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                 毛泽东

【本刊讯】美国进步劳工党机关刊物《挑战》月刊九月份以《俄国沙皇准备向中国发动战争》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据现在了解，自从三月份以来，俄国统治者一直在私下对他们所信赖的其他国家的政治代理人说，要他们为苏联在一九七○年年中之前向中国发动战争作好准备。    克里姆林宫的头目们的侵略计划被说成是一场必要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必须在中国人能够部署核火箭之前就发动。苏联的军事专家们说，中国人民在一九七○年年中之前将建立起他们的火箭。    在中国掌权的是劳动人民。他们管理着中国，并且正在努力工作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和援助各地的反帝革命者。在俄国劳动人民失去了政权。他们现在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统治着。苏联工人像我国的工人一样遭受剥削。他们拼命工作，但是只能使控制他们的新的苏联帝国主义阶级发财致富。正是由于苏联帝国主义分子十分害怕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害怕苏联工人起来反对他们并与中国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所以就迫使他们准备向中国发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为了欺骗苏联工人，苏联帝国主义分子就求救于种族主义（“与黄祸斗争”）以及民族主义的宣传，这与美帝国主义一模一样。    苏联帝国主义分子在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地区驻扎了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全副武装的战术核武器部队。新任命的这支反华军队的司令官是前苏联火箭部队的司令官。    在中苏边界发生的一系列武装事件都是苏联帝国主义策划的。甚至连苏联帝国主义分子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朋友也承认这些事件都是苏联首先挑起的对中国人的挑衅。    美帝国主义的首领们很希望看到苏联帝国主义分子在同中国劳动人民进行的战争中打得筋疲力尽。尼克松猜想，其结果将是克里姆林宫最后将完全依赖于美帝国主义，而中国也将失败，那么华盛顿将能左右中国。因为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主要目标都是中国，所以华盛顿将竭力来消灭世界的主要反帝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对强大的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共同害怕和仇恨，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紧紧地连在一起。    苏联头目们知道，美国统治者很希望看到他们至少在中国陷于十分严重的困境。苏联头目们在拼命企图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达成默契以及使它们成为反华的积极盟国。美国和苏联的头目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只要中国是世界革命力量的中心，美苏轴心就将联合起来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他们将公开或偷偷摸摸地联合起来，就像他们现在在越南所做的那样。幸运的是，世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美国和苏联头目们的力量是足足有余的。    莫斯科的战争计划不仅是针对中国的革命者，而且也是针对各地正在为解放而斗争的所有工人。莫斯科—华盛顿轴心的目的是要彻底击败世界革命力量，这样帝国主义就能无限期地活下去。好吧，让他们试试看！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学生准备在各地发动反帝国主义的起义。如果任何帝国主义胆敢攻击社会主义中国，那么就把帝国主义的攻击变成一个抓狗熊的陷阱，把他们全部抓住，彻底把他们消灭光。

《新苏黎世报》认为我外交部文件将使苏修在谈判中进退维谷。《人民报》说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论据无疑是有力的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十六日刊登该报驻东京记者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对于中苏边界会谈的论点》，摘要如下：    日本和美国的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十月八日发表的文件，是一份增加俄国人进行即将举行的会谈的困难的文件。他们认为，这份文件理智地、具体地和不易反驳地阐述了历史和目前状况。    中国在它和俄国的关系中用理智代替了武器，但是，这份提出了五项内容广泛的明确的要求的文件从未给人以软弱无能的印象。看不出有妥协的想法。被任命为苏联谈判代表的库兹涅佐夫，日本人都把他看作一名技术政治家，他缺乏对亚洲事务的观察力，他将面临心理上的困难的结局。在所要谈判的问题上，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是向着中国人的，因此，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关系总的要看会谈的结果。    俄国面临困难的抉择。如果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中国缔结一次边界条约以及也许可能放弃几平方公里苏联领土，那么，就会继续动摇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作为领导国家的“形象”。而如果拒绝和中国签订条约，就会破坏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搞缓和紧张局势的信任，并会使库兹涅佐夫作为最后一个沙皇的陆军大臣、一个新的库罗巴特金的面目出现，库罗巴特金极力维护俄国沙皇宫庭的利益，并因此而压迫亚洲各民族。库兹涅佐夫也许将全力以赴，以重建和保持中苏边界的安宁和正常秩序。    【本刊讯】瑞士《人民报》十八日刊登伊贝尔—德洛的文章，题为《俄国人和中国人会谈》，摘要如下：    新的会议将立刻在北京举行。俄国的全权代表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的那位库兹涅佐夫，如果能跟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就会使苏联能腾出手去过问西方、中东，特别是能在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与中国人的分裂，而变得乱哄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稍稍恢复一下团结。    人们看到，两个共产党巨人距签订一项关于边界的协议还相距很远。谈判不是以谩骂开始；中国人是文雅的，但是，他们用一些讽刺的语言来嘲笑苏联的论点。无疑，在边界问题上，中国的论据是有力的，并且能充分证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扩大了它的边界。

