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二月十四日电】题：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得到跟美国同苏联的贸易同样的待遇    白宫二月十四日宣布，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在出口管制条例方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跟大多数东欧国家同一个名单上。    一位白宫发言人说，向中国出口不再需要特别许可手续的一些项目中包括机车、建筑设备、许多工业化学品、内燃机和辗压机。    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说，出口管制条例的变动是美国为了改善同北京的联系而采取的又一步骤，他表示希望中国人能够“加以领会”。    白宫声明全文如下：    在对副部长委员会关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的报告进行充分研究以后，总统今天宣布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入商品受控制的名单的国家之列。这一决定的效果将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一般的许可可以得到东欧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根据一般的许可可以得到的一切商品。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属于另一类国家。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取消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用美国技术资料制造的外国产品的控制，除了上述那三国以外，其取消程度同对东欧国家出口这种产品的控制一样。    此外，总统已决定改变仍在实行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资产管制条例。他已下令取消这一规定：在参加统筹委员会——管制同共产党国家战略物资贸易国际统筹委员会——国家内的美国控制的公司除了得到东道国的许可证以外，还要得到财政部的许可证才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战略物资。他还指示取消另一条规定，即在国外的美国控制的公司要先得到财政部的许可才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外国技术。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十四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把同中国的贸易提高到美国同苏联及大多数东欧国家的贸易的同样的水平上。    放宽同中国的贸易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去年六月十日宣布的）是在尼克松总统为一星期之久的中国之行作最后准备的时刻宣布的。    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说，美国“希望，（中国领导人）将欢迎在打开更多的贸易渠道方面的这一向前跨进的又一步骤”。    尼克松的决定使中国在同美国的贸易方面得到了同苏联及其大多数东欧盟国的同样的待遇，但是北京远没有得到非共产党国家以及波兰和南斯拉夫得到的最惠国待遇。    在六月份，尼克松取消了对中国的贸易的实际上的禁运。那个命令使得可以自由向苏联出口的货物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货物自由向中国出口。    总统的命令不影响自六月份以来可以不加限制地向美国出口的中国货物。    向中国以及向苏联和其他大多数共产党国家的出口将继续没有资格得到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资助，而它对向非共产党国家出口的许多商品是进行资助的。    尼克松说，没有同中国进行导致放宽贸易的谈判。齐格勒说，这一步骤同尼克松之行并无直接关系；虽然在时间上看起来十分靠近，以致不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十四日电】齐格勒说，总统认为这个改变是“符合美国的总利益的，对我们的安全没有损害”。    他说，现在允许根据一项一般的许可——而不是根据特殊的许可    ——出口的新项目并不属于战略物资范围之内。    齐格勒追述了尼克松去年六月采取的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限制的步骤。    他说：“通过这一新的步骤，把贸易的大门敞得更大了。”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二月八日刊登了特派记者秋冈七日从北京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北京人士观测，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时必须对越南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表明决心》，摘要如下：    在此间观察家中间，从最近《人民日报》所表现出来的支援越南和反对美帝调子的激烈程度来判断，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警惕的看法，即美国总统尼克松除非以相当大的“决心”去对待访华，否则就可能难以成功。    对尼克松总统来说，他必须明确提出从越南撤军的期限，撤回对阮文绍总统的支持，对政治解决不进行干涉。如果尼克松总统同意这样做，那么，巴黎会谈就肯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中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的对立也将消除。此外，如果尼克松总统同意这样做，那么，虽有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但由于美国放弃越南化政策是同放弃老挝化政策和高棉化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恢复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和平的可能性将会增强。    与此相比，台湾问题是更直接的问题。如果尼克松总统（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认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三）撤除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一切美军和军事设施，废除美台条约，那么中美恢复邦交就是可能的。如果不能一举前进到这一地步，那么，尼克松总统肯定会被要求表明导致这一地步的政策的长期展望，从而提出从台湾撤退的具体步骤。    是否能使“人民交流”发展为“政府间交流”取决于尼克松总统对越南及台湾问题作出什么样的“决断”。此间观察家中许多人认为，从即将访华的尼克松总统最近的发言和《人民日报》的论调来看，双方的对立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能对中美和解抱有乐观的期望。

