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说苏修头目四出活动，加强西翼，不仅是为了反华，更重要的是苏在欧洲“别有特殊企图”：利用大西洋联盟解体的机会，排挤美国势力，争取充当“欧洲主要监督国”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十八日一期刊登了该刊驻欧洲首席记者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宏大计划》，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上周，随着柯西金主席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和波德戈尔内主席拜访了北越领导人，苏联的新的外交攻势开始跨了一大步。将来还有更多的出访活动。直到现在，大多数外交官们认为莫斯科企图加强其西翼，这主要是一个迹象，表明苏联对中国在东方的兴起感到担心。    但是，俄国人在欧洲也别有特殊企图，有人认为，这种考虑胜于其它所有的考虑。上星期《新闻周刊》驻欧洲首席记者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对西欧各国首都访问之后，得出了对克里姆林宫宏大计划的这种估计。）    与我所交谈过的制定政策的人中没有几个相信，中国是使苏联外交出现新面貌的主要动因。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会超过这一点。”“看来对苏联人更为重要的是，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他们就熟悉的大西洋世界已处于垮台的边缘。”据这种说法，俄国人相信，西方联盟开始解体。他们外交的主要矛头是利用这种解体的局面捞到好处，像伦敦《经济学家》最近所说的那样，成为“欧洲主要的监督国”。    甚至英国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间谍都未能动摇苏联要同西欧和解的情绪。大多数欧洲人倾向于认为，勃列日涅夫和西德总理勃兰特上月在克里米亚的引人注目的非正式会谈比较确切地反映出了苏联对其邻邦的意图。    苏联当前外交的目的是进一步打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克里姆林宫的工具之一将是拟议中的欧洲安全会议。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想用欧洲安全会议来冻结欧洲现状，从而它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很多欧洲问题专家认为，苏联有更加野心勃勃的目的：通过把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变为苏联统治下的和平来改变现状。俄国人想通过相互均衡裁军协议把美国的军队赶出欧洲。一旦美国兵走了，俄国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在整个欧洲扩展开来。    相互均衡裁军还将使苏联达到另一个主要目的：西欧本身的瓦解继续下去。这个话题已经成为分裂盟国的一个手段。因为法国和英国对相互均衡裁军持有戒心，而德国人，自从勃列日涅夫—勃兰特最高级会谈以来，全力主张这一点。俄国人的目的是双重的：使西德从盟国中分裂出来，然后说服他们大家信服：在克里姆林宫支持下的广泛的泛欧运动比集中于六国或甚而十国共同市场的狭小的统一体意义更大。    西欧盟国团结在一起仍需一定的时间。其中第一件事必须是改善欧洲与美国间的关系，我所与之交谈过的许多政治家都承认必须削减美国在欧洲的防御费用。    然而，看来，对欧洲来说，最可取的战略仍是建立在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基础上。一位法国高级官员说，“与东方搭桥是很好的事情”，“当勃列日涅夫到巴黎来时，我们将努力这样做。但是，与美国搞好关系更为重要”。尽管如此，俄国人的劲头还是非常大，他们将使任何企图修补西方联盟裂痕的人都不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    一位荷兰外交官谨慎地说，“我们不要忘记，妨碍苏联实现其目的的主要障碍仍然是美国。克里姆林宫的策略可能已有所改变，但是，这出戏的名目仍是‘美国佬，滚回去’。”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五日电】柯西金总理今天对美国八位州长说，作为他与尼克松会谈的“最好的准备工作”是结束越南战争和以色列撤出所霸占的阿拉伯领土。    柯西金与州长们谈了七十分钟，这些州长是在美国国务院的组织下到苏联来进行九天旅行的。柯西金的情绪好得异乎寻常，并且允许美国记者来听他们的谈话。    柯西金说，“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友谊”，实现世界和平是困难的，他说，与尼克松会谈的目的是增进这种友谊。    他说，“任何人都不该说，这只是两个大国勾结在一起，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它所有国家，因为这种说法是荒唐的，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说法。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懂得，美苏的友谊将实现使所有国家，不管大国还是小国，得到进步和繁荣的目标。”    【美联社莫斯科十五日电】苏联总理柯西金今天对来访的由八名美国州长组成的代表团说，他希望尼克松总统明年五月对莫斯科的访问将导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热烈的友谊。    柯西金以一种不寻常的姿态邀请一些和州长们一起来的美国记者参加会谈。《堪萨斯城明星报》的亨利·戈尔德大量地报道了这次集中于谈苏联希望和平和改善美国—苏联关系的讨论。    他说，柯西金强调了苏联的和平愿望并指出了克里姆林宫在最近几个月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和平建议。    【路透社莫斯科十五日电】这些美国州长们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客人于上星期六（九日）抵达这里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    他们已访问了乌克兰首府基辅和高加索的第比利斯城。他们今晚前去他们旅行中的最后一个停留站列宁格勒访问。

苏军大将普利耶夫在蒙活动时叫嚷「如有必要为苏蒙人民幸福流尽最后一滴血，我现在就已作好了准备」    【蒙通社乌兰巴托十五日电】苏联著名军事首长、蒙古人民共和国名誉飞行员、空军元帅弗·亚·苏杰茨应蒙古政府邀请今天抵达乌兰巴托。    前往乌兰巴托巴彦图哈机场迎接苏杰茨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巴·杜格苏伦，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部长桑    ·巴塔和彭·沙格达尔苏伦，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巴·道尔吉大将和其他官员，以及苏联驻蒙古临时代办卡捷里尼契。    【塔斯社乌兰巴托十六日电】苏联英雄、空军元帅弗·亚    ·苏杰茨，今天在隆重的气氛中被授予苏赫巴托尔勋章和蒙古“金星”英雄奖章。    【塔斯社乌兰巴托七日电】应蒙古政府邀请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的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著名军事将领伊·亚·普利耶夫大将今天离开了乌兰巴托。、    【本刊讯】据蒙古《真理报》三日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二日将苏赫巴托尔勋章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金星”奖章授给了普利耶夫。    泽登巴尔在授勋仪式上讲了话。