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十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唐纳德·布伦纳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计划人员为其未来的经济制定新的路线》，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的长期经济计划工作现在重又像样地恢复起来了。    计划人员再次伏在他们的图表上，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制定未来的经济计划。    摆在计划人员面前的总的形势，就是中国现在正处于从共产党统治以前的落后的大国发展到它有潜力实现的第一流工业强国之间的中途。    中国所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口号，反映出它已认识到：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国家中，强大的农业基础对于工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很引人注目的。已把几百万人从城市派到乡村去。其中有一些是城市中的无业人员、异端分子或捣乱分子。但是，有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学生、教师、技术人员、医生、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其它专业人员，他们使农村得到了人材，不管他们对这种做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大批居民迁往农村还减少了必须靠负担过重的运输系统运去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数量。而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这促进了毛泽东主席所想达到的缩小城乡人民之间的差别的目标。    与此同时，由地方投资的小型工业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了，地方工厂生产的农具占全国农具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全国各地的小工厂都生产化肥，数百个小型发电站为农业机械、抽水机和地方工业提供电力。    国家的资金在摆脱了发展地方工业的担子以后，正被用于关键性的重要工业部门。前几年里修造了四艘一万五千吨的油船，去年上海和天津的造船厂有三艘新的远洋货轮下水，增加了中国日益扩大的船队的力量，减少了租用外国船只进行贸易所花去的宝贵的外汇。    为了扩大国内的交通运输，中国正在从国外购买机车和重型卡车，在天津制造公共汽车，并且在西南的云南省和西部的青海省等这样一些想不到的地方的新建的小工厂里以及在上海、沈阳和长春等传统的工业中心装配中国造的卡车。去年年初在太原的大钢铁厂建成了一个新的烧结厂。鞍山大型钢铁公司和安徽省的马鞍山钢厂，为了提高生产也进行了扩建和改进。    太原的化肥厂也扩建了。在江西省建成了一座大型水泥厂。    由于最近的扩建和改进工作，中国最老的石油中心甘肃省玉门油田和大庆油田的产量增加了。中国说它的石油若干年来一直是自给自足的，但是据认为它的消耗量大约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    国家的资金还用于扩大电子产品的生产，这方面生产的中心是上海和北京，在这两个城市有几十个工厂生产自动化装置、雷达、电视、无线电、计算机和导弹的元件。    在今后几年中，中国很可能将继续依靠地方官员和地方组织来供应提高农业产量所需要的农具、动力和肥料，而把国家的资金留给大企业。小型工业已经分布得很广了；而且很可能把新建的一些重要工厂放在东部和东北部传统的工业中心以外的地方，作为防备袭击的一种措施。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将不管国际上的政治分歧和国内消费者的需要，向国外购买东西来适应他们的国家经济利益。中国人一方面很重视不依赖外援和外国的指导，另一方面将继续进口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专用的重型车辆、机械和设备以及农业所需要的肥料，至少在中国的工厂能使这个国家自给自足以前一直都会这样做。    中国现在已经外销食品和纺织品；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工业的渐渐成长壮大，它将出口越来越多的轻工业品，甚至向不发达国家出口某些重型机械。

【德新社北京二十五日电】（记者：西蒙）在文化革命正式结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工业化的新阶段，其初步成果现在已经明显可见。    没有关于这方面发展情况的具体数字，十多年来中国停止了公布统计数字。但是，从现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报道成绩的消息中看，中国工业在文化革命后不仅在高速度运转，达到了预定指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预定指标。    在北京的外交观察家们认为，这些指标虽然高，但是十分切合实际，同中国“大跃进”时期定的指标不一样。    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外国外交官和记者有时获准参观工厂，得到的印象也是如此。    有些工厂的机器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完全实现了现代化。    这些新机器几乎完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大部分旧机器已在过去十八个月里彻底翻修和改进。    最主要的是，一九七○年中国全国各地建立了新工厂。    据中国报刊报道（这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唯一消息来源），这些工厂很少是大型工厂。大部分是中等规模的工厂，而且建立在“田野上”，那就是说建立在农村。从目前中国各地建筑材料的运输量来看，这一建筑计划只是今后实行更大规模的计划的第一步中的一部分。    【本刊讯】《匈牙利新闻报》十二月十八日发表了匈牙利通讯社驻北京记者巴拉迟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依靠地方力量发展工业》，摘要如下：尽管不断地强调大跃进，北京的观察家仍然可以看出在发展地方工业方面当时和现在的区别。那时所有机关都建造小土高炉和小工厂，现在则根据地方的可能性尽量运用工业化的条件，目的首先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

