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一月六日刊登了周总理、姚文元同志十月二十八日会见该报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等人时，周总理谈话的详细报道，标题是《恢复邦交是人民的愿望，和周总理会见的内容的详细报道》。全文如下：    北京分社五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晚会见了《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周恩来总理所谈内容的详细报道如下：日本需要明确表示态度强烈支持交流的发展    贵社的广冈社长去年春天和已故松村谦三先生一起来访，我没有单独见。现在是见代表社长来的后藤编辑局长，请回去以后向他致意。没有想到，松村先生作古了，再也不能见着（松村）先生了。    联合国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这时，周总理谈及日本报纸的社论，对日本发来的贺电，笑咪咪地说表示感谢，然后说）说实在的，我们这次没有料到这个提案会被以压倒的多数，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这对美国政府似乎是个意外，对中国政府也是出乎意外。（笑）    已经通过了，我们就不好违背这么多国家所代表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了。我们深切感谢这种支持。这个胜利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也是包括日本人民、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胜利。我们感谢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    全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欢迎我们，我们还要不去恐怕不可能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三次打电报给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朋友们也打了电报来，要我们快点把代表派去。电报是看了，还没有跟党中央商量，也没有请示毛泽东主席。到底组成什么样的代表团，我们还没有想好。    美国在联合国靠实力欺负人。美国认为日本的佐藤政府是一个强大的伙伴。佐藤政府下决心当了“逆重要事项”的联合提案国。联合国的观察家估计，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几乎相等。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联合国代表布什、日本的爱知代表，和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多次接触，拼命地做工作。他们有了信心，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在投票的电子计算机上表现出来，是赞成美国的票会多几票。    但是，最后，“逆重要事项”提案以四票之差被否决，反对美国提案的有五十九票。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时，赞成票是七十六票，增加了十七票。这十七票几乎全是表决“逆重要事项”提案时的弃权票。还有的原来是赞成美日联合提案的，后来转到我们方面来了，这是出乎意外的。日本是什么事情都喜欢“逆”这个字。这些国家突然倒转过来，支持了阿尔巴尼亚提案，这是出乎意料的。可以说这说明了世界人民的方向。（这时，姚文元氏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联合国成立已经二十六年，可是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一直占据了中国的席位，完全是不合理的，不能忍受的，今天的现象也是这股子闷气爆发的结果。阿尔巴尼亚提案有七十六票赞成，反对的三十五票，就是说得到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被通过了，这是铁的证据。美国的计算机失灵了，违反美国的意愿，也是违反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次表决的结果，因为它反映了投赞成票的七十六个国家和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反映了包括日本人民、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至于对联合国，中国有一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对联合国的知识和出现的新事物，还不那么熟悉，所以一定要谨慎。但是，这不是没有信心，要谨慎，不应该粗心大意。赞成阿尔巴尼亚提案的七十六个国家，大中小都有，地区不同，制度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但是，所有国家必须一律平等。尤其是我们必须尊重中小国家的意见。如果不顾中小国家的发言，净听大国的话办事，这就等于违反大中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前提。就对阿尔巴尼亚提案弃权的国家来说，他们在美国面前有难处，却仍有接近中国的愿望，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重视同他们的关系。    对于反对阿尔巴尼亚提案的三十五个国家，也要分析。比如说，日本的大多数人民是希望跟中国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的，对于阿尔巴尼亚提案被通过，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地位，他们表示了祝贺。（周总理强调说“这个大事情出来以后，我首先会见了日本的新闻界朋友”。）我在这里想对日本人民表示、：    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了，我们必须进一步促进友好关系的发展，向着恢复邦交的方向前进。    当然，赞成阿尔巴尼亚提案的七十六个国家中，有些国家和中国还不能有国家关系上的来往，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我们是友好的。举个例子，以色列就是如此。这决不是说同犹太人不能友好。以色列在中东挑起侵略战争，到现在还不解决。因此，虽然以色列投赞成我们的票，但是不能建交。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表明立场、划清界限的时候，是不能混淆的。    葡萄牙也投了我们的票。他们在非洲有殖民地，中国是支持安哥拉、莫三鼻给、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因此，他们也许这么想，就是：我们支持了中国，中国在安理会，不要就殖民地问题责备我们了……。那不行！    关于联合国，原则问题好说，具体问题怎么做，还没有进行充分研究。姚文元同志是管宣传的。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叫《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的社论，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对于周总理会亲自到联合国去吗这个提问，周总理以完全不会的样子，表情丰富地摇摇手说）毫无此念。    你们看有什么重大问题在联合国可以解决的。（周总理到此转而提出问题，后藤局长回答说：“在中近东等问题上，由于有两个‘超级大国’，联合国就不能维护和平。