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快报》周刊本周一期发表了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贝当古访华回国后的一篇答记者问。    摘要如下：    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是作为法国的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同中国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参观了外交官们所不能自由参观的地区。    因此，他不是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而是以特殊的政治观察家的身份来回答《快报》提出的关于他对这次访问的印象的问题。    问：你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给你印象如何？    答：六年前我曾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现在已隔好几年了，这次，在某些方面，我确实感到他更加敏捷，甚至更加活跃，身体非常好。他的步伐很轻快，他谈话很生动，而常常是很幽默。    问：你认为他对外部世界感到好奇吗？    答：当然。他谈话的总的内容始终是深刻的。    问：从他的讲话中是否能看出他主要关心的问题？    答：我们可以说，人们感到的是这样一种深切的、甚至是根本的愿望，即把革命维持在他所确定的严格道路上和防止任何“资产阶级”倾向。    问：你是否感到中国人相信会发生战争？并在进行备战？    答：他们坦率地谈论这些。他们说，必须备战，现代战争总是突然爆发的。人们感到这是一种极深的忧虑。因此在经济方面已采取了大量措施，如分散的措施。既然如此，这种精神状态在国内也确实是有益的。    问：他们的文化革命情况如何？这一时代是否过去了？    答：我相信可以说，中国已经完成了文化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巨大的动荡首先使得在政治上真正重新进行了控制。军队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并将继续起头等重要的作用。关于文化革命，中国领导人常讲的第一句话是：“文化革命分清了好人与坏人。”    问：中国人是否真的决定同西方对话？    答：是的，我认为他们目前显然愿意同西方某些大国，特别是同我们，建立新的联系。中国人对欧洲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他们很现实地谈论这些事。欧洲安全问题及波恩和莫斯科关系的变化，好象是他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想知道苏联人能否使其西部边界的局势正常化。    问：你从中国国内得出怎样的印象？    答：令人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多实感，当然是从马路上，也从农村，从房间里看到的。只有看到那满载货物的卡车，和那真正如潮水般的自行车，才能够感觉到这个国家人口之多。特别因为这群人都很年轻。    但是，这些孩子的活动并不象人们一般在不发达国家看到的情况那样。这些青年人显得很健康。人们清楚地感觉到，整个国家不再忍饥受饿。    问：农村怎样呢？    答：无疑，这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中国，至少我所能见到的一部分，好像是一块巨大的菜园，在那里，每一小块的土地都是得到精心耕作的。缺少化肥的中国一旦使用化肥时，产量将会进一步提高。每一个集体农场所分配到的现代化农具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很明显，凡能耕种的土地都耕种了。因此，中国人不是要在这方面取得令人吃惊的成就，而是要在科技跃进方面取得令人吃惊的成就。中国只有向全世界开放才能得到这种跃进。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对西方来说——特别对法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与新的市场。

【本刊讯】日本亚洲贸易通讯社发行的日刊《亚洲贸易》七月二十日登载一条消息，标题是《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进入爆发性的跃进时期——四位反修青年归国报告》。摘要如下：    四位反修青年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他们以五十天的长时日彻底地学习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报告了日本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情况，现在回国了。贸易界人士所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中国人民的心中，活学活用的情况超过了想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新的跃进，在一两年以后将进入爆发性的跃进时期。    新谷团长们的报告中，贸易界注意的要点是：    把这次访问中所学到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前夕；大跃进已经开始，在今后一两年之后，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即将出现非常惊人的爆发性的跃进。    以长期留学于苏联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感到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广大中国人民，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真正地从事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国人民不单是要维护和平，建设国内经济，而且充满着要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气概。    