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本刊讯】意大利《时代》周刊二月二十八日一期刊载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访问我国后写的一篇文章。    该刊编者按说：“同共产党中国最高领导人有着友好关系的埃德加·斯诺发表了北京政府的观点，并且谈了他自己的看法。由于这篇文章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在文章里，十年来第一次正式报道了有关中国国内形势的数字和材料，所以《时代》周刊全文发表，让读者自作结论。”    斯诺文章全文如下：    二月在北京，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周恩来向我们谈了中国的实力。周恩来总理向我提供了有关中国生产情况的重要数字，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数字。去年十二月份，《时代》发表了总理接见我们时的谈话，那篇谈话大部分是谈国际问题，这次主要是谈中国国内问题。象前次一样，我们的谈话是官员的私下谈话，所以文章的形式是，只能引用一小部分总理的原话。当然，国际和国内问题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再次简短地谈到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福摩萨（即台湾——本刊注）问题，甚至美国当时也承认这个岛屿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坚持这样一个虚构的事实，即一九四九年在大陆失败后逃到这个岛上的流亡者蒋介石是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政府而保持同福摩萨的联盟。在一九五五年以来定期举行的中美会谈中，北京一直坚持两点：美国必须承认福摩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同意就从这个岛屿和福摩萨海峡撤出美国武装部队问题进行谈判。正像上次总理向我谈到的，尽管如此，只要美国愿意严肃地讨论福摩萨问题，谈判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这一次，在我问到有关华盛顿建议重新谈判的问题时，总理以一个外交家——已故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以前曾说，这位外交家是他遇到的最能干的谈判家——的微笑回答我。他说，“无可奉告。”“我们准备承受一场战争的重担。”当目前中美就次要问题进行的谈判不能引起很大的兴趣时，一些观察家把一个苏联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就是要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问题——来到北京这一事实看作是大门向着严肃的愿意谈判解决问题的人开放的一个新证明。在中国，目前在同外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后面，恢复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速度，这是在国家摆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的不协调状态之后实现的。由于这次变动是深刻的，新的国家领导机构还不完善，所以听到总理说基础经济受到相当有限的损失时是令人吃惊的。周恩来坦率地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工厂出现一些混乱、交通中断、损失了一些工作时间，所以工业生产降低了一些。”总理没有缩小过去的困难，而是从中国的新形势——他说形势是大好的——出发说：“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所得远远超过所失，领导‘纯洁’了，群众取得了革命的进步。”总理还说，尽管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工业生产减产，但是五年计划（一九六六年至七○年）所规定的指标实际上是达到了，而且有些指标大大超过了。我问总理说：“可以估计一下一九七○年工业生产的总产值吗？”他回答说：“大约九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只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公社呢？”“在文化革命期间，公社的生产从来没有减少。”总理说，由于刘少奇的干扰，在五十年代犯了一些错误，另外一些是在“困难时期”——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采取决定性的调整措施时犯的。然而，“现在，我们的农业持续发展已经有九年了。”西方的经济学家把粮食生产当作中国农业形势的指标。直到不久以前，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还一直认为，一九五七年是最高纪录，当时粮食生产正式公布的数字是一亿八千万吨。以后，北京政府犯“浮夸”的错误使人们很难相信中国的统计数字。所以，从那时候起，提出的数字都是比较小的，但是，是负责的统计。因此，总理说的那个时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时期。周恩来说：“一九七○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超过两亿四千万吨。另外，国家储备粮大约四千万吨。公社也有自己数量不等的储存。”正象我在访问期间看到的那样，公社社员也保存有一部分储备粮。总理解释说：“当然，储存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粮库里。”“我们不这样做。相反，你看到了到处都有一些小粮仓。我们的目的是，各地要自给自足。我们要备战备荒。”“既然有剩余，为什么中国还要继续进口粮食呢？”这些进口比起中国的产量来是为数很小的。“在国际市场上，小麦的价格低于大米，”周恩来回答说，“用一些大米交换小麦和其他产品是合算的。例如，中国向古巴和锡兰出口大米以换回糖和橡胶。此外，中国还需要上百万吨粮食援助越南和其他国家，这些出口必须有相应的储备。”至于化肥，总理说，目前生产一千四百万吨，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有了很大增加。国家尽量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七五年达到三千万到三千五百万吨肥料。总理还谈到，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生产棉花、棉纱和棉布最多的国家。去年，中国生产了八十五亿公尺棉布。钢的生产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受到了革命的冲击。