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祝中国发射第二颗卫星》，摘要如下：    美国国防部宣布中国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去年四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第十一个月发射的，这表明中国的宇宙开发计划大体上正在顺利进行。对中国在这个领域里又获得新的成就，我们表示敬意和祝贺。    中国今年开始执行新的五年计划，并且将召开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因此，这次发射人造卫星在国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且中国走在许多工业国家的前面，作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正在扎扎实实地不断取得成绩，这一事实肯定会使世界各国感到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卫星的发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洲际导弹技术进展的一个更明显的象征。去年十月，中国进行了第十一次核试验。那次爆炸的威力是三百万吨级，那是第七次氢弹试验，它表明在发展实战用的氢弹方面有了大踏步的前进。两次人造卫星的发射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在氢弹的运载工具导弹技术方面的能力。    仅仅根据这些试验来看，可以说中国现在的氢弹及其运载工具的技术能力已经大体可以与美国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技术能力匹敌。就是说，现在已经达到马上就可以进行实战部署的程度。根据判断，我们想再次强调如下两点的重要性：    第一，中国回到国际大家庭这件事已是刻不容缓。如果形势在不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不得不下决心在实战中部署洲际导弹。这对我国自不必说，即使对其他任何国家也不是一件好事。而必须在这以前准备一个中国同美苏等核大国讨论核裁军问题以及就维持世界和平而协商的正式场所。    第二是不要使中国的卫星成为美苏加强核军备的借口。不能不认为，美苏今后可能不时地借口对抗中国的核力量的进展，而企图加紧发展和配备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导弹。

【本刊讯】《瑞士报》五日发表了它的科学专栏记者吕西安·巴尼埃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靠她的新的一代研究人员正在接近两个大国》，摘要如下：    在她的第一颗卫星之后仅仅十个月，中国又在天体中占据了一个位置。    美国人首先在空间发现了这颗卫星。我们将顺便指出，美国人丝毫没有放松注意观察中国人在做些什么。    从一九七○年四月卫星发射时，人们就曾估计这颗卫星的火箭应该是介乎美国的“三角式”和    “雷神—阿吉纳Ｂ式”火箭之间的。这一次，把中国的第二颗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肯定威力更大，并且应当接近于美国的“阿特拉斯式”火箭。    这就是说，在两年之内，中国将具有技术能力来从事“水星号”或“东方号”那样的空间试验。从技术—政治的声望方面讲，苏联人和美国人用了差不多十年才做到的事，中国人将用两年就能做到了。而中国在星际航行学方面前进的步伐总起来比苏联人的步伐快一倍半。战略重要性在战略方面——这显然在目前是最重要的方面，看来很清楚，中国人在一九七五年之前将可以拥有达到美国和苏联工业中心的洲际导弹。    情况不同了，中国人不再依靠苏联、英国和日本的物资了。他们今天有了自己的物资和自己的教授。    新的一代一些大型科学研究所的外国代表都指出，中国正在培养第一流的年青的科学和技术干部。这些干部与那些二十年前从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老师很不一样。他们是中国人，完全是中国人，具有把中国完全推向最高级的使人不安的沙文主义和狂热愿望。    【本刊讯】瑞士《卢塞恩最新消息报》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北京在通往超级大国的路上》，《中国发射第二颗卫星》，摘要如下：    中国硬要在技术上取得进展。毫不奇怪，北京也想在最现代化的工艺方面、宇宙飞行方面有一点发言权。    但是，中国发射第二颗卫星不仅表现出科学和工艺方面的兴趣，这次试验的军事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一枚能够给卫星以每小时二万八千公里的必要的最低速度的火箭，至少也能够安装一颗核弹头横行一千多公里的中等距离。    现在，美国的专家们正等待中国一颗射程约八千公里的洲际导弹的第一次试验性飞行。从中国可以毫无困难地用这样的导弹来对付美国。但这些专家显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确切估计（中国）在什么时候进行第一次试射。有人预言几个月，有人预言几年。    但是，北京这次新的空间试验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它加强最近各地政治学家越来越证实的那种趋势：美国和苏联两极力量让位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更多的力量的组合。而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一个新的体系。工艺进步看来似乎和欧洲以及美国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很明显，工艺尖端知识将不会无限期地为白色皮肤的人们所掌握。    今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写道，“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但是，中国第二颗卫星和“中华帝国”导弹的发展表明，他们正在用洲际导弹来给自己戴上超级大国地位的不能伪造的象征。当军备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他们是否将用它来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这还须拭目以待。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五日以《中国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为题发表社评，摘要如下：    由华盛顿拍来的新闻电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共产党中国发射了它的第二颗人造卫星。    