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一月十日电】题：福田外相回国后说，对中国方针没有必要改变    参加日美首脑会谈后回国的福田外相十日晚在外务省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要点如下：    一，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去年九月的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时不同，使人感到仿佛象从北极到了热带地方一样。我认为，这除了是因为纤维谈判，通货调整有了结果之外，还因为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日本同美国进行了合作。    二，在归还冲绳问题上，归还日期、基地、核武器这三项是焦点，但谈判对日本来说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特别是关于归还日期，美国当初曾主张在七月一日，但采纳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主张，最后决定五月十五日。    三，关于冲绳的基地也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甚至拿出地图对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作了说服。    四，关于美国就归还时无核武器发表声明问题，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方式，但不仅谈冲绳，也将谈到本土，并且还将主张对归还后的日本的核政策给予合作。    五，在中国问题上，日本方面欢迎尼克松访问中国，但指出了希望充分理解美国的做法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产生了不安和动摇。对此，尼克松总统强调今后日美间要密切联系，同时强调这次访问中国，其意义在于访问本身，访问中国时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美国方面还说将坚持美华条约。    六，会谈的结果，日美之间在“中国这样的伟大国家不应该置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种基本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的对待方法上，美国方面有美华条约等军事上的诺言，而日本则没有军事上的诺言，而且提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因此日美之间出现分歧是当然的结论。已作出这样的判断，即我国没有必要因这次会谈的结果而改变迄今为止的对中国方针。    【本刊讯】日《读卖新闻》一月九日刊登一篇报道如下：    日本外相福田赳夫七日晚在圣克利门蒂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佐藤七日晨对记者说的一句话，即“由于这次日美联合声明的发表，可以解释为一九六九年日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条款已经消失”，作了更正。福田对记者们说：“首相的那个发言，是由于他把‘台湾条款’误认为‘台湾形势’”。    从佐藤会见记者时的问答情况来看，这种解释是“牵强的”。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和对远东的政策以及它的“独自外交”，已经发生了混乱。    佐藤七日上午接见记者讲了那一番话后，福田赳夫立即同佐藤进行会谈，并调整了意见。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刊》一九七二年新年特刊登载了每日新闻社编辑部顾问三好修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的三极结构和日本的安全保障，要摆脱战后的“依存”》，摘要如下：变动的国际形势    由于美中接近和中国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的第一线，当前亚洲的政治形势已经更加明确地过渡到三极结构，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个三极局面为了与日本自己设定的独自任务和付诸行动的速度相适应，将在较短的期间内结束而过渡为四极结构。因此，我们今天正在面临的三极局面也许是意外的短，并且具有暂时的性质。    有关全欧安全保障会议今后的形势发展对远东形势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远东地区的形势发展将成为极其复杂的函数关系。但也有可能指出其中的几股明显的新潮流。抑制均势的变化    尼克松政权放弃在核武器领域中的对苏优势观念，和苏联致力于追踪一事相结合，以致于今天在核领域中业已出现了美苏的“对等性”。    美国从对苏“优势”转到“对等性”，未必意味着美苏之间基本上修改了当前的抑制均势。    就是说，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今后即便进入多少不如苏联的局面，也不会立即丧失美苏抑制它们突然打核战争、也就是第三次大战这种互相抑制的关系。美军加速撤退    到七二年十一月选举总统的时候，估计还将从越南撤退十万左右。    预料在一九七三年美国还会发生重要的战略变化。包括政治方面在内，越南战争的结束，估计将在七三年上半年。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以前保留的美军征兵制改为全面的志愿应募制，预期将在七三年到七四年财政年度（七三年七月一日以后）内实行，这是不可避免的。伴随志愿应募制的实行而来的，士兵每人工资的提高最低也是百分之四十。因此，美国兵力的标准将不得不削减。美国的兵力标准也有可能不足二百万。    确实的事情是：美国国民，乃至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观会发生基本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是对亚洲的争端采取高度不介入的态度；美国军队介入地面战斗将不会发生；最多可以期望的乃是限于部署适当的空海军力量。结果是不能排除从韩国、日本本土、台湾和菲律宾撤退全部地面部队这种趋势。这样，从中期来看，被留在远东或者是新部署的美国军事因素，主要将是空海军。这种做法当然会促使美国从根本上修改它对这个地区的战略姿态以及美国和盟国的联合防卫战略。美中首脑会谈和战略变化    美中、美苏首脑会谈意味着目前正在发展的三极竞赛已经达到一个高潮。但不能特别指望会从而出现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稳定和平的重大形势发展。    美中首脑会谈中最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关于日本今后的国防和安全政策问题。然而，尼克松能够撇开日本，而拿日本的安全保障体制来同中国进行政治交易吗？