【本刊讯】美国《堡垒》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期刊载戴维·霍罗威茨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详细摘要如下：    对于《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说来，这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七月十二日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他原以为此行或者能打开新的活动领域并在报道上赢得几分，可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人告诉他，亨利·基辛格刚才离开北京，很快就要公布尼克松明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了。    亨利·基辛格，这位熟练地指导尼克松的对华新外交的人物，过去曾是同总统争夺共和党控制权的死对头——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是带着美国“友谊”的好消息的一位奇怪的“好朋友”。这种“友谊”是经过了二十年冷酷无情的美中敌对后，由尼克松总统端出来的。而尼克松本人则是最不象会拿出这样礼物的一位总统。因为这个人，正象赖斯顿的《纽约时报》所说的，二十年前“曾经领导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政治吵嚷，要求把中国共产党人从‘爱好和平国家’的集体中开除出去”，在麦卡锡清洗时代，又曾以能欺压那些中国通而得名。当时这些中国通要求与革命政府取得谅解的主张，并没有超过现在基辛格的秘密使命之所求。    政策表现上的这种意外的对照和带有讽刺意味的转折决不是一种巧合。它们的不一致本身就显示了在尼克松对大陆新态度的背后有着一种更深刻的连贯性。尽管出现了一些策略性的突变，甚至出现未能预料的转折，可是很少有其他领域象对华问题那样在重要方面一直保持着政策和人员的稳定性。尼克松的新姿态，看来几乎象是带有冲动性，并且被人很敏锐地把它同一九七二年大选这一类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但是事实上，它不过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决定美国对中国态度的人们中间的两党一致的战略计划主张。《纽约时报》自己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尼克松在一九六六年已懂得：“除非紧紧掌握中国的现实，任何美国未来的亚洲政策都不能取得成功”。留给白宫的四分卫（编者注：在橄榄球赛中的球员）的唯一任务乃是选择最适当的政治时机：“当美国国内总统的民意测验下降到新的低点，围绕着他的越南政策辩论的旋涡又重新掀起，北越人又施加压力，要求迅速而彻底地达成一项协议，要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底前滚出西贡，于是尼克松先生终于来了一个远距离传递”。中国和美利坚帝国    自从十九世纪末，大陆边界关闭以来，在美国人自己设想的美国世界任务中，中国就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历史学家引证国务卿海约翰一些著名的外交备忘录中有关警告西欧列强不要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不要损害对它的广大市场实行自由进入的原则的一些话，把美国后来的全球扩张称作是想当一个“门户开放帝国”。伍德罗·威尔逊对这些备忘录所作的评价，可能是最坦率的。他指出，这些备忘录“并不是给中国的权益开放门户，而是给美国的货物开放门户”    。    对中国和世界发起救世主式的救济，不但在概念上而且在其创始人上也都自成一体。这种自成一体的最重要标志，过去和现在都反映在“洛克菲勒”这一名字上。这个名字不但同早期的传教士队伍和各种慈善性的援助计划（例如北京那个给詹姆斯·赖斯顿切除阑尾的、已改变性质的医科大学）相联系，而且同政治、教育和商业也分不开。    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连同它的姊妹金融机构“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就代表了美国在华的最大商业利益。本世纪初，中国每年进口一亿加仑的煤油，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煤油是从这个有名的托辣斯买进的。作为海外商业大王的洛克菲勒很懂得同美国使馆紧密合作的重要。这位石油大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之一。我们的大使、公使和领事曾帮助我们在世界最远的地方开辟新的市场”。在制订下半个世纪和以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这种合伙关系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主宰一切的力量。中国革命前的美国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一个世界大国，同时它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国际扩张主义者的态度。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那些已经主宰世界信贷的美国企业界的全球扩张主义者，就开始建立了象外交委员会这样的计划机构，和太平洋学会这样的研究组织，以便有朝一日由美国主宰世界的和平。自从太平洋学会于一九二五年在檀香山举行的一次基督教青年会大会上创建起，直到二十五年后麦卡锡主义把这个组织毁掉为止，太平洋学会一直是一个有组织的研究远东事务的中心。美国战略服务处（情报机构）负责亚洲事务的主要官员实际上全部是太平洋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最初的开办费和后来经费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的，因此太平洋学会的理事长当然也就让洛克菲勒所委托的人担任。在太平洋学会的其他重要理事（以及亚洲学术机构的一些监护人）中还包括有杜勒斯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者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人阿瑟·迪安，美孚石油公司的副经理Ｃ·Ｂ·马歇尔以及“纽约第一花旗银行”的董事长威廉·布雷迪。（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在战争起伏的年代里，除了商人和太平洋学会的旅行考察者以外，在中国还密密麻麻地布满基督教传教士、公共卫生专家、医生和农学家。在一个象中国这样技术落后而又贫穷的国家中，这伙有教养的美国人形成了一个重要核心，它的“技术”顾问分布在国民政府从上到下的各个部门里。