这在今天的苏联是看不到的。其根源在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彻底的普及。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辻发回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走向同苏联“和平共处”——显示出灵活性的中国外交》，摘要如下：    毛泽东主席五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号召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从此便揭开了中国新外交的序幕。    目前，中国仍在继续激烈地谴责美国，特别是严厉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然而，人们注意到，虽然这种“强硬路线”是中国新外交的支柱，但在另一个方面，中国同时也正在推行可以称之为现实外交的富有很大伸缩性的“灵活路线”。    “中苏两国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毛主席会见法国代表团团长贝当古”、“中国和坦桑尼亚签署关于建设铁路的新协定”，等等，最近传来的这一系列消息都表明中国正在多角式地推行“灵活路线”。    尽管“中苏战争”这种最坏的事态得以避免，但是自从发生边界争端以来的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仍然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    不过，中国方面从四月发表三报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以来，苏联方面也从美军进入柬埔寨以来，彼此在论战方面都有所克制    。    七月初开始就流传着一种猜测，说中苏将恢复互派大使，也可以看出这是苏联故意传出来的，但现在已经明确苏联方面派斯捷帕科夫（据法新社莫斯科一日电，现改为托尔斯季科夫——本刊注），中国方面派刘新权为大使。中苏两国的大使自从一九六七年回国以来，直到现在才又重新派遣，这是两国的国家关系改善的开端，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双方关于边界的主张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以及十多年来的意识形态论战等等中苏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只靠大使返任就可以解决的。对于互不承认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苏两国来说，彼此能够互相承认的唯一的国家关系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因此，中苏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这本身并不会直接通向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不过，可以说这是中苏两大国在寻求彼此关系的新的稳定局面的一种动向。    中国的新的和平共处外交对于苏联是非常冷淡的，但是对于不同制度的法国却是作为友好外交而表现出来的。法国的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贝当古访华，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位西方有影响的国家的部长进入北京。中国方面也表示了破格的欢迎态度，对于一位部长，却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亲自会见。这次中法会谈，其内容如何暂且不谈，但对法国来说，它意味着取得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打开第一个缺口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成就，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自由主义国家当中也不是孤立的。    在以和平共处为招牌的中国的灵活外交中，中国本身目前大力推行的是对非洲国家的友好外交。根据十二日在北京签署的新协定，据说中国为建设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全长约一千五百公里）提供了巨额的无息贷款（期限为二十五年），帮助建设刚果（布拉柴维尔）纺织厂、几内亚炼油厂等，积极展开援助活动。    中国的“灵活路线”，如果从造反外交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不能忽视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原则，现在仍然坚持着。    对于美军进入柬埔寨、日美安全条约的自动延长、在台湾和东南亚日本影响的增大这样一种形势，中国表示激烈的反对，并且已经结成从印度支那到北朝鲜的反美、反日统一战线。为了加强和扩大这条统一战线，解除后顾之忧，也在设法最低限度地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法国也努力保持友好关系，这样一种“灵活路线”正在展开。因此，中国新外交的“灵活和强硬”这种两面性并不是矛盾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灵活路线”是长期贯彻强硬路线的前提。