【本刊讯】《印度的对华战争》一书出版于一九七○年，作者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马克斯韦尔是澳大利亚人，一九二六年生于英国，一九五九——六七年间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同印度军政官员有过广泛接触，对中印边界争执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一九六七年，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问题研究所，研究中印边界历史和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冲突，写成此书。    本书出版后，在印度引起强烈反应，印度反动统治集团极为恼火。    本书共四百三十页，除引言外，共五章，现将内容摘要介绍如下：历史引言：帝国的界限    （作者在这里回顾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向北扩张的历史，说明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英国几次要同中国划界都没有成功。）    关于西段。一八四六年英国征服克什米尔后，要同中国共同标定拉达克、西藏的边界，中国政府和拉萨都没有同意。英国单方面进行勘察，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这对中国并没有约束力。英国当时认为拉达克同新疆的边界地区是“未知的领域”，定不定界，关系不大。英国官员在以后几十年间对新疆、克什米尔边界线设想过十几个方案，英国政府都没有采纳。一八九九年，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划界方案（这是英国提出过的唯一方案），主张阿克赛钦地区基本上全归中国，包括新疆通西藏的传统商路在内。中国没有答复，这事成为悬案。鉴于以上，中印西段边界整个没有划定。    关于中段。英国没有提过划界要求。英国自己认为应该以主要山口为界，可是事实上，山口以南的地区一直在西藏的管辖之下。    关于东段。二十世纪初期，英属印度的边界线远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脚之下。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上，中方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没有成为协议的一方，这个结论是清楚的，英国政府也承认。麦克马洪的秘密换文是英国背着中国政府搞的，是违背英国自己在一九○六年中英条约和一九○七年英俄条约中承担的义务的。不但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文件，拉萨也表示麦克马洪线换文脱离了西姆拉条约是不能生效的。英国只好不了了之，长期不敢发表这些文件。直到一九三七年，英国才采取篡改文献的办法，把这些文件塞进一九二九年版的旧条约集中，重印出版，代替原版。麦克马洪线从这时起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事实表明，英国从一九三七年起才决心把麦克马洪线当作法定边界。第一章：对撞的方针（作者在这一章叙述了印度独立后，对中印边界政策的演变。印度一步步地走上使两国对撞的道路。）    印度独立以前，国大党曾表示反对英国的边疆政策。一九二一年国大党决议宣称：英印政府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它对印度的统治，而不是保护印度的边界……。印度作为一个自治的国家，无需害怕自己的邻国……因此呼吁“对印度人民不怀恶意的国家……拒绝同大英帝国签订任何条约”。    独立以后，国大党改变立场，全部继承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政策，把不丹、锡金、尼泊尔当作藩属，把手伸进西藏。中国进军西藏时，印度一面进行干涉，一面下令进军强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尼赫鲁在议会公开宣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不管有没有地图，这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坚持这条边界，不容许任何人越界”。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定为边界而不直接通知中国的做法，在印度政府内部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孟买总督、印度原第一任外交部秘书长巴志帕伊一九五二年上书尼赫鲁说，印度应主动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因为麦克马洪线在中国看来是英国侵略留下的伤疤，中国可能要采取矫正边界的办法给印度带来不利。尼赫鲁同潘尼迦商议后，拒绝了这个建议，答复说，鉴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印藏协定，很难设想新中国会接受，而如果中国拒绝，印度反而被动。因此，不如等待中国提出，那时，印度干脆说领土已定，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样，印度便决定采取不谈判的方针。（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根据这个方针，印度代表团一九五四年来北京谈判时，小心翼翼地回避谈边界问题。在讨论交通问题时，间接地涉及到边界。中国提案的措词说：“中国同意开放以下山口……”，示意山口以南地区也受西藏管辖。印度虽然认为山口是边界，拒绝了中国的提案，但并没有把问题挑开，而提出一个不涉及山口归属的提案：“商人经由以下山口……”。    上述情节表明：印度预先知道中国不会接受麦克马洪线，而在谈判中双方的立场也是不一致的。印度以后说，一九五四年谈判结束了边界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真诚的。    一九五四年协定后，尼赫鲁把单方面确定边界线为已定界的原则从麦克马洪线扩大到整个中印边界。尼赫鲁在给内阁各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北部〕边界是牢固的，确定的，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应在边界全线，特别是可能有争议的地区设立一系列哨所”。    尼赫鲁采取这个步骤必然把边界问题转化为争执，而争执最后转化为边境战争。    对照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印双方立场截然不同：中国愿意同邻国谈判确定边界；印度认定边界问题不容讨论；中国承认有未定界，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维持现状；印度硬说边界线已定，并要在所有有争议的地方设置哨所。一触即发的局面已经形成，一场小小的冲突就可以引起爆炸。    一九五八年印度向中国提出阿克赛钦问题后，两国交换了一系列信件、照会。在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前一年，尼赫鲁在给中国总理的信中已经采取他以后一贯的立场：同中国不存在边界争执，印度政府说边界位置在那里，它就在那里，这是不能谈判的。其次，必须恢复原来的状况（印度一直把它称为现状），凡是印度声称拥有的领土上的中国人都必须撤出。    这是一种对撞的方针，这是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的，而不是后来吵闹起来的舆论逼迫他作出决定的。尼赫鲁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印度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后，在朗久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尼赫鲁为印度单方面改变边界线的举动辩解说：“虽然总的说来麦克马洪线是确定了的，但在某些地方，如苏班西里地区和另一些地方，这条线不合适，后来，我们，印度政府就把它改变了”，“印度在马及墩地区的边界主张同条约地图线是有出入的”。    