他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这些曾经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的人同普利耶夫将军举行的这次会晤，就是同在与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的殊死搏斗中久经锻炼的、军事知识渊博、有着在最困难的作战条件下能够指挥大兵团的丰富经验的杰出的将领举行的一次会晤。    普利耶夫致了答词。他说，我接受了这样崇高的奖赏，向你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向你们表示，如果有必要让我为苏蒙人民的幸福而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我现在就已经作好了准备。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题：朝野政党的对立一开始就尖锐化    以批准归还冲绳协定为最大课题的第六十七届国会临时会议于十六日举行。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止，历时七十天的国会会议，将审议有关归还冲绳协定的七项法案，以及七一年度的补充修正预算案和“日中”、“国际货币”、“纤维”等重要课题。    关于十八日以后的国会日程，十六日下午由众议院运营委员会会议和接着举行的自民、社会、公明、民社四党的国会对策副委员长会谈，进行了协商。由于意见针锋相对，都是以不欢而散告终。    在十六日的众议院运营委员会会议上，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强烈提出了以下两点要求：一、关于纤维问题的政府间协定，是无视国会的决议，要求佐藤首相和田中通产相出席国会运营委员会会议；二、只要一天不同意分别审议归还冲绳协定和有关国内法案，就一天不磋商十八日佐藤首相发表施政演说以后的审议日程。    而且，社会、公明、民社三党十六日向众、参两院提出了要政府从“逆重要”和“复合双重代表制”两决议案的联合提案国中退出来的决议案。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众议院运营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十六日晚上就国会临时会议的日程决定如下：一、首相的施政演说等政府的演说将在十九日发表；二、代表质询将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进行；三、自民党将努力使首相出席国会运营委员会理事会会议。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在冲绳国会开幕的十六日，国会外反对归还冲绳协定的斗争已经正式开始。从下午起到晚上，新左翼各派和既成左翼的社会党、总评系统和日共系统的各个团体，在二十二个都道府县的五十个地方举行集会，有一万二千二百人参加，进行了游行。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在冲绳国会开幕的十六日早晨，社会党和总评由成田委员长和市川总评议长带头，在东京的五十几个国营电车车站散发传单，呼吁“反对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打倒佐藤内阁”，表示出了对国会临时会议的干劲。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一日刊登佐尔扎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政治领导人在防御政策上同军方斗争，克里姆林宫内部是否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分裂？》。摘要如下：    在政治领导人和军方在制定苏联防御政策上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之后，苏联武装部队不久前有了一位新的参谋长。    苏联军方像世界各地的军方一样，似乎想要更多的钱来制造更好的武器以加强安全。俄国的政治领导人像别处的政治领导人一样，比较喜欢达成一项武器协议，使他们能够减少国防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任命一位新的参谋长可能对克里姆林宫辩论的结果、对于在苏美之间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现象都表明，这项新的任命是克里姆林宫内发生重大分裂的原因。    国防部长和参谋长的职位过去屡次成了俄国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之间斗争的焦点。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在指责军方不愿听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之后清洗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一九七○年，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抵制赫鲁晓夫要裁减军队人员的做法之后被解除了参谋长职务。不久前退休的扎哈罗夫元帅最初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参谋长职务，在赫鲁晓夫本人下台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在上月任命新参谋长的同时出现的事态，使人想超克里姆林宫在一九六七年任命现任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的问题上出现的某些勾心斗角的情况。在最后任命格列奇科担任这个职务之前，这个职务曾空缺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时有某种理由可以揣测，政治领导想要让一个能抑制军方胃口的文职人员担任这个职务，而军方却要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自从那时以后可以得到的情报——包括捷克叛逃者谢伊纳将军（他在叛逃时带有俄国的一些军事和政治机密材料）提供的证据——证实，苏联军方当时确实已同政治领导人作对，他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由于有这么多的先例，值得对与最近的这项人事变动有关的情况进行研究，以便从中了解可能与目前克里姆林宫内的斗争有关的人事情况和争论的问题。扎哈罗夫元帅终于在七十三岁时被解除参谋长职务，他早就应当退休了，退休对他说来是无愧的。但是他还是留任，尽管他长期来显然身体不好，这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和军方显然未能就继任者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克里姆林宫显然早就有它的人选，它所选中的是奥加尔科夫将军。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他的政治地位被提高了，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建议之下才有可能这样做。一位军事指挥官在政治上得宠的最多象征是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当时担任伏尔加军区司令的奥加尔科夫将军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所担任的这个军事职务，而是因为事先已打算要提升他。    一九六八年，他被任命为扎哈罗夫元帅手下的第一副参谋长，这使他成为接替扎哈罗夫职务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人选之一。    表明他是军方人士中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宠爱的迹象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又增加了。