甚至蒋介石的土地改革首席顾问也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    在中国动乱的三十年代中，这些分布各地的美国人曾经想用“渐进的代替办法”来取消共产党人的革命。他们通过各种公共卫生、教育和农业改良计划来努力实现这点。太平洋学会的主要筹款人，青年会、基督教的差会、私人办的中国机构以及中国的各种难民救济机关的重要捐款人，都是小约翰·洛克菲勒。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的父亲就开始在中国进行“文化”投资，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付革命    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卷入也升了级。战前在文化和教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到了战略服务处和国务院工作，以协助国务院阻止中国被日本帝国吞并，同时使中国亲西方的方针不致被共产党人的革命所威胁。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个过程更为加快：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华盛顿给予蒋介石战争库存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位委员长所得到的数字的两倍以上。    就在共产党的军队向国民党陪都重庆进发，蒋介石的军队不使用从美国购进的武器而举手投降的时候，国务卿艾奇逊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委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委员会来审查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三位对华政策顾问反映了当时美国院外援华实力派的构成。委员之一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雷蒙德·福斯迪克。另一位是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杰塞普不久就成为麦卡锡攻击的主要对象，同时他虽然不是那么正式，但却是代表了另一个美国国际扩张主义强大势力的公共基金组织：摩根银行和投资公司。杰塞普是伊莱休·鲁特的手下人（后者本人就充当了摩根和迦内基公司的法律代理人并做过一任国务卿），他也是太平洋学会的重要人物（正象艾奇逊委员会的第三个委员埃·凯斯一样）。    两个月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的时候，这三个人连同美国对华机构的一些其他代表都被召集到国务院，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美国对新政府政策的秘密圆桌会议。参加这个小组会议的人，包括太平洋学会的著名中国通、这个学会的几位企业界董事、“国际传教士协会”的头子以及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第三。    这次会议提出的指导原则中有两个原则在美国对待一切革命政权的初期阶段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对中国问题上唯一不同寻常之处，只在于时间拖得过长。第一个策略措施就是遏制和孤立新政权，用不承认来促使其垮台。这一点已由洛克菲勒先生提出。他说道，“我对美国的对华贸易的反映是应当给它以限制。我认为遏制共产主义（原文如此——作者）的最快办法，是让它在中国人民眼中失掉信用。我认为如果经济走向恶化，就会引起人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如果在中国能出现一个新的领导，那么这种反对就很有重要意义。而我的确感到有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是极其要紧的事。”    把有五亿人口的穷国从世界经济中割裂开，使它生活得更悲惨，由此逼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拼凑一个听命于美国利益的领导。这种做法从宣传方面看来当然是有缺陷的。洛克菲勒还说道：“我估计削减贸易将被共产党人利用来进行宣传。他们会说我们中断贸易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成为饿殍。但是我认为不论我们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要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的。而如果我们通过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广泛地进行贸易，的确使那里的情况得到改善，共产党人也决不会说我们的好话的”。这哪里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慈善家的口吻！    圆桌会议上强调的另一个主题是东南亚民族革命力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重要性。现在是我国最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也出席了会议。当时他指出：“亚洲的反共战线不是一条划得很好的线。那是用我们的观点搞的一项主观主义设计……用它反苏会更好一些……”。一年之前，费正清曾在太平洋学会的一个刊物上正确地指出：“二十年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由中国人掌握。”但是不久，国务院，特别是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就拼命地叫嚷苏联控制了中国。他说：“北平政权可以说是俄国的殖民政府——一个规模较大的斯拉夫人的满洲国。这不是中国政府。它还没有经受过第一个考验。它不是中国人的……”。    迪安·腊斯克本人是涉及美国对华政策前后经历的一个重要中心人物，同时他也是这一政策的一个设计人，他和他的指导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当时是共和党制定两党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一道，主持了以后二十年大部分时间中对中国的遏制。只是在一九六八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班子接管时才靠边站了。麦卡锡主义和对华政策    正如以上所述，孤立中国，对这个政权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崩溃的政策，这是美国对付胜利后的革命政权的惯常手法。华盛顿经过了十六年，到一九三三年承认了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一九五○年春，国内和国际上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对华政策订得甚至更加严厉，以致超过了通常的（或有实效的）遏制时限，并使很大一部分美国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又转向北京。    