美国拿日美同盟来同中国进行交易，指望中国付出什么代价呢？    从五月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来看，就欧洲安全保障会议等欧洲问题而言，可以指望美苏在一定的程度上达成一致。然而，由于印巴战争及其后印度次大陆的形势发展，美苏之间的利害矛盾或许将给美苏会谈投下一个很大的阴影。    由上述展望可以归纳出，一九七二年的尼克松外交策略是开始同中苏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做出一副为缓和紧张局势而进行现实努力的姿态，给美国选民留下印象，以便使国内形势大大有利于十一月的总统选举。    今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三极关系，无论怎么说，也不能料想通过美国总统一次访问中苏，就能使形势全面稳定下来。尼克松以这个现实为基础，将在一九七三年第二次当政，同时着手从根本上修改美国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战略。    欧洲的情况是，把英法的核战力联合起来，在美国的协助下逐步建成独立的‘“欧洲抑制核力量”。这种设想已经出现。但是在亚洲，面临拥有核武器的中苏，怎么能够以常规兵力方面也还处于劣势并且没有核武器的日本为中心来实现亚洲的军事均势呢？这个决定主要取决于日美两国的意志。美国对日本的前途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在华盛顿已经有人主张美国应该帮助日本实行核武装。然而，这意味着抛弃美国政府同苏联达成协议的防止核扩散政策，而且国际上的反对也会很强烈。访问过日本的莱尔德国防部长暗示，日本目前加强常规战力和推进现代化，把是否要实行核武装作为以后决定前途的问题，这也许是更为现实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即使进一步从日本本土撤出美军，至少也必须把第七舰队留在日本附近。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上述日美新决定，即规定横须贺和佐世保为西太平洋的母港，这无论在法律上或实质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中苏争端和亚洲集体安全保障    也有称为“洛迦诺方式”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的想法。苏联已经作为勃列日涅夫计划提出了这种设想，它的要点是：（１）坚持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边界现状的原则；（２）同亚洲国家缔结双边的类似苏联同阿联（七一年六月）和印度（同年八月）签定的和平友好条约，集其大成，实际上就实现了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从中苏矛盾加剧的现状来看，中国是绝对不会签署这种条约的。其结果是，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目的在于取代美国对中国的包围网，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对中国的包围网。同样，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集体安全，归根到底只能意味着形成中国对苏联的反包围网。要成立真正的“远东洛迦诺”，必须以美中苏三国之间稳定的共处关系和互相理解为前提。这种状况大约在七十年代里是不会实现的。    中苏争端的持续和激化对欧洲和日本的安全保障来说，是有利因素。这是因为，只要中苏的关心集中在相互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苏联就没有余力对西欧或日本进行军事冒险。相反，中苏对立加剧甚至促进苏联对缓和欧洲局势的关心和接近日本的动向。    如果中苏争端引起的两国对抗在苏满（指我国东北——本刊注）边界或者在朝鲜半岛等接近日本的地区发展，那时，日本必须有足以消除中苏直接对抗的“火星”的主动防卫力量。目前中苏之间的对抗具有间接的性质，而且焦点在印度次大陆。在这个地区的对抗有持久性。这对日本来说，可以说还有充裕的时间能够适应美国的战略变化，进行自己的调整。“日美安全条约体制”的调整    前面纵观了日本列岛周围所发生的战略形势变化的趋势。由此可以归纳：日本如果要继续作为自由社会生存下去，它就没有余力改变结盟的阵营。美国实行战略性的后退，同时，苏联实行战略性的扩张，这是形成七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国际政治特点的主要因素。从而已经开始出现以“苏联的和平”来代替“美国的和平”这种耳语了。但是因此就把日美安全条约换为日苏友好合作条约，归根到底只能意味着使日本变成芬兰或者捷克。这只意味着作为自由国家的日本逐渐衰亡。关于日中结盟，因为目前两国的军事力量缺乏广阔地区的机动力，所以只是单纯的幻想。还有唯一现实性的“中立”，也只能是核武装中立。    于是，日本要作为自由国家继续生存，它所选择的道路在目前只有继续保持日美同盟。然而，不可能维持目前单方面地依靠美国的状况了。今后的日美安全体制将越来越要求分担责任的双边性和平等性。    目前国际组织正在发生结构上的变化。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必然会促使我国对安全问题的政策态度发生变化，即从“依靠”回到“独立”。    另一方面，在美苏核抑制均势的条件下，军事力量不是直接作为战争的工具，而是越来越加强了作为间接地建立政治影响的工具的性质。大战争被制止了，于是国家之间的斗争就越来越加深了适应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和思想各方面综合斗争的全面战略性质。这就要求国民进而要求政界在思想深处改变对安全和国防问题的意识。    我们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摆脱战后那种“天真”和“依赖”的心理状况，或者说思想方法。并且在我们恢复了足以直接面对国际形势现实的思考自由和物力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经济手段为基础，对争取和平与安全做出多样的选择。

