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二十三日登载了它的特派记者秋冈二十二日从北京发回的电讯，标题是《中国可能加强支援，＜人民日报＞谴责美国的政策》。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二十二日发表了题为《坚决制止美帝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罪行》的评论员文章。它谴责美国尼克松总统根本不是要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而是处心积虑地拖延和扩大战争。这是对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二十日呼吁世界各国进行军事和道义的援助的声明所作出的响应，意味着中国将加强支援柬埔寨的活动。    《人民日报》在十九日也曾经发表题为《柬埔寨人民乘胜前进》的评论，回答西哈努克主席十八日的呼吁。十九日北越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强化侵略印度支那战争。抗议美军出兵印度支那的运动正显露出扩大的迹象。    中国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扩大抗议运动，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团结确实已经进一步巩固，将导致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体化和中国支援的加强。因此，只要美国不尽早停止作战，那么，（１）包括越南在内，印度支那战争距离和平的机会将更远；（２）把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割开，进行各别解决的可能性将减少；（３）中美会谈也将更加难于恢复。    【德新社北京二十九日电】到中国进行两天访问的以开罗议长舒凯尔为首的埃及友好团在北京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    代表团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周恩来还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招待埃及客人，各国外交使节参加了宴会。    埃及人士说，代表团的目的是把中东最近的事态，特别是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事态告知开罗的朋友，代表团随后将去越南、朝鲜和蒙古。    选择现在这个期间访问，是由于苏伊士运河停火到二月五日就要期满，可能出现一种新局势。    这里普遍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联合国特使雅林的调解代表团注定要从一开始就遭到失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支持埃及的事业，并且认为美国人在中东怂恿以色列人。    埃及代表团今晨离开北京继续进行它的旅行。    【法新社香港二十九日电】（记者：戴维斯）新华通讯社昨天发表一则长篇报道，赞扬巴拿马、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采取的反美行动。    这则消息反映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事务日益感到兴趣。    官方的新华社说，拉丁美洲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这则消息说，通过联合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加强了拉丁美洲国家反对美国的“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的信心。    这家通讯社赞扬厄瓜多尔捕获在拉丁美洲九国确定的二百浬领海之内活动的十四艘美国渔船的行动。    这则消息说，在铜、石油、咖啡问题上，拉丁美洲的原料出口国也纷纷同亚非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帝的敲诈勒索”。    中国在一月初同智利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北京在南美有了第一个大使馆。    中国人在加强支持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同时，对南美游击队革命运动的报道缓和下来。    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北京希望在它同智利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新政府取得了建交的成就之后，能继续扩大对南美半球其他地方的外交关系。    看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是北京设法在拉丁美洲进行外交渗透的优先目标。    这三个国家在去年十一月在联合国接纳北京的问题上弃权。拉丁美洲唯一投北京票的两个国家是智利和古巴，这两个国家现在同中国都有外交关系。    在新华社最近这则消息中以赞扬口气提到了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它们是投票反对接纳北京的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的两个国家。

【共同社东京二十九日电】二十九日上午，中国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通过东京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给自由民主党的藤山爱一郎送来一封电报说，中国邀请藤山等五人于二月中旬或下旬前往访问。据电报说，今年备忘录贸易的谈判将在和藤山一行访问中国几乎相同的时候举行。    藤山将在二月一日同备忘录贸易事务所商讨同去访问中国的人员，尽早决定日程，然后答复中国。    藤山希望，同周总理等人会谈的时候，以恢复日中邦交的长远的方法等为中心，就各种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作为超党派地成立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的会长，藤山打算向中国方面转告以下考虑：该联盟内部提出的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的希望；经济同友会、公明党等希望访问中国的意思。还想对备忘录贸易的谈判从侧面进行援助。    藤山的同行者有五人：自由民主党议员田川诚一、永田亮一，前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国民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今野良助、秘书山本保。    