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北京五日电】北京电台五日宣布中美两国二月二十日在华沙举行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会谈。这里一般认为这是表明北京的新的外交战略有了积极发展。    这项宣布意味着北京—华盛顿之间已恢复的大使接触在以出人意料的快速度进行。    重新开始的会谈的第二个会合刚好是在中美接触于一月二十日恢复之后的仅一个月举行。    这里普遍认为，中国最近越来越猛烈抨击苏联这一点说明，北京对苏联的谈判态度感到强烈不满。看来，中美大使会谈的重新开始和美中驻波使馆作为新会谈的会址这两者的确使苏联感到非常震惊。    【路透社华沙五日电】观察家今天说，美国和中国同意在它们于一月二十日恢复会谈之后刚好一个月再在这里举行一次正式外交会谈，从而在迅速交换意见方面打破了最近所有的纪录。    这里的一位美国官员证实，这次会谈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但是他拒绝说明这次会谈是如何安排的，也不愿猜测上次会晤以来这个短短的间隔时期的意义是什么。    观察家指出，这次间隔时期很短，可能部分是由于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和中国代办雷阳上月的会晤很短暂。    【美联社东京五日电】（记者：罗德里克）美国和中国将于二月二十日在华沙举行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会谈。    据说，俄国人对中美重新进行接触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为了离间华盛顿和莫斯科而同美国进行接触的。    据说，俄国人在破坏中苏边界谈判，接着中国人对莫斯科的语调强硬起来了。本周初，俄国人被控同美国勾结一起出卖越南共产党人。    【法新社北京五日电】（记者：孔帕雷）《人民日报》今天在里页用一句话报道，下次中美会谈将于二月二十日在华沙举行，与此同时，它对美国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攻击。    这家报纸两页国际版的一页用整版篇幅批评“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行动，说美国的外部力量衰落了，国内困难重重。这家报纸发表了越南报纸和巴勒斯坦报纸的大量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政策”和对以色列的支持的摘要。    这家报纸还发表一篇评论说，“美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美联社华盛顿四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说，已达成协议，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将在二月二十日在华沙举行会谈。    这将是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会谈。    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同中国代办的这次会谈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    国务院将派它的两名中国问题高级专家去参加华沙会谈。他们是亚洲共产党事务司司长保罗·克赖斯伯格和中国共产党事务科科长安德森。    记者问美国是否会在这次会谈中提出什么新建议，麦克洛斯基回答说：“无可奉告。”    【路透社华盛顿四日电】外交观察家说，人们认为在三十天的时间内安排了第二次会谈一事表明，双方将要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国务院发言人承认两次会谈之间相隔三十天是比通常相隔得短一些。

【法新社香港四日电】北京理论刊物《红旗》最近一期发表了五首“革命歌曲”，词是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改写的。    新华社说，新词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    《红旗》的编者按说，它发表五首改词歌是希望革命音乐工作者创作更多的同样的歌，以“鼓舞人民斗志”。    这五首歌曲是《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和《战斗进行曲》，前两首是由一九三六年去世的??耳创作的，第三首是五十年代初去世的洗星海创作的，第四首作曲是麦新，第五首是佩之。    新华社说，歌词是“集体”改写的，《红旗》没有提及任何一个歌词作者的名字。    看到新词的观察家的印象是，集体改词是为了使歌曲适应“中国当前的局势”。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五首歌的作曲者没有一个人受到过攻击。    【路透社香港四日电】当中国准备在反苏的战斗气氛中欢度春节时，它今天竭力要求中国人民歌唱老的革命歌曲并使这些歌曲听起来像“战鼓”一样。    《人民日报》说，在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日战争中，革命歌曲使人民增添了力量，团结起来筑成了一条“钢铁长城”。    《人民日报》今天刊载七篇文章，追述了在中日战争期间使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革命歌曲的重要意义。    “庄严雄伟的曲调，像震天的革命战鼓，激励着我们紧握手中枪，勇敢杀敌人，象嘹亮的战斗号角，召唤着我们紧跟毛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