第二颗卫星（和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时间虽然相隔了不及一年，地球上的局面却早已经今非昔比，人事全非。    在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射后不久，尼克松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这第二颗卫星准备发射的时候，华盛顿跟西贡当局又发动了攻入寮国的新战争。这样一来，不但越南战争变成了整个印度支那的战争，而且也愈来愈烧近中国的大门口。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他不认为侵寮之战是对中国的威胁。可是，中国的官方报纸跟无线电广播里却一点也不含糊的声明：进攻寮国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这种情形跟二十来年前杜鲁门跟麦克阿瑟时代的情势完全如出一辙：美国人一口咬定韩战（指美帝侵朝战争）没有威胁到中国，因此他们也始终声言他们并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参战。    可是鸭绿江西岸的中国兵在美国兵靠得太近了的时候，终于像潮水一般，一泄而下。    如今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情况，又正在一无比一天更接近当年的朝鲜情势。尼克松口口声声认为这并不是对中国的威胁，明显的正是因为他明知这个“威胁”——以及它的危险——的存在。    有一位担任纽约大学跟芝加哥大学国际问题讲座的美国教授，汉斯·莫根索先生，前几天发表意见说，他认为：尼克松由于他的印支政策的失败已经被迫要考虑核子武器的使用，因为，把南越的战争先后扩展到柬埔寨跟寮国之后既然都仍然一无成就，前途黯淡，那么，华盛顿当局现在只剩下了两条路可走：——第一是逼迫中国出兵应战。这样一来，美国人民会一下忘记尼克松在越南的失败，重新对他拥护起来，举国一致，糊里糊涂走向又一次世界大战。——不然的话，就是美国干脆无条件撤离越南。尼克松正在有意的遮掩中国参战的可能，这是他又一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一贯伎俩。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前天曾经针对这一点给过尼克松一个公开警告，说：他怀疑尼克松跟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知不知道，或者能不能知道中国会不会置身战争圈外”。    富氏认为：“（尼克松跟基辛格）正在把中国不会参战这个假定当作一项资本，来从事他们争取军事胜利的扩大赌博。”    中国的第二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无疑的是对这个赌博的回答之一。美国敢于这样赌博的唯一凭仗是他们的核武器，中国现在显示的是，就是在最复杂精密的科学工艺设计方面，他们其实也早已经并不后人。

【合众国际社吉隆坡五日电】《海峡时报》今天评论说，“中国现在把宣布它的核试验和卫星试验的工作让给华盛顿去做，以便发挥心理上的作用”。    这家英文报纸在一篇关于中国发射第二颗卫星的社论中说：    “北京又一次让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去替它宣布它发射第二颗卫星的消息。”    这家报纸说：“这不一定是因为中国很谦虚。由华盛顿来宣布有其特殊的心理上的作用。”    它说，这颗卫星还将“对它在印度支那的盟友的斗志起到不大不小的鼓舞作用”，并且也是中国空间计划取得的进展中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是它在“科学方面具有世界地位的一个标志”。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七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在原子方面大步前进使美国忧虑》，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中国正在以比美国和俄国在二十年前所达到的速度要快的速度发展它的核武器。    专家们现在还不能断定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发射器究竟是中国的中程导弹所用的火箭呢，还是现在正在发展的用于一种远程武器的推进器。    中国发展远程导弹肯定会破坏尼克松主义在亚洲国家中的信用。尼克松主义答应使用“核力量盾牌”以保卫美国盟国的自由。

【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刊登欧文的一篇文章，题为《新的革命者》《在美国男女不平等》，摘要如下：    今天，妇女占美国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七。尽管她们在谋求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就业机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一些妇女工作者和民权积极分子认为妇女受歧视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是一样的。    她们的工作情况表明，在工资和取得传统由男人做的工作方面存在着不平等。因此，在一九六八年，白人男子每年的中等工资是七千八百七十美元，而白人女子只有四千五百八十美元。黑人女子受的歧视更严重，中等工资是三千四百八十七美元。黑人女子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虽然在美国教育是提升的阶梯，但是平均说来，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的文化程度才能挣得比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男人那么多的工资。一九六八年政府的调查说明，有大学四年的文化程度的妇女一年的有代表性的收入是六千七百美元，而只有八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男人平均收入是六千六百美元。同时，有代表性的男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将近一万二千美元。一般来说，妇女的工资比男人所挣的工资要少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九年妇女失业比率几乎比男人失业比率多一倍。    在美国，妇女在所有自由职业的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十。