他在党代表大会上被提升为党中央的正式委员，这又是一个与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不相称的政治荣誉。这一点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当时由于扎哈罗夫元帅仍然无法工作，所以就有必要任命一位代理参谋长。这个职务给予了奥加尔科夫将军，剩下来的只是以公开声明这位新参谋长的方针来庆祝这项任命，并由克里姆林宫发表一项正式公告，对这项任命予以批准。    大多数苏联军官一定看到了奥加尔科夫将军上月初在军队的《红星报》上刊登的文章，并认为这是他们的新参谋长的进军令。文章从若干论战性的言论清楚表明，奥加尔科夫是效忠于勃列日涅夫路线的。文章强调今日之武装部队需要有新的做法、远见和新的方法。    这表明他认为（武器）系统分析的做法是比较好的，而如此多的职业军人是不相信这套做法的。显然，这位新参谋长，由于强调科学和进展，在战略问题辩论中偏袒“现代派”而不是“传统派”。过去几年，从苏联军方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看出在进行这种辩论。    “传统派”是苏联军事领导集团内那些在上次大战中曾作为野战指挥官立了汗马功劳的成员当中最强大的一批人物。他们遭到“现代派”的批评。批评他们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劳簿上并倾向于在正在迅速变得过时的战术和战略范畴之内考虑问题。    历年来，在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论，而现在这种争论变成了对战区部队的作用进行的方式的更为复杂的辩论。无论年老的还是年青的“传统派”现在都强调战区部队的重要性。有理由认为，战区部队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最重要的战区的指挥官。例如负责苏联驻德国军队的库利科夫将军。    “现代派”从事武器系统分析的工作比五角大楼落后大约十年，但是他们为此提出的理由跟麦克纳马拉的“神童们”提出的理由差不多。    奥加尔科夫将军是一个“现代派”，他在苏联的最高指挥部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通过部队的工程兵部门步步高升的。他谴责军方指挥官——暗中是指责老一辈的指挥官——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凡是能知道的，他们都知道了。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专横的，“主观的”。奥加尔科夫将军对他的军界听众说，摧毁军方领导人的威信的不是那些向军方指出他们走得太远了，然后纠正其错误的人们，而是那些反对纠正的人们。换言之，他是在说，军方走得太远了。实际上，他是在对他们说，摧毁军方威信的不是党，而是军方本身。因为他们拒绝听从党的吩咐。    奥加尔科夫将军在《红星报》上的公开批评很可能只是微微地反映了政治局必然在私下对军方提出的更为严厉得多的批评。过去凡是有可能把公开记录同有关苏联领导集团争端内幕情况的报道作比较的每一个事例都是如此。    奥加尔科夫将军还谈到了“一长制”。意思就是说党不得干涉军事组织的自治，从而也不得干涉军事组织的效能。    这一点进一步表明目前的争论既是军事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但是奥加尔科夫将军的任命没有立即正式宣布，《红星报》的许多有经验的读者从他的文章之后立即出现的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本来预料是会作这种宣布的。    宣布推迟了。九月二十三日，《真理报》宣布了这项任命。被任命的是战区部队派人物、苏联驻德指挥官库利科夫将军，而不是武器系统分析派奥加尔科夫。    在宣布任命库利科夫将军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二天，军方强硬路线分子便在《红星报》上发表一篇听来像是一首凯歌的文章，来庆祝他们的胜利。这篇文章嘲笑下述这种“无法实现的希望”：无论如何总能劝说帝国主义者“自愿地”放弃他们的侵略意图。    由于参谋长的到任，这些着重实际的“现实主义者”现在又处于非常得意的时期。对于葛罗米柯目前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的乐观的讲话，应当采取保留态度。强硬路线分子当然还没有赢得这场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既取决于军事因素，也取决于政治因素。但是强硬路线分子已使自己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可以反对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可是同样在政治方面，一场尖锐的冲突正在发展之中。新的五年计划本来应当由最高苏维埃在九月初批准。推迟批准这个计划只是政治上的一些危险信号之一。由于推迟批准这个计划，所以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满足军方和非军方的需要方面分配资金问题上的原有的斗争又一次在激烈地进行着。政治领导本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是意见分歧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在政治上的安全绝不是像他们表面看来无忧无虑地出国旅行所表明的那样牢固。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日刊载凯泽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标题为《苏联无所举动就是新闻——也许》，摘要如下：    苏共中央没有举行会议，这个无所举动的情况违反了党自己的规章。    对于那些花费时间来探索克里姆林宫的秘密的外国观察家来说，这是具有潜在重要意义的一系列无所举动的情况中的最近一次。    宪法规定，苏联的橡皮图章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每年开两次会，但是它在一九七一年还没有开过会。    今年四月在苏共二十四大上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大纲还没有以最后形式被提交给最高苏维埃，或者至少没有公开提交给它。    党中央委员会在六个月中还没有开过一天会，这是违反党章的。党章规定每六个月开一次会。    认真看待这种无所举动的情况的人们认为，这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之间在政治或经济问题上有争吵。一种说法是，领导集团在为新五年计划最后分配资源问题上仍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据第二种说法，领导集团内部在政治上结成派别的局面还是变化无常的，这使得高级领导人对于举行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或是中央委员会会议感到神经过敏。    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几个外国专家最近在这里对记者谈话时说，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些道理，但是最近一系列无所举动的情况可能仍然是意味深长的。    怀疑论者指出，目前，在苏维埃制度下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发生争论，在政治上产生某种紧张局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个外国观察家的看法是，一些特别利益集团向中央计划制订者要求的多，而得到的少，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将千方百计地改变计划制订者们作出的决定。    一位专家说，但是“在现阶段所做的只是修饰外表而已”，这指的是五年计划的最后形式。    