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特—朗说我详细驳斥了赫的和平过渡等「理论」    【路透社北京三十一日电】（记者：凯利特—朗）中国共产党在对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一次激烈的新的攻击中把他说成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说，他使国际共运中过去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相形见拙了。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和理论双周刊《红旗》发表的一篇很长的文章说，“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报纸在停了将近两个月以后又恢复了对赫鲁晓夫的直接攻击，它是去年九月开始的答复苏联党去年七月公开信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八篇。    它详细驳斥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朝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    这篇中文长达三万字左右的文章要求修改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以后发表的文件的有关章节。    【路透社北京三十日电】中国今天指责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文章所进行的这一攻击，是在这位苏联领导人对布达佩斯进行正式访问的前夕进行的。    中国人还谴责赫鲁晓夫先生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要求各地的共产党人“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篇文章说，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比起以前的各种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文章称赫鲁晓夫先生是“历史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法新社说“八评”证实我将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法新社巴黎三十日电】据巴黎观察家们说，北京在中苏在阿尔及尔激烈争吵之后，紧接着于今天发表了一篇新的长篇社论，谴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这篇社论证实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打算把他们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权威和威信的攻势进行到底。    据北京的社论说，列宁关于暴力的论点在我们时代中保有全部的价值。    社论中最有趣的部分——实际上是唯一未发表过的部分——恰恰是，把似乎是被赫鲁晓夫引离革命道路的一些共产党的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如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内，苏联的影响助长了这些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以多列士为首的法国共产党和以丹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尤其如此。社论说，如果不是卡斯特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赫鲁晓夫的影响对古巴也会是灾难性的。    社论最后劝告受迷惑的共产党：是回头的时候了。    看来，北京发动进攻的真正目的是为给马克思列宁主义集团提供思想武器。    合众国际社说我“八评”对赫鲁晓夫的谴责远远超过前几篇    【合众国际社东京三十一日电】（记者：威廉·弗·赖特）红色中国今天要求立即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逐出共产党阵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以迄今为止最明确和最激烈的措词鼓吹暴力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    这篇文章对赫鲁晓夫的谴责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几篇文章。它为苏联领导人的共产主义造了一个新名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它称他是一个扯谎者和一个胆小鬼。    这篇文章说，“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但是这篇文章不同于北京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它没有呼吁赫鲁晓夫在不太晚以前悬崖勒马。    文章提供了有关这次争论的新材料，它说：中国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五六年同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    【合众国际社东京三十日电】共产党中国今天对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新的猛烈攻击，它预言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政策将使他被丢进“历史的坑垃堆”。美联社认为我「八评」呼吁苏共和其他党领导人摒弃赫鲁晓夫    【美联社东京三十一日电】（记者：内间）共产党中国在星期一呼吁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摒弃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它宣布这位苏联领袖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为“资本主义”势力服务的。    中国人对苏联的领导发出了挑战，它称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使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到“够大的和够严重的损害”。    【美联社东京三十日电】共产党中国星期一批评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呼吁苏联人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摒弃他。    北京在重新对苏联总理进行的尖锐的新攻击中说，“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这篇三万字的反赫鲁晓夫文章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它攻击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并且把苏联领导人同受到列宁批评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相比较。    文章说赫鲁晓夫的政策把苏联引导到南斯拉夫的反革命路线上去。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十日电】苏联干扰台今晚企图以干扰淹没掉北京电台对俄国广播的共产党中国对赫鲁晓夫总理进行的猛烈的攻击。但是，苏联首都收听短波广播的听众仍然听到了共产党世界两大国之间的“舌战”中最新的激烈论战性文章的主要之点。    苏联对中国过去的广播一直是进行干扰的。但它在去年夏天停止干扰美国对俄国的广播。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二日以《日法学家看中国社会秩序》为题，译载了日本东京大学法政社会学副教授渡边洋三在日本《世界》月刊四月号上发表的一篇访华观感，全文如下：    这次到中国旅行虽然时间不长，但却给予我极强烈的印象。我写这篇东西，只想介绍一下我所获印象的一点一滴。当然，在有限的日程中所看到的毕竟有限，还不能算是科学调查工作，可是这毕竟是我对中国初步的了解，所以想叙述一下我的访华印象。要参观那里都可以    我们是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邀请作为日本青年法学家的代表而去中国访问的。因此我们主要目的，是参观中国的法院、监狱和大学，调查中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各部门工作的实况，但是我们也要求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行前有人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参观是尽看好的，不看坏的。中国的态度却极为坦白，只要旅行日程容许，无论我们要看什么，都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中国国家领导人并不讳言现在的中国还有不少落后的地方。我们要求到大城市的背街小巷中看劳动者的住屋和生活，他们带我们去看了。我们要求看最穷的人所住的贫民区，他们也照样引导我们参观。至于照相，除了军事设施和在飞机之中不许拍照外，任何地方都可以任意拍照。    “在中国，你们什么都可以看！”中国这种态度正包含着他们具有自信。事实正是如此，中国上自高级政府首脑，下至一般市民都充满着对自己国家前途的信心，到处都是如此。    我们在这次参观过程中，不断地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在广州的农村人民公社中，解放前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中，全村四百人中饿死了四十三人。这次的三年自然灾害比那一次不知大多少倍，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饿死。再说鞍山的钢铁厂，解放前只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制造部分铸件的工厂，现在，当年被当作苦力牛马般奴役的人已成了工厂的主人。鞍钢已从战争废墟上，建成了巨大规模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在上海，解放前除出卖肉体以外即无以为生的妓女已完全绝迹，她们从受屈辱的生活中站了起来，变成能生产、的市民，这些都是很令人感动的事实。    类似这些事例，我们在中国到处都听到过。我们到达到中国各阶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访问了经历过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转变成工人、农民的娼妓，我们深切地感到，在他们的心底对中国新旧变化的感想多么深刻。    另一方面，中国今天也存在着不少矛盾，旧的事物和新事物的矛盾，落后思想和先进思想的矛盾，社会主义意识和私有意识的矛盾等等，尽管这些矛盾依然存在，中国人已从他们亲身体验中毫无疑问地认为中国政府确实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就是人民的中国。我们遍访中国，到处感到近七亿中国人的团结一致，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一致。以前我只从书本上读到“人民的党”或“人民的国家”等字句，这次在中国才实实在在的了解到人民的国家是有多么大的潜力。    我总的印象是，日本人对于新中国这样的国家了解得很不够，不仅仅是那些只在报上阅读根据香港情报而制造中国新闻的普通日本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日本知识界或者是学者，不少人的中国观也是很浅薄的。例如日本方面对于中苏争论所写的许多评论，一大半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根据不正确的中国观写出来的。法院审判案件很少    由于我是法学家，想引用若干具体实例来介绍一下作为法律家的眼光看到的中国观。    中国和日本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审判这类事件非常少见。我们到达北京后，立刻向中国当局要求让我们出席中国法院旁听。对方答复说：“我们当然尽量想把旁听编入你们访问的日程，不过你们在北京逗留期间是不是有案可审，还须要去打听一下。如果北京没有，也许其他城市会碰上审案的机会。”这使我们都吃了一惊，因为日本法院审案事件太多，法官忙得不可开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结果我们在北京逗留期间一宗刑事案件也没有，民事法庭则旁听过一次。刑事案件直到我们到上海后才有机会出席一次贪污案件的旁听。至于在北京旁听的民事案件是一桩离婚官司，因为孩子问题而引起夫妇不和，闹上了法庭。我们旁听时，三位法官都是女性，书记官是男性，从这一点使我感觉到在中国，女性是真的接近完全解放了。犯罪数字逐年减少    其次我们要求到监狱参观。北京监狱本能收容三千犯人，我们参观时收容了一千七百人，因为犯罪者数字逐年减少（一九五九年北京监狱在押监犯是一千八百人）。罪犯中百分之四十属于蒋介石特务和其他反革命有关案件，一般刑事犯罪只占总犯罪的六成左右。南京的监狱刑事犯罪比率更小，只占百分之四十强，反革命犯罪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以这样庞大的人口，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比较，其犯罪率之低真使人惊诧。我们告诉陪我们一同参观的中国监狱工作人员说，在日本杀人事件每天都有，他也同样感到很惊异。他说，在中国监狱关着的刑事犯除反革命之外，多数是盗窃犯、欺诈犯、贪污犯和交通事故犯，杀人犯是很少很少的。    西方国家近年来最咸头痛的是阿飞犯、青少年犯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已不存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几年前就已扫清了阿飞。因为治安已经确立。中国警察完全是没有武装的。他们虽然也拿着维持交通的警棍，但和日本警察那种用作武器打人的警棍完全不同。除了交通警外，在街上很少看到警察，除非你很仔细地在街上搜寻，确实很难找到。至于整队巡逻警察，我在中国期间一次也没发现过。    这种治安良好现象对外国旅客说来不知省却多少精力。在旅店里，旅客的物件不必去担心，你忘了的东西，总是会物归原主。有一次我在北京旅店的盥洗室中，将日本带来用剩下的一卷手纸放在那里准备不要了，后来旅馆人员当我忘记此物又将它送还给我。（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中国人民不念旧恶    和我们在中国愉快旅行相比，使我们感到难过的是，现在许多到日本来的中国人却不得不由便装人员保护他们的安全。过去日本军人在中国不知犯了多么大的罪恶，今天的中国人民若对日本人抱着反感或憎恶倒是情有可原，然而他们一点也没有这种表示。和我们一起旅行、始终照顾我们起居等一切日常事务的一位中国政法学会的工作人员，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被日军杀害的，然而他对这事完全没有表示他对我们日本人的不满，最后在国境送别时还同我们话别。    我们访问著名的南京大屠杀所在地南京，目的是要向被日军残害的三十万军民的陵墓致悼，但是，几乎每一个都有亲属或朋友被日军杀害的南京市民，却对我们不念旧恶，伸出了温暖而热烈欢迎的手，这是我们这次访华最难忘的一个印象。我们在南京可以自由上街购物游逛而完全不必顾虑自身的安全问题。我想这是政治教育的结果，反观现在的日本，中国人来访问还必须考虑安全问题。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人犯罪率之所以这样低，照我的印象看来，首先是由于生活安定。应该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决不能说很高。人民对未来满怀希望    其次，中国人不仅现在的生活安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对将来满怀着希望。他们确信现在生活水准即使低一点，但正在逐步提高中，将来必然更会改善。我们在上海访问昔日的贫民窟时更加深我们的感受。从前在贫民窟住着的多是人力车夫、码头苦力等最下层的人物。解放后，政府有计划地整顿贫民窟，首先解决那里的下水道问题，使臭沟污水一扫而清，接着铺设道路，栽植花木，装上电灯，失业者使其就业，许多新房重新建起，贫民窟的面貌完全改观，这种变化对于在旧社会一向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该是多么深切的感受。在以前他们作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自身的体验，深信未来的生活更加美满。犯罪的温床一向是在最贫困阶层，但是中国政府给予他们以希望和理想。犯罪无论是对于个人或整个社会，往往是在对未来绝望之下产生的。中国犯罪事件少，可以说，正是由于个人和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缘故吧。没有黄色书报杂志会    第三，我们从访华中感觉到，中国社会完全是生产者的社会。人们一面生产，一面消费。中国人普遍关心的，是他们的生产和建设，和与生产建设相关联的道德和文化。中国充满着作为生产者的人们应有的健康的道德和文化。驱使人们犯罪的文化和娱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颓废的文化、黄色的书报杂志、娼妓等，在中国绝对不能立足。置身在这样的社会，立刻就使人处处感到它是健康的、正常的。当我们一离开国境进入香港，立刻就看到那些华丽而庸俗的电影广告、色情的杂志，我们立刻感觉到，我们又回到资本主义世界。（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