妇女在律师中只占百分之三，在工程师中只占百分之一。在教书方面，虽然初小教员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妇女，然而十个校长或主任中还不到两个是妇女。全国的医生只有百分之九是妇女，世界上任何大国按人头计算，美国女医生的比率最小。    美国商业部的统计说，在科室和工厂中妇女平均每年所挣的工资要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少三千美元，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    关于女人就业的奇谈之一是，妇女结婚就不工作了。实际上，一半以上的女劳动力都是已婚妇女，很多人还有孩子，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工人。由于有一千六百万以上的妻子在外面工作，因此在美国每三家有一家的妻子是有工作的。    在政治方面，妇女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五十年前获得选举权的影响。有些作者说，从政治上说，如果把美国妇女的实际作用同她们得到投票权时对她们寄予的很大的期望相比，那是二十世纪使人大为失望的事情之一，虽然有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的另一方面就是她们实际担任高级职务的程度。在美国参议院中只有一个妇女参议员，在总统的内阁或最高法院中一个也没有。在现在的国会中，有十一位妇女众议员在进行工作。但是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个议员，也没有超过两个内阁阁员。在八千七百五十名法官中，只有三百人是妇女。    在教育方面，美国男子得到大学学位的仍然要比妇女多，虽然这种差距在缩小。    一八八○年妇女在美国学院和大学中担任教师职务的有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们所占的比例下降到四分之一。在七所高等女子学院中，只有三所是由妇女当院长的。    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的趋势将继续下去。这是现在影响美国妇女的一次更大革命的一部分，是一次对妇女作用和妇女寻求个人地位的概念方面的重大变化的一部分。争取“妇女自由”的新运动（一个包括对妇女应该争取什么和成为什么有好几种观点的多方面的运动）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十四日摘要译载了雷尼·布莱肯二月六日在美国《前卫》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尼克松的照顾儿童计划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笑柄》，摘要转载如下：    衡量某个社会的价值的一个办法，就是看它如何照顾儿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强，工业化越广，拥有财富越多，照理应当有能力提供比较充分和优良的照顾儿童的技术和设备。    可是，在提供照顾儿童的技术和设备上，美国却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国家，起码是对于全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这个大多数包括劳苦大众和少数民族（黑人、墨西哥族人、波多黎各人和印第安人）。    不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照顾儿童方面，远远超过美国，实际上是差不多所有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照顾儿童方面把美国远远抛在后头。    根据美国总统尼克松一月间发表的国情咨文，美国要在照顾儿童方面“迎头赶上”。尼克松政府正在发动一个“日托”计划，作为它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并拨款三亿八千六百万元作为经费。    同其他的救济“改革”计划一样，“日托”计划有一项强迫工作的规定：孩子在六岁以上的妇女，必须接受政府提供的任何工作，纵使提供的工作收入极低，或者远远低于技术女工的收入水平，否则，不能参加“日托”计划。    三亿八千六百万元足够实施尼克松的“日托”计划吗？    根据政府关于“家庭援助计划”的报告，全国十四岁以下的救济儿童，有三百多万。实行全年全托的计划，将平均为每个儿童一年花费“二千元以上”，那么三百万儿童一年就是六十亿元，比“家庭援助计划”提供的三亿多元，多出五十六亿元以上！    对于母亲有工作的非救济儿童的照顾又是怎样呢？在六岁以下的非救济儿童中，约有百分之八十八不是由注册的托儿所照料，大部分儿童都寄托到“垃圾堆”去了。    同时，纵使是有机会进入“日托”中心的儿童，其遭遇也远非理想的。前劳工局妇女局局长玛丽·觊塞林，不久前曾对九十个城市的“日托”中心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许多“可怕的故事”，其中包括有一个注册名额六人的托儿站，接纳了四十六名儿童，但全站只有一个阿姨照料。有八个婴儿被缚在床上，学走路的婴儿被缚于椅脚，等等。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七日刊载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台湾男女儿童，处境极其悲惨。由于台湾绝大多数的家庭经济困难，大批青少年因而失学。而外资工厂与当地厂商，为了尽量减低成本，谋求更多利润，就以最低廉的代价雇用童工。    最近甚至有不少工厂用贷款方式，与童工家属订立合约，言明由童工给厂方白做几年，作为偿还。实际是把童工的人身，作为生产工具与抵押品。    据台北几家报纸十二月三十一日揭露，中坜市桃源纺织工厂，以放贷方式，质押未成年的男女童工达二十一人之多，把童工当作成人劳力来使用。这批童工的年龄，只有十二岁至十五岁，最大的一个也仅十六岁。他们都来自乡镇与山地。据说桃源纺织工厂的资方，去年五月，在台东县农村放款，以每名三千元至八千元不等的代价，搜罗贫困家庭的子女，带到中坜该厂，作为抵押，为期三年，抵押期内，厂方不付工资。    据台北《自立晚报》透露，新竹县一千七百多家大小工厂，几乎每家都雇有童工，不少是最近用贷款质押方式雇来的。另外有些支取工资的童工，其工资也只有成人的半数，或三分之一。    尽管他们的工资是以童工计算，但他们却担任成年人的劳动；每天工作达十小时；十二、三岁的童工，也一样做夜班；由于年龄小，加上超时工作，体力与精力不足，因此工伤事故特别多，有一些童工已成残废或丧失生命，矿场童工的生命更无保障。

