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军中之声９日广播】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今天谴责西方的战争势力继续在准备进行热战。他说，那些希望避免在热核战争中丧命的人应该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加强斗争。赫鲁晓夫是在给共产党发起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贺电中说这番话的。    【马尼拉远东广播公司９日广播】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蔑视美国的实力，他昨天吹嘘说，东西方之间任何的战争短期内将以共产党作为世界的胜利者而告终。他在莫斯科对西德的记者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机都是一些过时的东西，可以用常规的高射炮和普通的战斗机击落下来。

作者说，中国１９５８年经济发展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不容抹煞。粮食问题解决了，中国正稳当地走在世界第三大工业国的道路上。中国对亚洲非洲的影响愈来愈大。美国敌视和拒不承认中国的顽固政策注定要失败。    【本刊讯】美国“民族“杂志４月１８日刊载了所罗门·奥耳德在伦敦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工业国——    中国”，摘要如下：    “民族”杂志编者按：奥耳德是“中国经济”（月刊）的创办人，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７年间曾担任美国的财政官职务在中国任职，其后一直很注意那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他住在伦敦。中国去年取得了大跃进    一位从中国回来的旅客发觉自己的处境同马哥罗一样。仅仅叙述一下事实，就引起了听众的怀疑，要是一开始就谈及中国１９５８年在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在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方面的一些关键性的资料的话，他们的怀疑就更大了。从大跃进中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    很难避免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它的粮食问题，至少在量的方面。由于粮食供应在不发达国家里一向是一个限制工业化的速度的难关，所以，在估计中国今后工业发展的速度时，应该考虑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这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对邻近的国家，势必有很大影响；印度农业部已经派了一个技术代表团到中国去研究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美国长期以来预测说，中国国内由于人口太多粮食供应太少，最后一定会酿成国内的动乱，这种预测已经肯定破产了。    从去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出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中国正稳当地走在成为世界第三大工业国的道路上。它在１９５８年的煤产量已经取代英国跃居世界第三位，到明年年底时，它的钢和工作母机产量很可能将超过西德和英国。究竟确切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超过英国和西德这一点并不怎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必然将超过它们，而且很可能在中国革命的第二个十年的相当早的时期超过它们。    关于中国去年的工业发展，有一些普遍的错误概念。我坦白地承认，我在访问以前也有一种印象，就是把小型工业所起的作用估计得比它实际上的作用高出很多。    事实如何呢？在锭钢生产方面，１９５８年的产量１１００万吨有大约８０％是十八家大型钢铁厂生产的，仅鞍山就生产了大约４０％。在其余２０％中，中型工厂的产量占相当大的部分。在铣铁和煤的生产方面，较小型的生产单位无疑有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即使在煤产量方面的比例，看来也不会超过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总的说来，兴办小型工业的大高潮是在去年最后四个月出现的。年表上清楚地表明，去年工农业许多部门的生产上的发展，人民公社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前，收成就已经肯定了，而且用来促进农作物生产大大提高的措施几乎都是在早些时候采取的。    这绝对不是贬低“用两条腿走路”的工业政策，或者，更重要的，人民公社在中国社会上所引起的深刻变化的已经证明了的价值。主要的是，公社今年在经济上对工业或农业的贡献将比去年大得多。    这就直接得到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比较起来，劳动力增加在去年农业增产中的意义比在工业中大得多。因此也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主要是由于现代化工业部门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成为第三大国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意义    中国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大国这件事，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有些什么意义呢？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国务院不能无限期地拒绝面对事实。苏联并未得到美国的承认而变成了一个大国，我们看到，中国情况也一样。美国最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承认了苏联。它这回也会在最后没有别的办法而承认中国。    首先，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大国这件事，不但注定了美国的台湾政策将归于失败，而且也注定了它在中国的联合国会员籍问题上的顽固态度的失败；第二，美国愈长久地拒绝承认必然的事情，面子也将丢得愈大；第三，总的说来，这也适用于美国用一连串敌意的基地包围中国的策略。马汉将军曾说，唯独居民是本国人的基地才是安全的基地。五角大楼的那种想把西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的想法，显然是一个时代错误。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广泛和更长远的政治后果的任何谈论当然只是一种猜测。当然，中国的例子必定会鼓励整个亚洲和非洲的工业化。它在印度所引起的反响已经很明显，而这种影响必然会愈来愈大。我们可以预料万隆趋势将愈来愈强大，而西方的那种建立在东南亚条约之类的措施上的战略的基础将愈来愈不可靠，亚洲国家的走卒地位不会再继续多久了。    在更大的世界范围来说，已经肯定，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同它的名称是不相称的。这种畸形状态纠正得愈快愈好。更具体地说，以后如果再谈三大国、四大国或者五大国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的话，将会愈来愈无聊。（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法新社新德里８日电】今天据一位可靠人士获悉，印度总理尼赫鲁这个月将可能访问靠近西藏边境克什米尔北部的拉达克。    在那里停留期间，尼赫鲁大概还会与拉达克大喇嘛克什米尔政府的拉达克事务部长库沙克·巴库拉进行商谈。——巴库拉目前在穆索里，达赖喇嘛在那里接见了他。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８日电】一位无党派议员拉·基·卡迪尔卡今天说：中国对印度提出的关于干涉和扩张的指责继续在进行，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卡迪尔卡在议会下院发言的时候说，在总理就这个问题发表全面的讲话以后，“我原来预计中国政府会注意到这篇讲话，而不再进行宣传运动——在这个宣传运动中，对我们提出了干涉、扩张主义和其他好几种指责。”    他说：中国报纸用它们在反对美国的宣传运动中所使用的“同样的罪名来指责印度”。    卡迪尔卡还说，他原来预计总理要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邀请是会被接受的。那样一来，整个问题就会提高到外交一级了。他说：“不幸的是，似乎外交途径现在仍旧被堵塞着。”    北京“人民日报”继续在进行宣传，在工人学生的集会上“毒化”人们的思想，使之反对印度。卡迪尔卡表示奇怪，中国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反对印度。    他提到印度对阿尔及利亚的事业所给予的支持。当阿尔及利亚流亡政府的领袖们来到印度的时候，总理和人民接待了他们。“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丝毫没有成为敌对的关系。”中非的事件在这里也遭到过批评。    卡迪尔卡是在就西藏局势问题进行的两个半小时的辩论中发言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印度在独立后单方面地放弃了在西藏的治外法权。人们本来期望，中国也会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而不会维护价值可疑的旧地契”。    他说，中国有军事力量，并且能够派遣军事部队（到西藏去）恢复和平。“制造一个沙漠，称之为和平，然后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我们所信仰的那种社会主义”。    人民社会党领袖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说，各个国家彼此批评国内外政策，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干涉某个国家的内政。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自己对南斯拉夫提出的严厉批评就会被认为是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了。    他说，中国最近对于任何它的西藏政策的批评变得“过于敏感”。当某个人过于敏感的时候，他认为他有内疚。    克里帕拉尼说，某些人说，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的话，它会比较听从国际舆论。事实并不如此。“我们有南非、法国、俄国和许多其他侵略国家的例子。它们并没有因为加入了联合国就不再侵略”。    他认为，潘查希拉并不是道义上的命令。他说，那些曾经同意遵守潘查希拉的人违反了这些原则。“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更进了一步。它不仅仅违反了这些原则，而且指责我们违反了这些原则。”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８日电】人民社会党领袖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今天在下院说，从中国在西藏采取的做法或者对印度采取的作法中，完全看不出它急于保全友谊。中国甚至对亚洲的舆论也是漠不关心的。共产党中国和它的朋友可以庆祝西藏的叛乱已经平息，但是他担心他们所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中国由于它的行动，已经吓倒了不承担义务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恐惧会把陌生人弄在一起。他毫不怀疑他们将会向美国和其他更强大的西欧国家寻求支持。他们完全破坏了亚洲国家的信心。    克里帕拉尼说，中国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扩大了冷战的地区。他说印度的外交政策稳妥地掌握在尼赫鲁手中，他又说，他还要进一步说，中国应当庆幸这种政策掌握在尼赫鲁手中。

【印度报业托辣斯穆索里７日电】印藏协会已经决定在穆索里建立一个塔，以纪念达赖喇嘛在这里的居留。    【新华社新德里８日电】“印度时报”报道，锡金王子已经到达新德里，准备转道前往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

【路透社米萨马里８日电】今天，在这里的一所供７０００名西藏难民住的营房周围架起了一英里长的铁丝网。    现在，在穆索里的达赖喇嘛一行人中的一些高级官员们将来到米萨马里帮助甄别和登记难民。    差不多所有的难民都需要新的衣服，预料一俟他们定居下来，将会给他们工具，以进行手工（象织地毯）和他们所熟悉的其他工作。    【新华社新德里８日电】印度报业托辣斯的提斯浦尔消息说，预料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中，将有六名官员到提斯浦尔来帮助当局为米萨马里的救济营进行安排。    【印度报业托辣斯提斯浦尔８日电】在米萨马里（离这里２８英里）建造的大约容纳五千名西藏难民的营房将近竣工。    现在在这里监督米萨马里营的救济工作的外交部特别官员南达已经访问邦迪拉。他检查了那里为难民注射霍乱和天花预防针所作的安排。南达说，预料大约有七千名难名抵达米萨马里。    【法新社提斯浦尔８日电】企图逃往印度的康巴部族，在今天同守卫西藏印度边境的中国军队发生了数次冲突。    许多康巴人受了伤，但他们仍然成功地逃入了印度领土。