【共同社东京二十九日电】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的代表冈崎嘉平太，顾问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理事松木俊一、渡边弥荣司（亚洲经济研究所监事）等有关领导人，二十九日下午在事务所开会，商讨了对待预定于二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廷续备忘录贸易协定谈判的基本方针。这是因为，当天早晨接到了中国方面发来的正式请柬；请柬说“希望在二月十日到二十日期间举行谈判”。    当天的会议只是确定了谈判团的团长由冈崎代表来担任，还商定谈判团的访华日程要在尽快同自由民主党的藤山爱一郎调整意见之后再正式决定。    但是，冈崎代表等人强烈地希望尽可能快地开始谈判，所以定了十日、至迟到十三日出发的目标。这样，估计谈判团将会和藤山访华团同时访问中国。    关于谈判的日程，备忘录贸易有关领导人希望在三月上旬就使政治会谈基本结束。    冈崎代表二十九日在事务所接见记者，就谈判的前景发表谈话如下：    （日本）国民中间要求日中友好的气氛在高涨，并且国际形势也正朝着同中国恢复邦交的方向发展。从中国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国内政治形势也已经开始稳定。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于改善对华关系采取着向后看的态度。我不知道其中哪一点会在谈判中作为有利因素或者不利因素而强烈地反映出来。不过，现状肯定是严峻的。    至于贸易，正在研究提出进口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的原料煤和玉米的建议。对于悬而未决的决算问题，也打算和政府商量一下，得出一个大体上的结论。

【美联社东京二十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爱知外相星期三（二十日）说，日本希望“有机会同北京政府会谈，以便使中日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他说，“把日中关系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这显然是日中双方的责任。”但是，他又说，还没有就改善关系的问题同北京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爱知在对日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讲话时说，日本还正在对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    他说：“中国问题的主要困难之处在于：有两个政府，每个政府都坚持说自己是唯一有权代表中国的，如果一个国家承认它们当中的一个，它就不能同另一个保持关系。”    他接着说：“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必定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北京政府对大陆中国实行着有效的控制。我希望有关双方将通过和平会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诉诸武力。”    这位外相在答问时有好几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词，而不是用“北京政府”一词。

【共同社东京二十四日电】题：政府注意藤山访华的行踪，还要试探自由民主党三领导人访华问题    佐藤首相在国会平时会议上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已经表明，政府认为当前的对华政策是一个焦点，因此打算设法实现政府间的接触。为此，首相的亲信正在研究措施，并且加紧向有关方面进行工作。这些措施是：（１）将试探包括党的三名领导人在内的执政党首脑访华的可能性；（２）倘若以民间名义邀请中国要人访日为基础，并得以实现，就提出政府首脑会谈的问题；等等。    首相的亲信由于对要求打开日中关系的一般舆论和执政党内的潮流表示关切，所以最近越来越急于要设法实现政府间的接触。    然而另一方面，政府首脑对于已经成为日中接近的关键台湾问题毫无改变现状的想法，再加上中国方面对于政府一再发出的呼吁一直保持沉默，所以看起来实现政府间接触的前景是暗淡的。    藤山爱一郎等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以及宇都宫德马和自由民主党外交调查会会长小坂等政界的各种集团，都在进行着邀请中国要人访日的活动。他们指出了应邀的对象是郭沫若和刘希文等人。不言而喻，政府是积极欢迎这种动向的，而且对于他们的入境不附加条件。首相亲信打算借此机会要求同爱知外相和宫泽通产相等阁员会谈，以日中问题为中心进行磋商。    此外，无论首相亲信或者政府首脑都认为自由民主党领导人访华对增进日中关系是有益的。他们似乎打算通过藤山访华来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在这以后将研究包括党的三位领导人在内的党首脑访华的问题。

【本刊讯】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央机关月刊《人民旗帜》一月五日，在《日中友好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出现新高潮》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成立的消息，并登载了联盟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最近围绕着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容许日本政府傲然地继续推行过去的政策了。加拿大和意大利相继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联合国，要求取代台湾政府，给予北京政府以中国代表权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得到了过半数的赞成。但是，却仍然通过了指定为重要事项方式提案，中国进入联合国一事，虽然本年度仍然遭到阻拦，但是赞成与反对的票数接近到超过预料的程度，中国回到国际社会已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日本如果同代表七亿国民、即将进入联合国的中国大陆政府没有邦交关系，那么，对日本来说，不言而喻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日中邦交的恢复，已成为日本政治的紧急课题，但政府仍然顽固地把台湾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时代的错误，是违背日本国民现在以及将来的利益的。    既然台湾政府重返大陆的可能性已毫不存在，那末，日本和平条约就不能适用于大陆。如果是这样，该条约的第一条“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在此条约生效之日起结束”的规定已是不适用于大陆的，必须看到，日中两国间仍然存在着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存在。    