谈到阿尔及利亚自管、土地改革、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和对外政策等项问题    【本刊讯】法国《解放报》二十六日发表了本·贝拉总统对该报记者的谈话。    本·贝拉在谈到阿尔及利亚的自管时说：可以大略地说，自管是一个成功。庄稼比过去耕种得更好，生产并没有像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倒退。    但是，不仅应该从经济观点，而且还应该从政治观点来衡量这些成绩……    是否有缺点呢？当然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国家机构对自管的压力太大了，而其他一些进行类似试验的国家在这方面要比我们灵活得多。    另一个问题是销售问题。不应该忘记，我们百分之八十的贸易是同法国进行的。因此自管受到了合作的波动的影响。收获的农产品是难于销售的。今天的问题是要决定：是否需要使我们为寻找市场而建立的国家贸易公司这个机构变得更灵活一些”。    他在谈到土地改革时说：“将限制土地所有权，不是统一地加以限制，而是根据土地的质量来限制。土地改革将要进行好几年，以便使我们能够‘消化’目前已做的事情。但是目标是使绝大部分土地实行自管。其余的土地由小农合作社管理”。    关于在三个星期后将要举行的民族解放阵线第一届代表大会，本·贝拉说：    “人们对这次代表大会寄予很大的希望，这是完全正当的。党员之间能够进行广泛的讨论这确实是第一次。    “党代表大会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确地肯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选择。我们制定一些代替的规划确实是很重要的。的黎波里宪章使我们有了开始，但是代替第一个阶段、制定目标更明确、选择更鲜明的新的计划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代表大会将要制定一个比的黎波里宪章更有意义的新宪章，的黎波里宪章在今天已经过时了”。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对外政策，本·贝拉说：    “所有会谈（他同铁托、戴高乐、塞古·杜尔举行的会谈）都是有成果的，并有助于使彼此的观点接近或达成完全的一致，如同塞古·杜尔总统的会谈就是这样的。五月一日我将去莫斯科，我在回国时将要在索非亚停留，在那里我还要谈到我们的政策，它是以寻求和平为第一个目标的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我们欢迎每一个有利于和平的步骤，因为对刚刚开始新生的人民来说和平是太重要了。但是我们认为，和平同战争本身一样是全球性的。必须提高各国人民的觉悟以争取世界和平，各国人民中包括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的人民。    “有利于和平的行动往往具有一种不符合这种情况的性质。意识形态派别的出现歪曲了辩论。我们要说：和平万岁，但是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也应该有和平”。

