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生存》月刊一九七二年一、二月合刊刊登西柏林自由大学讲授国际关系的教授理查德·洛温撒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变化》，全文如下：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苏联在经历了一场威胁到它的生存的世界大战以后，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一个世界强国：它在一动员就供使用的人力方面暂时地超过美国，但是在经济实力和工艺方面，包括武器工艺，则远远不如美国。今天，苏联在总产量和按每人每小时计算的平均生产率方面，仍然都落后于美国，工艺方面的差距早几年曾大大缩小，近来实际上却又有所扩大。但是总的差别现在小得多了；首先，苏联在武器方面达到了同它主要对手大致旗鼓相当的地步，包括在远程核导弹的数量上它占优势，在常规军队方面，它以海军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为基础具有没有先例的机动性。在这段时期的初期，苏联由于在东欧强行实行革命而得到了一个帝国，由于中国发生了土生土长的革命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盟国；在这段时期的后期，尽管一再爆发严重的危机，它还是保持了这个帝国，但是它眼看中国这个盟国变成了一个竞争者和潜在的敌人。最后，总的来说，在战后的危机结束后，苏联不再能够用革命的手段来扩大’它的控制范围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它对许多新兴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在亚洲和中东……    这样一个巨大而活跃的强国的对外政策的性质，这一政策的动力和方法的连贯性和变化，以及它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具体目标和所面临的问题的连贯性和变化，一直是外界不断地研究和辩论的课题。现在本人参加这场辩论，先对苏维埃制度自身演变的现阶段作一番估价，也许是有益的。    从大约十年前开始，这个制度至少已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后的阶段：共产党不再像斯大林统治下那样，谋求通过对社会实行强迫改造，或者像一九六一——六二年以前赫鲁晓夫统治下那样，谋求通过不太粗暴的方式改变社会的结构，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而是简单地通过由自己充当俄国繁荣和力量不断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卫士来这么做。这意味着，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动权第一次基本上从党和国家那里转到了一个愈来愈现代化、愈来愈成熟的社会的手中，党的体制现在发现自己在国内和集团内都扮演着保守的和防卫的角色，在面对这个社会的压力和要求的情况下，在治理的方法上，企图抓住它作决定的垄断权不放。新的局面表现为拒绝“自由化”方面的一切试验，的确不是赞成再把斯大林主义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当作根据事先设想好的蓝图来改造社会的手段，而是赞成把警察国家原有的大多数手法——书报检查、干扰和迫害提批评意见的人    ——当作维护既定权力结构的手段。由于奖励官僚主义的顺从态度，惩罚有头脑的独立态度，这些方法无疑妨碍效率和倡新，因此也妨碍工艺的进步以及文化的发展。    尽管如此，这些方法证明，同生产不断的——如果还不是轰动的——增长是相适应的，同俄国的力量同样不断的扩张也是相适应的。某些基本原则    在本人看来，这种扩张似乎不是出于革命的主张，也不是出于称霸世界的抱负。苏联作为一个成功的世界强国，看来原则上完全了解国际体制甚至对最大的强国所施加的限制（这是一种总的认识，当然不排除在具体情况下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它并且早就放弃了通过世界革命有可能推翻这样一个国际体制的梦想。这意味着，它信守“和平共处”，也即致力于避免核强国之间发生战争。这也是俄国无法解决同中国的冲突，甚至无法完全控制古巴和罗马尼亚这样一些共产党小国的对外政策所得到的教训：即便在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地方，各国体制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因此，苏联目前的领导人可能相信全世界将来某个时候会共产主义化，但是并不认为积极地实现这样一种令人愉快的结局是他们的任务：“使世界不危及共产主义”，会被认为对于他们的对外政策，冒的风险太大了，是一个很不值得的目标。    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制定这一政策方面根本不起作用。如果意识形态早就不是革命意义上的推动力，那么它仍然是苏联领导人借以（尽管他们公开或悄悄地进行了调整和修正）观察世界的一种概念体系：他们没有别种分析。意识形态还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有理由保持他们在国内和东欧进行控制的垄断权的重要途径：他们不得不保卫“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给，抵抗资本主义敌人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颠覆这个经常存在的危险。这样，他们自己的精神组织和合法化的需要都使他们确信，他们和非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般冲突将继续下去，并永远得不到解决；然而，可能就一些特定问题达成许多妥协。在那种意义上，他们赞成“和平共处”是为了排除核战争，他们反对“意识形态上的共处”意味着决然排除真正的和解。在对立的制度之间既不打大决战，也不和解，而是按照有限和有控制的形式进行无限的冲突，仍然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想。    最后，否定对“意识形态”冲突全面解决的可能性意味着：苏联即使在目前的保守势力领导下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感到满足的强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在同世界上另一个强国竞争的局面中能完全感到满意——每个强国都必须竭力在敌手之前填补任何权力真空，在其敌手取得对任何中立国家的影响之前先这样做。只有一个普遍的解决才能使双方都感到满意——只要没有重大的意外的变化打破平衡，起码一个时期是这样的。在冲突——不论其形式是不是有限的——被认为是持续下去并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地方，这一即使是暂时全面稳定的概念也必须被抛掉。因此，苏联的取代“世界革命”或“世界霸权”的办法不是稳定局势——它相信，争取优势的长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竞争中，“历史的力量”是在俄国一边，因而他们主张，小心翼翼地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扩张而不冒严重的风险。