至于政治紧张局势阻碍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一说法，怀疑论者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四出访问很可能是推迟的原因。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日刊登了它的特派记者长井写的题为《奔驰的蒙古》这篇连载文章中的一节，标题是《对中苏——同经互会密切合作，北京航线依然不通》，摘要如下：    一位苏联军官乘吉普来到了南戈壁省达兰扎达格德机场。他好象是要回乌兰巴托。他叫两个年青的苏联士兵搬运行李，两个人就默默地服从命令。行李中有相当贵重的鹿角，可能是礼品吧。这时从刚刚到达的来自乌兰巴托的飞机上又下来了一位军官。朋友相见，亲切握手，便天南海北地谈开了。    虽然不知道回去的那位军官是到乌兰巴托的还是去苏联，但是，他脸上却浮现着已完成任务这样一种放心的表情。这是在和南面的中国国境相距约二百七十公里的地方。    蒙古直接受到中苏对立的影响，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焦点。从地理上来说，好象蒙古是向中国境内突进去的一块，国境线全长七千零三十公里，其中，二千七百三十公里和苏联接壤，四千三百公里和中国接壤。被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小国蒙古对于来自敌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进攻应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是不融洽的。    在蒙古各地到处可以看见穿制服的苏联兵。有和蒙古兵在一起的，也有苏联兵自己开到各处去的运输卡车。但是却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武器。这些苏联士兵中好象有战斗员和建设部队，但是我们无法区别他们。    据在一九六九年访问过蒙古的外国人说，当时，就是在乌兰巴托市内也曾看到调动火箭炮的情况。    这和所传从一九六九年春中苏边境冲突事件以来，在蒙古和中国的边境上配备了苏联的火箭炮的消息是一致的。    一九六二年以来，蒙古加强了和参加经互会的苏联、东欧的联系，它已不得不更加倒向经互会。在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时修改和延期的四六年所签署的条约，苏蒙友好互助条约是表明苏联和蒙古关系的稳定和前途的。    莫斯科和乌兰巴托间的航线每周往复数次，但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从六三年以来就中断了，只有根据协定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的铁路每周通车一次。    不管是否愿意，蒙古已经卷进了中苏对立的漩涡。不过想完成工业发展的这个国家，也许正是最希望中苏两国给予协助的。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十六日电】（记者：罗伯特·凯勒）总理英·甘地夫人今天同她的防务首脑进行了磋商，并预定召集她的高级政治顾问举行一次会议，讨论由于在巴基斯坦边界上进行军事集结而带来的越来越密集的战争阴云的问题。    据消息十分灵通的西方人士说，有多达五个师的巴基斯坦陆军在印度的西部边界处于“战时编制”。也有相应的消息说，在边界的印度一侧也在调动军队。    印度官员们说，在由联合国监督的克什米尔停火线一带发生了三起交火事件。有消息说，在靠边界南面的地方至少发生了一次造成了伤亡的冲突。    由于这两个不和睦的国家之间的边界紧张局势骤然加剧，甘地夫人今天召集了她的政治委员会举行一次正式会议。这个委员会包括外长斯瓦兰·辛格，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以及政府中其它三名主要人物。    昨天晚上，总理召见了陆军参谋长马内克肖将军，全面地研究了军事形势。空军首脑拉尔空军上将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此间消息十分灵通而又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人士说，沿西部边界的军事集结是在最近三周之内开始的，但是确切的时间以及是哪一方面首先采取行动引起了军队的调动的，还是不清楚的。    除了西部边界上的集结之外，印度政府人士还一直报告说，巴基斯坦军队正在开进同东巴的一千四百英里边界沿线的阵地。    据西方人士说，有多达五个师的巴基斯坦陆军离开了面对着边界的驻地，开进了边界上的据点。    非官方的消息说，印度军队唯一的装甲师已开始从它在印度中部的中央邦的驻地向外部署了。    【路透社新德里十六日电】印度国防部发言人今天说，巴基斯坦军队在巴基斯坦东、西两部分都向印度边界移近了。    他说，印度军队得到的消息表明，巴基斯坦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集结。    这位发言人说，最近几天中，巴基斯坦加剧了军事集结，印度正在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两天前，总理英·甘地夫人曾指责巴基斯坦扬言要同印度开战。她对记者们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发生冲突，但是，与此同时，全国必须有所准备。”    甘地夫人是在盛传着关于边界两侧，特别是在克什米尔，都在进行大规模军队调动的消息的时候在印度的贝尔高姆城发表这一讲话的。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最后一场战争是在一九六五年。    印度内阁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议。    尽管观察家们对报纸上的消息持有某种保留，但是，他们承认，局势可能会急剧恶化。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新德里十六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为了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已于十六日晚上乘专机偕夫人抵达新德里。    铁托总统十八日将同甘地总理等印度政府首脑会谈。席间，将讨论东巴难民问题，以及对美、中、苏之间最近外交攻势的分析，南斯拉夫关于改善印度和中国的邦交的看法，和经济合作问题。    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据料，铁托总统将强烈要求印度政府首脑努力避免最坏的事态。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十五日电】这里的一些官员强调了这次访问对于在国际范围内，特别是在不结盟国家的活动方面进行协调和采取具体行动的意义。贝尔格莱德的外交观察家们认为，铁托想从印度总理甘地夫人那里得到关于印度和苏联最近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后的两国间关系的第一手材料。