【法新社华盛顿二十九日电】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天宣布，南越将颁布招收五万名新战士的征召令，以加速反对越共叛乱分子的战争。    他在电视谈话中讲话时说，南越总理阮庆将军正准备采取这一行动。麦克纳马拉又说，美国将资助这次征召，每周大概提供一百万美元。他表示对阮庆有极大信心。他说，这位总理「正作为他的国家的一位积极进取的、能干的、机敏的和果断的领袖行动。」麦克纳马拉又说，「我们将坚决反对任何政变。我们已告诉他的人民，我们完全支持他和他所执行的计划。」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发表了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华盛顿的一篇题为《关于越南的决定》的评论，摘要如下：    人们普遍认为，麦克纳马拉部长在越南的调查访问已使总统作出了无论如何在十一月大选以前「大致照原样干下去」的决定。    这里要指出的要点是，为了对北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条约的行动进行报复，在十一月大选以前或者在其他任何时期，并不排除对北越采取直接的行动，这一点是十分着重地强调的。这种行动只是目前不采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但是越南的战争很可能立即加以扩大，如果趋势看来危险地恶化的话。    由于这个原因，已经在为对北越采取各种直接行动作准备，这些行动被认为很可能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一切都将很快在假定的基础上准备就绪。如果约翰逊总统认为有必要，他只要说一声「干吧」就行了。