在东西方的目标    自从一九六三年夏季同中国最终破裂以来，这一基本形势被一个新的情况搞复杂化了：世界事务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必须被认为是另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对手。这一新冲突既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势力上的内容，虽然意识形态方面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强度，但基本上是激烈的，因为其形式是，在共产党人之中，对于如何“正确”解释一度是一种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争论。（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此外，在这一冲突中，苏联人无法肯定历史是否最终在他们一边：他们认识到，中国也是一个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不是怀着比较崇敬的心情考虑人口如此众多，自然资源如此富饶的一个国家的巨大发展潜力，他们更加不愿意在意识形态上相信中国的长期的未来了。苏联对于同西方共处交往和西方的力量和弱点的因素，要比对于一个完全独立和强大的中国有着更长期得多的经验，苏联可能从一开始就感到，到头来，它在新的“东方战线”上可担心的事情是多的，而可得到的东西却是少的。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他们或中国认为在那一战线上进行全面的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设想，苏联在对付中国方面的目标包括一个“革命”的因素，即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引起或影响北京领导集团发生变化；但是，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苏联几乎也很难指望恢复到在中国从蜀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团结”。此外，苏联对于中国的长期战略似乎基本上处于守势：其目的是通过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同日本的和解及加强印度在南亚的作用来放慢中国力量的发展速度，通过军事措施，如果有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稳定漫长而无掩蔽的俄中边界。    反之，苏联对西方的长期策略一直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除了长期来为打破美国的军备优势而作出努力之外，它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欧洲，在那里它的双重目的一贯是加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合法化；破坏大西洋联盟，从而拆除美国在西欧的势力的基础。事实上，这两个目标在苏联看来是不可分离的，只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根本上反对国际上承认苏联东欧帝国的重大组成部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同美国结盟的话；因此，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的柏林通牒和一九六六年勃列日涅夫的关于以现状为基础的代替“军事集团”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布加勒斯特建议把防御和进攻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了。    此外，苏联长期目的一直是使美国同日本的关系松散和渗入以前（对苏联）不开放的西方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的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中，对苏联本国的安全和它的欧洲政策来说，中东具有更直接得多的利害关系，因此中东是（苏联）要及早地、较持久和有效地作出努力的目标。    根据这些长远考虑提供的框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际制订，取决于领导人在对某一种局势中所固有的具体危险和有利条件以及可以对付这种危险和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的能力作出判断之后作出的一系列要优先考虑的短期决定。事实上，现在总是有两大类问题摆在克里姆林宫决策人的面前：是优先考虑对付西方敌手，还是优先考虑对付中国敌手；如何在这两条战线上的对外斗争的需要和国内消耗及发展方面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分配资源。在一九六五年至六八年更换了先后次序    因此，看来，在发生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和最终同中国关系的破裂这两件使人震惊的事情之后，苏联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根据结果来判断，第一个决定必定是把大批资源转用于军备竞赛，以赶上美国在一九六二年秋季所显示出的战略核武器优势和常规力量的机动性。在赫鲁晓夫掌权时，大概已开始作出这种努力，但是他的继承人们的决心比他更坚定，并且拨款数字也有所增加。第二个决定必定是由他们作出的，而不是他作出的，看来他们断定，鉴于中国的危险的长期性，在东方，在外交、意识形态和军事牵制方面作些有限的努力，从暂时来看是足够的，苏联利用美国卷入越南、美国和戴高乐的法国之间日益深刻的分歧和西德艾哈德政府促使自己孤立的僵硬外交路线所提供的机会，把精力集中于挽回在西方的主动权。    事实上，几年来证明这种选择是十分成功的。一九六五年中国的亚非政策的失败和它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一直忙于应付国内“文化革命”的动乱，都有助于苏联通过非常适度的手段就暂时抵销了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并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时欧洲反对越南战争的舆论、戴高乐同这个一体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裂和西德的无所作为使俄国人很容易把自己打扮成——由于布加勒斯特声明主张解散军事集团——欧洲希望局势进一步缓和，结束旧大陆分治局面的拥护者；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鉴于苏联同集团各国都双边结盟，鉴于党的关系，苏联集团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之后是有可能生存下来的。    同时，西方的瘫痪，使得苏联领导人敢于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叙利亚成立了一个新的左倾政府之后不久，柯西金一九六六年春天就在开罗提出了建立一个同苏联阵营密切联系的“进步”阿拉伯国家集团的主张，他当时表明，苏联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不再满足于不让它重受西方的控制，而是旨在建立它自己的一个新的势力范围，即便这会使它所承担的义务大大加重。    