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德里４日电】印度联邦院今天下午开始辩论“最近西藏的事件所产生的情况应该予以考虑”的动议，这项动议是由无党派议员孔兹鲁提出的。    紧接着这项动议提出后而在孔兹鲁未能开始发言以前，有一名无党派议员拉贾表示反对讨论西藏问题。他说：西藏是“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这种讨论将“违背潘查希拉的规定”，并且也违反宪法。    拉贾说：“这个国家已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种讨论将是空前未有的。因此我说，这里不应该讨论西藏问题。如果我们讨论西藏问题，明天苏联议会就可以讨论喀拉拉邦问题。    共产党领袖布佩希·古普塔说：“我可以理解在外交辩论的过程中提到西藏问题。但是提出讨论西藏问题的单独动议将开不良的先例。”他说，印度的宪法甚至不允许印度议会讨论西孟加拉或旁遮普的事情。他要求议长拉达克里希南考虑，这种讨论是否会影响印中关系。他还说，他早些时候提出的讨论美巴军事援助条约的动议还没有被允许在议会中予以讨论。    联邦院共产党领袖布佩希·古普塔在发言时首先指出，在印度，有些人认为，“潘查希拉是错误地制定的，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加以诽谤。”他说，他们的这种活动“是企图打击潘查希拉的基础”。    他强烈反对早些时候有人表示的这种看法：西藏叛乱是“民族起义”。他举出了许多例子，并且说，“西藏事件是反动的、蒙昧主义的和黑暗迷信势力的武装叛乱。”    古普塔指出，当一小批人受到教族主义者支配的时候，在印度也发生过教族暴动，他问道，“难道我们大家也把所有这些事情叫做民族起义吗？”    古普塔提到内政部长潘特上月在人民院中曾经说西藏人民是喜欢祈祷的，他指出，寺院里面放满了武器，他说，象机关枪、步枪等现代武器不可能是神圣的祈祷的一部分。    古普塔引述报纸的消息来表明，首先欢迎这次叛乱的是蒋介石，其次是美国国务院、东南亚条约组织对西藏问题的讨论和巴基斯坦总理。他引述了美国、西德和英国报纸上的消息来表明它们对西藏事件的兴趣    。    他指出，“大多数人民希望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和发展同中国的友谊，但是另外一小撮人却要求改变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他说，人民社会党在印度所说的话也是蒋介石所说的话。他谴责在孟买侮辱毛泽东的相片的行为。    关于中国对扩张主义分子的指责，古普塔说，“我认为这种指责并不是指印度政府。但是就人民社会党而言，这是有点夸大的，因为人民社会党进行扩张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他怀疑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权”的说法，并且说，由于他不是一个逃犯，并且由于达赖喇嘛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这样一个人不需要政治避难权。”    古普塔的发言一再为人民社会党议员所打断，他的发言还没有结束，议长就让恰曼拉尔发言，因为古普塔的发言时间已经完了。

【中央社华盛顿航讯】美太平洋空军总司令库特将军，对于中美军事合作和国军应付共匪进犯金马或台湾本岛的战斗能力，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他在一篇有关金门战役的报告中承认：求取可作为未来与共党冲突时的可靠指导方针的明确教训，实际上是办不到的，虽然共党的主要目标不变，但他们的战术是变化莫测的。他说：“共党不仅对他们将要引燃的战火选择其时间与地点，而且尚选择其方式，他们从容自然地把他们的政治、军事及心理的企图，配合成任何一种他们认为将促进他们侵略计划的方式，预测中共下次的压力，将施于何处，实非易事。”

【新华社新德里３日电】最近一期的亲美周刊“思潮”在第一版刊登了卡拉卡所写的一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准备同印度摊牌”。报道的主要部分如下：    虽然看来尼赫鲁已经使我们相信，在神明达赖喇嘛到达印度边境前一天以前，他对于达赖喇嘛的踪迹毫无所知；但是他显然并没有使中国人也相信这一点。    一方面国大党党员们很快就相信了尼赫鲁肯定地说他甚么也不知道的话，另一方面，像毛和周这些国际上的无赖（Ｔｏｕｇｈｓ）似乎却对尼赫鲁表明他是无辜的和不了解情况的说法打了折扣。

【本刊讯】台湾“联合报”４月２０日发表了一篇“台北外记”，摘要如下：    台北与新德里间的关系，由于达赖喇嘛的逃出而形微妙。许多国际友人们劝告我们目前对西藏的情况，少讲话多做事，这些朋友们所持的理由是印度在目前已视达赖为“一宝”，建议我们不必积极设法和达赖作正面接触。但却希望我们加紧支援西藏地区的抗暴行动，尤其是空投工作。这些国际友人所持的理由是：印度和达赖走的越近，他们和共匪的距离，便将愈远。    政府的缄默，并不是对西藏问题的忽视，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们，正加紧工作，随时注意局势的发展。一位政府决策人士，告诉记者说：如果西藏的抗暴工作能再继续三四个月，局势便大有可为了！    【本刊讯】香港“真报”４月２３日发表一篇综合报道，题为“中共对印度有趋强硬势”，诬蔑我谴责印度扩张主义份子是为“展开谈判”而“漫天讨价”。并说什么“美国今次始终保持缄默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姿态，避免卷入漩涡，要让印度和：中共扮演斗争的主角，看印度还如何能保持中立。”

【合众国际社台北３日电】福摩萨的国民党中国和美国军事官员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在福摩萨海峡发动一次新的攻击。    某些国民党领导人，包括参谋长在内，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在本月进攻金门或马祖岛，以便加强俄国在外长会议的地位。    以斯摩特为首的在福摩萨的美国军事官员们不愿意作公开的推测。但是他们说，共产党人现在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重新发动对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的进攻。    随着春天的到来，雾被吹散了，海面也平静下来了。    某些军事观察家每年都猜测共产党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海峡发动攻势。    但是，国民党和美国官员们普遍认为，决定共产党在福摩萨海峡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是国际政治气候，而不是自然界的风暴。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４日电】当一位无党无派议员在议会联邦院提出讨论西藏问题的动议的时候，有人向联邦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宪法是否允许它讨论这个问题。    共产党议员和另一位无党无派议员说，允许讨论为外国的一部分的西藏问题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无党无派议员拉贾说，讨论这个问题将违反中国和印度所一致同意的潘查希拉的规定。    由于印度是个好客的国家，它允许达赖喇嘛和其他人入境。但是如果讨论有关这个国家的事务，那就等于为外国提供一个讨论印度的内政的危险先例。    布佩希·古普塔（共产党人）说，人们应该考虑拟议中的讨论会树立什么样的先例。    人民社会党议员辛哈说，这项动议谈到讨论西藏事件所造成的局势。议会曾经讨论过许多象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曾经讨论过其他国家的事件所造成的后果。    民主集团领袖达吉说，根据宪法第３６７款，联邦院可以讨论现在已向它提出的问题。    联邦院议长拉达克里希南准许进行讨论，他否决了拉贾提出的反对意见，拉贾曾要求议长注意遵守议事程序。    孔兹鲁博士接着正式提出他的动议，他谈到中国对印度提出的种种指责。孔兹鲁说，西藏事件的责任放到了按理不该承担这种责任的人的肩上。    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尼赫鲁总理的意见，即西藏叛乱是不可能像中国当局所想做的那样轻易地搪塞过去的。叛乱是由于一种民族的浪潮而产生的，如果坦白地承认这个事实，那对于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会有好处。    孔兹鲁说，另一个指责是说，西藏的领袖们，包括达赖喇嘛的一位哥哥在内，已经从噶伦堡迁移到穆索里，因而人们有一切理由疑心穆索里将会成为西藏叛乱分子的新的指挥中心。“我很遗憾地说，很明显，有关方面对印度提出的指责无论怎样荒诞都不算太荒诞。”    总理已经明白表示，印度政府没有允许西藏人在噶伦堡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它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在穆索里在这个危机中危害两国关系。诸如此类的言论说明，那些想直接或间接地指责印度同西藏叛乱有牵连的人们处在怎样窘迫的境地。    关于所谓印度在议会中讨论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指责，孔兹鲁说，议会中过去曾经批评过其他国家在对待它们的殖民地的态度方面的政策。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英国在怯尼亚和中非联邦的政策也受到过批评。印度已经承认在西藏实行自治的条件下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    他还说，如果中国人使用了民主的方法，“我确信，本来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在西藏实行改革，并且这些改革是会使西藏各地的人们感到满意的”。    他又说，“对我来说，出来表示不同意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那不是愉快的事。可是，像我们所处的地位，考虑到印度和西藏之间若干世纪以来的联系、把它们双方连系起来的悠久关系和文化联系，难道任何人期望我们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是合乎情理的吗？友好关系祗能建立在坦率和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如果压制意见上的分歧，那是不能建立友好关系的。那等于是民族的怯懦。我们有权利维护我们所认为的真理，而不自称永远是正确的”。