过去五年中每年的年产量是一千万到一千八百万吨，但是，当前的生产能力改进并扩大了，因此，可以预见今年会迅速增加。石油的生产在不断增长，一九七○年已经达到了二千万吨以上，就是说可以满足中国目前的需要。还发现了许多其它的油田。在“扩大铁路网和复线”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一条连接边界的新的复杂的铁路干线已经竣工。这项工程很少向人透露，在外国，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周恩来说，一九七○年的农业产值大约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根据这一比例计算，中国一九七○年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大约为一千二百亿美元。然而，没有任何可靠的指数来把中国的“产值”按西方的方法换算成“国民生产毛值”。“产值”这个概念省略或缩小了重要的“劳务价值”，例如租金、私人所有的农村房屋（现在增加了几百万间，都是互相帮忙盖起来的），由军队和义务劳动修建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没有计算遍布全国的城市和农村的防空地道网，这些大部分是不取报酬的志愿队修建的。整个的防空系统要值上十亿美元。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中国的生产数字是以人民币的元来计算的，换算是二元四角合一美元，这是一九五三年规定的。从那时至今，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通货膨胀，国内物价稳定，而且有很多项都降了价。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所得税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必需品都比别的地方便宜：比如食品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现在是品种繁多，数量充足。最后是，在最近十年里，由于农民们的辛勤劳动和所得收获比消耗的粮食多不了多少的耕作之后，三千万英亩（一千二百多万公顷）荒地成了能生产粮食的可耕地，这些地的收获怎么能计算在“国民生产毛值”当中呢？考虑到这些情况，人们也许会想，中国的国民生产毛值可能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设想的数字不相上下，但是谁能证实它呢？但不管怎么说，很可能的是，在最近五年里，由于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中国的发展速度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面，中国仍然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原因是，虽然广泛地采取了节育措施，它的人口仍然快接近八亿了。认为周恩来总理在国民生产毛值方面没有进行一些探索那是无益的。他是反对“投机家”的，比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坚决拒绝采用像“资本家的同路人”刘少奇以前建议的那样使用国家彩票来增加收入。他还说，由于毛主席坚持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没有借债，避免了目前世界上不少地方遭受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    接着我们一下子转到了国内政治问题，我们讨论了一些总理认为是外国歪曲了的事实。有人说整个共产党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解散了。总理现在说，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很明显，在一些领导部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政治局委员多数换成了文化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那些没有当选的人虽然让他们到农村“锻炼”去了，但几乎仍然都是党员。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革新。农民、工人、红卫兵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代表大会正准备派出参加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人代会的目标是制定新宪法，新宪法将规定国家的性质、将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毛泽东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取消双重领导。在大城市和省城，我看到，调整普遍地是很激烈的，但在首都，“精简”是特别严格的。总理说：“过去，中央直属的机构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了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并且都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过去，中央政府部门的干部有六万多人，现在只有大约一万人了。”    那些失去了职位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到著名的农村的“五七干校”去了。这样称呼是因为毛泽东在五月七日发出一项指示。在这些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是同在田里的劳动结合起来的，这些劳动常常是在很少有人耕作过的土地上进行的。干部们在经过劳动“锻炼”之后，一部分将分配到新的岗位上去，一部分将替换在职的干部。至于另外的人，总理说，有一些已经六十多岁了，因此准备让他们退休。另有一些全家到公社去，还有一些到工厂工作。    “从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经过‘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将到各地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或者已经去了。加强工矿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以及从前属于政府现在下放给地方的机构的领导，需要很多人。”    这一下放政策也反映了要各地区和地方能自给自足的努力，不仅是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要在部分是建立在农村电力的发展这一基础上的工业化方面也要自给。