从国际方面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了对台湾这个岛屿的官方态度。被打垮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是撤退到这个岛上的。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杜鲁门总统保证，“不干预现状”，而且也不“采取一种可能卷入中国内战的政策”。但是当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发生战争时，杜鲁门在一种直到今天还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把第七舰队放在台湾海峡，这样就直接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并给今天同中国大陆建立新关系设置了最棘手的障碍。    除掉这些国际事件的干扰以外，一九五○年春出现了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政治上的大出风头。他指责共产党人渗透到国务院，结果“丧失”了中国。这种指责使他立刻变得臭名远扬。麦卡锡攻击的特点，在当时监视着对华政策的上层阶级守护人中肯定也是有的。这种特点之一是它带有民粹党的色彩。麦卡锡是从异教徒（譬如信奉天主教的肯尼迪家族）、工人和小业主那里取得对他的支持的。他的政治实力则是依靠着共和党内代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企业界的“孤立主义分子”一派。另一方面，他的攻击对象：迪安·艾奇逊，乔治·马歇尔，菲利普·杰塞普和查尔斯·波伦全是美国名人录上有声望的人物和象外交委员会之类组织的创始委员。不管麦卡锡还搞了什么名堂，他当时给现代帝国的这些精于世故的政客在制订一项以后二十年灵活而有效的对华政策方面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至少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是这样。    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胜利，使朝鲜战争得到解决。而杜鲁门要解决这场战争在政治上是办不到的。但对华政策当时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阿尔杰·希斯的朋友迪安·艾奇逊，在中国问题上曾受到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分子的中伤。他的后任约翰    ·福斯特·杜勒斯则没有受攻击。就是这个杜勒斯在以后的七年中执行了对亚洲的强硬政策。但是杜勒斯并不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共同一致的立场。早在一九五四年四月，这伙人在对华政策上的策略分歧，就在《外交季刊》这份外交委员会的著名出版物的一篇文章中突出地反映出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阿瑟·迪安。他作为杜勒斯的特使，刚刚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    迪安在他的文章里要求承认中国，并要求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上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杜勒斯仍然坚持以前的战略：孤立共产党政府并促使其垮台。这样，台湾海峡的对峙就继续下去，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还爆发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在这后一年中，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政策备忘录，宣布：“总有一天，（共产党人在中国的统治）要消逝”，而“不给北平以外交承认，（美国）就可以设法加快这种消逝”。    总之，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采用扼杀初生的革命政权的传统办法究竟有多大实效，在杜勒斯和迪安之间，有着战略主张的根本分歧。对遏制政策的重新考虑    麦卡锡的迸发症使民主党人把杜勒斯对亚洲的僵硬而充满危险的对峙政策，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提出来，是十分困难的（人们还记得在一九六○年的辩论中尼克松怎样把肯尼迪的微弱的尝试硬说成是“对共产主义的软弱”）。但是，这场迸发症并不能阻挡必需改变政策这样一种真知灼见的逐步形成。当适应中国在亚洲实力的现实时刻到来的时候，新政策的轮廓就应当是大家已经一致同意的意见。这样一个改变，当然需要一个不曾受过麦卡锡分子中伤的人物来实现，例如象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人。    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必然是外交委员会这个组织。它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迦内基基金会于一九二一年创立的。自那时以来，它就是为那些企业组织的国际扩张主义者服务的一个常设的干部会议和战略计划机构。由企业界和外交界的名流，包括象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鲁特、休斯、史汀生、麦克洛伊、洛维特、杜勒斯、李普曼、史蒂文森、邦迪和基辛格这类显赫人物所组成的这个委员会，过去几十年中在制订美国的长期政策目标方面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一九五八年，这个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共产党中国“研究小组”，对美国政策中的各种战略主张进行了广泛的检查。这个小组除了其他人以外，还包括迦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约瑟夫·约翰逊和迪安·腊斯克），前国务院的若干计划人员，联合参谋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以及阿瑟·迪安。这个小组的著作（《共产党中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与迪安以前受到杜勒斯非难的那个结论相呼应：“很少有东西支持国务院所抱的这样一个信念：不承认政策能够大大有助于“加快北京政权的消逝”。这本书建议用遏制而不孤立的“两个中国”战略来代替以前的做法。    一九六二年，福特基金又拨出经费，组织了更加野心勃勃的外交委员会研究小组（它准备用三年研究时间，写出十一卷研究著作）。领导这个小组的是中央情报局退职的前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以前负责过中央情报局印度支那地区的工作人员兼中央情报局亚洲基金组织的主席罗伯特·布卢姆。