原先走运的苏联这场针对西方的攻势，一九六七——六八年间开始倒霉了。在波恩，新的“大联合”政府提出了使同东欧的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开始从俄国人手中夺过谋求缓和的主动权，从而消除了人们对于复仇主义的担心，这种担心曾顶住了要求这个地区发生变革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久产生了“布拉格之春”。在中东，六天战争不是苏联所希望的，但是是它所采取的行动不知不觉地造成的。这场战争表明了它承担的新的义务所冒的风险。苏联虽然遭到这些严重的挫折，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而不顾代价和风险都增加了：尽管阿拉伯国家败于以色列，它仍然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的投资，并且增加这种投资，它还用军事干涉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试验。它既恢复了对它的东欧帝国的完全控制，又保持了它在中东建立的新的阵地，而且都没有冒同美国发生冲突的重大风险。    但是，它的政策现在开始要求付出代价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使它先前所宣传的解散欧洲军事集团的主张信誉扫地，它在地中海及其周围增加海军活动和军事活动，成了它希望瓦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这样一来，巩固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变得同不断地试图解散西方联盟不相容了。再之，随着在不同地区增加承担军事义务，苏联显然已开始步它的敌手美国的后尘，走上了承担义务过度的老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的变化开始要求作出新的重大的决定。一九六九——七一年间问题的轻重缓急发生变化    一九六九年初，美国的政策开始摆脱被困于越南这种状况。新政府开始缓慢地使国家摆脱这场战争，明显地旨在重新获得在别处的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欧洲和中东。大约在同时，中国开始摆脱文化革命的起瘫痪作用的影响，着手于返回国际舞台；三月份的乌苏里江事件表明，（中国）是本着更加激烈地敌对苏联的精神为这一返回作了准备的。一九六三年以来就可以设想的，由于越南战争和中国国内的动乱而被耽误了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和解，开始显得是一种实际可行的可能性。几年来一直有利于苏联取得进展的特殊状况正告结束。    苏联领导人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开始一项通过谈判求得全面巩固的政策。他们在中国边界一线进行反击和加强守备部队的同时提出——而且是在施加威胁的情况下竭力要求——就边界作有利于北京的小的调整一事进行谈判。他们接受了西方提出的就中东和柏林问题进行四大国会谈的倡议。他们对于美国一直建议的双边会谈限制战略武器一事，开始当真感兴趣起来了。    然而，除了表面上表示愿意谈判外，他们还得就谈判的实质作出决定。在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在戴高乐下台，德国结束了自我孤立和美国又积极关心欧洲之后，（苏联）在欧洲奉行一项旨在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瓦解的进攻性政策，在目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另一方面，苏联对东欧，包括对东德的控制的合法化，由于得到西德的赞同第一次有可能实现，而不必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散。若干年来，西德愈来愈多的舆论准备听凭德国分裂这种现状存在下去；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使得许多德国人相信，在接受这种现状之前，期待东德出现民主的变革是徒劳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华沙条约布达佩斯会议不再提出搞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来替代各个军事联盟，而是提出召开一次它的成员国将同其他中立国一起参加的欧洲安全会议。布达佩斯会议所主张的承认现状，不是作为同联邦共和国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作为这种谈判的结果提出来的。这些表明苏联作出了现实的决定，把巩固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合法化放在优先于任何更为深远的目标的地位。会议所宣布的上述主张鼓舞了西德的一些势力，他们准备接受以现状为基础的一项临时安排，但是条件是从大西洋联盟的坚定基础出发，以换取苏联和东德对西柏林现状的承认，包括对西柏林通道及其同联邦共和国的联系的承认。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进行的导致莫斯科和华沙各自同波恩签订条约，导致四大国柏林协定的谈判，是由于苏联作出了这一根本性的决定才得以进行的。但是，在柏林问题上作出更多的实质性的让步，只是因为承担义务过度使它自己越来越感到经济上的压力，因为苏联对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和解令人恼火地感到的不安变得尖锐了，对问题的轻重缓急作出了另一个决定。一九七一年的一个选择    多方面谈判的政策不可能，也没有立刻确实减轻义务过重造成的压力。在同美国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同时，继续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尽管同中国举行谈判，但东部边境的军队的需要增加了，同波恩的谈判没有导致驻东欧军队的需要的减少，同时向中东提供的武器仍然在增加。自从一九六九至七○年冬季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经济压力沉重，领导对分配问题看法不一，因而一再迟迟不作出有关新的五年计划的决定，从而推迟了党代会的召开。在一九七一年春季党代会最终召开之前，波兰在十二月发生了危机；这一事件使勃列日涅夫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相信，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和补救技术落后状态，为此，迫切需要减少军用开支和改善同西方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收到了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化的“乒乓信号”，莫斯科对后来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北京一事的反应是经过准备的，在东西方两个主要敌手即将和解的现实面前，莫斯科必须断定如何通过向一方作出可以容忍的让步，而使这种和解不会产生有害影响，北京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不妥协使莫斯科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中国确实不准备缔结一个使东部边界局势稳定的协议，除非苏联承认这条边界在历史上是不公正的，这样可能为以后的领土要求敞开大门；在另一方面，西方只是要求和建议使一些主要地区保持稳定和缓和军事紧张局势。