【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德满都３日电】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一天辩论以后，今天建议中国接受万隆国家的调解以解决西藏问题。    这个委员会在一项长篇的声明里说，首先，应当创造条件，以便使西藏能够实行１９５１年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所给予的自治权。    其次，如果对西藏是否真正享有自治的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那么西藏人必须有权自己决定这个问题。    第三，“如果这也不可能的话，中国应当同意让几个万隆国家进行调解，以便解决在西藏的内部自治问题上的分歧。”    这个委员会说，“有人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而，它不应当是其他亚洲国家从道义上给予考虑的问题，这种主张只会削弱反帝国主义的声音。”    这个委员会说，西藏过去有时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时则受中国人的统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进入了一个新的觉醒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这种历史背景就不足以决定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如果它们因袭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的传统的话，那么，不但民族自由，而且世界和平与福利以及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它们的道德基础都将遭到损害。当然，如果中国企图根据“帝国主义者过去所用的”旧标准来建立并维护它对西藏的主权，那么这就将是反动的。

【新华社新德里４日电】印度联邦院今天下午开始辩论“最近西藏的事件所产生的情况应该予以考虑”的动议，这项动议是由无党派议员孔兹鲁提出的。    紧接着这项动议提出后而在孔兹鲁未能开始发言以前，有一名无党派议员拉贾表示反对讨论西藏问题。他说：西藏是“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这种讨论将“违背潘查希拉的规定”，并且也违反宪法。    拉贾说：“这个国家已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种讨论将是空前未有的。因此我说，这里不应该讨论西藏问题。如果我们讨论西藏问题，明天苏联议会就可以讨论喀拉拉邦问题。    共产党领袖布佩希·古普塔说：“我可以理解在外交辩论的过程中提到西藏问题。但是提出讨论西藏问题的单独动议将开不良的先例。”他说，印度的宪法甚至不允许印度议会讨论西孟加拉或旁遮普的事情。他要求议长拉达克里希南考虑，这种讨论是否会影响印中关系。他还说，他早些时候提出的讨论美巴军事援助条约的动议还没有被允许在议会中予以讨论。    联邦院共产党领袖布佩希·古普塔在发言时首先指出，在印度，有些人认为，“潘查希拉是错误地制定的，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加以诽谤。”他说，他们的这种活动“是企图打击潘查希拉的基础”。    他强烈反对早些时候有人表示的这种看法：西藏叛乱是“民族起义”。他举出了许多例子，并且说，“西藏事件是反动的、蒙昧主义的和黑暗迷信势力的武装叛乱。”    古普塔指出，当一小批人受到教族主义者支配的时候，在印度也发生过教族暴动，他问道，“难道我们大家也把所有这些事情叫做民族起义吗？”    古普塔提到内政部长潘特上月在人民院中曾经说西藏人民是喜欢祈祷的，他指出，寺院里面放满了武器，他说，象机关枪、步枪等现代武器不可能是神圣的祈祷的一部分。    古普塔引述报纸的消息来表明，首先欢迎这次叛乱的是蒋介石，其次是美国国务院、东南亚条约组织对西藏问题的讨论和巴基斯坦总理。他引述了美国、西德和英国报纸上的消息来表明它们对西藏事件的兴趣    。    他指出，“大多数人民希望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和发展同中国的友谊，但是另外一小撮人却要求改变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他说，人民社会党在印度所说的话也是蒋介石所说的话。他谴责在孟买侮辱毛泽东的相片的行为。    关于中国对扩张主义分子的指责，古普塔说，“我认为这种指责并不是指印度政府。但是就人民社会党而言，这是有点夸大的，因为人民社会党进行扩张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他怀疑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权”的说法，并且说，由于他不是一个逃犯，并且由于达赖喇嘛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这样一个人不需要政治避难权。”    古普塔的发言一再为人民社会党议员所打断，他的发言还没有结束，议长就让恰曼拉尔发言，因为古普塔的发言时间已经完了。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４日电】当一位无党无派议员在议会联邦院提出讨论西藏问题的动议的时候，有人向联邦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宪法是否允许它讨论这个问题。    共产党议员和另一位无党无派议员说，允许讨论为外国的一部分的西藏问题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无党无派议员拉贾说，讨论这个问题将违反中国和印度所一致同意的潘查希拉的规定。    由于印度是个好客的国家，它允许达赖喇嘛和其他人入境。但是如果讨论有关这个国家的事务，那就等于为外国提供一个讨论印度的内政的危险先例。    布佩希·古普塔（共产党人）说，人们应该考虑拟议中的讨论会树立什么样的先例。    人民社会党议员辛哈说，这项动议谈到讨论西藏事件所造成的局势。议会曾经讨论过许多象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曾经讨论过其他国家的事件所造成的后果。    民主集团领袖达吉说，根据宪法第３６７款，联邦院可以讨论现在已向它提出的问题。    联邦院议长拉达克里希南准许进行讨论，他否决了拉贾提出的反对意见，拉贾曾要求议长注意遵守议事程序。    孔兹鲁博士接着正式提出他的动议，他谈到中国对印度提出的种种指责。孔兹鲁说，西藏事件的责任放到了按理不该承担这种责任的人的肩上。    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尼赫鲁总理的意见，即西藏叛乱是不可能像中国当局所想做的那样轻易地搪塞过去的。叛乱是由于一种民族的浪潮而产生的，如果坦白地承认这个事实，那对于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会有好处。    孔兹鲁说，另一个指责是说，西藏的领袖们，包括达赖喇嘛的一位哥哥在内，已经从噶伦堡迁移到穆索里，因而人们有一切理由疑心穆索里将会成为西藏叛乱分子的新的指挥中心。“我很遗憾地说，很明显，有关方面对印度提出的指责无论怎样荒诞都不算太荒诞。”    总理已经明白表示，印度政府没有允许西藏人在噶伦堡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它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在穆索里在这个危机中危害两国关系。诸如此类的言论说明，那些想直接或间接地指责印度同西藏叛乱有牵连的人们处在怎样窘迫的境地。    关于所谓印度在议会中讨论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指责，孔兹鲁说，议会中过去曾经批评过其他国家在对待它们的殖民地的态度方面的政策。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英国在怯尼亚和中非联邦的政策也受到过批评。印度已经承认在西藏实行自治的条件下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    他还说，如果中国人使用了民主的方法，“我确信，本来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在西藏实行改革，并且这些改革是会使西藏各地的人们感到满意的”。    他又说，“对我来说，出来表示不同意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那不是愉快的事。可是，像我们所处的地位，考虑到印度和西藏之间若干世纪以来的联系、把它们双方连系起来的悠久关系和文化联系，难道任何人期望我们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是合乎情理的吗？友好关系祗能建立在坦率和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如果压制意见上的分歧，那是不能建立友好关系的。那等于是民族的怯懦。我们有权利维护我们所认为的真理，而不自称永远是正确的”。

【新华社新德里３日电】最近一期的亲美周刊“思潮”在第一版刊登了卡拉卡所写的一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准备同印度摊牌”。报道的主要部分如下：    虽然看来尼赫鲁已经使我们相信，在神明达赖喇嘛到达印度边境前一天以前，他对于达赖喇嘛的踪迹毫无所知；但是他显然并没有使中国人也相信这一点。    一方面国大党党员们很快就相信了尼赫鲁肯定地说他甚么也不知道的话，另一方面，像毛和周这些国际上的无赖（Ｔｏｕｇｈｓ）似乎却对尼赫鲁表明他是无辜的和不了解情况的说法打了折扣。

【合众国际社台北３日电】福摩萨的国民党中国和美国军事官员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在福摩萨海峡发动一次新的攻击。    某些国民党领导人，包括参谋长在内，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在本月进攻金门或马祖岛，以便加强俄国在外长会议的地位。    以斯摩特为首的在福摩萨的美国军事官员们不愿意作公开的推测。但是他们说，共产党人现在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重新发动对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的进攻。    随着春天的到来，雾被吹散了，海面也平静下来了。    某些军事观察家每年都猜测共产党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海峡发动攻势。    但是，国民党和美国官员们普遍认为，决定共产党在福摩萨海峡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是国际政治气候，而不是自然界的风暴。