作者说，中国１９５８年经济发展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不容抹煞。粮食问题解决了，中国正稳当地走在世界第三大工业国的道路上。中国对亚洲非洲的影响愈来愈大。美国敌视和拒不承认中国的顽固政策注定要失败。    【本刊讯】美国“民族“杂志４月１８日刊载了所罗门·奥耳德在伦敦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工业国——    中国”，摘要如下：    “民族”杂志编者按：奥耳德是“中国经济”（月刊）的创办人，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７年间曾担任美国的财政官职务在中国任职，其后一直很注意那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他住在伦敦。中国去年取得了大跃进    一位从中国回来的旅客发觉自己的处境同马哥罗一样。仅仅叙述一下事实，就引起了听众的怀疑，要是一开始就谈及中国１９５８年在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在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方面的一些关键性的资料的话，他们的怀疑就更大了。从大跃进中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    很难避免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它的粮食问题，至少在量的方面。由于粮食供应在不发达国家里一向是一个限制工业化的速度的难关，所以，在估计中国今后工业发展的速度时，应该考虑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这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对邻近的国家，势必有很大影响；印度农业部已经派了一个技术代表团到中国去研究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美国长期以来预测说，中国国内由于人口太多粮食供应太少，最后一定会酿成国内的动乱，这种预测已经肯定破产了。    从去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出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中国正稳当地走在成为世界第三大工业国的道路上。它在１９５８年的煤产量已经取代英国跃居世界第三位，到明年年底时，它的钢和工作母机产量很可能将超过西德和英国。究竟确切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超过英国和西德这一点并不怎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必然将超过它们，而且很可能在中国革命的第二个十年的相当早的时期超过它们。    关于中国去年的工业发展，有一些普遍的错误概念。我坦白地承认，我在访问以前也有一种印象，就是把小型工业所起的作用估计得比它实际上的作用高出很多。    事实如何呢？在锭钢生产方面，１９５８年的产量１１００万吨有大约８０％是十八家大型钢铁厂生产的，仅鞍山就生产了大约４０％。在其余２０％中，中型工厂的产量占相当大的部分。在铣铁和煤的生产方面，较小型的生产单位无疑有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即使在煤产量方面的比例，看来也不会超过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总的说来，兴办小型工业的大高潮是在去年最后四个月出现的。年表上清楚地表明，去年工农业许多部门的生产上的发展，人民公社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前，收成就已经肯定了，而且用来促进农作物生产大大提高的措施几乎都是在早些时候采取的。    这绝对不是贬低“用两条腿走路”的工业政策，或者，更重要的，人民公社在中国社会上所引起的深刻变化的已经证明了的价值。主要的是，公社今年在经济上对工业或农业的贡献将比去年大得多。    这就直接得到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比较起来，劳动力增加在去年农业增产中的意义比在工业中大得多。因此也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主要是由于现代化工业部门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成为第三大国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意义    中国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大国这件事，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有些什么意义呢？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国务院不能无限期地拒绝面对事实。苏联并未得到美国的承认而变成了一个大国，我们看到，中国情况也一样。美国最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承认了苏联。它这回也会在最后没有别的办法而承认中国。    首先，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大国这件事，不但注定了美国的台湾政策将归于失败，而且也注定了它在中国的联合国会员籍问题上的顽固态度的失败；第二，美国愈长久地拒绝承认必然的事情，面子也将丢得愈大；第三，总的说来，这也适用于美国用一连串敌意的基地包围中国的策略。马汉将军曾说，唯独居民是本国人的基地才是安全的基地。五角大楼的那种想把西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的想法，显然是一个时代错误。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广泛和更长远的政治后果的任何谈论当然只是一种猜测。当然，中国的例子必定会鼓励整个亚洲和非洲的工业化。它在印度所引起的反响已经很明显，而这种影响必然会愈来愈大。我们可以预料万隆趋势将愈来愈强大，而西方的那种建立在东南亚条约之类的措施上的战略的基础将愈来愈不可靠，亚洲国家的走卒地位不会再继续多久了。    在更大的世界范围来说，已经肯定，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同它的名称是不相称的。这种畸形状态纠正得愈快愈好。更具体地说，以后如果再谈三大国、四大国或者五大国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的话，将会愈来愈无聊。（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东京军中之声９日广播】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今天谴责西方的战争势力继续在准备进行热战。他说，那些希望避免在热核战争中丧命的人应该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加强斗争。赫鲁晓夫是在给共产党发起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贺电中说这番话的。    【马尼拉远东广播公司９日广播】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蔑视美国的实力，他昨天吹嘘说，东西方之间任何的战争短期内将以共产党作为世界的胜利者而告终。他在莫斯科对西德的记者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机都是一些过时的东西，可以用常规的高射炮和普通的战斗机击落下来。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８日电】一位无党派议员拉·基·卡迪尔卡今天说：中国对印度提出的关于干涉和扩张的指责继续在进行，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卡迪尔卡在议会下院发言的时候说，在总理就这个问题发表全面的讲话以后，“我原来预计中国政府会注意到这篇讲话，而不再进行宣传运动——在这个宣传运动中，对我们提出了干涉、扩张主义和其他好几种指责。”    他说：中国报纸用它们在反对美国的宣传运动中所使用的“同样的罪名来指责印度”。    卡迪尔卡还说，他原来预计总理要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邀请是会被接受的。那样一来，整个问题就会提高到外交一级了。他说：“不幸的是，似乎外交途径现在仍旧被堵塞着。”    北京“人民日报”继续在进行宣传，在工人学生的集会上“毒化”人们的思想，使之反对印度。卡迪尔卡表示奇怪，中国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反对印度。    他提到印度对阿尔及利亚的事业所给予的支持。当阿尔及利亚流亡政府的领袖们来到印度的时候，总理和人民接待了他们。“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丝毫没有成为敌对的关系。”中非的事件在这里也遭到过批评。    卡迪尔卡是在就西藏局势问题进行的两个半小时的辩论中发言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印度在独立后单方面地放弃了在西藏的治外法权。人们本来期望，中国也会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而不会维护价值可疑的旧地契”。    他说，中国有军事力量，并且能够派遣军事部队（到西藏去）恢复和平。“制造一个沙漠，称之为和平，然后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我们所信仰的那种社会主义”。    人民社会党领袖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说，各个国家彼此批评国内外政策，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干涉某个国家的内政。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自己对南斯拉夫提出的严厉批评就会被认为是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了。    他说，中国最近对于任何它的西藏政策的批评变得“过于敏感”。当某个人过于敏感的时候，他认为他有内疚。    克里帕拉尼说，某些人说，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的话，它会比较听从国际舆论。事实并不如此。“我们有南非、法国、俄国和许多其他侵略国家的例子。它们并没有因为加入了联合国就不再侵略”。    他认为，潘查希拉并不是道义上的命令。他说，那些曾经同意遵守潘查希拉的人违反了这些原则。“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更进了一步。它不仅仅违反了这些原则，而且指责我们违反了这些原则。”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８日电】人民社会党领袖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今天在下院说，从中国在西藏采取的做法或者对印度采取的作法中，完全看不出它急于保全友谊。中国甚至对亚洲的舆论也是漠不关心的。共产党中国和它的朋友可以庆祝西藏的叛乱已经平息，但是他担心他们所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中国由于它的行动，已经吓倒了不承担义务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恐惧会把陌生人弄在一起。他毫不怀疑他们将会向美国和其他更强大的西欧国家寻求支持。他们完全破坏了亚洲国家的信心。    克里帕拉尼说，中国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扩大了冷战的地区。他说印度的外交政策稳妥地掌握在尼赫鲁手中，他又说，他还要进一步说，中国应当庆幸这种政策掌握在尼赫鲁手中。

【路透社米萨马里８日电】今天，在这里的一所供７０００名西藏难民住的营房周围架起了一英里长的铁丝网。    现在，在穆索里的达赖喇嘛一行人中的一些高级官员们将来到米萨马里帮助甄别和登记难民。    差不多所有的难民都需要新的衣服，预料一俟他们定居下来，将会给他们工具，以进行手工（象织地毯）和他们所熟悉的其他工作。    【新华社新德里８日电】印度报业托辣斯的提斯浦尔消息说，预料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中，将有六名官员到提斯浦尔来帮助当局为米萨马里的救济营进行安排。    【印度报业托辣斯提斯浦尔８日电】在米萨马里（离这里２８英里）建造的大约容纳五千名西藏难民的营房将近竣工。    现在在这里监督米萨马里营的救济工作的外交部特别官员南达已经访问邦迪拉。他检查了那里为难民注射霍乱和天花预防针所作的安排。南达说，预料大约有七千名难名抵达米萨马里。    【法新社提斯浦尔８日电】企图逃往印度的康巴部族，在今天同守卫西藏印度边境的中国军队发生了数次冲突。    许多康巴人受了伤，但他们仍然成功地逃入了印度领土。

【印度报业托辣斯穆索里７日电】印藏协会已经决定在穆索里建立一个塔，以纪念达赖喇嘛在这里的居留。    【新华社新德里８日电】“印度时报”报道，锡金王子已经到达新德里，准备转道前往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

【法新社新德里８日电】今天据一位可靠人士获悉，印度总理尼赫鲁这个月将可能访问靠近西藏边境克什米尔北部的拉达克。    在那里停留期间，尼赫鲁大概还会与拉达克大喇嘛克什米尔政府的拉达克事务部长库沙克·巴库拉进行商谈。——巴库拉目前在穆索里，达赖喇嘛在那里接见了他。