可以断言，同中国这样邻近的大国之间，还继续存在着法律上的战争状态，这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来说是极其有害的。而且，还必须指出，大陆上的中国人对长期侵略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是记忆犹新的，而我们却遗忘了，放松了最大的战后问题的处理，这是很危险的。    在美国军事占领以及军事占领后的一段时期里，因为不可能恢复邦交，所以促进日中贸易还是有意义的。现在甚至发展到没有正常化邦交连促进贸易都不可能的地步了。由于在法律上还继续存在着战争状态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要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已经非常困难，现在已经是必须认真考虑恢复邦交这个友好关系基础的时候了。    我们这些前来参加大会的众多两院的议员，一致同意把下列目标作为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的全体国民的课题，这就是为争取实现结束日中间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在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恢复邦交而同心协力。为此，我们把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改名为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    美国军事力量从亚洲撤退问题，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正在逐渐加速进行，从这一点来看，日中之间建立和平邦交关系已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迫使政府排除万难做出决定。    关于恢复邦交的方法以及工作方针问题，准备极其耐心地求得前来参加的各党议员的同意，决心为维持统一于一个大目的下的团结而努力。    我们决心通过由各党参加议员构成的超党派的一致协议，为打开停滞的日中关系，恢复亚洲的和平和亚洲各民族的联欢，点燃国民心中新的希望的火种，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的宣言。    一九七○年十二月九日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二十日刊登了该报邀请藤山爱一郎、冈崎嘉平太和日本政府官房副长官木村俊夫，围绕藤山和冈崎即将访华举行的座谈会的记录，摘要如下：    藤山：我的想法是，备忘录贸易谈判一向有许多人在进行，我则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同中国方面接触。当然，在接触中如果谈到备忘录贸易谈判，我是会协助的。对以前负责备忘录贸易谈判的人，我并不取而代之。    我不是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的会长身份去的。当然也应该听取这个联盟的希望。也许还要听取中国对联盟的看法。不过始终要以个人的立场访问中国，坦率地会谈。    藤山：我想，世界的趋势是，现在已经不能不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拥有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显然是妥当的。日本也必须跟着这个形势走。美国由于要结束越南战争的关系，尼克松总统也不得不考虑对中国的态度。日本也必须果断地恢复邦交。至迟在两三年以后就不能不这样办。因此，现在就应该为此而做好思想准备，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冈崎：同意藤山先生刚才讲的一番话，他已经走在前面了。一九六二年我首次访问了共产党中国，去看了以后我感到吃惊。    过去以松村谦三，高?J达之助先生为中心，曾经有过一种想法，不谈台湾问题而采取逐步积累的方式。对方答应了，而日本为什么不答应？这完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从那以后，中国对日本采取了严厉的态度。现在对方不考虑积累方式了。以后就是通过敷衍一时的讨论来确定是否继续保持关系，显然是后退了。这种办法既不符合中国的长远愿望，对日本的前途也是极为不利的。希望日本政府再下决心。    木村：藤山先生和冈崎先生这次决定访问中国，将是很辛苦的。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回顾到去年为止的备忘录贸易谈判，坦率地说，不是很理想的。然而这次，冈崎先生是以纯民间代表的身份去的。这是非常好的，我很高兴。与此同时，藤山先生也访问中国，进行坦率的政治会谈。这对日中谈判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    就去年以古井喜实先生为团长的代表团签署的备忘录贸易公报而言，使人感到，这是以签订备忘录贸易协定这个最起码的条件为背景而拟定的公报。我想，应该另外开通一条更为宽阔的政治渠道。这次藤山先生访华，就是我的希望所在。要同北京政府从正面进行坦率的会谈，而不是迎合对方，应该纠正的就加以纠正，这种会谈对日中关系来说，就是前进了一大步。    藤山：在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成立的时候，我就说过，（日中问题）已经到了实行的阶段。不过，目标还是必须集中在恢复邦交这一点上。    四年前我曾经说过，应当不做重要事项方式的提案国。我在内阁会议上也这样说过。最初是不充当。第二年是弃权。再次则是反对。我想，现在已经是反对的时候了。    虽然也存在安全条约的内容，但最不能容许的，是运用安全条约的态度。倘若美国打喷嚏，日本也跟着打喷嚏，那就丧失了安全条约上的自主性。如果美国根据远东条款而出动，日本也亦步亦趋，这种态度必须加以纠正。若是这样，就可以得到中国的谅解。    藤山：中国方面对军国主义的谴责，既有误解，也有正确的了解。其他国家对日本也作了同样的指责。    木村：我虽然不完全了解佐藤首相对日中问题的心情，但首相明确地说过：“必须恢复日中正常邦交。”不过，日中问题有动辄就流于一种热潮的危险，所以首相的信念似乎还是要一面考虑亚洲的和平，一面慎重地迈出步伐。    藤山：我丝毫也不期望佐藤内阁对中国奉行稍许好些的政策。    木村：可以明确地说：我绝对不那么看。    冈崎：不，就是奉行稍许不好的政策也是不行的。考虑到将来的情况，需要重新研究政策。首相应该发挥“大勇”。