【德新社波恩二十七日电】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今天结束了在西德的私人访问离开波恩前往阿尔及尔。    杜尔在阿尔及尔将继续进行正式访问以及同本·贝拉会谈，这次会谈由于杜尔在西德的私人性质逗留而中断了几天。    他强调说，他同吕布克总统已建立了“非常真挚的关系”。    【美联社波恩二十七日电】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星期五说，他的政府不久将宣布一项七年计划，它的支出将为十八亿马克（等于四亿五千万美元）。    塞古·杜尔三天前从阿尔及利亚到达这里。    杜尔说，这个新的七年计划将密切结合几内亚的生产能力来加以执行。他说，西德在几内亚进行了大量的私人投资，“并且继续在那里投资”。    他强调了他的国家同西德之间的合作联系，并且表示希望，他的访问虽然是私人性质的，但将有助于加强这种联系。    杜尔说，“我对同吕布克总统以及其他领导人举行的会谈十分满意。”    杜尔在回答问题时说，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几内亚同东德的关系一直严格地保持在经济和商业水平上。    在回答这种关系是否将这样维持下去的问题时，他说：“我无法展望将来情况如何。”    他说，几内亚同西德的贸易要大大超过同东德的贸易。

【法新社阿尔及尔二十九日电】在杜尔总统正式访问阿尔及利亚后，在阿尔及尔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公报说，在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代表团举行的政治会谈中，深入地研究了同两国共同有关的各项问题。会谈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到了当前的各种国际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非洲统一、援助各解放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    公报说，两国代表团决心加强各方面的兄弟合作，这种合作应特别表现为几内亚民主党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国各全国性组织之间的关系。    两国还决心全力促进和加强贸易和文化往来，以及各种合作方式，以加强走上社会进步、真正民主和反殖反帝斗争的两国人民之间的谅解。    【中东社阿尔及尔二十九日电】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政府今天表示完全愿意向安哥拉、莫三鼻给、葡属几内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非洲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作为非洲各国完成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使命的努力的一部分。

【法新社达喀尔二十七日电】桑戈尔总统和国王哈桑二世今晚在达喀尔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文如下：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应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的邀请于三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在塞内加尔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元首在真诚和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两国元首特别注意到非洲局势，他们注意到非洲统一所取得的进展。两国元首对非洲国家通过非洲统一组织机构解决它们的争端感到高兴。这表明非洲决心实现它的统一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必要。    在两国关系方面，两国元首决心通过加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合作来增强两国之间的友谊。

【美联社突尼斯二十九日电】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星期日到达突尼斯进行四天的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表明突尼斯正极力设法增加同非洲大陆的所谓革命国家的接触。    在突尼斯，杜尔将看到这样一个实验，即得到大量美援的温和和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试验。在一九五八年完全跟着苏联集团走的几内亚，正企图通过西方援助、特别是美国援助来挽救它的经济。

【中东社突尼斯二十日电】卢旺达国民议会议长马库萨说，在非洲领土上存在外国基地是同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不结盟原则相抵触的。    马库萨现在正在访问突尼斯。他在接见中东社记者说，非洲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他说，外国援助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    他在谈到阿拉伯首脑会议时强调，这次会议在中非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并且明白了巴勒斯坦的问题。

【路透社阿尔及尔二十八日电】本·贝拉总统今天警告“在国内和国外的敌人”说，如果他们以为可以把这个政权推入致命的妥协中去，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    总统是在第一次工业工人自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这番话的，这次会议是在他主持下开幕的。这次代表大会将举行三天。    他说，工会的具体任务是要训练工人进行管理和掌握专门技术。    【中东社阿尔及尔二十八日电】本·贝拉总统在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这次会议在为即将举行的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铺平道路方面的重要性。    他还指出获得解放的阿尔及利亚的前途取决于实现自管。    【南通社阿尔及尔二十八日电】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今天在社会主义工业部门工人代表大会上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坚定不移地决心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将以真正的民主和工人群众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为基础。    全国工业工人管理机构的总共一千一百三十四名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参加这次集会的还有以南斯拉夫议会副主席托多罗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    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到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书记的呼吁，他说，许多非洲国家今后发展它们社会和它们经济的道路取决于阿尔及利亚工人管理的成败。    【中东社阿尔及尔二十七日电】本贝拉今天说，工业部门会议上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将以红利的形式分配工人的那份利润，或是将这份利润投资到其它工程以保证失业工人就业。    本·贝拉说，他最近同铁托和几内亚总统杜尔的会谈使阿尔及利亚同这两个国家的观点更加一致了。