【印新处新德里８日电】尼赫鲁５月８日在人民院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中作答时发表了以下的讲话：    说中印都不认为对方的言论是事实怀疑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副议长先生，在过去几星期中，在本院以及联邦院已经数次提出这个关于西藏事态发展的问题，我已经有机会就这种事态发展造成的局势发表了多次讲话。我本来应当认为，目前对于基本事实谈得已经够了。来自中国的言论对于大家所知道的这些事实提出了异议。我们对于来自中国的言论中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实际上那只能意味着重复已经说过的话。然而，我们在这里进行这次短时间的讨论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次讨论中，对于许多基本事实提出了异议，或者对于基本观念提出了异议，因而它提出了比西藏发生的事情要广泛得多的问题。不赞同人民社会党头子的言论印政府不会奉行他所主张的政策    就在我之前作了热烈发言的那位议员先生，说了许多对我们政策的一切基本假定提出异议的话；本院还有——我想——全国在抱有非常突出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政策。尽管如此，他对所有这些基本假定提出了异议。要就是他从未相信过这些基本假定，要就是西藏发生的事情使他改变了意见。    我不打算在这儿分钟里讨论我们的政策的所有的基本假定。现在我想说的只是，我不赞同那位议员先生所说的话。我不同意他所说的许多东西；就政府而言，我们不会奉行他主张我们应该奉行的那种政策。我希望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说印度没有对达赖喇嘛实行任何限制但不能使印成为某种宣传运动大本营    我可以顺便说一下，我们没有对达赖喇嘛实行任何限制，有的只是由他本人来判断的良知和礼仪的限制。但是，这位议员先生竟建议我们让他去做他自己并没有提出过的某种事情，那就是，使印度成为某种宣传运动的大本营；竟建议我们让这位议员先生和他的政党参加这一宣传运动，讲出这种话来似乎是如此奇怪，如此惊人，我甚至不能想像，如果他事先考虑过的话，他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对于这一点我用不着多说，因为这同目前在世界上或者在印度或者在西藏或者在中国或是任何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毫不怀疑中印协定是正确和适当的协定没有破裂但某些含义没有贯彻    他还强调了１９５４年的协定——同中国缔结的关于西藏的协定。他说，我们根本不该签订这项协定。我也不太了解这种话或这种观点是什么意思。他究竟期望我们怎么做是不清楚的——除了也许是在拉姆利拉广场举行公众的集会并发表演说以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由在印度各地举行的公众的集会来执行，这不是办法。无疑，公众的集会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仅有基本政策和假定，而且有关于外交政策的肯定的事实。    我心中毫不怀疑，我们同中国签订的关于西藏的协定是一个适当的协定。这是一个正确的协定，我们将遵守它。甚至他说这项协定已经被违背，也是不正确的。可以说，他认为，那项协定的某些含义，在他看来或者在别的任何人看来没有得到贯彻。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并不存在那项协定已经破裂的问题。它继续存在；它仍然起作用。声称可以尊重所产生的“感情上的反应”但确定任何政策不能拿“感情浪潮”作基础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了解所有这些问题的背景。我们很自然地动了感情，我们由于最近的事件而产生了一些感情的浪潮，发生这种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同西藏、同西藏人民的，或者是西藏的山岳，或者是凯拉什或者是曼萨罗瓦尔等等——这是一种混合在一起的东西——有着某种亲密的感情上的联系和其他的联系。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尊重这种感情上的反应。尽管如此，我们确定或企图确定的任何政策是不能拿一种感情上的浪潮作基础的。它们必须同事实有一些关系。竟说中国历代对西藏的关系“经常变化”有时为主权有时宗主权半主权和半独立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议员先生知道西藏、中国、蒙古、不丹和锡金以及尼泊尔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历史背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愿意研究它们。我不知道刚刚发言的那位议员先生究竟对它有没有什么了解。我碰巧对它有所了解，我曾经不怕麻烦读了许多书籍和历史，中国的历代志略，印度的报告等等。下面是六七百年或六七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成吉思汗侵入西藏，忽必烈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占有西藏——他认为当时的达赖喇嘛是精神方面的法师——的时候开始。这是奇怪的结合。在政治上，他是西藏的统治者，但是忽必烈认为达赖喇嘛是他的精神领袖，这样，你们就看到出现了奇怪的结合。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藏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相信我这样说是不错的——中国人从蒙古人时代起一直是相当蔑视西藏人的。中国人相当蔑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的一切国家。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唐朝，还是明朝还是最后在满清，他们都自认为是中国，是天朝人，是大国。在长时期内，中国同西藏的关系经常变化，有时为主权，有时为宗主权，有时为半主权，有时为半独立，像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一直到满清王朝到二十世纪初期完全控制了西藏，相当大的控制。甚至在清朝的末日当它垮台的时候，它仍然在西藏拥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历代执政者都自认为是西藏的统治者无疑同西藏关系最密切的是“蒙古和中国”    当满洲王朝在大约四五十年以前崩溃时，它削弱了。它削弱了，可是不论是谁在中国执政，不论是皇帝还是袁世凯总统，不论是在他们之后的军阀，还是蒋介石元帅的政权，还是人民政府，从皇帝到共产党人，他们奉行的政策是一贯的，即认为他们自己是西藏的统治者。毫无疑问，在西藏强盛的时候，它不时对此进行抵抗。曾经有过一些时候，至少有两次，西藏军队曾经像中国军队一再进入西藏那样到达中国首都——这是相当古老的。历史也有过这样一些时候，即尼泊尔军队进入过西藏，而西藏军队也进入过尼泊尔。至少有一次，克什米尔的某一位将军佐腊伐尔·辛格越过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进行了辉煌的战役，当然，他遇到的只是比西藏人或任何人更强大的敌人——西藏寒冷的气候。西藏的低温使他和他的军队在那里复没。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都是混乱的历史。毫无疑问，过去同西藏关系最亲密的国家是蒙古和中国，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宗教原因、文化原因，这是很自然的。说印度的目的首先是要“和平解决”问题    印中两国都不会被威胁吓倒和受人摆布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算数。在考虑目前的局势时，我们必须按照事物在目前和在不久以前的情况来看待它们。我们不能想到成吉思汗时代，或者忽必烈时代，或者满洲皇帝，或者蒋介石，或者任何其他人。关于目前的局势，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接受议员巴志帕伊先生的说法，我们就应当或多或少对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武装冲突有所准备。我们不能拍拍某人的背，要他去打，并且说我们将在一旁为你喝采。这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情况。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思想上明确我们所说的话或所要达到的目的。我认为，不管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目的首先是要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好战的言论和好战的态度是不会促成和平解决办法的。很明显，如果中国有些人认为，通过威胁和强硬的言论，他们就能吓倒印度，那是错误的。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印度有些人认为，通过威胁和好战的言论，他们就能吓倒中国，这同样是错误的。显然不是这样，大国——印度或者中国——是不会这样受人摆布的。它们作出相反的反应。竟说我国同冷战是“密切相关”的    表示印度不想改变自己的政策    就中国来说——不是指对我们，而是指对我们所熟知的其他国家，对美国和对其他国家——中国自己是一方面的军事集团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自己同冷战是密切相关的。这不是说对我们；而是说由于这个集团体系。他们已经习惯于我个人认为在国际的言谈中是不正确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至于谈到冷战的手法，对于印度来说，我们最近对这种手法已经有了一些体验。诚然，我们对它是作出了反应。我们并不喜欢它。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采取那种手法。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也关系到我们的政策。我认为，无论是那种政策还是可以称作冷战表达手法的那种表达方法，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对的：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不对的，除非我们想完全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想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认为，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改变这一政策都会是有害的。我们应该遵循那一政策。那个政策所根据的主要并不是别的国家做了什么，而是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情况来看它本身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不时地控制不住自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人。可是，假如我们头脑冷静地考虑，我们一定会认识到，我们必须坚持那一政策。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是我们所表达的意见、我们的挑战和我们的威胁等等不符合那样一个政策，我们就不应该做那些事情。说什么事情弄到印度边境上来了尽管“有点生气”仍将为友好努力    我顺从本院，这并不是一个软弱的迹象。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认为印度在过去几年中所采取的是一个软弱的政策。有些人指责我们向后弯，指责我们偏袒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我想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讲起话来温和而友好，这并不表示软弱，而是表示一种肯定的信念，即这是处理国际问题或者就此而言处理国内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因此，我认为我们决不能谈论这些好战的态度或威胁。我们决不能被愤怒压倒，尽管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感到有点生气。我们必须以我们坚定的政策和沉着的态度来表明，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一向所作的那种友好的努力，即令事情弄到我们的边境上来了。重申不希望西藏保持“静止的社会制度”硬说我突然改变了对西藏改革的政策    对于西藏人民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同情的。这当然不是由于西藏人民有着封建政权。他们一直与外界隔绝，一直有着静止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几百年前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过，但是在别处已不再存在。这里没有人希望保持这种制度。事实上，我十分肯定，甚至达赖喇嘛也不希望在西藏保持它。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完全与世隔绝了好几百年的社会突然之间走出来了，事件把它推到我们的疯狂的世界中来了，冷战和种种事情出现了，活跃的政策、猛烈的政策和专断的政策出现了。想像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吧。这是一个鸿沟。从这种事情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痛苦的后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减少这种后果。你可以设法缓和这种冲击的影响。可是你无法简单地希望它消失而它就消失了。我相信中国人民政府过去的政策是慢慢地实行所谓的改革或者不管是什么措施，这个政府了解，像这样一个国家是不能用突然的办法来对待的。    那个政策是否改变了，我说不上。也许它改变了一点。那是很可能的。在中国是否正在发生其他的变化，我说不上。这肯定是政策，他们公开和私下说过，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说中印都谈西藏自治但它们的含义不同要讲同一语言非常困难并产生了“误会”    我或者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还有一个困难，我们所使用的言词对其他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我们谈西藏自治。中国人也谈西藏自治。可是我怀疑，我所认为它包含的意思是否跟他们所认为它包含的意思相同。我认为不是这样。还有这么多的其他的言词。我并不是在谈任何故意的歪曲。撇开那一点不谈。撇开任何歪曲不谈，思想方法改变了。不管怎么样，它们改变了，而冷战方法使它们改变得更多。的确，要讲同一的语言——我指的是内心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也正由于那一点，困难产生了，并且产生了很大的误会。然而，我无法谈到所有这一切问题。说召开西藏问题会议是非常错误的作法它不会有丝毫好处而可能造成很大损害    我可以谈一件事情。我想丹吉曾提到某个马朱达召开的关于西藏的什么会议的事。除了今天以外，我一直没有听到过它。事实上，正当我来的时候，我才听到关于它的一些情况。就我所看的一切文件而言——我的确看到它们——我想，不管那个会议看来是想达到什么目的，或者不管它看来要表示些什么，看来都是非常错误的。它是一种错误的作法，这种作法不会对任何人有丝毫好处，而可能造成很大损害，如果这的确是印度任何负责人士采取的作法的话。因为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究竟要怎样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实现它呢？我们对它能够做些什么呢？在上层封建分子和其他人之间划界线是困难的    要听由“他们自己缓慢地”进行改变    我认为，我们对西藏的事件感到不舒服，感到难过。我们为什么难过呢？大概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人正在受到攻击，受到压迫：不管这些人是像丹吉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封建地主或者那样一类的人，还是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西藏的普通人民，或者不论这是些什么人，无论如何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我心里丝毫也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上层封建分子和其他人之间划一条界线是困难的。他们全都可能混在一起。结果，目前他们全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都被铲除了。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存在了成百上千年——它可能已不再有用了，可是事实是——要铲除它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它可以慢慢地加以铲除，它甚至可以迅速地然而是在有一定程度的合作的情况下加以改变。但是，如果对那种社会采取任何一种强迫铲除的做法，那就必定会是痛苦的，无论它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当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需要处理这样一些从社会组织来说可以叫作原始性质的社会的时候，该怎样加以处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这些困难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本来是应当在可能稍微慢一些然而得到较大程度的合作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本来是会这样发生的，因为这种改变只有在有关人民自己进行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才能使结构、使有关人民受害最小——别人可以帮助他们，别人可以向他们提出建议，但是要由他们自己进行改变。一旦用坏方法来办好事，好事就变成坏事。它产生不同的反应。那就是说，我不能判断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我没有掌握事实，本院的任何人也没有掌握事实，只是一般地在这里和那里有某个零星的事实。竟说西藏改革会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说什么他本来希望“避免”但没有办法但是，我只是要不揣冒昧地说，所有这些复杂的制度——不是容易解开的；无论如何，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无疑为西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本来是希望避免它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说不能召集国际会议来作出决定    这简直是演滑稽歌剧的作法    人们奇怪地谈到召集一些国家的代表和发出做这种事情做那种事情的命令。我很惊奇，他们竟这样想，好像这是办得到的一样。    经过一些年的努力以后，现在将要——我相信——在欧洲某地举行所谓最高级会议了，地球上的各大国、俄国和美国和英国和法国而且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国家——意大利——或者不管可能是什么国家被召集到那里去决定世界的命运。运用了若干年的时间。它们会作出什么决定，我是不知道的。我祝它们成功。我祝它们达成某种谅解。但是，这里有些议员先生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应当发布命令和法令，聚在一起作出决定，否则那对你们将会变得更糟，这种作法似乎简直是演滑稽歌剧的作法，它同现实毫无关系。说中印友好合作是重要事情彼此不敌视符合两国的利益    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大国，印度是大国——在幅员方面是大国，在历史方面是大国，在许多事情上是大国。我倒不是说在军事力量方面也是这样，虽然从防御或进攻的观点来看，无疑的，他们的潜力或实力是相当大的。    从任何长远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者哪怕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和印度做朋友，互相合作，是相当重要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它们应该走同一条道路，可是它们彼此不应该妨碍，它们彼此不应该敌视。这对于印度，对于中国都是不利的。事实上，中国现在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并且愈来愈强盛。可是，即使从中国观点来看，有一个采取敌对态度的印度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情况会大大不同——    我不是在谈军事方面，而是其他方面。这两个国家彼此不敌视，这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即使它们以不同的和许多的方式行事。如果中国对我说该怎么做，我大概会恼火。如果我对中国说该怎么做，中国大概甚至比我还要恼火，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人，而中国人被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是非常温和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说印度对西藏问题已用了相当有力的语言要保持尊严和权利而不采取错误和敌对态度    现在，保持我们的尊严，保持我们的权利，保持我们的自尊，然而却不让自己随波逐流地采取错误态度和敌对态度，并设法帮助消除或解决发生的问题，这样，我们可能有所助益——这些问题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    这就是人们在当前情况下能够做的最大限度，无论如何，创造一种可能帮助这样做的气氛。这会有多大作用，我不知道。    因此，我不揣冒昧地说，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白的态度。我们不能再前进了。我们采取这种态度也许有所助益。    毕竟，本院和我国已经以相当有力的语言表示了他们对西藏的局势发展，对西藏的事件的反应。没有谁怀疑它们。但是我可以说，用激烈和敌对的语言讲话不会具有说服力，事实上，它只会造成更大的鸿沟，而减少在谅解或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提供任何帮助的可能性。    建议不应使自己失去自制说我继续用旧地图“难以理解”    因此，我想建议，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在这些问题上失去自制。有两三位议员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地图的问题。毫无疑问，那些肯定是把相当大的一片印度领土标得好像属于中国的所谓旧中国地图还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是造成我国人民经常不断恼怒的一个因素。这并不是引起了什么危机，然而，我国人民自然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无限期地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请注意，问题不是某些地方有某块零碎的土地引起争执，在这种争执上我们是可以进行讨论的，而且有两三块土地我们已经进行过讨论，并且将要进行讨论——而是发行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在事实上不真实的、根据蒋介石元帅的政权或者以前任何政权的历史也很难认为是正当的地图的做法。说没有阻止达赖会见任何人不希望把事情弄得耸人听闻    我只想再说一句话，我想，丹吉谈到达赖喇嘛的宫殿等等的事。我认为这是言过其实。首先，这不是他选择的，这是我们选择的。它比穆索里通常的房子稍大一些。我们不得不找最大的房子，因为有关的人是很多的。    像我已经说过的，除了保安原因外，根本没有什么监视他的事情，我们并没有阻止他会见任何人，如果他想会见的话。事实上，他没有大量的人，有些人是去参拜他，有些人——往往是锡兰和其他地方的佛教代表前来见他。他们全都到那里去。没有谁阻止任何人。当然，至于奇怪的新闻记者，特别是那些来这里寻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外国记者，就是他们，我们也不阻止，但是我们不欢迎他们，因为这样的人把任何事情都弄得极其耸人听闻。    前几天，我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所有这一切神王等等说法是我所不喜欢的。他是达赖喇嘛，人们称他达赖喇嘛，如果有谁老是称他为神王，那就是制造耸人听闻的事情。我可以说，达赖喇嘛本人不喜欢这种事情。    因此，我们不希望这整个事情被弄到或保持在耸人听闻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本不希望那么多的记者去那里请求他，他们去，就总会发生困难，译员等等，于是就会发生混乱、矛盾等等。    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你可以允许一些共产党朋友去见他。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我们将允许我们的共产党朋友和我们的人民社会党朋友，两者都允许。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我们允许的问题，我们不发许可证。这要由他决定。    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额外的便利。说达赖入印使印度感到“莫知所措”“难民”是强加于印度身上的困难问题    尼赫鲁：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关于这些难民的更大的问题。这一个困难问题，它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我是否可以就那个问题再讲一句话，在３月１１日以前——就是说不久以前，大约是七星期以前，是吧？——    我们对西藏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毫无所知。在３月１１日，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关于西藏人在拉萨举行某些示威的消息，在１７日即六天以后；这件轰击达赖喇嘛宫殿的事情——据说是这样——发生了。丹吉谈到一点射击不准的事情。我所说的只是别人所说的，并不是瞄得不准，而是故意向那里轰击以作为一种警告。无论如何，当时的局势在发展，到２０日，那里发生了战斗。在那以后，局势迅速发展，本院是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达赖喇嘛在１７日傍晚离开那里，在月底到达这里，因此这些事件的确使我们相当莫知所措。直到达赖喇嘛实际进入印度的大约前两天，我们才知道他在到这里来。当我们知道他在往南走的时候，我们曾设想他可能前来，但是只是在那以前两天，我们才听说他希望到这里来，因此这些事情使我们感到莫知所措。说“难民”估计将有一万左右成了印度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决定答应他；后来，在其他人来的时候，我们决定也让他们进来，于是除达赖喇嘛以外又来了这么许多难民。目前的估计是一万左右——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有老年的，有的是青年，有的是妇女；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会成为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不会永远把他们安置在用铁丝网围起的场子里；目前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两三个营场里。    马·普·米什拉问：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吃的和住的地方了吗？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答：不过，我们愈早把他们分散开来愈好。也许有些人会要留一个时候，我不知道。    特里迪布·库马尔·乔杜里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只是一个小问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许多观察家的很大的兴趣，那就是达赖喇嘛被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副委员长之一。说我无人要求会见达赖喇嘛重复说欢迎中国大使会见他    一位议员先生说：是班禅喇嘛。    特里迪布·库马尔·乔杜里说：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都当选了。我对我讲的事实很肯定。是这样的。既然他也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我国政府有没有接到这里中国大使馆的要求，让中国大使或者他的任何代表来见见人民共和国的副委员长？    尼赫鲁：没有，先生。我们没有接到这种要求。你也许记得，我说过欢迎中国大使来会见他，如果他希望会见的话。    苏希拉·纳雅尔：我希望问一下总理先生，前来的这一万名难民都是富有的封建贵族呢，还是西藏的普通老百姓。    尼赫鲁：我无法对他们所有的人作任何说明。他们还没有到达，他们正在途中。可是西藏大概不大会有一万名贵族。