一九三二年的伦敦    快到一九三二年年底时，第一次“饥饿进军”从四面八方汇集伦敦，进行抗议，获得了公众支持。一队队满怀愤怒、走得脚痛的失业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萧条区域”。我对于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无端端而来的警察暴行。政府动员了特别警察接管普通警察的职务，这样，就可以把大量普通警察集中到海德公园。他们未发任何警告，就冲进了和平示威的队伍，骑警策马将人乱踩，穷凶极恶，挥舞警棍。    第二天，星期天，表示同情的伦敦人在特法拉加广场集会，支持失业者，警方又进行攻击，打伤和逮捕了好几百人。    我们这些属于大学社会主义协会的医学学生们，认为“饥饿进军”为我们提供了充分表现我们的政治信念和贡献医学知识的机会。我们设立了急救站，并且组织了分队，到集会点以及“饥饿进军”者居住的小客栈里，医治他们的病症，鼓舞他们的士气。我不敢断定，在这两方面是否真有什么成就。我们的职业技术几乎等于零，因为截至当时，我们只同死尸和试管打过交道。我们连忙学会了一些应付脚的水泡、肿炎和扁平症的办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最大的麻烦是虱子和痔疮，而且比我们还懂得怎样应付。至于说鼓励他们的士气，他们已经跋涉了几百英里，经过了千辛万苦，那些缺乏坚决意志的人，早已掉队，相反，我们除了受到其他同学的反对之外，还遭遇了更多的问题。我们本来以为，在政治上，我们有的人是深红色，有的人是浅粉红色，可是说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对于整个事件有着清楚的认识。    在失业的矿工、码头工人和钢铁工人面前，我们感到尴尬。我们同他们的语言不同，他们同我们的语言也不同。我们虽然没有帮他们什么忙，我却认为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我还记得，在急救站工作完毕之后，回到家里，母亲给了我一碟香喷喷的熏鳟鱼，饮下午茶，我就感觉到非常不调和。几个钟头以前，我们给“饥饿进军”者递过去的只是一碟碟面包和麦芝莲，便自觉颇为神圣。我一想起两者的对比，熏鳟鱼便失掉了原有的芳香，我从而体会到，今后我的政治信念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应该来自了解，而不应来自感情，应该更为深入，应该比当时能够更正确地表达出来，而且我应该找到某种办法，来冲破隔开我与产业工人的壁障。    我的基本医科课程考试及格、转到医院接受临床训练后，不久，我就对于医学学生的生活厌烦起来。有一部分原因是临床工作缺乏科学，这与前三年的我们课程里的科学性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现在才明白，这种情形的关键在于我们导师的态度和医学教学组织。    （二）