【本刊讯】新加坡《民报》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刊登了美国语言学教授钟士基不久前访问老挝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老挝纪行》。本刊摘要转载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大使馆    用不着在万象住多久，就可以感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存在。一下飞机，乘出租汽车去我们住的湄公河河边的一家旅馆，就经过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场。在理论上，这是一家私营公司，但它只同中央情报局发生业务关系。公司雇用的飞行员，大部分是前美国空军人员。他们就住在我们的旅馆内。你如果早晨六时起身，就可以看见他们出发工作，可能是运送供应品给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军队（苗族人王宝指挥的地下军队）的游击队。这支部队，一度散布在老挝北部的一些基地上，但不少现在已被人家攻占了。这些基地，不但负责在老挝爱国战线党控制的地区进行游击战，而且也是轰炸北越的前方导航站，并担任救援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的工作。据说老挝北部有数以百计的土跑道，都是供美国航空公司和中央情报局使用的。到万象的那天早晨，看见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又一架飞机飞出后，我决定去看看市容。在旅馆后面的一间古老大屋中，我找到了万象政权新闻部。部中有一个房间，标明是旅游局，但其中没有人能说英语或法语。在部里的另外一个部门中，我找到了一个能懂我的蹩脚法文的人。我向他说：我想要一张老挝地图；但他告诉我：我找错了地方——美国大使馆或者可以供应。    万象政权控制区的一切，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有几家中国人开的卷烟厂，有木材厂，几处锡矿，其中有一家是属于右派文翁亲王的。除此而外，什么生产事业也没有了。    万象的统治阶层，在万象的外国观察家中也得不到好评。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观察家这样描写万象政权：    “其腐败、懒散、无能，如果没有增加，至少同以前没有分别。在它统治下的人民，积极拥护它的极少极少。”二、人们对爱国战线党抱有好感    我同一位中年的老挝知识分子讨论这些问题。他不是共产党，但思想有些左倾。他对老挝王国政府颇为熟悉，也在爱国战线党地区住过。他似乎认为，老挝的唯一希望是爱国战线党取得胜利，虽然，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地位，他本人对这个前途并不太热情。    对于万象政权，他充满鄙视。他提到，在民族团结政府还存在的时候，爱国战线党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被一般人认为是最有能力和效能的一员，而且是老挝政界中少有的几个廉洁的人中的一个。由于当前的政纲的实质，这个知识份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可以建立一个生产性的经济制度，并摆脱外国的控制。    他沉痛地指着房外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商店，没有一家是老挝人开的。万象的统治阶层忙于建保龄球场，开妓院，租别墅给美国人，依靠滚滚而来的美国货和渗透一切的腐败，来过着骄奢的生活。他觉得，美国的援助计划根本上是破坏性的；它只延续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有利于统治阶层，但同时也使它腐化；而它并不能打下一个发展和现代化的基础，动员老挝群众来建立一个生产性的社会。    其他比较了解情况的观察家，大致同意这种分析。他们之中有一人指着万象中心的一个纪念碑，称它为“垂直的跑道”。原来，这座纪念碑是由前独裁者诺萨万用原定修缮机场的材料建成的。    一位青年教师公开表示同情爱国战线党。他的说法差不多，但更为激烈。他说，万象许多人经常收听爱国战线党的广播，暗中对它极为同情。他说，这个思想在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中很普遍，但由于万象的警察国家气氛（尽管比较松弛和缺乏效力），不敢公开吐露。    一部分所谓万象政权区，其实在中央情报局手中。谁也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和ＵＳＡＩＤ（即所谓非军事援助方案的执行团体）究竟是一还是二。三、志愿人员——特务    所谓“非军事援助方案”执行团体企图在老挝推行美国政府政策，并为美国促成的万象政权制造民间支持。美国如何干涉老挝内政，难以证实；“国际志愿服务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私人的志愿团体，曾吸引了不少理想主义的青年，愿意协助老挝的传统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而不介入当地政治。它在老挝已活动了差不多十五年。一九六二年，“非军事援助方案”执行团体提出，同它签订合同，在老挝工作，它的团员也随而增加到一百人。    近年来，“国际志愿服务队”工作人员是许多农村地区中仅有的美国人员。他们之中有些人因为他们同美国政府的关系而感到不安。他们觉得，他们掌握了“非军事援助方案”执行团体的物资，实际上成了美国和万象政权的宣传人员，他们也不由自主地向美国政府供应情报。即使在一些城市中，“国际志愿服务队”人员也对“非军事援助方案”执行团体的政策感到不满；这些政策在有些情况下是由“退休”美国军官负责推行的。    人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结论：“国际志愿服务队”是在一场内战中代表美国政府和万象政权执行任务的。    “国际志愿服务队”是否真能帮助万象政权是有问题的。有人觉得它的活动，更使人觉得万象政权无能腐败，连农村援助工作都要美国人来执行。但是，“国际志愿服务队”不折不扣地是美国在老挝的外交政策的工具，是无可讳言的。（待续）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二十九日电】索马里今天和坦桑尼亚一起拒绝承认坎帕拉的新的军政权，并说它仍然认为米尔顿·奥博特是乌干达总统。    索马里驻这里的大使法拉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奥博特和他的政府代表乌干达人民。    他说，它们坚持社会主义和非洲团结。    法拉赫说，索马里不主张其他非洲国家对乌干达进行军事干涉。    有记者要他把导致他的政府上台的军事行动和在乌干达的行动做一比较，法拉赫说，在索马里的行动是对一个反动的腐败的文人政权采取的受人民欢迎的军事行动。他说，乌干达的情况不是这样。    【法新社摩加迪沙二十九日电】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今天在这里说，索马里相信，乌干达的政变既不符合乌干达的利益也不符合非洲的利益。这位索马里领导人在内阁会议后说，推翻奥博特总统是侵略几内亚的“继续”，“是为了破坏迅速在大陆发展的革命趋势。”    他说：“非洲革命力量不应当轻视乌干达的局势，因为我们认为，这次接管可能是帝国主义在非洲南部地区采取暴行之后进攻新目标的开端。”    西亚德主席呼吁非洲国家采取明确的立场，“不要对帝国主义阴谋策划的这次不能给予承认的接管采取消极态度，乌干达的革命力量应当起来重新让他们的合法的总统执政。”

