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巴黎二月十日电】参加越南问题和谈会议的共产党代表今天指责尼克松正加强海军和空军力量，在越南“计划进行新的军事冒险”。    参加和谈第一百四十四次会议的北越和越共官员猛烈抨击华盛顿和西贡传出的下述消息：美国航空母舰“星座号”正开进东京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Ｂ—５２的数量正在增加。    北越代表阮明伟在提到尼克松星期三的世情咨文时说，“这表明尼克松在谈论和平的同时正在准备新的军事冒险”。    阮明伟代替了首席代表春水，据说，春水的身体不适。    越共代表阮文进重复了阮明伟的指责。阮文进还夸耀了越共一周前对他们的和平计划所作的澄清。    越共要求南越总统阮文绍立即辞职，并说，美国必须确定从南越完全撤走它的军队的日期。    【美联社巴黎二月十日电】美国对出席今天巴黎和谈会议的共产党代表们说，美国在它能够对定于本周末在凡尔赛举行的反战会议所引起的气氛作出估计之前，将不商定举行下次会议的日期。    美国大使波特指的是预定在明天、后天和大后天举行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平和独立世界大会”。    【法新社巴黎二月十日电】北越和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今天谴责美国中断在这里举行的越南和平会谈。    南越临时革命政府代表阮文进在今天会议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要对其决定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河内代表团的发言人阮成黎说，美国的态度意味着，北越和华盛顿之间进行任何新的私下接触“都不会产生很多成果”。

【路透社西贡二月十日电】一位美国海军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昨天中断了在香港度假的美国航空母舰“星座号”，今天已驶抵东京湾，同在该地区的其他航空母舰汇合。    载着七十五架飞机——其中大约五十架战斗轰炸机——的“星座号”的到达，使得美国空中打击能力在预计北越和越共将在今后几周中发动攻势的情况下得到了加强。    “星座号”加入了驻在南中国海的“汉科克号”和“珊瑚海号”两艘航空母舰的行列。    三艘美国航空母舰同时在这个海湾里投入作战，这至少是一年来的头一次。    如果把驻在南越北部的岘港的美国巨大的空军基地上的美国空军的三个战术战斗轰炸机中队计算在内，那么目前在该地区的美国战斗轰炸机的总数，稍稍超过两百架。    这个数目比在去年十二月末尾对北越南部进行历时五天的轰炸机时的空军力量约多五十架。    【美联社西贡二月十日电】美国第七舰队航空母舰“星座号”在今天黎明时驶抵东京湾。舰上飞机立即开始在老挝上空采取空中行动。    同时还有推测说，ＲＡ５Ｇ“警戒式”侦察喷气机正从“星座号”上起飞在北越上空执行任务。    【路透社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二月九日电】这里的战略空军司令部今天说，大约三十架Ｂ—５２轰炸机正在越过太平洋向西飞行，前往支持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空中力量。    这支增援力量是飞往西太平洋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这些人士还说，关岛的大约十二架Ｂ—５２飞机本周调到泰国的乌塔保空军基地，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进行袭击的重型轰炸机大多数是从那里起飞的。    在华盛顿，国防部发言人弗里德海姆证实，美国在东南亚的空中力量也以其他方式得到了加强。    他说，有两艘航空母舰呆在北越附近海面的“扬基站”，最近一些年那里通常有一艘航空母舰。    第三艘航空母舰“小鹰号”据说正在准备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驶往印度支那水域。    弗里德海姆不愿证实派了日—５２飞机，也不愿证实“小鹰号”正在准备驶往印度支那水域。    但是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我们拥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人。这必须是空中力量    ——或者是空军，或者是海军的以海上为基地的力量。”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人士说，在泰国的Ｂ—５２飞机现在超过五十架。在美国卷入越南的局面达到高潮时，这些飞机的数量比这更多，但是过去几年减少了。    几年以前，空军停止了派以关岛为基地的Ｂ—５２飞机进行轰炸的做法。    这些人士说，还将增派支援人员到关岛去，并且派一批加油飞机一道去。    【路透社西贡二月十日电】由于美国又把一些Ｂ—５２飞机调出国，现在在泰国和关岛的这种大型轰炸机的总数已增加到约八十架，这是几年前的最高数字。    【美联社西贡二月十日电】美国为了对付共军司令部采取的军事行动猛增这一情况，今天在整个南越进行的空袭增加了十倍。这是一年中出动的数量最多的美国飞机机群。    进行这些空袭——涉及这里的或在中途的总共将近二百架增援飞机——是为了显示实力和警告北越：一旦河内发动全面攻势，美国将予以狠狠地报复。    美军司令部说，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轰炸机在南越进行了八十四次战斗袭击，其中有八十次是在中部沿海的平定省和中部高原的波来古和昆嵩两省。除了在南越进行四十二次袭击之外，第七舰队的三艘航空母舰派出几十架军用飞机到老挝上空，并派一些侦察机到北越上空，以测定补给品集结的地方。

【本刊讯】苏《红星报》二月九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后贝加尔军区某炮兵连夜间举行军事演习的约六寸大小的照片。画面是：一门门大炮向着同一个方向齐射，阵地一片浓烟。每门大炮的旁边都有四、五名炮兵紧张操作。    图片解说词说：“某炮兵连突然接到命令，迅速向战地挺进。黑夜，炮兵避开‘敌人’的地面和空中监视，进入指定地区。他们熟练而又协调的行动。炮准备发射。在规定的时间内，齐发的炮声打破了寒夜的寂静。”

【共同社东京二月十日电】题：《尼克松访华和美国的现实——放弃敌视，走向由大国保障稳定，准备周到的改善美中关系》    特派记者森华盛顿十日电：尼克松总统一涉及到对华政策，就特别小心。这是去年六月《纽约时报》揭露国防部秘密报告以后不久的事情。据说，尼克松总统对访问白宫的人披露说：“现在担心的是基辛格助理和周总理的秘密会谈计划是否会变成泡影。”    以后，由于撇开盟国而宣布访华决定激怒了日本，在印巴战争中偏袒巴基斯坦而触怒了印度。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优先对中国关照的结果。而且在去年年底举行一系列首脑会谈时，推开苦苦哀求的国府而不召它来会谈，在美苏战略武器谈判中也把它的进展推迟到访华以后去，等等，专为北京而大伤脑筋。    在历代的美国政府中，为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如此周到地进行准备，细心地给予注意的政府恐怕是没有的。对华政策是尼克松总统亲自打头阵，全神贯注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这样说也决非言过其实。    尼克松总统所接收的美国是在越南遭到失败、决心不再作“世界警察”的美国。尼克松总统既然被迫背着从越南撤退的包袱粉墨登场，那么，可以说他就不得不结束“杜勒斯式的遏制中国的政策”。于是，尼克松总统在六九年七月在关岛发表了“尼克松主义”。这种尼克松主义在当时并不是太清楚的，但现在可以认为，它一开始就促使美中关系的改善前进了。    这是因为，一方面遵守对外的诺言，另一方面削减在亚洲的美军兵力，依靠各国的自卫力量。这种尼克松主义如果不以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是不存在的这一事实为前提是不合逻辑的。    