【本刊讯】《纽约时报》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坦纳二十三日从莫斯科发出的文章，题目是《俄国人进行的一场辩论：“同志”或“先生”？》，详细摘要如下：    苏联的同志可能不久彼此就要称呼“先生”和“女士”。    恢复革命前的这两个称呼形式的问题最近几周内在《星期周刊》——《消息报》每周一次的增刊——上展开了讨论。    这个刊物刊登一篇建议在口语中重新使用“先生”和“女士”这两个词的文章之后收到了几百封来信。这两个词在革命以后同过去下等阶级称呼上等阶级人物和有权势的人物时所用的其他一些词一起取消了。    据这个刊物说，绝大多数写信的人都同意编辑们的这个建议。    所有这一切是这样引起的：一位名叫索洛欣的作者在宴会上由于不知道对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妇女称呼什么而无法把色拉（菜名）递给她，因此，他决定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    那时他手里拿着放色拉的盘子。但是那位妇女朝着另一方向看。在俄语中，至少是在苏联俄语中没有什么字眼能使他用来吸引她的注意。如果他知道她的名字或姓的话，他就能对她说：“尼娜·伊凡诺夫娜，你想要一些色拉吗？”但是，这是一次隆重的宴会而他又不知道她的名字。    他是有礼貌的人，不想用胳臂推她，也不想喊一声“嘿”。    他本来可以说，“同志，你要一些色拉吗”？但是这样说听来是严肃和正式的。    他认为，如果说：“女公民，请尝一些色拉吧”，这样又显得不热情。这样说听来好像是他在法院里说：“法官公民……”。    唯一的选择就是称她“姑娘”，但是他由于害怕她转过脸来说：“你知道吗，我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所以他没有这样做。    正是在那个时候，索洛欣想到有必要在俄语中恢复相当于法语中的先生和女士的一个词。    他写道，“同志这个词当然是个很好的词，是古俄语，是个共性名词”。    他又说，但同志这个词听来“仍然有点严肃，而且甚至是半正式的。当我在会上讲话的时候，我当然说‘同志’，但是给别人递色拉时也这样说吗？”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记者：贾埃·阿克塞尔班克）《消息报》昨晚发表了一些实际上赞成宗教的论点，这在官方宣传无神论的运动中是罕见的    ——如果说不是史无前例的话——做法。这些论点是在一场关于无神论和宗教的辩论中向《消息报》的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提出的。    一个六十四岁的女生物学家、“真碱的无神论者”对这家报纸说：“宗教对我来说仍然具有某种魅力。”    斯米尔诺娃说，关于生活的典型的科学定义“使人既不能得到安慰也不能感到愉快”。    斯米尔诺娃在一封批评奥西波夫——他曾发表关于无神论的电视讲座——的信中说，宗教帮助人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怖，使他们具有宏伟的愿望，并且帮助他们找到道德的准则。    她在提到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这句话时又说：“如果宗教是鸦片，我要说，少量的麻醉剂可能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可以使人镇静和减少痛苦。”    斯米尔诺娃说，宗教可以提高社会道德观念和有助于国家的工作。    奥西波夫在驳斥中对斯米尔诺娃说，“共产主义在为消除人们的痛苦而斗争，因而没有必要采取麻醉性的镇静。”    他说，需要共产主义道德，“不是由于上帝的戒律而是来自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本身的实践。”

【法新社巴黎二十九日电】巴黎收到的一期苏联《经济报》透露，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城市的八十个工厂（其中有汽车工业的最重要的工厂），今年将以试验名义采取一项主要以利别尔曼教授一九六二年提出的论点为基础的、旨在使利润成为刺激素和成为经济发展标准的工资制度。    这项新措施无可非议地表明，所谓自由主义的苏联经济学家的主张逐渐在苏联取得了进展，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副主席苏哈雷夫斯称赞了这项措施。

【本刊讯】《印度斯坦旗报》二十八日刊载印度联合新闻社和印度报业托辣斯二十七日从海得拉巴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丹吉被称作“英国特务”和“修正主义者”》，全文如下：    印度联合新闻社报道，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孙达拉雅今天把党主席丹吉称作“修正主义者”和“英国特务”。    这位极端主义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说，他百分之百肯定，丹吉曾在一九二四年写信给当时的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合作作为自由的代价。    他说，他的集团的成员相信目前保存在国家档案局里的信件是真实的。    他说，由丹吉担任党主席是很难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他说，右翼分子利用在紧急状态宣布后其他共产党人被拘留的情况巩固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    他还说，“在最近十年从马杜赖会议起共产党人之间存在分歧。在两年前这些分歧加强了。”    他列举了两个问题为分歧的根源：党对尼赫鲁政府的态度和对五年计划的态度。    他预言会完全破裂，如果右翼分子对党籍的看法同他们的看法不一致的话。    他要求，给予所有在一九六一年维查雅瓦达会议期间是党员的人以党员资格。    孙达拉雅抱怨说，尽管一再呼吁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召开。    【本刊讯】《印度快报》二十七日说：“印度共产党党内的冲突看来已由于据说是丹吉在一九二四年从监狱里发出的信件的发表而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