【中央社华盛顿航讯】美太平洋空军总司令库特将军，对于中美军事合作和国军应付共匪进犯金马或台湾本岛的战斗能力，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他在一篇有关金门战役的报告中承认：求取可作为未来与共党冲突时的可靠指导方针的明确教训，实际上是办不到的，虽然共党的主要目标不变，但他们的战术是变化莫测的。他说：“共党不仅对他们将要引燃的战火选择其时间与地点，而且尚选择其方式，他们从容自然地把他们的政治、军事及心理的企图，配合成任何一种他们认为将促进他们侵略计划的方式，预测中共下次的压力，将施于何处，实非易事。”

【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德满都３日电】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一天辩论以后，今天建议中国接受万隆国家的调解以解决西藏问题。    这个委员会在一项长篇的声明里说，首先，应当创造条件，以便使西藏能够实行１９５１年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所给予的自治权。    其次，如果对西藏是否真正享有自治的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那么西藏人必须有权自己决定这个问题。    第三，“如果这也不可能的话，中国应当同意让几个万隆国家进行调解，以便解决在西藏的内部自治问题上的分歧。”    这个委员会说，“有人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而，它不应当是其他亚洲国家从道义上给予考虑的问题，这种主张只会削弱反帝国主义的声音。”    这个委员会说，西藏过去有时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时则受中国人的统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进入了一个新的觉醒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这种历史背景就不足以决定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如果它们因袭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的传统的话，那么，不但民族自由，而且世界和平与福利以及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它们的道德基础都将遭到损害。当然，如果中国企图根据“帝国主义者过去所用的”旧标准来建立并维护它对西藏的主权，那么这就将是反动的。

【本刊讯】台湾“联合报”４月２０日发表了一篇“台北外记”，摘要如下：    台北与新德里间的关系，由于达赖喇嘛的逃出而形微妙。许多国际友人们劝告我们目前对西藏的情况，少讲话多做事，这些朋友们所持的理由是印度在目前已视达赖为“一宝”，建议我们不必积极设法和达赖作正面接触。但却希望我们加紧支援西藏地区的抗暴行动，尤其是空投工作。这些国际友人所持的理由是：印度和达赖走的越近，他们和共匪的距离，便将愈远。    政府的缄默，并不是对西藏问题的忽视，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们，正加紧工作，随时注意局势的发展。一位政府决策人士，告诉记者说：如果西藏的抗暴工作能再继续三四个月，局势便大有可为了！    【本刊讯】香港“真报”４月２３日发表一篇综合报道，题为“中共对印度有趋强硬势”，诬蔑我谴责印度扩张主义份子是为“展开谈判”而“漫天讨价”。并说什么“美国今次始终保持缄默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姿态，避免卷入漩涡，要让印度和：中共扮演斗争的主角，看印度还如何能保持中立。”

【印度新闻处新德里４日电】尼赫鲁５月４日在联邦院关于西藏局势的辩论中作答时发表了下列讲话：    “议长，提出这项动议的议员先生讲话时所用的言词极其庄严和克制，我对他深为感激。他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人们或多或少效法了这个榜样，不是完全效法了，但是我并不想对于说过的任何话或说话的态度提出异议。不幸的是，在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在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这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在议会这里。的确还是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受的一些关于中伤或诽谤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一般的，他或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可能是谴责政府的，而它常常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议员先生们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或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提出——已经提出异议。这里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并不是说，这里的情况更好一些或者不是更好一些，或者这里的情况是不同的。在这里，即使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人们也能够看到各个不同方面所说的话、所用的字眼，所提出的口号是惊人的一致和类似的，这表示了相当程度的一律，这实在是了不得的，无疑，它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议会中所说的话有时候在外面造成非常不同的印象。人们并不了解，在像这样一些议会里，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最充分地表达出来，不一定要是对的或者错的。    在这方面——这仍然不是为了提出批评，而是因为布佩希·古普塔提到了孟买所发生的对毛泽东主席画像表现出严重不礼貌的非常不幸的事件，我愿意谈一谈这件事情，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同时也是要说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们对这些事实应该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关于事实的说明没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呆在这里，我们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论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组织这件事的那批人，我相信，甚至在本院中也没有代表。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在孟买市，甚至我们的领袖象圣雄甘地的照片也曾被某些人烧毁过。两年半或三年以前，鄙人也在孟买和其他地方遭到那样的待遇。可是，我们对此并不介意，像刚刚讲话的那位议员先生提到的，几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肖像也在奥赫特洛尼纪念碑附近被烧毁了。我对所有这些事件感到遗憾，但是我所提到的是，由于我们的法律等等，在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这种事情是发生的。姑且不谈法律，我想，做这种事情或做任何其他事情，是严重地违反礼节的。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们国家以外的人们，某些人们，并不认识这一点，他们似乎设想，不管怎样，政府或者某些政府官员一定默许了这件事，否则这种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他们或者认为，我们应当把做了这件事的人抓住脖子逮起来，投入狱中。”    一位议员先生：“让他们自己这样做吧。”    尼赫鲁：“我是说，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对于我们的议会程序和这一类的议会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和对政府不容许任何种类的反对派的其他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    议员先生们提到我在几天前发表的也曾在本院宣读的声明。就重要事实而论，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谈到了，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没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没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说，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设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们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我们面前的问题比西藏问题——整个西藏问题——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虽然西藏问题是重要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事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们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们的言行必须特别谨慎。现在我接受对人们在这种场合讲话的限制，也承担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话。我很遗憾地说最近在中国，这种谴责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盛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该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我们绝不能被人从我们的主要道路上引开，因为这在将来是会引起很大的后果的。    我想把我在前次那篇讲话中所说的几句话再念一遍，以便说明我们的目的所在。我当时说：“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我们这方面将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也会这样做，我们希望不要说出什么话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五项原则之中就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布佩希·古普塔问道：“我们是否遵守潘查希拉？”    尼赫鲁答：“噢，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所使用的言词究竟是包含同样的意思呢，还是在我们心目中有着某种不同的含义，可是——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优越——就印度来说，我们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原则。站起来批评别的国家或者为别的国家辩护不是由我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努力这样做，这不是由于某种暂时的政策，也不是因为在某个协议中宣布了这五项原则——这仅仅确认了我们对于我们所说的话的想法——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行事的唯一方法。有人说‘啊，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后，你们仍然遵守那些原则吗？’。“这个问题问得很怪。如果这些原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遵守他们，我们就应该遵守它们，即使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原文如此——编者注）遵守它们。自然，我们必须按照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能够孤立地生活。可是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即使别人不遵守它。人们努力这样做。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个不够完美的世界里的不够完美的人。因此，我希望向对面的议员先生保证，就政府来说——我不能够代表印度的每个老百姓讲话——我们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将努力遵守它们，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这样做。有些人肯定地——如布佩希。古普塔所说的——利用西藏境内以及与西藏有关的这些事件叫嚷说，印度现在将不得不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结盟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我们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误解。不结盟——虽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字眼——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主意，我们就马上失去我们所依靠的每一只锚，我们便将随波逐流。我们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这样我们便失去我们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总是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得到某种东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这也许是与本题很不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说，我们制订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们说我们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防御政策是对付谁的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某种组织的成员？我们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将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卷入军事防御和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我希望，目前我们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渐渐消除。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说是寄寓——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则）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不仅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我可以说，我将坚持这种原则；可是事实则是，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混乱，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损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不安心情，以致他们过去珍视的东西可能失掉。这些字眼像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失去它们的光泽，开始被人们毫无意义地滥用；事实上，就像甚至“和平”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像霹雳或者小规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布佩希    ·古普塔对所有这些没有说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可以理解这些事情会导向什么。本院的议员先生们是久经风霜的公众人物，你们也许能够克制自己，能够不让自己受到这些指责的太大的影响。然而，一般公众要不受到这种指责的影响是困难的。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已经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语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责。为什么说指挥中心移到了穆索里呢？那是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因为达赖喇嘛的哥哥（我想他通常是住在大吉岭的）去见他，并在见他之后回到了大吉岭或噶伦堡。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领袖们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责，这些指责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说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先生们，现在我想向联邦院确切地说明我们究竟如何得知这些事情的。３月１１日，我们第一次得到我们驻拉萨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说这个城里发生了某种人心激动的情况，有很多的人曾去访问他，这些人是由公众代表和一些西藏官员、僧人、寺院住持等等组成的。他们到他那里，对那里的中国当局提出一系列的怨言，他们说他们的遭遇很不幸。我们驻拉萨的总领事自然感到很为难。他该怎么办呢？他不想干预；干预不是他分内的事情，因此他对他们说：‘噢，我无能为力’。他并向我们作了报告。那是在１１日——日期为１０日的电报在１１日送达我们这里。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次情报，得知：那里在酝酿着某种事情。后来总领事给我们送来关于市内人心普遍激动、紧张的局势以及人们举行集会——不是群众大会而是小组会——等等情况的简短报告。在１４日，他又给我们发来电报说，有五千名西藏妇女跑到总领事馆去表示同样的不满，并且要求他陪她们到拉萨的中国外事处去为她们所说的话作见证。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总领事又感到极其为难。这不关他的事，因而他说：‘我不能够去’。他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噢，总而言之，他说‘我就是不能够去’。非常对。他向我们汇报了这件事，我们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说：不要牵涉在拉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１４日的事。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曾说过，在拉萨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说是否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正确，我不知道。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３月２０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领事馆内的总领事也不知道，人们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１７日晚上，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萨。据他们说，在１７日下午四点钟，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宫的一个湖里。噢，这使得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宫廷要遭到轰击，到处都要爆发战争”，于是他们就离开了拉萨。    就我所知——我并不肯定——即使在那时，他还没有离开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个打算一定是在后来拉萨遭到炮弹轰击的时候形成的。总之，在从１１日到２０日或２１日这一周内，在这十天左右时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对此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在１０日或１１日以前，除了我们自然知道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拉萨和西藏活动以外，我们对于局势毫无所知。然后，我们面临了达赖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问题，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经拒绝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询问：“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论多少难民都开放门户吗？”我拒绝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认真拒绝给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们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们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事情的经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简单情况就是如ｕ此。现在我们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认为，这对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责出之于我们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这确实使我们难过。    现在我想只向你们谈几个事实。北京报纸上又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它们现在追述了１９５０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们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发出的一些备忘录。这是一些非常客气的备忘录。对这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提到这些备忘录，说我们当时写给他们的东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说我们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们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们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现在来谈一下班禅喇嘛的讲话。当我读到一位曾是我们的贵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讲话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说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们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关于难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现在有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难民正在经过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过不丹，有七百人已经到达锡金——共约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接受经过他们的领土的西藏难民。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这样，我们有着大约九千名难民，我们已经负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责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    穿过东北边境特区来的难民将暂时收容在阿萨姆邦米萨马里的营场里。一方面阿萨姆邦政府正在为他们安排住处和医疗等等事宜，另一方面西孟加拉政府已经同意在库琪比哈尔的某个地方为穿过不丹前来的难民修建临时营场。我们感谢这两个邦政府。外交部已经指定专门的官员去处理难民的问题。他们正在去阿萨姆和西孟加拉的途中。我们并不打算让这些难民长期住在这些临时营场里；必须为他们作出其他的安排。我目前还说不上是什么安排或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显然我们不会让他们长久呆在营场里。    一位议员先生（我想是孔兹鲁博士，也可能是希伐    ·拉奥）谈到我们应该让这些难民自己谋生，让他们有自由可以做许多事情。总的说来，当然我们是打算那样做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像囚徒一样长久耽在营场里。事实上，我们给边境官员的指示就是要他们告诉难民们：我们并不负责无限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在一定时间内，我们将帮助他们。自然，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印度流浪。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除了在山区较冷的气候条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长住下去的——我们根本不能把他们送到印度其他地区去。    我想，拉奥曾经就中国和联合国讲这一些话。我认为我并没有必要这样说，但是显然我们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它并不是以某些事实为基础的——同那些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愤而改变我们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们没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暂时发生的事情就使我们改变了。    下面只再谈一件事。古普塔谈到民族起义。这还是得看你是怎样使用那个字眼而定。我并不确切知道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声明中所说的，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么人们就很可以设想，除了所谓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步骤，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无论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它有着强烈的感情。    现在，就我们而论，我们既没有从噶伦堡，也没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们给予避难权的毫无疑问的权利。我已经说过，达赖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    大约在他到达穆索里两天以后，某些人——某些外国记者——说，我们把他圈在铁丝网内。这听起来是相当可怕的。事实是：由于各种各样好奇的人都想进入住宅的场地，穆索里的警察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在他来到之前在那个场地上架了一些铁丝网，以便能够保护他，保证他的安全和进行一般的保护。可是这不是为了把他关在里面。我相信，他现在在穆索里四周走动。他什么时候想回西藏就可以回西藏。    一再重复我在早些时候所说的话是无用的。我说过，达赖喇嘛在这里并没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谈话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非常尊敬地说，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讲话的。    此外，议员先生们也许在报纸的标题——因为标题用了一些奇特的说法——中看到我曾经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我会感到高兴。我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曾向我提出问题，我就说，“如果他体面地回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要把达赖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们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烦恼的经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议你休息几天，安安静静地回想一下过去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还有一件特别要对报界说的事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大喜欢把达赖喇嘛称作神王这种经常是耸人听闻的作法，事实上，我认为他也不会喜欢这种称呼的。这不是印度的作法：这是外国的作法。毫无疑问，这种叫法听起来是耸人听闻的。我希望不再用这个字眼。把他称作达赖喇嘛就好了。谢谢你，先生。”