在美蒋罪恶统治下，台湾妇女受尽贫困、失业的折磨，过着悲惨的生活。她们正日益觉醒，愈来愈多的人参加反抗美蒋的斗争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日刊载一篇题为《苦难中的台湾妇女》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美帝军事霸占、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下，在蒋帮残酷压迫、千捐百税、层层剥削下，台湾同胞无时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妇女，遭受难以描述的痛苦，她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受尽贫困、失业、被人欺凌、遭人蹂躏的折磨。如今，她们也英勇的一次又一次参加了反美蒋压迫的斗争。    台湾全省人口目前为一千四百余万人，失业与无业者将近三分之一，其中有大量妇女。由于美帝及其走狗的罪恶统治，台湾妇女长期处于被轻视、被歧视、被侮辱的地位，谋职极为不易。大批妇女且被当作商品，贩卖到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    据台北报纸透露，台湾妇女为生活所迫，为歹徒诱骗，在台湾各城镇沦为酒女、茶女、妓女、应召女郎的约二十余万人至三十余万人。    台湾的养女制度仍然盛行，不少穷苦人家，被迫把女儿卖给人家做养女。据官方的数字，台湾有养女十九万之多，她们绝大部分是“幼则为婢，长则为妓”。仅屏东县就有养女一千九百九十人，其中沦为妓女者已达六百八十三人。    蒋集团媚美畏洋，也不择手段地从事搜刮。蒋帮的所谓“无烟工业”就是迫使无数台湾妇女被美军蹂躏，并借此搜刮外汇收入。近年来，台湾省大小城镇，处处有色情场所，酒家、酒吧、咖啡馆、茶室、应召站、理疗院……如雨后春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陷阱中讨生活的妇女人数在不断增加。    蒋帮有人大力提倡在各处设立风化区。他们的所谓理由是：设风化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女子就业”，“减少罪犯”，男子可以“安心玩乐”……    这些言论，说明了蒋帮人员欺凌妇女、侮辱妇女，把妇女当作“玩物”；也说明了蒋帮人员本身的堕落腐化；同时更暴露了台湾妇女失业之严重，生活的惨苦。    在台湾，工厂的女工工薪极为微薄。女售货员每月工资更低。而台湾的物价，有很多超过香港，妇女生活之贫苦可想而知。由于薪水低薄，职业妇女不能维持生活，不少人被迫在晚间又到酒店陪酒，到舞院伴舞，充当不明不暗、又明又暗的娼妓。    在台湾报纸上，经常有贩卖妇女的新闻。台湾有贩卖人口的集团，专向贫家少女、农村妇女下手。很多妇女、少女由于谋生困难，求业心切，被骗入火坑，或被贩运到香港、日本、新马、曼谷等地，出卖肉体。据台北《中国时报》说，一九七○年台湾少女被骗到香港的达四、五千人，有些是“转口”被卖到远地的。    无数的事例表明，美帝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使台湾妇女同胞苦难日深。    因此，愈来愈多的台湾妇女，加入反抗美蒋压迫的斗争。去年，台北林口、高雄、苗栗等地群众反对美蒋强夺农田的斗争，十分激烈，有很多妇女勇敢地参加了。

【路透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一月十一日电】赤色印第安妇女正在设法建立一个施加压力的组织，来保卫印第安人的权利。    索克—福克斯血统的格雷斯·索普女士最近在这里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年会上对印第安妇女讲了话，企图使她们对她的全国印第安妇女行动组织产生兴趣。    全国印第安妇女行动组织的成员主要是由住在保留地上的妇女组成的，但是索普女士希望从各城市和别的地方吸收新成员。    她说这个组织欢迎对它提出的解决全国和地方印第安人问题的实际可行的创造性办法感兴趣的妇女参加。    索普女士强调，全国印第安妇女行动组织不是妇女解放组织。由于她的好战态度，她曾同当局发生过几次冲突。    她在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认为印第安人家庭结构正在瓦解，有许多青年人在平时被迫离开保留地到一些城市找工作，在周末时才回到保留地。”    她认为现在非常需要印第安妇女采取行动。    索普女士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敲锣打鼓。有一天我们也许只不过是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中的一个妇女组织，但是我们现在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

宣布三月二十五日召开国民议会会议。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他仍然统帅巴武装部队和仍任国家元首，就一定保证巴绝对的完整    【本刊讯】叶海亚·汗总统六日通过巴基斯坦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内容摘要如下：    我在三月一日的声明中再三向你们说明我把权力移交给选出来的人民代表的步骤。我在同一项声明里也说过，我将尽一切可能协助我们当选的领导人朝着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前进，而我们的共同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顺利地朝着民主的生活方式过渡。    你们会想到，在这方面，我最近采取的步骤，就是召集各议员团的领导人开个会，以便三月十日在达卡同我会晤。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完全无视我为了使各种不同观点接近所作的真正的和真诚的努力，对我的呼吁的反应多少使人感到沮丧，尤其是我们取得多数选票的党的领导人，在通过电台宣布这件事之前，给我的印象是，他本来不反对开这样一次会的提议。因此，他公开拒绝参加，令人感到惊讶和失望。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民主党主席努鲁尔·阿明也拒绝参加。这实际上意味着，东巴基斯坦将不派代表参加我提议召开的会议。    你们由此会看到，从选举结束以来，我在移交权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遭到了我们的某些领导人这样或那样的阻挠。我在这里还想提件事，在一月十七日选举结束后，在我同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会晤之后，以及这些领导人在达卡会晤之后，我曾不止一次邀请他们来同我商讨局势，以便制定一项可以接受的前进的措施。我遗憾地说，人民联盟主席认为答应我的邀请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失去了避免误解和制定一项和解办法的机会。    