这次，通过布卢姆的摘要本所提出来的建议更加明确。建议写道：“如果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裂缝仍然象过去那么宽，那么美国在亚洲的目标以及这个地区的稳定就都无法取得成功……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政府并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只要以下这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之间的行动是互惠的并有希望产生有益的成果。”    尼克松突然认为美国的政策需要“紧紧抓住中国的现实”。这件事恰好发生在，正象《纽约时报》所说，外交委员会的研究会刚刚闭幕并发表了它的意见的时候。这可能决不是巧合。同样也并非巧合的是，正当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时，林登·约翰逊却发表了他的有名的“和解性”演说，责备中国的领导人应为中国的孤立负责，但同时强调“只要大陆中国的七亿人口受到孤立，亚洲就不会有持久和平”。    这种一致的论调，是为了在改变对华政策时，不受到强烈攻击，从而获得好评。而这种共同意见的出现，如果没有七年前对中国问题进行细致的广泛的意见征询和酝酿，那就不可理解了。（未完待续）

二十三岁的谢利·惠勒的生活，一直是在“美国之梦”的阴暗面。    这个南方磨坊工人的第八个孩子，十三个月时母亲死去，她的酒鬼父亲抛弃了她。她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亲友抚养下长大的。到十六岁时，她无依无靠。两年后，    ——她说，由于被两个青年强奸——她当了母亲。    现在，谢利·惠勒在佛罗里达州因为人工流产了她不想要的另一个胎儿而被判罪。    惠勒小姐本周在同访问者谈话时说：“我现在是一个被判决了的重罪人，因为我决定不把我所无力抚养的另一个小孩带到这个世界。我害怕堕胎，但我更怕再有一个小孩。”    惠勒小姐在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上诉。在今年七月，根据一八六六年佛罗里达州抄袭的前此四十多年纽约州制定的堕胎法条款，经过两天审讯以后，判决她为杀人犯。对她的控诉是：她帮助结束了一个在子宫活动的胎儿的生命。惠勒小姐不否认她堕胎，但她争辩说，那时胎儿不到五个月，她从未感到胎动。她在十月被判缓刑两年。    惠勒小姐同本地印刷厂装订工人罗伯特·惠勒同居。虽然她用了他的姓，但他们没有结婚。她说，即使她愿意，她也不能够同惠勒先生结婚，因为在法律上她还是一个南卡罗来纳州人的妻子，她在十八岁时同这个人相处了一个短时期，生了一个儿子，现在由亲戚们抚养。    惠勒小姐被判有罪，立即使她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妇女中成为英雄烈士式的人物。她们把她看成一个古代堕胎法的牺牲品    。    惠勒在因堕胎罪被捕前，是做低薪工作，当过缝纫机工人和假发商店的职员。    惠勒小姐说，由于害怕进监狱而使她生了溃疡病。还说：“我的生活实在不幸。我不想把一个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再遭受同样的不幸。”她说，她自己的出生导致了她母亲的早死，对此，她一直怀有犯罪之感。（原载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

【美联社西贡二月十四日电】越共单方面宣布的春节停火已于十四日在南越全境开始。但是，美国无视这次停火，命令接连第六天进行猛烈的空袭。这次空袭的次数超过了五百大关。    越共宣布，在春节期间将实行九十六小时的停火。盟国宣布，它们的二十四小时停火在十四日西贡时间下午六时开始，它们声称共产党人想利用较长时间的休战来从北越向南越渗透军队和补给。    提供消息的人说，在盟国停火期间，美国轰炸机将不袭击南越的目标，改而袭击共产党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线。停火不适用于老挝和柬埔寨。    【法新社西贡二月十四日电】美军在南越境内的大规模轰炸今天继续进行，没有减少，同时越共的四天春节停火开始了。    美国航空母舰“奇地霍克号”（即“小鹰号”）今天离开加利福尼亚驶往东京湾，去同越南海面的美国第七舰队的另外三艘航空母舰会合。四艘美国航空母舰同驻该海面，这将是第一次。    【法新社西贡二月十四日电】在春节前夕，美国今天加紧大规模轰炸在南越境内的游击队目标，创造了最高纪录。    Ｂ—５２轰炸机在到今天中午为止的二十四小时中，出动了总共二十七次，轰炸了这个国家的西部高地和最北部的游击队隐蔽处。其他飞机出动了一百七十六架次，袭击高地的北越人集结待运地区和渗透线路。    南越的由螺旋桨推进的空中袭击者式飞机和喷气式飞机出动了一百二十一架次。地面行动也增加了，西贡司令部说全国各地发生了三十一次袭击和炮击。    【美联社美国的“星座号”上二月十三日电】虽然其他美军正在撤退，但是“星座号”的喷气机驾驶员预料将长时间呆在那里。    “星座号”星期四来到了沿岸海面，从而使海军的空中打击力量增加了一半。现在在站上有三艘航空母舰，比去年的平均数多一倍。它们的战斗轰炸机仍然轰炸胡志明小道，但现在它们还袭击南越的西部边界沿线的补给和军队的集中地。

【本刊讯】巴黎二月十三日消息：“争取印支人民和平与独立世界大会”今天在凡尔赛闭幕。大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和一个“呼吁书”。    【合众国际社巴黎二月十三日电】美国反战运动组织关于今年春天举行和平反抗行动和示威，从而使尼克松总统的印度支那政策遭到失败的计划，今天得到国际上的赞同。    争取印度支那和平与独立的七十五国世界大会保证在世界范围举行示威来支持美国的这一运动。    一千二百名代表起立欢呼，欢迎通过反尼克松运动的计划，这些代表拒绝尼克松总统最近的和平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一个阴谋，从而结束了在这里附近的凡尔赛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美国代表团宣布了掀起一次全国范围的运动的计划，它将从四月一日开始，并且以越来越激烈的程度在美国领土上继续进行整整六周。    然而，这次大会暴露了支持印度支那革命者的这个左翼国际运动的分裂。这次大会是由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运动发起的。会议组织者说，共产党中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这次大会，因为这次大会在很大程度上由苏联集团的代表团控制。    与会者在今天晚些时候，参加了法国左翼党派和工会组织的通过巴黎东部的抗议游行，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边。    【美联社法国凡尔赛二月十三日电】国际反战大会（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会议）今天一致支持越南共产党人提出的结束越南战争的建议，并且指出美国的和平计划是“伪善的和骗人的”。    【法新社巴黎二月十三日电】不计其数的巴黎人（据一些组织者的初步估计，有好几万人，据警方估计是七千五百人），星期天从共和国广场到巴士底广场举行了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对印度支那人民声援。