在美军兵力被削减，美国舆论极端讨厌对外介入的状态下，杜勒斯时代以中国进行武装侵略为前提而作出的条约上的诺言，现实地加以履行当然是不可能的。恐怕可以说，在尼克松主义出世的时候，尼克松政权就不再以把同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作为外交战略的前提，而设想了改善美中关系的方向。    这意味着尼克松主义所许诺的要加以遵守的“条约上的诺言”，实际也被当作只是形式的东西了。翻过来说，把冷战时代的“诺言”变成只是形式的东西，这乃是当前改善对中国关系的前提。    在改善美中关系时成为问题的美台条约实际上也是正在变成那样一种徒具形式的“诺言”之一。    美国国务院说，根据美台条约美军没有驻扎在台湾的义务，而基辛格助理更前进了一步，说：“台湾问题最好是由北京政府和台湾之间解决。”“台湾是内政问题。”如果改善美中关系有所进展，那么，美台条约就更加成为徒具形式的了，而且这种把诺言变成徒具形式的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可以说，尼克松主义是结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冷战结构这个过程中的方法，但是尼克松总统又进一步提出了长期的政策，即主张把中国拉出来建立五极和平结构。这就是美国、苏联、中国，再加上欧洲和日本形成势力的均衡。    这是由大国实行的一种固定现状的做法，把这种做法适用于印度支那，就变成印度支那中立化和由大国实行国际保障。    美国也关心朝鲜半岛的和平，希望南北朝鲜和平共处。    不过，这同时也具有另外一种意义，那就是在美国的主导权下，以美中和解为轴心牵制苏联和日本。基辛格助理是公认的具有反苏倾向，并且是持有认为中苏对立现在没有消除的希望这样一种看法的人。    但是，基辛格助理对日本今后的行动持有强烈的警惕心，显然他认为中国的言行比日本更可信任。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当局人士的评价也是相当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在基辛格助理的设想中，接近中国和对日警惕心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政府当局人士虽然说接近中国并不是对抗日本的措施，但也承认从对日本将来的行动有某些不安的心情来看，也有着接近中国以“保持平衡”的意义。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美中首脑之间有着共同的东西。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九日电】尼克松总统二月九日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关于苏联的部分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核时代开始以来，世界对大决战的担心和对确立稳定的和平所抱的希望都是以美苏之间的关系为转移的。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候，两国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应付这种可怖的可能性而不是为了实现这个更大的希望而制定的。    但是，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为一种不停顿的和危险的竞争所支配，并且由于在对待关系的缓和方面，偶而，但又总是短暂地表现出犹豫不决这种毫无成效的态度而变得更不祥，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真正利益都不需要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伟大人民的交往施加的限制，都无助于两国中任何一国的需要。    改变美苏关系，使共同探求稳定的和平与安全成为美苏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动力，这一向是本政府的目的。如稳定的世界和平的最终前景要求中国和美国之间和解的话，世界稳定的眼前和长期希望两者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和苏联之间有较适当的互利关系。    这种想象并非空想。它已经由于战后世界出现的两极僵硬状况的结束而有可能实现。这种想象由于苏联人民抱有争取福利的意愿而保持下去，如果他们的政府能够削减在同我们进行国际竞争方面投入的大量资源的话，他们就会有这些福利。    所以，在本政府当政的三年中，我们已经努力同苏联建立较积极的关系。    反常的是，这要求我们把没有准备的无成效的最高级会议之类的立即可以达到但却是微薄的“成就”诱惑置之一旁。建设性的对苏关系，只由相互声称有良好的意图或相互保证有诚意，是建立不起来的。    使美国和苏联对立的分歧是现实的和严重的。这些分歧是两国安全和福利的中心问题。因此，光靠纯粹的气氛是不可能解决这些分歧的。它们所需要的倒是就引起我们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特殊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    要达成这些协议，只能靠两国慎重地、不辞辛苦地作出努力。彼此都需要克制，承认和容许对方的合法利益，并现实地进行谈判以迁就互相冲突的观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力求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那也是我们三年来以各种办法向苏联领导人转达的信息的主旨。我们希望，已取得的成就将是我们和苏联之间关系转变的起点。    实现这种转变的第一个要求是，我们清楚了解我们的分歧的根源。这些分歧是深刻的，它们不是出自暂时的原因，也不是出自于个性，或某些历史性的不测事件。这些分歧的根子在于我们两国发展的不同的道路。从我们的民族特性和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不同态度中产生的种种倾向使这些分歧加剧了：    ——美国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状况是不正常的，极想看到尽快消除这种状况。我们倾向于认为，诚意是消除紧张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而我们这一方面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认为，如果紧张关系继续存在，那就证明我们的对手对我是怀着无法和解的敌意的。由于在对待同苏联的关系上采取这种态度，所以我们在关系缓和的时期抱过份的、无根据的乐观情绪，而在关系紧张时期则不加批判地同意那种认为敌意是不可避免的和无限的看法。    ——苏联倾向于把外界的紧张局势视为各种社会制度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苏联的外交准备把国际紧张局势视为正常现象而予以接受，而且往往把同美国的谈判视为一种激烈竞争的形式，从这种竞争中只有一方可能得到好处。过去，这种态度常常使苏联人情不自禁地把我们的关系的偶而改善视为一个获得策略上的狭隘利益的昙花一现的机会。这种态度使苏联人认为，出现介乎其间的敌对时间是不可避免的，产生敌意的原因是无法解决的。    ——这两种态度反映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的经验。这两种态度二十年来所起的作用是，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无法得到改善。    当然，的确有一些我们有分歧的但深深关注的事情。一个和解过程的开始就是认清这种事情是什么：    ——我们是意识形态上的敌手，今后仍将如此。    ——我们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者，我们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对于对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取得的进展漠然置之。    ——我们各自站在一批国家的前列，我们珍视同这些国家的联系，并且不准备因改善苏美关系而牺牲同它们的关系。    ——我们各自拥有可怕的核力量，建立这种力量是为了对付对方力量中孕育着的威胁。    ——我们都实行全球政策。如果不小心，就可能在我们的关系中造成的新的紧张局面和冲突地区。    ——我们两国人民对将近半个世纪的尖锐敌对状态都有切肤的感受。这一历史事实是朝改善关系作出努力的决定因素。    本政府对苏联的本质一直是，着眼于我们之间关系的实质而不是我们之间关系的气候变换，正视使我们产生分歧的严重问题。这就要求与苏联一起细致而冷静地研究那些看来有可能解决的具体问题，并且研究两国对这些问题和对我们之间关系全面做法必须采取的总的态度，假如真要取得进展的话。    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影响苏联利益的变化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变化，加强了我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决心。苏联的政策中存在着暧昧不清的倾向；同一个因素既可能使苏联采取更为敌视的态度，也可能提出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美国政策的任务在于承认这种暧昧不清的状况是长期存在的，同时采取行动来加强更为积极的倾向。    ——共产党世界内部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并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单一的共产党实体的破裂，缓和了反对同美国打交道的某些意识形态上的禁令，并迫使苏联重新估计它在安全方面所关心的事情。这表明苏联可能谋求缓和同美国及其大西洋盟国的紧张关系。    ——苏联建立了一支堪与我们的核力量媲美的核力量。苏联战略计划规模之宏大以及他们的愈来愈快的步子既展现了以前所不存在的机会，也展现了以前所不存在的危险。    ——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发展，使得它有可能不断地扩大苏联在中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势力。然而，随着苏联扩大它的影响，它也承担了责任。只要苏联能运用它的影响来发挥制约的作用，苏联和美国就能按照平行不悖的方针行事。    ——苏联已建立了一个完全工业化了的经济。这一经济的继续增长使得有可能推行一项大规模的军备计划，并且日益为居民的需要服务。另一方面，为满足苏联人民对消费者利益的日益增长的期望，就要争取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工业强国建立较为正常的关系。    我们一直设法鼓励苏联政策中那种表示愿意通过演变过程寻求改变的趋势。因此，在本届政府开始执政的时候，我就公开指出过，我们的目标是从对峙转为谈判，而为了推行这种政策，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要受四项原则的支配：    ——我们将根据苏联在我们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上的行动来判断苏联的政策。    ——我们的目的是在有分歧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的进展，而不是在美苏关系的气氛上取得表面的改变。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我曾提出，柏林、战略军备限制、中东和越南问题是应当取得进展的几个方面。    ——我们不会提先决条件。我们对每个问题都将按其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    ——广泛的和彼此共有的自我克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企图比对方占重大优势，那都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旨在改变力量对比的反措施。    一九六九年，做出了一个开端。关于柏林问题和关于限制战略军备问题的谈判开始了。对中东局势进行了讨论。然而，当进展毕竟到来的时候，它却是来得缓慢的。苏联政策中的那种互相冲突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人谋求欧洲局势的和缓，但却没有缓和对美国的敌对态度。    一九七○年，紧张气氛再次开始加剧。中东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八月份取得的不稳定的停火几乎被扼杀在摇篮中。原因是苏联和埃及轻率地和挑衅性地在苏伊士运河一带加强导弹力量。苏联支持叙利亚发动进攻，而且在短时期内对美国的一位好朋友约旦的生存造成了威胁。看来苏联人企图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如果这样做，就会破坏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那次谅解，而且还可能会对和平构成威胁。限制武器会谈在取得初步进展以后陷入了僵局。就柏林问题举行的会谈停顿了下来。    到一九七○年秋天，我们似乎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或许是持久的、但肯定是没有成果的和危险的紧张时期。苏联似乎并不象我们那样对改善关系感兴趣，也没有迹象表明它决心实行为建立这种关系所必不可少的自我克制。    与此同时，还有别的一些趋势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关系明显的恶化，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更富有个人色彩的和更直接接触可能是及时的、有成果的。他们也许有自己的原因作重新考虑。中东和加勒比海的危机再次着重说明了加剧我们之间的竞争的危险性。新近在东欧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这可能使苏联人重新希望在欧洲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苏联党代表大会的临近保证了苏联领导人将会重新审查他们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带来的前景。他们对于带来更大希望的一些办法可能感到兴趣。    我们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感到有义务向苏联领导人转达我的如下信念：改善关系的有明显的可能，不这样作就会使关系急剧恶化，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有危险的而且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希望。    我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邀请葛罗米柯外长到了华盛顿，我们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苏美关系的总的前景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状况。    