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社雅加达２０日电】苏加诺总统星期五在马辰说，“共产党中国主席毛泽东曾表示愿意对印度尼西亚提供军用品。”    从这个南婆罗洲首府发来的消息援引苏加诺的话说，毛泽东是在去年１０月１日举行军事检阅的时候作这种表示的，那时苏加诺正在北平访问。    总统在讲话中说，毛泽东曾对他说，供检阅的所有装备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苏加诺说，毛泽东曾对他说，“一旦你们需要这种东西，只管告诉我好了。”    苏加诺目前正在婆罗洲旅行，宣传民族团结，他还说，“目前的民主制度是错误的，对我们已经不再适合了。”    他要求印度尼西亚人采取共产党中国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使这个国家摆脱它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的手段。    总统还谈到为了向内阁提供意见而新设立的毁誉不一的民族委员会的问题，他说，委员会将制定“全盘的”政府计划。    总统及其由大约六十名记者和高级官员组成的随行人员定今天分乘两架飞机回返首都。

【路透社雅加达２０日电】根据最新的临时选举结果报告，在中爪哇市议会和区议会本周的普选中共产党今天继续稳稳领先。    这些数字表明，和１９５５年印度尼西亚议会普选时共产党所得到的支持比较起来，他们在中爪哇的三个重要城市已经得到了更多的选票。    共产党人在梭罗赢得的选票比１９５５年时多１９．４５％，在马吉冷多２０．３１％，在三宝垄多２２％。    正式的选举结果报告可望在下月宣布。    【法新社雅加达１９日电】在本星期中爪哇举行的省和区选举初步结果表明，中爪哇也许会成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省份。    在两年前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在这个贫穷而人口稠密的农业省份中成为第二大党，仅次于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国民党。政治观察家们说，共产党现在有充分机会成为该省的多数党。    在中爪哇省会三宝垄的四百三十三个投票站中的四百十一个投票站，共产党得的票数比三个非共产党大党派得的总票数还要多一倍。到目前为止，那里共产党已经得到十一万三千票，国民党得二万一千票，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得一万八千票，反共的马斯友美党得八千票。    从前梭罗公国首府梭罗来的最后结果清楚表明共产党已经得到胜利。共产党的票数从１９５５年的七万一千票增到八万四千票，国民党从三万七千票跌到二万八千票。伊斯兰党派在这个城市保持小党派的地位。这次得到一万四千票，而１９５５年得到一万五千票。    共产党在沙拉笛加也是没有敌手的胜利者。他们在那里得到一万一千九百票，在１９５５年得到一万一千六百票。    国民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马斯友美党合在一起得到五千票。    在国民党的主要据点南望城，国民党在省选举中减少了一万二千票。国民党得到三万九千票。共产党得到三万五千票，计增加七千票。    另外在南望，伊斯兰教政党保住了它们的地位。    在三宝垄南部的双胶汉小城里，共产党人得了三千八百票，而国民党只得一千票，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七百票，马斯友美党一百票。    六十九个党派参加了这星期的省选举，约有同等数目的党派参加了同时在中爪哇举行的各区和各市的选举。    由于大多数选民仍是文盲，所以投票办法是把印在选票上的党的表记戳一个窟窿。    继中爪哇区选举后，东爪哇将在７月２９日举行投票。据这里的观察家说，在该省，共产党人的选票也可能有相当大的增加。这里的观察家担心，共产党在爪哇的胜利将会扩大雅加达中央政府和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反共外围地区之间的距离。

【新华社香港２０日电】曼谷讯：据“荣誉报”１７日报道，泰国大部分第二类议员（编者注：此类议员由国王根据国务院提名直接委任的）促请泰国政府按照人民愿望，改变外交政策，转为实行中立的政策。    消息说，由于大多数第二类议员考虑到，目前泰国人民要求政府实行中立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是政府对人民的呼声置之不理，就会使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另外，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也都已实行中立政策。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应当考虑改变外交政策，使其更加适应当前的情势和泰国人民的意志。    但是，消息指出，泰国总理銮披汶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即和“自由民主阵营”站在一起。他向第二类议员解释说，政府之所以不能采取中立外交政策，是因为政府和“自由民主集团”国家在利益上有着很多的联系。