如果中国回到联合国，对于维持世界的和平不是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吗？”周总理接着说）我们的原则是明确的。我们反对“超级大国”，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决不做“超级大国”。我们的这种立场，你们大概是很清楚的。美总统访华成果要看毛、尼克松会谈的结果    我们必须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伸张正义，反对大国压迫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周总理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为了缓和世界的紧张形势，美国和追随它的国家，必须把它们的一切武装力量从外国撤走，首先要不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再受侵略战争的灾难。对美国来说，不是也没有必要特地去印度支那流血吗？（周总理就这个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这件事情能实现是得人心的。也许有人说，撤走军队就会没有面子。但是，在死人和要面子之间选择，要哪一个呢？撤走军队，从要面子来说也是最好的方法。戴高乐当权以后不几年，把八十万军队从阿尔及利亚撤走，连法国的居民也撤回去了。这不仅没有丢面子，反而受到了称赞。    （对于后藤局长问尼克松访华时会不会讨论这些问题，周总理引用美国《生活》杂志所登毛主席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毛主席早就说过，他如果愿意来，以什么身份来都可以，谈什么问题都可以。七月十六日的公告说了，会谈的内容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问题。来开道的基辛格博士回到美国以后接见了记者，好象说：“就实质问题交换了意见。”当然是要交换的，既见了面，一点实质性的问题不涉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次不过是预备性的会谈。总之，和基辛格博士的会谈内容，双方商定了，不宣布。最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跟毛主席会谈，那才会知道谈得好，谈不好。基辛格博士说：“会谈的是两国之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这句话是对的。美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说，中美两国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性的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这也是事实。    就中日关系而言，两国人民之间一直是友好的。过去二十二年来，相互间的来往从来没有断过。友好贸易也是这样。文化交流也一直在继续。现在松山芭蕾舞团在西安。日本的新闻记者来这里，中国也派记者到日本去。总之，中日两国之间的邦交还没有恢复，战争状态没有结束，可是人民之间的来往依然在发展着。两国的友好协会发表了许多声明，中国有关方面和日本的在野党、自由民主党反主流派也发表过声明。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因此被反动派杀害了。最近，我们欢迎公明党代表团，会谈进展顺利，彼此观点相当接近，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取得了一致。    我们完全支持公明党提出的关于恢复两国邦交的五项原则。    竹入委员长就联合国的决议也打来了贺电。最近，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也按照这样的方向和我们发表了共同声明。两国人民之间已经有这样的关系，可是要发展它、使它成为国家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难道不是这样吗？（后藤编辑局长说，日本现在的政府不会太长了。但是下一个政府非得认真地、具体地研究恢复邦交问题不可。）    战争结束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也说，蒋介石集团不能代表中国。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保持了好的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怎么能存在目前这种状态呢？人民也通不过。即使改善邦交关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支持日本人民要求中日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的愿望。（对于后藤编辑局长问：我们国民的大多数希望迅速恢复邦交，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原则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具体谈判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周总理说）要改善中日两国国家关系，就需要进行政府之间的谈判。为此，日本政府一定要表示明确的态度。佐藤首相在东京对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说一句“向周总理问好”，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和石桥湛山、片山哲、藤山爱一郎、松村谦三、高?J达之助诸位先生都说过笑话，我说，你们都是退职的首相、退职的外相、退职的大臣。当然，我们非常欢迎你们。但是，为了恢复中日邦交，日本政府就需要就台湾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不容许台湾独立运动    这次联合国决定了驱逐蒋介石集团，随之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有一股逆流，日本在旧金山条约会议上已经明确地说放弃了台湾，但是又说台湾的归属未定，正在策划“台湾独立”。东京和纽约成了他们活动的舞台。东京比纽约更坏。我们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运动”。这个问题比暂缓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更严重。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由于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而被日本夺去了。但是，从一九四五年起已经再次归还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为要求立即无条件全面归还冲绳而斗争，还支持日本人民对于北方领土四岛的要求。如果日本的党派中，或者某些势力的人们要把台湾从它的祖国分割出去，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我想，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是不会赞成的，诸位也是不会赞成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现在，日本财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也都反对“台湾独立运动”。