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八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胜利的喜悦》，摘要如下：    中国进入联合国将使不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整个世界外交发生急剧变化，因为对于任何重要问题，中国将无不具有重大影响。    认为信奉毛泽东主义的人员将在联合国中这个没有生气的大厅里掀起一阵有力的——也可能是分裂性的——激进主义之风，这也是不会错的。    毫无疑问，许多国家将立即跳上中国人的宣传车，竭力要求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如果它们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话），并同国民党人断绝关系。特别是那些在联合国同台湾这条船一起沉没的亚洲国家——主要是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将不得不同中国讲和。步调：不管中国人的表现是感情冲动的还是负责任的，他们总是要给华盛顿带来一些问题。北京进入联合国将加速战后两极外交时代的结束，这场比赛将变成三角比赛，或者把日本和共同市场计算在内，成为五角比赛。这样对美国来说，情况肯定将更加复杂，一些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和苏联也许能够在联合国的某些问题上把他们的分歧放在一边，以便结成多数，使华盛顿和它的朋友们遭到一连串非常明显的失败。美国的一个外交官说：“影响之大将不是由于问题的重要性，提交联合国讨论的问题将不会比过去讨论的问题重要。但是我担心它们将弄得我们焦头烂额。”激进分子：但是，中国给俄国人造成的麻烦可能比给美国造成的麻烦要多，一位驻莫斯科的西欧国家大使预料，“苏联人在中国加入联合国那天将会懊悔”。克里姆林宫的争取同西方和解的政策将会受到北京的攻击。在大多数问题中，俄国人表示合情合理的态度一露头，“比你还强硬”的中国人可能就会加以反对，这些中国人自称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发言人。在联合国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人将设法使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比俄国人要纯正”。“我预料俄国人的反应将是使自己变得更加激进。苏联人可能仅仅为了要参加合唱团而投票赞成一些相当愚蠢的事情”。    北京同美俄两国之间的重大不同点之一是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不管其他国家多么愿意给他们加上这个头衔。此外，中国在具有高级核俱乐部成员资格的情况下，将设法把自己树立为第三世界——占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的非白人的穷国家——的旗手和保护者。北京可能竭力使人有这样的看法：俄国象美国人一样，无非是无情的、富有的白种人。中国人可能发现在联合国的亚非人士中有许多信奉他们的人。在保加利亚驻纽约代表团最近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一位来自黑非洲的代表说：“一旦中国人到达，美国人和这些人”——他挥舞手臂指向聚会在一起的东欧人和俄国人——“都干脆见鬼去吧”。武装：尽管北京希望扮演第三世界的老大哥，但是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特别关心的问题它也将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在核裁军方面，中国人很可能显得非常倔强。他们甚至被邀请参加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是，他们可以破坏联合国的裁军活动。因为中国人担心部分限制核武器只会妨碍他们自己的发展，使他们同美国和苏联比较之下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很可能会使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比现在甚至还要困难。改变：不过，中国人暂时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项或者两项其他工作方面。他们除了利用这个世界组织作为提出他们对台湾的领土要求的讲坛之外，可能还会在选择一名新的秘书长来代替即将卸任的吴丹方面发挥他们有力的作用。    尽管中国突然在联合国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不可能对各个方面投太多的力量。由于中国坚持它仍然没有列入超级大国的行列，因此，它现在不会嚷得很厉害。尽管它的幅员很大并且拥有原子弹，但是，按几乎任何经济或军事标准衡量，中国仍然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北京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在外国没有驻扎军队的国家，而且甚至跟英国和法国也不同，它是唯一没有控制着一连串保护国的国、家。车实上，究竟中国将关心什么，世界其余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感到迷惑。毛的国家，尽管拥有将近八亿人口，但是，它还远远没有成为像许多外界的人认为它已经成为的那样一个强大的巨人。    常言道，对人一熟悉就会感到没有什么了不起，从现在开始的半年内，世界应该能够对大陆中国有一种比较现实的印象。同时，北京也许会设法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不过，中国人在不久以后可能不得不开始拖延时间，以便从事这样一项巨大的工作：发挥同上周联合国自动地给予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相称的作用。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十一日电】乔冠华和代表团的其他四个领导人今天乘两辆黑色轿车去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住所，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    后来，阿尔巴尼亚大使萨米·巴霍利把这些中国人送到等候他们的车上，他说，中国代表团“只是进行了一次社交性的访问”。    【美联社联合国十二日电】共产党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今天在代表团另外五个成员陪同下首次到了联合国总部。    乔冠华副外长按时在上午十时到达联合国总部，对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作礼节性访问。    这几位中国人从他们所住的罗斯福饭店分乘两辆轿车到了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礼宾处处长锡南·科尔莱（土耳其人）在秘书处大楼门外迎接了乔冠华。    他进入过厅时，大约一百名在旁观看的人（包括记者和联合国雇员）发出了一阵掌声。他随即乘电梯上了第三十八层楼。    同他一起到来的几个人中间认得出来的是出席联大代表团副团长、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出席联大代表团代表、驻安理会副代表陈楚，以及王海容。    乔冠华在同马利克进行大约半小时的谈话之后，同他的女译员唐闻生离开了这幢大楼。    同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宣布，美国国务院决定对中国代表团成员实行“同对苏联代表团实行的类似的”旅行限制。    这一通知说：“总的说来，这些限制要求，到纽约市周围二十五英里（四十公里）之外旅行的话，要提前四十八小时通知。”对中国人的限制并不象对来自其他三个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古巴和蒙古——的代表的限制那么严。