由于因之而出现的情况无助于制订宪法，因为西巴基斯坦的许许多多议员拒绝参加三月三日的国民议会会议，我得出了结论，如果在那一天召开国民议会会议，那将是没有用处的，而且很可能导致国民议会本身解散。因此，我设法推延会议日期以挽救局面。我是希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挽救国民议会以及使全国为建立国民议会而作的一切努力不致化为乌有。第二，使得经过一个时期后激情能冷静下来，从而可以进行有成效的对话。但是，我们东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不是本着作出这一决定的精神来对待这一决定，而是以导致破坏分子上大街丧害性命和破坏财产的态度来行事。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哪个政府都不能继续作沉默的旁观者。因此，在道义上我有责任采取必不可少的起码措施来保护无辜的人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守法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他们就会成为极端分子的受害者。然而，我说来感到遗憾，在东巴基斯坦，非法活动仍然是猖獗的。    因此，我作为巴基斯坦总统和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感到有责任作出我自己的决定来解决这种不幸的僵持局面。我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因此，我已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举行国民议会开幕会议。    最后，我想绝对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点，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只要我仍统帅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并仍然是国家元首，我就一定保证巴基斯坦的完全和绝对的完整。人们对于这一点不要有任何怀疑或误解。我对东西巴千百万人民负有维护这个国家的责任。他们期望我这样，我不会辜负他们。我不容许一小撮人破坏千百万无辜的巴基斯坦人的祖国。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有责任确保巴基斯坦的完整、团结和安全，他们是绝不会不负起这一责任的。

【合众国际社韩国乌山四日电】（记者：纳尔逊）为了表明从亚洲撤军并不妨碍美国在紧急情况下援助它的盟国的能力，美国今天把七百五十名伞兵空投到韩国的稻田上。    这次八千五百英里（一万五千七百公里）的长途空运正值美国军队撤出日本、冲绳、菲律宾、南越和南朝鲜的时候，目的是表明美国遵守它的条约保证的立场没有动摇。    一位美国发言人说，这次演习“表明我们保卫南朝鲜或我们可能断定需要保卫的亚洲任何其他地方的意志。”    这次演习具有另一重要意义，因为演习正值美国士兵离开他们在朝鲜非军事区沿线的最后一个观察哨所并且在十八年前签署停战协定以来第一次把全线的防务移交给南朝鲜人。    在这次叫做“自由跳跃”的演习中工作的一位美国军官对记者们说，这是“贯彻尼克松主义的一个例子”。    在这次演习中，在南朝鲜总统朴正熙和一批其他要人的观看下，美国伞兵从十四架Ｃ１４１喷气式飞机空降到乌山（汉城以南五十公里）附近的泥泞的稻田中。在这些美国兵都空降到地面后，南朝鲜特种部队二百五十人才空降到这个地区。    美国军官们没有怎么掩饰这个事实：“自由跳跃”是根据北朝鲜对南部入侵的设想进行的。    【美联社乌山四日电】到场观看伞兵空降突击的有南朝鲜总统朴正熙和联合国军、美军司令约翰·米凯利斯将军以及其他韩、美要人。米凯利斯在伞兵空降前发表讲话说，自由跳跃是最恰当的名称，因为来自美国的空降部队“跳跃越过广阔的太平洋”来向全世界显示他们“必要时”增援韩国的能力。    【美联社韩国乌山五日电】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的大约七百五十名美国伞兵在冰冻的韩国稻田上度过寒冷的一夜之后，今天由南朝鲜部队接防，这是“自由跳跃”演习第二天的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美军在韩国的逗留于星期六结束，他们将于中午时分搭乘十二架Ｃ１４１式飞机返回本国基地。

【本刊讯】泰国《中华周报》二十八日以《世界乒坛大势分析》为题报道：    日本乒乓球协会理事、在本届世界乒赛担任日本女子队领队的森武，本月五日在香港与记者畅谈时，曾分析了目前世界乒坛的大势。    森武谈及日本队去年底访问欧洲，成绩不佳。他分析其原因时说，主要是欧洲各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技术都显著提高。他说，以前欧洲球员只懂得一味死守，百分之百的被动，近几年来，已涌现出大批快攻好手。    森武说，欧洲的快攻手，较早以瑞典的阿尔塞及约翰森为代表人物。他们学会了拉上旋球及近似近台快攻的打法，一度称霸于欧洲乒坛，在国际乒坛上亦享有一定的名誉。他俩的双打，曾在六七，六九年的世界乒赛中，连夺两届冠军。    森武说，继瑞典之后，欧洲的大部分新秀，也都向“攻”字进军，有的已经成长。比如最近看过北欧乒乓球赛的人告诉他，匈牙利的两个年轻好手克兰帕尔及约尼尔，就是此类人物。他们非常重视手腕力的运用，尤其是反手扣杀，既快且劲，他们的正手扣球，手臂摆动的范围，也大大缩小，扣球后还原的速度比前快了，而且他们转动前臂来扣球，总而言之，是速度快了，准确性也提得很高。至于防守方面，削球的旋转更加多样化，那是理所当然，以前也有了，现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正反手的攻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及进步。所以，欧洲的男子队，对于日本、中国都有威胁，其中尤以瑞典、匈牙利、南斯拉夫为最。    森武接着说，认真讲来，如果亚洲劲旅状态良好，胜望还是高一线。上届（六九年）没有参加世界乒赛的北朝鲜队，也决定参加名古屋世界赛了。朝鲜男子队的实力，众所周知，也是有条件争夺锦标的。所以说，本届的名古屋世界乒赛，男子团体和其他个人项目比赛，将争夺得非常激烈。    “至于女子队，毫无疑问，中共队比任何一队都强！”森武翘起大拇指，笑着对记者说：“我在上月二十八日和本月二日，曾在北京体育馆看过中共队的乒乓球表演，著名的林慧卿、郑敏之都出场，她们练成一套惊人的削球本领，像打不死似的。    在目前世界女子乒坛上，很难找到一位攻击好手来击败她们。我看了第一场表演后，曾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东京报告军情。”    森武好像很肯定地说，如无意外，中共女子队可以在名古屋拿团体，单打，双打三项锦标，而日本、苏联、南韩（南朝鲜）、捷克等队，最多只能争夺亚、季军。苏联女子队虽然也不错，但她们最怕多变的旋转球。