他们认为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一部分。九月末，关西财界访华代表团的先生们来北京的时候，也表示了反对“台湾独立运动”。其中也有日立造船公司总经理永田敬生先生和住友金属工业公司总经理日向方齐先生。这次，我们还邀请了东京财界的人士，这个代表团，经济同友会的人士、经团联的人士，以及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永野重雄先生也都参加了。他们也认为把台湾省从中国分割出去这样的事是永远办不到的。    但是不能说，在日本极少数的舆论界中就没有旧的想法、军国主义的想法、殖民主义的想法了。他们拍了许多军国主义的影片。诸位都读过《啊，满洲！》这个特辑消息吗？他们对中国东北流露了怀旧的念头。诸位这次到东北去了吧？参观当地以后，我想诸位已经清楚地看到，过去的历史没有再重演。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状况再重演。    （后藤编辑局长说东北有了很大的发展之后，周总理说）发展是有，但不能说“很大”。但是，不论怎么说，“满洲国”的时代是绝对不能再回来了。    “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已经死了。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得不错。（周总理在给我们看了《我的前半生》后说）你们都读过他写的这本《我的前半生》吗？从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不到六十岁就死了。如果不得胃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弟弟博杰还在，他的夫人是日本贵族出身。    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总是希望中日两国在新时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友好关系。我们很赞成中日两国舆论界的朋友互相来往，相互合作是件好事。《朝日新闻》访问中国的记者不是比别的报纸多吗？    （笑）    谈到这里以后，周总理改变话题，问起：你们以前访问过中国吗？话题还涉及汉字和报纸等方面。谈话结束后，周总理从容不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微笑着把我们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口，和每一个人握手，大声地缓慢地用日本语说：ＳＡＹＯＮＡＲＲＡ（再见）。

【本刊讯】今年一月出版的英《国际事务》季刊刊载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撰写的题为《“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构成西方对亚洲问题的政治和战略思想的说法或者道理是，共产党中国的意图基本上是好战的和侵略性的。有时候，这个意思如今年六月十八日《泰晤士报》一篇社论中那样概括为一句未经考查和轻率的词句“来自中国的威胁”；有时候，这个意思如乔治·凯南在一九六四年一篇文章中一段所说的那样是经过精心推敲甚至修饰的：    “（中国）已落在一群忿懑的狂热者手中，这些人墨守着一种陈旧的、似乎有道理的思想，但是对亚洲的人民群众有巨大吸引力的思想；他们把这种思想作为支配其他人民的理论基础；把这种思想偏见同传统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最激烈思潮结合起来……；他们心劳日拙地妄图把他们用来统治中国人民的独裁权力扩大到亚洲其他的地区；为此理由提出过去中国政府的每一项领土要求，而对这种要求历史也只能提供甚至是很不足的证据；而现在他们完全浸透着对我们的怀恨，不仅因为他们的思想把我们所有的人描绘成流氓，而且因为我们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有力量和勇气来拦住他们和阻碍他们力量的扩张。”    保罗·哈斯勒克在任澳大利亚外长时，比较克制地说，“对中国的恐惧是亚洲发生很多事情的主要因素”，又说“这种恐惧是十分有根据的”。    这篇文章试图来研究后一种说法：根据中国人自己已经做的、正在做的或者说要做的事情，来看一看对中国的恐惧有多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没有哪一方面比它对领土和边界问题的态度更引起国际上的不安和猜疑。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以激烈的几乎是疯狂的形式推行着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特征的、不能忘记的和不能平息的统一版图主义。印度说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态度是好战和扩张主义的指责，传播广泛且有影响；凯南关于北京提出“过去中国政府的每一项领土要求”的说法最近得到了俄国人的反响，他们指责中国“对中国掠夺者在很久以前进入的或计划进入的土地提出要求”；最近一名作家谈到中国边界问题时得出结论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北京比任何中华帝国时代“更加野心勃勃要恢复它的宏大（版图）并收复所有它认为曾经是它的领土。”这种关于中国固有的、统一版图的、不断的扩张欲望的想法就作为（这篇文章）研究的起点。    中国对领土问题的立场应该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成立以前的一个世纪来看。那是中国苦难的时代，当时它一败涂地，首先遭到领土的割让，然后又遭到瓜分这个民族实体的连续不断的、有意识的企图。俄国人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中当他们的帝国席卷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时，同满洲领域发生了冲突，但是此后两个世纪中满洲人一般地能够把他们挡住。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人又开始向南推进，并且吞并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之间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中国在一系列条约中接受了这些领土的损失。因此，在朝鲜以北地区它便没有出海口了，而曾经是中国的内河现在却变为边界河了。在瑷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和北京条约（一八六○年）以前，俄国人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航行是非法的或者在中国的同意下才行；此后——如果接受苏联对条约的解释的话    ——整个这两条河流都属俄国的了，而中国人使用只不过是由于默许。在西部，沙皇的版图也插进了中国皇帝的版图，而北京又默认这种并吞大片满洲人曾认为是自己的领土。    当英国人在缅甸和印度边界上蚕食中国人认为是他们的领土时，中国人又丢失了岛屿的台湾省给日本人。    就中国的帝国邻邦来说，这不过是开端。沙皇的一名大臣威特在十九世纪末叶用这样的话来表示俄国人的期望：“……亚洲的那些比较没有生气的国家将成为强大入侵者的牺牲品并将被它们所瓜分。……每一个有关国家的问题就是对衰老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遗产取得尽可能多的份额。俄国从地理上和历史上来说，有着不用争辩的权利来取得对这个预料中的牺牲品的最大份额……中华帝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合并给俄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注一）    其他的欧洲帝国对最大的份额应统归所谓的熊这一点一般是接受的，也不会提出抗议，除非俄国看来对前者自己觊觎的中国某些特别部分也具有野心。