【德新社香港三日电】（记者：巴格曼）共产党中国看来已具备制造洲际弹道导弹并在军事上部署这种导弹的各种关键性条件。    这就是这里的西方军事问题专家们对尼克松总统所作的决定的评论。尼克松总统决定扩大美国反导弹体系，以保护美国的主要城市。    如果中国人今年就对一万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中的目标发射第一枚战略导弹，这些专家也不会感到惊异。    如果发射这种导弹，毛泽东的中国将最终走上真正成为世界上核大国的道路，虽然它在长时间内还无法赶上两个核大国。    无论中国原子能科学家的时间表是如何安排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美国用十二年半办到的事，北京只花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就实现了。    中国人就在五年零三个月之前爆炸了他们的第一枚核弹。    到目前为止又进行了十次核试验，其中有一次试验发射的是一枚带核弹头的中程火箭。    这些成就是中国核科学家在没有外国专家帮助的情况下取得的。    一方面，中国政府始终强调并且保证它决不会首先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它仅仅把它们作为防御性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从不掩饰另一个事实：    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是想在将来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核讹诈阴谋”。    西方军事专家们认为，在这方面，时间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    苏联人也认识到这一点，要不然，人们又如何解释去年中苏边界冲突达到高峰时期受苏联宣传机构授意发表的那些消息呢？这些消息中提到了苏联可能对中国的核中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承认印度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吉里江人起来进行斗争；印共（马列）成立后，运用毛泽东思想进行革命，使吉里江人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得到广大群众拥护，一小撮地富则惊恐万状。透露印反动当局正采用镇压和欺骗两手反革命策略，来破坏农民武装斗争    【本刊讯】《印度时报》杂志一月四日和十一日两期连续刊登了萨巴·拉奥所写的一篇题为《斯里卡库兰的叛乱》的长文章，摘要如下：    安得拉邦最北部的斯里卡库兰县是共产党革命分子——人们称之为纳萨尔巴里派——发动“解放斗争”的地点。    那个县并不特别以具有革命热情著称，但它具有悠久的历史。    纳萨尔巴里派为什么要在这个具试验毛泽东主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呢？也许是因为这里部族人大量聚居（是邦内部族人第二密集的地方），而且山岭绵延，丛林茂密，是理想的躲身处，要是纳萨尔巴里派的计划成功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坚不可破的堡垒。    山的那一边是奥里萨邦，叛乱分子在遇到警察穷追时只要翻过山头就能逃入该邦。此外，还有一个对纳萨尔巴里派非常合适的条件，就是部族人——吉里江人——由于多少年来遭到平原上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无情剥削而长期怀着怨愤情绪。    吉里江人住在树木茂密的群山中，直到最近，他们只见过护林官，这些人对待吉里江人就像小希特勒一样。    文帕塔普·萨蒂亚纳拉亚纳（来自平原的一个学校教师）在这个特区定居下来后便开始把吉里江人组织起来为他们的权利和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他接管了一个劳工合同合作社的领导权，他迫使合同商和地主对吉里江人支付公平的工资。    萨蒂亚纳拉亚纳的工作给了开始来到山区的左派共产党人以深刻印象。孙达拉雅、纳吉·雷迪和其他人长途跋涉前去调查情况。他们劝说萨蒂亚纳拉亚纳参加他们的党。当纳吉·雷迪退出马克思主义党时，斯里卡库兰组织以及沿海各界几乎所有其他组织都支持他，并且也退了出来。后来，当地领导人发现雷迪在这个县发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问题上没有迅速地采取行动，于是他们指责他，并且自己开始采取了行动。在马宗达和桑雅尔宣布成立共产党（马列）时，这个县的组织参加了这个党。从此，这个运动一直由西孟加拉邦的极端主义分子指导。桑雅尔和马宗达定期到这个地区去过数次，帮助这个运动。    纳萨尔巴里分子并不隐讳他们得到毛泽东思想的鼓舞这一事实。他们的小册子充满着这本红书的语录，这些语录中最有名的一条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也不隐瞒他们的目标。“这个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除非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否则农民就不能得到拯救……要使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办到。如果有人说可以用别的办法办到，他是在欺骗人民。”    萨蒂亚纳拉亚纳由于和他们同吃同住而同他们打成了一片，他劝说这些单纯的部族人组织起来，为夺取他们的权利而战斗。当他着手组织吉里江协会时，他得到了迅速的响应。这个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地主和立契约人从前是为所欲为的，现在却看到，没有萨蒂亚纳拉亚纳的合作，他们什么也干不成。他成功地为吉里江人争取了较高的工资，这使他更受追随他的这些部族人的爱戴了，他们几乎把他当作神来对待了。    萨蒂亚纳拉亚纳又向前迈了一步，要求平原人夺去的土地归还给吉里江人。这使得地主恐慌万状，他们决定在部族人没有变得更强大以前先进行打击。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发生了一次事件，这个事件后来证明是吉里江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那一天，一大批的部族人列队前往帕尔瓦蒂普兰特区山脚下的一个小乡村蒙登卡卢参加马克思主义党组织的一个集会。到了半路上的莱维迪，他们受到地主们的截击。在接着发生的冲突中，平原人向部族人开了枪，打死了两个人。据说，他们还把一个部族女人的衣服剥光。她昏昏沉沉地参加了蒙登卡卢的集会，汇报了她的愤怒心情。实际上那个地区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人向这个队伍开了枪，但是，由于那个罪犯有钱有势，警察迟迟不敢逮捕他们。这件事激怒了部族人。他们发誓要向杀死那两个部族人的平原人报仇。从这个阶段起，吉里江人就变得有战斗性了。    文帕塔普·萨蒂亚纳拉亚纳把他的追随者组织成游击小组（有一个时期共有一百个小时，共有八百名部族人参加）对集市发动了几次胜利的抢劫。    共产党领导的吉里江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开始袭击富有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住宅，抢劫金子和米粮。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同警察发生冲突。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警察和吉里江人第一次在佩达卡尔贾发生了遭遇战。吉里江人用前膛枪、长矛、斧头、弓箭等粗糙的武器武装自己。警察向暴徒们开枪，当场打死两个部族人。    这次冲突，对吉里江人来说是使他们决心战斗到底的起点。他们的领导人以丘陵为庇护所，改进他们的计划，整顿他们的队伍。他们小心翼翼地建立了联络网，修建了藏身之所和军火库，并加紧训练游击队。每个小组都由来自平原的一个坚强的人领导。他们甚至建立了行政机构，包括人民法庭和征税制度。这个运动渐渐地从贡土尔和克里希纳县吸引来若干受过教育的人。“人民战争”的冒险故事使许多青年人离开他们的家庭，参加了这个游击战运动。    有几个学医和学工程的学生离开了他们的学院参加了革命。    在内洛雷尔，一个学生一天忽然从他的家里失踪了，留下一句简短的话：“我前往我的目的地——斯里卡库兰”。在卡基纳达，工程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在与一个学医的纳萨尔巴里分子学生恋爱和结婚以后，丢下了她的学习参加了这个运动。来自贡土尔的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查甘蒂·巴斯卡拉·拉奥——丢下了兴隆的医疗业务，参加了在斯里卡库兰山区的游击队。他后来利用他的外科技术砍掉了几个地主的头。（未完待续）

【共同社东京三日电】特派记者佐佐木华盛顿二日电：关于日本决定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二日晚说，在签字以前不能正式评论。不过，国务院人士，对潜在的有核国家日本在该条约生效前决定签署，表示欢迎，并承认这同西德签署一样，具有历史的意义。    此外，国务院人士还说，美国理解日本关于监督和平利用问题等方面的立场，今后在运用这个条约时要充分考虑日本的立场。    【南通社莫斯科四日电】莫斯科《真理报》今天告诫人们要注意日本不久就可能成为原子国家的危险。促使它发出这一警告的原因是目前日本国内的气氛，据这家报纸说，反对日本参加防核扩散条约的宣传运动正在日本国内蔓延。    该报说、这一宣传运动是有势力的右翼集团、垄断资本和日益增强的军方带头掀起的，它可能使日本至少推迟两年批准这项条约，有这两年的时间日本就足以成为原子国家了。