当把地图线标定到地面时，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对边界线做某些调整，但是，这必须由双方共同进行。印度决定单方面调整边界，把印度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的地方也设置了哨所，这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    在这种场合下，印度发出对越境者使用武力的威胁，在国际法上也是缺乏根据的。虽然每个国家有权保卫边界不受侵犯，但如果对某个地区的主权有争议，那就谈不上为保卫边界行使自卫权利了。    在西段问题上，尼赫鲁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九五九年八、九月份尼赫鲁谈到西段边界时，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他说，这是个“复杂事情”，“边界是不清楚的”，阿克赛钦的“哪些地方归我们，哪些地方归别人，是有争论的，”“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划定”。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尼赫鲁突然向中国提出一条极为精确的边界线，把阿克赛钦说成是无可置疑地属于印度。    九月间，尼赫鲁虽然对中国发出了使用武力的威胁，但在内部掌握上还比较谨慎。朗久事件后，尼赫鲁下达的指示说：“我们必须避免冲突，不论大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除非确实遭到射击。”空喀山口事件后，尼赫鲁改变态度，他通知驻外大使说，印度可能需要使用武力把中国军队赶走。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努力要把边界归属的争论转到讨论解决办法上，以解除边界的危险局势。中国总理建议，双方武装力量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尽旱举行会晤。这个建议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鼓吹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总的主张很相近，国际间以为印度会接受这个建议，其实，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只不过用外交词令来遮掩一番。中国说，双方要维持现状，双方谁在那里·谁就还在那里。印度说，同意维持现状，但要“恢复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就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主张的领土，并开进中国控制的地区。这就使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尼赫鲁既拒绝讨论边界问题，也拒绝撤军和两国总理立即会晤的建议，坚持中国单方面撤出，作为会晤的先决条件。    印度无力单方面改变西段现状，又需要对付中国的外交攻势，这时它觉得，仗恃美苏两大国的支持，会谈或许是可取的。但尼赫鲁又说，只能“会晤”，不能“谈判”。尼赫鲁的言行早已把文章作绝，除非中国屈服，谈判不会有成果。    会谈中，中国建议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解决边界问题，随后又提出维持现状，停止巡逻。这些建议都被印度拒绝。会谈失败了，局势进一步恶化。尼赫鲁说，这是因为双方各有一套事实，其实，关键是印度坚持不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第二章：前进政策    德里会谈失败以后，印度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它不甘于接受现状，也怕使用武力赶中国人会引起战争，留下的一个中间道路就是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人控制的西段地区，见缝插针，由点到线，切断中国的补给线，逼迫中国人撤走。这个政策是荒唐的，是从一个谬误的前提出发的；即以为只要印度不攻击中国的阵地，那末，无论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中国也不会采取对抗行动，而印度一旦占了优势，就可以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    印度政界和尼赫鲁都开始狂喊同中国开仗。尼赫鲁自欺欺人地以为，印度的地理位置加上美苏英等大国对印度的关切，就能使印度免除外来的进攻。尼赫鲁和他的同僚始终坚信，不管印度在边界上做什么，中国都不会进攻。    前进政策大大加重了印度军队的负担。军人向政府要军费，要装备，政府都不当回事。政府说，中国不会打，没关系。军队说，中国会打，要准备。军政之间，军队内部之间的摩擦、倾轧越演越烈。使纠纷扩大的主要人物是国防部长梅农和陆军的考尔准将。    国防部长梅农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引起军人极大不满，陆军司令蒂迈雅愤而辞职。梅农任人唯亲，提拔考尔就是突出的例子。考尔在中印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一个闯乱子的主要角色。他毕业于英国军校以来，一直脱离作战部队，担任后勤、联络、军事外交等工作，毫无实战经验。他吹牛拍马，野心勃勃。他受到尼赫鲁、梅农的宠信，飞黄腾达。一九五九年由第四师师长越级提升为中将，担任后勤总监。一九六一年又提升为陆军参谋长。新任陆军司令塔巴也是靠他的幕后活动才上台的，他对考尔自然是言听计从。考尔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制造派系矛盾，军队的重要职位大部落入唯唯诺诺的人手里。    前进政策的思想一九六○年初基本形成，但由于军人作梗，一九六一年底还没有贯彻实施。陆军司令蒂迈雅下台前警告说，在后勤支援一系列问题解决之前，前进巡逻会带来严重的危险。文职人员不予理睬，反而指责军人办事拖拉，胆小怕事。一九六一年，在梅农、考尔的策划下陆军总部大换班，印度政府就不受阻拦地朝着灾难猛冲了。    德里会谈后，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但边界基本还是平静的。中缅、中尼边界的解决，中巴边界谈判的即将开始，加深了印度对中国的忌恨。    一九六一年十月，印度攻击中国在西段新设了三个哨所，其实，其中两个，印度根本不能断定是否越过了印度线，对第三个，印度也弄不清是不是新设的。十一月，尼赫鲁召集会议，决定把印度的哨所向西段中国控制的地区推进，军方在下达指示中又把这个决定强化了。前进政策于是成为陆军总部的绝对命令，要下面坚决贯彻。    考尔完全支持这种进攻态势。前不久，他上书国防部鼓吹说：“制止中国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一步步越过拉达克边界，进行一次打击……例如，我们某个巡逻队如果处于战术有利地位，就不妨来个短促出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一九六一年冬，印度大选快到来了。