【中央社纽约２０日电】据“纽约时报”罗马消息，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贝拉昨天对意大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意大利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但是，他又说，正在努力加强与北平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中央社东京１７日电】中华民国驻日大使沈觐鼎昨正式向日本外务省致送一份备忘录，表示中华民国反对日本放宽对朱毛匪帮统治地区的输出管制。    日政府昨宣布共有二百七十二项物品正式从禁运名单中除去。    沈大使在备忘录中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对匪放宽输出限制的措施不表同意，他又说从长远观点看此项措施将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    【中央社台北１７日电】外交部发言人１７日就日本放宽对匪禁运一事再度警告说：“任何放宽对匪禁运或贸易限制的行动，都将不可避免地加强北平傀儡政权的经济和作战潜力，从而助长其对自由世界施行侵略的力量”。    发言人在一篇书面声明中强调，“日本与匪帮的贸易量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２０％强，由于匪帮经济体系的严格控制，日匪贸易的扩展似不可能，仅为幻想的物质利益而甘冒政治上的各种危险，殊属日本所不值为之事”。

【美联社莫斯科２０日电】俄国人今天对外国船只和飞机封闭了大部分海参崴湾。莫斯科电台宣称，部长会议已指定从图门江口到波沃罗特尼岬一线以内的全部海面为苏联内海。    它说，“苏联部长会议曾考虑了（海参崴）大彼得湾附近的苏联内海边界问题，并且确定，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内海边界以及苏联领海海面方面的分界线将是联接图门江口和波沃罗特尼岬的一条线。    塔斯社说，“在这一地区内，外国船只的航行和外国飞机的飞行必须取得苏联当局的允许，只有进出纳霍德卡港的外国船只例外。”然而，进入该港的外国船只必须顺着已为海员所知的航道行驶”。    伦敦观察家说，这个命令实际上封闭了海参崴湾。    【美联社伦敦２０日电】海参崴湾也叫大彼得湾。它联结着日本海。纳霍德卡是海参崴东南大约五十英里的一个较小的港口。    波沃罗特尼岬在海参崴东南大约七十三英里处，在那里，海参崴湾的海水和日本海汇合。    图门江在海参崴西南大约一百英里处流入海参崴湾。    西方某些研究苏联问题的人对封闭海参崴湾的最初的反应是这样：这是一个军事—政治性质的决定，而不是俄国渔业部的决定。    分界线的最西端正好位于北朝鲜最东北端的北面。苏联政府的这个决定表明，俄国人要使外国的飞机和船只不进入海参崴地区。日本和美国的反应    【合众社东京２１日电】政府并没有立刻发表意见，但是，观察家们说，日本人一般认为，苏联不许外国轮船和飞机进入大彼得湾是为了军事目的。    “每日新闻”的意见是一个典型。它指出，苏联的决定所产生的效果是禁止外国轮船和飞机进入海参崴。这家报纸指出，一、海参崴是海参崴舰队的基地，是苏联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二、据传，美国空军的飞机侦察过苏联西伯利亚沿海地区和共产党中国的海岸，苏联和美国的飞机之间发生过一些事件。    “每日新闻”说，这些考虑使人相信，苏联宣布封闭海参崴周围的大彼得湾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    【美联社华盛顿２０日电】国务院说，它还没有关于苏联的行动的官方消息，而且不愿立即发表评论。    这里的一些外交界人士认为，这一封闭行动可能主要是针对日本渔船的。他们说，俄国过去在别处也曾采取过类似行动来防范日本船只。