【印新处新德里８日电】尼赫鲁５月８日在人民院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中作答时发表了以下的讲话：    说中印都不认为对方的言论是事实怀疑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副议长先生，在过去几星期中，在本院以及联邦院已经数次提出这个关于西藏事态发展的问题，我已经有机会就这种事态发展造成的局势发表了多次讲话。我本来应当认为，目前对于基本事实谈得已经够了。来自中国的言论对于大家所知道的这些事实提出了异议。我们对于来自中国的言论中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实际上那只能意味着重复已经说过的话。然而，我们在这里进行这次短时间的讨论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次讨论中，对于许多基本事实提出了异议，或者对于基本观念提出了异议，因而它提出了比西藏发生的事情要广泛得多的问题。不赞同人民社会党头子的言论印政府不会奉行他所主张的政策    就在我之前作了热烈发言的那位议员先生，说了许多对我们政策的一切基本假定提出异议的话；本院还有——我想——全国在抱有非常突出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政策。尽管如此，他对所有这些基本假定提出了异议。要就是他从未相信过这些基本假定，要就是西藏发生的事情使他改变了意见。    我不打算在这儿分钟里讨论我们的政策的所有的基本假定。现在我想说的只是，我不赞同那位议员先生所说的话。我不同意他所说的许多东西；就政府而言，我们不会奉行他主张我们应该奉行的那种政策。我希望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说印度没有对达赖喇嘛实行任何限制但不能使印成为某种宣传运动大本营    我可以顺便说一下，我们没有对达赖喇嘛实行任何限制，有的只是由他本人来判断的良知和礼仪的限制。但是，这位议员先生竟建议我们让他去做他自己并没有提出过的某种事情，那就是，使印度成为某种宣传运动的大本营；竟建议我们让这位议员先生和他的政党参加这一宣传运动，讲出这种话来似乎是如此奇怪，如此惊人，我甚至不能想像，如果他事先考虑过的话，他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对于这一点我用不着多说，因为这同目前在世界上或者在印度或者在西藏或者在中国或是任何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毫不怀疑中印协定是正确和适当的协定没有破裂但某些含义没有贯彻    他还强调了１９５４年的协定——同中国缔结的关于西藏的协定。他说，我们根本不该签订这项协定。我也不太了解这种话或这种观点是什么意思。他究竟期望我们怎么做是不清楚的——除了也许是在拉姆利拉广场举行公众的集会并发表演说以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由在印度各地举行的公众的集会来执行，这不是办法。无疑，公众的集会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仅有基本政策和假定，而且有关于外交政策的肯定的事实。    我心中毫不怀疑，我们同中国签订的关于西藏的协定是一个适当的协定。这是一个正确的协定，我们将遵守它。甚至他说这项协定已经被违背，也是不正确的。可以说，他认为，那项协定的某些含义，在他看来或者在别的任何人看来没有得到贯彻。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并不存在那项协定已经破裂的问题。它继续存在；它仍然起作用。声称可以尊重所产生的“感情上的反应”但确定任何政策不能拿“感情浪潮”作基础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了解所有这些问题的背景。我们很自然地动了感情，我们由于最近的事件而产生了一些感情的浪潮，发生这种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同西藏、同西藏人民的，或者是西藏的山岳，或者是凯拉什或者是曼萨罗瓦尔等等——这是一种混合在一起的东西——有着某种亲密的感情上的联系和其他的联系。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尊重这种感情上的反应。尽管如此，我们确定或企图确定的任何政策是不能拿一种感情上的浪潮作基础的。它们必须同事实有一些关系。竟说中国历代对西藏的关系“经常变化”有时为主权有时宗主权半主权和半独立    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议员先生知道西藏、中国、蒙古、不丹和锡金以及尼泊尔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历史背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愿意研究它们。我不知道刚刚发言的那位议员先生究竟对它有没有什么了解。我碰巧对它有所了解，我曾经不怕麻烦读了许多书籍和历史，中国的历代志略，印度的报告等等。下面是六七百年或六七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成吉思汗侵入西藏，忽必烈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占有西藏——他认为当时的达赖喇嘛是精神方面的法师——的时候开始。这是奇怪的结合。在政治上，他是西藏的统治者，但是忽必烈认为达赖喇嘛是他的精神领袖，这样，你们就看到出现了奇怪的结合。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藏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相信我这样说是不错的——中国人从蒙古人时代起一直是相当蔑视西藏人的。中国人相当蔑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的一切国家。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唐朝，还是明朝还是最后在满清，他们都自认为是中国，是天朝人，是大国。在长时期内，中国同西藏的关系经常变化，有时为主权，有时为宗主权，有时为半主权，有时为半独立，像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一直到满清王朝到二十世纪初期完全控制了西藏，相当大的控制。甚至在清朝的末日当它垮台的时候，它仍然在西藏拥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历代执政者都自认为是西藏的统治者无疑同西藏关系最密切的是“蒙古和中国”    当满洲王朝在大约四五十年以前崩溃时，它削弱了。它削弱了，可是不论是谁在中国执政，不论是皇帝还是袁世凯总统，不论是在他们之后的军阀，还是蒋介石元帅的政权，还是人民政府，从皇帝到共产党人，他们奉行的政策是一贯的，即认为他们自己是西藏的统治者。毫无疑问，在西藏强盛的时候，它不时对此进行抵抗。曾经有过一些时候，至少有两次，西藏军队曾经像中国军队一再进入西藏那样到达中国首都——这是相当古老的。历史也有过这样一些时候，即尼泊尔军队进入过西藏，而西藏军队也进入过尼泊尔。至少有一次，克什米尔的某一位将军佐腊伐尔·辛格越过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进行了辉煌的战役，当然，他遇到的只是比西藏人或任何人更强大的敌人——西藏寒冷的气候。西藏的低温使他和他的军队在那里复没。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都是混乱的历史。毫无疑问，过去同西藏关系最亲密的国家是蒙古和中国，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宗教原因、文化原因，这是很自然的。说印度的目的首先是要“和平解决”问题    印中两国都不会被威胁吓倒和受人摆布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算数。在考虑目前的局势时，我们必须按照事物在目前和在不久以前的情况来看待它们。我们不能想到成吉思汗时代，或者忽必烈时代，或者满洲皇帝，或者蒋介石，或者任何其他人。关于目前的局势，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接受议员巴志帕伊先生的说法，我们就应当或多或少对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武装冲突有所准备。我们不能拍拍某人的背，要他去打，并且说我们将在一旁为你喝采。这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情况。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思想上明确我们所说的话或所要达到的目的。我认为，不管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的目的首先是要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好战的言论和好战的态度是不会促成和平解决办法的。很明显，如果中国有些人认为，通过威胁和强硬的言论，他们就能吓倒印度，那是错误的。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印度有些人认为，通过威胁和好战的言论，他们就能吓倒中国，这同样是错误的。显然不是这样，大国——印度或者中国——是不会这样受人摆布的。它们作出相反的反应。竟说我国同冷战是“密切相关”的    表示印度不想改变自己的政策    就中国来说——不是指对我们，而是指对我们所熟知的其他国家，对美国和对其他国家——中国自己是一方面的军事集团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自己同冷战是密切相关的。这不是说对我们；而是说由于这个集团体系。他们已经习惯于我个人认为在国际的言谈中是不正确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至于谈到冷战的手法，对于印度来说，我们最近对这种手法已经有了一些体验。诚然，我们对它是作出了反应。我们并不喜欢它。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采取那种手法。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也关系到我们的政策。我认为，无论是那种政策还是可以称作冷战表达手法的那种表达方法，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对的：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不对的，除非我们想完全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想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认为，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改变这一政策都会是有害的。我们应该遵循那一政策。那个政策所根据的主要并不是别的国家做了什么，而是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情况来看它本身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不时地控制不住自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人。可是，假如我们头脑冷静地考虑，我们一定会认识到，我们必须坚持那一政策。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是我们所表达的意见、我们的挑战和我们的威胁等等不符合那样一个政策，我们就不应该做那些事情。说什么事情弄到印度边境上来了尽管“有点生气”仍将为友好努力    我顺从本院，这并不是一个软弱的迹象。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认为印度在过去几年中所采取的是一个软弱的政策。有些人指责我们向后弯，指责我们偏袒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我想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讲起话来温和而友好，这并不表示软弱，而是表示一种肯定的信念，即这是处理国际问题或者就此而言处理国内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因此，我认为我们决不能谈论这些好战的态度或威胁。我们决不能被愤怒压倒，尽管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感到有点生气。我们必须以我们坚定的政策和沉着的态度来表明，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一向所作的那种友好的努力，即令事情弄到我们的边境上来了。重申不希望西藏保持“静止的社会制度”硬说我突然改变了对西藏改革的政策    对于西藏人民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同情的。这当然不是由于西藏人民有着封建政权。他们一直与外界隔绝，一直有着静止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几百年前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过，但是在别处已不再存在。这里没有人希望保持这种制度。事实上，我十分肯定，甚至达赖喇嘛也不希望在西藏保持它。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完全与世隔绝了好几百年的社会突然之间走出来了，事件把它推到我们的疯狂的世界中来了，冷战和种种事情出现了，活跃的政策、猛烈的政策和专断的政策出现了。想像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吧。这是一个鸿沟。从这种事情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痛苦的后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减少这种后果。你可以设法缓和这种冲击的影响。可是你无法简单地希望它消失而它就消失了。我相信中国人民政府过去的政策是慢慢地实行所谓的改革或者不管是什么措施，这个政府了解，像这样一个国家是不能用突然的办法来对待的。    那个政策是否改变了，我说不上。也许它改变了一点。那是很可能的。在中国是否正在发生其他的变化，我说不上。这肯定是政策，他们公开和私下说过，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说中印都谈西藏自治但它们的含义不同要讲同一语言非常困难并产生了“误会”    我或者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还有一个困难，我们所使用的言词对其他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我们谈西藏自治。中国人也谈西藏自治。可是我怀疑，我所认为它包含的意思是否跟他们所认为它包含的意思相同。我认为不是这样。还有这么多的其他的言词。我并不是在谈任何故意的歪曲。撇开那一点不谈。撇开任何歪曲不谈，思想方法改变了。不管怎么样，它们改变了，而冷战方法使它们改变得更多。