第二天，我去到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那篇讲话主要是对苏联领导人说：“除非我们美国和苏联表明既愿意又能够把我们的关系放在同人类的愿望相适应的基础上，否则战争与和平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走老路，进行传统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角逐，但那要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大家都要打输，谁也不会打赢。否则我们可以走一条新路。（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我要求苏联的领导人同我们一起走这条新路……”    此后不久，我主动提出直接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秘密的、最后能取得成效的交谈。    在所有这些主动行动中，我强调需要取得具体进展，我还指出柏林会谈和限制武器会谈是成功地协调我们利益的理想的手段。两个谈判都陷于僵局。两个谈判都需要采取大胆的主动行动。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到了不是谈判代表的能力所能解决的那种发生基本冲突的程度。苏联希望致力于一项单独限制反弹道导弹的初步协议。我们认为，这样狭窄的一种解决将引起打破战略力量均势的危险，并可能鼓励进一步发展进攻性武器。只有通过最高一级的领导的会谈、只有通过达成一项考虑到双方立场反映出来的利害关系的协议，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我同一些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对和解形成了一种共同兴趣，双方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一致同意，在这些会谈中，第一个优先处理的问题将是防御系统问题，但是这项协议的最后缔结将与缔结一项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协议同时举行。    在同一时期，在商得我们盟国的同意下，我同意了为柏林会谈制订的一个比较紧凑的计划，这个计划事先已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讨论过。这些谈判也陷于停顿。双方都不会放弃他们遵守了二十年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原则。然而，双方都准备达成一项协议，然而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苏联人承认，如果没有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批准西德—苏联条约将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消除作为引起冲突和紧张局势的长期根源的柏林问题。所以，我们一致同意撇开法律和政治问题，谋求就西德同西柏林的联系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和得到澄清。    在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些迹象表明苏联方面有互惠精神。勃列日涅夫书记一九七一年三月份在苏联党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苏联领导人实际上已经公开接受了我在联合国演说中提出的关于苏美关系新道路的建议。这种印象在多次私下交换意见中得到了证实。最重要的是，它已反映在一九七一年在许多问题上取得的具体进展上：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我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僵局已被打破。会谈已恢复了活力和希望。    ——八月，联合王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大使达成了一项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九月三日，这些国家的政府批准并签署了这项协议。这项协议保证，从西德进入柏林西部各区的通道畅通无阻，西柏林人可以象其他任何人一样，去东柏林和东德旅行。    ——九月，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裁军会谈中同意了一项禁止试制、生产或拥有生物武器和毒性武器的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被提交到联合国并在十二月份被通过了。    ——九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了两项新协议。第一项协议将通过使用卫星通讯设备而提高苏美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直接联系——“热线”——的可靠性。第二项协议涉及交换某些情报，以减少发生意外的核战争的危险。    ——十一月，我国商务部长访问了苏联，同苏联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的讨论，以期使我们两国的经济关系正常化。他受到了明显的热诚的接待。他同柯西金总理的讨论打开了扩大我们自己同苏联之间的互利的经济联系的广阔前景。    除这些大的事情外，还就另一些措施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这些措施无论就其多种多样来说，还是就其给彼此都带来好处的可能来说都是引人注目的：    ——一月，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代表和苏联科学院的代表讨论了在空间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在这以前，去年十月已达成了一项研究将使苏联的宇宙飞船可以同我们自己的飞船一起停靠的措施的协议。    ——五月，我们同意美国公司参加在卡马河上兴建的一项巨大的苏联制造工程。这将导致美国出售大量商品。    ——五月，美国的军医局局长和苏联的军医局局长讨论了建立一个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每年将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在研究癌症和心脏病方面进行合作。    ——十月，一个美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讨论了减少我们的海军和苏联的海军在海上发生事件的可能性的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谅解，会谈将继续进行下去以便达成一项正式的和广泛的协议来减少发生危险的但不是有意的对峙事件的可能性。    ——十一月，我们同苏联同意讨论修改我们的海军条例以便双方的船只使用对方的港口设施。最高级会晤    到一九七一年秋天的时候，不容置疑，无论是在广泛的国际问题上还是在我们同苏联的双边关系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样就创造了条件，说明我自己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一次会晤是恰当的。已经取得的进展带来了这样的希望：这样一次会晤可能会取得成功，导致新的进展。它保证了一次最高级会议不会是在气氛方面的一件没有意义的、自欺欺人的事情。    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宣布：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在过去一年经过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一旦在低级谈判中取得充分的进展，他们进行一次会晤将是相宜的。    “鉴于最近在涉及两国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双方商定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下半月在莫斯科进行这样一次会晤。    “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将研究一切重大问题，以便进一步改进他们的双边关系，并增进世界和平的希望。”    在莫斯科，我们将有三个中心目的。我们希望完成已经达到可以作出最后决定程度的那些问题上的工作。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政治体制来解决仍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一起来研究在今后若干年中美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根据目前的关系，自然产生了今后的任务：    ——就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的初步协议取得一致意见，或就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二阶段要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讨论中东问题和在那里不能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的原因。    ——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各个方面和讨论什么是共同的目标，这种目标将为东西欧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正常化提供基础。然而，如果没有我们的盟国参加，在这方面将不会达成任何协议。    ——探索我们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政策和我们在稳定局势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程度。    ——研究增加双边合作的可能性。    不能指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会谈能够解决二十年中累积起来的问题。在长时期内，竞争很可能是我们同苏联关系的标志。我们在对苏政策中将遇到一些模棱两可和互相矛盾的趋势。苏联长期持续地加强军事力量是一个深深引起关切的明显根源。苏联在南亚危机期间采取的态度对其他区域性冲突产生了危险的影响，尽管最后，苏联起了约束的作用。同样，苏联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反映出苏联既对扩张主义政策感到兴趣，又认识到对峙的危险性。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还看到有迹象表明，互相冲突的利益可能互相通融，竞争不一定会变成敌对状态或危机。我们得到的迹象表明：双方愈来愈愿意抛弃苏美两国关系的传统格局。是否准备利用这种势头，是对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真正考验。    苏联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要使目前的缓和时期仅仅成为另一个进攻的策略呢，还是使它确实成为建立以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稳定为基础的国际制度的一个机会。    苏联究竟怎样选择，还将在我们会晤前后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至于我们方面，我们决心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亲爱的参议员：    我们是越南龙平第二十四后方医院和西贡第三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我们作为医生和美国公民，日复一日地在越南工作着。可是，当我们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的行动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对我们的军人、对我们的盟国或对我们接触到的越南人带来什么好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目前医治的大部分疾病可分三类：（１）外伤：大部分是因车祸、自伤或我军内部冲突而造成的；（２）传染病：这是因为长期在热带丛林的艰苦环境中生活而引起的；（３）吸毒致病：这是因为厌战、沮丧和逃避现实。吸海洛因的人远比通常所想象的要多。    因此，我们的病人现在遭受暂时的或永久的伤残，不是由于积极的军事行动所致，而是由于消极的环境影响所致。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对被迫处于这种局势中的美国战斗人员的不公正。    第二，我们接触到的越南人民强烈地感到，在美军撤出这个国家时，他们深受其害的战斗和死亡就会结束。我们的存在只会延长他们的痛苦。不管这种态度正确与否，只要有这种态度存在，就会助长对我们的仇恨。    第三，当每天通过从黑市出售越南人和美国人都能控制的货物来赚取大笔金钱时，我们象越南人一样，看穿了美国的诚意。    我们清醒地注意到，大批美国文官在一场他们不直接参加的战争中拿着可观的薪水。从理论上讲，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南越人。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领导人卷入发战争财的事情中去的时候，我们变得清醒了。一些著名的美国人物在同军方谈成了大笔合同的、资产达若干百万美元的建筑公司里拥有大量的股票，另一些人物在向军方供货的公司里也拥有股份，并且这些人还为军方作决定。听到这一切，我们就不能不对我们卷入南越的全部动机发生疑问。    这些问题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但是，正由于有这些问题，我们作为职业人员和美国公民，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存在，从医务、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来看，都很成问题。鉴于总统最近的声明根本没有谈到全部撤出的日期、释放战俘的计划、通过谈判而解决问题的希望以及为结束或改善这里指出的任何一个问题的具体建议，我们敦促采取强有力的积极措施来结束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卷入。    我们觉得，这些措施不应当导致留下剩余部队，这种剩余部队的生命和前途仍将不保，而且留下来只是为了让美国代表当作巴黎谈判棋盘上的小卒子使用。国防部长最近敦促留下一支剩余部队，以加强我们在巴黎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拒绝同意作为剩余部队而留在这里。被动地留在这里的危险之中，以便让别人可以在迄今尚无收获的会谈中把我们的存在当作王牌使用，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提供职业上的帮助，也不是要求部队提供积极的帮助。    我们不是南越人民的万灵药，我们在此间的存在也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感到，为了使目前的这种局面得以继续下去而要美国人冒生命危险，未免太过份了。历史终将审判我们，所以，但愿你象我们一样沉重地感到局势的严重性。