【路透社香港十九日电】（记者：狄龙）中国和苏联将在明天开始在北京举行旨在解决它们之间边界冲突的重要谈判。    这次边界谈判将是一九六四年会谈在相互责备的情况下停止以来的第一次谈判。    中国代表团将由乔冠华（六十岁）率领，俄国代表团将由瓦·库兹涅佐夫（六十八岁）率领，两个人都是谈判老手。    莫斯科和北京昨天发表的官方公报中宣布了开始谈判的日期。    这里的观察家们都认为，谈判大概将是漫长的和困难的。听说两国在议程上就有分歧。    北京谈判也不大可能使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消除。    【法新社香港十九日电】（记者：戴维·戴维斯）据这里的西方观察家说，中国将本着讲究实际和现实的精神对待中苏边界谈判。    要解决中苏边境纠纷是充满困难的。一九六四年举行的上次边界会谈持续八个月，最后破裂了。目前的谈判不像会容易些。    中国政府的十月七日声明要求维持边界现状，武装部队撤出有争议的地区。它还强调中国希望同苏联保持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正常化”。    观察家们说，如果能够根据这些方针达成一项协议，那可以认为会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即使划定边界的新条约的问题证明是棘手的。    中国已经作出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它声明它并不要求归还中国认为根据十九世纪的所谓不平等条约被沙皇俄国夺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在十月八日发表的一项外交部文件中声明，它将接受这些条约作为全面解决和决定边界整个走向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要承认目前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坚持要缔结一项新的“平等”条约。这可能成为同苏联的谈判中发生困难的一个根源。

【美联社莫斯科十九日电】官方塔斯社报道了代表团团长、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库兹涅佐夫到达中国首都时发表的谈话：    “苏联政府代表团根据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来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我们希望，谈判将是有成效的和有益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我以代表团和我个人的名义，感谢我们的中国主人所表现出的关心和盛情接待。”    塔斯社没有报道前往迎接这个庞大的苏联代表团的中国官员们的谈话。    塔斯社说，苏联代表团中有谢·季赫文斯基。这显然是谢尔盖·季赫文斯基教授，他曾任驻新疆和驻北京总领事，是老练的中国问题专家。    塔斯社说，苏联代表团当中还有若干名顾问和专家。    塔斯社报道代表团到达的消息时，又用了苏联十八日宣布代表团动身时用过的含糊的措词。    它说，代表团要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法新社北京十九日电】（记者：孔帕雷）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三十人苏联代表团今天到达这里，来参加中苏边界问题会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前去迎接苏联代表团。这次迎接是友好的，但是完全没有什么仪式。    在定于明天在这里开始的会谈中，库兹涅佐夫的助手是马特洛索夫少将。    这两个副部长进行简短的交谈后，就各自乘车进入北京。    这次在机场上的欢迎，同到北京来参加十月一日国庆的代表团们到达时的隆重和热烈的情景形成明显对照。    今天没有邀请外交团和外国记者去机场，而参加国庆的代表团到达时，他们曾被邀请去机场。    这样使观察家们的一些看法更有理由了，观察家们认为，中苏谈判将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举行。    如果莫斯科和北京真正想解决它们的边界纠纷，明天的会谈可能至少持续几个月。谈判也可能不时地中断。    有意思的是，苏联声称明天的会谈不是新的谈判，而是在一九六四年中断的谈判的恢复。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日登载了特派记者森本从莫斯科写的文章，题目是《面临转变期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前途》，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的苏联”要向何处去？    勃列日涅夫政权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在内政方面吸收了利润论，使经济近代化；在外交方面以中苏对抗为轴心向前推进。勃列日涅夫政权今后更是困难重重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动手搞的五年经济计划进入了最后阶段，达到了顶点，利润论方式也到了转折点。而且明年要召开党代表大会，制订新的经济计划。世界共产党会议总算是勉勉强强开成了，但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多中心化却没有止住；七十年代中，对付美中苏的鼎足局势将是最大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政权面临着一个要维持从来的政策和现状而不能高枕无忧的转变时期，但是它将以什么姿态来渡过这一关呢？    