的确，要讲同一的语言——我指的是内心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也正由于那一点，困难产生了，并且产生了很大的误会。然而，我无法谈到所有这一切问题。说召开西藏问题会议是非常错误的作法它不会有丝毫好处而可能造成很大损害    我可以谈一件事情。我想丹吉曾提到某个马朱达召开的关于西藏的什么会议的事。除了今天以外，我一直没有听到过它。事实上，正当我来的时候，我才听到关于它的一些情况。就我所看的一切文件而言——我的确看到它们——我想，不管那个会议看来是想达到什么目的，或者不管它看来要表示些什么，看来都是非常错误的。它是一种错误的作法，这种作法不会对任何人有丝毫好处，而可能造成很大损害，如果这的确是印度任何负责人士采取的作法的话。因为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究竟要怎样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实现它呢？我们对它能够做些什么呢？在上层封建分子和其他人之间划界线是困难的    要听由“他们自己缓慢地”进行改变    我认为，我们对西藏的事件感到不舒服，感到难过。我们为什么难过呢？大概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人正在受到攻击，受到压迫：不管这些人是像丹吉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封建地主或者那样一类的人，还是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西藏的普通人民，或者不论这是些什么人，无论如何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我心里丝毫也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上层封建分子和其他人之间划一条界线是困难的。他们全都可能混在一起。结果，目前他们全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都被铲除了。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存在了成百上千年——它可能已不再有用了，可是事实是——要铲除它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它可以慢慢地加以铲除，它甚至可以迅速地然而是在有一定程度的合作的情况下加以改变。但是，如果对那种社会采取任何一种强迫铲除的做法，那就必定会是痛苦的，无论它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当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需要处理这样一些从社会组织来说可以叫作原始性质的社会的时候，该怎样加以处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这些困难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本来是应当在可能稍微慢一些然而得到较大程度的合作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本来是会这样发生的，因为这种改变只有在有关人民自己进行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才能使结构、使有关人民受害最小——别人可以帮助他们，别人可以向他们提出建议，但是要由他们自己进行改变。一旦用坏方法来办好事，好事就变成坏事。它产生不同的反应。那就是说，我不能判断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我没有掌握事实，本院的任何人也没有掌握事实，只是一般地在这里和那里有某个零星的事实。竟说西藏改革会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说什么他本来希望“避免”但没有办法但是，我只是要不揣冒昧地说，所有这些复杂的制度——不是容易解开的；无论如何，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无疑为西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本来是希望避免它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说不能召集国际会议来作出决定    这简直是演滑稽歌剧的作法    人们奇怪地谈到召集一些国家的代表和发出做这种事情做那种事情的命令。我很惊奇，他们竟这样想，好像这是办得到的一样。    经过一些年的努力以后，现在将要——我相信——在欧洲某地举行所谓最高级会议了，地球上的各大国、俄国和美国和英国和法国而且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国家——意大利——或者不管可能是什么国家被召集到那里去决定世界的命运。运用了若干年的时间。它们会作出什么决定，我是不知道的。我祝它们成功。我祝它们达成某种谅解。但是，这里有些议员先生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应当发布命令和法令，聚在一起作出决定，否则那对你们将会变得更糟，这种作法似乎简直是演滑稽歌剧的作法，它同现实毫无关系。说中印友好合作是重要事情彼此不敌视符合两国的利益    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大国，印度是大国——在幅员方面是大国，在历史方面是大国，在许多事情上是大国。我倒不是说在军事力量方面也是这样，虽然从防御或进攻的观点来看，无疑的，他们的潜力或实力是相当大的。    从任何长远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者哪怕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和印度做朋友，互相合作，是相当重要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它们应该走同一条道路，可是它们彼此不应该妨碍，它们彼此不应该敌视。这对于印度，对于中国都是不利的。事实上，中国现在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并且愈来愈强盛。可是，即使从中国观点来看，有一个采取敌对态度的印度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情况会大大不同——    我不是在谈军事方面，而是其他方面。这两个国家彼此不敌视，这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即使它们以不同的和许多的方式行事。如果中国对我说该怎么做，我大概会恼火。如果我对中国说该怎么做，中国大概甚至比我还要恼火，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人，而中国人被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是非常温和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说印度对西藏问题已用了相当有力的语言要保持尊严和权利而不采取错误和敌对态度    现在，保持我们的尊严，保持我们的权利，保持我们的自尊，然而却不让自己随波逐流地采取错误态度和敌对态度，并设法帮助消除或解决发生的问题，这样，我们可能有所助益——这些问题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    这就是人们在当前情况下能够做的最大限度，无论如何，创造一种可能帮助这样做的气氛。这会有多大作用，我不知道。    因此，我不揣冒昧地说，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白的态度。我们不能再前进了。我们采取这种态度也许有所助益。    毕竟，本院和我国已经以相当有力的语言表示了他们对西藏的局势发展，对西藏的事件的反应。没有谁怀疑它们。但是我可以说，用激烈和敌对的语言讲话不会具有说服力，事实上，它只会造成更大的鸿沟，而减少在谅解或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提供任何帮助的可能性。    建议不应使自己失去自制说我继续用旧地图“难以理解”    因此，我想建议，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在这些问题上失去自制。有两三位议员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地图的问题。毫无疑问，那些肯定是把相当大的一片印度领土标得好像属于中国的所谓旧中国地图还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是造成我国人民经常不断恼怒的一个因素。这并不是引起了什么危机，然而，我国人民自然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无限期地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请注意，问题不是某些地方有某块零碎的土地引起争执，在这种争执上我们是可以进行讨论的，而且有两三块土地我们已经进行过讨论，并且将要进行讨论——而是发行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在事实上不真实的、根据蒋介石元帅的政权或者以前任何政权的历史也很难认为是正当的地图的做法。说没有阻止达赖会见任何人不希望把事情弄得耸人听闻    我只想再说一句话，我想，丹吉谈到达赖喇嘛的宫殿等等的事。我认为这是言过其实。首先，这不是他选择的，这是我们选择的。它比穆索里通常的房子稍大一些。我们不得不找最大的房子，因为有关的人是很多的。    像我已经说过的，除了保安原因外，根本没有什么监视他的事情，我们并没有阻止他会见任何人，如果他想会见的话。事实上，他没有大量的人，有些人是去参拜他，有些人——往往是锡兰和其他地方的佛教代表前来见他。他们全都到那里去。没有谁阻止任何人。当然，至于奇怪的新闻记者，特别是那些来这里寻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外国记者，就是他们，我们也不阻止，但是我们不欢迎他们，因为这样的人把任何事情都弄得极其耸人听闻。    前几天，我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所有这一切神王等等说法是我所不喜欢的。他是达赖喇嘛，人们称他达赖喇嘛，如果有谁老是称他为神王，那就是制造耸人听闻的事情。我可以说，达赖喇嘛本人不喜欢这种事情。    因此，我们不希望这整个事情被弄到或保持在耸人听闻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本不希望那么多的记者去那里请求他，他们去，就总会发生困难，译员等等，于是就会发生混乱、矛盾等等。    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你可以允许一些共产党朋友去见他。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我们将允许我们的共产党朋友和我们的人民社会党朋友，两者都允许。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我们允许的问题，我们不发许可证。这要由他决定。    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额外的便利。说达赖入印使印度感到“莫知所措”“难民”是强加于印度身上的困难问题    尼赫鲁：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关于这些难民的更大的问题。这一个困难问题，它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我是否可以就那个问题再讲一句话，在３月１１日以前——就是说不久以前，大约是七星期以前，是吧？——    我们对西藏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毫无所知。在３月１１日，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关于西藏人在拉萨举行某些示威的消息，在１７日即六天以后；这件轰击达赖喇嘛宫殿的事情——据说是这样——发生了。丹吉谈到一点射击不准的事情。我所说的只是别人所说的，并不是瞄得不准，而是故意向那里轰击以作为一种警告。无论如何，当时的局势在发展，到２０日，那里发生了战斗。在那以后，局势迅速发展，本院是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达赖喇嘛在１７日傍晚离开那里，在月底到达这里，因此这些事件的确使我们相当莫知所措。直到达赖喇嘛实际进入印度的大约前两天，我们才知道他在到这里来。当我们知道他在往南走的时候，我们曾设想他可能前来，但是只是在那以前两天，我们才听说他希望到这里来，因此这些事情使我们感到莫知所措。说“难民”估计将有一万左右成了印度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决定答应他；后来，在其他人来的时候，我们决定也让他们进来，于是除达赖喇嘛以外又来了这么许多难民。目前的估计是一万左右——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有老年的，有的是青年，有的是妇女；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会成为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不会永远把他们安置在用铁丝网围起的场子里；目前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两三个营场里。    马·普·米什拉问：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吃的和住的地方了吗？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答：不过，我们愈早把他们分散开来愈好。也许有些人会要留一个时候，我不知道。    特里迪布·库马尔·乔杜里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只是一个小问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许多观察家的很大的兴趣，那就是达赖喇嘛被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副委员长之一。说我无人要求会见达赖喇嘛重复说欢迎中国大使会见他    一位议员先生说：是班禅喇嘛。    特里迪布·库马尔·乔杜里说：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都当选了。我对我讲的事实很肯定。是这样的。既然他也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我国政府有没有接到这里中国大使馆的要求，让中国大使或者他的任何代表来见见人民共和国的副委员长？    尼赫鲁：没有，先生。我们没有接到这种要求。你也许记得，我说过欢迎中国大使来会见他，如果他希望会见的话。    苏希拉·纳雅尔：我希望问一下总理先生，前来的这一万名难民都是富有的封建贵族呢，还是西藏的普通老百姓。    尼赫鲁：我无法对他们所有的人作任何说明。他们还没有到达，他们正在途中。可是西藏大概不大会有一万名贵族。