因此苏联决定在西方谋求和缓，如果必要的话，进一步施加对付来自东方的压力的反压力。    自从一九七一年春季以来，这个决定已体现于对西方的一系列姿态，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发出的苏联准备谈判均衡裁减驻欧洲军队问题的“第比利斯信号”。自从八月（在尼克松宣布访华以后）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是：由于苏联作出了长期拒绝作出的让步，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很快缔结了协议。同时苏联报纸总是指责中国，而不是美国，试图“勾结”反苏，并且暗示边界问题谈判已完全停下来，在过去一年，苏联在东部边界的军队再次大大增加，最后，苏联实际上在一个地区，由于表示愿意，并且同印度缔结了一个友好条约，保证它仍然愿意保护印度，使它免受中国的压力，从而在中美和解中得到了好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然而，在一个十分不稳定的世界上，人们认为只有某些重大的冲突才是持久性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任何两个主要角色之间的和解不可能十分可靠，甚至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和解。目前苏联和西方为部分解决而作的努力是不完全的，这不仅在于有关限制军备的一切谈判——不论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形式，还是均衡裁军谈判形式——存在大量技术困难，即使双方怀有尽可能好的愿望；而且还在于中东和地中海的冲突的特殊性，这不仅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当地的角色的控制是有限的。真正的症结是：苏联在这个地区正在设法巩固的不是过去在战后取得的成果，而是最近取得的，被认为是威胁西方在欧洲的安全的成果；因此，美国实际上谋求的不是冻结现状，而是苏联撤走（以换取以色列撤走），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苏联一埃及条约最不表明）这是为俄国人所能接受的，的确，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先进国家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和优先同中国的冲突这一新选择，这些都可能使苏联越来越重视它对主要发展中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这些国家位于对西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战略十字路口，这势必会给西方的冲突火上加油。    最后，自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国发生了货币大变动之后，对西方联盟的团结重新产生了怀疑，因而苏联最近同西方的关系的改善是不牢靠的。本文不讨论有关经济问题的实质，也不讨论美国的行动的技术利弊，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美国的这个行动对先进的非共产党国家推行一项共同政策的能力产生的明显影响，如果这场危机不能很快得到解决的话，这种额外的好处——或者如他们所认为的，是历史力量的体现——可能会使苏联再次重新考虑它的机会和前后次序：它再次表示不愿通过两个联盟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裁减驻欧军队问题（显然这是唯一适当的途径）一举表明了一种新的“等着瞧”的态度。当然西方会象过去常常做的那样再次解决它的内部困难。但是仅仅是再次出现这种反复的可能性就可及时提醒人们，苏联政策的每个特定阶段是不可靠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因而对此作出的任何分析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

【共同社东京一月二十八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结束了六天的访问后，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东京回国。    在动身前，葛罗米柯对福田外务相说，如果昨天晚上公布的联合公报能够全部实施，今后的日苏关系将变得进一步稳定。    【法新社东京一月二十九日电】《东京新闻》今晨援引外务省人士的话说，葛罗米柯昨天对于周恩来总理最近支持日本要求归还南千岛群岛的谈话作了很剧烈的反应。    这些人士说，葛罗米柯在他于星期五动身回国之前同首相佐藤和外相福田会谈时说，他“不能容忍第三国干涉苏日关系”。    【本刊讯】东京报纸二十八日就日苏共同声明发表评论。现将有关内容摘发如下：、    《东京新闻》说：日苏就双方从今年开始进行旨在缔结和约的谈判达成协议，是日本方面的国内需要和苏联推行世界政策的利害趋向一致的产物。问题是，日苏谈判今后怎样进展。既然日苏双方对最大焦点——领土问题存在着的分歧，通过这次定期会谈完全没有得出结论，那么，即使决定了举行谈判的场所和形式，而且实际开始了谈判，也肯定地会是马拉松谈判。    《产经新闻》说：如果因此（指日苏举行谈判）就认为北方领土问题有了很大的前进，那就太天真了。外务省有关人士说，这次的定期协商结果，“不过是长途跋涉的第一步”，“谈判将是长期的”。    《每日新闻》说：即使开始进行旨在缔结和约的谈判，日苏双方围绕着最重要的领土问题的立场，依然是平行线，没有解决的眉目。虽然开始谈判，双方的立场是“同床异梦”，其奥妙就在于双方都能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进行宣传。即使（佐藤）首相访苏，也没有保证，说他能够找到一个线索来打开领土问题。因此，如果首相访苏的前提是“解决领土问题有了眉目”的话，那么可以断定，首相的访苏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成为问题的是，日苏的接近对中国发生的影响。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与中苏保持等距离。在这一点上，正因为日本同中国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眉目，所以有人担心会不会“因此而失去日中苏（三者）的平衡”。