（对英国人来说，这就是西藏。寇松确信俄国“对泛亚领地的热情”集中在西藏上面，看来他是看对了。）一九○三年，俄国沙皇的陆军大臣写道，“我们的君主在他头脑里有着宏大的计划，他要夺取满洲并着手并吞朝鲜；他还计划把西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注二）但是，迟至一九一五年英国的战略家对预料得到的俄国侵吞大片中国土地的态度是温和的；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在他研究政治边界问题中把阿穆尔河一马苏里江边界说成是“随着俄国的向前推进而注定要消失的一条有伸缩性边界的典型例子。”俄国人那种牺牲中国进行扩张的劲头没有因为革命而改变了——一九二○年发表的关于苏联新政府答应归还中国一切为沙皇所侵占的领土的加拉罕宣言，表明是一种暂时的转变，如果不完全是策略性的话。苏联得到了沙皇所没能得到的东西，把蒙古从中国分割出来，接着使它成为一个卫星国和军事基地；他们还把新疆置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影响下。一九五○年当艾奇逊任国务卿时，他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还希望继续或许是永远侵占满洲，艾奇逊说俄国人“正在分割中国的北部省份并使这些省份隶属苏联。”（注三）    如果满洲、蒙古和新疆是俄国人在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成是“瓜分中国”的意图中所想的目的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愿被排挤在外：    “如果中国垮了，四个欧洲国家在中国的可能势力范围也假设地被定下来。与法国印度支那接壤的中国南部显然将归法国。包括南京、上海的所谓长江流域的广大中部地区将归英国。再往北直至黄河的地区显然将由德国所得。最后，从新疆到渤海湾和满洲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将归俄国。美国不对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提出要求。日本就应以拥有台湾而满足。……。    “但是，中国当时没有被瓜分。它没有被瓜分的事实并不是由于它的军事实力，也不是由于它民族团结的力量。只不过由于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政策中的反帝倾向以及日本未得到满足的野心才挽救了它。并不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掠夺领土而是    ——说来颇为荒谬——因为在最大的范围内有了过多的帝国主义才产生了中国继续存在的奇迹。”（注四）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共产党人在一九四九年在北京掌握政权而中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站起来了”的时候，他们把巩固余留下来的中国领土放在日程的首项，这就不应使人感到惊奇了。满洲、内蒙、新疆都在几代以来第一次置于中国独家控制之下。还有西藏。    一名美国学者在一九六四年把中国在西藏的行动说成是“战后时期中进行公开侵略的最明显的事例。”（注五）    这是一个进行不精确的责难的较好例子。即使一般比较稳健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倾向于这样的判断。关于中国在西藏的地位的法律上是或非的问题，文件相当多，其所涉范围太广，无法在这里甚至综述一下。但是，只在中国人回到西藏时的七年前，美国政府为了取消英国想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最后企图，还持下述看法：    “美国政府考虑到中国政府早就提出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中国的宪法又把西藏列为构成中华民国领土的地区。本政府从来没有对上述两项主张中任何一项提出过疑问。”（注六）    中国人，不论是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把他们在西藏的行动看成是只不过重新行使暂时中断的中央权限，而这种重新行使是早已同意了的。（这种中断用非中国人的话来说或许是长的，约为四十年；但是在那段时期内没有一个政府承认了西藏或者甚至把它视为主权国家，而西藏人实际上一直至最后也从未寻求过这种承认。）如果在一九五○年进入西藏的是国民党军队而不是人民解放军，可能外界的抗议就会很少，而且肯定不会有叫嚣。    （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和问题相类似的例子可以在那加地区看到。那里的那加人象西藏人一样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同现在想把他们包括在内的政权不同；他们争辩说，他们长期以来就享有事实上的独立；他们试着向联合国提出呼吁；象西藏人那样，他们认为已同中央当局达成协议，将承认他们的自治，甚至最终他们将被准许选择独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也认为这类愿望将导致分离而不能接受，并使用武力来镇压武装起义。在这一点上，只有那加人才说印度人进行了“侵略”，别人把新德里的行动看作只不过是任何别国政府在类似情况下也会采取的做法。）    在西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自治区被收回以后，北京已宣布决心要收复的失地只剩下台湾了。然而不应该认为这是统一版图主义的要求。假使国民党残余在大陆上占有着最后一个据点，而共产党政权认为革命还没有完成，内战也未结束，要一直打到那个据点被拔除为止，那末，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肯定也不会受到什么批评了。而蒋介石退居到一个岛屿省份，美国海军阻拦人民解放军追击到他那里去，这对问题的是非曲直并未产生什么区别。    因此，中国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尽快地并以必要的严厉手段在遗留给中国的一切领土上重新建立起中央政权。但是并没有企图把时钟倒转。    国民党人对于失去的土地怀有强烈的统一版图的要求。他们希望从苏联那里收回这几条河流和太平洋之间的大片土地——他们念念不忘加拉罕宣言。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英国在缅甸（照他们看来，不如说是对云南）所提出的领土要求；他们强烈地拒绝了英国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山脊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之间的那块领土提出要求，这个要求是英国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后才根据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期间同西藏人做的秘密交易提出的。其他统一版图的要求针对俄国和英国不顾中国的抗议划给阿富汗的帕米尔地区的土地，以及俄国从中国西部边疆割去的地区。但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声明和行动表明，一九四九年在北京掌权的新人只是关心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关心恢复中华帝国过去的边界。他们放弃了继承下来的统一版图的要求——也避开了由于这些要求而引起的难以处理的争执。