【本刊讯】一月三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登载了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亚洲新的忧虑》。摘要如下：    印巴战争之后，美国现在在世界这一战略地区处于边沿地位了。    在新德里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俄国一下子成了印度洋头号国家。    西方国家的贸易和货币限制也可能会伤害苏联集团市场所越来越需要的印度。    俄国人大概将设法从南亚出现的新情况中捞取一些东西。他们最大的得益可能是印度大大加强支持苏联势力留在印度洋的态度。    这在莫斯科是当务之急，它认为这是从波斯湾一直到南中国海从侧翼包围赤色中国一个办法。美国也会深受莫斯科战略的影响。    苏联将会得到什么。估计俄国人不会直接要求在印度建立海军基地。只有当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结成公开的、正式的军事同盟。    西方官员们仍然相信，俄国人在使用印度的海军设备来加油和维修其印度洋舰队方面将会得到特殊待遇。    当前，外国的军舰可以停泊印度的海军基地，如果它们向印度当局提供他们所载有的武器种类的详细情况的话。人们普遍预计，将不声不响地不对苏联舰只运用印度人的这些规定，并防止西方情报机构企图摸清苏联舰只的力量和活动。    在通常情况下俄国在印度洋保持有十到二十艘舰只。据说当印巴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在那个地区有十六艘，另外六艘是随美国“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及其特混舰队之后驶向孟加拉湾的。    除了较自由地使用印度提供的方便以外，苏联会从印度洋沿岸的国家中得到巨大的好处，这是由于印度外交官说过，俄国已表明了自己保卫南亚国家不受共产党中国威胁的能力和决心。总之，高级的外交官和官员们是从以下角度看待印巴战争的后果的。    他们认为华盛顿支持巴基斯坦是一个“错误”，这使得美国的威信和影响下降了。    同时，他们说，俄国以最小的代价和风险，得到了很大的新势力。    印度这个长期以来一向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国家一下子被看成了在南亚的支配力量，一个对美国的动机和信誉很不相信的国家。    成为尼克松的麻烦吗？很多外交官、商人和军事分析家们相信，这场时间不长的印巴流血战争使尼克松总统将来的北京和莫斯科之行变得与一个月以前的情况不相同了和更加困难得多了。    正如这些权威人士所认为的那样，随着一个原为东巴的新国家孟加拉国的出现，南亚的动乱看来必然要增加。据认为，被打败的巴基斯坦的西翼的政治动荡很可能也会加剧。    在印度支那和中东的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冲突的掩盖下，这些麻烦长期来一直是处在即将表面化的地步。    现在这些麻烦已公开了——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在防止南亚的动乱或影响亚洲事态的能力方面已经严重下降了。    至于对现在剩下来的巴基斯坦，印度领导人相信，它作为印度的一个严重威胁已经完蛋了。    据认为俄国在南亚成为头号力量的道路上绝不是没有障碍的。    据认为印度在对于俄国帮助建立它的战争机器表示感谢的同时，印度决心不依赖莫斯科提供零件或新装备。一些外交官甚至坚持认为，甘地夫人将会设法恢复与美国的良好的工作关系，以防止印度经济过分依赖俄国。    作为一个开头，据估计将会在相当近的将来要求美国恢复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虽然，一些印度人表示对这样的援助有保留，但毫无疑问，（从现实角度来看）印度是仍然需要这种援助的。    一些专家说，再过一年美国财政援助的恢复就会重要得多。    那时，当十年宽限期过后，旧债的偿还开始到期了，印度的债务负担将会大大增加。    力量平衡被打破：然而，现在在南亚存在着一个新的力量平衡——据认为在这个新的平衡中，美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西方外交官承认，由于建立了政治活动“和强权政治”的新基地，莫斯科现在正接近于实现过去想称霸印度洋的梦想。    美国仍然有运用相当大力量的潜能。但是，这里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人要取得象他们以前在亚洲这一地区所拥有的威望，那将有一个长时期的缓慢的过程。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刊载戴维·博纳维亚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当俄罗斯人一年中的主要节日临近时，像通常一样人们前去抢购小小的枞树和贮藏在饮食店里可能买到的任何小小的奢侈品时，政治领导人可以非常满意地，也许甚至是自满地来回顾一九七一年。    苏联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年时期变得软弱无力。它的人民比较习惯于匮乏而不是习惯于自我放任。但是和平的年代带来了一种容易发怒的不能容忍的心情，政治动脉硬化了。现在需要自己向自己提出问题，还需要进行改革。而对这个制度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来说，上述情况不是好预兆。    在政治口号引起的人为的热情后面，人们普遍对于如何措词感到厌倦了。在少数民族中间，这种感到厌倦的形式是公开冷言冷语，甚至提出大胆的抗议。人民群众明显地对政治漠不关心，并且集中精力于生活的物质方面，从而表示他们的怀疑。在依然涉及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忠诚的地方，他们往往持极端保守的态度。    苏联政治生活中的这种迟钝或麻木不仁的状况在今春的二十四大上表现出来了。这个大会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主张，也没有使什么新人进入领导班子。最重大的政策改变就是决定让消费品产量比生产手段的产量增加得稍稍快一些。    生活水平继续慢慢提高，至少在大城市的大街上，菲亚特牌小汽车是很普遍的东西。更多的自动售货商店开设起来了。但是几乎所有消费品的供应仍然是不时缺货或长期缺货，质量差、价格高。    工人们对住房条件和商店里的匮乏满腹牢骚。对这个制度的缺点很了解的知识分子感到无能为力，无法来使得被连篇累牍一再重复的宣传压得沉沉的毫无生气的舆论活动起来。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六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夏洛特·赛科夫斯基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较多的共产主义，较少的消费主义，担心的克里姆林宫刺激衰退的思想热情》，摘要如下：    苏联领导决心抓思想战线上的工作。    随着这个国家在国内朝着一个消费者社会缓慢地前进并在国外同西方和解，这里对“资产阶级影响”，对于在俄国人中、特别是在青年人中缺乏思想热情和共产主义纪律深为关注。    最近一些事态发展反映了这一关切，并显示了官方对思想问题的注意的新高潮：    在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反宗教宣传的量增加了；日益强调在工厂、学校和大学里改进对苏联公民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开展了一个警告俄国人提防西方思想的渗透的“警惕”运动；建立了一个新的苏联哲学协会。    党的意识形态发言人、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最近召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上表示了克里姆林宫目前的心情。    苏斯洛夫强调，社会科学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共产主义理论。