首先成为问题的是，作为技术挂帅的政权，并且一直坚持实用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是不是能够产生出适应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意识形态？例如说，斯大林时代的“建设和保卫世界上最初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时代的“赶上并超过美国”等口号消失以后，勃列日涅夫政权还没有提出代替这些口号的独自的理想。相反，它派遣经济专家到美国和日本，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同时，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意识形态以及政策上非解决不可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化和民族主义的问题。突出的例子就是捷克事件。    总之，苏联社会主义在理论政策上还没有把东欧的自由化或其他民族主义的自主路线充分吸收进来的那种准备。预料七十年代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多中心化将更加激烈，如何对付这种局势将成为今后的大问题。这还牵联到用在行政上加以取缔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来抑制苏联国内的自由派文化人的活动能否达到目的的问题。    这五年来，勃列日涅夫政权忍受了尖锐的中苏对立，很不容易地窥见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一线之光。但是中国问题也逐渐来到了不容许再犯“试行错误”的阶段。勃列日涅夫政权一方面勉强召开了世界共产党会议，搞了“谴责中国的大合唱”，并且发展到在边界搞武装冲突的地步，而又突然来个大转弯，同意举行边界谈判，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战争，倒可以说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遏止中国”，作为实际问题，已不可能这样一个现实造成的。    一点是，因为苏联虽然一度指责中国是军事官僚统治的制度，但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和党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员的还很多。并且认为中国是“第三个有核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应给予相应的任务这样的世界舆论也逐渐不容忽视了。

【路透社莫斯科十八日电】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率领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开始同中国人举行的紧迫的谈判，他是以克里姆林宫的解决困难的杰出能干而称著的。    库兹涅佐夫现年六十八岁，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期间，前总理赫鲁晓夫挑选他去纽约就撤除苏联驻在这个加勒比海岛上的导弹基地问题进行谈判，这样，他就一跃成为这方面的杰出人物。    去年及今年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华沙条约国入侵、局势发生动乱时他作为苏联全权大使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    看起来温和可亲的库兹涅佐夫，是克里姆林宫少数几个非常了解北京的高级人员之一。紧接斯大林死后不久在一九五三年最后九个月中，他担任了那里大使。    在一九五三年到外交部工作以前的若干年中，他是苏联工会的负责人，他担任这个职务为他以后担任的职务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他自一九二七年成为共产党员，现在他已是中央正式委员了。    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在美国度过了将近四年，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学习三年，后来又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平炉车间工作了大约一年。    自一九五五年起他当了第一副部长，他曾率领苏联代表团几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和日内瓦裁军会议。

【美联社莫斯科十九日电】在中苏边界谈判的前夕，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十八日指责北京实行“冒险主义、沙文主义政策”。    共产党意识形态专家米·苏斯洛夫在最近一期党的重要理论政治杂志《共产党人》发表的长篇文章中进行了这个攻击。塔斯社十九日报道了文章的摘要。    苏斯洛夫说，“引起全世界共产党人愤怒和深切不安的是中共现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沙文主义政策，中共现领导人已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决裂，企图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这一切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劳动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很大危害。”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必然会在中国取得胜利。”    苏斯洛夫还在这篇文章中赞扬今年六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有力地打击了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者……”    苏斯洛夫在这个双周刊上写的文章，显然是在这里十八日宣布苏联代表团已乘飞机前往（中国）参加预定二十日开始的边界谈判以前就被批准发表的。    但是，塔斯社十九日报导这篇文章的很长的摘要，表明莫斯科已经决定继续进行它的反华宣传运动，尽管这有损害在北京的谈判取得成果的机会的危险。苏斯洛夫的文章，是苏联总理柯西金九月十一日在北京出人意外地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以来，苏联对中国的最强烈的攻击。    目前不清楚苏斯洛夫的攻击是表明要开展新的反华宣传运动呢，还是为的是警告北京：不管谈判的前景如何，莫斯科没有认为中苏争吵已经结束。    【美联社莫斯科十九日电】一个苏联高级外交官星期日（十九日）抵达北京，并且表示希望边界会谈取得成果。但是在同时，一个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提醒中国说，俄国继续持敌对态度。    在举行旨在使紧张边界上的流血得以结束的会谈前夕，这两件事表明苏联对华问题的态度有矛盾。