苏联要过日本一关，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要过中共那关，就难上加难啊。    森武最后还表示，在北京所看过的两次乒乓球表演赛中，都发觉有一些不知名的年轻选手，他们大部份都继承前辈们的近台快攻打法，这些小将板法正宗，推挡特快，身手非凡，最令人喜爱的，他们都有大胆的战斗精神，料他们前途无量，中共乒坛后继人有啊！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二十八日刊登一条题为《“控制四个项目以上的冠军”，召开选手队誓师会》的报道说：    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日本选手队的誓师会，于二十七日下午在东京涉谷代代木第二体育馆举行。    会上，介绍了总教练野村尧和二十四名选手，关东学生乒乓球联盟会会长清水齐勉励说：“希望能够夺得七个项目中的四个以上的冠军。”    随后，由代表选手进行了九场表演赛，由世界冠军伊藤繁雄、小和田敏子和有希望的大关行江等出场。    男女选手都认为：“团体赛比个人赛更重要，要把力量集中到团体赛。”总教练野村也肯定说：“虽然可以预料男女赛都会遇上中国选手，但我相信，就现在的情况看，是有相当大的希望的。”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五日电】秘书长吴丹今天要求再次延长定于七日到期的中东停火。    吴丹在向安理会提出的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重申了二月一日发出的措词经过仔细推敲的呼吁，这个呼吁使得阿联同意把同以色列的脆弱的停火延长三十天。    吴丹在谈到联合国为中东和平作的努力时说，埃及接受了雅林特使提出的作出和平保证的建议，但是以色列——它拒绝开罗提出的撤离阿拉伯领土的要求——没有向这位瑞典外交官作出这样的答复。    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把他们第五十九次秘密会谈推迟一小时举行，以便收到吴丹的报告后进行研究。    美国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曾对吴丹施加强大的压力，要他在四大国开会以采取行动打破中东僵局之前发表他的报告。    吴丹最初不接受这种压力，四大国在五日的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上未能就行动方针达成协议。据了解，苏联反对提继续停火，埃及在一个月前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停火延长。    吴丹坚持二月一日的方式，避免使用“停火”这个词。他在详尽地叙述了埃及和以色列对雅林提出的作出和平保证的要求的反应后说：“虽然我仍然认为，局势中仍然包含着相当的有希望的因素，但是雅林大使为打破僵局而作出的努力迄今没有取得成功，这使人日益感到不安。因此我呼吁以色列政府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对雅林的倡议作出赞同的反应。    “为了能有时间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及希望前进的道路能够重新扛开，我再次呼吁各方不要开火、在军事上要克制以及维持自一九七○年八月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平静局势。”

【合众国际社达卡六日电】在拉瓦尔品第，布托五日在总统府同叶海亚总统就目前全国出现的紧张局势进行了将近六个小时的讨论。    会晤结束后，这位左倾的人民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称目前局势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位发言人说，该党迄今为止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符合巴基斯坦利益的。他说。现在应当由巴基斯坦人民联盟来决定“将有一个巴基斯坦，还是有两个巴基斯坦”。    他说，人民党确实怀疑人民联盟的制宪方式不能保障巴基斯坦的统一。    【路透社新德里五日电】巴基斯坦电台今晚报道，由于从昨天上午解除戒严以来没有出事，巴基斯坦军事管制法当局已决定从多事的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撤走军队。    在西巴，人民党领导人布托今天同总统举行了会谈。    电台广播说，布托在会后告诉记者，他将继续为维护巴基斯坦两翼（东西巴）的统一而努力。    电台报道，布托说他愿意努力在人民联盟六点纲领的基础上就新宪法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本刊讯】在巴黎出版的《亚非》杂志最近一期以《莫斯科对阿拉法特说：接受“巴勒斯坦国”吧！》为题，刊登了西蒙·马莱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接受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吧！这样，我们就能够保证你们不仅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且可以得到苏联所有盟国和朋友的援助。这样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持，将帮助你们建立这个国家，奠定它的经济基础，训练军队，制定政策，发展一个值得普遍尊敬的民族。巴勒斯坦国将是马什雷克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的作用必将为世界所公认……”    这段话，是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个苏联三要人代表团和苏联驻安曼大使阿纳托利·阿尼西莫夫，在约旦的距安曼四十公里远的杰拉什附近的地方，当面对阿拉法特说的。当时，阿拉法特刚刚揭露了约旦企图消灭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第七次大阴谋。这个三人代表团，其中两位是头天夜里从莫斯科赶来的，他们两个都以有处理阿拉伯事务的多年经验而著称，另外一位是西莫约涅夫，他曾到纳赛尔那里执行过许多秘密使命，还有苏联驻安曼大使阿纳托利·阿尼西莫夫。    法塔赫领导人对交谈者的长长的说明，听得很仔细。阿拉法特会见苏联大使，自然不是第一次，但是自他一九七○年二月访问莫斯科以来，苏联外交官对待他就好象对待一个未来的国家元首一样，这的确是第一次。    他们解释说，国际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讲实话，使得各有关方面都负起责任来，从而消除斥责或内疚。    他们明确说，首先，被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所继续要反对的政治解决，任何时候都是问题解决的基础。