前进政策一时还造不成戏剧性效果，印度就想利用果阿问题大显身手。收复果阿的宣传运动开始了。尼赫鲁在出兵问题上反反复复，迟疑不决，最后，在美国大使的压力下，几乎又要收回成命，但是，梅农诈说军队已经出动，无法挽回，这才打消尼赫鲁的念头。葡萄牙当局放弃抵抗，使印度轻易取胜。印度的所有军事弱点都被遗忘了。收复果阿的行动被称颂为作战的典范，对处理中印边界争执有很大意义。军队的力量成为大选的一张王牌。尼赫鲁吹嘘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的国防力量第一次成为一支极为强大有效的战斗力量”，中印边界争端对印度“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    一九六一——六二年冬季，不顾补给供应的困难，印度的小股部队在西段纷纷出动，到夏季时已设立了近六十个哨所。中国也增设哨所同印方对峙，并一再对印度发出警告，而印度却不予理会，认为只要印军表现坚定，中国就无可奈何。    考尔一九六二年六月视察西线归来时说：“最好在拉达克建立尽可能多的哨所。我确信他们不会进攻，即使我们的阵地不如他们的坚固”。    曾经斥责反对党是鼓动冒险主义的尼赫鲁也改变调子。他在议会场言：“即使中国人能摧毁我们的某些军事哨所，也不等于我们失败。我们经得起更大的考验，能勇敢地正视他们。”可见，尼赫鲁并不是不清楚西段的局势和印军所冒的风险。    西线司令道拉特·辛格不赞成把军队投入一场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他向总部报告说：“军事上我们不能守住我们的阵地，更不要说来个摊牌。”根据三年的切身经验，“只要我们不破坏现状，中国不会为边界问题同印度打仗，但是，只要印度的行动稍微威胁到中国的战略公路，中国定会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因此，他建议，当印度在西段的实力还没有达到中国的均势时，应该暂行停止推行前进政策，并把遭到围困的哨所撤回来。他的建议遭到拒绝。总部的答复是：“如果摊牌逼到头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第三章：北京的观点    （作者在这一章叙述了中国对尼赫鲁政权的基本看法和中国就中印边界问题同苏联的争论。）    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当作邻国和亚洲的一员，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截然分开，互相背离。但是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执——使两者又合拢。中国人认为，印度的行动就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本性，这种本性就是要导致同中国对撞。    五十年代初期印度继承英国喜马拉雅政策和鼓励西藏分治的事实，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尼赫鲁政府的早就抱有的看法。以后的外交交往、朝鲜战争、万隆会议使两国关系逐步上升，达到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印友好高潮。在广阔的外交舞台上，中国觉得印度新政府还是可以起作用的。    当民族主义处于进步阶段时，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有积极作用并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这说明，在反帝斗争的初步阶段，被剥削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有效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些政府和领袖必然具有两面性，其进步性可以很快地变为反动性。照中国的看法，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时，尼赫鲁就开始了这种转变。    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的行动标志着新德里倒向帝国主义阵营。在这之前，中国并不以为中印边界问题定要比中国的其他边界问题更难解决。尽管尼赫鲁一再声明印度对麦克马洪线所持的立场，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暗示，对西段边界线将持同样固执的态度，这条线五年前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而且同双方实际控制的状况毫不相干。    北京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国内压力时，对边界问题会采取不妥协的极端态度，因此，从一开始就指出，如果尼赫鲁不能同意谈判使边界问题得到总解决，那未，双方不妨把问题桂起来，留待以后再说，在此期间，双方维持边界现状，也就行了。    一九五九年底的印度外交文件和朗久、空喀山口两次边界事件表明，印度不同意进行边界问题总解决的谈判，而只同意对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一点或那一点做一两英里的调整，而且连这样的谈判也必须以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地区作为先决条件；不仅如此，印度的行动表明它决心在地面上推行自己的领土主张。这种拒绝谈判而又拒绝遵守现状的态度无异于不同意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国认为印度百般阻挠解决边界问题、蓄意挑起反华和武装冲突的真实原因必须从边界问题以外去找答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尼赫鲁政府面临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深刻的政治危机，因此它需要投靠美帝，利用边界争端在国内外进行反华宣传。    中国提出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和行动辩护。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始终随印度对中国的行动而转移。共产党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表明：它对其他政府的政策并非从这些政府的性质出发，而是从它们对中国的行动出发。北京的座右铭是：“不问其人，但观其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论阶级性质，阿尤布和尼赫鲁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当巴基斯坦放弃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时，中国立即作出反应，中巴关系走上了平坦的道路。    一九六○年以后，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开始变化。但直到中印争执深入发展后，中国才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展开公开全面的批判。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一论尼赫鲁哲学”，语调上还是惋惜多于愤怒。二九六二年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发表的“再论尼赫鲁的哲学”，才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在这个期间，中国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敦促印度悬崖勒马，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待续）