他们必须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前列，改进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熏陶”苏联学生的工作。他说，党必须在监督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的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几天后，成立了一个哲学协会。选择长期来搞党的宣传工作的费·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为这个新协会的主席，这表明，这个政权打算更严密地控制苏联在哲学领域里工作的学者，必定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的乃是，普遍的人们对马列主义教育缺乏热情。人们对意识形态显然是冷漠的，对种种提法和“阶级斗争”这一术语感到厌倦。    今天俄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过美好的生活，如何获得物质的东西。如果有什么人专心研究意识形态问题，那往往是因为对过去的哲学和宗教传统感兴趣。在各个民族共和国里，这种兴趣的表现显然使当局恼火。    一些党组织遭到斥责，说它们没有同“民族主义残余”进行斗争。    在立陶宛，也在努力加强思想教育。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神论的宣传远未能消除掉俄国正教、新教、宗派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影响。    苏联宣传家悲哀地指出，甚至青年和党员也往往成了教徒。    他们警告说，令入迷惑的是，一些教派企图使宗教信仰现代化，使它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例如，宣扬说什么基督教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一致的。    《真理报》前不久在头版社论中抱怨，某些青年受“异端思想”的影响，他们“不尊重我们的社会伦理”并缺乏公民的献身精神。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也反映了一种担心，即青年人没有受到适当的道德和伦理指导。    决议说，工厂里的领班可以施展巨大的影响，并“加紧同无纪律、酗酒和流氓行为这种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作斗争”。    因此，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国土上，正在下令进行意识形态上的重新武装。

【法新社莫斯科一月五日电】这里认为、一家莫斯科法院今天对布科夫斯基作出严厉的判决一事是对提不同政见者和报界提出的一个警告。    布科夫斯基由于他曾为文艺界的两个坏作家举行过示威，而被拘禁在劳改营三年。    这里的大部分观察家认为，这次审讯不一定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个政权在强化它对不满现制度者的方针。    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人们有一致看法，即不满现制度者在今后几个月将在一条更加有点难走的钢索上行走。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六日刊登保罗·沃尔为该报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炸产生副作用，苏联人吹嘘向河内提供援助》，摘要如下：    中苏的竞争和尼克松总统行将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使得河内和莫斯科之间新的武器协定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项协定是十二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显然是美国恢复对北越的轰炸的一个副作用。在协定中，苏联保证向河内提供“旨在加强”北越“防御潜力”的无偿补充援助。    莫斯科在报纸的头版刊登签订这项协定的消息。它大概是从下面这些角度出发，认为这项协定是重要的：    （一）美国最近的空袭势必已加强苏联在河内的影响。只有苏联能够向北越提供对付美国飞机的复杂的武器。    （二）克里姆林宫也许希望，向河内提供补充军事援助将使印度支那的战事大为激化，足以使尼克松先生的北京之行信誉扫地。    （三）苏联人通过表明自己是河内的患难之交，也许是想重新夺回他们近来失之于北京的“第三世界”的某些好感。    据《红星报》早些时候的报道说，经常往返苏联和北越港口的船只总共有一百五十艘。    在九月，《真理报》在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二十六周年之际，发表了关于苏联对北越提供军事援助的特别详细的报道。    苏联重新强调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同莫斯科最近为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它的影响所作出的努力是一致的。    除了在印度和锡兰外，苏联人在印度洋沿岸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失势了。不仅去年中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要比苏联提供的技术援助多得多，苏联还在联合国中失去了第三世界的同情。    北京在联合国裁军辩论中所采取的方针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印象是不象苏联政策那么僵硬和在政治上不那么妥协。埃及外长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证明，第三世界对中国日益感兴趣。苏联人可能希望通过在保卫北越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来抵销这一趋势。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莫斯科在其各种各样的关于越南局势的言论中小心地回避暗示可能同美国断绝关系。