（续昨）毛主席曾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超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刨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确，要了解斯里卡库兰精神，就必须知道它的人民，并了解他们。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创造奇迹的这种动力。只有在我来到了这里，看到了特区的战斗的领导人和群众之后，我才认识到查鲁·马宗达同志的预见是多么真实。    这里全是山，大山小山，山连着山，望不到头，山上覆盖着密密层层的森林和树丛。在这些地方，一个村子只有三四户人家。最多只有十户或十二户人家。甚至独家村也不少见。这里的生活非常简单。这里的人民还吃不到米饭之类的东西。他们主要是靠从芒果核取出的果仁维持生活。把干果仁碾成粉加水后制成主食。游击队员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人民群众阶级觉悟提高很快    但就是他们，已经奋起，精神焕发，有了政治觉悟。在这里，人们甚至无法找到最起码的所谓文明的东西，更谈不到教育了。房屋是低矮的，连白天光线都很暗。但是就是他们——住在这些房屋里的人民，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今天在印度是属于政治上最先进的人民。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落后、黑暗的山村变成了印度今天最光明和“最先进的革命堡垒”。我从无数琐事中，从游击队活动的报道中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警察把一个村庄给烧光了，燃烧着的木头冒出令人窒息的浓烟仍包围着这个村庄时，游击队回来了。村里的人对他们遭到的损失既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愤怒，相反，他们看到游击队时很高兴。他们说：“同志们！这些癞狗们烧了我们的吃的东西。好吧！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给你们做一顿正式的饭，你们来吧！我们一起，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有八百多名吉里江人被关进监狱。他们的家属现在也成了游击队员或村防队员，有些人在给游击队筹划粮食和物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点儿恐惧或沮丧的情绪。时常有人从狱中被放回来。入狱前他们为斗争很少出力（大家都知道，警察很少能抓到重要的人），但现在回来以后，他们要求分配任务，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战斗。    游击队进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战斗。起初，他们在山区清除了地主及其代理人。后来，战斗也在平原地区开始了，阶级敌人和地主分子一个个被消灭。连警察一天到晚进行守卫也挽救不了他们。阶级敌人被消灭之后，他的全部财产被没收，连同他的扫帚柄一起全部分给人民。游击队缴获的每件东西都上交给党中央。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参加战斗的英勇的吉里江人或者其他的农民同志把什么东西据为己有。    我见到萨瓦拉吉里江族的一位青年同志，是一位游击队指挥员，二十二岁。他用流利的泰鲁固话作报告。他说，“我们要分清阶级敌人和我们的同盟者。我们要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才不致犯错误而把我们的同盟者当作我们的敌人。”这个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内容概括起来是：“必须政治挂帅”。据一些领导同志说，这位同志进步很快。他每参加一次战斗，他的觉悟就提高一步。吉里江的革命同志们渴望见到毛主席    我听到一些不识字的和谦逊的吉里江的普通同志在谈话中谈到毛主席。他们是如此渴望见到毛主席。许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这不是普通的政治觉悟的人要说的话，这是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这些纯朴的土著群众是怎么会变得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呢？他们是通过逐步建立群众组织和通过参加一系列经济斗争而达到这种觉悟水平的吗？远远不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参加任何“有名的理论家”所办的学习班，盘起双手温顺地倾听他的“革命”说教。那末如何来解释他们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呢？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还说：“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你从城市里的学术讨论中是绝不会学到这一伟大真理的。我奉劝那些想确证这一伟大真理的人去和斯里卡库兰的战斗的群众见见面。这将使他们相信，这种觉悟是由于进行游击战——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参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我们走了三天半，……我渴望“中央”就在我们每次开始爬的那座山上。“中央”终于到了。    天已经亮了，我们沿着一条稍微有些陡的山坡往下边走边跑。太阳升起来了，曙光逐渐把深蓝色的天空染红，这时一支合唱歌曲透过清晨新鲜的空气传到了我们的耳边：“阿隆帕塔卡……”意思是红旗。当我们走近的时候，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会集在“中央”的同志的头顶上迎风招展的红旗，他们正在向红旗致敬。他们紧握拳头，表示红色的敬礼，他们围成一个圈子，站在一块空地上，空地两侧则是一排排的房子。有一个同志站在中间，高举着红旗。萨提亚纳拉扬同志和两名妇女先开头，接着由其他同志跟着唱。曙光映红了他们的面颊，豪放的歌声在周围的群山中回荡。他们唱的这首歌是由安得拉邦著名革命作家和剧作家苏巴拉奥·潘尼格拉希作词和谱曲的。敌人千方百计劝他放弃革命工作，电影制片人邀请他，他的剧本写得很成功，收入数千卢比，上演这些剧目的制片人答应给潘尼格拉希同志一大笔钱。但是他抛弃了这一切，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去。他的兄弟姐妹（现在已经被反动政府逮捕）也都是很好的同志。敌人的阴谋被挫败，气急败坏，妄图对他的全家进行报复。（待续）