【合众国际社香港７日电】这里出版的两份共产党报纸今天被最高法院判处一万元港币（一千七百四十美元）的罚款，他们的罪名是侮辱法院。    法院在全体人员出席的审判会上判处“大公报”和“文汇报”的老板、出版者、印刷者以及编辑以数目不同的罚款。这两份报纸的主编的罚款最重，每人三千元港币。    因为这些共产党报纸发表了一项所谓谋杀案的消息，而这件案件并没有在法院备案。

【新华社波恩５日电】西德“世界报”今日说埃报反苏宣传有些收敛，而对英国的攻击愈来愈猛烈。    题为“开罗的忧虑在增长”的社论说，“开罗许久以来第一次不再把卡塞姆看作是共产党人的纯粹工具，而报道卡塞姆的依靠英国帮助的战胜本国共产党人的所谓计划。    “这种发展促使纳赛尔对他的政策做了某些修改。这些天以来，受统一操纵的埃及报界对莫斯科所发的言论比过去显著地温和了。与此相反，开罗对英国的攻击却愈来愈猛烈了。    “但是政府委员确保，人们不能设想埃及再次改变它的对俄政策，以及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的新的友谊。    “可是应想到，西方对埃及犯了许多错误。例如西方大国今天利用纳赛尔的困难，以期通过拒绝援助来推翻他，那么如果有一天在开罗出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作他的继承人执政时，他们就不能够抱怨了。”

【美联社台北７日电】内政部长田炯锦说，国民党中国政府已决定拨款五万美元救济现在困在中缅边境一带的来自赤色中国的难民。第一批款项为数约一万七千美元，一待实地调查完毕就马上送去。他估计大约有一万多难民在那里。    【合众国际社台北７日电】内政部长田炯锦今天否认了地方报纸的一项消息。    这项消息说，政府将把中—缅—泰边境上的难民组织成游击队。

【新华社开罗６日电】美国驻开罗大使雷蒙德·黑尔已经把他回华盛顿的日期延迟了几天。“金字塔报”６日说，他将不按照原来的计划在下星期二离开这里。黑尔要求在回华盛顿之前，能会见纳赛尔。

【路透社特拉维夫７日电】前缅甸副总理吴觉迎今天在这里说，缅甸领导人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西藏事件。    吴觉迎说，“我们发现我们处于同印度一样的不愉快的地位，因为我们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这并不总是很容易的。”    这位缅甸政治家应以色列总工会的邀请到这里作一次历时十天的访问。他对记者说，“今天，缅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加了解和钦佩以色列，缅甸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

【合众国际社香港７日电】这里出版的两份共产党报纸今天被最高法院判处一万元港币（一千七百四十美元）的罚款，他们的罪名是侮辱法院。    法院在全体人员出席的审判会上判处“大公报”和“文汇报”的老板、出版者、印刷者以及编辑以数目不同的罚款。这两份报纸的主编的罚款最重，每人三千元港币。    因为这些共产党报纸发表了一项所谓谋杀案的消息，而这件案件并没有在法院备案。

【美联社台北７日电】内政部长田炯锦说，国民党中国政府已决定拨款五万美元救济现在困在中缅边境一带的来自赤色中国的难民。第一批款项为数约一万七千美元，一待实地调查完毕就马上送去。他估计大约有一万多难民在那里。    【合众国际社台北７日电】内政部长田炯锦今天否认了地方报纸的一项消息。    这项消息说，政府将把中—缅—泰边境上的难民组织成游击队。

【路透社特拉维夫７日电】前缅甸副总理吴觉迎今天在这里说，缅甸领导人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西藏事件。    吴觉迎说，“我们发现我们处于同印度一样的不愉快的地位，因为我们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这并不总是很容易的。”    这位缅甸政治家应以色列总工会的邀请到这里作一次历时十天的访问。他对记者说，“今天，缅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加了解和钦佩以色列，缅甸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

【新华社波恩５日电】西德“世界报”今日说埃报反苏宣传有些收敛，而对英国的攻击愈来愈猛烈。    题为“开罗的忧虑在增长”的社论说，“开罗许久以来第一次不再把卡塞姆看作是共产党人的纯粹工具，而报道卡塞姆的依靠英国帮助的战胜本国共产党人的所谓计划。    “这种发展促使纳赛尔对他的政策做了某些修改。这些天以来，受统一操纵的埃及报界对莫斯科所发的言论比过去显著地温和了。与此相反，开罗对英国的攻击却愈来愈猛烈了。    “但是政府委员确保，人们不能设想埃及再次改变它的对俄政策，以及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的新的友谊。    “可是应想到，西方对埃及犯了许多错误。例如西方大国今天利用纳赛尔的困难，以期通过拒绝援助来推翻他，那么如果有一天在开罗出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作他的继承人执政时，他们就不能够抱怨了。”