【本刊讯】印度《思潮》周刊三月七日在头版以《印共亲华派准备好打击丹吉》为题报道说：    据悉印共亲华派在印度国家档案局得到了据说是丹吉写的信件。一封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丹吉和纳利尼·布桑·达斯：古普塔在坎普尔狱中写给坎普尔县长的一封信；一封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丹吉在坎普尔狱中写给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一封信。    下面是丹吉写的两封信的全文：    一、丹吉和纳利尼古普塔致坎普尔县长（兼当地司法官）的信：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人特此奉告，我们愿意向政府保证不再干任何犯法行为，我们现在已由于这种犯法行为而被定罪。如果政府能够对我们的要求赐予考虑，尽快释放我们，我们将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正遭到我们不能忍受的痛苦。如果你能同政府商量而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个人将十分感谢你。”    二、丹吉致英国总督的信：    “阁下：    “我是坎普尔布尔什维克阴谋案所涉及的四个人当中的一个，我以下述理由请求阁下考虑关于解除对我的判决的要求：    “我在提出这个要求时必须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阁下可能不知道，但是阁下向中央情报局局长Ｃ·凯上校或下面所提到的人查询即可确定此事确系事实。    “当上述案件由下级法庭审理时，精通法律的起诉方面的律师罗斯·阿耳斯顿碰巧同我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他说，政府对个别被告人的刑罚问题并不十分注重。提出这个案件仅仅是为了向抱有怀疑的公众证明，政府屡次宣称在印度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这种话是真实的。我想，这位精通法律的律师不大可能曲解阁下的政策，因为他同政府官员接触非常密切，不致误解政府的意图。既然阁下的政府的看法已由于法庭的裁决而得到证明，阁下可能不会反对答应我的要求，解除对我的判决。    “我还可以提起另一事件。恰好在一年以前，孟买市副警察局长斯图尔特先生曾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同我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关于我同Ｍ·Ｎ·罗伊（当时的印度共产主义者领导人    ——本刊编者注）之间的关系和预料某些来自国外的人要访问我的问题的。在谈话的过程中，这位尊敬的官员曾用下面的话给了我一个暗示，而当时我未能充分理解这话的含义。斯图尔特先生当时说，‘你在这里和国外的某些人士中具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地位。如果这种地位对政府会有一定用处的话，政府将感到高兴。’我想我现在仍然具有这种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倒因为这次起诉而提高了。如蒙阁下认为我应当利用这种地位来为阁下的政府和国家效劳的话，我将乐于这样作，只要阁下能答应释放我而给予我这种机会。    “我被判处了四年苦役徒刑，目的是使我对英皇在印度的统治的态度在这几年中能够发生有益的改变。我要奉告阁下，这几年的徒刑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著作或讲话中对陛下明确地表示不效忠，而且今后也不打算这样。    “我希望这一庄重的保证能使阁下感到满意并能打动阁下答应我的要求；急盼赐复。    阁下最忠顺的仆人    什里帕德·阿姆里特·    丹吉”

【本刊讯】英《星期日快报》二十九日刊载该报记者的一篇报道，题为《赫将购买英国货来帮助他的农业》，摘要如下：    苏联政府和一批英国的大公司很可能在下月签订一项向俄国提供价值五千万英镑化肥厂成套设备的协定。    据记者获悉，英国财团方面的主要承包人将是卜内门洋碱公司。    为了支持这笔交易给俄国提供的信贷预料将为五年到八年期，这笔信贷一部分将由政府的出口信贷计划提供，一部分将由英国各家银行提供。    这笔交易对英国和俄国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一、这将有助于道格拉斯一霍姆明确宣布的通过扩大贸易联系缓和西方同俄国紧张关系的目标；二、这将有助于解决同赫鲁晓夫个人地位有密切关系的巨大农业危机。    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帕多利切夫即将到英国来参加延长英苏贸易协定的谈判。目前英苏贸易五年协定将于六月底期满。双方都希望扩大它的范围。

【本刊讯】意大利米兰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刊物第五期刊载了我《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并刊载《红旗》文章：《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这点上大造谣言？》。    第六期刊载《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第七期刊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真相》。    第八期刊载我《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合众国际社米兰二十八日电】一小撮被开除出遵循莫斯科路线的意大利共产党的米兰人今天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看来是亲华的“革命”组织。    张贴在米兰市郊工人住区洛伦特乔墙上的标语宣布说，一百零七名共产党人退出了共产党，建立了“一九六○年七月无产阶级小组”。这一日子指的是使已故的塔姆布罗尼的政府穷于对付的一九六○年共产党骚乱。    这些标语标题为“争取革命的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标语说该小组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新的真正的革命政党”，把阶级斗争改变成为“争取权力的斗争”，“卫护和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该小组看来以五个被开除出党的人领导的，据共产党宣布，这五人是因“一再严重违反支配党的生活的党章规定”而被开除出党的。他们五个人的名字是基诺·蒙特梅扎尼、埃米利奥·佐拉、乔瓦尼·莫拉基、罗马诺·安托尼乌齐和翁伯托·布拉格利亚。

【路透社新德里二十九日电】印度共产党书记处将于明天在这里开会，讨论由于发表了据说是党主席在四十年前写的信而势必产生的党的分裂。    书记处于三月十三日说，这些信是伪造的。丹吉于昨晚从莫斯科回到这里，他今天同他的一些同僚开会，他说，他同意书记处的声明。    但是，通常被称为“亲华派”的左翼党员说，他们确信这些信是“百分之百可靠的”。下院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高普兰今天说，如果对丹吉提出的指控得到证实的话，他应当辞去主席的职务。