【中东社喀土穆二月十三日电】尼迈里总统今天接受阿巴斯少将辞去他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等一切职务。    同时，尼迈里总统决定改组苏丹内阁。    尼迈里总统今天上午通过恩图曼电台宣布的一项声明说，在导致损失了一些“我们亲爱的同事”的苏丹七月流产政变及其悲惨的后果之后，阿巴斯少将鉴于他当时感到的沉痛的悲哀曾要求解除他的职务，但是，总统因为赞赏他对他的祖国的忠诚和他对革命作出的贡献，要求他留任，他同意留任。    声明进一步说，在总统选举之后和在组阁之前，阿巴斯少将再次要求辞职，但是，尼迈里总统要求他继续留任，他也同意了。    声明又说，过去几天里，阿巴斯少将又提出他的要求，这次他的辞职被接受了。    【中东社喀土穆二月十三日电】据恩图曼电台今天广播的一项声明说，尼迈里总统决定亲自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    尼迈里总统决定改组内阁，他任命阿布·卡西姆·哈希姆为计划部长，马赫迪·穆斯塔法·哈迪为总统府国务部长，阿布·贝克尔·奥斯曼为总统府秘书长，班塔·阿明为教育部副部长。    【德新社开罗二月十三日电】在开罗的观察家今天说，国防部长阿巴斯的辞职可能导致喀土穆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击败反尼迈里政变的是阿巴斯，他下令驻在苏伊士运河的二千名苏丹精锐部队开回喀土穆，镇压这次政变。    阿巴斯被认为是最激烈反共的苏丹军官之一。    政治观察家说，他的辞职可能为尼迈里和苏联领导人之间达成“和解”以及苏联恢复对苏丹的援助铺平道路。    在七月的未遂政变前，苏丹军队几乎全部是用苏联武器装备的。在政变被粉碎后，好几百名苏联顾问不得不停止工作。    阿拉伯的外交人士认为，阿巴斯可能反对同苏联人和解，而要恢复军援，首先必须实现和解。

这些特权阶级人物除了享受政府种种优待之外，印度中央政府每年还给他们一笔津贴，叫做“私囊”，津贴的数目有的多至一年两百六十万卢比。每年印度国库开支这批津贴，为数约六千万卢比。    现在印度在形式上废除了“大君”和“王子”，但社会的本质并没有起着根本的改变。苛税猛于虎    印度政府对人民的敲诈抽剥，多如牛毛。    《印度快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说，一个每月工资三百一十卢比的工人，每月要拿三分之一以上去缴纳各种捐税。    不少邦的农民，除了缴纳地税外，还要纳灌溉税、土壤改良税、发展税、土地附加税、村社税、货物入境税、买卖税、挖水槽税、通行税等等；加上各种地方捐税，如教育捐、修路捐等；还有地主各种各样的非法勒索，如北方省“柴明达”地主控制地区内，就有饲牛捐（供饲料给地主养牛）、购车捐（献款给地主买车）、购象捐（献款给地主买象）等闻所未闻的榨取以及各种节日向地主的贺礼。    印度国大党政府除了苛捐杂税之外，还通过发行巨额公债，竭泽而渔。据印度官方透露，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印度内债为二百三十亿卢比（每七点五○卢比折合一美元）；而到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度，总数已达一千零二十四亿多卢比。按照印度全国人口平均算，每人要负担二百卢比之多。    印度新年度（一九七○至七一年）财政预算，大幅度增税。除增税二十八亿卢比外，还将增发公债一百多亿卢比。天文数字的债台    印度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所欠的外债，即使到下一世纪也还不清。前印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德赛曾表示，如果不借新债，至快也要到二○一七年才有可能还清债务。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到一九六九年二月底，印度政府所欠外债总数共达九百七十二亿多卢比。    美国拨给海外的“援助”，每七美元款项中，就有一美元是给印度的。    苏联对印度的“经援”，总数逾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全部集中在印度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的重工业部门。    印度政府债台高筑，它所欠国内外债务，合计已超过二千亿卢比。    印度《政治家报》透露，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四年度）期间，印度必须偿还的外债超过二十七亿三千四百万美元。    印度政府欠债越来越多，借新债，还旧债，新债加旧债，利上增利，根本无法还清。印度政府的财政部长招认：“印度每年要偿还外债的利息高达十六亿一千万卢比之多，政府实在还不起，只希望拖延日子。”这显然是大大缩小了数字，据印度报纸透露，每年单是支付外债的利息，就达四、五十亿卢比之多。著名的“饥饿的国家”    印度长期以来粮食远远不能自给。如果按最低水平计算，印度每年至少也需要粮食一亿吨至一亿一千万吨。但是印度的粮食产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以产量较高的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这一年度为例，也不过七千八百四十万吨，就是这一年度，仍然缺粮二千万吨。    在一些大城市粮食配给量年年下降。有一些地区最初规定每个成年人每天可得十二盎司粮食，不久定量减为十盎司，后又减为六盎司（约合三点四二市两）。一九七一年许多邦的大米配给量只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盎司（约合零点二九或零点四三市两）。    印度报纸承认，印度五亿多人口中，有三亿人吃不饱。日本记者到印度采访后报道，印度有一亿人每天只能吃一餐饭。有八千万人两天才能吃一餐饭。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每年都饿死几百万人。据法新社发表的调查材料，印度每年饿死的人平均达到一千万。    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印度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粮食。每年输入外国粮食主要是高价的美国粮，价值七、八亿美元，但也无济于事。    印度人民的寿命很短，平均的寿命只有二十六岁。    印度自从被英国统治之后，一八六六年至一九○○年，三十五年间，发生大饥饿五十七次。据联合国的农业和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六六年这一年印度大饥荒，“一千二百万人象苍蝇一样成群地饿死。”印度粮食部公布的材料，也作出了同样的估计。    印度报纸不得不承认，一九六九年，印度十六个邦中，至少有十二个邦发生粮荒，其中九个邦灾情特别严重。灾情遍及九万五千个村庄，灾民达五千五百万人。五千万失业大军    印度失业人数直线上升。据印度官方公布，一九五六年，失业人数为五百三十万；一九六一年，失业人数增加到七百五十万；到一九六六年，失业人数又增加到九百万。一九六七年八月，印度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万；到一九六八年，失业人数上升为一千三百万；到一九六九年，失业人数再上升到一千八百万，半失业人数也有三千万。    