【法新社北京十一日电】（记者：迪萨布隆）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对于所传日本首相佐藤想学尼克松总统的样访问北京一事，周恩来总理已作出了对之不利的反应。    据这些人士说，周先生昨晚说“接待口是心非的人是违背中国的原则的”。    周先生说，他最近接到日本自民党领导人之一保利茂的一封信，信内告诉他说日本已决定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人民的领土”。    上述人士说，周先生拒绝了这种方案，说这是“开玩笑”。    据这些人士说，周先生说东京必须先表明——“不仅仅是在言论上”表明——承认三个条件，然后中日才能进行使关系正常化的会谈，这三个条件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由于北京在联合国的权利已重新确立，现在这已是国际公认的事实。    二、在二十六年前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根本谈不上所谓台湾“独立”或“自决”运动。    三、由于以上两点，台北—东京条约当然是不能成立的、无效的。    观察家们说，这是北京第一次提出这三点作为即使是展开政府间的会谈    ——还不是关系正常化本身——也需要具备的先决条件。    周先生是昨晚在同东京都知事美浓部进行四小时多的谈话时说这些话的。在座听到他的讲话的人说，周先生对于要防止任何“台湾”独立趋势这一点的坚持程度使他们印象深刻。    周先生说，英国“很可能不大高兴”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观察家指出，英国在台湾设有领事馆这件事是目前伦敦同北京之间就关系正常化和互派大使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北京强烈反对英国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论点。    在被问到为什么北京同意尼克松访问而不同意佐藤访问时，周先生说，美国同中国在华沙进行了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既然大使之间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有何不可呢”。    周先生说，况且，尼克松“三年前”就表示希望访问中国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    周先生继续说：“再说，佐藤从一开始就不老实，他是在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之后才表示希望访华的。中国不能接待他。接待口是心非的人是违背中国的原则的。”    至于所传日本想派一个“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的事，周先生说重要的不在于由谁当特使，而在于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德新社北京十一日电】（记者：西蒙）这里今天认为，日本建议同人民中国政府举行直接谈判，是首相佐藤荣作为留任到一九七二年年底而进行的最新的努力。    （在北京，一位官方发言人今天承认收到了日本官房长官保利茂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保利建议举行旨在恢复正常关系的直接谈判。）    在北京的外交界人士注意到，这个建议是在党内对佐藤的反对日益加剧的时候提出的，并且是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拒绝同以“反动的”佐藤为首的日本政府打交道以后提出的。    今年夏天以来，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联合国表决通过关于接纳北京的提案以来，这里的报纸加紧进行宣传战，反对继续不承认这个国家对台湾的领土要求的“一小撮反动派”。    这些人士说，这些抨击虽然表面上针对华盛顿，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    好几个日本代表团同时到这里来表示它们对人民中国的“敬意”——不仅有日本一些反对党的代表团，而且有佐藤自己的执政党内的反对派的代表。    所有的日本人离开时都带回同样的口信——在佐藤下台后才能举行中日会谈。

【法新社伦敦十一日电】法国外长舒曼今天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举行了第一轮会谈，讨论欧洲问题。    这两位政治家一致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和货币问题应当尽快解决。在谈到东西方关系时，他们一致认为，把苏联建议而计划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叫作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要好些。    两位部长还讨论了包括英国和其它三个申请国而扩大了的欧洲共同体中的政治机构和货币联盟、拟在一九七二年召开的十国最高级会议，以及印度次大陆和中东的局势。    【合众国际社伦敦十一日电】（记者：特勒）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今天对英国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就密切两国将来的关系进行会谈，这是英国和法国之间出现一个新的和解时代的标志。    这次访问是自从一九六六年故总统戴高乐的否决票向英国关闭了进入欧洲的大门以来，法国外长进行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成为对照的是，政府人士和授意发表的报纸评论欢呼舒曼今天的访问，认为这次访问是通向英法新的友好关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些人甚至表示希望签订一项新的“英法协约”    ——恢复旧时的法英联盟。    这次访问是在英国国会两周前赞成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后进行的，法国现在支持英国加入。    政府人士特别强调了舒曼这次访问的巨大意义。    【南通社伦敦十一日电】伦敦的政治界人士说，舒曼访问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英法两国在各种领域中的合作，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后，这种合作是重要的。    