【共同社东京一月二十九日电】福田赳夫外务相今天强调说，把苏联所占领的北方四岛归还日本是为发展两国间的稳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福田是在国会第六十八届常会体会后复会的会议上讲这番话的。他宣称，促进日苏关系不仅有利于日苏两国的利益，而且也将有助于远东的和平与稳定。    他说，日本政府决心在这以后在各个方面同苏联发展关系。    福田说，归还北方四岛是日本人民的一种热烈愿望。他说：“在考虑到冲绳不久将归还给日本的时候，这一领土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福田说：“为了发展两国之间真正稳定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日本政府将以日本人民的坚强支持为后盾，继续“耐心地”同苏联就这个问题举行会谈，以尽快地同它缔结一项和平条约。    在谈到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时福田说，中国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使双边关系正常化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任务。    他说，日中两国对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负有重大的责任。他又说，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洲和整个世界都是不幸的。    福田说，日本政府寻求在联合国宪章和平等、不干涉、和平解决冲突、不使用武力和相互合作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    他说，为此，两国进行直接和坦率的会谈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他接着敦促北京政府响应日本关于使双方关系正常化的主张。    福田强调需要同美国保持持续不断的友好关系，宣称这种关系对于日本来说比它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更重要得多”。    他说，随着国际社会的变得多极化和更加复杂，以及随着日本的国力的增长，日美两国必须要在世界上肩负起更重的责任。他强调指出，“日美两国的合作将具有越来越大的必要性。”    他说，他认为，日美两国“必须对更广阔的地区、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路透社拉瓦尔品第一月二十八日电】巴基斯坦总统佐·阿·布托在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首都进行了五天的访问之后，今晚回到了这里，在访问中他感谢这些领导人在同印度发生冲突期间给予的支持。    有人问，他是否认为他此行是成功的，布托先生回答说：“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访问的国家有：伊朗、土耳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访问约旦的计划是在最后一分钟取悄的。一些官员说，总统不得不回来同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会谈。麦克纳马拉将于周末来巴基斯坦。    【德新社卡拉奇一月二十八日电】今天上午布托总统在离开大马士革以前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孟加拉国会妨害在印度次大陆建立持久的和平。他坚持说，如果把问题交给他们自己，那末东、西巴领导人将会取得彻底的解决。    【法新社大马士革一月二十八日电】今天发表的叙利亚、巴基斯坦联合公报，强调了需要执行联合国去年十二月要求在印度次大陆实现“持久停火”的决议。    这项公报是在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对叙利亚访问之后发表的。    公报说，布托总统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兄弟般谅解的气氛中研究了印度大大陆和中东的最近事态发展”。    公报要求根据人权宣言和日内瓦公约对待被俘的平民和军人。    【法新社大马士革一月二十八日电】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今天再次呼吁，“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原来的两部分举行会谈。    这位巴基斯坦国家元首是在结束了对五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对土耳其和伊朗的访问行将动身回拉瓦尔品第之前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这番话的。    布托说，他曾同意释放孟加拉国领导人谢赫·拉赫曼，并且表示愿意在重建东巴方面给他提供大规模的援助；这样做原是希望被拘留在印度的巴基斯坦战俘能够获释。    巴基斯坦总统说，他愿意同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一起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印巴冲突。    【路透社大马士革一月二十八日电】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今天说，一些国家决定承认孟加拉国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我要求世界各国不要采取任何将会使我国同印度之间的危险更加复杂的行动，直到能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人民为了永久和平而和解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局面时为止。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夏洛特·赛科夫斯基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谨慎行事之后，苏联已经向前同困难搏斗，正式承认了新的孟加拉国。    这一行动一定会使这个幼小的国家以及它的庇护者印度感到高兴，它在其它大国作出同一决定之前引起了轰动，给人深刻印象。    至于孟加拉国，人们认为，尽管苏联取得了外交胜利，可是苏联在那里面临的前景不妙。在这方面有三个突出的因素：    孟加拉国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它不是任何人的工具。    印度是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外国势力，可以预料它将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苏联仍然是一个外面的国家，它不得不为取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而奋斗。    就拉赫曼来说，俄国人与之打交道的是这样一个民族领袖，他是温和的，但是，他不是苏联的传统的友人。    象可以预言的那样，俄国人表示满意：共产党已经在孟加拉国合法化。因为这个党是倾向苏联的，莫斯科可以认为这是它在这个新国家施加影响的渠道。    这里的外交官员们认为，在现阶段，苏联人在孟加拉国只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必须缓慢行事。人们认为，如果他们推进得太厉害，他们可能就象在埃及做的那样破坏他们的地位，当时他们在埃及支持了前副总统萨布里这样的亲苏人物。    再者，苏联在孟加拉国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它不想为这个心神错乱的民旅承担全部外援帐单。（而且如果这里是农业歉收年，给予谷物援助就特别困难。）但是，同时它又不愿看到其它大国进去，得到作为援助施主的名望。    所以，苏联对这个新国家的正式承认，只不过是在有可能成为外交难题的事情上面采取的第一个，也许是最容易的一个步骤。