【美联社新德里一月十日电】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在归国接受他的新国家孟加拉国把他作为英雄给予的欢迎的途中，今天胜利抵达新德里。    吉里总统、英·甘地总理及其内阁阁员在机场欢迎穆吉布·拉赫曼。    谢赫挥动着右臂从飞机上走下来，这时机场上鸣礼炮二十一响。    谢赫立在特设的检阅台上时，乐队奏孟加拉国歌（《金色的孟加拉》）和印度国歌。接着，他检阅了印度陆、空、海军仪仗队。    谢赫感谢甘地夫人帮助孟加拉实现独立，这时看来他在抑止眼泪流出。    谢赫对吉里代表印度政府表示的正式欢迎致答词。他说，“对我来说，这是极其愉快的时刻。”    他说，“我决定在我去孟加拉国途中在你们伟大国家的伟大的首都停留，因为这是我能够对我国人民的最好的朋友、你们的杰出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对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表达特别的敬意的最起码的做法。”    “她不仅是人们的一位领袖，而且也是全人类的领袖。”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一月十日电】共有二十四名外交代表到机场迎接拉赫曼，其中有苏联阵营各国的代表以及英国、西德、法国、南斯拉夫、丹麦、挪威、古巴、意大利、梵蒂冈和哥伦比亚的代表。    没有美国代表到场。站在外交代表行列的最前面的是苏联大使别哥夫，拉赫曼同他交谈了几分钟，然后才同其他外交官打招呼。    【印报托新德里一月十日电】孟加拉国总统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在新德里逗留了两小时半，在上午十时四十分离开这里前往达卡。    【印报托新德里一月十日电】孟加拉国总统在启程前往达卡之前会见外交官员们时，要求苏联大使别哥夫转达他对于苏联政府的感谢，感谢他们在孟加拉国解放中提供的帮助。    【合众国际社达卡一月十日电】穆吉布·拉赫曼在赛马场的大会上向他的同胞们谈了他在八日获释前不久同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进行会谈的事。    拉赫曼说：“布托先生在拉瓦尔品第与我会见时要我同巴基斯坦保持某种联系。    “我对他说，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事实上我还不清楚自己的处境。现在我要告诉布托先生，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切联系已经永远断了。””    拉赫曼在用孟加拉语向狂热欢呼的人群讲话时说：“我对西巴基斯坦人民并无敌意。我愿他们顺利，愿他们幸福。让他们在他们自己国家里自由地生活，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由地生活。”    他说：“我要告诫布托先生，如果他企图同一个大国合谋来重新奴役我们，他肯定会可悲地遭到失败。”    他对他的人民说：“我也要告诫你们，一个这样的阴谋并没有告终。所以，要始终准备着保卫你们的自由。”    拉赫曼向国内非孟加拉族的穆斯林说：“不会伤害你们，而是宣布你们已是孟加拉国人。”    但是他警告说，凡是曾充当“压迫者的走卒”的人都将在法庭上受审判。他还说，他将要求派一个世界法学家委员会来审判战犯们“在我国犯下的可怕的罪行”。    接着，他劝告七千五百万孟加拉人不要报复，不要抢劫。他说：“从今天起，在孟加拉国内必须杜绝任何不法行为。”    【法新社新德里一月十日电】谢赫·穆吉布在回国后不久在著名的达卡跑马场举行的人数众多的集会上讲话时说：孟加拉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将永远如此。    谢赫·穆吉布表示希望所有国家都将提供它们的“人道主义的”援助，承认孟加拉国和使联合国接纳孟加拉国。    他说：“我们一定要在联合国中得到席位。没有别的办法。孟加拉国永远不会接受失败。”    对于那些当他在西巴受到“假审讯”时采取了反对他的立场的孟加拉人，他说，他们将受到审讯。

【路透社新德里一月十日电】东巴领导人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今天宣称：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友谊将是永恒的。    他是在新德里巴兰机场附近阅兵场上举行的有五万人参加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谢赫说：“印度和孟加拉国将作为兄弟由永恒的友谊联系在一起。    “我国人民将永远感谢印度人民和政府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对此永远不会忘记。”    谢赫·穆吉布在谈到东巴在过去十个月发生的事件时说，西巴人在他的祖国犯下的罪行之野蛮和卑劣，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谢赫·穆吉布说，孟加拉国真正是从地狱里走了一遭。由于感情激动，他的声音都嘶哑了。    他说，孟加拉国现在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了。他接着说：“我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怀有仇恨和怨恨。我期望在建设孟加拉国中，得到全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帮助和同情。”    谢赫·穆吉布说，他的孟加拉国拥护政教分离、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理想。他说，他的理想、对事物的看法和珍视的东西和甘地夫人是一致的。    他说，“我在西巴监狱中呆了九个月，你们伟大的领袖英迪拉·甘地夫人为使我获释而不遗余力。    “我本人感激她……”    他在结束他的讲话时高呼：“胜利归于孟加拉，胜利归于印度，胜利归于英迪拉·甘地。”

【美联社新德里一月十日电】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从机场同甘地夫人驱车去德里兵营——军事司令部在首都的所在地。    在简短的群众集会上，英·甘地总理说，谢赫·穆吉布甚至在监狱中的时候都鼓舞着他的人民。    总理对参加大会的人群说，印度关于孟加拉国作过——而且遵守——三项诺言。    她在欢呼声中说：“印度说过，它将确保孟加拉国难民返回家园；它将支持解放军（孟加拉国解放武装力量）；以及它将确保穆吉布·拉赫曼获释。”    总理还提到谢赫·穆吉布返回达卡后面临的任务。她说：“他将回去对付一个巨大的挑战——建设孟加拉国。”

【路透社新德里一月九日电】印度政府和孟加拉国政府今天说，“只有那些想要给这个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并危害世界和平的人，才坚持”无视孟加拉国这个现实。    它们在这里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中说，两国政府希望，“自主独立的孟加拉共和国已经成立的事实，将为国际大家庭欣然认可和承认。”    双方还说，它们深信，“把历史的时针倒拨的任何尝试，一定要失败。”    在以外交部长阿卜杜勒·萨马德·阿扎德为首的孟加拉国代表团，同印度领导人之间举行的四天高级会谈结束的时候发表了这个联合公报。    公报正式表示，双方赞赏“不丹、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联的政府和人民对孟加拉国形势的现实情况做出的积极反应。”    公报还说，“它们还赞赏地注意到法国和联合王国在这方面起的作用。”    