这里人士预料，舒曼和霍姆除了讨论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外，还将讨论欧洲军事战略形势的一些方面，这说明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这两个未来的伙伴之间的关系将有新的发展。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七日发表了基德尔发自巴黎的一篇文章，题为《欧洲充满着对衰退的恐惧》，全文如下：    西欧对衰退有一种神经质的过敏的感觉。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远不是处于危机的情况，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对一九七二年的前景感到十分惊恐。    他们认为西欧将要发生一次重大的危机，工业生产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再次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来支撑民族经济。    西欧象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已成了美国多事的经济的受害者。美国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影响了西欧，打乱了国际货币制度。    股票交易的价格表明了西欧的不景气。在巴黎，自今夏以来，股票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十二，在西德下降了百分之十六。    虽然法国受到的威胁似乎比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的小，但是它的工业正在放慢投资计划，以防今后出现困难时期。财政部长德斯坦仍然想达到明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二——西欧最高的增长率——的目标，但是企业家们没有象他那样乐观。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在五十一家大工业公司中，有四十九家决定放慢资本开支的速度。    蓬皮杜总统和他的财长一直依靠出口来刺激法国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国人对西德出现困难的经济情况感到极为不安。法国百分之二十的出口是向西德的。    今天，西欧最强大的工业国西德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兴隆景象以后，处于严重的“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状态中。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而通货膨胀的压力使物价出现了二十年来最剧烈的上涨。    西德经济和财政部长席勒决定使德国马克价格浮动主要是为了制止国内通货膨胀，这个决定使西德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由于德国马克同美元的比价事实上提高了百分之十，德国在极重要的出口市场上不再有竞争力。    一百一十四个工厂中的七万七千名工人已缩短工时，另外二万一千名工人有被解雇的危险。席勒认为付出这个代价并不太高，如果西德要克服通货膨胀和恢复经济稳定的话。    的确，西德似乎远没有发生一场真正的经济危机，它今天的失业比率只有十分之七，失业人数只有十四万七千，而且还有贸易顺差。    意大利的处境远比法国或德国困难，它的失业人数超过一百万，缩短工时的人有八十万。在今年头八个月中，它的工业生产水平下降到一九七○年以下。    共同市场国家之所以迄今未能在目前的货币危机中就一项共同的政策达成协议，担心欧洲的经济前途是主要原因之一。    今年秋天西欧的每一个政府都一心想到一场经济危机的政治意义。在法国，戴高乐派的政界著名人物对衰退感到担心，主张赶快在明年年初举行选举。在西德，勃兰特总理知道，他的联合政府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他能否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和制止通货膨胀。在意大利，中派和左派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人看到新法西斯分子愈来愈得势，并且会使国家的政治稳定受到威胁，如果经济局势继续恶化的话。    目前西欧只是在对未来的经济困难的征候作出反应。经过长时间的繁荣以后，只要经济发展稍稍放慢就会引起极大的不安。西欧人作出的反应也许是过份了，但是衰退已成为今年秋天他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十一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舒曼在伦敦》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伦敦和在巴黎的一些人无疑都希望，舒曼的访问将标志着某种新的协商的开端，以能对抗西德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这样一种情绪是不完全适当的。作为以前的大国，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明天的欧洲是扩大了的共同体的欧洲，英国和法国都必须学会用一个欧洲的声音来讲话。

【南通社华沙十日电】根据官方统计部门的资料，波兰的经济不仅在弥补政治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方面，而且在大幅度地加快生产速度方面取得了成功。今年的计划在今年头十个月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三点一，而去年，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五。    尽管在开发投资方面作了努力，但是依然存在严重的拖延现象，这对波兰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最后提到，在市场上，某些食品和消费品，尤其是家庭用具、棉织品和鞋袜的供应仍然不足。    【法新社华沙九月六日电】波通社在对食品缺乏问题进行调查后今天在这里报道说，最近几周来，波兰的家庭主妇一直面临着食品缺乏，特别是缺乏肉类、猪肉品和奶油。    在一些大的城镇里，如在罗兹、格但斯克、弗罗茨瓦夫，在西里西亚以及在首都，顾客们都不得不在肉店前排队，有时还难以买到蔬菜、水果、调料和牛奶。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四日刊载保罗·沃尔发自华沙的报道，标题为《波兰的劳工改革未能实现，但生产情况在好转》，摘要如下：    波兰已有了新的组织结构，在这种表面上是乐观的景象背后，仍然有不安定和不满的黑点和阴影。    波罗的海海岸工人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党首脑盖莱克曾答应举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选举——盖莱克是无法满足的。通过自由选举选出工人委员会是莫斯科所诅咒的。    工人们的另一项要求    ——建立真正的工会，通过自由选举选出书记——也仍然没有得到满足。    波兰经济中的几个弱点势必依然存在。许多工厂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建造的，是设计很差的投资工程。一个例子就是新华沙钢铁厂。此厂设在首都，但是要依靠遥远的地方提供原料，而且不得不又把它的产品运到上西利西亚进行加工。    另一个弱点是象克拉科夫附近的诺瓦胡塔（钢铁厂）和琴斯托霍瓦附近的贝鲁特冶金工厂这种巨大的冶金厂的落后状况。这种工厂安装有苏联的设备，这种设备比现代技术落后十年或十五年。    波兰很少有七十年代的充分发达的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只有三、四个搞试验的实验室和车间。    同时，以波兰的亲华派马列主义党的米雅尔为首的一批人物，通过进行广播和在波兰印刷的传单，进行宣传。他说，波兰遭到官僚机构的剥削。波兰的农业政策是资本主义的。盖莱克被控同教会妥协。    谁也说不上米雅尔的宣传有多大效果。然而，这种宣传不可忽视，它利用工人的各种不满情绪。他的传单能够在波兰印刷和散发这一事实表明，米雅尔有一个地下组织。    米雅尔的反对派运动的存在，是对盖莱克的又一个挑战。