中国己一再宣布它对任何邻国都没有领土要求。    但是，放弃一切统一版图的要求的决定本身并没有解决中国的边界问题。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在现代西方的概念中，边界业已固定，已解除风险，几乎已自然化了。但是，依寇松勋爵看来，“我愿提请你们深思一下边界意味着什么以及边界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寇松认为，边界是“刀刃，在这上面悬着现代的战争或和平问题，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中国人眼望着中苏边界谈判陷于僵局，俄国的重兵压境，火箭瞄准了自己，无疑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中国人对于边界问题的历史经验可以追溯很远，很可能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边界问题是棘手和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因此他们处理这一问题时既审慎又节制。    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申述了他的政府对边界问题的态度：    我们同一些邻国还没有最后确定边界线，我们准备这样做。……但在这以前，我们愿意承认我国那部分的边界是未定界。我们愿约束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不越过边界一步……至于同邻国划定共同边界的问题，我们将只用和平的方法，决不容许用别的方法……    虽然有人解释这一声明包含着险恶的用意——如果周恩来重述一遍，仍然会有人说，措词隐晦，用意险恶——事实上这一声明公开地阐明了一项注重实际的政策。周申述了在考虑过这一题目的人看来是明显的事实——中国的漫长边界的某些部分还没有经历现代国家所必需经历的定界过程，而另一些部分则只是局部地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愿意同一切有关邻国和平地经历这一过程。    简单说来，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以定界开始：即，由有关政府协议共同确定边界线，并在条约中书面予以规定。“划定共同边界在国际法上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此事可使毗邻国家建立睦邻关系或者破坏睦邻关系。因此，做这项工作必须精心计划，各方应抱有完全的诚意来进行必要的谈判。”（注七）如果这第一步是比较困难，充满了发生冲突或误解的可能的话，第二步也不是没有陷阱。这就是标界：即，在陆地上标出边界线的实际位置，由界桩、堆石标或其他标志来标明。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研究边界问题时写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发生争执，条约或协定中的弱点往往就暴露出来。”    依照周在万隆声明的原则，中国成功地——即双方都满意地——同五个邻国：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富汗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中国同它两个最大的邻国的边界，先是印度，后来是苏联，却发生了难以处理的争端。    这些争端太复杂，争论太多，本文难以作分析，限于篇幅只能说一说结论。（注八）    中印争端使得中国一再申明自己的态度，看来是为了减轻中国人最初认为印度人和其他人所怀有的确实存在的疑虑。一九五九年底，北京向新德里作出了以下的保证：（未完待续）

【路透社伊斯兰堡八日电】巴基斯坦特使布托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印巴局势会谈了三天后，今天回到了国内。    布托说：“我们现在已充分准备好对付外国侵略、维护领土完整。”    他在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抵达伊斯兰堡机场时说：“我们非常满意。”    布托说，印度如果胆敢进攻巴基斯坦，就“必然要灭亡”。    布托说，巴基斯坦热爱和平，不会开第一枪。    在北京时，代表团讨论了整个次大陆的目前形势的问题。    布托说：“我们是怀着完全满意的心情回来的。”    有人问他，他在动身去北京时所说的“在我们上空飘荡”的战争之云现在是否已消散。布托答道，这取决于“掠夺成性的侵略者印度的态度”。    布托在伊斯兰堡机场同记者谈话中回答问题时说，这次访问取得了确实的结果。    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发表关于讨论情况的联合公报时，布托说，由于取得了“完全的谅解”，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又说：“事实比文字更重要。”    他表示，在他和代表团成员们今天或者明天会见总统以前，他不愿进一步发表评论。    【法新社拉瓦尔品第八日电】巴基斯坦的八人代表团今天怀着对在北京进行的三天会谈“完全满意”的心情回到了这里。    率领代表团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布托说，他们同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取得了“切实的结果”。    在有人问到他此行是否获得了类似印苏协定的结果时，布托答道：“我们非常满意。不应该从保证方面来比较，而应该从正义和真理方面来比较，而正义和真理是在我们这边。”    布托强调，巴基斯坦希望同印度和平相处，决不会开第一枪，但是，巴基斯坦作好了对付侵略的充分准备。    他说，他被委派为访问北京的代表团的领导人并不意味着他准备参加叶海亚·汗总统的政府。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七日刊登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当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向发生战争的方向移近的时候，巴基斯坦把它的大部分希望系于目前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它的由前外长、人民党主席布托率领的权力很大的代表团所追逐的目标有两个：    第一，让中国人宣称给以声援。第二，使中国派往联合国安理会的新的代表团作出支持巴基斯坦那样指控印度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威胁的尝试的承诺。    虽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没有越来越积极地卷入印巴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两国都已保证向彼此敌对的两支军队提供大部分武器、飞机和导弹。    在华盛顿，看来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没有达到她的主要目的，即，使尼克松总统同意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一切武器甚至包括那些正在运去的武器，从而使他的政策转向反对叶海亚·汗将军。    甘地夫人抵制了美国提出的要她同叶海亚将军举行直接会谈，或者从边境撤走印度军队的建议。    甘地夫人今天将飞往巴黎，这是她为谋求对印度立场的支持的西方国家之行的最后一段旅程。    英国政府现在确信，印巴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在与日俱增。    