【美联社巴黎２０日电】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今天飞往莫斯科，与苏联首脑赫鲁晓夫进行谈判。杜克洛的这次谈判是赫鲁晓夫自从在克里姆林宫的变动中清洗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以来与欧洲共产党领袖所举行的一系列的谈判之一。    法国共产党人士说，赫鲁晓夫对他至今所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表示“十分满意”，特别是对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两个高级助手的谈判结果。    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今天刊载了它的莫斯科记者的一篇通讯说，谈判的目的是强调共产党国家互不干涉内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这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路线。    铁托的两个高级助手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在７月８日到克里米亚休假去了。南斯拉夫人士说，当这两个人被赫鲁晓夫叫去在莫斯科城外的一次野餐会上与他、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霍查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会面的时候，他们的确感到很吃惊。    法国共产党人说，南斯拉夫人与他们的巴尔干同事“干了和睦之杯”，并已经消除了与苏联仍然存在的分歧。但是，南斯拉夫人说，事情并不全然是那样。    他们说，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南斯拉夫和这两个邻居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才能正常。他们说，他们将等待下星期与俄国贸易谈判的结果，然后再对目前与这个赤色大国的关系的情况表示意见。美英通讯社继续评苏南保阿四国党的会谈    【合众社伦敦２０日电】俄国问题专家今天说，苏联党的首脑赫鲁晓夫现在正在为南斯拉夫同和它对立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停战铺平道路。    这些专家们说，这是目前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领袖们在赫鲁晓夫导演下在莫斯科举行的秘密会谈的直接目的。    上述人士说，这样一种“停战”将是莫斯科和铁托总统在思想上达到和解的第一步。    在上星期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期间，赫鲁晓夫一再谈到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的争执，呼吁解决这个争执；但是，他没有表示，他准备同意铁托的坚持“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理论的态度。    这里的专家们说，目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的集会是莫斯科的改变有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对比的计划的第一步。    迹象表明，在会谈意识形态问题以前，眼前的睦邻关系问题必定会首先提出来。    最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高级首脑霍查也参加了会谈。霍查是铁托反对最烈的人物之一，也是南斯拉夫的大对头。    迹象表明，赫鲁晓夫的目的仅仅是取得某种形式的停战，作为恢复同南斯拉夫紧密关系的第一个行动。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２０日电】克里姆林宫的“马林科夫集团”的垮台受到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热烈的欢迎，认为这是自从斯大林１９５３年逝世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一个事件。    对于南斯拉夫人来说，赫鲁晓夫对莫斯科的所谓“反党集团”采取的戏剧性行动比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甚至更加重要。    贝尔格莱德欢呼这种行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具有“巨大的重要性”。莫斯科电台全文广播了南斯拉夫表示支持的声明。虽然少数官员要求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南斯拉夫高级领袖在公开演讲和私下谈话中都流露他们欢迎克里姆林中的变动。这些人士看来并无顾虑。大部分基层党员同样兴高采烈地赞扬赫鲁晓夫和他的一切成就。    几乎在莫斯科的公告发表后马上宣布南斯拉夫的两位副主席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将到苏联去，表面上是去渡假。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是要进一步澄清苏联的意图。    卡德尔先生担任这个任务被认为是有重大意义的。卡德尔先生在近年来是坦率批评苏联的人，而他在私下对苏联的意图表示十分信任。如果能够使卡德尔相信苏联的真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赫鲁晓夫将赢得一个巨大的胜利。    在私下谈话中，卡德尔先生很爽快的表示完全支持苏联的改变。他说，这些改变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世界共产主义都将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

【路透社莫斯科２０日电】今天在这里公布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表表明，赫鲁晓夫先生关于改组工农业和实行地方分权的全面计划在迅速地推行。    统计表说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生产都提高了。同时，工厂工人和职员平均收入增加５％；农民收入也增加了。    “真理报”欢呼说，统计表证明了新“路线”和在上个月采取的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    “真理报”说：“在明摆着这些事实和数字的情况下，反党集团的悲观主义分子和怀疑论者想缩小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和诋毁党的路线的企图……就显得格外可怜和毫无根据”。    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概括了苏联经济各个部门在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生产。    从下面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业方面的“赫鲁晓夫观点”：在这六个月内成立的新农场全部是国营农场；统计表说，现在国营农场占全部耕地面积的２５％，而在四年前只占１０％。    根据赫鲁晓夫先生的开发生荒地的计划建立的所有新农场都是国营农场。    这一经济报告还透露说，根据赫鲁晓夫关于地方分权的建议成立起来的全部一百零五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现在已充分发挥作用。    属于它们管的企业占全部工业生产的７５％，而它们百分之百地控制了许多工业，其中包括生铁和汽车，并且实际上差不多百分之百地控制了钢、压延金属、煤、石油和纺织业。    据传，“反党集团”还反对地方分权的计划。    统计中说，在１９５６上半年，肉类生产增加了３０％，牛奶增加２６％（“苏联每头牛的产奶量为１９５３年的两倍”），蛋类增加了３５％。    又说在工业消费品方面，冰箱增加了４５％，真空吸尘器增加了５２％等等。    在受到批评的弱点方面，包括有：房屋建筑的指标没有达到；自动化没有完成；咖啡馆和饭馆不够；在皮革、棉花、家具、瓷器和住宅方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生产成本仅减低了３１．８％，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供应工业需要的总生产量比１９５６年增加了１１％，而消费品的总生产量则增加了８％。    政府的投资比１９５６年增加１２％，而全部工人和职员（共增加了二，一○○，○○○人）的平均收入增加了５％。    报告中说，随着苏联人民收入的增加，国民的储蓄存款额增加了九百万卢布（根据官方牌价大概合八十万英镑），总额达到九十亿卢布（大概合八亿英镑）的创记录水平。    报告中又提到对外贸易额增加１８％。