【法新社布拉格八日电】从这里报纸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迹象判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举行大选的前景，有点担忧。    当然，不是因为党的唯一的候选人名单上的人有可能落选而担心，而是因为弃权和反对票的比率可能相当高，足以表明，在华沙条约组织一九六八年入侵之后登台的这一班人，毕竟没有完全使捷克斯洛伐克“巩固下来”。    《布拉格晚报》五日的一期上刊登一位记者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个问题，他有些生气地说，在选举大会上人们老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选举结果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多数通过，还宣布这个干什么呢？”    这位记者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无知”，并且继续说，选举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耀眼的百分比”。而是要选出“经过合法选举的”、受“公民信赖”的代表。    在国防部机关报《人民防线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人民院副主席萨博尔契克抱怨说，出现了要抵制选举的运动。    甚至连党的第一书记胡萨克在一个电视工厂的集会上也号召党员加紧进行工厂的工作。他说，不然，就会为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宣传”敞开活动地盘。他还说，有时“人们会动摇”。

【德新处波恩十一日电】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在莫斯科草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航空协定已于十一日在外交部正式签订。据联邦交通部长说：协定的签订，为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之间开辟直达定期航空交通创造了条件。估计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起开始办理航空业务。根据这项协定，在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所谓近邻交通中，汉莎航空公司的着陆地点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苏联航空公司的着陆地点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科隆或杜塞尔多夫、慕尼黑和汉堡。汉莎航空公司能继续使航线越出苏联国境、经过在阿富汗或伊朗的着落点，延伸到第三国。

【南通社布拉格十一日电】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昂纳克和总理斯多夫今天上午抵达这里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访问。    据获悉，应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邀请，这个东德党政代表团将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为时两天的友好访问。    昂纳克、斯多夫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乘火车抵达，在市外下了车并开始了会谈。会谈的议程包括双边合作和一些国际问题、特别是中欧问题以及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之间的关系问题。    【德新社布拉格十一日电】东德党的首脑昂纳克今天率领一个党和国家代表团抵达西波希米亚，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的“友好访问”。    两国政府首脑什特劳加尔和斯多夫同其他党和政府高级官员们一起参加了讨论。    【法新社布拉格十一日电】这是昂纳克自他今年五月担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第一书记职务以来所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他曾在今年五月底率领一个党的代表团出席了捷克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即将就波恩和布拉格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第四次“探讨性”会谈，目前这次访问被认为是重要的。    【捷通社布拉格拉尼十一日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今天晚些时候在这里同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表团开始举行会谈。    会谈是根据两国和两党所奉行的进行兄弟般接触的方针举行的。会谈中谈到了迄今两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关系的顺利发展，并将谋求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目前和今后的合作。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十日电】美国金枪渔船协会今天说，厄瓜多尔逮捕了四艘美国金枪渔船，射穿其中一艘的船头，使其受到轻度损坏。    厄瓜多尔炮舰的射击损坏了这艘一千吨的“文图列斯号”的船头，但是十四名船员无一人受伤。船长莫里斯·科里亚是这样通知以圣地亚哥为基地的这个协会的。    据说，这些船当时是在萨利纳斯西南六十五浬的国际水域中。厄瓜多尔主张离海岸二百浬的范围为领海，但是大多数其他海运国家只承认离海岸十二浬的地区。    一位发言人说，厄瓜多尔今年早些时候逮捕了二十六艘美国金枪渔船和征得罚款一百三十三万美元。    【法新社基多十日电】外交部长拉斐尔·加西亚·贝拉斯科今天在这里说，将扣押所有在厄瓜多尔领海上进行非法活动的任何国籍的船只。    他在得知逮捕四艘在厄瓜多尔二百浬领海范围内捕鱼的外国渔船时说了这番话。    他说，厄瓜多尔政府已经明确和坚定地坚持，它将行使应属于它的二百浬领海的主权。他又说，因此，进行非法捕鱼活动的任何国籍的船只都将被海军的船只扣押，并根据在我国领土上实行的法律给予罚款。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日电】据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爱德华·加马茨办公室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厄瓜多尔今天逮捕了五艘美国金枪渔船。这些船将是自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以来厄瓜多尔逮捕的第一批挂着美国旗的金枪渔船，并将使今年的总数达到三十二艘。