【合众国际社金边二日电】（记者：布雷迪克）据军事分析家最近估计越共已从攻势转而巩固他们的部队、绥靖已占领的领土和征募一支越共式的高棉游击队来攻打金边政权。    这些分析家对目前暂息的这场五月之久的战争作了悲观的描述。他们预料共方依然偶而会采取一些行动，主要是针对军事哨所，来扰乱政府军。    中立的专家们说，他们预料政府在农村地区的势力将进一步缩小。有一位专家把目前的情况比作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的南越局势，那时共产党控制了那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从控制领土角度来说，分析家们说，北越和越共控制了柬埔寨的大约百分之五十的领土，主要是金边以东和东北地区。    军事斗争目前集中于大部分战略地区——往南和往西南的人口稠密地区、往东北和东南的湄公河沿岸大城市以及暹粒—吴哥窟地区。    越共目前是在以被废黜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    来自农村地区的情报消息说，这个阵线的军队向柬埔寨人购买粮食和供应品，给他们收条，答应“在西哈努克回来时偿还欠款”。    分析家们说，如果共产党人想把整个柬埔寨，包括金边在内拿下来，那么需要一支庞大的高棉部队。    越南人拿下首都就会使分析家们所谓的一场小说似的游击战宣告结束。    专家们并不认为共方不想攻下金边。他们预料，共军在农村地区巩固其势力以后就将设法攻克金边。共方在农村里巩固势力后会使得目前易于得到的供应品断绝。

【法新社河内四日电】泰国共产党今天在这里发表的一项中央委员会公报，号召它的战斗部队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战争的印度支那三个国家配合行动。    这是亲中国的泰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把他们的行动同印度支那其它共产主义运动连在一起。    观察家们强调说，如果这种联合在战场上实现的话，那么它将标志着东南亚运动战争扩大的一个新阶段。    泰国共产党在公报中要求它的党员加强反对曼谷政府的斗争，它说，曼谷政府正在帮助美国人扩大整个印度支那的战争。

【路透社南印度科泽科德三十一日电】今天据这里的一则官方消息说，共产党纳萨尔巴里分子在一个六十三岁的地主家门口砍了他的脑袋，并将他的头悬挂在他家的大门上。昨晚当这个地主纳拉亚南·库蒂在离马拉巴尔港一百公里的孔加德村同他家里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大约二十五名纳萨尔巴里分子冲进了他的家。    这则消息说，他们把他拖到屋外面，在他们逃跑之前砍掉了他的头。库蒂是喀拉拉邦警察副总督的亲戚。    本月从喀拉拉邦传来了纳萨尔巴里分子进行了几次袭击的消息。    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在新德里向议会说，正在采取强硬措施来对付这些革命派，但是她拒绝详细地谈。    【印报托布巴内斯瓦尔三十一日电】据这里收到的一则迟到消息说，七月二十六日在奥里萨邦的艾蒂普尔村贱民农民和印度教族地主发生冲突，有三名贱民被打死，另有四人中弹受伤。

【印报托台拉登二十三日电】在突然袭击贝拉库奇的悲惨事件中至少有二百人淹死，同时沿巴德里纳特公路的其他几个村庄被阿拉克南达河的咆哮的怒涛冲走。由山洪引起的山崩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据信在山崩以后，乔希马特附近在房屋倒塌中大约有四十人被压死。据报道，有十七头牲畜被砸死。    传到里希克什的运输公司的消息说，在贝拉库奇本地惨死的人数可能超过早些时候所说的二百人。    今天从水灾地点回到里希克什的二十名运输公司司机说，整个贝拉库奇村庄被冲走了。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二十三日电】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高地山谷二十一日晚发生了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淹死了挨着阿拉克南达河的一条公路上的大约二百名香客。    村民们说，过去五十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洪水。    印度报纸报道，阿拉克南达河（恒河的一个山间支流）上洪水涛涛，冲进了巴德里纳特的圣庙以南约四十英里的这个山谷。    这些报道说，大约有六百名停在四千英尺高处的香客被卷入急流。共有二十二辆车辆——十五辆公共汽车、五辆出租汽车和两辆陆军卡车和估计二百名香客被冲走。

惊呼印度农民在印共（马列）的领导下，纷纷起来造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日益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斗争烈火燃遍整个印度。哀叹印度反动当局面对如此革命大好形势惶惶不安束手无策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三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印度：抢夺土地的战争》的文章，全文如下：    数月来，一群群无地农民汇集而成的穷困暴民在印度北部的孟加拉农村地区抢劫掠夺，杀地主，抄他们的家和强占土地。他们自称纳萨尔巴里分子（根据一九六七年年初发生流血的农民起义的地方    ——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命名）。政府官员们最初没有予以重视，认为这仅仅是印度长期存在的法律和秩序问题的又一表现。但是，十分奇怪的是，警察和军队对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暴动越实行严厉的镇压，它就扩展得越广，首先扩展到其他地区的农村，然后扩展到人口很多而贫穷为患的城市，城里的激进的学生和失业青年开始对大学和一些机关投掷燃烧弹，声援纳萨尔巴里分子运动。    上星期，纳萨尔巴里运动不断的壮大，终于促使总理英迪拉·甘地来到当前动乱的风暴中心——加尔各答。她呼吁遵守法律和秩序的话较少，而更多地呼吁实行土地改革和采取其他弥补性的行动，以便预防出现现在正在迅速地对印度的政治稳定构成重大威胁的局面。甘地夫人许诺说：“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来建立一种社会上公平和公正的土地所有制”。