【印度新闻处新德里４日电】尼赫鲁５月４日在联邦院关于西藏局势的辩论中作答时发表了下列讲话：    “议长，提出这项动议的议员先生讲话时所用的言词极其庄严和克制，我对他深为感激。他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人们或多或少效法了这个榜样，不是完全效法了，但是我并不想对于说过的任何话或说话的态度提出异议。不幸的是，在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在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这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在议会这里。的确还是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受的一些关于中伤或诽谤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一般的，他或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可能是谴责政府的，而它常常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议员先生们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或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提出——已经提出异议。这里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并不是说，这里的情况更好一些或者不是更好一些，或者这里的情况是不同的。在这里，即使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人们也能够看到各个不同方面所说的话、所用的字眼，所提出的口号是惊人的一致和类似的，这表示了相当程度的一律，这实在是了不得的，无疑，它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议会中所说的话有时候在外面造成非常不同的印象。人们并不了解，在像这样一些议会里，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最充分地表达出来，不一定要是对的或者错的。    在这方面——这仍然不是为了提出批评，而是因为布佩希·古普塔提到了孟买所发生的对毛泽东主席画像表现出严重不礼貌的非常不幸的事件，我愿意谈一谈这件事情，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同时也是要说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们对这些事实应该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关于事实的说明没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呆在这里，我们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论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组织这件事的那批人，我相信，甚至在本院中也没有代表。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在孟买市，甚至我们的领袖象圣雄甘地的照片也曾被某些人烧毁过。两年半或三年以前，鄙人也在孟买和其他地方遭到那样的待遇。可是，我们对此并不介意，像刚刚讲话的那位议员先生提到的，几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肖像也在奥赫特洛尼纪念碑附近被烧毁了。我对所有这些事件感到遗憾，但是我所提到的是，由于我们的法律等等，在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这种事情是发生的。姑且不谈法律，我想，做这种事情或做任何其他事情，是严重地违反礼节的。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们国家以外的人们，某些人们，并不认识这一点，他们似乎设想，不管怎样，政府或者某些政府官员一定默许了这件事，否则这种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他们或者认为，我们应当把做了这件事的人抓住脖子逮起来，投入狱中。”    一位议员先生：“让他们自己这样做吧。”    尼赫鲁：“我是说，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对于我们的议会程序和这一类的议会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和对政府不容许任何种类的反对派的其他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    议员先生们提到我在几天前发表的也曾在本院宣读的声明。就重要事实而论，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谈到了，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没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没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说，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设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们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我们面前的问题比西藏问题——整个西藏问题——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虽然西藏问题是重要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事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们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们的言行必须特别谨慎。现在我接受对人们在这种场合讲话的限制，也承担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话。我很遗憾地说最近在中国，这种谴责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盛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该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我们绝不能被人从我们的主要道路上引开，因为这在将来是会引起很大的后果的。    我想把我在前次那篇讲话中所说的几句话再念一遍，以便说明我们的目的所在。我当时说：“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我们这方面将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也会这样做，我们希望不要说出什么话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五项原则之中就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布佩希·古普塔问道：“我们是否遵守潘查希拉？”    尼赫鲁答：“噢，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所使用的言词究竟是包含同样的意思呢，还是在我们心目中有着某种不同的含义，可是——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优越——就印度来说，我们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原则。站起来批评别的国家或者为别的国家辩护不是由我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努力这样做，这不是由于某种暂时的政策，也不是因为在某个协议中宣布了这五项原则——这仅仅确认了我们对于我们所说的话的想法——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行事的唯一方法。有人说‘啊，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后，你们仍然遵守那些原则吗？’。“这个问题问得很怪。如果这些原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遵守他们，我们就应该遵守它们，即使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原文如此——编者注）遵守它们。自然，我们必须按照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能够孤立地生活。可是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即使别人不遵守它。人们努力这样做。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个不够完美的世界里的不够完美的人。因此，我希望向对面的议员先生保证，就政府来说——我不能够代表印度的每个老百姓讲话——我们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将努力遵守它们，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这样做。有些人肯定地——如布佩希。古普塔所说的——利用西藏境内以及与西藏有关的这些事件叫嚷说，印度现在将不得不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结盟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我们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误解。不结盟——虽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字眼——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主意，我们就马上失去我们所依靠的每一只锚，我们便将随波逐流。我们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这样我们便失去我们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总是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得到某种东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这也许是与本题很不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说，我们制订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们说我们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防御政策是对付谁的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某种组织的成员？我们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将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卷入军事防御和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我希望，目前我们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渐渐消除。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说是寄寓——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则）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不仅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我可以说，我将坚持这种原则；可是事实则是，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混乱，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损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不安心情，以致他们过去珍视的东西可能失掉。这些字眼像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失去它们的光泽，开始被人们毫无意义地滥用；事实上，就像甚至“和平”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像霹雳或者小规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布佩希    ·古普塔对所有这些没有说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可以理解这些事情会导向什么。本院的议员先生们是久经风霜的公众人物，你们也许能够克制自己，能够不让自己受到这些指责的太大的影响。然而，一般公众要不受到这种指责的影响是困难的。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已经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语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责。为什么说指挥中心移到了穆索里呢？那是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因为达赖喇嘛的哥哥（我想他通常是住在大吉岭的）去见他，并在见他之后回到了大吉岭或噶伦堡。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领袖们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责，这些指责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说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先生们，现在我想向联邦院确切地说明我们究竟如何得知这些事情的。３月１１日，我们第一次得到我们驻拉萨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说这个城里发生了某种人心激动的情况，有很多的人曾去访问他，这些人是由公众代表和一些西藏官员、僧人、寺院住持等等组成的。他们到他那里，对那里的中国当局提出一系列的怨言，他们说他们的遭遇很不幸。我们驻拉萨的总领事自然感到很为难。他该怎么办呢？他不想干预；干预不是他分内的事情，因此他对他们说：‘噢，我无能为力’。他并向我们作了报告。那是在１１日——日期为１０日的电报在１１日送达我们这里。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次情报，得知：那里在酝酿着某种事情。后来总领事给我们送来关于市内人心普遍激动、紧张的局势以及人们举行集会——不是群众大会而是小组会——等等情况的简短报告。在１４日，他又给我们发来电报说，有五千名西藏妇女跑到总领事馆去表示同样的不满，并且要求他陪她们到拉萨的中国外事处去为她们所说的话作见证。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总领事又感到极其为难。这不关他的事，因而他说：‘我不能够去’。他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噢，总而言之，他说‘我就是不能够去’。非常对。他向我们汇报了这件事，我们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说：不要牵涉在拉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１４日的事。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曾说过，在拉萨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说是否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正确，我不知道。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３月２０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领事馆内的总领事也不知道，人们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１７日晚上，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萨。据他们说，在１７日下午四点钟，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宫的一个湖里。噢，这使得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宫廷要遭到轰击，到处都要爆发战争”，于是他们就离开了拉萨。    就我所知——我并不肯定——即使在那时，他还没有离开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个打算一定是在后来拉萨遭到炮弹轰击的时候形成的。总之，在从１１日到２０日或２１日这一周内，在这十天左右时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对此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在１０日或１１日以前，除了我们自然知道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拉萨和西藏活动以外，我们对于局势毫无所知。然后，我们面临了达赖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问题，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经拒绝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询问：“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论多少难民都开放门户吗？”我拒绝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认真拒绝给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们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们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事情的经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简单情况就是如ｕ此。现在我们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认为，这对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责出之于我们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这确实使我们难过。    现在我想只向你们谈几个事实。北京报纸上又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它们现在追述了１９５０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们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发出的一些备忘录。这是一些非常客气的备忘录。对这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提到这些备忘录，说我们当时写给他们的东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说我们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们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们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现在来谈一下班禅喇嘛的讲话。当我读到一位曾是我们的贵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讲话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说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们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关于难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现在有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难民正在经过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过不丹，有七百人已经到达锡金——共约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接受经过他们的领土的西藏难民。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这样，我们有着大约九千名难民，我们已经负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责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    穿过东北边境特区来的难民将暂时收容在阿萨姆邦米萨马里的营场里。一方面阿萨姆邦政府正在为他们安排住处和医疗等等事宜，另一方面西孟加拉政府已经同意在库琪比哈尔的某个地方为穿过不丹前来的难民修建临时营场。我们感谢这两个邦政府。外交部已经指定专门的官员去处理难民的问题。他们正在去阿萨姆和西孟加拉的途中。我们并不打算让这些难民长期住在这些临时营场里；必须为他们作出其他的安排。我目前还说不上是什么安排或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显然我们不会让他们长久呆在营场里。    一位议员先生（我想是孔兹鲁博士，也可能是希伐    ·拉奥）谈到我们应该让这些难民自己谋生，让他们有自由可以做许多事情。总的说来，当然我们是打算那样做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像囚徒一样长久耽在营场里。事实上，我们给边境官员的指示就是要他们告诉难民们：我们并不负责无限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在一定时间内，我们将帮助他们。自然，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印度流浪。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除了在山区较冷的气候条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长住下去的——我们根本不能把他们送到印度其他地区去。    我想，拉奥曾经就中国和联合国讲这一些话。我认为我并没有必要这样说，但是显然我们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它并不是以某些事实为基础的——同那些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愤而改变我们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们没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暂时发生的事情就使我们改变了。    下面只再谈一件事。古普塔谈到民族起义。这还是得看你是怎样使用那个字眼而定。我并不确切知道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声明中所说的，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么人们就很可以设想，除了所谓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步骤，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无论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它有着强烈的感情。    现在，就我们而论，我们既没有从噶伦堡，也没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们给予避难权的毫无疑问的权利。我已经说过，达赖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    大约在他到达穆索里两天以后，某些人——某些外国记者——说，我们把他圈在铁丝网内。这听起来是相当可怕的。事实是：由于各种各样好奇的人都想进入住宅的场地，穆索里的警察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在他来到之前在那个场地上架了一些铁丝网，以便能够保护他，保证他的安全和进行一般的保护。可是这不是为了把他关在里面。我相信，他现在在穆索里四周走动。他什么时候想回西藏就可以回西藏。    一再重复我在早些时候所说的话是无用的。我说过，达赖喇嘛在这里并没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谈话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非常尊敬地说，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讲话的。    此外，议员先生们也许在报纸的标题——因为标题用了一些奇特的说法——中看到我曾经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我会感到高兴。我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曾向我提出问题，我就说，“如果他体面地回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要把达赖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们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烦恼的经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议你休息几天，安安静静地回想一下过去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还有一件特别要对报界说的事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大喜欢把达赖喇嘛称作神王这种经常是耸人听闻的作法，事实上，我认为他也不会喜欢这种称呼的。这不是印度的作法：这是外国的作法。毫无疑问，这种叫法听起来是耸人听闻的。我希望不再用这个字眼。把他称作达赖喇嘛就好了。谢谢你，先生。”