【法新社卢萨卡十八日电】卡翁达总统今天宣布把赞比亚工业收归国有的又一行动，办法是由国家控制英国的庞大的石油公司——（赞比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    卡翁达总统在一项特别公报中说，这个国家已经接受了（赞比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一项建议，就是把壳牌英国石油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分拿过来。    这意味着，这个国家通过它的工业发展公司将在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出售石油的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意大利通用石油公司——中拥有股分。    卡翁达总统说：“我遗憾地说，两个公司是足够了，工业发展公司将不接受在这方面的任何更多的建议”。    观察家们说，新的国家石油分配公司——加上同它有联系的英国和意大利公司——目前将使其他公司难以在赞比亚营业。    卡翁达总统说，政府接管赞比亚五亿英镑铜矿——这一行动是他于八月十二日第一次宣布的——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卡翁达总统说，会谈的情况“确实”使他“感到高兴”，他又说已经同这两个采矿公司达成一项协议的基础。    总统说，已经在原则上就改组管理部门的磋商和销售合同方面的支付办法和条件达成基本的协议。    现在正完成协议的细节，然后将提交给赞比亚内阁和这两个公司的股东。    总统说，谈判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但是达成的解决办法“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    他说，“对于这两个采矿公司的合作我要特别表示赞扬，这种合作已使谈判很快地取得进展。”    他又说，“已经完成的这项协议连同我们正在制订的新的税收方案以及偿付资本补贴的新制度在保证继续保持繁荣和发展我们的采矿工业使其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方面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卡翁达总统去年四月在他的第一批实行的经济改革计划中，宣布接管运输、酿酒和建筑器材方面的二十五家公司。这些协议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实现了。

【路透社内罗毕十七日电】索马里总理埃加勒今晚回到摩加迪沙后几小时内就召开了内阁会议。    摩加迪沙电台报道，埃加勒在机场直接驱车前往停放舍马克遗体的医院。    【德新社摩加迪沙十七日电】与索马里为邻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正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索马里的局势发展。    消息灵通人士说，就在舍马克总统去世前，舍马克同他的总理埃加勒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舍马克受到的指责是，他干预内阁作出的决定，而不是坚守他作为国家首脑的职责。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在这次暗杀的背后可能有政治阴谋，而不只是一个人的行动。    人们认为，在这次暗杀背后可能还有这些政治因素——不满于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保持良好关系的总政策，不满于在上次选举中发生的违规事件。    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未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继承舍马克担任索马里总统。    埃加勒总理在一九六七年同这两个邻国谈妥了和平，从而结束多年的边境战争。    预料在新总统选出前索马里国民议会中将发生一场激烈斗争。    索马里不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有种族冲突，但是南部和北部之间，特别是在一贯争夺政治大权的重要部族之间有尖锐分歧。    【本刊讯】摩加迪沙十八日消息：埃加勒总理在总统遇刺后，缩短了对美国的访问，于昨晚抵达这里。埃加勒今天下午在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谈话。他说，这次谋杀是由于某些政治集团和政客们争权夺利造成的。政府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它未能事先处理这个问题。由于问题的迫切性，代总统将任命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它将由内阁成员、议员和一般公众组成。

