超级油轮改道。到了本月十五日，印尼宣布要使龙目海峡和加里曼丹与苏拉威西之间的望加锡海峡作为二十万吨以上的轮船的国际通道。    跟着第二天，马来西亚副总理伊斯梅尔访问印尼回来，并对记者说，马来西亚“有实施管制马六甲海峡的各项办法”。他拒绝透露任何内容，但是他又说：“‘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    作为世界最大的商船队之一的经营者，苏联在该海峡的前途上，显然有商业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在这里的人士看来，对于莫斯科来说，马六甲海峡的最大的重要性还是作为海军的通道。参与苏联在印度洋集结的舰只，往返海参崴主要基地，几乎全部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的。美国有着同样的利害关系，就是第七舰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通过海峡频繁调动。

【法新社金边三月二十日电】柬埔寨国家电台今天广播了首席部长兼外长山玉成的新政府的成员名单，但是强调这个名单不是“完全正式的”名单，最后可能会有更动。    下面是这个新政府的职位和任职人员的名单：    负责总理事务的国务部长（及总统特别助理）：毛赛（新入政府）；国防部长：副总司令沙索沙康将军（接替施里玛达将军）；内政（旅游）部长：塔巴纳宁将军（在前政府中也担任此职）；财政部长：伊推（新入政府）；计划（外援）部长：蒲烈恰（前计划总局长）；总动员部长：恩德拉模（新设的部）；卫生部长：符洪（新任部长，接替苏萨达）；农业部长：索松（在前届傀儡政府中也任此职——本刊注）；司法部长：严森波（前国民议会议长，接替邓灿）；教育部长：塔家（接替班索蒂）；公共工程（交通、住房、运输）部长：戚旦林（在前傀儡政府中任公共工程和乡村建设部长——本刊注）；贸易部长：康根将军（朗诺元帅的私人医生，接替马来钦）；新闻部长：隆波烈（在前政府中也担任此职）；工业部长：巧索康（在前届政府中也担任此职）；负责社会行动的劳工部长：周森额（在前届政府中也任此职）；负责金边市的部长：温贤（新设的部）。    【法新社金边三月十九日电】柬埔寨总统朗诺选定前右派反对党领导人山玉成为总理一事已在这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论。在这里，山玉成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且有些人认为他同西贡政权关系过于密切。    他一直是在南越过流亡生活，在西哈努克亲王两年前被推翻后，他继续同西贡政府保持密切关系，这一事实看来很可能使他在金边的一些政界人士当中不得人心。    有几年功夫，山玉成在西贡的同意下为驻在南越的特种部队——美国的“机动突击部队”招募柬埔寨士兵。由于这件事，加上他在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推翻西哈努克行动中没有起任何作用，所以这里一些军界人物对他是不信任的。    他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已引起了说这是“美国的手法”的揩责。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四日刊载约翰·谢伟思发自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第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全文如下：    一个美国人在离开中国二十六年之后又回到那里去看看，情况真是大不相同了。他是在共产党人接管中国之前就离开的，因此他所记得的只是旧中国的情况。    那个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如此。那里有军阀、国家四分五裂、内战、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严重的通货膨胀、赤贫、天灾、残酷无情地进行剥削的统治者。    由于我就是回到中国去的那个美国人，读者大概会了解我有另外一些见解。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八年，包括我的青年时代在内。我个人作为美国外交部门的一个官员同美国的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政策有过一定的关系。我这次访问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进行的，至少部分是由于我在战争年代（一九四一——四五年）在重庆和延安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相识而有友好关系。我的背景情况就谈这些。    我的妻子和我从九月下旬到十一月初的六个半星期里，在中国境内作了约六千五百英里的旅行——东南西北都去了。我们去访问的一个重要地区——西部的四川省（我的出生地）——长期来是“禁止”外国客人“入内”的。事实上，凡是我要求去参观访问的地方，他们都让我去了。    我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多半是乘飞机。但是，幸亏，喷气机时代还未来到中国。飞机是在白天低空飞行，而且往往只是在好天气的时候才飞行。大地的形状，人的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成果清晰可见。更好的是，我们乘小汽车在农村里周游了一千英里（我在那里打破了礼仪，先占了司机旁边的位置）。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逛了大街、商店、公园、剧院和饭馆。我在城里或农村里都是徒步走的——往往没有向导或警卫人员陪同。我的汉语，虽然荒疏了，但是还听得懂，至少还能说一些；我还有阅读能力。    先谈谈有形的变化是最容易的。在农村里，人民的无法估量的辛勤劳动改变了大地的面貌。精心地平整土地、控制凤蚀、排水、开垦，使田地免于荒废，并夺得了新田地。各个公社重新安排了田地，使它们成为更大、产量更高的农田。从飞机上可以看到公社社员在村子附近的一小块一小块匀整的自留地。    在大部分地区，曾经占着宝贵的可耕地的坟墓迁走了。这一点使我作了思想准备，当我终于到达重庆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父亲和姐姐埋葬的那个小小的外国人公墓不见了。祭祖的风俗也没有了，外国人的那种特殊的优惠地位也没有了。    到处是灌溉工程、水坝、水库、引水渠和运河    ——大大小小、有的已完工、有的还在建造。他们作了大规模的植树努力——并不完全成功。但是在每一条公路、运河和铁路两旁都是细心培植的树，往往有好几行。在光秃秃的、树木稀少的北方，现在也是一片绿色。    我不论到何处，都看到有电话线和输电线。许多公社有它们自己的发电厂。电力带来了成千的灌溉水泵。    在大城市里，新修了许多绿树成荫的宽敞的街道（一群群忙碌的妇女把它们扫得干干净净）；有好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政府大厦；商店没有过去的那种色彩缤纷的招牌和广告（政治口号除外）而显得单调。    在广阔的新的郊区，整整齐齐的大工厂林立（不少工厂的烟囱在冒烟），还有发电厂、炼油厂和成排成排的工人宿舍。    那里没有被遗弃的人，也没有乞丐，没有衣衫褴褛的人，也没有忍饥挨饿或营养不良的迹象。这是真实的，虽然是令人惊讶的。相反，在象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街头市场上，大白菜和其他蔬菜在地上堆积如山，如果卖不出去，就放在那里，晚上没有人偷。到处水果也非常充足。    当我童年在成都的时候，稻谷每年在九月份收一次。我在十月月中重游成都时，我感到惊讶的是，收割还未开始。回答是：富饶的成都平原这个大产粮区改种双季稻了。每季的收成都要比过去的一次多。只是在过年过节才吃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已看不到旧上海那种穿着华丽旗袍的上层妇女和女招待。但是人民现在都穿得相当好，而且很整洁。虽然有的人写了文章谈到那个“‘蓝蚁”之国，但是现在中国人的衣服的色彩比以前多了。中国人很喜欢用绸缎做被面，但是成都附近的一个锦缎厂承认，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精致的传统的花样不织了。在北京（并不是在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友谊商店”里），我的妻子买了一条剪裁漂亮的、做得很合适的混纺裤子。她现在很遗憾只买了一条。    在一个公社的合作商店里（在西安附近的一个农村里）有“卫生纸”卖，同西方的标准比较很粗糙，但是（象自行车一样），过去农民是买不起的。