正在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受过教育的青年和城市人口以及培养出的新干部迁移到内地和各省的居民点去。仅上海一地从六五年到今天就迁出了大约一百万人。移民总数、包括最初发动文化革命的红卫兵的学生在内，估计大约有好几百万人。（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总理说，在文化革命期间，农村公社连续取得丰收以及工业得到恢复并在新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应当归因于人民的坚强团结和人民忠于毛泽东的指示和领导。这要在新宪法中明确地肯定下来。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    “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外还将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还说，宪法将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创造的新形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说，宪法还保障罢工的自由。    几个月来，数百万中国人讨论了宪法草案，这个文件对外国人是保密的。因此，在这篇报道中无法拿它同其他国家的宪法或者被文化革命废除了的中国旧宪法作比较。    接着谈到了总理想要人们清楚地了解的最后一点。外国报纸显然是错误地报道了军队的作用，说它是党和政府的主宰的因素。周恩来说，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永远也不会发生，这一点，想要分析领导的组成的人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关于这一说明的具体复杂的原因，将在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特点的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谈到。    周恩来解释说，中国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的代表、领导干部和军队的代表组成，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工人和农民占大多数。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老中青要有一定的比例。所有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军队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将来根据新宪法组成的各级政府。    中国总理在我同他进行的所有谈话中，同中国政府其他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也是很谨慎地谈到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毛主席谈话时平静而又坚定，由于文化革命的胜利和在生产、人民的团结及备战方面都取得了激动人心的胜利，他的整个威望在最近更提高了。一些观察家从这里看到，中国正在以使西贡和金边遭到悲惨的最后垮台，来提炼它的新时代的政策。同时，尼克松的加强轰炸和加紧破坏以便像他说的那样部分地撤出美国地面部队的理论，正在给中国增加新的朋友，以前是在柬埔寨，现在是在老挝。今年中国的外交也有助于别人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想统治东南亚的破产当中得出教训也是一个促进。反响可以从拉丁美洲对美国控制的挑战、美国在西欧、非洲、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日益下降当中看到。    我个人的印象是，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是中国在国内的主要目标，在对外方面是，在和平共处万隆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和扩大国际关系。同时，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准备通过给河内和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以更多的援助来粉碎美国在亚洲的计划。    考虑到国内外的形势，尼克松可能被迫不等到一九七二年的总统选举就设法同北京进行认真的谈判，这种谈判肯定不只局限于福摩萨问题。

【法新社河内十一日电】（记者：若埃尔·亨利）关于美国升级的可能性，一些迹象表明北京和河内已经制订了种种应急计划。    公报说，双方就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的军事冒险”的措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消息灵通人士暗示，一切可能假设到的情况都考虑到了——包括美国使用战术核武器和中国地面部队的干涉。    观察家们对周恩来总理的有分寸而又坚定的语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发言人讲话的，这个“大国”警告“其它大国”不要再在世界的这一地区称王称霸。    观察家们认为，周恩来对这里的访问着重表明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新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越南和印度支那的范围。    这次访问还表明，只要美国继续干涉印度支那，北京将拒绝美国的任何和解的姿态。    【路透社香港十二日电】（记者：门多萨）北越强调，它同中国达成的一项关于对付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任何进一步升级的协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越联合公报继续提出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最强烈的警告，虽然这个警告很含糊，以使中国有回旋的余地，同时使美国人继续猜测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又不致冒中国干涉的危险。    【纽约时报新闻社西贡十日电】（记者：凯斯·比奇）对周恩来河内之行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一般的看法是这场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而且可能是十分关键的阶段，然而结果难以预料。