【本刊讯】比共“红旗报”４月２１日刊载评论：“共同之处”。摘要如下：    应当公道地说，“左翼报”对西藏事件并没有人云亦云。它认为，西藏叛乱分子反对中国政府的行动具有深刻的反动性质。    “左翼报”从这一点出发，在最近一期中否认大部分资产阶级报纸把这次封建叛乱和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叛乱等同起来的说法。它认为，匈牙利事件“主要是由工人和一些左派人士搞的”。报纸说，“两个叛乱唯一的共同之点，就是在西藏如同在匈牙利一样，民族（……）解放的因素起着作用”。……    “左翼报”怎么就看不到，两者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乃是反共和想恢复已复灭的社会形态呢？无论西藏封建主还是匈牙利“裴多菲分子”，都是用同一个磨来磨面粉的，磨面粉的人明明不是左派！    共同之点是反共，是帝国主义政府耸恿和支持下的反革命。因此，完全不是什么民族解放。    民族观念对于西藏叛乱分子来说是根本格格不入的，那里应当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恰恰是要使这个被封建主割据的地方摆脱无政府状态。至于匈牙利，人们固然不能否认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性质，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事态发展发生了大家知道的转折。可是，这种情绪在什么时候同“主要是”工人的行动调和过呢？    这一切说法都是很不严肃的。“左翼报”对中国同志的指责（从南斯拉夫报纸上抄袭的），说什么他们的政策“无力战胜或改变大多数西藏人民”，也是不严肃的。