负责外交和英联邦事务的国务部长洛德·戈德伯说，最近几周中，他曾向吴丹谈起过使各大国就在设法避免一场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的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感觉也和我从有关的其它国家得到的感觉一样，那就是，在现阶段不可能达成协议。”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七日刊登了戴维·洛谢克从新德里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印度正在作好战争准备》，全文如下：    印度正在迅速地加紧军事准备，由于越米越可能出现这样的前景：本周行将结束对西方首都访问的甘地夫人将空手而回。    人们认为，总理此行是为了实现在外交方面解决印巴危机有某种突破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现在看来，免于失败的唯一选择就是直接开战。    没有迹象表明，甘地夫人已达到了她的最紧迫的目的，这就是要西方增加对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压力，促使东巴政治困境得到和平解决，这种困境是目前紧张局势的顶点。    因此印度的防务负责人正在采取最后步骤使武装部队处于全面准备的状态。自从苏联空军司令库塔霍夫空军元帅访问以来，俄国正在加强供应。    虽然一些步兵师和装甲师现在在边境沿线已是严阵以待，但是仍有大量的军队调动。正在使印度空军处于紧张状态，喷气式战斗机的驾驶人员正在练习夜间低空飞行。    印度防务人士否认所传俄国人已开始供应导弹的消息，也否认正在派任何苏联教官到印度部队中去的消息。他们对下述情况并不怎么保守秘密：数月来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运到印度的俄国供应品正在更加迅速地流入印度。缺乏零件    尤其使防务负责人担心的是俄国的米格２１型喷气机、野战炮、坦克、直升飞机和车辆的零件长期缺乏。这种现象正在加以纠正。根据印度空军在一些时候以前的要求，最近几周内，苏联造的安东诺夫运输机正在特别繁忙地运送这些零件。    在这些新运进的供应品中，关键的项目是反坦克导弹。印度有一家制造这种导弹的工厂，但是迄今只能少量的生产。    外国军事观察家们以一种不安的心情看待俄国和印度之间迅速加强军事联系。印度的防务负责人也担心印度正在把它的全部赌注押在苏联身上。

【美联社新德里七日电】民防当局已经宣布了在印度首都各处挖地道以供平民在一旦发生军事进攻时使用的计划。    民防负责人巴格韦特·辛格少将六日还宣布说，八日以后，随时可能在首都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突然的灯火管制演习。    【路透社新德里七日电】据今天报纸报道说，新德里政府已批准拨款修建指挥所、地道和其他设施。    【路透社新德里七日电】今天在加尔各答举行了持续十五分钟的防空演习。    同时，印巴边界的形势依然是紧张的，不时传来炮击的消息。

【美联社伦敦七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今晚飞抵严密戒备的伦敦机场，进行一九五三年冷战时代以来他首次对英国的访问。    【路透社诺瓦斯科夏省达特默思七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今天结束了对加拿大的五天国事访问，乘飞机离开这里去伦敦。    在他动身后不久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双方对加拿大和南斯拉夫两国之间的友谊、互相信任和两国关系中的富于建设性的精神感到满意。    公报指出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给南斯拉夫贷款的价值，预料不久将签订一项关于提供四千万美元的贷款供向南斯拉夫出售机车之用的协议。    关于国际问题，双方表示希望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谈会取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希望“举行一次经过适当准备的、有所有欧洲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参加的讨论欧洲安全和合作问题的会议”。    公报还表示希望在签订军备控制和禁止核试验协议方面和解决中东和印巴冲突方面能取得进展。    【南通社渥太华七日电】南斯拉夫和加拿大还表示相信，国家之间的和睦关系只有在尊重主权平等、实现独立政策、各国的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    双方表示相信，虽然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小国也能够在国际关系中起一种重要的作用。    双方对最近通过谈判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表示欢迎。它们表示希望，由于认识到生活在互相依赖的世界上以及和平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这样一个事实，将有越来越广泛的地区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这些工作。    在估计欧洲的形势时，双方都强调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国协议作为朝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迈出一步的重要性。    双方表示希望将采取为顺利结束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所不可缺少的各种措施，这将有助于在朝缓和紧张局势和稳定方向前进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两国政府对于在普遍、公平和永久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方面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表示极为关切。    双方还就印度支那的局势交换了意见。他们表示希望很快将在这一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双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占有它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地位一事表示满意。    南斯拉夫和加拿大在它们的公报中强调说，它们认为联合国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并表示决心继续为加强这个世界组织和增加它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效能而作出努力。    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联合公报中强调了这一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要求整个国际大家庭采取紧急的和协调的行动，而在采取这种行动时要考虑到缓和这一问题对加强世界和平和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南通社渥太华六日电】铁托总统昨天在渥太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超级大国在削减和销毁核武器方面也能以它们在进行制造核力量和核武器竞赛时同样的速度进行的话，那将是一件好事。    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能让它自己单方面地削减它的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和放弃核试验，这两个国家间的现有的力量均势是否是避免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最好方法？    铁托总统在他的回答中说，单方面放弃是完全不可能的。它们两个谁也不愿首先这样做，但是它们之间应保持平衡。这位南斯拉夫总统说，它们将不得不达成某种削减这些武器的协议，根据协议把武器削减到一个确定的水平，然后完全销毁。