【拉丁社基多十日电】外交部长拉斐尔·加西亚·贝拉斯科说，厄瓜多尔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接纳人民中国，乃是同台湾暗中断绝外交关系。    厄瓜多尔外长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应由国民党中国政府采取对它来说更加适宜的措施，“因为对于很聪明的人来说……无须多说”。    国民党中国政府在这个国家还保持着一个外交代表机构，它拒绝就外长的谈话对报界发表谈话。    在被问到关于政府同国民党中国保持目前的外交关系问题时，这位官员（外长）说，“在我们家里感到不舒适的人，是可以自由离开的。”    加西亚·贝拉斯科说，“厄瓜多尔没有考虑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说，这两个国家驻英国政府的外交代表，正在研究恢复贸易关系的可能性。

【法新社圣地亚哥十一日电】由于方式不同而目标一致的古巴革命和智利革命，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始走上了一条明确的道路，其目标是本大陆各国人民的彻底独立。    这番话是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踏上智利国土之后，昨晚在这里首次向报界发表谈话时说的。    他在古巴大使的住宅里接见了一些记者，特别叙述了他从一九五九年起在古巴引导的革命。    他说，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一百五十年来，我们是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是受人奴役，但在一些年以前，我们开始获得了我们的自由。    这位古巴领袖在谈到他的智利之行的意义时坚定地表示，帝国主义者无法估价古巴革命和智利革命的会合具有的意义。    他又说，他们用各种难以形容的手段来拆散我们的人民，分裂他们，割断他们的联系。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革命的联系，共同的目标和动人的联系。他说，在古巴人和智利人之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共性。    他表示，如果阿连德总统访问古巴，会在哈瓦那看到在这里见到的同样情景，因为人民将以同样的热情来欢迎他。    他接着说，这种团结的象征具有巨大价值，但他说，由于他们是这一切的主角这一事实，他们没有权利来突出这种团结可能具有的历史性价值。    他重申，帝国主义者大肆造谣和诬蔑，企图制造混乱，但是，他们在思想意识领域中打了一次败仗。    他说，要是说这种造谣能够埋没革命思想的话，那就不会发生古巴革命和智利人民之间的这次会晤。    【路透社圣地亚哥十一日电】卡斯特罗在一次外交团的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中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一事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十一日电】卡斯特罗在古巴使馆的官邸对一群记者说，古巴革命和阿连德的社会党——马克思主义——激进党联盟将以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终极的目的是同一个。他说阿连德的宪法政府是“革命的”。    【美联社圣地亚哥十一日电】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今天宣布，古巴将不回到美洲国家组织中去，“虽然拉丁美洲国家一致要求它进去。”    卡斯特罗在古巴使馆出席一次为外交官们举行的招待会后对记者们说，“我们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回去。”卡斯特罗同记者谈了几分钟。他说，他将来“可能访问阿根廷和乌拉圭”，这“取决于时间、时机和时代”。

【合众国际社波恩十日电】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今天从西德总理勃兰特那里获得了一些提供经济支持的保证。但是在印度同巴基斯坦对峙的问题上，勃兰特总理敦促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了解两国总理会谈情况的人士说，在甘地夫人详细说明印度由于巴基斯坦处理东巴基斯坦叛乱的做法而同巴基斯坦发生的争吵中所持的态度时，勃兰特同情地听取了甘地夫人的意见。    这些人士说，勃兰特在谈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说，他将研究放宽西德对印度开发援助的条件的可能性，并将努力促成印度和欧洲共同市场之间的双边协议。    西德在一些时候以前就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武器援助，因此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来。    【法新社波恩十一日电】勃兰特总理今天在这里对前来访问的印度总理英·甘地说，西德将提供五千万马克（一千四百万美元）以帮助来自东巴的难民。    这两位领导人在甘地夫人访问的第二天会谈了两小时。    可靠人士说，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目前的东南亚局势、西德对东欧和莫斯科的接触、欧洲安全会议和向在印度的巴基斯坦难民提供援助。    这些人士还说，勃兰特告诉甘地夫人，波恩政府正以“深切关注的心情”注视印度次大陆的事态发展。它希望尽管局势紧张，还是能避免发生军事冲突。    他说，西德愿意支持为实现和平解决作出的一切努力。    这些人士还说，勃兰特向甘地夫人概述了波恩的缓和政策，也讨论了新德里同东德的关系。    波恩希望印度等到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以后再同东德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甘地夫人今天早些时候同外长谢尔进行的四十五分钟会谈中，主要讨论了印度次大陆的局势以及难民问题。