公报说，孟加拉国外交部长重申了他的政府决心奉行不结盟政策并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印度保证将给予一切、帮助来使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    公报又说，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里的印度军队“在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希望”其撤出的时候就撤出。    萨马德在印度逗留期间，会晤了总理英迪拉·甘地、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以及其他一些部长和官员。    官员们说，双方的会谈涉及印度一孟加拉国关系的各个方面。    印度政府还保证：印度将最大限度地满足孟加拉国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它同意采取措施恢复这两个毗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交通。    【美联社新德里一月九日电】公报说，两国政府决定接受任何国际援助，包括联合国的援助，以遣返过去九个半月当中逃到印度的差不多一千万难民。    【法新社新德里一月九日电】这里的政界人士指出，这项公报似乎把苏联及其盟国放到了曾援助（孟加拉国）进行反对巴基斯坦的战斗的那些国家名单中的首位。    这里的一些观察家表示，这项公报中没有提到“巴基斯坦”对印度的“侵略”。这一点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印度是抱着一个目的——为了建立这个新的共和国——进行这场战争的。

【美联社新德里一月九日电】孟加拉国外长星期日（九日）说，美国驻达卡使团的负责人向他承认，新成立的孟加拉国政府已确立了对前东巴基斯坦的牢固的控制。    在被废黜的巴基斯坦政权时期的美国驻达卡总领事斯皮瓦克在一周前正式拜会了萨马德，不过这两个人都没有透露他们会谈的内容。    但是，萨马德在结束他在新德里的四天访问时于星期日对记者们说，斯皮瓦克对他说：“他本人现在确信，在孟加拉国已经树立了当选的孟加拉国人民代表的权威。”    萨马德说：“他说，现在是这么安全，他将把他的家属接回来。他说，没有人会对这个政府的权威提出疑问。”    萨马德说，他对这位美国外交官说，孟加拉国政府希望得到对下述两个问题的答复：    ——“我要求他设法弄清楚，他的政府，即尼克松政府，是否将修改它对孟加拉国的政策；    “我问他华盛顿是否将改变态度来反映美国的舆论。”    萨马德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他的答复。”    然而，这位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国家将来同美国的关系“取决于今后的事态发展”。萨马德说：“我们不是乞丐。我们将决定我们从什么地方得到帮助或援助。    “甚至对于一个在战争期间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我们将来也会接受它的友谊。但是，我可以说，如果一个朋友给我水喝，我将接受它。不过，如果过去的一个敌人给我水喝，我就要犹豫是否接受了，因为水里面可能有毒药。”    一位俄国记者要求萨马德估计一下苏联同孟加拉国之间将来的关系。萨马德咧开嘴笑着说：“非常、非常友好，非常、非常友好。”    【路透社东柏林一月九日电】东德通讯社德通社自新德里报道，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萨马德今天邀请东德外交部长文策尔访问达卡。    消息说，这两位部长在印度首都就相互关心的问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

【印报托新德里一月八日电】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和毛里求斯高级专员今天拜会了孟加拉国外长阿卜杜勒·萨马德。    据了解，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蒙古的使节与萨马德先生讨论了包括他们各自的国家承认孟加拉国在内的共同关心的问题。

【路透社新德里一月十日电】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今天在到达这里后不久同英·甘地总理举行了四十五分钟的会谈。他在会谈后对记者说，他（同英·甘地）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说，他对会谈“相当满意”。    这位谢赫是在新德里市中心总统府的一间房间里同甘地夫人会谈的。    【印报托新德里一月十日电】谢赫·穆吉布说，他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对现在从印度难民营返回家园的人的安置。他将在两星期内访问在西孟加拉的几个难民营。    他暗示，印度军队的撤退是他关心的最后一个问题。他对于西方记者提出的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回答说：“我相信总理甘地夫人在我要求她撤军时是会这样做的。她已承认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得知，撤离已经开始。”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九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显示中国实力的迹象》，文如下：    尼克松总统在上周接见电视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强调了在中国变成一个拥有大量现代化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前恢复北京—华盛顿对话的重要性。然而，在早一天，北京主要报刊发表的传统的元旦社论强调的重点完全不同，它强调说，中国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国际关系的格局部分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目前在经济和军事上比较软弱的状态向超级大国的平等地位前进的速度，这个超级大国未来可能处的地位使莫斯科的决策者比华盛顿的决策者更感到可怕。    十多年来，由于北京一直不公布统计数字，因此在估计和设想中国的前进速度方面所作的努力受到了挫折。周恩来总理几个月前第一次打破了这个秘密，现在中国的报纸报道，去年北京的钢铁工业生产了两千一百万吨钢。据说这比一九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八，如果确实如此，这是增长很大的。    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点钢并不算很多。美国和苏联——它们的人口少得多——在去年都生产了大致五倍于这个数字的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的日子里，北京预言到这个时候每年将生产三千六百万吨或者比这个数字更多的钢，要超过英国的产量。    