【德新社贝鲁特一月二十八日电】（记者：汉斯一阿尔明·赖纳茨）据此间外交观察家说，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布托目前在阿拉伯各国进行的旨在孟加拉国问题上争取支持的访问，遭到了明显地保留的对待。    布托请求接待他的东道国不要承认这个分裂出去的东巴省，理由是，那样做将妨碍次大陆的持久和平；这一请求在他今天离开的叙利亚或者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人们认为，开罗宣布的萨达特总统表示“完全理解布托阐述的局势”的话，是对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要埃及完全站在他一边的请求以外交的方式表达的保留态度。    观察家说，阿拉伯国家采取这种态度有两个原因：    巴基斯坦在以前同印度的冲突中，总是可以成功地求助于阿拉伯的伊斯兰团结精神。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是穆斯林这一事实却使得难以根据宗教来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    人们认为，第二个原因是考虑到莫斯科支持印度、因而也支持孟加拉国的态度。    观察家认为，苏联大使在布托昨天抵达大马士革时没有出席欢迎一事清楚地表明了莫斯科期望中东对巴基斯坦问题要采取什么态度。    布托得到的唯一具体的答复是：阿拉伯国家支持上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作出的呼吁印度从孟加拉国撤出印度军队的决议。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二日电】土耳其总理尼哈特·埃里姆在结束对法国首都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之后于今天回安卡拉。    在此之前发表的法土联合公报，概述了埃里姆在法国逗留期间同总统蓬皮杜、总理沙邦一戴尔马、外交部长舒曼以及国防部长德勃雷进行的会谈。    公报强调指出，两国希望“努力改善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它们之间的合作，维护地中海的和平和安全，密切沿岸国家的联系”。    【路透社巴黎一月十八日电】土耳其总理埃里姆在对法文报纸《费加罗报》说，“我认为，法国之出现于地中海是我们安全的一个保证。”    他举出土耳其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为例，证明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是不受美国控制的。他还指出，土耳其不久将同中国互换大使。    他说，“但是，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尚未独立的时候，它就会不得不追随别人的方针。”他又说，“美国的援助对土耳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本刊讯】巴黎一月十八日消息：土耳其总理埃里姆对法《世界报》特派记者贝尔纳·费隆的谈话摘要如下：    法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    地中海的安全显然同我们两国都有关系。难道没有第六舰队，地中海沿岸国家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只要我们坚定的要美国人和苏联人撤走，我们就能考虑使地中海属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只要以色列一阿拉伯冲突仍是尖锐的，就会存在美国出现的危险。    【法新社巴黎一月十八日电】法国权威人士指出，土耳其总理这次访问之所以引起巴黎关注，特别是因为这是尼哈特·埃里姆自从一九七○年四月经过军队干涉后执政以来第一次到外国访问。    两国有着一个共同的海，它们已多次申明决心致力于使地中海变为没有任何冲突的“和平湖”。无疑这次将研究在这方面加强合作的问题。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六日电】题：德利普科夫斯基正式访问希腊    据法国消息灵通人士说，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对希腊的正式访问是属于法国地中海政策范围内的事情，这一政策是多方面的。希腊是一个地中海国家，由于这个理由，它使法国对其感兴趣，因为法国极需要出现和活跃在地中海上。    在实行这一政策中，在德利普科夫斯基对希腊访问之前，土耳其总理尼哈特·埃里姆最近对巴黎进行了访问。德利普科夫斯基本人在不到一个月以前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一九七一年里，他曾访问过黎巴嫩和土耳其，而且在土耳其为埃里姆访问法国做了准备。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一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阿里·热尔松一月二十五日从雅典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法国一美国为向希腊提供武器和飞机进行竞争》，摘要如下：    《雅典新闻报》（英文报纸）今天刊登该报政治记者克里斯托斯·埃科罗姆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和雅典政府就向希腊提供美国“鬼怪式—４”飞机问题进行了谈判。    希腊空军参谋长科斯塔科斯将军上星期曾去巴黎，他在那里同一些军备问题专家进行了接触。他参观了法国若干军事基地以及法国的军库。科斯塔科斯将军回来之后同希腊最高司令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可能讨论了购买“海市蜃楼”飞机的问题。    希腊购买海市蜃楼飞机的问题，同购买“ＡＭＸ—３０”型坦克的问题一样，好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当美国政府通知希腊当局说不久要提供同种类型的“Ｍ一４８”美国坦克时，人们曾经打算购买五十辆左右“ＡＭＸ—３０”型坦克，在美国恢复对希腊的军事援助的范围内，曾经购买四十八架海市蜃楼飞机，然而正像坦克一样，美国政府曾经禁运。    据悉在让·德利普科夫斯基下星期四到达雅典后即将同希腊当局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希腊建立一个工厂的问题，在此工厂，普吉奥公司和雷诺公司投资三百万美元。