在未来的月份中，除非出现意外情况，以以色列为一方和以埃及和约旦为另一方的妥协，必定要实现的。当然，这种妥协将不会是任何观点上的妥协，它不会一蹴而就地使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权利即我们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得到满足。虽然如此，这仍将是一种积极的妥协，它将使阿拉伯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尤其是撤出他们的被占领土，得以实现。    苏联官员们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巴勒斯坦人面前有两条路，他们可能坚持目前的态度，拒绝接受妥协的政治解决。当然他们也可能继续进行斗争和试图阻挠这项协议。但是情况将会如何呢？前景将是怎样的呢？即使假设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改变为一个民主和不信教的国家这一目标是要实现的理想，我们不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或暴力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注定要失败，这是由于一些不难于理解的国际原因。在目前世界力量的关系对比中，美国决不会允许阿拉伯国家用武力把某种解决办法强加于以色列。如果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走这条路，那么世界战争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不说是不可避免的话。你不相信纳赛尔本来首先希望以色列由一个所有居民都过平等生活的巴勒斯坦国来代替它吗？但是，他放弃这一希望的这个事实表明政治现实终于占了上风……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交谈者们认为，计划中的巴勒斯坦国当然不是大部分阿拉伯革命者预先所指责的那种傀儡国，这不是得到华盛顿同意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巴不得不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它们不是更愿意要巴勒斯坦人继续呆在约旦和在侯赛因的控制之下吗？总而言之，从一九四八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得到盎格鲁—撒克逊支持的约旦国王不能更长久地维持他的统治。他们强调说，有人说，斗争并没有因而停止，斗争将继续下去，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你们的目标将会达到。也许可能达到，但是要付出何种代价呢？难道你们愿意继续牺牲你们的优秀儿女吗？愿意看到好几代的优秀人物死去吗？你们需要这样干才能建设国家吗？    此外，如果巴勒斯坦人继续拒绝妥协的解决办法，那么继续反对抵抗运动的“阴谋”和从肉体上消灭它的企图这一危险是    “巨大的”。    相反，苏联外交官们描绘的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形象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在斗争、牺牲和英雄主义中缔造独立的国家、一个将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将得到全世界所有进步革命力量的友谊和支持的国家……    阿拉法特对苏联活动的反应，不同于他一年前去克里姆林宫时的反应：即巴勒斯坦人民将拒绝别人作为放弃民族解放斗争的代价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建立残缺不全的国家的方案。    但是如何解释苏联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突然发动的这种强大的外交攻势呢？    最近在近东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及其急剧变化的特点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主要的理由：    １、自纳赛尔总统逝世后，埃及国家元首在政治解决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没有像前任那么注意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形象的萨达特总统公开接受了纳策尔总统从来不愿意公开接受的东西，尽管埃及最近对以色列的大部分让步是在总统的秘密会谈中，特别是在接受“罗杰斯计划”之后作出的。通常消息灵通人士甚至说，萨达特最近私下对一位外交官说，他并不排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一旦主要的大障碍被扫除的话。”他说，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参加罗得岛停战谈判的代表毕竟同以色列人进行过交谈。    ２、据美国政府转给莫斯科的情报：以色列对开罗的要求和雅林建议的反映将是“令人鼓舞的”。    ３、在一些巴勒斯坦人士中，建立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国的倾向有了发展。这一倾向甚至在抵抗运动内部也有发展，在抵抗运动内部围绕着“巴勒斯坦国”的争论引起了一些混乱。尽管抵抗运动的最高机构否认这些谣传，而莫斯科坚信，“分歧”是存在的，并且认为要鼓励那些支持这个方案的分子，就必须利用这些“分歧”。    ４、美国同意考虑对一项将会导致“四大国”部队进驻近东的以色列—阿拉伯协议作出“有形”保证的可能性。这正是苏联军事家们一贯寻求的发展，他们一直期望美国承认苏联在这一地区驻扎军队的“合法性”。    ５、最后，苏联认为，今天在解决道路上所存在的唯一真正障碍是巴勒斯坦的拒绝。除非扫除这种障碍，否则同华盛顿耐心地准备和建立的整个建筑物就有倒塌的危险。阿拉伯的舆论是否会同意牺牲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阿拉伯—以色列协议，而不会强烈的反对呢？这一舆论是否不会引起威胁到包括支持莫斯科的政权在内的好几个政权的基础的危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解决”，以色列和美国是否不会从中找到阻挠一切协议和永远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借口和理由呢？不管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目前一切迹象表明，在今后几天中将要再次实行停火。这是萨达特总统在通过他驻联合国大使哈桑·扎耶特转交给联合国的信中所慎重地作出的保证。