【法新社巴黎九日电】消息可靠人士获悉，雅克·沙邦—戴尔马和英迪拉·甘地夫人，九日下午就两国关于国际问题的立场（取得了一致）和双边问题进行了会谈。    有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和印度国务秘书哈克萨尔参加的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同一人士指出，沙邦—戴尔马明确地说，印度和法国之间没有分歧。    双方还希望应该政治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沙邦—戴尔马指出，他同甘地夫人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    【德新社卡拉奇十一日电】官方人士今天在伊斯兰堡证实，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接到了法国总统蓬皮杜一封信。    他们没有透露信的内容，但是据信是关于印巴边界上的严重局势的。    三天以前，在巴黎，蓬皮杜在同印度总理英·甘地会谈之后强调了东巴取得政治解决的必要性。

【本刊讯】《印度教徒报》四日以《很可能很快就要作出同中国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的决定》为题，刊登一则报道说：    预计在总理回国后，印度政府很快就将作出同中国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的政策决定，在两国首都恢复大使级代表作为走向到一定时候实现中印和缓的第一步。    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探测，政府现正在从担任公职的人士或外交人员中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去执行这项十分重要的使命。    总理的外交政策顾问们认为，印度应当利用当前中印关系的解冻，使球滚动起来，以早日恢复正常关系。他们认为，目前国内的政治气候相当适合于结束六十年代的可悲的一章，而在符合印度民族利益的情况下同中国建立比较平等的关系。    现在国内几乎没有哪个政党反对在不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下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主张。    但是政府也没有设想中印关系会出现引人注目的突破，因为它非常清楚地知道，正常化的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旷日持久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坚持精神。因此，目前的全部重点放在首先把目前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的和缓巩固下来，然后再设法为恢复某种程度的互相信任采取任何更积极的步骤。    联合国将为相互间改善关系的愿望提供一个试验场，同时为清除对他们对于世界重大问题的态度的长期存在的担心和疑心提供了一个出路。印度希望，在两国之间就广泛的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建立某种程度的谅解作为开端，而不陷入涉及直接利害冲突的狭隘的双边问题中去，应当是可能做到的。

【塔斯社莫斯科十日电】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应印度驻苏大使谢尔万卡尔的请求今天接见了他。    【路透社莫斯科十日电】塔斯社报道，印度大使谢尔万卡尔今天会见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一则简单的报道没有透露讨论的内容，但是，观察家们推测，这必定同苏联向印度补充提供武器的问题有关。    【美联社华盛顿十日电】美国情报方面人士说，有五千多吨的苏联军事装备（其中包括飞机）大概会在本月底以前从海上运到印度。    这些人士说，三艘苏联商船载着军用品在上周离开黑海，正在去印度的途中。    在一艘船上，有八个装运飞机的箱子用绳子捆绑在甲板上。其余货物的详细情况不知道，虽然情报方面人士认为这些货物是军事性质的。    估计印度空军已拥有十二中队的苏制米格２１战斗机和ＳＵ—７式战斗轰炸机，同时还有苏联提供的其他陆军海军和空军装备。    同时，美国人士说，苏联的最近一批十架小型的ＡＮ—１２式运输机是三日到达新德里的。据认为，这些飞机为以前由苏联供给的军事装备带来一些零件。

【印报托旁遮普邦昌迪加尔十日电】印度外长斯·辛格今天说，印中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已朝着比较正常化的方向前进”，两国现在可以恢复大使级的代表。    他对记者说，只要随便那一个国家通知对方说它希望向对方国家派驻大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斯辛格在谈到中国代理外长姬鹃飞的讲话时说，要对这篇讲话发表评论是不容易的。但是这篇讲话中并没有支持叶海亚的说法，即一旦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将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进行干预。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政府要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决断》的社论。摘要如下：    《朝日新闻》东京总社后藤编辑局长二十八日在北京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其一部分内容已经发表。    我国政府提出了“逆重要事项提案”。但是，周总理却赞扬了我国掀起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高潮，还说，日本大多数人对于阿尔巴尼亚提案的通过表示祝贺，这对于日中关系的将来来说，至少也是一个挽救。    对于恢复日中邦交的具体谈判应以什么方式进行的问题，周总理强调说，要进行政府间谈判，首先日本政府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    若是这样，那末问题就是必须对什么问题表明态度，不言而喻，是有关台湾的问题。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和蒋介石政权签订的日台条约是违法的，必须废除等等。    这几点也是我们反复主张的，也是由于阿尔巴尼亚提案被通过因而在联合国里也被承认的主张。我们再次指出，如果政府真正想谋求恢复日中邦交，探询政府间接触，那么，就只有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决断，否则，是不可能指望有任何效果的。    周总理最严厉地谴责的是台湾独立运动。外国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企图制造从大陆分裂出去的“一个台湾”的行动都是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周说：“这个问题比推迟恢复中日邦交更严重。”我们认为，对于周的这个讲话应该特别注意。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y五日自纽约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祖国”的代表将来这里！心地里是“欢迎”的，旅居纽约的中国人表情复杂》，摘要如下：    在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桥的西岸附近，有一条宽阔的中国人街。正式统计有六万、实则有十万多的中国人，在保持“祖国”已经丧失的传统和习惯的同时，形成了独自的社会。