【美联社坎帕拉二十六日电】阿明少将今天对记者们说，他将在两天后任命一个新的内阁。    他说，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反对被黜的总统奥博特之处。他又说，他愿意让奥博特回到乌干达。    他说，他将甚至建议给奥博特一个工作。    他保证说，所有目前的内阁阁员、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都将是安全的，不会予以惩处。    【路透社坎帕拉二十六日电】阿明将军指责说，奥博特从新加坡向军队中的阿乔利和兰戈两个部族的部队发出指示，让他们解除所有其他部旅人的武装并把他们杀死，从而使乌干达陷入骚乱。    阿乔利和兰戈族部队是来自乌干达北方，奥博特本人也是一个兰戈族人。阿明将军说，他认为他称之为“前总统”的奥博特博士并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他听信了在他周围他所信任的人们的错误意见。他在回答问题时说，他将不拘禁任何人，除非他们是犯了罪。    在记者问到奥博特的部长们的时候，在参加了记者招待会的乌干达典狱长奥克瓦尔说：“受到拘禁的部长只是那些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一直在拘禁中的部长们。”    他说，他将同乌干达典狱长讨论释放奥博特政府拘禁的人们的问题，他们不久将得到释放。    他还说，他准备把乌干达第一任总统——已故穆特萨，他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放逐国外时死去，四十五岁——的尸体从伦敦运回来举行正式的传统的军礼仪式，他将扶柩守灵。    【法新社坎帕拉二十六日电】阿明少将今晚在这里在一个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说，乌干达的新军事领导人打算结束被黜总统奥博特建立的一党制。    阿明将军说：“不能按一党制进行统治。必需有一个反对派进行批评。如果只有一个党进行统治，就势必会犯错误。”    记者问军事政权是否将镇压奥博特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阿明回答说：“我们没有逮捕其中的任何成员。这个党将继续存在。”他又说，乌干达所有以前的政党或是任何其他的人都可以自由竞选。    【南通社内罗毕二十六日电】乌干达电台今天上午广播了一篇官方声明，宣传乌干达遵守奥博特政府签订的一切国际协议和其他协议。    【德新社内罗毕二十六日电】阿明说，少数“受蒙蔽的士兵”仍在进行抵抗，除此以外国内是平静的。    【德新社内罗毕二十六日电】在军队内部发生流血冲突并最后导致不在国内的奥博特总统被推翻以后过了二十四小时，乌干达的公共生活今天已恢复正常。    【路透社坎帕拉二十六日电】乌干达新军人政府的首脑阿明少将今天说，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现在已向所有民用航空飞机开放。    他是在电话上回答一个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法新社内罗毕二十五日电】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今天在这里说，由于部族分歧，乌于达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酝酿着动乱。    他们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早已使军队发生分裂。    阿明将军是从士兵中提升的，接近下级军官。    但是军官团中的大部分人是属于各不相同的部族的。    观察家们说，尽管坎帕拉今天局势混乱，但是看来反对奥博特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人是支持军队中显然图谋发动政变的那一派人的。    【共同社东京二十六日电】题：乌干达政变可能是由军部的南方派发动的，对东非国家将产生影响。    自从六六年五月奥博特通过流血政变夺取了政权以后，军部就上升为乌干达的强大势力。乌干达军队共有六千人，除英国向它提供军事援助外，还有捷克和苏联向它提供军事援助，它拥有米格战斗机十二架。    据认为，这次军事政变是军部南方派乘奥博特总统出席英联邦首脑会而不在国内之隙发动的。奥博特总统曾采取压制日益成长为强大政治势力的军部的政策，因而遭到军部领导人的反对。    军队内部，支持奥博特总统的北部民族出身的集团和南部派是对立的。去年年底，由于南部派反对奥博特总统在人事方面偏袒北部派，曾发生过暗杀总统未遂的事件，政局一直不稳。    据传，指挥这次政变的阿明在暗杀未遂事件发生后被奥博特总统看成是军队内部的反政府派的幕后领导人，因而地位下降了。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二十六日电】坦桑尼亚执政党的报纸今天表示希望附近的非洲国家能组织一支部队去把军队咋天在乌干达夺取政权的局面扭转过来。    这家报纸《民族主义者报》说这次政变是右派的反动的政变，是对非洲的一个可悲和可耻的打击。    坦桑尼亚政府的正式机关报《旗帜报》今天说，又有一个非洲国家落入了军队手中，特别是在十个星期左右以后就预定要举行总统选举的情况下发生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悲剧。

【法新社阿尔及尔二十五日电】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今天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继续同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    联合公报说，“用武力夺走的只能用武力夺回来。”公报是在叙利亚总理阿萨德三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说两国在以色列问题上“看法一致”，并继续说：“双方注意到，目前对阿拉伯民族施加压力只是为了迫使它接受投降并屈服于由军事失败所造成的既成事实。”    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投降可能给阿拉伯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途造成破坏性后果，因此也可能给一个为统一、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民族的生存造成破坏性后果。”    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人力、经济和军事潜力”都应当调动起来“以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收复自己的祖国并解放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公报继续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应当得到“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援。    