【本刊讯】英《每日先驱报》三月三日刊载该报记者莫伊尔的一篇报道，题为《英国人有了禁试的秘密》，摘要如下：    一位英国科学家声称他已发明了一种区别地下原子试验和地震的方法。    他的工作将导致签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这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位科学家是在伯克郡阿尔德马斯顿的原子武器研究局工作的，但是为了安全的原因不能透露他的名字。据他说，他能够知道任何具体「动乱」或「地震事件」的深度。这在技术上是跨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他的结论还没有发表，也没有被接受作为政府的政策。    这位科学家认为——而且这是一个可靠的想法——任何核试验都不会在地下三万英尺以上的深度进行。    地震至少在地下二十到三十英里的深度发生——因此不可能发生重叠的情况。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一日节译美三月十六日《新闻周刊》一篇文章，摘载如下：    世界飞得最快和飞得最高的喷气机“Ａ—１１”就像魔术师手中的王牌一样，上星期仅作短暂的出现，随后便无影无踪。一般说来，美国取得了成绩，必然会跟着大肆宣扬一番。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有关“Ａ”机的任何东西。    约翰逊在他的宣布里说，“Ａ—１１”型机是一种截击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上周末重申约翰逊的说法。但是，从来没有一种截击机，需要严守秘密达五年之久，此其一。第二，建造“Ａ”机的大约五亿美元，是在国防部的“紧急基金”秘密拨出的，甚至空军本身也只有极少数的主要军官知道建造“Ａ”机的计划。第三，中央情报局参加加了建造“Ａ”机的计划。这些证据使人毫无疑问地认为，设计“Ａ—１１”机是想代替“Ｕ—２”谍机。“Ｕ”机飞行于七万英尺到九万英尺间，时速五百英里。纵使在一九五九年，“Ｕ”机的这种性能，显然已不足回避俄国人所发明的第一支防空导弹了。因此，建造“Ｕ”机的飞机设计人克拉伦斯·约翰逊，开始研究和建造一种新的谍机。    “Ａ—１１”型机使用两个Ｊ—５８引擎，每个引擎的推力是三万磅，比“Ｕ—２”型机大一倍。同时，克拉伦斯·约翰逊围绕引擎造机，使“Ａ”机的机翼缩短为四十英尺，相当于“Ｕ”机的一半。“Ａ”机的时速起码比美国任何其他战斗机快四百英里。    “Ａ—１１”型机还解决了其他一些问题。首先是：共和党候选人和国会议员曾指责政府只发展导弹，而放弃有人驾驶的飞机。现在，他们无话可说了。其次，它满足空军要造一种新截击机的请求，起码是表面如此。此外，约翰逊总统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在飞机制造上明显地领先。这些无疑都是政府允许“Ａ”机作坛花一现的主要原因。“Ａ—１１”飞机图片（原载三月十三日美《生活杂志》）

【本刊讯】波通社三月三日报道：最近苏联报道在同波兰毗邻的立陶宛和加里宁格勒州的地区发现石油层的消息，引起了我们国内的可以理解的兴趣。因为这些消息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在伐尔米亚和马祖里一定有石油层。开采的远景如何？波兰是否有很多石油？    我们著名的专家根据迄今的工作成果，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扬·契尔缅斯基博士说：今年地质研究所拨出二亿五千万兹罗提，进行同波兰石油问题有关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是几年来研究所和石油工业地质队所进行的工作的继续和发展。石油勘探的一个最重要的地区是波兰低地区域。    今年研究所的工作计划规定，要在国内许多地方打井，大批研究所的科学和辅助人员都将参加这些工作。根据苏联专家的论断，我们知道：在立陶宛共和国发现了石油层。几年来我们进行的研究工作的目的也就是想要说明这一问题。在戈尔特达普，巴尔托希策，帕斯次克等地区，至今为止我们打了三口深井——二千到三千公尺，果然在那儿已经记录下石油和地下气的迹象。由于在里巴基（克罗斯诺奥得然斯凯）找到了第一个石油层和去年六月和九月在诺瓦索拉地区发现地下气蕴藏，大大地增加了在低地区域勘探石油和地下气的现实性。预计石油工业和地质研究所在低地区域钻探，将可能取得新的效果。    石油研究所所长约瑟夫·沃伊纳尔教授说：在苏联人们已不再指望传统的石油产区了，如巴库。石油开采的中心已移到所谓的东欧地层区域。现在苏联的石油产量豹有百分之九十是从那儿来的。    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一东欧地层的很大一部分经过波兰的北部地区，其边缘到科洛布尔泽克（在波罗的海沿岸）一罗兹—卢布林。过去的实践证明：石油和地下气蕴藏量最富的地方总是在地层的边缘，这就更加显得重要。    迄今为止，我们对北部地区的了解还是最少的。它们对勘探、钻探、地质人员和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空白点”。这一地区符合已经为实践检验了的真理：    距离山区越远含石油的结构就可能更大。靠海越近，石油和地下气的蕴藏结构就越是均衡。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三月六日报道美启用设在波多黎各的一座射电望远镜，摘载如下：    美国现在波多黎各建造一个世界最大的雷达射电望远镜，来窥察太空的秘密。这座望远镜的反射器，直径达一千英尺。价值九百万美元。它最近始告建成，现交由康奈尔大学应用，替科学研究所、美空军部工作。    这座望远镜的雷达波，可以到达月球、星球和金星。由雷达波的反应可以透露月球和行星各处面部的情形，使科学家可以构成一些详细图表，来选择太空船降落的地点。    这座庞大望远镜，还有一个重大任务，是探察地球本身大气层尚未探测的外围，距地面二百里至数千里之遥。    它的雷达波也可以从水星、木星和太阳反射回至地面，借此可以研究天上的神秘幅射来源。    这些望远镜的所在地点，系在赤道二十度以内的美国属地，是利用望远镜观察行星的一个良好纬度地方，而且那里有一个似碗形的地方来建设望远镜台，可以减省许多土木工程。    望远镜的反射器系由电线网构成，由设在附近占地约八千六百方尺的控制室所操纵。那里设有管理处和电子仪器。有一个四三○兆周的发射机，最高发射功率二百五十万瓦，普通亦可发十五万瓦，使这座望远镜的雷达波的强度为世界之冠。