【美联社坎帕拉二十八日电】乌干达新军政府今天上午释放的五十五名政治犯中有乌干达前总理基瓦努卡和前武装部队司令奥波洛特。    阿明在释放政治犯仪式上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宣布禁止举行一切公众集会和政治活动，此决定马上生效，等候进一步通知。    【法新社坎帕拉二十八日电】据这里宣布，乌干达新的军事当局今天释放了五名前乌干达王国的部长、一名主要反对党的政治家和其他四百名犯人。    这位政治家是前民主党领导人贝内迪克·基瓦努卡。在国王在一九六六年被奥博特推翻前，基瓦努卡是乌干达政治舞台上的一位著名人物。    在被释放的各种人中有国王的军官、在奥博特军队攻打王宫时被捕的文官、工会负责人和政治家。    穆特萨国王的一位姐妹也被释放了。    今天释放的五名前部长是卢穆、格雷斯·伊宾吉拉、约翰·恩戈比、基里亚和民主党总书记基瓦努卡。    观察家们说，基瓦努卡和伊宾吉拉今后在乌干达事务中会占显著地位。    基瓦努卡在乌干达一九六二年独立选举前以及这次选举中起过重要作用。    伊宾吉拉是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内奥博特的一位主要反对者，他在一九六五年指责奥博特有独裁倾向。    【法新社坎帕拉二十八日电】这里的可靠人士说，乌干达国家元首阿明少将今天不准前奥博特政权的部长参加就组织新政府而进行的进一步的协商。    这些部长是在参加陆军首脑阿明和被奥博特总统监禁的王国的五名部长之间举行的初步讨论后被排除的。    这五名部长是阿明少将今天释放的四百名政治犯中的一部分，他们几乎是直接从监狱前往总统府参加这次会议的。    不准奥博特的部长参加会议表明这位新国家元首所面临的困难，因为他主张恢复多党政治。    阿明在向被释放的犯人讲话时说，奥博特的总勤务部队——它是一支准军事部队——已被解散。据报道，这支有二千人的部队的许多人在二十五日政变后的战斗中已被击溃。    总勤务部队是由乌干达北部的兰戈部族人指挥的，奥博特属于这个部族并且被指责偏爱这个部族。    【合众国际社坎帕拉二十八日电】阿明把奥博特的十八个内阁部长召到他的办公室，正式解除了除前内政部长巴塔林加亚以外的全部部长的职务。    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家，不必担心你们的安全。现在你们最好做好人。”    【南通社内罗毕二十八日电】来自坎帕拉的消息说，阿明将军已经取缔了这个国家的任何政治活动和一切政党。

【美联社坎帕拉二十九日电】刚果（金）政府今天表示支持阿明少将的乌干达新军政权。    刚果大使馆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蒙博托总统“不久”将访问坎帕拉。    这是第一个非洲领导人说要访问乌干达。    声明说，“就刚果来说，乌干达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安全。”    大使馆说，蒙博托相信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因此不能干涉姊妹国家的内政。”    大使馆否认了下面这个消息：蒙博托打算访问坦桑尼亚讨论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以使奥博特复位。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二十七日登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休·汉宁评军事流行病的蔓延》，摘要如下：    乌干达的情况证实了一种掌权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它的各邻国、尤其是对赞比亚来说，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重大意义。    英属非洲不可避免的事态发展过程看来是：独立；军队的全部非洲化；军事政变。对于这种过程几乎可以制定一个时间表。这种情况己在苏丹、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勒窝内发生了，现在又在乌干达发生了。在法属非洲也开始发生这种情况。但是，这种过程由于法国坚持在非洲军队中保持白人人员而被蓄意打断了。    法国之所以能这样作，是因为它的前殖民地都很小，其总人口还不到尼日利亚人口的一半；英国以前不能将来也不能仿照这种作法；选择权完全在当地国家手中。现在，所有讲英语的非洲国家都已使它们的军队完全非洲化了，只有马拉维、肯尼亚和赞比亚这三国例外。乌干达对所有这三个政权的教训是很清楚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将吸取这个教训。    肯雅塔总统看来象是要采取同样的方针，虽然他已经使高级军官非洲化了，但他却设法保留了英国军官。正当卡翁达总统赶走他的白人军官的时候，乌干达政变发生了。    这些先例太多了，使人无法感到宽慰，因此很难看出卡翁达怎么能够长期幸免于奥博特的下场，也许只有一件事情能够挽救得了他。这至少将是重复七年前英国在东非进行干涉的那种作法。那次干涉是成功的，这是毫无争议的。过去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象英国当时那样迅速地直接庇护这些东非国家的首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为卡翁达博士这样做。只有英国仍然拥有可以使用的武器来攻占一个机场，并在三十六小时内把一个营的军队调到首都去。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能够重新发生吗？这个问题将不再是空谈的问题了。    过去三个月的情况表明，英国新政府的计划是要保护我们在亚洲的朋友，而不是在非洲的朋友。无论如何，就是在现在，要想预言希思先生是否会匆匆前去营救卡翁达总统，那是不容易的。    至于奥博特博士，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他的政权是不再值得保护的了——是敌视英国利益的，是蔑视欧洲人的，是和恩克鲁玛的政权一样压迫性的，在种族上是分裂的，而且显然非常不得人心，以致任何英国政府都不能支持它，更不要说想要同它交往了。卡翁达总统的政权则完全不同。像戈翁将军或肯雅塔总统的政权一样，它显然要比很可能取代它的任何局面都强得多——在赞比亚，取代卡翁达政权的几乎肯定将是一场大混乱。    因此，这种军事流行病蔓延到东非去的情况，引人注目地使英国同世界那部分地区、特别是同赞比亚的关系变得过时了。在卡翁达博士这一边，他应当重新仔细研究一下他的把军队非洲化的新政策；与此同时希思先生最好恢复他的应急计划，以防这种流行病蔓延开来。

【本刊讯】英《约克郡邮报》二十六日刊登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下一次轮到谁》，摘要如下：    乌干达军方的广播说，它采取行动是因为奥博特总统使他的政府塞满了同部族的人。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如果政变的胜利能巩固下来，那一定会把奥博特的所有罪过（真的和莫须有的）同新政权的真的或假的德行一道加以宣扬，这一点还有什么疑问呢？    奥博特博士最近一直在议论英国政府，……奥博特博士愈来愈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夺取了总统的权力，镇压了布千达，在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为了使他自己当权，他不得不加强军队和警察，但是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强大得足以推翻他的军队。    这在非洲是一种常见的局面。