【美联社纽约十一日电】《纽约时报》今天在评论北京和河内的关系时写道：    「在上周末大事宣扬的共产党中国官员对北越的访问中很可能有很大的宣传成份。    「但是如果无视北京在再次作出支持河内的保证背后发出的警告，那将是危险的……中国人一九五○年为对付麦克阿瑟将军向鸭绿江进逼的行动而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就是在同河内和北京目前所发出的这些惊人地类似的警告之后进行的。美国政府目前在东南亚的行动和威胁，只能产生同尼克松总统所宣称的目标——要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直接相反的效果。」

【本刊讯】东京消息：东京各报十一日普遍刊登了中越发表联合公报的消息和公报内容。    各报主要论点如下：    《读卖新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公报中表示支援的一段话里说『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最大的民族牺牲』，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表示要派遣中国志愿军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说法。这次又用了这一说法，其意思是很明白的。可以认为，中国现在采取了马上就要介入的姿势。」    《日本经济新闻》：「在联合公报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表示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同时表明（中越）河内会谈对印支各地的战局和北方的对抗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还留下了一条政治解决的道路」。    《每日新闻》：「联合公报缺乏具体性，用词慎重。它没有说明中国实际上对北越答应了什么，也没有说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派遣志愿军。但是，表示了中越的『战斗团结』，这是中国对美国——它以中国不介入为前提而推行着印支政策——进行的严重警告。」

【合众国际社东京十一日电】邮政省电波研究所说，日本今天收到了据信是共产党中国的第二颗卫星发出的电波讯号。    美国政府三月四日宣布，这颗卫星是三日发射的。    这个监听中心的技术人员说，这些讯号是以二○·○○八兆周的频率收听到的。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和俄国的“联盟号”空间飞船也是使用这一频率。    他们说，在轨道上运行的其它空间装置没有使用这一频率。    【路透社西德波鸿十一日电】波鸿天文台今天说，它已经开始收到中国第二颗卫星发出的清晰的讯号。    该天文台台长赫尔·海因茨·卡明斯基说，自从这颗卫星三月三日发射以来，他一直在试图跟踪它，但是，直到今天以前，没有得到成功。    看来，这颗新的卫星同中国的第一次试验不同，没有播送《东方红》乐曲。    但是，赫尔·卡明斯基说，它的讯号也是有节奏的。他还说，强度和音色都是极好的。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四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巨大政治意义》的述评。摘要如下：    中国发射了“东方红二号”。    中国如果宣布第二号卫星的详情，与其说夸耀中国的技术水平，勿宁说政治意义重大。第一是对升级到进攻老挝作战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影响。这意味着是对美国的反击，同时也是对为对抗以美军为中心的南方而坚持“抗战到底”的北方三国人民给予“巨大的支援”。至少可以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力量显示实力将迫使美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对老挝作战局势的展开产生微妙的影响。    另一点是对本月十五日将在赫尔辛基复会的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进行“牵制”。在过去的谈判中虽有意见分歧，但美苏的目的是由两国实行核“垄断”。可以说，中国通过显示实力向美苏的这种意图进行了挑战。

【美联社伦敦十日电】（记者：阿瑟·加弗向）外交部将让共产党中国的出人意外地愿意看一些新东西的代办到英国王宫看看英国文化的一些精采的东西。    裴坚章约在今年年初接替马家骏领导了这里的中国使团。他立刻向约翰·摩根（他领导外交部远东司的工作）明确表示，他想了解一下英国的生活方式。    摩根迅速采取行动，安排了五天的游览计划，这将使裴坚章作为政府的贵宾在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工业区进行参观。    英国人一心要增加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的贸易，因而这一切对英国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他们除了获得大量订单外，还期望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周恩来总理头几天出乎意外地召见了他们驻北京的使节约翰·谭森，这已经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本刊讯】英《爱尔兰时报》十日刊载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的警告》，摘要如下：    美国政府不应当情不自禁地把周恩来的河内之行仅仅看作是又一次宣传行动。中国总理在北越首都呆了四天，而且是由中国军队的高级官员陪同的。从一九六九年他参加胡志明的丧礼以来没有在这个城市公开露过面。因此，有理由认为，北京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前途要发表意见。    据说，周恩来在河内时说过，“我们决心不让美国在印度支那为所欲为”，并且宣称，扩大战争构成了对他的国家的严重威胁，而他的国家早已作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这种威胁。中国发言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表威胁性的谈话了；但是，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次应该对这些谈话给予特别注意。    首先，这位发言人的身份是重要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最高级的使者。    