【法新社雅典一月二十八日电】这里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在二月份，美国第六舰队的五十四艘军舰将部署在希腊各港口。    包括“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在内的十二艘军舰昨天驶到法勒伦湾，这些军舰里的四艘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停泊。    预料其余的四十二艘将在下个月驶达：十六艘停泊在比雷埃夫斯，十艘到科孚，十四艘到韦雷，两艘到帕特雷。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军舰开到这里来同所传的美国将在希腊设立永久性基地的谈判有关。    【路透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三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美国已经开始就使用希腊的港口作为美国军舰的长期基地问题同希腊举行非正式讨论。    同希腊达成允许第六舰队的军舰驻在那里的协议，将是美国第一次在地中海为这个由四十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的主要部分建立一个后方港。    正当苏联在加强它在地中海的舰队的时候，这也将是强调美国海军驻在东地中海具有的新的重要性。由于国会对美国同希腊军事政府的关系很敏感，所以尼克松政府在希腊建立一个长期的海军基地的问题上显然是小心翼翼地进行的。    军事观察家说，在希腊建立一个长期基地可能使美国对把马耳他继续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更有兴趣，因为这样可以使美国军舰在那里得到供应和修理，而不必渡过大西洋。    【法新社雅典一月二十五日电】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美国军舰将被允许长期地出入希腊。曾有消息说，美国将在希腊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基地。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证实了这个消息。    该发言人还说，美国海军作战参谋长已经离开华盛顿，以便同美国第六舰队司令会谈并视察拟议中的基地。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四日电】美国海军作战参谋长朱姆沃尔特今天启程去地中海进行访问，以视察美国第六舰队和在葡萄牙、意大利同外国军政官员进行会谈。    国防部发言人说，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为美国水兵在地中海建后方港口。

【本刊讯】美《纽约邮报》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题目是：《战争将继续进行》。全文如下：    充满满怀希望的猜测和日益增长的不安的漫长的一天又过去了，这一天又是使人大失所望的一天。因为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尼克松总统最近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这个演说清楚地表明对在战火纷飞、尸横遍野的印度支那迅速实现和平，或者对迅速释放美国战俘，都是不抱很大希望的。确实，即使它被当作有关秘密外交的经过的一篇全面的、平心静气的陈述而接受，那么，这篇演说实质上是承认多次执行任务均告失败的自供状。    总统决定把他私下会谈的看法公诸于众，这种决定具有不顾一切的性质。这样一来，他几乎肯定地破坏了在不远的将来恢复这种对话的机会，也许只要他还在执政，就不可能恢复这种对话。如果对方为了它自己国内宣传的目的而透露了谈判的情况，从而使他因为隐瞒而受到国会的攻击，那么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呢？    现在透露的纪录将引起长期的分析和辩论。但是，根据昨晚透露的内容来看，在私下会谈中出现的妨碍和平的重大障碍似乎不会同长期来显然存在的障碍大不相同。    尼克松先生说，本届政府不愿意把“推翻”西贡政权作为实现解决的一个条件。    河内认为，美国决心在确保阮文绍政权——或某个类似的政权——能够存在下去以前，在南越保留大量的物资和战略人员。    “自由选举”的建议似乎是一个主要的主动行动，这个建议要求阮文绍总统在投票前一个月下台，民族解放阵线参加选举安排以及国际监督投票。但是，这个建议显然不大可能被接受，作为事先建立一个联合政权的代替办法。这短短的四周期间使人们产生了怀疑；此外，这项计划为什么不在阮文绍表演他的一人竞选这出戏之前公开提出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美国每项建议都认真地具体说明撤出越南是我们作的最后让步。难道这项使我们有在泰国和印度支那其他地区保留基地的自由吗？、    在一项单独的建议中，美国的立场被说成是要求以释放战俘和印度支那停火作为我们撤军的交换条件。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意味着西贡、老挝和柬埔寨将不再发生任何敌对行动。这不是尼克松总统过去声称曾经建议过的那种以撤军交换战俘的那种直接、无条件的交易。    但是，在现在已经看到的这些文件和河内现在可能会泄露的其他文件方面，可能会进行许多玩弄字眼的游戏。基本的问题将仍然是：我们是准备继续承担我们的义务呢，还是确定一个完全取决于释放美国俘虏的撤军日期呢？迄今为止，看来对前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战争将继续打下去——和平的可能性看上去并不比总统这次讲话以前要大。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八日刊载了美国空军部长罗伯特·西曼斯在华盛顿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绝对不可少的”轰炸》、《空中力量仍然是我们在越南采取战略的柱石》，摘要如下：    除非实现我们谋求的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否则美国在东南亚的空中活动——虽然正在减少——是绝对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要能安全地继续减少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程度的话。    空中活动使敌军更难集结他们的部队来发动攻势，并且由于能妨碍北越人运送将会危害美国人生命的弹药和其他供应品，因而使战争的规模受到限制。    我们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撤出我们的地面部队，这是人们普遍了解的。我们还大大地减少了我们在东南亚的空中努力，而这是人们往往不知道的。美国在过去三年所作的努力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南越共和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已经有了提高，并且已经接管了更大部分的空中支持任务。    当我们撤退在东南亚的部队时，空中力量为我们的剩下的部队和我们盟国剩下的部队提供保护和支持。空中力量还协助阻止敌人的补给品流入友好国家，以便使我们的友好国家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他们自己的防卫能力。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尽可能迅速地和安全地撤回我们自己的军队，使我们的战俘获释，并让东南亚全体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二十七日电】（不供发表）（《华盛顿邮报》记者：乔治·威尔逊）白宫在过去两天里所说的任何有关解决越南战争的话都没有使尼克松总统承担把大部分美国空中力量撤出东南亚的义务。    尼克松先生在星期二晚上的讲话中和基辛格博士在昨天对总统的讲话作的详细说明中都只谈到从南越本身，而不是从泰国撤退美国军队，现在大部分美国空中力量驻在泰国。此外，总统没有谈到从北越沿海撤退两艘装载有战斗轰炸机的航空母舰的事。    