【新华社开罗６日电】美国驻开罗大使雷蒙德·黑尔已经把他回华盛顿的日期延迟了几天。“金字塔报”６日说，他将不按照原来的计划在下星期二离开这里。黑尔要求在回华盛顿之前，能会见纳赛尔。

【本刊讯】智共“世纪报”不久前登载了智共总书记科尔巴兰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回国的谈话。    科尔巴兰说，“我曾经三次去苏联。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去的。其他二次都是不声不响离开的，因为那时共产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他说，“我和你们讲的这些话有很大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可以合法的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形势产生的变化和拉丁美洲发生变化的结果”。他又说，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拉丁美洲正在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到世界政治生活中来，并且越来越重要。拉丁美洲开始在世界局势中占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    科尔巴兰在回答问题时说，“近来，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全体民主力量和拉丁美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的结果。这个发展将要继续下去。这是完全符合各国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事业的。共产党人是他们人民，首先工人阶级的儿女。社会主义的胜利增加人民对共产党的同情，那是很自然的”。    科尔巴兰也谈到了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往来的问题。他说，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目前的贸易额是相当重要的。    在人们问他对赫鲁晓夫的意见时，他说，赫鲁晓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真正有魄力的人，很富于创造性。他是一个纯朴，和霭可亲和很有风趣的人。    那么毛泽东呢？科尔巴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没有个人迷信的。但是这并不否认存在着像毛和赫鲁晓夫这样伟大的人物。毛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人民中产生的大人物之一，毛泽东在今天的人民中国就像沙皇俄国时出现了列宁一样。”    【本刊讯】４月２８日的英国“英格兰人报”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去年影响扩大”的文章。文章说：    据伦敦刚刚收到的一份正式调查报告，１９５８年，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里，经济的衰退给当地的共产党人带来了可趁之机，同时也加强了苏联集团表示愿意进行贸易、提供援助这种建议的吸引力。政治上的不稳有利于共产党的宣传。    １９５８年，在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里，党员的人数增加了５％。苏联集团向拉丁美洲的广播和外国共产党刊物的销售量都增加了。    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拉丁美洲同苏联集团的贸易有可喜的下降。然而在１９５８年，趋势朝相反方向发展了：根据初步统计数字，贸易额约在二亿四千万到二亿五千万美元，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０％左右。

【美联社莫斯科４日电】赫鲁晓夫总理今天突然去参观美国展览会的工地。这个展览会定本年７月２５日开幕。开幕典礼将由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主持。    矫健的赫鲁晓夫总理，今天在参观时，满脸笑容。他和工人们说笑话，又戴上钢铁工人的帽子，拍了一照。他在器材堆上，爬来爬去，前后参观了四十五分钟。陪他在一起的有美国大使汤普森和展览会的副主任迈斯·摩尔。    赫鲁晓夫新从黑海休假回来，皮肤略带健康的黝色。他指点着展览会大礼堂的地址，察看苏联工人的混凝土工作，又和意大利钢铁工人握手，并且和一个工人拥抱。他又几次拥抱了美国大使。    他在视察时，脸上时常带有笑容。他最欣赏的是用一千一百块铝片拼成的穹顶。他说：“这一个铝片的圆顶着实不错。我很喜欢它。我也要让我们的建筑委员会仿效着做。”这一个圆顶是电影院的屋顶。现在还没有完工。    美国展览会的会场，在展览完毕后，将以三十五万美元的代价卖给苏联。    【美联社莫斯科４日电】赫鲁晓夫总理今天去索科尔尼基公园，参观美国展览会工地。他很和蔼地和一班意大利工人谈话。    未经事前的通知，赫鲁晓夫偕同了美大使汤普森突往参观。赫鲁晓夫叫意大利工人和他在一起拍照。他掉过脸对汤普森说：“到底意大利是你们的盟国呀。”    赫鲁晓夫和一个工程师以及钢铁工作的意大利工头闲谈。这一个展览会将要展出美国的各种生活方式。

【美新处华盛顿８日电】．国务卿赫脱在动身赴波恩和日内瓦以前在国民机场发表谈话说，“我就要动身赴日内瓦参加苏联外长为一方和英、法、美外长为另一方的会议了。    正如我昨天晚上所说的那样，我是抱着希望前往那里的，但是我对这次会议获得成功的期望并不太高。”他又说：“我们过去同苏联进行谈判的经验表明，需要作巨大的忍耐，甚至长期的谈判也不一定会导致成功。但是，正如我说的，我是抱着希望动身的，我当然要尽最大的努力使这次谈判是建设性的，并导向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路透社华盛顿８日电】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赫脱，今天分别到华尔特·里德医院看望了在那里治疗癌症的杜勒斯。    国务院说，在历时十五分钟的访问中，杜勒斯对赫脱昨天晚上发表的广播演说向赫脱表示祝贺。他们两人讨论了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在前往戴维营度周末途中停留一下去看望杜勒斯的。

【路透社纽约７日电】美国副国务卿狄龙今天在这里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准备好的讲演中说：“我们的经济目前增长的速度简直不够好。”    “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在保持我们的货币的基本稳定和价值的同时，找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除非我们在目的性更加明确的方式下这样做，否则我们将削弱我们所提供的领导能力，而自由世界是如此迫切期望我们提供这种领导。    狄龙说，这种在自由制度下目的性明确的经济增长的榜样，将在国外产生长远的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影响。“它将有助于遏制苏联说共产主义象征着‘未来的潮流’这种说法。更重要的是，它将向新出现的国家的人民表明，他们的愿望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才能更好的实现。”    狄龙说，美国对苏联经济挑战的答复必须是继续通过一切“自由世界”国家合作的国际经济和财经机构，以及通过美国自己的共同安全计划和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来援助不发达国家。    狄龙说，美国能达到它的目标的方法之一将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榜样，并通过像关税贸易总协定那样的多边协定，来带头减少世界贸易的屏障。”    谈到美国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狄龙宣称：“让我毫不含糊的说，美国将欢迎与苏联扩大和平的、相互的贸易。”    狄龙说，苏联领袖在他们最近的七年计划上加上了“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他说他将不一味玩弄数字，而将直截了当的说，“到１９７０年，苏联在工业生产方面不可能超过美国。”他说，“但是，不容否认，苏联经济近年来以比我们快的速度增长着。”    【美新处纽约７日电】副国务卿狄龙今天警告说，苏联正加强经济扩张，以助其达成“统治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目标”。    他指出，莫斯科试图掩盖它真正的目的，说它是新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无私”的朋友，而且他的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不附加条件的”。    狄龙指出，然而，一旦有一个国家的贸易或开发计划的一大部分变成依赖苏联的话，“条件”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而且被巧妙的用于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    这位美国官员说，苏联的七年计划“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文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心理文件。”他说，苏联的经济成就“对国际共产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它把苏联制度的形象作为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不大发达的国家取得迅速进展的魔术般的蓝图反映出来。”    他接着说：“实际上，苏联的经验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榜样。苏俄四十年前的情况同今天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十分不同的。”    狄龙说，“我们对苏联的挑战的回答必须是帮助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自由制度下实现他们经济进展的潜力。我们必须坚持我的们目的，建立起健全的和不断扩张的自由世界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下，这些国家将会找到取得进展的最大的机会。”

【路透社伦敦６日电】据莫斯科电台说，拟议中的西地中海公约只会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支部”。路透社今天收听到的这家电台说，西方国家正企图利用这个公约来渗入阿拉伯世界。    莫斯科电台说，还在利用它把西班牙“从后门”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莫斯科电台说，这个主张“并非出于地中海海岸而是出于大西洋彼岸”。    它又说，“提出这个主张无疑是由于象巴尔干公约尤其是巴格达条约这样一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附属组织遭受了失败。”    【德意志新闻社雅典讯】由于最近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高级接触频繁起来，雅典政界人士又谈起地中海防御公约问题了。    接近政府的雅典报纸“每日新闻”说，在安卡拉举行的希腊和土耳其会谈中将讨论“把地中海东部变为自由世界支柱”的问题。    这家报纸说，有迹象表明，美国的防御兴趣逐渐转移到地中海地区，但是又说，现在谈论地中海公约还为时过早。    【法新社安卡拉７日电】土希会谈今天在这里开始，会议主要议程是实施伦敦塞浦路斯协议问题。率领土耳其代表团的是：曼德列斯总理和佐鲁外长。希腊代表团的领导人是：首相卡拉曼利斯和外交大臣阿维罗夫。

【本刊讯】英国“论坛”周报４月２４日刊载了唐纳德·索佩尔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西藏问题上的忧虑”，文章说：最近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应当使讲道理的人对这次共产党侵略的残暴和非正义性毫不怀疑了。使敌人高兴    不那末明显而事实上是应该加以严肃研究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方的邪恶就证明了另一方的无罪。在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跋山涉水作了艰难旅行以后还要批评他们，似乎可能是完全不愉快的事，而且几乎是可耻的。在目前这个时候说不利于英勇的西藏人的话都可能显得是减轻另一方的罪行，并且将“使敌人高兴”，这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    根据痛苦的经验，我毫不怀疑，我发表看来会使大家把西藏动乱的责任推在西藏难民身上的任何言论将只会证实某些人的怀疑，认为我是一个穿着外国教徒僧衣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要紧。    因为北京是错的，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拉萨是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中国人犯了大罪，那些支持达赖喇嘛的西藏人不见得就没有过错。    当我阅读达赖喇嘛逃走以前的事件的消息时，我发现有好几个理由使我感到忧虑。据说是他写给中国司令员的信件，读起来并不象是捏造的；这些信读起来很象是一个十分厚道的、体面的、没有经验的青年，发现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下难于作出决定时说的真心话。落在他宫殿附近的一个池塘里的两三发迫击炮弹似乎最后使他的顾问们相信，他个人处在危险中了，于是他们说服他离开。悲惨的生活    如果贫穷是一种罪恶（我认为在现代世界里是这样的）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敢使我们对达赖喇嘛和他的同事们为维护他们的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赞美掩盖了他们对他们大多数生活在经济奴役下的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所应担负的责任。    共产党人在西藏实行的革命可能不对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不需要。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为西藏人民提供一种比目前北京所强加的为好的社会主义的前景。

【法新社墨尔本５日电】美国太平洋空军总司令劳伦斯·卡特星期二在这里说，共产党中国空军力量的加强是对东南亚和自由世界的一个重大威胁。他说，由于赤色空军的加强，美国不得不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布署军队。他说，随着赤色中国训练更多的空军驾驶员和技术人员，这种威胁将会增加。他说，中国在十年内已经把它的空军建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之一。    卡特说，美国在太平洋的飞机最终将会用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装备起来。