一九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总统吉里承认，印度的失业人数高达五千万，占全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贫穷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共同构成城市失业人口的主要部分。失业的知识分子寻求职业，简直比登天还难。加尔各答市政当局为所属各小学招聘四、五十名教员，前往申请的竟达五千人之多。逾亿农户没有一寸土地    占印度农业人口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地主和富农，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占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贫雇农、中农，则只占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在农村中，有一亿以上的农户是没有一寸土地的雇农。    在西孟加拉邦穆尔谕达巴德县的农村人口中，雇农约占百分之四十，贫农和下中农占百分之三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大地主各拥有五千加比到一万加比土地（一加比相当于两市亩），有些大地主甚至拥有大约四万加比土地。这些大地主把土地出租给二地主或富农，农民受着两层或三层的剥削。（续完）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十二日发表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的社论，摘要如下：    美国尼克松总统的一九七二年外交政策咨文，对于我们而言，最可重视的，乃是他在其中有关中国部分很详尽、很明确的说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千言万语，归纳起来，尼克松把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政策，指述了如下三点：    第一、“将致力于改进美国与共匪间的关系”，尼克松“北平之行本身并非是一目的，而是一项过程的展开。”    第二、“对中华民国，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外交关系，并信守我们的协防义务。”    第三、“台湾与中国大陆间的最后关系，不是美国所能决定的事，这个问题由双方和平解决，将可大为减低远东的紧张情势。不过我们并不促请任何一方采取任何特别的途径。”    这三点所构成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我们必须不忌讳、也必须正视的“现实”。如果我们能够以面对现实的态度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我们又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政策，是两个中国的政策。第二、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美国对匪是采取姑息主义与妥协政策的。    站在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我们除了对尼克松咨文中所明确表示对我中华民国的外交支持与对中美共同防御协定的承诺感到欣慰外，我们自然是绝对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的对华政策的；自然是绝对反对美国姑息妥协的；自然是更加绝对的不放弃我们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与既定国策的。    今后对美政策的重心何在。我们应该更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做到两点：其一是要使美国能够根本的、彻底的觉悟，其对匪政策所依据的原则假设，犯了前提上的错误。从而，能够逐渐的扭转其姑息妥协作法。    其次是要使美国能够完完全全的体会到，美国的两个中国也好，非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也好，都不可能使我们在反共复国的国策上作任何的退让。美国不能在这方面存有丝毫的幻想！

【法新社巴黎二月十三日电】在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之前，作家、“中国通”安德烈·马尔罗应尼克松总统的请求，于今天乘飞机去华盛顿向尼克松汇报情况。    这位法国前文化部长在上飞机之前对记者们说，尼克松总统的邀请，“使他感到意外，也使他感到光荣”。    同样，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美国总统在去中国之前，要谈谈有关毛主席的情况，由于能向他谈谈毛主席个性的人并不很多，所以他要求我去基本上是很自然的事。”    采取主动行动、提问题是尼克松的事，对此，他将设法“尽我所能”进行回答。    他说，尼克松总统曾表示，他去北京不是去谈判的，而是为将来可能达成协议扫清道路的。    马尔罗将由他的秘书科林·德维尔莫兰夫人陪同前往，预定于十六日返回这里。    这位作家访问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远东之行期间，第二次是在一九六五年，当时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最著名的小说《人类的命运》是以二十年代末期使中国四分五裂的内乱为背景的。

【本刊讯】华盛顿《明星晚报》二月十三日刊载记者安德鲁·博罗维茨发自巴黎的一篇报道，标题是《马尔罗对美国和中国的看法》，报道说：    由于对总统的尊敬，马尔罗在他启程前往华盛顿之前拒绝向记者发表任何谈话，而只是让记者们去读他最近的一系列谈话。在绝大多数谈话中，他在继续批评他所谓的“美国缺乏对外政策”的同时，对中国倍加赞扬。    尼克松第一次同马尔罗会见是在一九六二年。人们经常把马尔罗说成是法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马尔罗作为前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员曾于二十年代在广州帮助组织罢工，是他给中国带来两次流血的革命，他最后一次访问北京是在一九六五年。看来马尔罗深信，现在中国的问题不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了。在这方面，尼克松应当“超出他一心关注选举问题之上，正视现实。”    尽管马尔罗在许多方面同情美国，但是他明确地认为美国“缺乏对使命的认识”，“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对外政策”。    应该如何认真地看待马尔罗的忠告和他的政治经验呢？    在法国，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尔罗在一个赞赏他的流畅的散文和博学的国家中为自己取得了一个特别的地位。    作为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革命家、冒险家、抵抗英雄而最后作为内阁部长，马尔罗的经历中有着许多激动人心的大事，它们经常使一些比较讲究实际的人感到吃惊。例如去年秋天，当印巴危机发展到流血的顶点时，马尔罗建议为孟加拉国——“确实是最崇高的事业之一”——而战斗。    十年前，他作为文化部长，当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反叛的法籍将军要入侵的威胁时，他曾试图组织一个穷人志愿兵团来保卫巴黎。