（原载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美国《纽约时报》）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九日电】下面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二月九日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摘要：    问：基辛格博士，对外政策报告第一百五十五页谈到苏联在中东的行动，你们说：“大西洋联盟不能忽视这个行动对东西方关系的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你们这样说时，大西洋联盟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呢？    答：这个报告有两个方面。这个报告试图向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解释，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状况是怎么看的。    我们提到的每一个问题并不是立即都有解决办法的。我们要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加，超越于眼前的紧迫的中东危机之外，将会而且的确会产生超越于当地局势的影响，这种力量是在可能在这个地区作出的任何解决办法中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    问：报告在第二十二页上说，总统私下主动与苏联领导进行了到头来很成功的接触。关于这些接触，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些详细的情况？    答：一月份，总统通过信和其他渠道主动同苏联领导进行了接触，以便取得一种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广泛的办法，或者苏联愿意要的尽可能广泛的办法。这些问题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欧洲问题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    问：你说苏联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问题可以在该地区的一种解决办法中加以考虑，你能向我们谈谈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是指一种阿拉伯—以色列问题的解决办法吗？    答：我认为，正如总统在一九七○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该地区的任何持久的解决办法还应当包括外部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很难想象，如果要在东地中海实现和平，对苏联的军事力量继续呆在那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问：你们在第一百六十八页上说，在印巴战争期间，苏联想要否决联合国的行动，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具体来说，它们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    答：对外国政府讲话的这一部分是展望未来的那一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所提到的是苏联在十二月初提出的公开威胁和与此有关的活动，苏联当时说，对于任何外界采取的同次大陆有关的行动，苏联都将认为是对它本身安全的一种威胁。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基本之点是，由于我们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能够进行的选择，我们按照我们的原则不可能同这种具体的态度相竞争，同时如果没有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话，本来可能会导致战争从东边扩大到西边。    问：你们谈论俄国和中国时的语气，对于苏联的军事发展情况，对于苏联军事火箭发展情况，在世界各地的苏联人员情况，你们谈得很明确，而在谈到中国时，你们是极其笼统的，几乎是有意识地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语气不同？    答：我认为在这篇报告中提到的一切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之所以会有不同，部分原因是我们讨论的情况不同。    苏联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许多部分彼此相撞。正如这篇报告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国正在一个非常广泛的方面进行着各种不同的谈判，我们提到了苏联采取的使我们感到不安的很多行动；但是，我们也提到了正在进行的许多具体谈判，而这在谈中国的一章中也没有提到。    这是由于我们感到我们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处于不同的情况。同苏联，我们长时期来不是作为对手就是作为谈判者相遇。因此，有着谈判的长期记录，也有着偶而发生冲突的记录。我们力图提出一项尽可能公平的收支对照表。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情况是，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对峙以外，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在直接的对峙中，还是谈判中，直接相遇的情况很少。所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收支对照表只能限于我们为了取得目前这种开端所采取的那些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全球性外交活动。实际上，它在它的边界以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演变是处于不同的阶段。我们一直在设法提出对二者的一项公平的收支对照表。    问：据你们谈到南亚的一章来看，是否可以认为，苏联根据那项依你说是准备了两年多的友好条约武装印度，主要或直接是针对中国的？    答：我不想就苏联的动机进行猜测。一个政府取得它原来并未明确追求的结果，这是不乏先例的。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苏联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认为，这种后果就是，苏联的某些行动起了加剧那里的紧张局势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说过，我们认为，战争爆发后苏联在实现停火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在三十九页上，谈论中苏关系紧张的话，更确切他说，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议论。你说，苏联和中国在妥切地解释共产主义哲学上有分歧，这是一个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来谈论的问题。你是否打算提出一系列新的分歧？    答：我并不认为，中苏两党或者它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会认为，我们对于这一纯粹的理论的解释是无争论余地的。因此，我们觉得，在它们的争端这一范围内，我们所能作出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打算不参与进去。    问：在六十五页上，你的报告谈到需要使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紧密配合。