第二，北京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有理由对南越入侵老挝的行动表示担心。    第三，必须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自信心增加了。    所以必须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尼克松总统作出任何可能被说成是扩大战争的决定的话，中国是否会真正考虑直接干涉印度支那的可能性？    自从入侵老挝的行动出现了停顿下来的迹象以来，一直有谣言说，五角大楼正在考虑进攻北越。如果那样做，北京会情不自禁地采取行动，这将是邀请毛泽东根据朝鲜的方式派“志愿军”的最好方法。不管北京对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态度如何，如果它认为河内处于危险之中，它几乎肯定会作出直接的反应。    扩大战争的每一个行动都增加了中国卷入的可能性。这大概就是周恩来在访问期间发出的信号的意义。对这些信号决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中国派“志愿军”去印度支那任何地方，将会在各地产生严重的后果，比朝鲜战争时他们跨过鸭绿江的后果严重得多，同目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局势相比，那不过是一次简单的对峙。

【美联社达卡十日电】人民联盟中的强硬分子认为军队最终将竭尽努力来粉碎人民联盟（对东巴）的控制，但是温和分子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说，叶海亚五日给了拉赫曼一封信（在叶海亚发表强硬的讲话之前），指责他阻挠和平移交权力，并向他保证说，他将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该党的人士说，总统在讲话中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以免军方的强硬分子们把他赶下台。    【法新社卡拉奇十一日电】巴基斯坦军事方面的一位著名人物今天在这里警告说，如果在五、六天之内不把权力移交给东巴的人民联盟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东巴就会宣布脱离西巴而独立。    阿斯加尔·汗空军中将说，人民联盟领导人拉赫曼是“东、西巴之间的正在迅速脱开的链子上仅存的一环”。    阿斯加尔·汗在这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不立即把权力移交给多数党人民联盟，那么，连拉赫曼也将无法使国家保持统一。    在他发出这种警告之前不久，这里有消息说叶海亚·汗总统已写了一封信给拉赫曼。    信件内容尚未透露，但是据说总统要等到接到答复后才到达卡去参加预定下星期同拉赫曼举行的会谈。    据这里的人认为，总统这封信是由人民联盟在西巴的领袖人物、曾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胡希德亲自交给拉赫曼的。    阿斯加尔·汗在从达卡回到这里后今天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东巴“在精神上”已经脱离西巴，拉赫曼已是事实上的统治者，正在向高级文官和其他官员发号施令。    另一方面，西巴已有许多政界人物开始公开表示支持人民联盟和人民联盟关于恢复文官统治的要求。    【合众国际社达卡十二日电】穆吉布尔·拉赫曼今天同西巴的一位政治副手——据信是此人带来了叶海亚·汗总统最新的和平建议——举行了磋商。    拉赫曼在同他的强大的人民联盟的旁遮普省主席穆罕默德·胡希德会谈之后拒绝发表意见。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八日发表一篇题为《巴基斯坦正处于关键时刻》的社论，摘要如下：    拉赫曼的许多比他更极端的支持者希望听到他单方面宣布独立，拉赫曼则在边缘上徘徊，种种迹象表明，拉赫曼——他虽然孚众望但是并不是各领导人中间最强有力的人——现在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分裂。由于这种情况，不仅叶海亚总统有了周转余地，而且还有了同布托对话的余地。    叶海亚总统现在大概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任何解决制宪问题的办法必须意味着建立最松散的邦联，采取另一种办法即军事镇压的办法的话，从长远来说可能只会招致失败。事实上，巴基斯坦的前途如何现在仍处于关键时刻。    【本刊讯】英《卫报》九日刊登一篇文章说：    穆吉布尔对叶海亚总统的强硬回答是他走在钢丝上的又一个步骤。在这条钢丝上，他力图既为自己保留选择余地，又要保持人民联盟的团结，还要为他在学生中的支持者打气。    但是，到三月二十五日的时候他必须作出困难的决定。    不论穆吉布尔是不是在逼迫叶海亚采取促成分裂的步骤，对抗局面只能短时期推迟，这一点是明白无疑的。和平解决的前景是更加渺茫了。

【合众国际社达卡十一日电】今天支持穆吉布尔·拉赫曼在东巴发动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人更多了，其中包括他的长期以来的政敌。    民族人民党主席、鼓吹在东巴进行暴力斗争的巴沙尼停止了他十五年以来同拉赫曼的人民联盟之间在政治上的争吵，支持拉赫曼的非暴力运动。    东巴的学生界领袖们已经动身到东巴各农村去，要在东巴的偏僻地区掀起不合作运动。    达卡报纸今天刊登了其他一些政界领袖人物、学生和工会的组织者分别发表的声明，这些人在声明中正式宣布支持拉赫曼发动的这场运动。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在达卡的雇员在该公司的信笺上印上了新的公司名称「孟加拉邦航空公司」，不再用原来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字样。    达卡广播电台在十日晚上接连第二夜向国外播送简明消息，呼吁人们支援拉赫曼的不合作运动。

【本刊讯】《巴基斯坦时报》十一日报道：人民党主席布托昨天晚上告诉人民联盟主席穆吉布尔    ·拉赫曼说，他愿意再一次立即去达卡与拉赫曼会晤，商定一个共同办法来结束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以便使国民议会能够着手制定宪法”。    布托在打给这位人民联盟主席的电报中说，已出现的不幸的危机使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要拯救国家，巴基斯坦的两部分（东西巴）必须立即达成共同谅解。必须拯救国家，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布托说，“为了克服目前的危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使东西巴的人民团结起来。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过去二十三年中产生的不满和疑虑。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巴基斯坦人民的统一和团结，以便使他们能像兄弟一样携手前进。”