说要使北大西洋组织联盟维持下去，就必须尊重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同意可以有广泛差异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八日刊载该报社论版编辑默洛普西发自伊斯坦布尔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杜鲁门总统在一九四七年发表了支持反共的自由人民的主张以来，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土耳其一直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忠实成员。然而最近几年来，过去看来是非常牢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当严重的紧张局面。    转折点出现在一九六四年。    在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塞浦路斯的局势。今天，许多土耳其人似乎认为，美国第六舰队部署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之间，是为了阻挠安卡拉政府把它的意志强加于这个多事的岛屿。    造成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过去发生的一些危机使土耳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因为有这些危机，因此用美国经费在土耳其建立庞大的军事基地，以支持共同的防务努力，但是这些危机发生以来，新的一代已经成长。    左翼分子正在充分利用这些情况煽动反美情绪。他们的宣传是很巧妙的。它表面上并不鼓吹共产主义，但是它鼓吹驱逐外国人。由于这里的美国人是最引人注目和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因此他们在这些沙文主义的运动中自然首当其冲。    美国的对策一直是使左派的攻击目标缩小到最小程度，并且避免引起刺激的情况加剧。今年春天，美国驻安卡拉的大使馆宣布把在土耳其的美国人员减少大约一千名。    自从示威学生在第六舰队今年七月访问伊斯坦布尔时把两名美国水兵扔到海里以来，也已经作出努力来使美国军人少在这里出现。在安卡拉的军事顾问由于考虑不周而全部住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因此成了示威者和宣传者的明显目标。目前正在进行谈判要挪走这些顾问占据的总部，虽然这种谈判已经晚了。    看来这里和安卡拉的美国官员都认识到，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它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是认真尊重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同意在共同利益的范围外可以有广泛的差异。

【路透社安卡拉十六日电】土耳其的选举法院今天正式宣布，根据上星期日选举结果，德米雷尔总理的正义党继续执政。    这个党可以再连任四年。它获得二百五十六席，在投票总数中得到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四，同它票数最接近的敌手共和党获得一百四十三席，在投票总数中得到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八。    【美联社伊斯坦布尔十二日电】人们认为，投票的人比较少是由于普遍对选举很冷淡，原因是许多土耳其人认为选举只会有一个结果，即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和他的保守的正义党将取得胜利。

【本刊讯】刚果（布）《战斗》周刊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四日这一期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对我国文化的真正的鸦片》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我国电影院放映的大部分电影只能耽误我们下一代的成长。这种电影吸引了许多人。在一个社会中，电影要起教育作用。电影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孩子是我们社会的新人，他们富于模仿性。因此，某些孩子就穿起牛仔或者阿飞服。而另一些孩子则成为货真价实的盗匪，过着没有理想的冒险家的生活。    我们的人民需要一种切合非洲实际的教育。我们完全懂得，这些电影的一个最阴险的目的是要瓦解我们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坚定不移的意志，要使他们产生始终低人一等的自悲感。    我们提醒审查电影的负责人的注意，这些电影是使我们的孩子产生荒诞行为和冒险思想的原因。（电影）审查委员会应当禁演这些电影，以便今后只能看到健康的、有益的和动人的电影。例如人民解放斗争的电影。

【本刊讯】下面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载的关于美国军界—工业界集团的第九篇文章。摘要如下：    一九四一年带着一副军人的姿态阔步迈向战争的底特律城今天不太情愿地扮演了亦民亦兵的角色。    这不是说汽车公司不大量参加国防生产了。它们是大量参加国防生产的。的确，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三大汽车制造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整个合同款额中占有很大的数额。    两大汽车公司的董事威尔逊和麦克纳马拉都当过国防部长。通用汽车公司    ——多数人都认为——今天仍然是十个最主要的军事承包商之一。    在这个汽车城，正在出现一股怨恨的潜流……    但是如果这些公司日益抱怨国防生产的话，那么，过去并不始终是这样的。今天，三大公司国防产品的总额估计不到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五。但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底特律很快成了美国军火制造——的确也是全世界的军火制造——的中心。    譬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把它所有十八个主要工厂都用来进行军火生产，大多数其它公司也作了同样的努力。到战争结束时，光是通用汽车公司就生产了价值一百二十五亿多美元的各种作战物资。    在朝鲜战争期间，各汽车公司又一次迅速作出响应。在通用汽车公司，所有三十四个工厂在一九五一年初都投入了军事生产，次年，国防合同占公司总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九以上。    现在的情况已完全改变。汽车生产公司正在兴旺起来，预言家们正在谈论一九六九年第二季度零售汽车量约达二千三百万辆。光是在通用汽车公司，一九五一年的军事产品销售额占百分之十九，现在已降到了百分之四以下。一九六八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国防产品——空间产品销售额约为六亿九千九百万美元，比一九六七年的七亿七千七百万美元下降了。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一九六八年的国防和空间产品销售总额达到了二亿六千九百万美元，占总销售额的约百分之三点六，在前一年占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三点四。