在印度，有八千多万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摆布下过挣扎着勉强活命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诺言。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来正是印度最近几年广泛宣传的“绿色革命”——这种革命强调只有地主和富农才有能力采用的那种机械化和改进技术——迫使许多分成佃农和自耕农走投无路。由于进行大规模的耕作能够赚钱，所以有进取心的地主和商人变成的农场主一直在买进土地，使先前耕地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小块土地。去年仅仅在比哈尔邦，地主就发生了四万多件诉讼案，要求从分成佃农手中收回租地。在迈索尔邦，八万多件类似这样的案件现在已向法庭提出，尚未解决。火星：这种使人们回想起英国十七世纪臭名远扬的“圈地运动”日子的一触即发的局势，几乎是在乞求政治上的利用，因此，纳萨尔巴里运动已得到印度严重分裂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极端的一派    ——扔炸弹的印度共产党（马列）的合作，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印度共产党（马列）的领导人学着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灯原”的格言，热切地宣布“纳萨尔巴里的火星已点燃了整个印度”。他们采用毛泽东主义者关于农民组织和游击战的战术，已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建立农民支部、组织了他们自己的“红卫兵”以及建立起了长矛、枪炮和弓箭的军械库。    就这样武装起来之后，纳萨尔巴里分子从偏僻的山林地区出来袭击，他们造成的恐怖几乎传遍印度的每一个邦。对地主进行缺席审判，然后吊死或砍头。在西孟加拉邦，缠着腰布的农民军最近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了“夺地”战，夺去了私人庄园和政府的土地。在城市，纳萨尔巴里分子的秘密帮会抢劫银行、杀死警察并且殴打敌对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即印修分子——本刊注）。首要的城市目标是加尔各答，一个又脏又臭、七零八落的八百万居民的城市，由于一次次罢工、暴力行动和破坏，现在这个城市快完蛋了。影响：尽管这些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喧嚷，印度官员却估计，目前纳萨尔巴里分子的力量只有一万人（其中四千人集中在加尔各答市），但是他们承认，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钦佩，许多农民在警察搜捕纳萨尔巴里的领导人时，拒绝与警察合作——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这个运动的毛泽东主义战术可能正在收到效果。尽管如此，警察却说他们已占了上风。最近数月内，打死了两位有名的纳萨尔巴里领导人，俘虏了几十名他们的追随者。还搜出大批步枪、手枪、炸弹和传单。    但是，在民主的印度，社会正义和经济的车轮进展极其缓慢，而且很清楚，纳萨尔巴里分子，尽管他们搞恐怖主义，已引起某些对改善生活无耐心的农民和学生内心的同情。现在大多数印度官员一致认为，迅速实行土地改革要比目前警察使用的扫荡战术更有效得多地消灭这个运动。但是，土改主要是印度各邦政府的职责，因此，甘地夫人的政府尽管有着良好的心愿，仍是几乎无能为力来实施它所谋求的“社会公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酝酿着可能最后把印度的绿色革命变为愤怒的某种程度红色的革命的局面。

感谢西哈努克亲王释放我们    六月九日，直升飞机的袭击，使我们和我们的看守更加紧密。在避过这次袭击后，安海开始回忆说：“你们记起你们被‘捕’那天吗？当时，我曾说过，你们不会被枪毙的，假如你们真的是记者，你们将获得释放。”最后他说：“还没有人对你们说过，不过，已作出决定了。你们将得到释放。”    晚饭后，游击队告诉我们，将有一位高级官员来探访我们。因此，我们在等候想像中的好消息。    不久，我们听到引上我们的茅屋的活动梯，有脚步声音。随后，便出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物，他是我们被俘以后从未见过的。看上去他是一个司令员。    那个高级军官笑着问我们：“你们怎样看我到这里来的？”    我说道：“我希望，这是由于你们已经发现，我们正是我们对你们说过的那种人。”    他回答说：“对的，正是如此。你们将被释放。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总参谋部，已经作出决定，你们将立即予以释放。”    整个探访只进行十分钟左右。那位像司令员的官员说，他不能同我们一起逗留很长时间。他说：“我必须离开了，同时，你们必须准备在今晚步行十三英里。”    我们在新月下开始十三英里长的步行，这次步行最后使我们得到释放。    早上三时，即我们出发后的六个钟头，我们终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回到三周前我们在盟军拂晓进攻之前逃走的那座柬埔寨大屋。睡了一阵以后，我们同行三个记者便开始起草一份联合声明。我们在声明的结尾写道：“基于我们的观察，我们相信，美国和西贡军队入侵柬埔寨，不可能取得胜利。它除了把一场苦难的和长期的战争带到一个和平的国家，并使印度支那战争的和平解决更难实现以外，什么也办不到。”    我们终于获释了。我们逗留过十九座柬埔寨的房屋，估计旅行过二百英里。获释时，我们三个记者再度感到孤单，这是五月七日我们被俘后第一次感到的孤单。    我们于六月十六日拂晓时分，附搭别人的汽车进入西贡。    我们设法避免接受访问，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写出我们自己的见闻。我们到达西贡后首先要办的事情之一，就是打电报给西哈努克，感谢他把我们释放。