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完全是在日本方面，人们很担心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可能做的事情可能有损于日本的利益。这就是说，我们在设法使日本方面有一种普遍的信任，能够理解我们前进的方向，使他们承认，这同他们的利益不是不相容的，当然，所有这些政策都必须以互利为基础。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九日电】下面是关于总统即将访华的四篇背景材料的最后一篇。（国际新闻处专栏作家：巴里·布朗）题：尼克松总统访华：世界政治的脉络    当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去北京时，他和中国领导人脑海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许不会进行很多直接的讨论。正如总统在他刚刚发表的每年一度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所说明的，其原因是：“我同中国领导人的交谈将主要集中在双边问题上……我们将不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    同时，也正如报告所说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意提出它希望提出的任何问题，当然有关总的和平的问题是双边关心的问题。”因此，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交谈可能涉及到与三个“第三方”——苏联、日本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有关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宣布访问中国一事不可避免地特别是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总统所说的那种“不安的”影响。    总统的中国之行对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总统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明确的。他写道：“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莫斯科。”如果听任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妨碍在诸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些方面取得进展的话，这将完全违背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更不是美国企图借开辟通向北京的途径来利用中苏紧张局势。它们的意识形态争端并不是美国关心的问题，他们的边界争端——用总统的话说，“我们是很难进行操纵的”。    关于日本，总统指出，对中国的访问并不意味着美国把优先地位从东京移到了北京。正如对外政策报告所说的：“的确，用同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国的强有力的关系来换取同一个死心塌地的敌人的敌对情绪的一些缓和，这种作法将是没有远见的。但是不谋求同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建立联系并增进了解的话，同样也是没有远见的。我们认为这两个目标之间没有矛盾。”    尼克松总统认为对北京之行必定感到最痛苦的“第三方”是“我们在台湾的老朋友——中华民国”。这里，他再次阐述的立场已经是有记录的了：“我们将继续同中华民国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外交关系和我们所承担的防御义务。”    关于台湾和大陆中国最终的关系，总统只说，这“不是由美国决定的问题”。他的确表达了人们熟悉的希望：这个问题将“和平地”解决，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也补充了一句：“我们并不……要求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奉行某一特定的方针。”    如果美国对台湾采取的这种立场意味着，对北京的访问不大可能导致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看来这是双方都准备接受的局面。的确，正是这种精神说明了这次访问的真正的重大意义，那就是——用总统的话来说：“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的开始”。除了双方可能达成什么正式谅解和可能讨论哪些影响总的和平的问题这个问题外，尼克松总统用几句话总结了这个行动的意义：“我们终于要会谈了。我们将以平等地位进行会晤。战后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将发生变化。我们将在最高一级把一章结束掉，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写新的篇章。”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二月三日刊登该报记者大村立三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首相“想法的改变”——“日中倒退，日苏优先”，改变态度的答辩》，摘要如下：    各党对于政府演说的为时三天的代表质询已于二日结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佐藤首相在外交方面的答辩内容。要看怎么理解，可以说是表明了把日苏关系优先于日中关系的决心。    佐藤首相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大喊大叫地说：“现在是应该付诸行动以改变想法的时候了。”    不容误解地一针见血地说，这就是“通过缔结日苏和平条约来巩固日苏友好优先于打开日中关系这一历史潮流”，而首要的前提乃是“坚持日美友好”。    据首相说，“坚持日美关系”这样一个日本外交的基础是不能放弃的，在这一点上，现在和过去都没有改变。    从首相的这一立场来看，即使是七二年日本国民所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也始终只能在这样一个框框内进行。因此，当前打开日中关系的设想如果朝着超越这个框框的方向发展，那么，对首相来说就“超出了讨论的范围”。    另一方面，就举行签署日苏和约的谈判而言，或许由于一月底来日本的葛罗米柯外长进行了相当“悦色”的谈话，所以日本方面竭尽全力地“要求归还四个岛屿”。    怎样来看待这种“倒退”的日中关系和与此成反比例的首相对日苏关系的倾斜呢？在首相的心目中，下述这样一些新近发生的事件已经给了一度失去外交方向的佐藤首相以意外的力量。这些事件是：    一、日美首脑在圣克利门蒂会谈的结果，首相得到了即使美国总统尼克松二月下旬访华，美中关系的发展也不会超过日中关系的现状之类的保证。二、由于葛罗米柯访日，弄清了苏联接近日本的认真态度。    首相所说的改变想法，不是站在从美苏的冷战结构到多极化时代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之上的可靠的估计，而不过是单纯地利用苏联微笑外交的“权谋外交”，恐怕这也是事实。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七日电】尼克松总统在他离启程去中国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一直在加紧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它的政策。    尼克松星期日晚返回华盛顿以前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渡过的长时间的周末期间刻苦地读了一大堆关于中国问题的材料。    预料在几天内他将返回佛罗里达州，在那里他能够比较独自地进行工作，作更多的研究。    一位助手说，总统已读完了他带到佛罗里达州的中国读物，并命令国务院和其它机构提供更多类似的读物来回答他脑子中提出的新问题。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星期刊》二月六日刊登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尼克松协助挑选随行记者》。摘要如下：据内幕人士透露，尼克松总统亲自参加了对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同他一起到中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的记者的挑选工作。    他逐个地审查了八十多名记者的名单。