【共同社东京三日电】反对党今天批评政府签署防核扩散条约是危害日本民族利益和安全的一个轻率行动。    它们在分别发表的声明中谴责这个条约没有规定核大国对核裁军承担义务和对无核国家作出安全保障，以及在视察方面实行歧视性的措施。

【东方通讯社三日电】经过反动派长久的争论之后，佐藤反动政府今天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佐藤政府通过这次签字，一方面在表面上狡猾地向美帝和苏修保证服从他们维护核垄断的现状的旨意，同时又玩弄骗局，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日本政府已放弃了搞核武装的打算，以此欺骗国内外人民，而在这种骗局的掩盖下，继续加速发展核武装的步子。自一九六八年七月美苏英三国提出“防止核扩散条约”以来，佐藤政府固执地采取拖延在条约上签字的态度。从那以后，自由民主党中的极端反动分子以及反动的垄断资本家一直反对签字，他们叫嚷，“日本在今后二十五年不应受不建立核军备条约的约束”。    “通过对核燃料和设备的国际监督，存在着泄露工业情报的危险”。    可是，促使佐藤政府在今天签署这个条约的有两个外部因素。一个是，由于美苏两国政府批准了条约，条约肯定立即生效；另一个因素是，西德政府在去年年底签署了这一条约。    日本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特别注重核动力的发展，加强发展核军备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尤其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签订日美核动力合作协定以来，核动力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这一切清楚表明，日本反动派利用美帝的帮助，正在疯狂地加强活动，以获取核军备。    佐藤反动政府的意图是，通过对美帝渴望保持对日本核军备控制权的让步，来拖延时间，从而为搞它自己的核武装准备有利形势。    佐藤政府，在签署条约的同时发表的特别声明中，强调说，参加条约之后，国际监督“应尽可能利用每个国家的控制系统来进行而且应当相当简明”，声明还暗示，“如果对日本不利，日本就不会批准条约。”声明还特别指出，即使日本成为条约参加国，它仍然保留当形势与它不利时退出条约的权利。    这些都暴露了日本反动派悍然不顾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任何反对，继续在发展核军备的道路上走下去的野心。也暴露了日本反动派准备就关于日本发展核武器的权利问题同美苏进行复杂而激烈的明争暗斗。

【本刊讯】共同社三日播发了日本政府关于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声明的全文。    声明叫嚷，日本政府“一贯赞成这项条约的精神”。    声明扬言，日本政府“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这项条约”。    该声明还叫嚷：“特别是，希望拥有核武器却尚未表示要参加这项条约的意图的法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迅速地参加条约，进而诚实地进行旨在裁减核军备的谈判；希望（它们）在此之前不要采取违背这项条约的目的的行动。”    【共同社东京三日电】政府在三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今天上午十时过后召开的自由民主党总务会也最后同意“签署问题听任政府决定”。    政府在决定签署的时候，通过内阁会议决定了长达二千多字的政府声明，阐明了日本政府对批准防止核扩散条约的保留理由。这项政府声明将附以口头备忘录送交与防止核扩散条约有关的所有国家。    在防止核扩散条约上签字的已经有九十四个国家，日本是第九十五个签字国。    防核条约，有包括美、苏、英三个有核国家在内的四十三个国家寄存批准书即可生效。据外务省调查，到三日为止在同意批准的四十八个国家中，已寄存批准书的国家已有二十五个，只完成同意批准的国内手续的国家是二十三个。同意批准的国家，现在正陆续办理寄存手续。外务人士认为，这项条约六日即可生效，并在美、苏、英三国举行条约生效仪式。    政府一向采取着留一手的方式，即在签署防核条约以后，通过谈判最后澄清日本的疑点，直到这些疑点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为止，才予批准。    但是，因为生效时期已迫在眉睫，生效后就不能再办理签字——批准手续，所以在国际形势的逼迫下才决定签署。    政府今后采取的方针是，为使该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监督（制止转用于军事方面）的方式实现平等和简化，二月份在维也纳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谈判。    同时，也将与美苏两国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各国继续单独地进行相同宗旨的谈判。    【共同社东京四日电】华盛顿三日电：驻美大使下田三日下午三时在国务院招待厅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国务卿罗杰斯出席了签字仪式。    【共同社东京三日电】莫斯科三日电：驻苏大使中川三日下午三时在苏联外交部宾馆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苏联方面的副外长维诺格拉多夫参加了签字仪式。中川大使在签字之后，同维诺格拉多夫副外长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签字仪式的气氛是极其融洽的。日本方面在签署之前，向苏联方面递交了日本政府的口头备忘录和声明。    【共同社东京四日电】伦敦三日电：驻英大使汤川三日下午四点半在英国外交部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英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外交部政务次官弗利。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日电】尼克松总统对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东问题的信件的复信昨天交给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白宫没有透露关于这封复信的任何内容或情况。    尼克松的信是由助理国务卿西斯科中午在国务院交给多勃雷宁的。    白宫说，在交出尼克松的复信之前已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法国和英国政府。总统三日同国务卿罗杰斯以及基辛格就此信讨论了大约一个小时。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日电】（记者：汉斯莱）尼克松总统四日晚上在给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措词强硬的信件中，要求举行谈判以达成一项限制向中东冲突双方运送武器的协议。    总统的信件拒绝了俄国这样的说法，就是中东不断增长的冲突要归咎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信中表明，华盛顿认为莫斯科由于向阿拉伯国家运送大量武器而应对促使引起这场麻烦负责。    尼克松在复信中拒绝了柯西金的指责，他说，恢复联合国规定的停火以及所有主要的武器供应者达成一项限制向该地区运送武器的协议，是华盛顿议程上最优先的项目。    美国官员说，总统在他发出的那封较短的信件中说，美国正在从三个方面设法缓和中东局势：    ——美国已经开始在这里以及在开罗和特拉维夫通过私人外交接触鼓励双方恢复联合国规定的停火。它将继续从事这些努力。    ——美国重申它非常希望同俄国、英国和法国进行谈判，以设法就限制向中东运送武器问题达成协议。    ——美国政府继续提出它在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二月十八日提出的和平建议，主张在一九四九年促使实现停战的“罗得岛方案”基础上由以色列和埃及以及以色列和约旦进行谈判。    据说尼克松的信件是“坚定的和积极的”，它要求俄国作出书面的和建设性的答复。    【路透社华盛顿四日电】（记者：哈里斯）权威人士说，尼克松总统今天警告苏联总理柯西金说，尽管俄国加以反对，美国在必要时将增加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    尼克松的这番要提供援助以保持中东武器平衡的话，是在对克里姆林宫周末的来信给予的复信中向俄国领导人讲的。    美国官员们说，尼克松总统重申了他在一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犹太人领袖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当时他说，他将毫不犹豫地再向以色列人提供武器，如果中东的力量对比变得对他们不利的话。    总统写给柯西金的信中没有说，他是否已经就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去年秋天访问白宫时要美国提供更多飞机的要求作出决定。    外交观察家们说，这个复信表明，尼克松并没有被柯西金发出的含蓄警告所动摇。    【德新社华盛顿四日电】美国政府本打算花较多的时间写它的复信，但是华盛顿今天意识到，必须早日答复柯西金，这样就可以防止苏联由于采取了这一主动行动而在宣传上获得太大的成功。    但是此间观察家对尼克松复信复得这样快是出乎预料的。