【本刊讯】新加坡《星洲日报》三日以《从以色列接受中东和平方案说起》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阿联跟以色列都已经接受美国的新中东和平方案。当事双方付出的代价都很大：阿拉伯集团内部分裂，以色列的联合政府则因此左右分手。这在以阿双方，彼此都无可如何，因为，战争尽管是它们彼此之间的直接冲突引起的，战争的继续或者停止现在却已经不能由它们来决定，因为以色列要靠美国，阿拉伯国家则必须依仗苏联。    归根结底来说，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在那六天里是以阿战争，从此以后它事实上已经变成美苏之间的战争。    美苏在中东的对峙在去年底今年初曾经一度危险万分，一时的形势大有直接卷入的可怕远景。    美国人因此不得不勒紧它自己的鸡犬。这就是以色列为什么会忽然悬崖勒马，一下子又停止对埃及的“深入轰炸”的内幕。    那个时候，美国不愿意中东局势恶化，因为它们在印度支那还另有图谋。    这个印支图谋在五月一日才揭盖：美国军队开入柬埔寨，因为朗诺将军已经变成金边的阮文绍。    这是尼克松一个出人意料的新冒险。可惜这个冒险从第一天起就被证明得不偿失：美国国内舆论哗然，在国际间更没有一个尚未被人捏着鼻子走的国家不对美国痛加指责，甚至连美国国会都对尼克松反叛了。    尼克松总统在一棋失着之后，急流勇退，一方面宣布柬埔寨撤军（只撤退美军），另方面却想在中东跟苏联摊个牌，大声疾呼认为中东战争已经变得比印支更危险，美苏有可能因此爆发它们的直接核子冲突。    苏联对于美国，近年以来几乎是随时随地都极力屈己从人的。在中东，这就是为甚么苏联只能帮助阿拉伯国家防空，却拒绝帮助它们反击。在印支，苏联的妥协立场甚至走得更远：它不但曾经力主河内接受巴黎和谈，甚至对于西哈努克直到现在都未予承认。    尼克松在美国国庆前夕发出的警告，在莫斯科目前的集体领导层的心目中因此几乎不仅是又一次古巴事件。因此，在不久以后的纳赛尔访问期间，他们曾经象赫鲁晓夫对待卡斯特罗一样，不惜花费整整十九天的时间来劝说这位败军之将的国家元首实事求是，接受一个光荣的城下之盟。    纳赛尔屈服了。以色列也终于屈服。这就是目前中东和谈的一线曙光。    不过，中东的以阿冲突，从以色列恢复立国那一天算起，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年。从种种方面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一次的罗杰斯新和平方案，是不是当真就能给中东带来一个持久的，或者至少暂时可以实现的和平呢？就对以阿双方的直接利害来讲，这在我们看，几乎不可能。可是，就对幕后主动的美苏关系而言，这却同时也是事实难免的，因为，美苏目前实在都还没有必须要为中东摊牌的任何必要，中东的现状维持其实对于它俩都更为有利。    只有印支局面才是对它俩都更值得焦虑的，因为，柬埔寨事件不但曾使美国丢脸，也使苏联一旦之间丧失了它在东南亚的大半影响。如何才能恢复那破灭了的远东势力均衡？这个问题的解答，在我们看，有一半是系于中东问题的解决希望的。因为，美苏两国如果坚持它们在中东的角力，那么，在东南亚，这个鹬蚌之争，就只能使渔翁——中国——得利了。这个在华盛顿跟莫斯科，不消说，都是它们所不甘坐视的。

【路透社莫斯科四日电】一个高级的伊拉克代表团今天到达这里，他们是来同苏联的最高级官员举行会谈的，这个会谈可能包括对巴格达对于中东和平行动的态度发表某些措词强硬的评论。    由伊拉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提克里蒂率领的这个代表团是在当伊拉克和莫斯科在中东的最亲密朋友埃及之间出现了分歧的时候来到这里的。自从纳赛尔总统接受了美国的和平倡议以来，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发生了纠纷。    巴格达复兴社会党的统治者一日曾遭到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的猛烈的攻击。    已保证要以大力的援助支持纳赛尔总统的克里姆林宫肯定会要求这两个复兴社会党的官员们作出解释。    【美联社莫斯科四日电】一个高级的伊拉克代表团今天到达这里，有迹象表明，它将受到克里姆林宫的严厉斥责。    苏联已经批评了伊拉克的“否定的态度”，因为它未能赞同埃及接受美国提出的中东和平计划的行动。预料巴格达的来访者将受到强大压力，要他们改变他们政府的决定。    在贝鲁特提供消息的阿拉伯人士预料，克里姆林宫将以减少对复兴社会党政权提供的武器和其他援助来进行威胁，除非伊拉克的口气变软。

【中东社开罗四日电】据本社提前获得的一份《金字塔报》说，伊拉克政府向埃及驻巴格达大使馆发出抗议照会，抗议公开发表纳赛尔总统给伊拉克总统贝克尔的复信全文，阿联外交部对这个抗议照会将不予答复。    埃及外交部进行研究后认为，伊拉克的抗议照会说公开发表信件全文是“同两国关系的基础不协调的”，但是，通过电视和电台播送巴格达的反对阿联的示威活动同这种关系的基础协调吗？    埃及外交部指出，向不只一个阿拉伯国家首都的反对阿联的运动提供经费，同相互关系的基础也是不协调的。    另外，伊拉克的抗议照会说，“伊拉克政府保留以适当方式对这一措施作出反应的权利。”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三日电】在伊拉克和埃及两国的关系十分僵的时候，伊拉克今天对埃及作了回击。    执政党复兴社会党的喉舌《革命报》指责埃及接受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投靠以色列和美帝国主义”。    《革命报》由编辑部署名的长篇社论说，“接受美国建议意味着向以色列让步。”    由官方的巴格达电台广播的社论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为“埃及政权”。    伊拉克通讯社作晚说，有五千埃及人聚集起来在开罗示威，反对埃及接受美国建议，被治安部队驱散了。    巴格达的猛烈攻击是在纳赛尔昨晚作了尖刻批评之后发出的，纳赛尔指责伊拉克回避同以色列作战，用口号和言词代替子弹。    伊拉克今天显然是反驳这个指责，伊拉克说，它的军队在约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东部前线完成了大规模的真枪实弹军事演习。