【法新社北京二月十四日电】（记者：迪萨布隆）为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进行准备的最后一批美国官员（共十八人，主要是技术人员）今天到达这里。    这样一来，已经到达这里来为总统的旅行作安排的美国人的总数已超过一百人。    他们是乘一架中国的伊柳辛——十八式民航班机从上海飞到北京的，马上就被用绿色的“上海牌”小轿车送到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饭店。那个饭店里已经住了大约六十名电讯技术人员和白宫官员，他们是二月一日到的。    在北京的民用机场上，以前可以看到的红底白字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    象惯常的做法一样，中国官员们很有礼貌地不让驻北京的记者靠近这些来客去打听消息。    但是，记者们能够听出这些新到的人的美国腔。尽管天空晴朗，他们之中有些人戴着帽子，穿着又大又重的中国蓝大衣。    他们用中国话对前去欢迎的官员们说“你好”，并且谈起他们从上海来这里一路都很好。    预期到达中国的下一批美国人将是八十七名记者。他们预定在下星期日到达，比尼克松总统早到一天。在北京看不出什么为这次访问作了任何引人注目的准备工作的迹象。人群聚集在摆满了过春节用的食品的商店里。

【美联社纽约二月十二日电】美国副总统阿格纽驳斥了关于他不赞成尼克松决定访问共产党中国的消息。阿格纽说：“实际情况是，我非常赞成总统访问中国。”    阿格纽说，他反对的是据他说在宣布访问后全国出现的盲目乐观情绪。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科学使消防人员的效力提高一倍》，全文如下：    生物化学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一种“滑溜水”，把消防人员能用来灭火的水量增加一倍多。    为提高纽约市防火部门效率而在从事研究的兰德研究所官员，今天在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种化工品能使水以更大的流速和压力通过长水管喷出去。    布卢姆报道，这种“滑溜水”在纽约市的火警中试验了十四个月。    这种“滑溜水”便宜、使用方便而且能解决经常使消防人员感到苦恼的问题，即：如何使用轻便和易掌握的水管得到大量的水而又没有减低水压带来的阻力呢？    “这种材料”是聚氧化乙烯，一种叫做聚合体的长链状有机分子。它通过一支长水管增加水流量达百分之七十，使水柱能达到的距离增加一倍。    一个消防人员使用一支轻便易握的一点五英寸水管可以喷出他以前使用的巨大、握手把的二点五英寸水管能喷出的水量。    布卢姆说，知道聚氧化乙烯已经二十五年了，但直到两年前才被看成为一个实验上的奇迹。    他说，纽约市民的试验是它在灭火方面的第一次应用，但在西方正在用来推动水通过灌溉系统。    纽约市消防部门目前正在装配一百多台应用“滑溜水”的唧泵，在几年内，它的水泵将全部改装好。布卢姆说，在水泵上加装上机械加注机，能在从取水管进到唧泵时把少量的这种化工品——一种储存在塑料袋内的粉状物品——注入水中。    联合碳化钙公司正以“快水”这个商品名称在市场上出售的这种“滑溜水”是装在十加仑的容器里，每加仑售价为三美元。一容器的快水足以改变一万加仑水。

【本刊讯】德新社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鲁维沙芬的一家世界著名的化工品制造公司经过了多年的研究，终于发明了一种防火防热的材料。    这种物质是以片状出现的。其厚度只有一点八毫米，主要制造原料是液状钠矽酸盐、玻璃纤维和一层铁丝网，当烧到摄氏一百五十度时，钠矽酸盐就会自动发出水泡，而且水泡越来越大，增大十倍之多。这么一来，水泡成了一层保护及抗热幕。不但不会着火而且也不透热。    为了证实他们新发明是可靠，而且的确好用，这家公司最近举行了一项实验。在一片空地上建了一间屋子，当然板屋子的四周是加上了新发明的物质的。在屋子里，有三个人在玩纸牌，外边故意纵火，火光熊熊，黑烟滚滚，可是在屋子里面玩牌的几个人却是若无其事，继续玩他们的牌，同时还请了摄影记者来拍照为证。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救生屋”的设计》，摘要如下：    东京的青年建筑家们正在计划制造一种经得起地震的“救生屋”。从也能经得起核战争的意义上说，它可谓是现代防空洞的蓝图。    据最近完成的设计图案来看，这个救生屋是一个卵式球形胶囊与蜂房结构相配合的房屋。它以钢铁、铝、石棉为材料，能把外界的热完全隔断。救生屋的大小正好和八个塌塌米（面积为１·６×０    ·９平方米——本刊注）的房间相同，里边也有些设备，当然可以移动。球形的胶囊里安装着自力水平装置，即使把救生屋颠倒过来也还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在救生屋里有内客厅和寝室。据说，里边能够贮藏氧气和水，在发生灾害的时候，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七个人可以在里边生活一周。    设想救生屋的由来是这样的，即使遇到强烈的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人们也能够避难。就是危险继续存在时，也能一直住下去。所以，据说是最积极地预防强地震等灾害的措施。    人们平均每天将近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自己的家里。所以，假如有一个包括寝室和内客厅这样房子似的坚固的救生屋，那么，就是象关东的强级的灾害地震大概也没有关系了。据说，以后他们想把工作场所和公共设施完全变成救生屋，还想把电车和汽车也变成救生屋。    球形救生屋的根本原理，借鉴于鸡蛋。相当于“外壳”的部分用钢铁制造；能经得起震动、高温、水浸的防护层相当于“蛋白”，用耐高温玻璃、石棉等制造；人在相当于“蛋黄”的部分里生活。造价约五百万日元。

【本刊讯】日本《科学新闻》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激光和植物》，全文如下：    在我国，人们很懂得赤霉素是促进植物生长的物质。相反：还知道利用放射线照射控制发芽的方法贮藏马铃薯。可是，加拿大安大略州的圭尔夫大学正在实验用激光照射的方法促进种子发芽。    大豆、萝卜、苜蓿、黄瓜等种子，用激光照射后播种，七天后发芽出土，而没有照射的这些植物的种子需九天后发芽出土。据说，还进行了另外的实验：一种植物的种子没有经激光照射时需二十六天发芽，而照射后十六天就发芽了。使用的是红宝石激光。据进行这种实验的科学家们说，如果这种激光处理能够实用的话，当然将会提高作物的产量，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植物的生长速度将会增快，因而也将会减少植物在一定生长阶段上的虫害。果能如此，激光将在意外的地方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