【法新社伦敦四日电】此间在今晚的电视节目中放映了纳赛尔总统接见记者时发表谈话的电视片。    纳赛尔在同《洛杉矶时报》和蒙特罗米地亚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谈话时，不肯否认他在最近访问过苏联。    但是同这位埃及领导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两位记者说，他们得出的印象是他最近真的去过莫斯科。    纳赛尔强调说，他的国家感兴趣的是用政治办法而不是用军事办法解决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    他说，他承认以色列在空中力量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不仅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相比占优势，而且同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相比也占优势。    他还说，他承认，即使他的国家和利比亚从苏联和法国取得了或订购了现代化的喷气式飞机，他们两国也都没有能够驾驶这种飞机的飞行员。    他说，以色列每架战斗机上有两名飞行员。    在谈到“用和平办法解决”冲突的问题时，纳赛尔说，他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几次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他们希望中东取得持久的和平。他说：“他们一直尽一切办法来争取实现和平解决。”    纳赛尔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以色列而言，阿拉伯国家是处于一种很软弱的地位。    【本刊讯】阿联《金字塔报》四日报道：阿联总统纳赛尔昨天接见了苏联驻开罗大使。该报说，苏联大使把柯西金致法国总统、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信件的文本递交给了纳赛尔总统。    【法新社开罗四日电】看来近来非常悲观的阿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发动外交攻势后再度感到审慎乐观。虽然尚未发表正式评论，但是显然纳赛尔总统及其同僚对苏联领导人的行动感到非常满意。

外电报道英希望“四大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鼓吹支持雅林的活动，并要求“限制向中东运送军火”    【美联社伦敦五日电】（记者：加弗向）英国首相威尔逊五日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要求俄国帮助限制向中东正在进行争吵的国家运送军火。    这个英国领导人在给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信件中还要求大国重新进行努力以保证恢复以色列及其一切邻国之间的联合国停火安排。威尔逊在下院问答期间亲自宣布他已给柯西金写了信。    英国在给柯西金答复以前曾同美国和法国磋商。英国发现它同美国的意见总的来说是一致的，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着重点不同。但是，据说法国倾向于苏联这样的看法，就是造成今天严重局势的是以色列而不是阿拉伯国家。    【法新社伦敦五日电】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邓肯·威尔逊奉命设法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如果可能的话在今晚就会见，以把威尔逊首相关于中东的信件交给他。    权威人士说，英国首相将提出以下几点：    一、必须立即恢复苏伊士运河沿线以及以色列和约旦部分与以色列和叙利亚部分的停火局面。    二、迫切需要“四大国”就结束冲突的肯定建议达成协议，从而联合国调停人雅林可以设法使有关各方接受这些建议。    三、英国支持对中东国家禁运军火的任何建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限制供应武器的数量，要考虑到必须不让某个交战国得到军事优势而使它认为能够轻易得到胜利。