巴格达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    【法新社开罗二日电】开罗电台今晚宣布，埃及总统纳赛尔今晚就伊拉克最近因纳赛尔接受了美国中东和平计划而举行的反对埃及的集会一事向伊拉克总统贝克尔提出抗议。    据开罗电台广播，纳赛尔对贝克尔说：“我是希望把在组织反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示威方面所花费的力量用于较为重大的目的，象派一架飞机去轰炸敌人的一个据点。”    纳赛尔对这位伊拉克领导人说：“我对伊拉克当局组织反对阿联的示威是感到十分惊讶的。单喊口号是不足以进行战争和赢得解放斗争的。”    开罗电台说，纳赛尔的信件是对贝克尔信件的复信。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日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在美帝奴役与控制下的蒋帮，财经状况越来越不妙。近年来，蒋帮一方面滥发钞票、加捐加税、大量发行“公债”，同时还依赖美国和日本的贷款；使用这些手段，以求苟延残喘。    二十年来，蒋帮的财政支出数字不断增加，据统计，一九五○年，蒋帮的“中央”预算支出是十三亿五千三百余万元（新台币，下同——《大公报》注），但一九七○年度的支出，却增至二百七十八亿三千七百多万元，扩大了二十倍以上。预算支出的膨胀，是由于物价上升，货币贬值，也由于开支较前更多，贪污之风更盛。    蒋帮把庞大的财政重担，压在台湾人民的身上。二十年来，新台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二百倍以上；通货膨胀的结果，物价飞涨。一九五○年一月，台北市白米零售价每百斤为三十六元，而现在，每百斤高达五百元。在蒋帮管制下的米价，上涨尚且如此狂烈，一般物价的变化更可想像。    税收在蒋帮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五○年度的占百分之四十，上升到目前的占百分之七十点四，这就使台湾工商业负税愈重，台湾人民愈益贫困。目前，由于台湾人民购买力的薄弱，以及外资工厂产品的打击，台湾当地工厂产品滞销的情形日益严重。    为应付庞大的开支，蒋帮还不断发行各种“公债”；一九六七年，“公债”的发行已超过一百亿元，至一九六九年三月，更逾一百二十亿元；此后虽然归还了一部分，但据上月二十五日台北“经济日报”透露，目前还有约八十五亿元的“公债”没有清偿。此外，蒋帮还发行“土地债券”和二十六亿元的‘“粮食实物债券”。    连年以来，蒋帮还不断向美日等国借债。台湾对外贸易每年都处于大量入超的地位，尤其对日贸易，一九六四年的逆差是三百万美元，一九六九年的逆差已激增至三亿一千万美元。今年情况更坏，据台湾各方估计，今年对日贸易入超将逾四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蒋帮欠外国的借款，迄今已达六亿三千七百多万美元。    蒋帮最近还向日本乞贷三亿美元，又准备向“世界银行”再借二亿二千万美元，向“亚洲银行”再借二亿五千万美元。    连年以来，美日等外国投资，趁机大量入侵台湾。据统计，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九年，侵入台湾的外国资本共二亿七千六百万美元，其中美资最多，占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日资次之，占六千八百万美元。    蒋帮虽不断借债并引入外资，但仍未能摆脱财经的困境，反而使美日资本加速渗入台湾各个经济主要部门，加速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并使台湾工业蒙受严重的摧残。    蒋帮的一九七一年财政年度已开始，（按：蒋帮的财政年度是由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新年度的财政预算又进一步膨胀，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八，支出增加是因为军费比上年度增多了百分之二十七。在这新的年度中，蒋帮的财政经济比过去年度更见困难。为了支应日益膨胀的预算支出，新年度税收在预算总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公债”的发行量预定为二十八亿元。由这一年度开始，“公债”的偿还期限由五年改为六年，届满二年开始还本改为届满三年开始还本，自发行日起每三个月付息一次，改为六个月付息一次，总之，是将“公债”的还本付息期限尽可能拖延。    除此之外，蒋帮还要修改“外人投资条例”，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美日垄断资本的“支持”。图为三轮车工人吴天赐踏着三轮车，沿途兜售儿女；车前的纸牌写着“儿女急售，治疗老婆”。（原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美《挑战》月刊八月号刊登了弗恩特斯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波多黎各：通用电气公司工人举行了八个月的罢工》，摘要如下：    波多黎各帕默地方的通用电气公司的举行罢工的工人，六月七日在一次会议上拒绝了通用电气公司和宇宙航空机械士和工人联合会（劳联—产联）初步达成协议的条件。    在参加会议的三百一十名举行罢工的工人中，三百零九人投票赞成拒绝拟议中的协议，并决定把他们举行了八个月的罢工继续下去。    正如罢工工人自己所表示的，他们之所以举行罢工，是因为公司提出的改善经济状况的办法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车间不得重新雇用一直积极参加罢工而在宣布罢工后被解雇的那四十八名工人。    这四十八名工人当然是在斗争性最强的工人之列。    自从这项协议被拒绝以来，布置纠察线的地区的秘密警察人数增加了。在罢工工人取得道义上的胜利、他们比以前更加团结、他们显示了武力以后，公司打算使用更阴险的手段来破坏罢工和使罢工失败。    通用电气公司剥削和摆布帕默的工人已有十年以上。这是在波多黎各设有七七个工厂的通用电气公司第一次遇到罢工。举行罢工的工厂是通用电气公司在波多黎各设立的工厂中唯一成立了工会的工厂。    通用电气公司在波多黎各采取的战略是，不让受剥削的工人得到使他们免受老板们摆布的最基本的工具：工会。例如在别克斯，通用电气公司要求市长里维拉答应工厂中雇用的工人同意不成立工会。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的是，继续采取坚定的态度，以便为帕默的工人、通用电气公司的其他工人和波多黎各的工人阶级赢得胜利。