单靠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站起来对人民说一通在他看来人民喜欢听的关于南非的话，这种局面是不会改变的。诚然南非之于一些非洲政权和人民就像以色列之于阿拉伯人一样，是一种可以用来掩盖他们的基本分歧的裂痕的有用的东西。但是看来奥博特博士在新加坡的做戏似的表演对他个人的形象产生的影响远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有利。    当然，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奥博特没有可能卷土重来，军队和政界人物内部仍然会有个人之间的倾轧。人们也决不可认为，继一个真正坏的政权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较好的政权。对乌干达来说，仍然有受压迫和压制的布干达问题。如果说乌干达局势证明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英国不能设想英联邦是稳定的，而根据这种设想来安排它的国防需要。人们必须问一问：下一次轮到谁？

【德新社波恩和巴黎二十六日电】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巴黎与法国总统蓬皮杜进行两天“最高级”协商之后，于今晚回到波恩。    【法新社巴黎二十六日电】勃兰特在离开爱丽含宫时说：“我们没有制订一个关于欧洲问题的共同计划，因为我们应该同我们欧洲经济委员会伙伴们达成协议。我们讨论了关于双边问题和欧洲问题的长远问题。关于欧洲问题，我们协调了我们的观念。”在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发言人阿蒙说：“在法德最高级会谈中，法国和德国就将向共同体伙伴们提出的关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的‘共同建议’达成了协议。”关于“共同建议”，两位发言人拒绝作具体的说明，因为他们使人们注意到，这应由六国共同体发表意见。阿蒙还说，蓬皮杜就同英国的谈判问题说，“我希望人们在秋季之前能够解决主要的困难，我并不认为这一点不能作到”。联邦总理提出一项建议。这个建议旨在给予英国一个五年“过渡期”，接着可能给予一个三年“调整期”。    关于对东方的政策问题，蓬皮杜强调指出，法国不追求在柏林保持或确认特权。在德国人，特别是柏林人看来，四国的责任仍然是必要的保障。无论如何，在两个德国之间作出安排之前，四国应该达成一项协议。    勃兰特建议就柏林问题举行为期一周的四方谈判。他并且保证，于今天在东柏林恢复的巴尔和科尔会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谈及柏林通道问题。这个问题在四国达成一项协议后再谈。    【法新社巴黎二十六日电】刚刚结束的法德首脑会晤的主要功绩，将是使关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讨论摆脱僵局。    在蓬皮杜总统和勃兰特总理的两天讨论和三次秘密会谈之后，双方人士今晚似乎一致认为，双方的观点并不是一致的，但是“存在着提出协议方案的可能性”。

【德新社波恩—柏林二十八日电】德国国情报告是左翼自由党政府和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今天在波恩议会中激烈辩论的中心问题，同时东德当局进一步放慢了已经历时三天的放慢边界检查工作的作法来显示德国的分裂。    东德最近采取了一系列刁难措施来阻拦从西德开往西柏林的车辆，这些措施今天扩大到通过东德领土向对方开的货车，但是联合政府和反对党严厉谴责了在边界玩弄的诡计。    勃兰特总理在他向议会作的长达一小时的国情报告中警告说，东德干扰车辆的做法正在危及现在举行的关于改善柏林状况和保证西德和西柏林之间的通道的四大国会谈。    勃兰特说：“任何干扰通往柏林的通道的行为都等于是干扰谈判。”    “在柏林问题上要达成任何协议的话，这个协议必须保证通道不受干扰。”    政府和反对党还一致认为，在柏林会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情况下，议会会批准波恩同莫斯科和华沙分别于八月和十二月签订的和解条约是不能想象的。    反对党议会领袖巴泽尔比政府更进一步，他要求把明确改善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作为批准这两项条约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勃兰特表明，他认为，要议会批准莫斯科和华沙条约，让西德政治家和机构呆在西柏林，同改善柏林现状和使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交通畅行无阻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据信，目前西德总统海涅曼呆在西柏林和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将在那里开会，是最近出现边界干扰的原因，因为东德认为这是分裂的前德国首都的西部。）    勃兰特在援引一个关于东西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好多页的“资料”时强调，波恩认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概念是一个现实。这个“资料”是一批独立的科学家编纂的，它是政府发表的关于这个分裂的国家的国情报告的基础。    巴泽尔在波恩的谋求同欧洲东方集团和解的“东方政策”这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谈到了柏林和德国内部局势，他指责政府对东方让步却没有使紧张局势缓和。    巴泽尔刚在华沙同波兰领导人会谈后回来，他对东方各国政府发动了攻击，而一个波兰议会代表团正在贵宾席上旁听辩论情况。    波兰议会代表是应联邦议院议长冯·哈塞尔的邀请参加会议的。    勃兰特对巴泽尔的攻击反驳说，反对党正在试图把时钟拨回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的冷战时期。    由于反对党席位中发出愤怒的声音，勃兰特就不得不提高嗓门对反对他的人说：“你们建议的政策，在我们的盟国中没有一个加以支持的。”    在早些时候，勃兰特重申，他的“东方政策”是同西方联盟紧密结合的。