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事先拒绝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回到自己祖先的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任何解决办法。”    公报说，他们“强烈谴责一再做出的暗算巴勒斯坦革命从而完全扑灭巴勒斯坦革命的尝试”，他们认为所有这种尝试都是“背叛阿拉伯民族”。    公报最后指出，两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看法一致。    【中东社阿尔及尔二十五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阿拉法特也参加了阿萨德同布迈丁的会谈。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五日电】美国国务院表示希望苏伊士运河沿线的停火在二月五日期满后能够延长。    在一月二十五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美国是否认为在联合国调停人雅林主持下本月在纽约恢复的会谈已取得进展。    麦克洛斯基说：“会谈中所采取的态度看来是认真的，我们对此感到鼓舞，但是我不能肯定说有谁能够恰当地估计取得了进展或者没有进展。”    麦克洛斯基还说：“我们的看法和希望肯定是，停火将会延长。”

【法新社安曼二十四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中央委员会正式发言人巴克尔，今天直接指责约旦政府违反它一月十三日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达成的协议。    巴克尔在《法塔赫报》上发表文章说，虽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履行了它的全部义务，但是约旦当局在几方面违反了协议的条款。    他说，当局：（１）继续限制游击队及其车辆的行动；（２）仍然没有释放许多犯人；（３）破坏巴勒斯坦武器库的不得侵犯权，而同时约旦民兵却保留它的武器；（４）迄今为止没有归还属于抵抗运动的任何武器；（５）还不允许恢复游击队在谈判期间决定的地区的办事处以及基地。    【伊拉克通讯社安曼二十四日电】《法塔赫报》今天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约旦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局势。报纸说，这种局势是由于在一些地区采取可疑的行动而造成的。    它还说，这些行动在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分别在萨勒特和马弗拉克地区喊出的反对巴勒斯坦人的敌视口号中就反应出来了。《法塔赫报》透露，学生们被迫参加反对突击队行动的示威和抢劫在萨勒特地区的中央委员会办事处。储放突击队武器的一个中心也遭到袭击和抢劫。《法塔赫报》说，在发生这种情况时，约旦治安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

【美联社伦敦二十五日电】约旦首相塔勒今晚说，巴勒斯坦游击队不能再从他的国家同以色列作战，而必须从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作战。    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哈特问塔勒，是否允许游击队继续从他们在约旦的基地上同以色列作战。首相回答说，“不允许，他们必须从被占领的领土上继续作战，而不是从约旦。”    塔勒说，约旦不会放弃它的任何土地以帮助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新国家。    【合众国际社安曼二十五日电】约旦首相塔勒今天警告说，法庭将严厉惩办发现带有非法武器的民兵。    塔勒说，所有在政府的人民抵抗部队服役的民兵都交了枪支。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二十六日电】奥博特今晚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将回乌干达去，他说那里继续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奥博特是在新加坡参加英联邦会议以后在回国途中于昨天被军队推翻的。他说在他所说的这次试图进行的政变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    他说，在乌干达国内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他说，“许多人已被冷酷地杀害了。”    他说昨天宣布军队按管的乌干达电台是由外国人管理的，并且指责与以色列人有牵涉。    以色列和苏联的专家负责训练乌干达的一部分空军。    【美联社达累斯萨拉姆二十六日电】乌干达的奥博特二十六日傍晚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仍是乌干达总统，并且发誓不久就要回去。    【法新社内罗毕二十六日电】据宣布，昨天被军队推翻的乌干达总统奥博特今天已离开这里去达累斯萨拉姆。    这项公告说，坦桑尼亚政府已给予这位被撵下台的领导人以政治避难权。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二十六日电】被废黜的乌干达总统米尔顿·奥博特今天从内罗毕乘飞机抵达这里，受到坦桑尼亚当局像对待总统似的欢迎。    这里的可靠人士说，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了一次讨论乌干达局势的紧急内阁会议之后，奥博特通过电话与坦桑尼亚政府进行了联系，然后就飞到了这里。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二十六日电】奥博特博士今晚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要告诉你们，就在一年以前的一月二十五日，乌干达武装部队副司令奥科伊准将在夜里同他的妻子一起被杀害了。警察后来发现他是被武装匪徒杀害的。    “根据这些人所作的交代，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杀害准将是因为阿明少将出钱要他们这样做的。”    奥博特说，这个案子预定下周开庭，他毫无疑问地认为在乌干达的事态发展是为了阻止这个案子开庭审讯的。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二十六日电】奥博特说，乌干达警察总监奥里耶马只是在他的父亲被残酷地杀害之后才到电台广播说警察将同军队合作的。    奥博特说，“我不知道会实行什么样的合作”。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二十四日刊登苏利克从华沙发回的报道，标题为《波兰新的动乱提出清洗的要求》，摘要如下：    华沙，在起初对哥穆尔卡突然被解职一事的反映是惊愕和不相信，但是现在，终于以政治的激情沸腾起来了。    关于今后新政策性质的可靠消息是极少的，但是谣言和猜测非常之多。来自波罗的海各港口的官方消息说，在那些地区，即格但斯克、索波特和格丁尼亚，在公共运输交通工人和造船工人当中，罢工一直在进行。