【路透社伦敦４日电】汉德逊勋爵（工党）今天在上院说，未能使中国由于它对西藏的政策而受到联合国大会的谴责，这使我感到遗憾。它本来无疑会面对猛烈的批评。    他说：“这是把共产党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以外这一愚蠢行动的又一例子。”    他是在辩论外交政策时说这番话的，他还说，由印度来负担救济西藏难民的费用是不对的。他说：“我希望这个政府已经在询问尼赫鲁先生，他是否欢迎外来的救济援助。如果欢迎这种援助的话，我相信英国政府会迅速采取行动，以英国人民的名义作出捐献。”    外交部政务次官兰斯当尼勋爵在答复这次辩论的时候说，英国政府很久以来一直认为，应当把西藏看成自治区。    “对于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使西藏人不能享受自治的行动，我们都感到遗憾，我们特别对于使用武力感到遗憾。尽管我们是多么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必须注意现实，考虑任何为他们而采取的行动还是会有效地帮助他们呢，还是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人们希望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园满的解决。”

【美联社奥斯陆４月３０日电】“工人日报”星期四说，挪威的社会党人不能接受北平这样的说法，即：西藏的局势发展是共产党中国的“内政”。这家代表工党说话的报纸为该党的一次攻击共产帝国主义镇压西藏事件行为的五一宣言进行了辩护。这次宣言触及了北平的痛处。    一篇社论说“镇压天生的自由，对于五一的概念来说，是万恶的。”    它又说，“社会党的劳工运动从来不能把强力征服小国和镇压其它国家的人民看作是内政。”    中国共产党人是前曾对挪威政府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工人日报”说，“我们不能在不义面前沉默不言……我们决不停止根据我们的信仰行动。”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３日电】一个加利福尼亚哲学系毕业生今天说，他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名志愿人员参加他建议的同红色中国人作战的西藏旅。    约翰·布莱克莫尔曾经写信给全国三十家左右学院办的报纸，要求他们公布关于招募一个旅来同西藏叛乱分子一起作战的计划。他今年二十七岁，是一个空军退伍军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系毕业生。    布莱克莫尔说，“我想，我们在那里可以作出许多有益的事。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给西藏叛乱分子开辟一条供应线，我们的第二个目的是鼓励他们。了解到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他们将对他们的士气有好处。”    布莱克莫尔说，这个组织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到西藏去的问题。    他说，“那些有海员证件的人可以设法到达那边。那些有钱的可以坐飞机。然而大部分人将由这个组织送去——而这个组织没有钱。我们可能最后买一架剩余飞机，把他们运去。”    布莱克莫尔说，这个组织有一个训练计划，包括柔术、拳击、跳伞、爆破、骑马和爬岩石技术。他说，“志愿人员中７５％左右都是某一军种退伍军人。所以他们将需要的唯一专门训练是在游击战方面和适应高原生活方面。”

【本刊讯】比共“红旗报”４月２１日刊载评论：“共同之处”。摘要如下：    应当公道地说，“左翼报”对西藏事件并没有人云亦云。它认为，西藏叛乱分子反对中国政府的行动具有深刻的反动性质。    “左翼报”从这一点出发，在最近一期中否认大部分资产阶级报纸把这次封建叛乱和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叛乱等同起来的说法。它认为，匈牙利事件“主要是由工人和一些左派人士搞的”。报纸说，“两个叛乱唯一的共同之点，就是在西藏如同在匈牙利一样，民族（……）解放的因素起着作用”。……    “左翼报”怎么就看不到，两者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乃是反共和想恢复已复灭的社会形态呢？无论西藏封建主还是匈牙利“裴多菲分子”，都是用同一个磨来磨面粉的，磨面粉的人明明不是左派！    共同之点是反共，是帝国主义政府耸恿和支持下的反革命。因此，完全不是什么民族解放。    民族观念对于西藏叛乱分子来说是根本格格不入的，那里应当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恰恰是要使这个被封建主割据的地方摆脱无政府状态。至于匈牙利，人们固然不能否认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性质，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事态发展发生了大家知道的转折。可是，这种情绪在什么时候同“主要是”工人的行动调和过呢？    这一切说法都是很不严肃的。“左翼报”对中国同志的指责（从南斯拉夫报纸上抄袭的），说什么他们的政策“无力战胜或改变大多数西藏人民”，也是不严肃的。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３日电】一个加利福尼亚哲学系毕业生今天说，他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名志愿人员参加他建议的同红色中国人作战的西藏旅。    约翰·布莱克莫尔曾经写信给全国三十家左右学院办的报纸，要求他们公布关于招募一个旅来同西藏叛乱分子一起作战的计划。他今年二十七岁，是一个空军退伍军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系毕业生。    布莱克莫尔说，“我想，我们在那里可以作出许多有益的事。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给西藏叛乱分子开辟一条供应线，我们的第二个目的是鼓励他们。了解到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他们将对他们的士气有好处。”    布莱克莫尔说，这个组织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到西藏去的问题。    他说，“那些有海员证件的人可以设法到达那边。那些有钱的可以坐飞机。然而大部分人将由这个组织送去——而这个组织没有钱。我们可能最后买一架剩余飞机，把他们运去。”    布莱克莫尔说，这个组织有一个训练计划，包括柔术、拳击、跳伞、爆破、骑马和爬岩石技术。他说，“志愿人员中７５％左右都是某一军种退伍军人。所以他们将需要的唯一专门训练是在游击战方面和适应高原生活方面。”

【路透社伦敦４日电】汉德逊勋爵（工党）今天在上院说，未能使中国由于它对西藏的政策而受到联合国大会的谴责，这使我感到遗憾。它本来无疑会面对猛烈的批评。    他说：“这是把共产党中国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以外这一愚蠢行动的又一例子。”    他是在辩论外交政策时说这番话的，他还说，由印度来负担救济西藏难民的费用是不对的。他说：“我希望这个政府已经在询问尼赫鲁先生，他是否欢迎外来的救济援助。如果欢迎这种援助的话，我相信英国政府会迅速采取行动，以英国人民的名义作出捐献。”    外交部政务次官兰斯当尼勋爵在答复这次辩论的时候说，英国政府很久以来一直认为，应当把西藏看成自治区。    “对于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使西藏人不能享受自治的行动，我们都感到遗憾，我们特别对于使用武力感到遗憾。尽管我们是多么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必须注意现实，考虑任何为他们而采取的行动还是会有效地帮助他们呢，还是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人们希望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园满的解决。”

【美联社奥斯陆４月３０日电】“工人日报”星期四说，挪威的社会党人不能接受北平这样的说法，即：西藏的局势发展是共产党中国的“内政”。这家代表工党说话的报纸为该党的一次攻击共产帝国主义镇压西藏事件行为的五一宣言进行了辩护。这次宣言触及了北平的痛处。    一篇社论说“镇压天生的自由，对于五一的概念来说，是万恶的。”    它又说，“社会党的劳工运动从来不能把强力征服小国和镇压其它国家的人民看作是内政。”    中国共产党人是前曾对挪威政府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工人日报”说，“我们不能在不义面前沉默不言……我们决不停止根据我们的信仰行动。”

巴拿马这个国家很有名，尽管它只是美洲的一个小国。说它小，因为在土地面积上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而人口方面则不到百万。巴拿马的著名是为了它有一条用巴拿马为名在巴拿马领土内而又不由巴拿马行使主权的运河；它的著名，也由于它又是一个没有商船的商船国。    巴拿马在一九○三年脱离哥伦比亚成为独立国家后的十天，美国就和巴拿马政府签约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和永久租借权，这种租借就等于永久占领。尽管美国每年给巴拿马政府四十三万元，可是这与美国在这条运河上所获的利益比较，真如九牛一毛。巴拿马运河动工于一九○四年，十年后竣工。兴筑的工人全是巴拿马人，不少工人为这条运河而牺牲了生命，因此巴拿马人称之为“死亡的河岸”。巴拿马运河位于巴拿马国土的中段，它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条孔道，它缩小了两洋的万里航程，而且使美国的两洋舰队打成一片。巴拿马人有一句俗语：“巴拿马人，注意！舰队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父亲们，当心你们的女儿；丈夫们，看守着你们的妻子……”。    巴拿马虽属小国，可是却为世界著名商船国之一。在名义上巴拿马拥有商船千多艘，船只总吨位四百余万吨，堪称世界有名的商船国。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航行于四海，但这些商船都不是巴拿马自己的，而是外国所有的，其中则以美国占一大部分。由于巴拿马船只无须向这个政府缴纳利润所得税，所以使较多船只在巴拿马注册，由于悬着巴拿马旗的轮船到处走，而这个国家也就更加闻名于世了。（原载４月２８日香港新晚报）