【美联社达卡十一日电】人民联盟领导人穆吉布尔·拉赫曼昨天谴责他所谓的向东巴基斯坦继续增派巴基斯坦军队的做法。他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采取行动，以防止在东巴基斯坦搞种族灭绝的威胁。    穆吉布尔说，增派军队的做法正造成“恐怖气氛”，引起外国专家撤离东巴。吴丹也令联合国人员撤离这里。    穆吉布尔说：他应该认识到他的责任不是仅仅撤出联合国人员就算完毕。    穆吉布尔说，在军政府和东巴继续发生争执的时候，军队每天都从西巴向东巴增运武器和人员。

【法新社安卡拉十二日电】德米雷尔总理的政府今天辞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四个高级军人警告说，如果不立即成立“新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就要接管权力。    政府辞职的决定是在历时三个多小时的内阁紧急会议结束时宣布的，这个决定是在经历了四个月的政治动乱之后作出的。    苏奈总统立即开始同政界领导人举行磋商，以期成立新的政府。    【法新社安卡拉十二日电】土耳其军事首脑们今天扬言要接管权力，除非立即成立“新的强有力的政府”。这里人们广泛认为，这是想对下级军官的政变企图先下手为强的一个行动。    在观察家们看来，关于这些军事首脑的行动只是为了对下级军官先下手为强的说法，由于有消息说昨天在安卡拉周围进行了军队调动而得到证实。    【法新社安卡拉十二日电】当苏奈总统同政界领导人迅速开始磋商成立新政府的时候，据说土耳其军队已处于戒备状态。    今晚在安卡拉政界人士中传说的有可能接替辞职的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的人将是总统府的现任秘书长吉哈特·阿尔潘将军。据了解，阿尔潘将军和陆军和空军的司令以及几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一起是今天下午一点广播的最后通牒的幕后发动者。    观察家们怀疑是否已经计划发动军事政变。人们认为，由于下级军官施加的压力，最高指挥官们已选择用政变威胁作为通过议会程序来获致政府更迭的一种手段。

【本刊讯】三月一日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一篇题为《石油涨价，谁将受到打击》的文章，摘要如下：    石油不再是便宜了。在中东六个盛产石油的国家为它们的原油赢得了空前的加价之后，全球各地正在深切地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    预料，油价上涨首先打击的将是西欧和日本。而且专家们一致认为，油价上涨将不可避免地在美国的加油站，在家庭暖气帐单中觉察到，而且美国还会在其他许多方面感觉到石油的涨价。    这项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是二月十四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桌上达成的。在那里，世界二十三个大石油公司屈服于波斯湾沿岸的六个石油输出国的要求。这六个石油输出国是：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布扎比和卡塔尔。    达成的协议规定，这个地区出产的石油将立即加价，并且在协议生效的五年期间将定期加价。    这六个波斯湾国家都是由十个国家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    这个组织的其他两个成员国委内瑞拉和印尼早已经从它们的石油中得到了较大的收益。其余的两个成员国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已在二月十九日扬言要以停止石油出口来强行达到它们的要求。    近二十年来由买主决定价格的石油贸易时代至此结束。以前大量的石油从中东油井以每桶几辨士的价格出售。甚至在加上种种课税、开采税和运输费用之后，这种石油仍能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世界大部分地区，使石油成为又便宜又方便的动力资源。    今天，工业界对石油动力的依赖，已达前所未有的地步。自由世界的动力有整整一半是由石油而来的。    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都据有强有力的地位进行谈判。总起来说，自由世界每天所需的石油总量，有百分之五十七是由这些国家出产的，同时，在已知的自由世界石油储藏量中，有百分之七十八由这些国家控制。    为了估价原油急剧涨价的影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们访问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专家们。    来自伦敦的反应说：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前此的不稳定均势，已急转为对产油国有利了。    据日内瓦石油经济学家说，对欧洲油价的直接影响是：运抵西北欧的中东原油将立即上涨百分之十五，今后五年期间大概要上涨百分之二十五。    多数欧洲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原油涨价的影响将被深深地感觉到。    由于德黑兰协议的结果，仅英国就将必须在今后五年为它的石油多付出二十二亿美元的钱。    日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甚至比西欧更引人注目。来自东京的报道说：    “日本全国的石油需要量有百分之九十九仰仗进口，其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    “日本的石油需要量每年起码增加百分之十二，一九七一年将超过十二亿桶，而到一九八五年以前将增加到四十五亿桶。目前日本动力需要量百分之六十八靠石油供应。”    在德黑兰协议签订后，两家主要石油公司已宣布，运交日本的原油每桶加价两角八分。