在表决中国代表权的前后，曾多次走访此街的记者（特派记者?y），看到了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于在另一个半球的遥远的故乡，以及对于不久即将从故乡来这里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所呈现出的复杂而多样的表情。以在联合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为转机，散居美国和全世界的海外中国人（华侨）的心情，都似将大大地倾向于中国。    在一个访问地碰到一位在联合国供职的美籍中国人。他从衣袋里掏出经由加拿大时得到的中国制“中华牌”香烟，悠然地说：“中国代表团来了可够忙的啊！我非常欢迎中国。国民党是散漫的。”    在唐人街广场附近，开印刷公司的梅子强（广东省人）是八月份刚刚成立的美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据说，他曾当过国民党系统的同乡会的工作人员，可是现在却为美中人民的友好而努力。他说：“国民党系统的人还多，但百分之八十是爱国者。年青人都热爱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系统的头目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控制，所以现在大家也不轻易开口。”    诚然，从去年开始在唐人街举行的国庆节，今年，参加者倍增。而双十节挂青天白日旗的则激剧减少。据梅先生说这是爱国心的表现。但是，几天以前，在座落于这条街的一角的一个新开设的中国商品专售店“四新店”里，拿着物品观看的中国人的表情，使记者看到了与其说是爱国心的发扬，倒不如说是被故乡中国大陆的气息激起的怀乡情景。    其中，最直接地实践了故乡—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方程式的，是政治结社“义和拳”。跨进占唐人街头昂博罗大厦一角的义和拳的门槛，那儿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悬挂着毛主席像以及五星红旗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万岁”的标语。中间甚至还放有一张乒乓球台。    看上去象一位领导人似的姓陈的青年说：“如政治纲领所写的那样，我们的目的不仅要使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获得解放、废除歧视，而且要揭露美国剥削社会的本质，放弃美国从其他民族掠夺来的边境，在这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还说，不用说已故国务卿杜勒斯，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听了恐怕也会失魂落魄。    陈先生说“这个办事处常常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前年年底才开始成立的这个组织出版了机关报《团结报》。傍晚，有很多青年人、小孩和老人都到这儿来，他们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来自“祖国”的《人民画报》，或高兴地玩乒乓。“会员的人数不能说。但是在逐步增加。如果中国代表团来，要去机场。”他们已准备好欢迎来自“祖国”的使者的小五星红旗。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月三十一日登载了该报记者斯坦利·卡诺和安东尼·阿斯特拉汗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联合国——毛病在哪里？》《事后检查归罪于美国使节》，《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摘要如下：    美国遭到了一次极其严重的外交上的失败，联合国大会大多数投票赞成把国民党中国驱逐出联合国，并让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这个国际组织中获得席位。    毛病在哪里？联合国的表决结果真的是尼克松政府的一个失败吗？    为应付星期一晚上进行的联大表决所作的准备工作可以追溯到将近一年前进行的联合国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    在那之前的二十年间，美国一直拒绝让中国共产党人以任何方式或形式进入这个国际组织的想法。但是，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现了一种迹象，表明美国的老的方针在发生变化。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大使在那天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美国希望看到共产党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二种建设性的作用”。    菲利普斯在同二篇讲话中还暗示，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宪章第六条来阻止驱逐国民党中国。那一条规定，开除一个会员国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国家赞成。    虽然当时还不完全清楚，菲利普斯的讲话预示着美国正逐渐走向“双重代表权”的立场，这是美国后来提出来的。但是这种新态度是由一九七○年关于中国问题的表决促成的。阿尔巴尼亚多年来要求让北京进入并驱逐国民党人的呼吁第一次得到了简单多数。    那次美国获胜的票数差额之小使白宫清楚地懂得，美国亟需一项新政策，以免它在下一轮中国问题的辩论中遭到失败。于是，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基辛格给国务卿罗杰斯送去了一份关于国家安全的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研究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推荐一种新战略。    这个委员会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赞成全力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另一派主张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这个国际组织中都有代表权。简言之，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把共产党人拒之门外。    二月份，这个委员会在研究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见解之后向白宫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其中之一是那些希望在联合国里只看到共产党人的人们所赞成的办法，用国务院的一个术语来说，叫做“船沉人溺”的手法。这个办法建议政府继续只支持国民党人——但是完全知道它将输掉，从而为北京的进入打开道路。    持这种意见的人物承认这个建议是颇为迂回曲折的，他们认为，它将使总统免受国内右翼分子的批评，同时使他有理由对美国的保守的国外盟友说，他已经为保护国民党人尽了最大的努力。    