在过去的一周内电车和公共汽车两次停工。    造船厂的生产能力低于正常情况。这显然是有组织的怠工，目的是保持对当局的压力，直到工人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为止。    要求显得更有政治特点，这些要求包括撤西伦凯维兹的职（西伦凯维兹失掉了总理职务，接替斯彼哈尔斯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撤科齐奥列克的职（他是经济上新的霸主），甚至撤莫查尔将军的职（他是组织波兰现代警察部队的人）。    看来，人民的情绪主要是通过工厂党组织表达和反映的。    在华沙，猜测主要是集中在即将召开的八中全会上，这次会议经过几次拖延，现在预定在二月三日召开，预料会议将是活跃的，如果证明这次会议不是真正决定性的话，至少，党内新的权力关系将会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有迹象表明，在幕后正在进行着政治对抗和改组。据说，现在已回到家里的哥穆尔卡正在试图东山再起，为中央全会准备重要讲稿。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点点机会。    更发人深省的也许是：这一期的《政治》周刊——一般被认为是支持新领导人盖莱克的——发表了莫查尔将军没有发表过的回忆录的摘要。这个回忆录提到了战后初期当这位将军在罗兹担任保安工作头子时期里的情况，描写了他同地方上天主教主教的友好合作关系。表面上，发表这个回忆录的决定，可以被解释成对大多数波兰人的宗教感情的另一个和解姿态，但是它的内容含混得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反面的意思，这些使人猜疑，决定发表这个摘要，至少有一部分动机是，希望损伤这个将军的名誉。不论其动机如何，《政治》周刊在出版后几小时之内就卖光了，这位将军的回忆录成了华沙咖啡馆里谈论的丑闻。    人们在闲聊当中坚持认为，无论如何，莫查尔将军作为“民族主义派”傀儡领袖可能不久就会降级，而由华沙党组织的年轻有力的头头肯帕来代替。虽然有很多事都捉摸不定，可是清楚的是，盖莱克的个人威信在上升。他对民族主义情绪的让步，像决定把被德国人摧毁的华沙王宫重建起来等等，受到了欢迎，至少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

【路透社华沙二十五日电】华沙电台报道，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和总理雅罗谢维奇，在插手结束什切青造船中心周末罢工以后，今天又同波罗的海格但斯克港的造船工人举行了会晤。    什切青的工人二十二日曾经停工，但是在昨天同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会晤，表示不满和提出要求以后，今天决定恢复正常工作。电台又说，这家造船厂各部门的代表提出了工人所关切的经济、组织和社会问题。    【法新社华沙二十五日电】波兰党的新领导人盖荣克今天会见了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索波特和格丁尼亚的工人，强烈要求他们支持他的政府的社会和经济计划。    工人代表们就十二月骚动的原因、他们当前的问题和他们的要求提出了许多疑问。    消息说，这次讨论自始至终是“十分坦率的”，工人们坚决地坚持他们的要求，而这些政治家们解释了波兰当前局势的困难。    使这里的外国记者吃惊的是，今天上午他们的电传机工作正常，而在昨天电传机多次中断。昨天每当记者打出“什切青”这个字时发报机就突然停止了，这里的观察家们说，看来这表明，当这个奥得河口港口城市在举行罢工的时候，首都的官员们是胆战心惊的。盖莱克取消了他原定向该市人民作的广播演说，决定设法亲自到现场同工人举行会谈。    【美联社华沙二十五日电】一个高级代表团二十四日陪同盖莱克平息了什切青的罢工动乱。    观察家们认为，这个代表团的组成成员情况表明，同工人的会谈谈到了在圣诞节前爆发的骚乱中民警和军队向民众开枪一事。波兰造船工人强烈要求解释造成许多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的开枪事件。

【南通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萨克、总理什特劳加尔和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比拉克这些最高级领导人今天出人意料地到达莫斯科。    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来到莫斯科之前几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公布了一项题为《教训》的文件，企图为华沙条约五国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干预辩解。苏联报纸广泛报道了这个文件。同时宣布了一项更加详细的对这一文件的解释。    同时苏联报纸全文刊载了一些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署名信。还刊载了参加干预的苏联士兵的来信。他们在这些信里强调，他们能参加执行这项任务而感到骄做。据认为，在勃列日涅夫一胡萨克会谈过程中可能讨论两国领导机构就两国关系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可能还要讨论欧洲问题，特别是同柏林有关的问题。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可靠人士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胡萨克和总理什特劳加尔今天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就一项未透露的问题进行“紧急”的一天会谈。    这里的观察家们一般认为，这次访问可能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机构的组成有关。这里相当广泛的消息灵通人士都支持这一看法。苏联领导人事实上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六八年华沙条约国进行干涉以后的“正常化”问题现在终究得到了解决。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二十六日刊登发自莫斯科的电讯，标题是《捷克人对莫斯科进行突然访问》，摘要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三名高级领导人今天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这次访问使西方观察家感到突然。    有些东欧人士认为这次访问主要关系到对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文件表示赞同，这个文件分析了一九六八年引起苏联带头入侵的事态演变的原因。    有许多连带的问题，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目前可以有益地加以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布拉格和波恩之间为改善同西德关系的会谈前途，波兰局势，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然而，就能够察觉到的迹象来说，这些迹象表明，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表示两个政权的“团结”和它们对布拉格最近发表的文件所具有的重要性持有完全一致的意见。