【德新社拉各斯八日电】今天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和石油公司就原油价格和包括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生产等其它问题在这里举行谈判。    谈判将分阶段与所有石油公司进行，现在是先和这里主要的石油生产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谈判。    一位政府发言人宣布说，在谈判时将充分考虑石油公司和一些石油生产国最近在德黑兰达成的同意提高原油价格的协议。    此间人士说，尼日利亚还要求把它的石油价格提得更高，因为它的石油证明是高质量的。    政府还表示打算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    【合众国际社拉各斯七日电】石油是尼日利亚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它的日产量达一百多万桶以上，是世界上十大石油生产国之一。石油已经成为它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夏洛特·赛科夫斯基写的报道，题目是《苏联遇到的暗礁：要壶和盘子，还是要枪炮？》，全文如下：    随着苏共“二十四大”的临近，看来正在努力向苏联军界兜售这个国家的新五年计划。    已经有些迹象表明，国防方面的强硬路线分子对于第九个五年计划并非完全满意，因为这个计划着重消费品和农业，并且命令国防工业增产壶、盘子和其它家用器皿。    外交观察家们说，自从计划草案公布以来，国防部的报纸《红星报》已经使人觉得，它对这个计划正像其它全国性报纸那么热情。现在看来似乎《红星报》及国防方面的其它出版物正在受到申斥。    本周这家报纸有一篇社论斥责了“军队报刊的某些机关报”在宣传和讨论这个计划指示方面行动缓慢并且对这些计划指示进行“肤浅的”报道。    这并不是说，党和军界之间有着可以辨认出来的斗争，也不是说国防政策并不是由克里姆林宫断然规定出来的或未被接受。但是有些军界人士确实似乎对于新计划的着重点感到担心。    因此，党正在设法向强硬路线分子说明，他们不能指望在整个经济之外得到分拨的资源。但是，党要他们放心，他们无需担心。加强经济也就是加强军队。    这样，《红星报》在三月五日刊登一篇长文，强调了政治局的，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当前的态度：苏联的军事威力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    斯提潘·巴拉诺夫上校写道：“党和政府正在联合解决提高我国各种各样的国防威力的任务。”换句话说，军事设施是一个复杂计划的重要部分。    不难明白军界的保守派为什么可能对新计划及其着重消费部分感到失望。    例如，要求航空和国防工业今后五年中把它们的消费品生产提高百分之八十到一百，指望造船工业和其他工业把消费品生产提高百分之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    前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目标。    所计划的军事方面的投资究竟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苏联人从来不公布他们的国防总开支。但是，计划草案的性质、公布时间之晚和没有预先举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把计划公布出来的事实，表明在把资源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而且可能还在进行——幕后争论。    和第八个五年计划不同，新的指示，除了关于农业的整个数字外，没有关于资本投资的详细分类数字。但是，根据这个和那个数字推算，西方的专家估计农业、住房和公共部门在投资总额中占的比例将比过去大得多——这个事实可能会使主张优先照顾重工业和国防的人感到苦恼。    甚至在草案尚未公布之前，军队当中就有一部分人有不满的迹象。一月二十八日，《红星报》上一篇长文章赞扬了一九六六年的苏共“二十三大”。文章说，“二十三大”把必须进一步发展国防工业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提出来（事实上并没有）。文章作者说，“二十三大”的决议在提高国防水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这位军官没有建议“二十四大”应该怎么办。    但是他说，考虑到“来自帝国主义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苏联的防务“格外重要”。会议似乎是很清楚的。    一星期以后，看来该党对强硬路线派的军事思想进行了一次反驳。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提请人们重视勃列日涅夫一年前在举行德维纳军事演习时的一次讲话    ——这次讲话从未发表过。    这篇社论指出，勃列日涅夫在提到苏联的力量时强调了作为这种力量基础的三个主要因素：第一是“我国经济力量的发展”，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确保国家的安全”；第二是苏联的武装部队，随着经济的发展，就创造了加强他们的战斗力的条件；第三个因素是苏联的政治路线。因此，当苏联武装部队正在显示他们的力量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愿意把经济放在首位。    巴拉诺夫上校明确地重申政治局的路线，他说，在现今情况下，各国的经济必须做到“不仅能确保武装部队的当前需要，而且还能弥补在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大量物质和技术损失。”    他说，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加速发展“先进的”工业部门、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合理分配生产力，这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日电】国务院三月十一日的新闻发布会记录摘要如下：    麦克洛斯基：昨天有人问到苏联抗议水下爆炸的问题，我们对苏联人对这样一件小事提出抗议感到意外。    问：鲍勃，国务卿前两天晚上在电台广播的公开对记者的谈话中谈到美国愿意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的中东维护和平部队。政府的态度是认为必须等到雅林同直接有关各方的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之后四大国才能讨论保证中东安全的细节问题呢，还是认为四大国已经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    答：这个，这些讨论被称为——实际上就是——关于辅助性保证的初步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雅林大使继续同各方一齐努力设法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同意参加。    问：鲍勃，在柏林会谈问题上你还能发表些什么意见吗？你是否能够对会谈的情况作出进一步的估计。    答：不能，我认为我不能。预定还要举行一次会谈。我相信是在三月二十五日。我们对于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感到失望。