【法新社巴黎五日电】共和国总统蓬皮杜对柯西金关于中东局势的信件的复信已在今天转交给苏联总理。    【德新社巴黎五日电】权威的法国人士今天透露，法国总统蓬皮杜在给苏联总理柯西金的照会中敦促协调和加强四大国为实现一项中东危机的解决办法而作出的努力。    权威人士说，蓬皮杜给莫斯科的照会还提到联合国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提出了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的决议。    他们说，从法国的观点来看，这项决议继续保持有效。    在向中东提供军火的问题上，据说蓬皮杜的复照并没有加以同拟议中的加强协调四大国的和平努力同等的强调。    但是这些人士强调指出，法国在六天战争前夕对卷入冲突的国家实行的军火禁运仍然未变。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二日电】铁托总统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一致认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这种会议将为世界和平和国际谅解作出重要贡献。    这一点是在铁托总统从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同尼雷尔总统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强调指出的。    这两位政治家表示相信，如果不结盟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将有助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更有力地处理下述各项重大问题，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独立、所有国家平等、加速发展中的国家的发展、裁军、非殖民化等。    铁托和尼雷尔表示确信，四月分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筹备会议上，将为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进行成功的准备工作。    两位政治家强调了发展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的重要性，并且支持召开一次七十七国集团的部长级会议的建议。    公报说，铁托和尼雷尔就当前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东、东南亚的局势、非洲南部的局势、欧洲安全问题和不结盟国家筹备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还讨论了扩大两国双边合作的具体办法，并对为此目的而要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一致意见。    公报说，两位总统认为，联合国是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和谅解的最适宜的机构。他们一致认为，联合国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也是因为没有实现普遍性，表示将加紧它们的努力来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本刊讯】英国《卫报》三十一日刊载了皮克的一篇文章，题为《铁托在同莫斯科作斗争中需要帮助》，摘要如下：    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然而现在却在非洲各地旅行。铁托这样做并不是要证明，这匹老军马身上还有精力。与此有些关系的是他希望加强双边关系，其中包括经济的和商业的联系。    铁托早就希望利用他的影响谋求中东问题的解决，这是他作这次旅行的另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铁托奢望安排另一次不结盟会议，上述这些原因没有一个足以使总统这次旅行显得真正有必要。他需要他现在访问的这些国家的支持——如果要使不结盟的思想得以保持的话。    一九六一年，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实现了他的第一次不结盟会议。    在这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即一九六四年，铁托成功地组织了第二次会议。但是它的声音却减弱得多了。强权政治的赤裸裸现实已经开始破坏了南斯拉夫人的梦想和希望。与会的许多国家不但不相信第三势力结盟可以影响超级强国的行动的思想，而且还企图利用这个集团，主要是争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派的事业和利益得到它的成员国的更广泛支持。    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例如，这个集团的阿拉伯成员国无疑希望利用不结盟会议的讲台来争取国际上对巴勒斯坦运动的更广泛承认。同样，毫无疑问，铁托所以拥护不结盟政策主要是因为他需要人们支持他对莫斯科采取的独立立场：他得到的盟友越多就越好，特别是在现在也同共产党世界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国家中的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同北京有联系的阿联、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对他就相当重要了。获得这些国家的友情是有益的。在不结盟的情况下获得这种友情就更好了，因为这意味着它们脱离大国集团而独立。

【美联社卢萨卡二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今天到达赞比亚，开始进行为期七天的国事访问。

【本刊讯】南《战斗报》二十日报道：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我们在这一地区最强大的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在去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五千多万美元。迄今为止，南斯拉夫已同意给阿联总数达七千万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用于购买南斯拉夫的设备和在生产拖拉机、小汽车、载重车辆、电机设备方面进行协作，也用于在埃及进行勘察和改良土壤工作。    南斯拉夫企业对利比亚市场也进行了巨大的突破，签订了价值约两亿美元的投资工程的合同。迄今为止，价值五千万美元的工程已经完工。价值一千二百万美元的新合同即将签订。南斯拉夫三十家企业的大约二千名工人和专家正在利比亚建筑公路、农村居民点、学校、医院，打井，勘探和进行各种设计。

【法新社莫斯科三日电】《红星报》今天刊登国防部副部长克雷洛夫的一篇文章。克雷洛夫在文章中说，苏联军队的火箭和导弹部队处于“绝对战备”状态。这位副部长说，这些部队能够“在几秒钟内”执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的任何命令，其中包括发射火箭。