【路透社布拉格四日电】反对苏联所带头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的人们，要求对商店、影院和报馆进行抵制，并且在下午七点自愿实行宵禁，以纪念八月二十一日入侵两周年。    但是，他们在布拉格人们当中传阅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呼吁书，避免要求进行那种可能导致再度发生去年同警察在街头的搏斗（当时有五人死亡）的积极示威。    例如，这个文件并不敦促人们再次对公共交通进行抵制。这里有许多人觉得，去年步行的人数增加是造成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水龙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地，它并不要求在正午举行五分钟罢工，也不要求在正午开着车灯或鸣起喇叭开车以纪念两周年。所有这些举动都曾在一九六九年激起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    呼吁书敦促人们要消极抵抗，而不是漠不关心。它说，“漠不关心，只想着个人的烦恼，退出公共事务，……只能延长我们受奴役的时间，甚至也许会延长许多年。”    “他们能够禁止我们做什么，但是他们不能禁止我们不做什么。他们能够禁止我们上大街，但是他们不能禁止我们不上大街。所以，在八月二十一日：“一、我们不在商店买东西。“二、我们抵制影院和公共场所。    “三、我们不买或不看报纸。    “四、我们从下午七点起不上街。    “五、我们在家中熄灯或者不让灯火透出窗户。城乡街道空无一人，将是我们进行抵抗的证明。让我们显示我们争取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主权和民主的意志吧。”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六月二十七日刊登特派记者的报道，标题是《捷克军队面临严格的审查》，全文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目前正受到很彻底的政治审查。每一名职业士兵都被要求填写一长篇意见征询录，此表的文本现已传到西方。没有什么疑问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大多数对一九六八年八月的苏联入侵深为愤恨。    意见征询录涉及一个士兵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今可能从事的一切可能的活动，并且征询对这一阶段所有政治事件的详细意见。许多战士将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除非他们决定说谎。下面是问题的例子：你对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的态度如何？对于华沙条约五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对煽动敌视我们社会主义盟国的运动，你的看法如何？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你在何处，当时你在做什么，你当时在谁的指挥之下？    在你的单位里在我们的士兵和盟国的士兵之间发生过任何冲突没有？如果发生了，是何种冲突，其原因如何？    对于签署关于苏军暂时驻扎我们领土的协定，你的看法如何？你在何地、何时向谁表示过你的看法？    叙述你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反革命事件（指在入侵一周年时发生的反苏示威）时的活动情况，说明你是参加了这些示威呢还是参加了镇压这些示威。详述你为了帮助巩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斗争而进行的活动。    不清楚答错了的人会怎么样，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会愿意容忍在它的盟国武装部队中发生政治反抗。

【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二十七日刊登了《纽约时报》发表的里普利从丹佛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罢工使美国的原子武器生产缓慢下来》，摘要如下：    原子能委员会所属的一家主要工厂的罢工工人使美国的核武器生产缓慢下来，并且指责说厂方在处理放射性物质方面毫不注意。    在丹佛西北十六英里的洛基弗拉茨为原子能委员会经营这家工厂的道化学公司，和从华盛顿前来的国会调查小组双方，都否认在罢工期间企图使这家工厂继续开工生产会马上引起任何直接的危险。    但它们承认工会的这种指责，即过去曾把一些放射性废物埋在工厂里。    从六月二十八日开始的这次罢工已使核武器的生产放慢了，虽然它的损失还没有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一日的那起事件那样不堪设想。当时发生了一场钚引起的火灾，损失达四千五百万美元，使洛基弗拉茨的重要装配厂都遭到损失。