该委员会的另一种意见主张采取“双重代表权”的态度，政府后来采纳了这种意见。本周美国投票的结果不知不觉地把两种策略结合起来了。或者用一位官员的话说：“我们按双重代表权行事，结果同船一起沉没了。”    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三月份开会时研究了国务院送来的那些意见。虽然尼克松在那次会议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可以预见，他将选取“双重代表权”战略。同时预料他将在五月份宣布这项政策。但是两个关键的因素起了妨碍作用，使他停了下来。    其一是中国国民党人的问题，最初他们强烈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    因此，为了防止他们退出联合国和防止他们在美国同情他们的人们中间发动抗议活动，白宫被迫谨慎小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以便使国民党人相信，“双重代表权”的作法最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蒋介石政权逐渐意识到，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办法。国民党官员们还估计北京将拒绝“双重代表权”，拒绝进入联合国，从而使他们独占中国的席位。    但是，正当国民党人的态度发生演变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消息，使总统的微妙行动复杂化了。四月初，中国共产党人邀请一个美国乒乓球队去中国。此后不久，北京授权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他的一篇谈话，里面说尼克松先生去中国将会受到欢迎。    共产党人的建议给总统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从一九六九年一月执政以来一直为谋求同中国和解而努力。因此，在正式邀请他去北京之前，他便不能宣布他的联合国政策了。    但同时，在公布他的立场方面长期拖延将使得难于争取对美国战略的支持。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拖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直到八月二日，即在基辛格访问北京并安排了总统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以后将近一个月，罗杰斯国务卿才公开表明，美国将在联合国提出“双重代表权”建议。只是在那个时候，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节开放了绿灯，允许他们开始推销美国的主张。    为争取美国建议得到通过而进行的活动在各个外国首都、在华盛顿以及在联合国本身一齐开始了，这项工作由于各种因素而变得错综复杂。    例如，由于参议员哈里·伯德设法通过准许从罗得西亚进口铬来打破联合国对这个国家的禁运，因而几个非洲国家背离了。某些小国简单地认为，中国问题同它们不相干，而国务院估计，它们的弃权将对美国不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美国驻外使节中间唤起他们促使美国的主张得以实现的热情。少数几个人据说对待这个问题是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的。在某一个国家里，美国大使竟开门见山地问该国总统，他将如何投票。那位总统回答说，他将反对美国，使得这位大使几乎无法改变这位领导人的决定。    同时，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官员和纽约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宝贵的时间失去了。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关于美国提案的实质。    美国代表团争辩说，它不能说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国家作“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共同发起国，除非这项提案具体规定把安理会的席位给北京。国务院坚持不提这个问题，以免得罪国民党人。结果，美国提案的最后草案直到九月中旬决定把安理会席位给予北京之前一直没有定稿。但是，这种拖延阻碍了美国官员向那些设法争取的国家澄清美国的立场。    很多国家还被基辛格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弄得莫名其妙，这次旅行是一个迹象，表明联合国的辩论对于白宫来说只有很小的重要性。正如这些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当尼克松总统的当务之急是同共产党中国和解的时候，它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跟着美国走。    同时，某些国家内部立场的分歧也增加了麻烦。塞浦路斯总统曾保证支持美国，但是他的外长和驻联合国代表采取了不同的方针。结果，塞浦路斯弃权，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地位。    这个场面还由于下述情况而被罩上了阴云，即有些国家在双方的强大压力下简直无法作出决定。阿曼和卡塔尔这两个小小的波斯湾国家最初曾表示支持美国。但是，在支持北京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施加的强大压力下，它们开始动摇了。卡塔尔最后弃权，而阿曼的代表，据可靠人士说，把自己锁在旅馆的房间里，回避投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就不能把握住票数了。此外，美国首席代表布什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人们曾广泛议论，布什有希望作一九七二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他决心在中国问题上取胜——而且，据认为，他对自己的运气大概自吹得太过分了。    例如，直到实际投票的那一天，美国代表团显然还确信，比利时人将支持美国，尽管比利时正在为承认北京进行谈判。但是在中午，比利时通知美国代表团说，在表决把驱逐国民党中国作为“重要问题”时它将弃权。    比利时的转变——至少是它的透露    ——使其他一些设法判断风向的国家的疑问象一股洪流一样爆发了。骑墙派开始动摇了，美国代表团急忙赶回大会去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以便扭转这时看来象一场初起的反美旋风一样的局面。    但是，美国的努力作得太迟了。美国支持“重要问题”的企图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被击败了，同时弃权者有十五票，而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为压倒多数投票赞成让北京取得席位开辟了道路。    当联大的电动计数牌上闪现出美国被挫败的消息时，代表们欢呼起来。一位俄国外交官说了一句俏皮话，反映了苏联对北京的暧昧态度，他说：“我们刚刚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