【美联社华盛顿２０日电】官员们今天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决定不邀请苏联元帅朱可夫访问美国。    艾森豪威尔总统１７日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朱可夫和国防部长威尔逊互相访问可能是有益的。    但是官员们说，他从来不想暗示，有任何真的邀请朱可夫的计划。他们对艾森豪威尔的话所引起的广泛的兴奋感到惊奇，在众议院，某些共和党议员称朱可夫为“布达佩斯的刽子手”，并且警告不要邀请他。    这里的官员们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可能正式邀请朱可夫的美国对手、国防部长威尔逊访问俄国。    但是同时，他们指出，红军出版物“红星报”——这家报纸是在朱可夫的国防部的指示下出版的——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击美国驻国外的士兵的行为。    曼斯菲尔德赞成邀请朱可夫访美    【合众社华盛顿２０日电】参议员民主党督导员曼斯菲尔德今天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辩护，说他有权利邀请苏联元帅朱可夫前来美国和国防部长威尔逊举行商谈。    艾森豪威尔在１７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看不出这样一次商谈有什么害处，但是他没有提出举行这样一次商谈的建议。他的谈话引起了某些国会人士的批评。    曼斯菲尔德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他在一次接见记者时说，“根据宪法，总统负责执行外交政策，如果他需要邀请任何人到这里来，那是他的权利。总统看来认为，他的战时的老朋友和国防部长威尔逊之间的会晤将是一件好事情，并且对缓和目前和苏联的困难关系可能是有价值的。”    这位蒙大拿州人又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将衷心支持他。”    他说，“自从战争结束以后，总统和朱可夫保持通信。我认为，美国的公众生活中没有一个人能比艾森豪威尔更好地了解朱可夫，”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盟国的将军打败了轴心国家的部队。西德欢迎朱可夫    和威尔逊举行会晤    【德意志新闻社波恩２０日电】官方发言人昨天在这里对报界说，西德政府欢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和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举行会晤。    发言人说，阿登纳总理对促进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的任何行动都将予以支持，而且政府认为，假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而使这两个部长得以会晤，那就可能有助于“推动”伦敦裁军会议。

【合众社马尼拉２０日电】继菲律宾政府向共产党“民抗军”所提出的大赦号召期限已满以后，菲律宾陆军今天以十六个营的兵力向民抗军的据点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菲律宾军队集中兵力进攻西拉玛黎、亚拉悦和三描礼示山脉中可能集中着大批民抗军的地方。    在军队开始行动以前，加西亚总统拒绝延长原定为三十天的宽大期限，在这个期限以内，民抗军应该响应号召前来投降，以免受到定有死刑在内的新的反共法律的制裁。    已经有民抗军人员和其他违法分子约两千八百人接受政府的号召。国会已经授权加西亚总统完全宽赦这些人，并且使他们有机会在菲律宾重新作人。早些时候，陆军当局曾经说，菲律宾共产党民抗军的军事主力已经肯定地被摧毁。    同时也有消息说，政府机关也正在加紧行动，肃清国内暗藏的共产党渗入活动。