福特汽车公司目前承包的国防生产估计超过四亿美元。    没有详细说明美国汽车公司从事国防生产的情况，因为人们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    底特律的这些公司的大多数负责人认为，越南战争的迅速结束对这些公司赚取利润的情况大概不会有多大影响。虽然可以料想会裁减一些雇员。主要合同现在订到一九七○年。    这些公司几乎没有雇佣什么前高级军官。由于这一因素，再加上向五角大楼销售额所占的百分比很小，因此底特律各公司的多数负责人一听到“军界集团”这个名词都感到吃惊。    克莱斯勒公司国防和空间部门负责人威廉斯·斯·布莱克斯利说，“我就是看不到这种说法有任何根据。”    但是也还可以看到一些汽车公司的人士承认他们担心把国防和工业联结在一起。    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除了我自己以外，这里大约还有六个人到现在为止在国防界已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了。很自然，我们认为，在公司内我们的前途取决于订立军事合同。……的负责人约翰……肯定竭力想订立更多这样的合同，因为这是他要支付工资的来源。”

【本刊讯】《新苏丹报》十六日报道，苏丹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文化和商务处关闭。上周两名参赞离开美国首都。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从九月二十六日到十月六日连载了该报前驻莫斯科记者铃本肇写的一篇苏联见闻记，题目是《莫斯科的处世哲学》，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人们最烦恼的是日用品不足。这在消费品供应充足的日本是使人无法相信的。首先最困难的是买不到手纸。在街上的商店里几乎看不到。有时在闹市区的百货商店偶尔看到有硬梆梆的卷纸，赶紧能拿多少买多少，用大包袱皮包回来。    在莫斯科我曾四出奔走“寻枕头”。在百货商店等着买枕头要排长队，所以就到普通家具店去找。“啊，有啦！”——不由得大叫起来。一下买了六个，如获至宝似地抱了回来。分送给在我旁边住的记者，大受表扬，他说“我找了一年半，这一下可找到了”。    最困难的是，某种东西卖光了，你走到哪儿也买不到。顾客到商店里不是问“有吗？”而多半是提心吊胆地问道“没有吧？”售货员也象早已准备好了一样，只说一句“涅特（没有啊）”。洗衣粉、餐具、杯子等一般常见的日用品很缺，总是买不到，直至最后也没有解除这种烦恼。    证件（证券或身份证明书）这个字眼，在苏联真是一字千金的。没有证件就不能生活。    苏联的成年人都携带着国内旅行证。小孩长到成年的时候就发给旅行证，不过，发证时要在警察的参加下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    在苏联不知有多少纸要用来印制证件。不论是商店，或是官厅，这类纸的用量最大。事务工作机械化的程度很落后，所以用手写的东西特多。    因为用手写的东西很多，所以非常费时间，不一会儿就排成了长蛇队。这样堆积如山的大量文书，以后可怎样整理、怎样管法呢。    我在莫斯科期间不知写过多少申请信件。外国记者为专做这些事情都雇佣着苏联人秘书。    伏特卡，别名叫瓶酒，是仅次于卢布的苏联“第二种货币”。    在苏联生活老练的人，壁櫥里总是储存着瓶酒，小卧车里也装着小瓶瓶酒。这是因为一且发生什么事情它就可以发挥出绝大的威力。我们自己几乎不喝伏特卡，可是拼命地往家里买它，成了我们每天要作的事情。    不仅仅是需要伏特卡酒。和在西方国家一样，乘出租汽车也要付出租金的十分之一的小费，这是普遍的现象。不收小费的情况，三年间只碰到过一次。    饭店、旅馆、美容馆、服装店……到处都要付小费。在美容馆得付出定价的二倍、三倍。否则，下次再去就把你排在最后边。有一位夫人到服装店去做衣服，因为没有给小费，服装店的接活人马上就说“做出来，得一年以后”。    一般居民买东西也要费一番周折。平日给商店负责人和售货员送点礼，拉好关系，来了什么好东西就用电话通知并给留起来。就是说，比原价多付些钱，“下次就会照顾你”。    给小费，在西方国家并不算稀奇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在苏联还这样流行。现在我回国来了，同时也就从搬运沉重的伏特卡瓶酒的工作下解放出来。买卖兴隆的美元商店    在莫斯科以及苏联的各主要城市都设有用美元或马克等外币计价出卖土产品、食品、衣服等的外币商店，即所谓美元商店。最初是为了吸收外国旅客或侨民的外国货币而开设的，但现在又出现了卖鞋、卖衣服、卖家具等物品的美元商店，挤满了苏联顾客。    人非常拥挤，要靠近售货台也很困难。    在一家美元商店前面，有一位老人好不容易地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他认真地问司机：“你的汽车是用美元计价的吧？”美元和美元商店已经这样深入一般市民的生活了。    我们在苏联使用着三种货币。那就是卢布，美元和美元票据。    买东西是用三种付款办法：苏联的商店用卢布；附设在旅馆里的、出售土产品和毛皮等货物的美元商店则用美元和马克现款，这里日元也通用；一般的美元商店则使用美元票据。情况很复杂。    美元商店的商品价格比市价便宜得多。花十美元左右买的苏联表，在一般的百货公司要四十卢布。没有外币就吃闭门羹    在美元商店里最显眼的商品是进口货。陈列着日本、西欧的衣服和鞋子等。巴黎的香水，口红也陈列着。也许因为大家抢购，衣服的质量并不好。但是价格却不断上涨。    美元商店门口有看门人，只要有外币，谁都可以进去。没有外币就不许进门。对模范工人奖以美元票据    给苏联人用的有三种美元票据。出差到外国的时候，如果不用美元，而把它带回国，就给以比较优待的美元票据以资奖励。挣得大量美元的工厂职员和成绩优良的模范工人似乎也有美元票据的奖金。从知己朋友那里讨得美元票据去买东西的顾客也不少。    赫鲁晓夫时代的末期，由于一九六三年的大灾荒，苏联从西方各国购买大量的小麦，抛掉了全部贵重的黄金和外汇，所以总翻不过身来，于是就开设美元商店，竭力吸收外币。现在扩大了范围，成了市民消费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革命之父列宁的小型半身像和像章，甚至名将朱可夫元帅的大战回忆录都陈列在美元商店里。看到这些，觉得苏联真是大变样了。“休假的天国”经济停顿    “休假”——这句俄语在苏联听起来甚至是很神圣的。休假是绝对的，是优先于一切的。从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到打扫卫生的老太婆，都精打细算，一天不缺地休假。其彻底的程度甚至达到如果放弃休假，努力工作，反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真是“休假的天国”。但是相反地经济成长却迟缓下来，成了苦恼的根源。    现在苏联每年有一百几十天的假日。