但是正在继续讨论西方的草案。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很大进展。    问：鲍勃，我认为布鲁斯大使是出席今天在巴黎的会谈的唯一的首席代表。他方的首席代表继续不出席会谈的事，是否会促使美国改变出席这个会谈的代表团阵容？    答：一直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我目前预料不会有这样的决定。但是，我想对方代表团团长继续不出席会谈或者长期不出席会谈的情况主要是一种迹象，表明他们对认真讨论问题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问：从河内公报的总的方面来看，美国是否会认为把中国军队引进老挝或北越是印度支那战争的一种升级？你是否能向我们谈谈老挝北部目前局势的最新情况？    答：简单谈谈局势：在一些军事地点进行着相当持续的战斗。这在旱季是正常的情况。第二十二号军事据点一直是敌人在老挝南部波罗芬高原的相当激烈的活动的焦点，老挝王国军队已经从老挝南部向胡志明小道发动袭击。我们应老挝王国政府的要求在这个地区提供了战术空军支持。

【塔斯社莫斯科十日电】苏联外交部对于美国宣布的拟于本月内在大西洋西部进行水下武器爆炸一事提出了抗议。    一些主要海路都要通过这一广阔的地区。    外交部照会中强调指出，美国的上述行动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是粗暴地破坏公海自由航行原则的。此照会已于今天递交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的试验无益》，摘要如下：    苏联以利润为基础的经济改革，在试行五年以后失败了。    因此，可以预料，三月三十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将恢复较集中指挥的经济，同时在各个领域里采取严格措施。    这看来是已经公布迟了的一九七○年计划完成情况报告给人的教训。    现在，在实行了五年改革以后，通货膨胀又猛烈起来了。    从批准了一九七一年生产目标和预算的最高苏维埃十二月会议上所谈的来看，很清楚，事情很糟，经济改革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很少有一个计划完成情况报告这样清楚地表明，事实和数字已遭篡改。    以卢布价值为基础的百分比的增长，没有扣除物价的上涨。报告的编制者对他们的数字吞吞吐吐，甚至没有披露谷物总产量。    使大量消费品增加的诺言，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据计划完成情况报告，生产出来的棉织品比一九六九年少。糖和植物油的生产也下降了。    其它不少部门（为军备服务的部门除外）都有生产赤字。    另一方面，据悉收入增加了。集体农庄的全部收入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职工平均所得的钱增加了百分之四。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买，储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多，这增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如果把一九七○年报告同要在五年计划末取得的成就相比，有迹象表明，像电力、天然气、煤、钢、化肥、塑料和化学纤维等这样一些主要项目的生产，在五年计划这个最后一年里没有达到目标。    真的，除汽车外，落后情况并不很严重，因为，不管有无指标，生产——特别是军备生产、造船和精密科学设备的生产在五年期间都大大增加了，只是没有按照所提出的比例和速度增加而已。    更加严重的是：成本激剧增加了，虽然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成本原要下降的。鉴于最新的计划完成情况报告，看来事实上经济改革已经失败了。

新谷：在教育路线中，无产阶级政治和思想已完全消失。    菊川：苏修的教育路线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例如去年教育部发表的“教育方向”，就规定“为了二十世纪的技术革新，须培养各个部门的高级专家”，以此为教育的中心课题。这样就会使自然科学、技术教育占的授课时间更多，社会科学占的授课时间更少。    新谷：这和日本佐藤反动政府的教育方针已经没有大差别了。    菊川：学生和学徒在这样的教育方针之下，只有接受彻底的填鸭式的教育。学生除了争取更多项目的五分外，什么也不去想，这就被培养成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    获得五分的课目越多，就越容易升学，越容易加入共青团，进而也越容易入党。    我在大学看到过苏联共产党员的入党仪式。最大的问题是，入党的标准是按这个学生前此一共拿了多少个五分来衡量。入党的学生受到的训勉是：“入党以后要成为各方面的模范，今后要争取更多的功课获得五分。”    新谷：最近苏联好象采用每星期五天劳动制了。    菊川：是的，我曾经问过一个青年工人，每星期休息两天觉得怎样？他回答说：“那完全是瞎说八道，工作累得要命，毫无办法。”总而言之，所谓每周五日制，不过是把六天的工作定额，硬性规定在五天内做完，这一来，工人每天都要被迫拼命地赶工，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就昏昏沉沉地蒙头大睡，什么事也不做。    新谷：每星期六天劳动制改为五天，总的工作定额却一点不减。    菊川：改为五天制的结果，产品质量更加下降，次品、不合格的粗劣产品就大量出现了。    新谷：听说最近苏联的私立医院多起来了。    菊川：过去在列宁、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苏联全国都设立了免费的医疗机构，一般人民大众有病或受伤，很容易得到治疗。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现在也已经垮了。    新谷：当年特地建立起来的良好制度，怎么会垮呢？    菊川：第一个原因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的思想变了，他们没有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谈不上全心全意地努力来治愈病者的工作态度。病人来到了诊所，他们没有办法，带着讨厌的心情去做工作，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就不去努力改善工作、提高医疗水平。因此，技术的水平也低劣了。    有这样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牙痛，到大学的医院去求治，但是他回来后，牙痛还是不止，仔细察看，原来蛀了的牙齿原封不动，隔壁的一颗好牙齿却被拔掉了。（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