【德新社新德里十五日电】（记者：格奥尔格·施皮克）由于一百万印度职业士兵部署在边境上面对着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巴基斯坦精锐军队——双方军队全部处在戒备状态，关于“孟加拉国”问题可能在印度次大陆上造成一场新战争的担心正在增长。    而在双方的防线之间和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游击队正在作战，可能成为再度触发战事的火花。    此间观察家最近注意到：边境两边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调动。    迄今为止，军方反情报部门成功地防止了关于军队调动的程度和所调动部队的种类的详情的透露。    但是可以清楚看出，巴基斯坦和印度双方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准备着对付发生军事较量的可能性。    任何一方都不缺少发动战争的口实：在东巴边境上，双方军队每天在交火。    从冷静的军事—政治考虑角度看，中立的观察家们认为，目前促成战争爆发和阻止战争爆发的因素或多或少是相等的。    认为战争不会爆发的一个论据是：双方都完全知道，任何一方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设想的。    另一方面，这些观察家举出了印度或巴基斯坦可能被迫从事战争的一些原因。    伊斯兰堡的军人政权由于处在东巴危机的痛苦中，可能会通过同印度进行一场武装冲突来消除这个内部的政治担心。    印度的经济因巴基斯坦难民的重负而受到了严重震动，因此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捉摸着：照顾这些难民的费用，从长远来看，比打一场大国将安排其早日结束的战争还要巨大。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三日转载了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九月二十一日在纽约所作的一次讲话，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这篇讲话原登载在纽约出版的中文刊物《中文运动》上。《中文运动》按语说：    “九月二十一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他执教的纽约石汉大学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当晚从远道而来的各界人士很多，挤挤攘攘的塞满了整个可以容下五六百人的大礼堂。    “由于听众也有外国人和本地出身的中国人，所以杨教授用英文演讲。为了要让更多同胞去了解今日中国，我们就把全文意译刊载，让大家都能够知悉更多关于中国的真实面貌，进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做一个谦逊而有骨气的中国人。”    杨振宁教授的讲话全文如下：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在状况之前，我要机械性地报道一下我这次旅程的目的和经过。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同时间，美国政府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封锁了的中美来往交通线，所以我觉得应借此机会回去探亲，而且还可以知道我久别多年的中国今天的真实状况。    游中国大陆的四个星期中，我分别在上海与北京都逗留了差不多两星期，其中我还到过合肥，这是我诞生而且曾经度过六年童年生活的地方。其外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人民公社，我去的目的是为着了解今日中国是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个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北京清华和北京大学，此外还参观了三个研究科学的机构，是生物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所。我还采访了我在一九三○年读书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第三十一中学。    我发觉今日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截然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而在我未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综合一下我所见的变化，都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而这些变化的重心就是：“精神”。    在此我希望尽量报道我这四个星期来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来分享我曾经历和看到的每一件事物。文革后的教育    现在让我先从教育方面谈起，先前我谈到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中部，现在学生增至一千四百人，是原来数目的四倍。我发觉学校的教育观念是改变了很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种新的革命观念和教育制度配合了，而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开始直至一九七○年才圆满地成功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三十一中学及几个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改小组口中知悉，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中国全体人民服务，摒弃特权阶级和自私观念。二、理论与实践该双行并论新的哲学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方式。三、学生一定要用新方法学习，不要做蛀书虫，要用最原本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与工厂相连，而学生们就会在工厂里实际学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学生在汽车修理厂整顿电线及甚至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影相机等，他们大都表现出热切而兴奋的学习与工作精神。学生们的上课期间有八个月在学校里学习，一个月在工厂里，而另一个月却下田耕种，其他的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并地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因为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校园现在扩大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间文化大革命曾在这里展开。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而毫不紧张，而且表示得很轻松，甚至乐意地以此为话柄。因此我也觉得文革确实对人民曾经有过贡献。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而事实上，红卫兵也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行事的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地传遍了整个中学。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最高局，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彼此发生争执，而且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受毁坏。其后，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那些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彼此争论。于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一千三百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持两句口号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包围校舍，甚至七百人受伤。五个工人牺牲，也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为他们的优越行为所感动，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已和好如初，日前还与我在一起拍照。    