然而，如果嘲笑中国钢产量达到这个水平这一成就，那将是一个错误。为了作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对比，必须注意到，中国去年生产了等于印度三倍的钢，也许比法国只少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简言之，北京现在已拥有值得重视的生产钢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人没有遭遇六十年代初期那几年的饥饿和较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岁月的话，他们在钢和其他重工业产量方面木应有大得多的进展。如果中国在今后一些年中能够享有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那种稳定的话，七十年代可能是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非常重大的发展的十年。如果中国能大量进口资本和技术，那也将有所帮助。美国参加中国的经济发展从长期来说对这个国家也可能有好处。

【路透社北京一月六日电】（记者：詹姆斯·普林格尔）中国在渡过了取得重大外交胜利的一年之后，看来很可能在一九七二年继续谋求同外部世界的更广泛的接触。    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一九七一年是中国的一个令人吃惊的年头    ——尽管印度战胜了得到北京支持的巴基斯坦。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一直稳步前进，致使它在苏联的那些意识形态对手们感到明显的不安。    北京在等待了二十二年之后，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取得了它在联合国的席位。    毛泽东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使世界大为震惊。这位美国总统定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这里访问一周。    外交观察家们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尼克松的访问将是一九七二年的头等大事。    但是，他们认为，除非美国准备撤走它在台湾的军事力量，让中国人制定出把台湾问题做为一个内部问题加以解决的办法，否则是不会取得什么结果的。    在其它方面，看来中国很可能增加同其它国家的接触。预料北京的外交官们在下届联大开会时将居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    随着这一年的结束，北京说粮食获得了“好”收成，超过了创纪录的一九七○年总产量。    然而，前一年的收成被称为“丰收”，观察家们认为，最近的增产并没有象原来希望达到的那么多。    在一九七一年，北京同外国的外交关系逐步增多，而吃亏的则是台湾。预计这种趋势在一九七二年将继续下去。    中国在去年明显努力争取第三世界的领导权。    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向发展中的国家提供援助方面成了超过苏联的援助提供国。虽然俄国在军事援助方面仍领先。    中苏的对抗在十二月的印巴战争期间表现得更厉害了。俄中关系已经恶化到这两国在一九六九年发生边界战争以来的最糟的地步。

【路透社联合国一月六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拒绝恢复上个月被吴丹撤销的两名国民党中国记者的采访资格。    联合国发言人说，这位秘书处的新领导研究了这件事，他得出的结论是：吴丹的决定是有效的。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一月十日在第一版刊登了拉登科维奇就中国核试验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北京：试验的目的一——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垄断》，副题为《中国的技术迅速发展》，摘要如下：    中国宣布进行了新的核试验。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二次原子试验，说明（中国）在加速完善核技术。中国仍然把这次试验严格地说成是“必要的和有限制的”，强调说，试验的唯一目的是“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    在中国的核发展中，使人印象最深的，肯定是它的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这说明中国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技术成果和技术能力。只要回顾下面的情况就够了：中国从一九六四年十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就能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以及带核弹头的远距离操纵的导弹。中国在一九七○年四月向宇宙发射了人造卫星，惊人地证实了自己的火箭技术和电子技术可以达到的范围，这颗卫星比苏联的第一颗卫星重一倍，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重十一倍。现在，中国自己设计电子计算机以及进行核研究和宇宙研究所必要的其他设备。    然而，周恩来总理在去年明确地说过，中国不认为自己是核大国，中国知道自己的整个经济不发达的程度，消除经济的不发达状况必须进行很大的努力，中国的核计划首先还是试验性质的。中国特别担心的是日本的现在和将来的态度，是日本迅速制造核武器和各种现代化运载工具的技术和工业能力。    中国最新的核试验是在下述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美国恢复了对北越的猛烈轰炸，另一方面，北京宣布一九七一年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新跃进”，钢产量增加了三百万吨，工农业发展总的来说速度很快。    南斯拉夫《战斗报》同日刊登了南通社一月九日发自北京的一条消息说：    在新近这次核爆炸与上次核爆炸之间相距不到两个月，据外交观察家们认为，这表明中国在大力加速发展自己的核潜力，以便与两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到处在挖巨大的互相连在一起的地下掩蔽体。关于这些地下迷宫未作任何报道。而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接触中强调这样的设施完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据许多人估计，中国在加速步伐，发展成一个超级大国，尽管官方一再重申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刊登了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的一篇访华文章，题目是《中国是另一个世界——真正的理解是必要的》，摘要如下：    从香港越过边界线进入中国，坐火车到广州，在广州的旅馆下榻。