【路透社华盛顿４日电】前纽约州长阿弗里尔·哈里曼今晚说，印度是美国据有的“最重要的盟国”之一。    哈里曼在一个研究如何支援印度经济的会议的一次晚宴上发表演说，他说：“虽然印度坚持说它是奉行一种不参加集团的政策，事实上，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并且就基本的民主原则来说决不是中立的，我们的国家就基于这些原则的。    “尼赫鲁和他的僚属埋头致力于不仅要使印度免遭外来的干涉，而且致力于完全保障个人的尊严和自由。    “我强烈的感到，我们应该与欧洲的工业国家以及日本合作，设法（为印度）找到足够的财源。这件事可以在特定的基础上进行，或者通过联合国。如果通过联合国来做的话，应该邀请苏联参加。如果苏联不肯这样做，它的帝国主义的动机就会暴露出来。”    哈里曼谈到，由于印度政府说它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些美国人看来很不妥。    他说，“对我来说，我为认他们用这个字眼是一件好事情。在亚洲人民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字眼，在那里资本主义似乎等于殖民主义，或者说几乎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印度人从共产党手里把这个字拿了过来，共产党曾企图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利用它。”

【合众国际社芝加哥３日电】参议员汉弗莱今天说，西方应该把波兰和其他铁幕国家的问题“列入每一次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会议的议程上。”    他说，“我们决不能让不自由的人民或他们的苏联主人忘记，我们并不认为，在东欧和中欧实行俄国共产党统治是正确的或者是无法改变的。”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汉弗莱对波兰全国联盟说，“我们在西方的人们竟会不顾这些伟大的人民，那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认为，终会有解放的一天，我们必须采取一切使这一天更快地来到的明智的步骤。”    这位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建议，为了表示友好，西方重新修建在１９３９年被德国人毁坏的华沙的著名的皇家城堡。他还建议，西方给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家军队的退伍军人提供一个住所，并在华沙建立一个巨型现代化医院，“也许是一个儿童医院”。    汉弗莱说，西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同俄国人竞争——而在事实上是要在竞争中超过他们”。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３日电】美国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资本输出国家必须以每年十亿美元的投资来支持印度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竞赛，要不然，“整个自由世界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挫败。”    肯尼迪星期六晚上在北加利福尼亚世界事务委员会中说，否则“，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的抗衡者的作用便将失去，共产主义就将赢得它最巨大的不流血的胜利。”    他要求作三项区别：    一、“我们要区别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帮助像印度那样的自己在进行发展工作的国家，另一种是保证像南朝鲜、福摩萨和南越那样的极为重要但却摇摇欲坠的地区的经济。”    二、“我们要区别那种适应受援国家需要的援助物资，和那种比较地适应我们本国处理剩余农产品的需要的援助物资。”    三、“我们要区别为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朋友所需要的外援，和那种构成广泛的长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一部分的援助。”    他说，如在印度每年投资十亿美元左右，就会使印度（经济）增长２５％到３０％，而它的“人口增长为１０％到１２％。”肯尼迪说，印度与共产党中国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试验场。他要求稳定发展贷款基金会，并成立一个国际联合使团来帮助估定印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１年开始）中的需要。    他说，“自由世界无法使俄国和中国羞愧得实行自由。但是它可以鼓舞民主制度来丰富它自己的自由。自由的大旗之得到拥护还是失掉，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考验，而还要靠我们对于助成新国家的希望的忠心，以及靠我们这样的决心，即证明自由可以为荒凉的国家释去贫困的重负。”    肯尼迪说，共产党中国通过经济公社、土工业和其他办法动员没有工作的群众，这“是一个成就，它在欠发达地区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

【路透社华盛顿４日电】丘吉尔今天从伦敦乘飞机抵此，他在华盛顿国民机场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欢迎。丘吉尔来这里作三天的完全非正式的访问，他将在白宫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的客人。

【合众国际社纽约３日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今天说，“西方外交界人士认为”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政府作为“加勒比地区组织最严密的共产党工具”出现了。    斯图尔特·诺文斯最近才对古巴政府进行了两个月的研究后回来，他说，卡斯特罗本人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他“提供和支持了共产党扩大的条件”。    诺文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说，“古巴人不再有可能公开表示任何反对政府的意见而不招来迅速和专横的报复了。对卡斯特罗政府的任何批评现在都被贬责为‘反革命’，而政府却规定。‘反革命’应该受到没收财产、徒刑和死刑的处分。”    诺文斯说，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已经偷偷地把自己安插在重要的政府职位和经济职位上，而且正在使用共产党传统的夺取控制权的老方法。他说，这些方法包括使富裕阶级和中产阶级赤贫化和失去能力；在贫苦阶层中蓄意制造大量失业、饥饿和不满；根绝政治上的反对；不让报纸和其他传播新闻的手段发表意见，并控制教育和文化机构。

【共同社东京４日电】特派记者岩永伦敦３日电：据估计，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东西方外长会议的前途决不是光明的。西方国家方面一定会提出它们在巴黎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上确定的一揽子建议（即把有关柏林的地位、德国的统一、保障欧洲安全等三个问题的建议合并起来的建议）。这个建议虽然部分地吸收了英国所提出的富于弹性的主张，但是，主要却是美国、法国和西德的强硬论调占了上风，其中仍然包括苏联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关于全德举行自由选举等建议。总而言之，这种做法不但不是什么谈判，而且是等于一开始就要找人家的碴子打架。    属于强硬派的西德和法国主张：只要苏联一天不作更大的让步，就绝对不能妥协。采取灵活态度的英国却想无论如何也不要错过商谈的机会，要争取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美国国务卿赫脱怎样去统一这两方面的意见，这对西方国家的团结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不过，西方国家内部的想法如此公开地出现分歧，这当然对于企图掌握会议的主动权的苏联有利。而且，苏联还有这样一张王牌，那就是：如果会议陷于僵局，它就同东德单独缔结和约。    不过，如果苏联做得太过分的话，就会使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但是，从苏联在华沙会议上表明的温和态度也可以看出，在日内瓦，苏联使出的软功恐怕会使西方国家的步调混乱。    可是，估计会围绕德国问题发生的激烈的冲突，归根结蒂只是一出基本上是开场的戏，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焦点到头来大概是：要改变柏林的法律地位呢，还是要维持原状。    如果大家都不想通过战争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双方通过谈判一边顾全面子一边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接着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解决问题。人们认为，这就是东西方的打算。但是，从传说东西方准备提出的建议内容看来，目前好像还看不出通向最高一级去的道路。据传，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会带着相当大的任务从侧面进行活动。由于有上述的背景，他的这种活动大概也会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新华社华沙２日电】苏联将在一两年内发射能够返回地球的载人的宇宙飞船。这是正在波兰访问的国际天文学协会主席哈莱（美国）对波兰“青年旗帜报”记者说的。    哈莱说，关于这一消息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告诉他的。哈莱认为，在十八个月中，苏联人就能乘坐卫星围绕地球周游。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苏联将第一个创造成功绕地球旋转并可操纵的火箭。    哈莱说，美国发射载人的宇宙飞船要比苏联迟，也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在谈到对宇宙空间的权利时，哈莱说，他认为，应当把宇宙空间看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财产。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５月１日电】今天这里透露，巴拿马的外国入侵者已经同意在今天中午无条件地投降。已经飞往巴拿马的美洲国家调查委员会领导人、巴西大使洛勃打电话给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代理主席、乌拉圭大使拉卡特，告诉他这个消息。拉卡特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说，“现在似乎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据悉，叛乱分子将把他们的武器交给美洲国家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军事观察员。还有消息说，在入侵军队中的古巴人将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大概会在那里因为破坏古巴的中立而受到审判。