我要举一个关于实践论的例子，就是一位与我曾是同学的教授，他在科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半导体的工厂里教学和工作，他发觉能在工厂里指导学生和放工后的工人们，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教育上重要的因素是学校招生的制度。假如这里的美国学校认为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八岁左右入学，在十七岁左右便中学毕业，毕业后便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里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而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选择。而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便会在公社或农村中工作。经过多年工作之后，若成绩优良，就会被公社选派到大学去读书，因此这样的竞争也很公平。中国现有七万五千个公社，假若每个公社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五千个学生，这数目也并不少，当我询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进行情形时，他告诉我其中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    其后，我深切地感觉到在这种情形选择出来的学生求学的动机是特别的显著，而我也相信他们普遍智力的程度和在以前任何旧制度是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习背景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经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配合。新中国的医学    关于中国的医学方面，我曾到过北京医学院看他们用针灸来动手术，其中一个内科手术是为一个年轻妇人从腹部除去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方法，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者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生最大的效果，最初他们尝试用于简单的手术上，结果非常成功。此后遂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却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七个小时的手术，乃可用针灸而顺利成功。所谓“针灸”，是这样的，先置病人于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上，针头深入两个厘米，而针尾与电力相接，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我曾问及针灸位置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几个米厘左右。当时，我看见那针灸在那妇人的腿部上，我就问她是否感到一种特殊的感觉，她答有，而且是从腿部蔓延到腹部以下。我转问问医生说，假如她说没有的时候会怎样？他们的答复是：一方面将电力的频率改变，或转移针灸的位置约几分。手术进行时病人的脸上现出滑稽的神情，当我询问她是否痛楚时她的答复是没有，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后来我在上海问及一位医生有关针灸的理论和其中的效率如何，他告诉我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假如遇到针灸无效的情形，他们才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使用针灸的方法，在医学方面有两大效用：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来说，针灸是比平常的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基本针灸的原理及其施用的位置之后，其余的步骤就不困难了。    （二）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往往病人在手术后，就能迅速地复原。    卫生部门还在继续研究针灸背后的理论。而除了针灸以外他们还关心到市民的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这是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的方法是广泛地为中国市民采用着，中国医生教导市民们采用药丸，通常是一个月或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当生物研究所的人士问及我国外是否有更好的避孕方法，但我却未能说给更好的方法。由此看来，今日的中国实在是比外面的国家进步。其次堕胎已经在中国合法和普遍，我在上海问及一位女医生有关堕胎的方法和是否有任何特别的困难，她告诉我她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以达到最高的效率，在这方面她们都充满了信心。就是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安全地堕胎，直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在施手术时受到伤害。此外，我还知道中国医生们能够把一个烧得体无完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是一个人若有百分之九十的皮肤受到焚伤，则不能抵抗细菌的侵入而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解救的方法，但其详细的情形，因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仔细地叙述。    还有，身体上任何一小部分因意外而割断，例如一个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手藏在雪柜里，其后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安接妥当，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自给自足的新中国    我也到过五七干校，它位于北京北面二十里，在那里的学员，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可能是教授，老师，工人，农民等等。他们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提供更多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来加以解决，并且在冬季时盖搭房屋。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以后，才发觉开始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种植也是需要学习的，在田中与各种昆虫及天然灾害战斗，所以在收获时就感到份外欢愉。    古时的中国屡受水灾泛滥的损害；我还记得在二十岁时就看过一场大水灾，死了五万人，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的出现，因为这些泛滥的问题，已经大部份地解决，人们从山顶上带来石与沙，填筑了堤岸及疏通了河道，虽然方法是很原始，但效用却很大，这不但避免了泛滥的水灾，而且附近的村落还出产了比以前两倍多的农产品。当我问及他们成功的妙方，他们便说这全靠毛主席思想和正确的领导，今日中国人民才有幸福的生活。    现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服务大众为基本原则。