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一日电】（记者：约翰·海托华）这里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埃及最近在中东问题上采取的和平行动证明，俄国现在可能已经决定采取外交行动来缓和、也许结束中东的长期的危险的危机。    美国的决策人认为，俄国对世界这个地区的战略的最主要的需求是使苏伊士运河开放，并且再次在安全的条件下通航。    现在华盛顿当局确信，中东的战略只是苏联要更有效地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这个大得多的想法的一部分，在这些地区，英国的力量几乎都已经撤离了，而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力量是比较有限的。开放苏伊士运河将使俄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程度是运河关闭时难以达到的程度。    这样将会大大缩短军用船只和货船从俄国的黑海海港到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国家的路程和航行时间。    美国情报分析家认为苏联的目标可能是利用英国即将最后离开波斯湾的机会，来增加它在靠近波斯湾的生产石油国家里的影响和势力，从而得到一部分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能大大控制对西欧经济很重要的产品之一。

【本刊讯】苏联社会上最近流传的两则政治笑话：    （一）    在列宁领导的时代里，苏联人民好像走在一段隧道里，虽然寒冷、饥饿、有些混乱，但方向和前景很明确，光明在前头，人们看得很清楚。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好像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有坐的，有站的，虽然在路途上受到些颠簸，但汽车在不停地前进。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人们好象坐在汽车里，但这辆汽车始终向一个方向——右边倾斜，旅客们坐立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人们好象坐在出租小汽车里，车越往前走，就越贵。（出租汽车跑的距离越远，所要的付价就越多，以此来表示物价和生活开支越来越高。）    （二）    一艘轮船在海里航行，船上挂的招牌是“通向共产主义”。但是这艘船在海里只是咕咚乱响，汽笛飞鸣，却停滞不前。    旅客们去找船长，并问道：“船为什么老是原地不动？”    船长回答说：“因为这艘轮船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动力，都用在鸣汽笛上了。”

新谷：现在的中苏关系怎么样？在莫斯科看到的一般苏联人最近对中国的感情怎样？    菊川：一般说来，由于受到苏修当局开动各种宣传机器进行彻底的反华宣传的影响，一般人还以为中国除了一片混乱和破坏之外，什么也没有。    距现在已经几年了，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不久的时候，苏联的一个合唱团到中国去演出。这个合唱团在出发之前，受到谣言的影响，以为中国极端贫困，发生粮食困难，他们买了大批的黑面包到中国去演出了。谁知到了中国一看，才知道实际情况和在苏联听到的宣传完全相反，中国的粮食和副食品远比苏联的丰富。要知道苏修怎样进行恶毒的反华宣传，从这个故事可以知其梗概。在苏联，由于宣传机器尽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掌握，除了他们的报道以外，一般苏联人得不到任何真实的消息，受蒙蔽的情形是很严重的。    新谷：关于这一点，最近几年来情况并没有改变。但是广大苏联人民中间，对苏修当局的造谣宣传是抱着怀疑的。    菊川：是的，在广大苏联人民大众之间，确实有许多人对现在苏修当局的做法抱着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一九六九年夏天，即在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有一天我到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散步，碰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大约七十岁的老翁走近我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说：“日本来的。”他听到后就问道：“你是日本人，对邻国中国的事情一定很熟悉吧，中国现在究竟发生了什公事？”    于是我就告诉他：“中国现在已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这场革命，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被打倒了，广大中国人民起来打垮了走资派的结果，防止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现在中国各地已成立了新的人民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中国正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我说这些话时，那位老翁屏息倾听。等我说完之后，他说：“我听到了很好的消息、下回你再讲点给我听听。”    新谷：我在苏联的时候，还有些老布尔什维克，他们经历了从十月革命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修当局的做法提出了批判。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怕”字。    菊川：珍宝岛事件发生的那年夏天，在我的朋友中，有人参加过中亚细亚处女地的开拓工作。据他说，在他工作的一支开拓队中，有一天由共青团主持一个反华集会。在集会上，共青团干部们讲话，污蔑中国，散布反华的陈词滥调。听众中突然有一个老人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二十年前我们虽然战胜了纳粹法西斯，但是我们不能战胜中国人民。”    新谷：后来那个老人怎样了？    菊川：马上被抓了起来，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新谷：这是苏联人民公开抗议苏修的反华政策的行动。    菊川：因此，不管苏修当局怎样在苏联人民中进行反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但效果一直不好。（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