作为一九六七年革命五十周年的礼物，实施了每星期五日工作制，结果每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是休息。    学校从六月到八月放假。到了夏天，有大量的汽车载着小学生驶向莫斯科郊外和远方的野营地。    五日工作制已经完全深入市民的生活。苏联的劳动时间是每星期四十一小时。从前，有五天是每天劳动七小时，星期六和假日的前一天是劳动六小时。现在是每天劳动约八小时，星期六和星期天休息。星期五下午很早就出现周末气氛    从星期六到星期天，象重型坦克一样的大卡车就不见了，宽敞的莫斯科街头就变得空荡荡的。    市民把星期六当作买东西的日子，星期天就到郊外去游逛，或作日光浴。五日工作制对于嗜好休假的苏联人来说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但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一到星期五下午就是一派周末气氛了，都是人心惶惶，已经做不成什么事情。“有事星期一再办”，已成铁一般的原则。星期五提出任何要求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定会被推到休息以后去。    由于平常的实际劳动时间拖长，所以回家途中买东西就困难了。于是，就在工作时间内请假外出去买东西或办杂务。星期六，一大早，市民们就提着买东西的口袋奔向市中心区的百货公司和商店，到处是人山人海。商店里排队和混乱现象实在惊人。    酒的销售量大增，这也是五日工作制的副产物。因为娱乐设施缺乏，没有事情可做，所以就放肆地饮酒作乐。为了筹措休假费用去当铺    苏联的经济明显地出现了危险信号。一九五○年代曾经顺利增长，但到六十年代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增长迟缓。柯西金的经济改革也没引起高度成长。    一到夏天的休假季节，为了筹措休假费用，市内的几家当铺的生意就大大兴隆起来。就象银行似的几层高的大楼里，拿着戒指、皮大衣、毛毯等物品的人们排着长长大队，甚至卖食品的小商贩也出现了。物价和生活安排    尼龙衬衣八千日元一件（一百五十日元合人民币一元——本刊注），现成的西服一套四万到六万日元，尼龙袜子一双八百到二千日元，拖鞋一双三千二百到八千日元，妇女用的披肩约二万日元一件。一卢布按四百日元的比率折算，苏联的服装用品的价格竟达到如此地步，不由得使人惊叹不已。    一个水壶一千八百日元，铝锅一千日元，洋铁桶一个四百四十日元。黑白电视机十一万五千到十七万五千日元，电冰箱十万日元。    在莫斯科的商店里，一旦摆出一点正经的商品，顾客就问：“是外国货吗？”售货员如果回答说“是”，马上就买。如果是国产，就一声不吭地走了。    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给小孩买一辆自行车，第二天就坏了，买个电灯泡，刚一安上就呼的一声破碎了，所以人们就都喜欢外国货了。    每公斤八百日元的一等牛肉，是带骨头和皮一起卖的，硬得要命，只能做汤用。    一年四季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土豆和胡萝卜。元白菜、黄瓜、西红柿，夏天在国营商店能看到一点点，只能在美元商店食品部（莫斯科只有一家）和自由市场上买到。西红柿一公斤四千日元，黄瓜六千四百日元，这是冬天自由市场上的卖价。    但是，顾客的工资是多少呢？工人、事务人员的平均工资是一百一十四卢布（四万五千六百日元）。一般都是夫妇俩工作，如果是高工资的，物价贵，也能应付得了。但是，如果是领平均工资那么多，就苦了。在苏联，人们都非常珍惜物品，都是使了又使的。莫斯科街上到处有修表店和修笔店。战后初期在日本修尼龙袜子的曾经兴隆一时，但是没有想到在莫斯科也看到这种情景。小孩的衣服都是互相转让，穿破了为止。有许多寄卖店代卖旧衣服。苏联向何处去？    最近的苏联，无论怎么说，也好象丧失了过去的那种魄力和魅力。    当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大恐慌中苟延残喘的时候，苏联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近代工业的基础。苏联经济迅速地从战争的打击下重建起来，在五十年代中保持着高度的成长。    今天怎么样呢？经济的规模是大了，但是工业生产的增长停滞在不足日本的一半，即百分之六的程度上。肉和蔬菜供应不足，建设落后等种种缺陷都表面化了。    苏联是有社会主义基础的。那片辽阔的土地全都是国有的，可以不付代价地耕种。    然而，问题是不仅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开出美丽的花朵，而且这个基础本身不是也被挖掘坍塌了吗？国营商店所没有的蔬菜和水果，在自由市场上就能够以高价买到。技术高的医生合办的收费诊疗所代替了免费诊疗所，迅速地增加了。这样的现象是完全矛盾的。    在一个严冬的早晨，我看到在《产经新闻》分社前面的街道上，有一位象是农村来的纯朴青年在修理汽车。默默地干了几个小时，也没有修好。我看他那种辛苦的样子，给他送去了热咖啡和面包。原来他的全身都冻僵了，脸也冻伤了。这是多么坚韧的国民呀！就是这样内在的坚强力量，曾经啃着黑面包，战胜了德国！他说着“谢谢，谢谢”，站起来就走开了。我望着这位青年的背影，不禁联想到苦难重重的国家苏联的将来。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七日刊登了《纽约时报》六日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同日益增多的犯罪行为作斗争，莫斯科警察当局建立公共中心防盗警报系统》，全文如下：    据莫斯科警察上校莫斯卡尔科夫说，凌晨二时一个小偷走进了一个公民Ｋ的寓所。他在门上打开了一个口子，开开了锁，便开始了偷盗活动。    几分钟之后，他突然听到后面发出平静的声音说：“让我们认识、认识吧！”这个小偷环顾四周，看见三个警察。    这位上校在最近一期《莫斯科晚报》上说，这个小偷是被防盗“信号系统”捕获的。莫斯科的警察不仅愿为私人住宅装置这种系统，而且他们还鼓励人们订购这种装置。    这位警察上校说，“数千名”莫斯科人已预订要配备这种装置，它每月花费不到三美元。    据报道，最近几周来，地方上的各警察局已接到许多莫斯科居民的电话，要求装置防盗系统来探索情况。很多公寓居民说，公众对这个系统的兴趣表明莫斯科对偷盗活动日益担心。    虽然莫斯科的警察没有透露盗窃或任何其它犯罪的统计数字，但他们公开宣传这个系统一事似乎清楚表明，他们也和日益增多的被盗窃的居民一样感到担心。到当地警察局去要求配备这种装置的人不知道这个系统是如何运转的、不知道公寓居民如何避免诱捕盗贼的警报开动这样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但是，莫斯卡尔科夫上校在这篇报纸访问记中作了某些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