回顾一下尼克松总统在他在星期二晚上发表电视讲话之前说的有关驻在泰国的空中力量的话，人们就可以发现他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这样说：    “……我们保留在越南周围地区拥有空军基地，当然是由于越南战争以外的原因，越南战争只是一部分原因。我们同泰国有一个条约，在那里保留这些空军基地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这个条约。”    换句话说，把眼光放在越南战争本身以外的地方，总统把“驻在越南周围地区”的空中力量看作是实行尼克松主义的力量。正如政府官员所说明的那样，尼克松主义的特点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军事力量——象在一定距离驻有飞机和军舰那样，而不是进驻美国的地面部队。    尼克松总统认为用于越南战争的轰炸战斗机和尼克松主义之间有一段距离，于是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布那些与这场战争“直接有关”的飞机可能撤走，而其它飞机留下。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尼克松为东南亚制订的长期防务计划同他为说服河内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的最新一揽子计划是相抵触的。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八日电】巴黎有资格人士认为，尼克松总统前天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美国计划很可能使“双方”真正地进行会谈。    特别是，在昨天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结束之后，观察家们认为，河内没有断然拒绝美国计划。同一人士认为，无论如何，似乎是揭开了一页：无疑，河内政府将继续坚持明显的强硬态度，但是，未来的会谈不会比人们所想象的消极。

【美联社帕萨迪纳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电】一位科学家说，他认为一种人工引入的激素或许可以使橡胶树的产胶量大大增加，以致马来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能够增加一倍。    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生物学教授詹姆斯·邦纳说，乙烯激素可以产生酶改变，初步研究表明，这种改变可使橡胶树的橡浆产量增加一倍或两倍。    邦纳说，现在这种激素已应用于柑桔树，达到便于收获的目的。这种激素是通过一种无毒的、生物分解的化学药品（环己亚胺——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ｉｍｌｄｅ）引入的。    邦纳说，这种激素通过酶消化作用使柑桔柄变得十分脆弱。他说，佛罗里达州的柑桔类种植者用这种药喷撤柑桔树，然后用吹风机把柑桔吹落到地上，再用大型真空吸尘器型机器来收获果实。    邦纳说，这种激素对橡胶树的作用有些不同，它使得橡胶树每天流橡浆的时间从大约一小时激增到好几小时，而且能够使树干的采胶面积大大增加。    他说，马来西亚政府请他研究橡胶增产的方法，不久他便发现了一种混合物，即乙基物（ＥＴＨＲＹＩ）同棕桐油的混合物，用刷子把它涂在橡胶树上，就会被橡胶树转变成乙烯。

【塔斯社莫斯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电】题：方程式与产量    据研究出物候预报方法的波多利斯基教授认为，采用这个新方法可以在许多情况下不必对田地进行化学处理。新方法可以帮助选择出能使作物避开虫害的播种期，即在害虫群集田地以前收割或在害虫来到时作物杆已干硬。    这位科学家代替传统的温度累计法，提出了方程组。这些方程组是在多年的观察中考虑到这种或那种生物对热的需求和当地热资源的情况编制的。方程式还考虑到了植物和昆虫的生命过程所依赖的那些非温度因素，如空气中的湿度或日照长度。那些一般为温度累计法所不能解决的课题已开始能够解决了。举例来说，通这用新法计算，在修建灌溉工程前关于亚万和丹加拉盆地能否种植细纤维棉花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得到了答案。    在为这些地区作出可以种植棉花的预报的同时，还计算出了棉花夜蛾和红蜘蛛等并发害虫的平均多年发展期及代数。    在塔吉克斯坦，对壁虱和动物疾病的其他传播者也做了这类预报。这个原理还可用来预报危险病毒的存在情况，从而对医学流行病学有重要意义。

【合众国际社纽约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电】阿瑟·Ｄ·利特尔有限公司说，用空气流代替水的干法造纸新工艺五年内可能投入民用。    在日本，一家公司正在用这种现代化造纸工艺进行小规模商用生产。欧洲也有一家工厂在进行试生产。    利特尔公司的高级顾问斯帕罗说，四十五家美国造纸、化工和机械公司已雇用利特尔公司研究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斯帕罗说，“此工艺可用来制造任何种纸张。限制这种工艺最后应用的最大因素可能是，已投了大量资金修建湿制造纸浆和造纸的联合工厂。”    他说，“从技术上说，首先用此种工艺制造卷得松的纸（如纱纸）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用这种工艺从废纸和其他回收纤维中造纸在商业上更加可行。我不能认为，它会很快地用于从原纸浆造纸。”    但是，使用于法造纸的最终的潜力之大是令人震惊的，对于那些关注水源污染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用湿法制造纸浆和造纸，每生产一吨纸要用一百至五百吨水。虽然这些水可以回收和净化，但每造一吨纸还是要消耗净水五十吨。    如此之大的耗水量是造纸厂为了有利可图而不得不造得非常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干法造纸工艺不仅使得有可能建造规模小得多的造纸厂，而且不再需要把造纸厂建在大的天然水路上。因而，造纸工业的运输问题将大大简化。    斯帕罗说，尽管干法造纸工艺的可行性目前受到一些限制，但一些造纸公司对此颇感兴趣，因为政府和公众目前对环境的关心迫使它们耗费大量资金来净化他们的湿法造纸厂排出的废水。    斯帕罗说，干法造纸将会使回收废纸和纤维来造纸更有利可图，因为从经营角度来布局的小型厂就可使用这些废纸，从而减少了运输费用。    使用干法造纸时，经过脱色的成卷或成包的纸或其他纤维（包括人造纤维）在空气流中翻动或悬浮的过程中便破碎。结成的一些纸块则借机械作用打碎，这样，只有单体纤维才能通过空气流而流到造纸机上。气流通过一个连续的多孔屏，就象湿法工艺那样使纤维积集成一个纸层。再加进粘合剂，形成一个连续的××。（电文不清——本刊注）    他强调指出，从经济上说，干法造纸起码首先用于制造卷得松的纸，如纱纸和膨松纸等是最合适的，这些纸目前一般都是用回收的纤维制造。

【塔斯社布拉迪斯拉发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电】布拉迪斯拉发纸和纸浆科学研究所研究出了用山毛榉制糖的工艺规程。制糖时得到的副产品糖浆可以用来制造无酒精饮料。    这里还研究出了一个用山毛榉生产出可制造粘胶纤维纱的专门纤维素。这种人造丝纱的特性与棉花类似。纱的白色和光洁度高，容易加工。用山毛榉制造糖和粘胶纤维纱的试生产将从明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