【本刊讯】智共“世纪报”不久前登载了智共总书记科尔巴兰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回国的谈话。    科尔巴兰说，“我曾经三次去苏联。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去的。其他二次都是不声不响离开的，因为那时共产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他说，“我和你们讲的这些话有很大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可以合法的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形势产生的变化和拉丁美洲发生变化的结果”。他又说，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拉丁美洲正在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到世界政治生活中来，并且越来越重要。拉丁美洲开始在世界局势中占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    科尔巴兰在回答问题时说，“近来，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全体民主力量和拉丁美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的结果。这个发展将要继续下去。这是完全符合各国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事业的。共产党人是他们人民，首先工人阶级的儿女。社会主义的胜利增加人民对共产党的同情，那是很自然的”。    科尔巴兰也谈到了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往来的问题。他说，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目前的贸易额是相当重要的。    在人们问他对赫鲁晓夫的意见时，他说，赫鲁晓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真正有魄力的人，很富于创造性。他是一个纯朴，和霭可亲和很有风趣的人。    那么毛泽东呢？科尔巴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没有个人迷信的。但是这并不否认存在着像毛和赫鲁晓夫这样伟大的人物。毛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人民中产生的大人物之一，毛泽东在今天的人民中国就像沙皇俄国时出现了列宁一样。”    【本刊讯】４月２８日的英国“英格兰人报”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去年影响扩大”的文章。文章说：    据伦敦刚刚收到的一份正式调查报告，１９５８年，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里，经济的衰退给当地的共产党人带来了可趁之机，同时也加强了苏联集团表示愿意进行贸易、提供援助这种建议的吸引力。政治上的不稳有利于共产党的宣传。    １９５８年，在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里，党员的人数增加了５％。苏联集团向拉丁美洲的广播和外国共产党刊物的销售量都增加了。    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拉丁美洲同苏联集团的贸易有可喜的下降。然而在１９５８年，趋势朝相反方向发展了：根据初步统计数字，贸易额约在二亿四千万到二亿五千万美元，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０％左右。

【美联社莫斯科４日电】赫鲁晓夫总理今天突然去参观美国展览会的工地。这个展览会定本年７月２５日开幕。开幕典礼将由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主持。    矫健的赫鲁晓夫总理，今天在参观时，满脸笑容。他和工人们说笑话，又戴上钢铁工人的帽子，拍了一照。他在器材堆上，爬来爬去，前后参观了四十五分钟。陪他在一起的有美国大使汤普森和展览会的副主任迈斯·摩尔。    赫鲁晓夫新从黑海休假回来，皮肤略带健康的黝色。他指点着展览会大礼堂的地址，察看苏联工人的混凝土工作，又和意大利钢铁工人握手，并且和一个工人拥抱。他又几次拥抱了美国大使。    他在视察时，脸上时常带有笑容。他最欣赏的是用一千一百块铝片拼成的穹顶。他说：“这一个铝片的圆顶着实不错。我很喜欢它。我也要让我们的建筑委员会仿效着做。”这一个圆顶是电影院的屋顶。现在还没有完工。    美国展览会的会场，在展览完毕后，将以三十五万美元的代价卖给苏联。    【美联社莫斯科４日电】赫鲁晓夫总理今天去索科尔尼基公园，参观美国展览会工地。他很和蔼地和一班意大利工人谈话。    未经事前的通知，赫鲁晓夫偕同了美大使汤普森突往参观。赫鲁晓夫叫意大利工人和他在一起拍照。他掉过脸对汤普森说：“到底意大利是你们的盟国呀。”    赫鲁晓夫和一个工程师以及钢铁工作的意大利工头闲谈。这一个展览会将要展出美国的各种生活方式。

【路透社纽约７日电】美国副国务卿狄龙今天在这里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准备好的讲演中说：“我们的经济目前增长的速度简直不够好。”    “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在保持我们的货币的基本稳定和价值的同时，找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除非我们在目的性更加明确的方式下这样做，否则我们将削弱我们所提供的领导能力，而自由世界是如此迫切期望我们提供这种领导。    狄龙说，这种在自由制度下目的性明确的经济增长的榜样，将在国外产生长远的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影响。“它将有助于遏制苏联说共产主义象征着‘未来的潮流’这种说法。更重要的是，它将向新出现的国家的人民表明，他们的愿望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才能更好的实现。”    狄龙说，美国对苏联经济挑战的答复必须是继续通过一切“自由世界”国家合作的国际经济和财经机构，以及通过美国自己的共同安全计划和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来援助不发达国家。    狄龙说，美国能达到它的目标的方法之一将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榜样，并通过像关税贸易总协定那样的多边协定，来带头减少世界贸易的屏障。”    谈到美国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狄龙宣称：“让我毫不含糊的说，美国将欢迎与苏联扩大和平的、相互的贸易。”    狄龙说，苏联领袖在他们最近的七年计划上加上了“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他说他将不一味玩弄数字，而将直截了当的说，“到１９７０年，苏联在工业生产方面不可能超过美国。”他说，“但是，不容否认，苏联经济近年来以比我们快的速度增长着。”    【美新处纽约７日电】副国务卿狄龙今天警告说，苏联正加强经济扩张，以助其达成“统治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目标”。    他指出，莫斯科试图掩盖它真正的目的，说它是新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无私”的朋友，而且他的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不附加条件的”。    狄龙指出，然而，一旦有一个国家的贸易或开发计划的一大部分变成依赖苏联的话，“条件”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而且被巧妙的用于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    这位美国官员说，苏联的七年计划“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文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心理文件。”他说，苏联的经济成就“对国际共产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它把苏联制度的形象作为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不大发达的国家取得迅速进展的魔术般的蓝图反映出来。”    他接着说：“实际上，苏联的经验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榜样。苏俄四十年前的情况同今天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十分不同的。”    狄龙说，“我们对苏联的挑战的回答必须是帮助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自由制度下实现他们经济进展的潜力。我们必须坚持我的们目的，建立起健全的和不断扩张的自由世界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下，这些国家将会找到取得进展的最大的机会。”

【美新处华盛顿８日电】．国务卿赫脱在动身赴波恩和日内瓦以前在国民机场发表谈话说，“我就要动身赴日内瓦参加苏联外长为一方和英、法、美外长为另一方的会议了。    正如我昨天晚上所说的那样，我是抱着希望前往那里的，但是我对这次会议获得成功的期望并不太高。”他又说：“我们过去同苏联进行谈判的经验表明，需要作巨大的忍耐，甚至长期的谈判也不一定会导致成功。但是，正如我说的，我是抱着希望动身的，我当然要尽最大的努力使这次谈判是建设性的，并导向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路透社华盛顿８日电】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赫脱，今天分别到华尔特·里德医院看望了在那里治疗癌症的杜勒斯。    国务院说，在历时十五分钟的访问中，杜勒斯对赫脱昨天晚上发表的广播演说向赫脱表示祝贺。他们两人讨论了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在前往戴维营度周末途中停留一下去看望杜勒斯的。

【路透社伦敦６日电】据莫斯科电台说，拟议中的西地中海公约只会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支部”。路透社今天收听到的这家电台说，西方国家正企图利用这个公约来渗入阿拉伯世界。    莫斯科电台说，还在利用它把西班牙“从后门”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莫斯科电台说，这个主张“并非出于地中海海岸而是出于大西洋彼岸”。    它又说，“提出这个主张无疑是由于象巴尔干公约尤其是巴格达条约这样一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附属组织遭受了失败。”    【德意志新闻社雅典讯】由于最近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高级接触频繁起来，雅典政界人士又谈起地中海防御公约问题了。    接近政府的雅典报纸“每日新闻”说，在安卡拉举行的希腊和土耳其会谈中将讨论“把地中海东部变为自由世界支柱”的问题。    这家报纸说，有迹象表明，美国的防御兴趣逐渐转移到地中海地区，但是又说，现在谈论地中海公约还为时过早。    【法新社安卡拉７日电】土希会谈今天在这里开始，会议主要议程是实施伦敦塞浦路斯协议问题。率领土耳其代表团的是：曼德列斯总理和佐鲁外长。希腊代表团的领导人是：首相卡拉曼利斯和外交大臣阿维罗夫。

【法新社墨尔本５日电】美国太平洋空军总司令劳伦斯·卡特星期二在这里说，共产党中国空军力量的加强是对东南亚和自由世界的一个重大威胁。他说，由于赤色空军的加强，美国不得不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布署军队。他说，随着赤色中国训练更多的空军驾驶员和技术人员，这种威胁将会增加。他说，中国在十年内已经把它的空军建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之一。    卡特说，美国在太平洋的飞机最终将会用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装备起来。

【本刊讯】英国“论坛”周报４月２４日刊载了唐纳德·索佩尔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西藏问题上的忧虑”，文章说：最近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应当使讲道理的人对这次共产党侵略的残暴和非正义性毫不怀疑了。使敌人高兴    不那末明显而事实上是应该加以严肃研究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方的邪恶就证明了另一方的无罪。在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跋山涉水作了艰难旅行以后还要批评他们，似乎可能是完全不愉快的事，而且几乎是可耻的。在目前这个时候说不利于英勇的西藏人的话都可能显得是减轻另一方的罪行，并且将“使敌人高兴”，这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    根据痛苦的经验，我毫不怀疑，我发表看来会使大家把西藏动乱的责任推在西藏难民身上的任何言论将只会证实某些人的怀疑，认为我是一个穿着外国教徒僧衣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要紧。    因为北京是错的，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拉萨是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中国人犯了大罪，那些支持达赖喇嘛的西藏人不见得就没有过错。    当我阅读达赖喇嘛逃走以前的事件的消息时，我发现有好几个理由使我感到忧虑。据说是他写给中国司令员的信件，读起来并不象是捏造的；这些信读起来很象是一个十分厚道的、体面的、没有经验的青年，发现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下难于作出决定时说的真心话。落在他宫殿附近的一个池塘里的两三发迫击炮弹似乎最后使他的顾问们相信，他个人处在危险中了，于是他们说服他离开。悲惨的生活    如果贫穷是一种罪恶（我认为在现代世界里是这样的）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敢使我们对达赖喇嘛和他的同事们为维护他们的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赞美掩盖了他们对他们大多数生活在经济奴役下的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所应担负的责任。    共产党人在西藏实行的革命可能不对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不需要。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为西藏人民提供一种比目前北京所强加的为好的社会主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