【路透社莫斯科七日电】苏联今天在莫斯科红场显示了它的军事威力以纪念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五十四周年，但是这个传统的阅兵式所强调的是缓和局势而不是强硬态度。    有资格的西方观察家们从在红场上滚滚而过的精良和高级的军事装备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这些装备里有洲际弹道导弹、半战略火箭和战术武器。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在像通常那样简短的讲话中颂扬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今年春天提出的“和平计划”，追述了苏联领导人最近去巴黎、南斯拉夫、北非和加拿大访问的外交行动。    但是他也警告说，苏联的武装部队是装备得很好，很有准备的。    观察家们说，今天阅兵式的情景看来特别是要提醒国内外的观众，莫斯科目前正在为求得缓和而行动；同时仍然提醒人们，俄国永远不会不警惕到放弃戒备的地步。    今天在举行阅兵的同时，还大肆宣传了目前为给供应得很差的苏联消费者增加商品的运动。    观看阅兵式的外交使节中有美国大使比姆，他的到场同去年美国的抵制成了对照，那时美苏关系不那么顺利。    【法新社莫斯科七日电】格列奇科讲话时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但是只点了以色列的名。他没有提人民中国。    【美联社莫斯科七日电】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一篇讲话中强调苏联的军事力量，但没有指名提到美国，虽然他提到了帝国主义在越南和中东的“扩张主义计划”。    在随后为共产党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举行的政府招待会上，勃列日涅夫表示感谢苏联人民支持“我们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政策”。    中国代办马列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星野二日自北京发回的消息，题目是《中国乒乓外交的总结——特别重视小国》，摘要如下：    在北京开幕的第一届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以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亚非各国为主，可以说是纪念中国登上国际舞台，颂扬“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的大会，也可以说是“乒乓外交”的总结大会。    从五十一个参加国之中就有三十八个亚非国家（非洲二十四个、亚洲十四个、中东十三个）这点来看，中国重视亚非的外交政策可见一斑。    这些参加国，正如十月二十九日关于派遣联合国代表团的中国政府声明中所阐明的那样，八亿人口的中国也好，八十万人口的毛里求斯也好，一律平等。并且，作为国际比赛来说，没有一个白人参加，亚非小国“不用担心受怕”，可以说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阿尔巴尼亚提案的达荷美、冈比亚、利比里亚等国也大大方方地参加比赛，这也表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日本也不例外。不管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如何，中国邀请的对象是民众，目的在于民众的友好和团结。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星野二日发自北京的消息，题目是《隆重的开幕式》，摘要如下：    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于二日下午七点半举行开幕式。按照东道主中国提倡的“亚非友好团结”的口号而举行的这次盛大的体育典礼，使人清楚地感到，在名副其实的“友好第一，比赛第二”的气氛中，中国重登国际舞台的意向是“世界的潮流”。    从大会的规模来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名古屋的比赛，只有加纳和尼日利亚两个非洲国家参加，而这次比赛远远超过上次，有二十八个非洲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对中国本身来说，这次比赛，也是从六十年代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靠少数派对抗国际奥运会的“造反时代”转变到在亚非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堂堂正正地重返国际体育舞台的转机。想起六五年在北京举行“新兴力量举重运动会”时只有八个国家参加，围绕着中国而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时代的潮流写成了历史的篇章。

【路透社曼谷八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今天第一次在泰国上空飘扬——悬挂在设在曼谷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总部上空。    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人士说，中国的国旗是在联合国大会决定接纳中国进入这一世界组织和它的所属机构以及台湾从中国的席位上撤走之后升起的。    这些人士说，泰国政府已向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保证，尽管泰国政府仍承认台湾，而同中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但是泰国将给中国代表团入境签证。    同时，据悉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已通过巴基斯坦驻这里的使馆把关于该组织的活动的背景材料提供给北京。。    【法新社曼谷七日电】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发言人今天说，对参加下周在这里举行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贸易会议的北京代表团将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    这次会议将于十二日开幕，二十日结束。它将是去年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就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扩大贸易的可能性举行的协商的后续。    这将是共产党接管了大陆后自从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总部迁出上海以来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出席该组织的会议。    发言人说：“中国代表在机场将受到同其他任何一国的代表一样的欢迎，将陪送他们到他们所住的旅馆并把每天的活动安排通告他们。”    发言人说，因为北京代表一个“新的国家”，所以它的代表团需要向执行秘书吴纽递交他们的证书。