例如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中国人民的衣着是很简单，大部份人的衣服都差不多是一样，在夏天我看见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衣和蓝色长裤或裙。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穿着裙，而其中一小部份是有图案和颜色。他们告诉我若是在冬天，他们会穿灰色的厚棉衣，因棉纱在中国的出产较普遍。我也参观了一些居民的房屋，都是整洁适当的，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但这些困难只好等待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可以解决，中国现时已能做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买麦是事实，而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而换来了外汇。当我接触到许多农夫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各种不同的土地要种植适合的品种和植物，他们敏锐的观察力较之二十六年前那些农夫的因循乘袭和肤浅见识全然不同，这可说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大转变。    今日中国的生活水准比美国要低。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知悉中国工业在一九七○年的出产品达到九百亿美元。同时，人口也是美国的三倍半。在一九六○年时中国工业的进步比较慢，但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自给自足的阶段，这可还要多谢赫鲁晓夫呢！《毛主席语录》在中国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这本《毛主席语录》已不再常被人展示而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现在人们开始更侧重它里面的原则和实践。只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的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我仍会看见他们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但在其他的场合就不多见了。我在去中国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和我的感觉都是一样，觉得它里面所说的，都是简单和很普遍的说话而已，然而在到过中国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很错误，因为在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很普通，但其实际的意义却非常深奥。在今日的中国，从个人的表现到学校制度，甚至国家政策，样样都是拿这本书里面的道理来作为指导的准则的，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毛主席语录》中，有一章是谈到“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但出现在《毛主席语录》之中，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看到，就是在毛主席居住那个地方的入口处，一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看到由毛主席亲笔写着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到中国几天后，我就发觉到这句话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他们每日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日不论在私下里或是在公众场合上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这是一种流行通病，以为那些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底下过生活的人们的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我自己亦是抱着这种想法走进中国的。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真实的。一次我去参观了一个纺纱厂，当我向当时引导我参观的厂内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提一些问题的时候，十多个围拢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来回答我，这种轻松而又愉快的情形，在当时使我感觉得很奇怪，其后回来分析，才发觉到是自己以前想法的错误和不真实。中国人民过去传统的性格是友善又轻松的，现时的中国领袖很懂得人民心理，并且知道如何去配合传统及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另外举一个例，《毛主席语录》中说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大学、医院或任何的研究机关，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今日的中国并没有完全与传统脱了节，有一句中国的古语，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曾被邀请去看过两套日本电影，这两套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显明地表示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例如，在其中的一套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军官说：“满洲（即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意思就正如是，假如有一个德国军官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同样地含意可测。    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里面，悬有毛主席作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中，我对其中的两行感到特别的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捕捉着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渴望。而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谢谢各位！讲话后答问    杨教授随后答观众问历大半小时。因篇幅关系，在这里只能选录其精要。杨教授认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在中国社会已全部实现了，但公社工分制还不是绝对男、女平等，将来会有改进；觉得文革后的京剧很有趣；在上海见很多携小提琴踏自行车的儿童，亦听到练钢琴及小提琴的声音；中国能力很高，但最令人激动的还是他们的“精神”，这点是美国所没有的；外面以为中国人对外界所知有限，这是错误的，国内有张四页的《参考消息》，专译载外国文章（如《纽约时报》社论），日销五百万份；中国人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很多人自愿义务加工，闲余时，他们去公园，钓鱼等，像我们一样。对于回国居住问题，杨教授并无正面答复，只表示自己在这边对儿女及学校有责任，但表示可能暑期中回国做研究工作。祖国对海外留学生政策，杨教授说不知道。