声称西德的“东方政策”理到西方盟国支持，必须继续走下去；同东德谈判的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叫嚷要把西柏林变成西德的“一块土地”，并说同西方三国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    【德新处波恩二十八日电】联邦总理勃兰特二十八日向联邦议院作国情报告。在议员提出关于对外政策的大量质询之后，这位政府首脑紧接着开始谈政治局势，对西方关系、对东方关系以及德国内部关系的情况。然后他谈国情报告，分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关于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的论点。接着他解释了与柏林有关的问题，分裂的后果、德波关系和德国东方政策与西方的关系。    国情报告第一部分全文如下：（本刊有删节）    在我们对主要问题的答复中，我们谈到了由于联邦共和国的情况而造成的和外界对我国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和条件。当然，不考虑目前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局势的发展，我们是不能对德国的局势作出判断的。因此，追述一九七○年各种事件，再一次强调我们的指导原则，以及陈述我们盟国的立场，那是适当的。    我们在回答主要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对东方的政策得到了我们盟国的一致支持。我们感到尤其受到鼓舞的是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因为我们的方针已经得到了盟国领导人的同意。    正如你们所知，本周初我到了巴黎，在那里我又能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友好的谅解。最近在法国的会谈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西方政策和我们的东方政策是怎样互为条件，是怎样互相关联。    人们认识到，在我们为取得谅解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排斥任何人，这也适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鉴于此，唯一合乎逻辑的是，通过一九七○年八月十二日的莫斯科条约，我们就能够与苏联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打算与华沙条约成员国签订的一切协定，在政治上说，将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除非所有这些因素仍然存在，否则谁也谈不上实际上的和解。    再者，我想指出：这些条约——根据目前情况，这是指与苏联和波兰的条约——与我们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一个盟国的地位是不相冲突的。    关于我们与波兰的关系，当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保证德国的名字不再能够被用作不正义和恐怖的象征，而是作为希望各民族之间和解和共同过和平生活的标志的时候，在这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同样地记得德国的利益。    这个希望没有落空，这一点很可能实现，因为许多德国人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来到联邦共和国。    至于我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的努力也首先必须遵循联合国关于国家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在人权、权利平等、和平睦邻和不歧视的基础上和平地建立关系。    去年埃尔富特和卡塞尔会谈是朝着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的两种政治制度之间达成临时安排采取的重要的步骤，虽然这仅仅是对话的开始。    这里的一个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在一九七一年努力。两国国务秘书之间在这种安排基础上进行的初步会谈进展很小，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些会谈中的第四次会谈于二十六日举行，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才能谈得上我们所谋求的积极结果。至少我认为，这些会谈正在解决他们起初的非常大的困难，这就是进展。    从我一年前作国情报告以来事态发展的概况表明，建立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它整个的联系中去观察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行事。我们不附加先决条件，也不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欧洲局势的缓和不可能撇开中欧地区，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构成德意志的两个国家在一九七○年的内部情况，联邦政府在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出的背景材料中试图对双方的情况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    在研究我们的分裂的民族的情况时，正如在背景材料中清楚反映的那样，我们决不应错误地认为，德国人目前的问题完全是一九四九年出现两个德国的后果。正如我们所认识的，其根源要深得多。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要在这里追溯一下我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政策声明中所说的话：    本政府的工作是基于这样的假定的，就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政权干出的全国背叛行为而给德国人民带来的问题，只有在欧洲的和平秩序中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谁也无法说服我们放弃这样的信心，就是德国人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自决的权利。    我在一九七○年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国情报告中还说：    在希特勒帝国无条件投降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民族概念是使分裂的德意志联系起来的纽带……一个民族的基础是人民持久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谁也不能否认，由于抱有这种意识，现在存在着，而且在我们能够想象的遥远的将来，将会一直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这些话是我在埃尔富特和卡塞尔发表的讲话的基础，也是外交部长和我以及我们的顾问们在莫斯科和华沙发表的讲话的基础。    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是把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加以区别的，而且非常突出的是，他们坚持说在联邦共和国内保持着旧的资产阶级德意志民族的残余。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从一九七○年初起，他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既谈到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谈到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国家，从而在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继续存在。    