这段时间在边界办理入境手续加上等火车的时间大约半天的行程。这仅仅半天的行程已给旅行者留下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它是同西欧和日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一切都    “相反”。看来，我们的社会里所强调的东西，在中国几乎被忽视掉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谁也不注意的事情，在中国似乎成了人人关心的中心问题。今天的中国几乎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    第一，“钱”的作用不同。在铁路的车站、公共建筑和街道广场上，没有为推销商品赚“钱”的广告。而且，个人挣的“钱”所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同“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做”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中国的社会使男女之间的差别变得极小。在工作上，男女的差别几乎不存在。委员会的主任，工作场所的负责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并不是总得光男的才能负责领导工作。    第三，关于年龄。中国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看起来都很年轻。将估计的年龄实际一问，不少的情况是，估计的年龄要比实际的年龄年轻十岁。    第四，在我们的社会里，今天正在迅速地推行农村城市化。相反，中国正在实行城市农村化。    第五，中国人在接待外国代表团时都是以“集团”出现。    第六，群众纪律严明。其公共道德之高尚，恐怕是全世界无与伦比。公共场所非常清洁。在北京市内的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人们并不互相推。不仅如此，如果见到外国人还给让座（今天，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是被当作“友人”而受到尊敬的）。总之，同把骗抢外国人的钱作为家常便饭的社会相比，是大不相同的。    第七，在我们的社会里，大部分人不关心天下和国家大事，所关心的是工厂的前途、棒球和麻将、周末旅行、孩子的学校和自己的家庭开支，在中国的城镇，取代“广告”的是政治性的标语。戏剧和杂技之类都有政治内容。其中多数同国际政治有关，还有很多是同整个国家的政治方针有关的。令人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对政治有这样高的关心的社会恐怕是少见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同西欧和日本的社会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所谓制度不同来解释这种差别（比如说“广告”）。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社会不仅同西欧和日本的社会相比，一切“相反”，而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工业后进国家相比也是有明显的不同的。这种独特的性质恐怕是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独特经验。    历史也是独特的。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价值观、社会的结构、人们活动方式等，日本人会根据“同文同种”这种词来想象，然而，一切都相距很远。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是外国，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比其他外国更远的外国。问题是怎样同这样的外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为此，我认为恐怕需要下述三个条件：    第一，不是因为中国进入了联合国而在国际世界增加了比重，而是由于中国在国际世界——特别是在亚洲的作用巨大，联合国才不得不承认。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承认这种力量对比的现实。承认中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不是日本政府给中国方面的恩赐。这只不过是由于今天日本政府的政策的破产而不得不顺应世界形势。只要日本方面还觉得这是一种恩赐，那么，即便是建立了外交关系，也不会有真正的友好关系。    第二，如果把太平洋战争及其失败看作日本国民的经验的话，那么，中国人的经验并不是同进行朝鲜战争和介入台湾的美国的对立（虽然也有，但远比这个更多），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抗日战争。因此，不结束战争关系，也就是说不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善后处理，就认为能够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不现实的（但是，直到今天，日本政府所一直坚持的正是这种不现实的主张）。    第三，我认为，轻易地采取赞同中国的做法，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对建立起真正的日中友好关系未必有效。    当然，今天在访问中国的日本人中，有不少人是结合日本的现实学习“毛泽东语录”，并要在日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在如此不同的两种社会、如此不同的历史经过以及如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政治情况下，同一个词汇也带有不同的意思，也不能不带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中国说“美帝国主义”，中国人会按中国的逻辑来理解。这种理解和日本的理解不同。这一点，即便是在中国交往很顺利，也决不会有助于日中间的真正相互理解。真正的相互理解要有共同的立场，同时还要弄清相互的分歧点，然后才能开始。    今天，正确地理解中国，对我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困难的。建立同中国的真正的友好关系是国家百年大计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要以果断和冷静为前提的大业。    因此，我认为，对中国反复地谈论“一边倒”的错误，已是我们所不能容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