【本刊讯】香港《华侨日报》一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题为《菲律宾之转变》的社论。摘要如下：    我们早已指出，苏联势力伸展，进入亚洲所建立之桥头堡，第一个是印尼，第二个是菲律宾，第三个是新马与泰国。印尼向苏联一面倒，已成定局，而菲律宾之转变，也是世人周知的事实。    苏联与菲律宾在商务上之接触，近年来殊堪注意，在外交上菲正式的接触也是日见明显，尤其是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国情咨文之后，无疑已大大的暴露了莫斯科与马尼拉之间的来往是越来越不平凡了。    苏联急于在菲律宾建立第二个桥头堡，正是苏联势力大举进入亚洲之证明。苏联此种策略，是为了完成三大任务的：    第一、采取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在亚洲建立军事、经济、外交基地，阻止北京争取亚洲国家合作。苏联为了占夺优势，多方面孤立北京是一贯推行的战略。其急于进入亚洲，争取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之合作，也是为了孤立北京所必要的。    第二、北京会议下月举行，苏联一方面重视这个会议，一方面千方百计破坏这个会议。苏联必须在北京与华盛顿实现妥协之前，完成对亚洲一项新的策略，就是争取亚洲国家，渐渐消除美国在亚洲势力。    第三、苏联是“穷鬼”，徒有社会主义国家之虚名，其穷困落后，一如东南亚各国。所以近年来全力扩展对外贸易，企图在国际贸易中增裕财富，以期渐渐改善其国民生计。亚洲市场，是最适合苏联货品推销的。因为欧美市场需要高质水平的货物，殊非苏联目前之工业生产技术所能达到也。从这一角度看，苏联争夺亚洲市场，是含有尖锐的经济战意义的。    苏联上述三大任务，能否完成？是殊堪怀疑的。    一个落后而混乱的国家，殊非苏联所能控制的。苏联即使向美国学习，大量的拨款经援菲律宾，也是无济于事的，何况苏联本身是个“穷鬼”。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一月二十四日电】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今天保证要为既同苏联又同中国建立关系而努力。    马科斯在菲律宾国会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    马科斯是在一个防弹玻璃罩里发表讲话的。他说，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决定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交，并说预料这一行动将导致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    马科斯说，他希望在他任期届满以前，菲律宾能够同苏联建立关系。    这位总统说：“在同他国打交道方面，我们是根据世界不再是分为两部分这样一个原则行事的。相反，今天是多边联盟的时代。因而，就要求我们同时做出努力使得通向同苏联敌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道路变得容易些。    “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双边关系的问题目前由于它同台北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的性质不明确而变得复杂化了。    “就我们来说，我们欢迎同这两个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来往。然而，同这两个政府之间的那些内部分歧有关的一些条件使得难以做到这一点。这两个政府都在谋求把这些条件强加于全世界。”    他说：“因此，北京—台北问题在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早日获得解决，当会使我们和许多国家比较容易在世界这部分地区实现多边联盟的目标”。    这位总统是上午十一点过后不久到达国会的。他受到示威者的嘲弄。这些示威者说，他们在抗议“贫困”和菲律宾的“军事化”。    马科斯说，菲律宾一九七○年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经历了危险的一年。在国内方面，他提到了菲律宾共产党的重新兴起，毛泽东主义的游击队进攻，菲律宾南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流血冲突与总的和平和秩序情况。    在国外方面，他说，世界货币危机不仅影响到其他国家，也影响到菲律宾，并说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和解的日益增多的迹象促使菲律宾重新研究其安全安排。    马科斯说，虽然美国在亚洲驻扎保护性的军队仍然是需要的，但是亚洲的安全必须基本上靠亚洲人自己。他说，他已原则上赞同这个地区实行中立，并已命令菲律宾武装力量实行一项旨在增加兵员的五年计划，这项计划涉及的总开支为十五亿比索（合二亿五千万美元）。在他讲话过程中，示威者在国会前焚烧了纸糊的鳄鱼——据说这是贪婪的政府的象征。    马尼拉警察首脑赫拉尔多·塔马约估计示威者在二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马尼拉学生。他说，马尼拉当局出动了七百名警察，首都警卫司令部在国会地段还派出了一千名骑兵。

【合众国际社曼谷一月二十一日电】（泰国）前外长他纳·科曼昨天说，一旦东南亚国家使这个地区实现了中立化，那么，所有外国军队将都得撤出这个地区。    他纳在向扶轮社发表了一次演说之后对记者说：“当那个时候到来时，驻在这个地区的一切外国军队，其中包括美国驻泰国的军队都得撤走。”    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除印度尼西亚外都驻有外国军队。“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考虑。”他纳说：“我们或许要采取瑞士或瑞典式的中立。”他是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政变内阁被解散后失去他的外长的职务的。    他纳在他的演说中劝说小国要“谨慎而有限地”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    他说：“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天才来捍卫我们民族遗产、自由、独立和完整。”    他说，小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说：“遏制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已经一败涂地了。现在许多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帮助共产党国家从它们的贝壳中走出来，进入——譬如说——联合国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