【本刊讯】香港《商报》三月十八日刊登一则题为《日右派勾结蒋记亲日派内幕》的东京航讯，全文如下：    佐藤政府近日大力鼓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充分暴露其对台野心。在佐藤胞兄、前侵华甲级大战犯岸信介受右派头子幕后指挥下，日本右派策划“台湾独立”的活动，和同蒋记亲日派首领的拉拢勾结，都在加紧进行。    其中令人注目的，是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关东广播公司总经理远山景久，和约十个声名狼藉的右派评论家，本月四日在东京开会，成立所谓“支持台湾独立协会”，公然鼓吹“台湾独立”。    在过去一年中经常到台湾活动、同岸信介有密切关系的右派头领?G川良一，对“协会”的成立，尤其热心。据日本报纸透露，他除了幕后指挥、策划之外，还为此花了不少钱，这包括出面提供经费等等。    在“支持台湾独立协会”成立之前，东京早已存在由另一批右派分子主持的所谓“声援台湾独立协会”。    据日本报纸透露，在岸信介之流策划下，这两个集团今后将要“密切配合”。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正加紧活动，同蒋记中的亲日分子勾结。据此间报刊透露，蒋记著名亲日分子何应钦，今年一月份曾派他的秘书汪武秘密来东京，同?G川等密斟，至二月份才离去。    今年二月底，在美总统尼克松访北京之际，日本著名右翼分子、日本垄断资本头子、前“经团连”会长石坂泰三，又特地跑到台北打气。当他到达的时候，蒋记三个著名亲日派头子张群（蒋记“总统府”秘书长），何应钦（蒋记“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日蒋“文经协会”会长），谷正纲（日蒋“合作策进会议”蒋方会长）等，都齐到机场欢迎。对于石板的到来，“非常感动”，誉之为“风雨故人来”。台报刊出的张群、何应钦、谷正纲同石坂的合照，不啻是日本右翼分子同蒋记亲日分子勾结的一次大展览。据透露，张群和谷正纲下月将再赴日本活动。    在过去一年，到台湾活动的日本右翼分子也大为增加了。    据日本一些报刊统计，去年共有三十个日本右办团体一百零六人到过台湾活动。今年来，这个趋势还在上升。    在此一背景下，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本月十一日到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进行挑衅，大喊“台湾不是中国人的”、“台湾独立、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等口号，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

【法新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记者：迪萨布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中苏边界谈判苏联代表团团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在离开三个多月后今天乘飞机回到这里。    北京机场没有举行特别的欢迎仪式。在机场迎接伊利切夫的中国官员只有负责亚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    韩先生和伊利切夫握手时微笑地说：“你度了一个很长的假。现在有工作要做。”    韩先生到机场欢迎似乎表明，他可能暂时代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领导中国代表团。乔冠华在率领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去纽约时退出了会谈。    【路透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伊利切夫比预定日期迟到一天。没有说明迟到的原因。    【路透社北京三月十九日电】俄国人士今天说，同中国就边界争端举行会谈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将于明天到达北京。    上述人士说，预计陷于僵持局面的会谈将在伊利切夫到达后不久恢复。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十三日电】（不供发表）《华盛顿邮报》刊登从纽约州普林斯顿发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文章，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美国公众今天对共产党中国人的印象比他们在六十年代中期要好得多。    为了调查公众对共产党中国人的印象如何，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公众舆论办公室主任、已故的坎特里尔提出的一种民意测验办法。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要求参加民意测验的人从二十三个好的和不好的形容词一览表中挑选他们认为是最适合形容共产党中国人的形容词。    在一九六六年举行最后一次民意测验时，常被挑中的词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叛”。但是，今天“努力工作”、“聪明”、“富于艺术才能”、“进步的”和“讲求实效的”等词超过了被用来形容中国人的任何否定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