【美联社巴黎五日电】两个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今晚第一次在联合国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举行的招待会上露面。    出席这次招待会的官员显然是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的。    【法新社巴黎四日电】今天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隆重举行会议开始它的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时，人民中国的红色国旗和其他一百二十四个成员国的国旗一起飘扬在该组织设在巴黎的总部上空。

【本刊讯】香港《明报晚报》七日刊登该报驻纽约特派员唐宁的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北京的五星国旗，已在联合国总部的旗杆上升起了。美国人正以谨慎地乐观的心情，等待中美新关系的揭开。    乐观，是因为尼克松的大胆主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好评。虽然，逐出台北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感，但这只是部分，而且甚至也可以说是暂时的。一般都觉得世界大事，没有北京参加，很难有行得通的解决办法。何况，其中许多问题，是和美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有密切关系的。谨慎的乐观谨慎是因为不知道北京正式参加了国际大家庭之后，会不会“纠党”与美国为难，变成了“引狼入室”。这一星期来，报纸的评论，几乎都以此为主题。引述的专家意见可真不少，可是一致的结论却付缺如。    尽管如此，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就算北京怀着“搞事”的用意，它多半不会在一踏进了联合国之后马上就“搅搅震”，它至少还得经过一段较长的微笑时期，不少人预料至少在明年联大开幕以前，不会太过露骨，就是说，也得在一年之后。类似的结论，甚至也可以适用于台湾问题。预料在比较近的将来，急剧的变化，不会在台湾海峡出现，更可能的是在印度支那出现。尤其是高棉和南越。人们注意到北京在宣布联大表决结果的声明中，竟把西哈努克亲王也捧了一下。这支伏笔，颇有值得玩味之处。再说，近来高棉的形势也着实不大好，尤其是朗诺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内讧的迹象。    不容否认，联合国大会戏剧化的那一幕，在美国着实起了不少的影响，别说货币谈判，甚至与一般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第二阶段”经济管制措施，也显得暂时为之失色。    并不令人兴奋事实上，经济方面也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多数分析家预料九十天冻结期于十一月十三日期满后零售物价又会上升；几乎没有人预料失业数字会有重要的下降，有些甚至预料失业数字反而会上升。“第一阶段”措施实施了近三个月来，官方并没有发现消费者和工商界的信心有了显著上升的迹象。    国际方面，保护主义的趋势，以及西欧经济出现了问题，已经愈来愈明显。可是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的态度，却反而比国际货币基金会举行年会的时候更加强硬了。这些都不是好现象，只会使货币协议更加困难，使美国贸易好转的希望更趋浑茫。丝绸与玉?n在这同时，部分商人，已在积极打主意和中国做生意了。而有些抢了“头马（抢先）”的人，还准备大捞一笔呢。    自从尼克松总统于今年四月宣布撤销已有二十二年历史的对中国大陆贸易禁令后，马上就有人开始定货，首批丝绸、皮革、首饰等比较上价的中国货，已经运到了美国，将在纽约第七街的商店出现。一件女服，售七十五美元，一只玉镯售四百二十四美元。改头换面但在开头的时候，商人们仍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把中国货推出来。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若干中国的特产是有怀念的，比方说著名的山东绸，这货色在美国商店里绝迹了已有二十多年了，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山东绸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怀有戒心不过，不少商人，对于中国产品仍怀有戒心，他们提到解禁后第一批运到美国的中国猪鬃，这件事在报上宣传得很利害，怎知猪鬃上市以后反应并不见，因为二十年来，人造猪鬃已代替了传统的猪鬃。    不过，预料随着政治上的解冻，北京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也会展开一系列的攻势，一位美商说，以加拿大来说，去年中共购入价值一亿四千万美元的加拿大产品，而加拿大购自中国的只有二千万。这位美商认为北京决不会长久容许这样大的逆差，加拿大势必要吸入相当多的中国产品，加拿大本身消化不了，势必会有不少的一部分流入美国。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四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乒乓外交晋新阶段；漫谈第一届亚非乒乓赛》的特稿，摘要如下：    这次比赛并不注重锦标，是以友谊挂帅，因此，气氛会显得有点轻松，尤其是主办国，早就宣布团体赛球员名单，都是新秀出场，大将退到幕后，这可说是言行一致了。    笔者认为这届的乒乓赛，中国除了联络各国的友谊之外，应该是：一、一、给年青球员一个独挑大梁的机会。二、借机掀起更大的打乒乓浪潮，为下届世界赛先做好准备工作。三、利用乒乓运动来团结亚非国家，组成一个新兴集团，以便对付美国与苏联。    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赛在名古屋举行，中国虽然雄风犹在，夺了四项第一，但是，两位老将庄则栋与林慧卿都是可以收山了。两年后的人选，假如现在还不着手去训练的话，可能让欧陆强手称霸，这点是很明显的。    这与日本队的倾巢而出恰好相反，日队似乎是志在必得，他们的三十多人大队伍，包括了今年的好手在内，有可能是希望在此赛上示中国以颜色，挽回男子团体冠军，重振声誉。    日本的作凤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对于荣誉所在，必是力争。    中国当然明白日本派出大队的用意，他们本身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不过，打出了友谊的招牌后，球员心情轻松，可以放胆应战，这是吸取经验，训练镇定的好机会。    中国会不会真的打响友谊赛的锣鼓而在这届比赛上故意输了，让别国去捧杯呢？在世界杯赛后，各国球队先后访华，作了不知多少场的友谊赛，竟不见有每局比赛的报道，可说是做到了友谊专一的目标。同时，从电讯的片段消息中，也能看到中国队在比赛时，曾经故意输给对手的事，别忘记，中国是经常出怪招的，他们会不太重视锦标的。    友谊是在赛前及赛后毫无保留地交流各自的乒乓技巧时培养出来，在比赛时，双方都会各显所能，让更多球员们可以欣赏和学习，这才有意义，如果中国队是掌握这一点，那么，本届亚非乒乓赛就不会只有表演而没有热烈竞争的气氛。我相信，中国乒乓队会适当地运用这个小小银球去联系亚非两洲人民的情谊以及提高各国的水准，断不会只做表面工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