【南通社华沙二十三日电】西德议会中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巴泽尔在波兰进行了三天的访问之后，今天离开这里。他在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这里逗留期间会谈了五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一些家庭有关的，这些家庭的成员有的住在波兰，有的住在西德；第二个问题是：建立波兰—西德商会的可能性；第三是：科学与文化交流；第四：发展青年旅游事业的问题；第五是：两国间过境自由化的可能性。据巴泽尔说，波兰的领导人对这五个问题全都很感兴趣。    波兰政界人士说，巴泽尔来到华沙这件事本身以及他的会谈比他会谈的结果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人们估计，他的访问可能会对建立在最近两国间缔结的条约的基础上的波兰—西德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巴泽尔曾说过，他的党不打算扭转历史的车轮。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十三日报道，“波兰方面的一些谈判伙伴都向巴泽尔指出，波兰对改善柏林及其周围地区的局势无能为力，但有一些有把握的迹象表明，今年秋天以前将会找到一项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波兰的谈判伙伴认为，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可能会在今夏前获得批准。”    这家报纸继续说：雅罗谢维奇通知巴泽尔说，从条约签字以来，三千名德国人从二十四日起第一次可以从波兰迁往联邦共和国。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非洲革命》周刊最近刊载了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的代表在巴黎就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的目前形势向该刊记者发表的谈话。摘要如下：    《非洲革命》记者问：在开展斗争九年后，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现在情况如何？    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代表答：在一开始，厄立特里亚革命在人力和给养方面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革命正义性的最可靠的保证。但是，我们现在再也不使用最初的那种笨拙的方法了。外来的友好援助，首先是在一九六四年来自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接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等国的友好援助……    八年以后，我们认为，革命席卷了全国。厄立特里亚的农村大部分都解放了。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的部队将近有一万名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员。除了这支部队之外，还有一支其人数难以估计的民兵。它是起监视和管理的作用。在解放区，它负责由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建立的农业合作社的安全。    问：在什么地方和怎样进行军队训练？    答：第一批训练是在国内进行的。在我们的革命者中，有些受训的军人由于形势需要就成了教官。几年来，我们的干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是在国外培养的。    问：在解放区是怎样组织管理的？    答：每个解放区有一个政治一军事参谋部，负责解放军和群众的行政管理、教育和政治方向。在驻扎了两个师的占领军的中部各地区，厄立特里亚的群众通过自由纳税的办法向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提供物质支持。参加革命活动的人员也捐款。    在解放区，正在进行扫盲，学习阿拉伯语和提格雷语。领导人有计划地向群众解释解放战争的原因和目的。    问：据说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同埃塞俄比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答：我只向你列举几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在阿斯马拉，美国人有了庞大的空间通讯基地。这就是卡格纽基地。在这个基地有三千五百多人。这对厄立特里亚、整个非洲和中东都是一个经常的威胁。美国人在离开利比亚后，就撤退到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    以色列在德卡梅雷有一个基地。它还领导着一个训练反游击战突击队的军事学校。由于各种新专家的到达和提供大笔资金，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亚的影响正在增大。    问：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相比，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的斗争的地位如何？    答：我们的斗争是民族解放斗争。但是它同样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反对美国一以色列的渗透。因此，巴勒斯坦人和厄立特里亚人是进行共同的斗争。我们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特别是同法塔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法塔赫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尽可能地帮助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巴勒斯坦革命毫无疑问是阿拉伯世界的先锋队的革命。我们永远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直到它达到其建立一个民主和进步的巴勒斯坦国的目的为止。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使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权利得到承认，使世界舆论和国际组织听到我国人民的声音，以便取得对于我们斗争的支持。厄立特里亚人民，在解放阵线领导下，决心推翻埃塞俄比亚的封建专制制度，以便建立一个保证我们国家独立，保证人民自由和进步的政治制度。我们支持被压迫的埃塞俄比亚群众造反。我们反对制度，而不是反对被压迫的埃塞俄比亚人民。我们想在经济方面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同阿拉伯和非阿拉伯进步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