【法新社莫斯科三日电】《红星报》今天报道，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已在昨天到达捷克斯洛伐克并视察了驻扎在那里的苏联部队。    《红星报》未说格列奇科在捷克斯洛伐克将逗留多久。    【美联社维也纳四日电】捷通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首脑胡萨克和总统斯沃博达今天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举行了会谈。    这则消息说，格列奇科正在视察暂时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部集团军。这些军队是苏联占领军的部队。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日电】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昨天说，苏联和它的华沙条约盟国必须继续改善它们的军事形势。    塔斯社播发了这位将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对苏军的讲话。    格列奇科说，“最近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加强武装部队。同时，华沙条约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已经增长。”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面，生活在前进并给我们规定了新的任务。国际局势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并经常作好战斗准备，这样我们对任何意外事件和不测之事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保罗·沃尔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一千六百多万只野鸭子从苏联飞到了伊朗。    这个胡乱统计的数字在苏联知识界引起了反响。    官方说，这是由于今年天气寒冷和野生物管理局的失职造成的罪过。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上千万只苏联野鸭的飞走却是具有思想的寓意的。为什么不给人类以这样的行动自由呢？一位教授俄国文学并曾在苏联居住过十多年的西欧教员说，这样的问题代表了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    这位差不多每两年就访问一次俄国的西欧人士发现苏联国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莫斯科和其它一些都市的百货商店拥挤不堪，因为在小一些的城镇里什么也买不到，人们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不满已经扩大到高等院校。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学生们把抗议某件事情以及向当局和党提出一些讽刺性问题的手写的标语，贴在宿舍和公共建筑的墙上。这是过去见所未见的。学生们是守纪律的，但这些标语却在那里保留了几天。    在一些家庭中可以找到用打字机打成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意为“自编自印”——本刊注），而这些家庭以前是同这种刊物不沾边的。如果说，人们对地下出版的《纪事》的确实性及其散发的范围还有某些怀疑的话，那么，这一最新消息便驱散了这种怀疑。很多人都知道有《纪事》这样一种刊物。整个知识界都在议论着它的内容。    几十名学生由于抄写《纪事》和其它一些刊物遭到了逮捕并被从学校里开除。但是这种抄写活动仍在继续。有些抄本是用影印机印的。这也是件新鲜事。    据不能得到证实的消息说，现在在流传着一种通过类似美国的复制技术的照相机印制出来的一些版本。    这样的版本只有在从事科研的专科大学里才能印制出来。    当局和党被这种地下新工艺的出现气得暴跳如雷。    尽管维持治安的警察对于签证限制得更加严格，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也有所加强，但人们对于弹压的恐惧心理却是减少了。    始终有人在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

【本刊讯】法《农业进军》一月十三日载文说：    美国官方人士指出，苏联目前正竭力签订将在春季交货的供应牛羊肉的合同。苏联可能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美根据向这些国家购买的可能性签订这些合同，苏联的需要量为三万吨，要求在五月底以前在黑海或波罗的海各港口交货。美国官方人士指出，由于没有专用船，卖主很难保证如期交货。    【本刊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一月十五日刊登一则消息中说：    根据可靠消息，苏联正“通过第三国家”购买更多的香港货物。    昨天贸易界消息来源说，苏联通过那些做“转换贸易”的国家如日本及欧洲国家购买香港的货品，其中有廉价的羊毛编织品、女用衣物及长靴。    消息说，另一方面，本港进口商人对苏联的消费品并不感兴趣。    苏联无能力从那些和它有贸易协定的国家那里购买较昂贵的消费品，而发觉香港的产品是可以接受的。    昨天出现在本港市场的“苏联”糖已被证实为古巴的产品。    贸易界消息说，既然美国目前不购买古巴的糖，苏联就一定要购买并再输出。    因为从“苏联”运来了大量的糖，而在短期内有更大量的从东欧各国运到，所以昨天在本港糖的批发价大大减低。然而，糖的零售价仍然稳定。

【美联社加拿大维多利亚二十九日电】前任世界教会理事会秘书长胡夫特昨天说，苏联的教堂，有大量的听众。    他在维多利亚教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说，在苏联，基督教教堂的听众，人数在五千万到六千万之间。    他说，按人口平均计算，在列宁格勒，参加教堂听讲的人，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还要多。