【本刊讯】七月十三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载一篇题为《欧洲为什么对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的文章，摘要如下：    西欧同美国的关系正在发生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在报纸上大部分标题都是关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中东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欧洲的新情绪并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能够马上觉察出来的。    但是，这些变化已给白宫制造了一些难题，引起了华盛顿官方的关切。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一些主要国家首都的记者所报道的下列消息详细地考察了欧洲同美国关系的变化，与此有关的因素及其意义。即将进行某种“痛苦的调整”（发自伦敦）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决策人对美国在国外所起的作用有一种新的、捉摸不透的感觉。这个问题超出了在欧洲的三十一万美国驻军中一部分部队可能要撤出这个范围。人们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位欧洲国防部长私下谈话时谈到下面这些表示忱虑的话：    “美国国内发生的多方面的危机使得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担心美国将来是否有能力维持它对欧洲防务所承担的义务。正因为如此，我们怀疑美国进入柬埔寨的决定，这个决定显然使国内危机更加恶化。”    对于美国对欧洲防务承担的义务的怀疑使得欧洲盟国更愿意作出安排，来减少美国由于它在欧洲所起的军事作用所承担的经济负担。    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谅解，严重的紧张局面依然存在。经济上的竞争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紧张。例如，美国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大批削减了美国对欧洲的粮食出口）感到愤慨，而欧洲人也对美国越来越实行保护主义的作法感到不满。    西欧人对“美元本位”的失望则是引起摩擦的另一个原因。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已在执行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是要导致在七十年代结束之前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和发行一种共同货币。人们认为这种作法是对美元霸权的一个挑战。    英国的观察家预料，建立一种新关系将需要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都作出痛苦的调整。要求欧洲统一的压力越来越大（发自巴黎）    在法国，人们认为美国同西欧的关系中的麻烦正在向深处发展。    法国认为，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大了，法国感到自己是被人忽视和遭受挫折的。    他们感到怀疑的是，美俄之间关于中东危机的任何秘密会谈的所有详细情况并不是都告诉他们了，尽管阿拉伯世界就在法国的门口。    在一些法国人看来，欧洲安全取决于减少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搞的对立面华沙条约组织而产生的紧张局势。其他一些人认为，从长远看来，安全将取决于建立欧洲核力量。在波恩“向东方开放”的背后（发自波恩）    西德同美国的关系在政策中的两个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东方政策。这是西德总理勃兰特所提倡的同东欧共产党国家友好的新方针。    第二个就是西欧防务。西德人认为，美国军队全部撤出欧洲，特别是撤出西德会造成一种威胁。    在这两方面实际产生的效果是在华盛顿和波恩之间出现了裂痕。    西德单干的试验在美国官员中引起不安，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将产生什么后果。    在继续为实现“向东方开放”单独作出努力的同时，勃兰特总理需要美国给予德国军事援助。据他的朋友们说，他承认，如果目前驻扎在西德的二十万美军中有大部分撤走的话，克里姆林宫就不会理睬整个东方政策的主张了。    因此，波恩政府拼命地表示愿意解决驻军问题，即使超过八亿美元也行。西德人现在每年付八亿美元来帮助维持他们国家的驻军费用。    在西德，普遍的想法是：美国必须在欧洲保持能够产生影响的军事力量。尼克松政府保证说，在一九七一年六、七月前，它将不会减少以欧洲为基地的作战实力，人们认为这个保证只有表面价值。    对于一九七一年六、七月以后情况如何还捉摸不住；对于美国对勃兰特向共产党国家讨好所作出的反应感到不安，这两点在美国和西德关系中又造成了新的紧张。意大利人的担心：美国会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吗？（发自罗马）意大利对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友好的，尽管美国国内的困难、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已在许多重要的意大利人物中产生了疑问。    在意大利看来，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是西欧对付苏联威胁的真正防御的唯一保证。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将来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一位意大利政治评论家这样说过：    “显然，在国内问题和冲突达到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在美国已达到的那种程度时，它们的影响就会远远超过国内事务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实行孤立主义。”    “在国内力量削弱的情况下，它可能感到它自己不可能完成它作为世界强国所承担的任务。”    尼克松总统在一九六九年他刚刚上台后不久对欧洲各国首都进行访问时使得人们对大西洋联盟又有了新的信心，现在，离那时还不到一年半，如果总统想再来访问的话，他会发现欧洲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