【路透社危地马拉城２日电】危地马拉国防部宣布在东海岸设立“安全区”，它要居住在沿海的农民和其他人在看到任何从海上登陆或从空中降落的情况后立即报告当局。

巴拿马这个国家很有名，尽管它只是美洲的一个小国。说它小，因为在土地面积上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而人口方面则不到百万。巴拿马的著名是为了它有一条用巴拿马为名在巴拿马领土内而又不由巴拿马行使主权的运河；它的著名，也由于它又是一个没有商船的商船国。    巴拿马在一九○三年脱离哥伦比亚成为独立国家后的十天，美国就和巴拿马政府签约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和永久租借权，这种租借就等于永久占领。尽管美国每年给巴拿马政府四十三万元，可是这与美国在这条运河上所获的利益比较，真如九牛一毛。巴拿马运河动工于一九○四年，十年后竣工。兴筑的工人全是巴拿马人，不少工人为这条运河而牺牲了生命，因此巴拿马人称之为“死亡的河岸”。巴拿马运河位于巴拿马国土的中段，它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条孔道，它缩小了两洋的万里航程，而且使美国的两洋舰队打成一片。巴拿马人有一句俗语：“巴拿马人，注意！舰队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父亲们，当心你们的女儿；丈夫们，看守着你们的妻子……”。    巴拿马虽属小国，可是却为世界著名商船国之一。在名义上巴拿马拥有商船千多艘，船只总吨位四百余万吨，堪称世界有名的商船国。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航行于四海，但这些商船都不是巴拿马自己的，而是外国所有的，其中则以美国占一大部分。由于巴拿马船只无须向这个政府缴纳利润所得税，所以使较多船只在巴拿马注册，由于悬着巴拿马旗的轮船到处走，而这个国家也就更加闻名于世了。（原载４月２８日香港新晚报）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３日电】美国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资本输出国家必须以每年十亿美元的投资来支持印度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竞赛，要不然，“整个自由世界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挫败。”    肯尼迪星期六晚上在北加利福尼亚世界事务委员会中说，否则“，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的抗衡者的作用便将失去，共产主义就将赢得它最巨大的不流血的胜利。”    他要求作三项区别：    一、“我们要区别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帮助像印度那样的自己在进行发展工作的国家，另一种是保证像南朝鲜、福摩萨和南越那样的极为重要但却摇摇欲坠的地区的经济。”    二、“我们要区别那种适应受援国家需要的援助物资，和那种比较地适应我们本国处理剩余农产品的需要的援助物资。”    三、“我们要区别为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朋友所需要的外援，和那种构成广泛的长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一部分的援助。”    他说，如在印度每年投资十亿美元左右，就会使印度（经济）增长２５％到３０％，而它的“人口增长为１０％到１２％。”肯尼迪说，印度与共产党中国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试验场。他要求稳定发展贷款基金会，并成立一个国际联合使团来帮助估定印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１年开始）中的需要。    他说，“自由世界无法使俄国和中国羞愧得实行自由。但是它可以鼓舞民主制度来丰富它自己的自由。自由的大旗之得到拥护还是失掉，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考验，而还要靠我们对于助成新国家的希望的忠心，以及靠我们这样的决心，即证明自由可以为荒凉的国家释去贫困的重负。”    肯尼迪说，共产党中国通过经济公社、土工业和其他办法动员没有工作的群众，这“是一个成就，它在欠发达地区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

【路透社华盛顿４日电】前纽约州长阿弗里尔·哈里曼今晚说，印度是美国据有的“最重要的盟国”之一。    哈里曼在一个研究如何支援印度经济的会议的一次晚宴上发表演说，他说：“虽然印度坚持说它是奉行一种不参加集团的政策，事实上，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并且就基本的民主原则来说决不是中立的，我们的国家就基于这些原则的。    “尼赫鲁和他的僚属埋头致力于不仅要使印度免遭外来的干涉，而且致力于完全保障个人的尊严和自由。    “我强烈的感到，我们应该与欧洲的工业国家以及日本合作，设法（为印度）找到足够的财源。这件事可以在特定的基础上进行，或者通过联合国。如果通过联合国来做的话，应该邀请苏联参加。如果苏联不肯这样做，它的帝国主义的动机就会暴露出来。”    哈里曼谈到，由于印度政府说它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些美国人看来很不妥。    他说，“对我来说，我为认他们用这个字眼是一件好事情。在亚洲人民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字眼，在那里资本主义似乎等于殖民主义，或者说几乎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印度人从共产党手里把这个字拿了过来，共产党曾企图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利用它。”

【合众国际社芝加哥３日电】参议员汉弗莱今天说，西方应该把波兰和其他铁幕国家的问题“列入每一次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会议的议程上。”    他说，“我们决不能让不自由的人民或他们的苏联主人忘记，我们并不认为，在东欧和中欧实行俄国共产党统治是正确的或者是无法改变的。”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汉弗莱对波兰全国联盟说，“我们在西方的人们竟会不顾这些伟大的人民，那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认为，终会有解放的一天，我们必须采取一切使这一天更快地来到的明智的步骤。”    这位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建议，为了表示友好，西方重新修建在１９３９年被德国人毁坏的华沙的著名的皇家城堡。他还建议，西方给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家军队的退伍军人提供一个住所，并在华沙建立一个巨型现代化医院，“也许是一个儿童医院”。    汉弗莱说，西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同俄国人竞争——而在事实上是要在竞争中超过他们”。

【路透社华盛顿４日电】丘吉尔今天从伦敦乘飞机抵此，他在华盛顿国民机场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欢迎。丘吉尔来这里作三天的完全非正式的访问，他将在白宫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的客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５月１日电】今天这里透露，巴拿马的外国入侵者已经同意在今天中午无条件地投降。已经飞往巴拿马的美洲国家调查委员会领导人、巴西大使洛勃打电话给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代理主席、乌拉圭大使拉卡特，告诉他这个消息。拉卡特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说，“现在似乎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据悉，叛乱分子将把他们的武器交给美洲国家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军事观察员。还有消息说，在入侵军队中的古巴人将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大概会在那里因为破坏古巴的中立而受到审判。

【共同社东京４日电】特派记者岩永伦敦３日电：据估计，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东西方外长会议的前途决不是光明的。西方国家方面一定会提出它们在巴黎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上确定的一揽子建议（即把有关柏林的地位、德国的统一、保障欧洲安全等三个问题的建议合并起来的建议）。这个建议虽然部分地吸收了英国所提出的富于弹性的主张，但是，主要却是美国、法国和西德的强硬论调占了上风，其中仍然包括苏联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关于全德举行自由选举等建议。总而言之，这种做法不但不是什么谈判，而且是等于一开始就要找人家的碴子打架。    属于强硬派的西德和法国主张：只要苏联一天不作更大的让步，就绝对不能妥协。采取灵活态度的英国却想无论如何也不要错过商谈的机会，要争取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美国国务卿赫脱怎样去统一这两方面的意见，这对西方国家的团结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不过，西方国家内部的想法如此公开地出现分歧，这当然对于企图掌握会议的主动权的苏联有利。而且，苏联还有这样一张王牌，那就是：如果会议陷于僵局，它就同东德单独缔结和约。    不过，如果苏联做得太过分的话，就会使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但是，从苏联在华沙会议上表明的温和态度也可以看出，在日内瓦，苏联使出的软功恐怕会使西方国家的步调混乱。    可是，估计会围绕德国问题发生的激烈的冲突，归根结蒂只是一出基本上是开场的戏，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焦点到头来大概是：要改变柏林的法律地位呢，还是要维持原状。    如果大家都不想通过战争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双方通过谈判一边顾全面子一边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接着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解决问题。人们认为，这就是东西方的打算。但是，从传说东西方准备提出的建议内容看来，目前好像还看不出通向最高一级去的道路。据传，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会带着相当大的任务从侧面进行活动。由于有上述的背景，他的这种活动大概也会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新华社华沙２日电】苏联将在一两年内发射能够返回地球的载人的宇宙飞船。这是正在波兰访问的国际天文学协会主席哈莱（美国）对波兰“青年旗帜报”记者说的。    哈莱说，关于这一消息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告诉他的。哈莱认为，在十八个月中，苏联人就能乘坐卫星围绕地球周游。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苏联将第一个创造成功绕地球旋转并可操纵的火箭。    哈莱说，美国发射载人的宇宙飞船要比苏联迟，也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在谈到对宇宙空间的权利时，哈莱说，他认为，应当把宇宙空间看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财产。

【合众国际社纽约３日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今天说，“西方外交界人士认为”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政府作为“加勒比地区组织最严密的共产党工具”出现了。    斯图尔特·诺文斯最近才对古巴政府进行了两个月的研究后回来，他说，卡斯特罗本人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他“提供和支持了共产党扩大的条件”。    诺文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说，“古巴人不再有可能公开表示任何反对政府的意见而不招来迅速和专横的报复了。对卡斯特罗政府的任何批评现在都被贬责为‘反革命’，而政府却规定。‘反革命’应该受到没收财产、徒刑和死刑的处分。”    诺文斯说，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已经偷偷地把自己安插在重要的政府职位和经济职位上，而且正在使用共产党传统的夺取控制权的老方法。他说，这些方法包括使富裕阶级和中产阶级赤贫化和失去能力；在贫苦阶层中蓄意制造大量失业、饥饿和不满；根绝政治上的反对；不让报纸和其他传播新闻的手段发表意见，并控制教育和文化机构。

【路透社危地马拉城２日电】危地马拉国防部宣布在东海岸设立“安全区”，它要居住在沿海的农民和其他人在看到任何从海上登陆或从空中降落的情况后立即报告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