【本刊讯】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季刊》去年九月份出版的一期刊登了爱丁堡大学政治系教授埃里克森写的文章，题目是：《走向“新的”苏联最高司令部：对“恢复朝气”的研究（一九五九——一九六九）》，摘要如下：    有一种古老谚语说，老军人是从不死亡的，他们只是消亡了。但是在苏联，从最近登的许多讣告来看，有不少的老军人一直在死亡。他们并非全是年老的；从平均年龄来看，他们的年龄比去年的数字低，肯定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平均数字要低。在研究苏联司令部内的“恢复朝气”过程方面，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兴趣。    看看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六五年苏联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集团内的年龄情况，甚至是最肤浅的观察家也可以马上注意到，这两套数字是“非常不对称的”。在一九四五年，这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指挥集团；在一九六五年，它是最老的。一九四五年的元帅和高级将领的年纪主要是属于四十一——四十八岁这一类。一九六五年，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它由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一直到军区一级的陆军司令以及舰队司令所组成）的高级军官的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    此外，一九六五年也可以作为另一个统计记号，因为就在这一年，对苏联各级军官的效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企图加快“消亡”的速度，以提拔在旁边等待着的应受提拔的较年轻的人。    但是，对苏联军官团的任何调查，都带来在统计方面和社会学方面的一系列困难，首先，存在数字问题。第二，存在认识这个制度的“规则”的问题。    至于数字，可以这样来处理，就是以武装部队中共产党的力量（党员人数）的数字作为军官力量（党员的身份和军官的地位或多或少是结合在一起的）的近似数。这将意味着，在全部兵力中，苏联军官人数约为百分之二十；（据估计，目前正规军的兵力约为三百二十五万，不包括准军事部队）。关于苏联军官团的这种“比例”，指出下述一点是有趣的：在一九六五年底开始工作的那些特别委员会建议：在各级司令部，在每四名苏联军官中提升一名军官。    因此，姑不论作为一个制度的军官团的数目和特别的结构之间的不平衡，现在必须更仔细地认明“恢复朝气”过程所影响的或没有影响的那些”高级职务”。从国防部长一级一直到军区的主要任命，包括陆海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一般的”部队（陆、空、海）和“任务类型的”部队（战略火箭部队和防空）的司令部，后方勤务，地面部队各兵种（导弹、火箭、装甲和空降）的司令，军区司令部，防空区，舰队司令部，苏军在国境外的三个“集团军”（德国、北部、南部）。如果我们把副司令也包括在内，就可得出大约三百名军官这样一个数字，这为全部高级任命的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年龄范围    在讨论谁现在属于“关键”地位以及谁将担任可能导致“关键”地位的工作以前，最好考虑一下苏联司令部内的“年龄问题”，考虑一下苏联在“恢复朝气”方面的初步反应。概括说来，所讨论的“指挥集团”的年龄分为五类：    一、六十九岁以上：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    二、六十五岁以上：格列奇科元帅、克雷洛夫元帅。    三、六十岁以上：巴夫洛夫斯基将军、什捷缅科将军。    （从第一到第三类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军官、陆军和高级军事行政军官。）    四、六十岁以下、四十五岁以上：戈尔什科夫、托卢勃科、雅库鲍夫斯基、奥加尔科夫、马里亚欣、巴季茨基。    这一类的范围相当大，高级成员在军事领导集团内居于很高的地位，而像奥加尔科夫和马里亚欣等人进行了突破，最后是一些低级将领。在这一类人中，大部分在战争期间都担任过团长到师长的职务，最年轻的是尉级军官，而在战后，则要看是否受到较高的军事教育而定。    五、四十五岁以下：一大批上校和低级将领，其中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出生的人曾作为军士参加过上次战争。    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把一种“恢复朝气”过程强加给苏联的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据他自己承认，他的复员行动在一九六○年迫使二十五万军官退伍，“有计划的提升”产生了四百五十四名新将军。这个计划是要使苏联部队适应于军事技术的革命，让具有必需的技术技能和教育条件的较年轻的军官参加进来。赫鲁晓夫对军官    但是，一般地说，赫鲁晓夫未能对第一类和第二类进行很大的侵犯。这两类人牢牢地控制了军事部队。赫鲁晓夫既下台，恢复朝气的过程就重新开始了，从一九六五年“审查军官”开始。在一九六六年任命卢卡申上将为古萨科夫斯基上将的第一副手时，这个过程的势头更大了。    卢卡申至少是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表示自己对于由于年纪大而“不能在常备部队发挥自己的力量”的军官感到不耐烦。    卢卡申特别强调副司令的重要性。帮助“老”司令或多或少是无限期地呆下去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任命一些年老无能的副司令，从而就消除了对其直接的上级和保护人的任何威胁。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副司令都是老而无用的；更糟的是，一个真正有魄力、有才干的副手不大可能被提升，这恰恰是由于他的首长需要他的技术和才能以使自己提升，因而就阻挠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下属晋级。    对干部的压力是完全不平衡的，在上面和下面之间造成了很大的悬殊。在低级，退伍的速度在最初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到三十五岁就算“老”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一九六○年抱怨说，“甚至团长也不能肯定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上层，这个制度的实施情况恰恰相反。    干部的年龄分布的不平衡和在军官的两端（低级和高级）的危机，清楚反映在对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颁布的“普遍义务兵役法”的修正上。    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法律，高级将领——相当于三星以上的将军——继续任职到六十岁，这时，他们可能被调到最低一类的后备役（第三类）。相当于一星和二星的将领的退休年龄仍规定在五十五岁；但是现在上校在四十五岁就退休（比他们以前的服役期限减少五年）。中校也在四十五岁退伍——退伍的年龄未变。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