【美联社布达佩斯三月十七日电】一位匈牙利天文学家说，他在一家匈牙利新的天文台进行了三个月的宇宙探索之后在大熊星座发现了一个“超新星”或爆炸星。    匈牙利北部新建立的地位于山顶上的皮斯克什特托天文台的研究员米克洛什·洛瓦什对匈牙利通讯社记者说，这种性质的爆炸在特定的银河中每三百年发生一次。    这种爆炸在离地球一千到一千五百万光年时距离外发生，它的亮度非常亮，超过了同一银河中几十亿颗星加在一起发出的亮度。

【本刊讯】美国《科学新闻通信》一九六三年八十四卷十五期报道：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将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发射五个带有各种装备的宇宙飞船，以便完成接近月球表面的摄影任务。    主要目的是要获得有月面的精确摄影资料，为将人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选择与确定将探测装备送上月球的措施。    从这些飞船上发出的情报，将扩大我们对月球的科学知识。    计划规定这种飞船能在接近月面至少二十二里之处进行摄影。除了飞船在沿着轨道飞行时提供的各种资料外，还将提供月形与其质量的情报。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三月六日报道：    一座四十英寸天文望远镜，最近运抵悉尼，供新南威尔斯靠近柯纳巴拉勃兰的新赛定山天文台之用。堪培拉史屈隆罗山天文台的主任巴特·布克教授说，他预期该望远镜在两月内可以启用。在高达三千二百八十英尺的赛定山顶上的新天文台，将是史屈隆罗山天文台的永久性实地观察用的天文台。布克称，这座四十英寸的天文望远镜，将比目前澳洲最大的史屈隆罗山上的望远镜更为有效。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二十九日电】一位高级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今天透露，在斯洛文尼亚的某些企业中曾发生了“罢工”，而且他说．这些罢工是“严重的警告”。    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六个联邦共和国中工业最发达的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马林科在《战斗报》上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些罢工表明收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他暗示，这些罢工是工人们表示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和适当的解决的警告。他又说，这些罢工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或者反动分子搞的政治活动。    南斯拉夫法律对罢工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在法律上是既不承认也不禁止罢工的。    马林科也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十四名委员组成的决策机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是在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联盟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没有进一步说明罢工的情况。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十二日发表德加拉尔的文章，题为《戴高乐和俄国人》，摘要如下：    一些时候以来，人们大谈其法苏“接近”。真情怎样呢？    今天，事情是否已变到这种地步，以至我们盟国担心——或者假装担心——法国对美国一定程度的反对态度会导致“同苏联单方面的接近行动”，并不久会推翻联盟？    推翻联盟不是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以推翻联盟来进行威胁，这也许是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手段之一。但是，目前，同德国的友谊无论如何是戴高乐对外政策的基础，这点当然就排除了同莫斯科站在一起。戴高乐打算走得很远，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他最远能走到什么地方。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巴黎（人们以此作为“法苏接近”的证明）是早就规定了的，这次访问是对法国议员曾去苏联进行同样访问的回访。唯一出人意料的是苏联代表团由波德戈尔内这样高级人士率领。波德戈尔内同戴高乐进行了长久友好的会谈，但是，在会谈过程中，不论关于德国问题、莫斯科反核协议问题，还是关于建设欧洲问题，双方都没有使苏联和法国论点之间取得任何接近。    据我们所知，埃加·富尔不久去莫斯科的访问是私人性质的，这次访问的原则，在去年九月，甚至在这位前总理还没有负起去中国的使命之前，就已决定了的。    话虽如此，法苏关系（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这种关系是真诚的、甚至是良好的，当时，莫斯科期望戴高乐能“粉碎”大西洋公约，而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关系比较冷淡了）似乎又处于比较友好的气氛中。    在法国方面，这种改善可以由改换大使来说明，通过想要表明法国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由行事”来说明，并通过希望发展法苏经济贸易来说明。    这就是目前接近的基础。就苏联而言，现在并不掩饰它需要西方的援助，特别是在化学工业方面的援助，这种援助包括从提供化肥直到在苏联建立“关键性”的全套设备的工厂。苏联也需要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    法国则想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在肯尼迪回合关税谈判中可能同美国发生决裂对法国经济产生的后果。法国事先不仅要为农业找新的出路，而且也要为工业产品找新出路。德斯坦受戴高乐的委托，曾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能保证我们的工业出口有足够重大的发展，那么法国政府愿意不再考虑统筹委员会的条款，即禁运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