这些言论表明，当对方要在同时得到两样东西时，会谈是多么困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联邦共和国那样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仔细的和积极的注意的。我不懂：这难道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另外的情况下就会极力加以谴责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吗？他们难道不是常常甚至试图唆使我们的公民违抗其国家的法律吗？    目前，使我们的民族状况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的问题，莫过于柏林问题了。    如果谈到在欧洲中部实现和解的话，在柏林市内及其周围实现和解实质上是不能排除的。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采取明确的立场，而且已在一九七○年六月七日为了要同苏联谈判而公开表示了这种立场：不言而喻，四国谈判的结果将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柏林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通往西柏林的通道不受干扰。如果没有这样的保证，就不可能使关于宣布不使用武力的条约付诸实施。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一直在进行谈判，讨论尽管存在某些互不相容的基本立场，是否能够和如何能够就柏林问题达成满意的解决办法，对联邦政府来说，它将就将要采取的态度同西方三国保持最密切的接触，这始终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里可以说明一点，即在近几个月来，西方四国政府间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在关于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包含的标准和内容问题上取得了完全的一致意见。    这包括某些要求，在我还担任柏林市长的时候，这些要求曾给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是希望看到通过联合的政治努力使柏林成为我们的基本法的意义范围内的一块联邦共和国的土地的。局势一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着可能使西柏林变成一个所谓独立政治实体的方向发展。    我还可以说，联邦政府期望莫斯科条约促进和加速对柏林问题的谈判的想法已经成为事实。当然，我们在四大国面前还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即使是苏联也已经不再否认我们对于柏林问题取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有切身关系。    联邦政府同对柏林负有义务的国家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谈判一定不能施加时间的压力，在这种谈判中毕竟需要把二十多年的发展结果考虑在内。我经过考虑后不想对时间表提出任何预测。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目标：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现有的现实情况。那意味着，通过东西方之间为一段时间不加限制的时期达成的协议，西柏林必须在人力可及范围内不受任何扰乱，并为这个城市开辟今后的和平发展的前景。必须使作为冷战对峙的象征的柏林变成位于进行和平合作的欧洲心脏的体现互相尊重的睦邻和友好关系的象征。    联邦政府最强烈地谴责扰乱柏林通道的做法。那是怀着施展压力的意图，为了想要显示实际权力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尝试。扰乱通道就是扰乱谈判。    显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改用新的借口，就在以就通道的通行无阻问题取得协议为目的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使局势趋于恶化。我们的答复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答复：除非在解决办法中保证通道上自由和无阻通行的权利，否则柏林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我们的政策并不是失去平衡的，它仍然建立在西欧合作的进展、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友好关系的增进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地站在西方大家庭中。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建立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不仅是我们为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总之，我想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下面的事实和期望：    一、在历史进程中，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自决权利也必须适用于德国人。    二、德国仍然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事实上是致力于维持和平，它也要求通过协议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卡塞尔提出的包含在二十点中的一项条约的原则和要点，对于我们仍然是谈判的有效基础。    四、柏林的合法地位绝不能受到损害。在由负有责任的三国所准许的权利和任务的范围之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确保西柏林的生存能力比以往更有保证方面起自己应起的作用。    五、四国关于改善柏林及其周围形势的谈判如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联邦政府就能把一九七○年八月十二日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提交立法机构批准。    六、在政治上和时间上说，立法机构同样也需要对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同波兰在华沙签订的条约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