【路透社伊朗珀塞波利斯十五日电】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今天在这里说，他对他上周到中国的访问感到很高兴。他说，他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两个小时。他说：“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焕发。”    “我对于访问中国感到非常高兴。她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过去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勤劳的中国人民今后也必将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他要求其他国家效法埃塞俄比亚扩大同北京的关系，他重申他的国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由北京代表中国。    他说：“各国越是认识到扩大同中国的关系的好处就越好。”    他说：“各国越是这样做，就将越能有利于国际和平和安全。”    在有人问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时，他说，不应该由他来评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他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正在准备同苏联开战。    【美联社珀塞波利斯十五日电】美国副总统阿格纽昨天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举行了会谈，但是显然没有说服他在联合国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    塞拉西对记者们说，埃塞俄比亚多年来一直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今后在联合国的投票将反映这个政策。    他说，“我们不支持使得另外一个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    他在这里同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表示，他们所谈的问题之一是中国问题。    【美联社珀塞波利斯十五日电】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同刚刚访问过共产党中国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举行了会谈。十四日举行的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阿格纽也不愿透露所讨论的问题。但是看来，塞拉西对北京的访问肯定是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阿格纽说：“这是一次非常有帮助，非常有益的会谈……他同我讨论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将是尼克松总统感兴趣的。”    【德新社珀塞波利斯十五日电】埃塞俄比亚皇帝分别会见了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和美国副总统阿格纽。    观察家们认为，波德戈尔内和阿格纽都获得了关于皇帝最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手情况。

【本刊讯】法国《国际舆论》周刊最近报道了意大利《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题为《在马里的中国医生》，摘要如下：    米兰《时代》周刊一位特派记者曾前往马里看了一看“毛的使者们”的工作。    这就是那三十来个中国的医生和护士，他们保证马尔卡拉医院和西卡索医院正常工作，并且给了这个到一九六九年仍只有一百零七名医生的国家以重要帮助，因为“农民们从最遥远的地区来到这里来请医生用古老的方法，或者说用中国传统医疗方法给他们治病。医院里的马里院长向我们说：北京的医生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不到三年的工作中，他们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和耐心。    《时代》周刊记者认为，中国医生的主要王牌之一就是：“他们和病人一起说一种当地通用的主要语言——班巴拉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讲法语，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用患者的语言询问患者这样的做法，建立了信任的关系”。    这些在医院里过着“修道士”生活和不休假的“毛的使者们”向他们的意大利客人说：“对我们来说，根本的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

【本刊讯】《巴基斯坦日报》二日发表一篇社论，摘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了她的第二十二个国庆节，以坚定的步伐跨入了第二十三个年头。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意义深远。这个民族仅在二十多年前还被那些发达的国家瞧不起，并被看成是一个萎靡不振的民族而受到蔑视，而今天，她不仅能够自力更生，而且也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取得的这一惊人成就的光焰普照全世界。今天，任何力量都不能排斥中国而随心所欲地解决国际问题了。中国在工业、农业、贸易和社会等方面得到发展，在国际上取得了自己的地位。    巴基斯坦和他的邻国、亚洲的主要国家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自两国间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巴中间的友好关系一直在逐渐加深。在当前的世界上，巴中友谊是和平共处的一个理想的典范。从五十年代起，巴基斯坦就一直很重视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巴基斯坦人民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政策。巴基斯坦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在积极努力。另一方面，中国也积极支持巴基斯坦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    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大国之一的中国的出现成了几个大国实行独霸的道路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结果，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民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捍卫他们的独立和主权了。在捍卫正义的和平方面，中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殖民地和在自己的国境之外没有驻有军队的大国。在这由于人们所熟知的大国的活动而造成的不安宁的世界上，中国在维护和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巴—中友谊特别有助于维护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所有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巴中友谊的正确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