【新华社河内２０日电】报纸消息：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１９日在越南祖国故线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劳动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草案作了报告。长征指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领导知识分子完成对祖国、对人民的任务，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扩大和加强这些力量，以便及时适应新阶段的革命任务的要求，并且符合于祖国进步的要求。    长征指出，党要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北方的文化革命，肃清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劳动观点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    长征指出，越南的知识分子三十多年来是在越南劳动党和它的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前进的。他说，总的讲，像越南这样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有爱国的精神和进步的趋向，他们深切希望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但是另方面，多数知识分子属于中间基层，少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加紧迫害、分裂、欺骗和收买，因此越南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是，一部分积极参加革命，一部分拥护革命，多数希望独立民主，但是有犹豫和等待的态度，极少数是反革命、充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走狗来反对人民。越南的知识分子有若干弱点和缺点，但要肯定他们的本质是好的。    长征号召知识分子要明确和不断提高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拿出全部的才能和智慧，贡献给人民和国家，并把它当作自己神圣的义务。建立革命人生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上和在世界先进的科学基础上钻研业务。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思想的影响，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接近工农群众，拿出自己的知识来帮助工农学习和劳动。培养革命的道德和作风，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锻炼自己，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不断取得进步。

【合众社华盛顿１５日电】一位发言人今天说，国务院正在“积极考虑”允许赤色中国运动员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１９６０年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要求。    这番话是新闻发布官林肯·怀特说的。他说，国务院也正在“十分积极地考虑”奥林匹克工作人员埃弗里·布伦戴奇提出的参加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要求。    １９６０年运动会的安排由于美国对美国人去共产党国家旅行和接受那些国家的人来美国的限制而复杂起来。    除非降低对赤色中国运动员的限制，否则加利福尼亚可能丧失举行冬季运动会的权利（已经正式决定在斯阔谷举行）。赤色中国是选择举行运动会地址的国际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委员。    怀特说，加利福尼亚奥林匹克组织委员会要求接纳所有同国际委员会有良好关系的国家的运动员。    除非作这样安排，否则地址可能改为奥地利的音斯布鲁克。    外交人士说，国务院打算让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布伦戴奇参加９月间在索非亚举行的委员会会议，尽管国务院一般禁止美国人去保加利亚旅行。但是，怀特说，就他所知，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布伦戴奇第一次申请护照被拒绝了。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７月１５日发表了威廉·亨利·张伯伦的一篇发自伦敦的文章，题目是：“小英格兰——在苏伊士事件后的年代里，英国多注意国内问题，而少注意世界作用了。”文如下：    去年１１月的苏伊士危机是英国外交和国内政策上的分水岭。即令它不是引起，无疑它也是加速了现在很明显的多注意自己内部，而少注意英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倾向。    追溯起来，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讲，苏伊士事件似乎是一桩相当遗憾和丢脸的事情。可能，有一半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在埃及登陆；另外一半人感到遗憾是因为这次登陆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是，这一幅晦暗画面上还有几点晶亮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虽然苏伊士运河封闭了几个月，但是，对英国极不稳定的经济，还没有造成不可弥补或甚至严重的创伤。    除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临时性的汽油配给的不方便以外，苏伊士运河的封闭造成的经济伤害几乎没有，人们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伊士运河可能不是像原来所想的那样一条十分重要和不可缺少的“生命线”。绕道好望角路线的大油船和拟议中的通过土耳其的新油管可能有助于减少将来对这条已经收归国有的运河的依赖。    英国似乎从苏伊士的经历中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它不再能够孤立无援地进行那种惩罚性的地方行动了，而这种行动在十九世纪，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是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第二，不能指望美国在一切情况下支持英国的行动，美国表示它自己愿意投票赞成联合国谴责英国在埃及的行动的决议。从下面出来    关于苦痛、愤怒和失望的初步反应既然已经平静下来，目前正从这些严厉的教训中得出某些当然的结论。倾向是趋于一个缩小的英国方面，英国所承担的帝国重担和责任将减少，这种倾向反映在防御和经济政策中。因此，现在对于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情况不像几年以前那样忧虑不安，虽然公认这些储备对于令人完全安慰来说是太少了。    也不像过去那样认为国外供应的像锡和橡胶这种原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制造人造橡胶在现在是可能的，同时还有令人满意的锡的代用品。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最初几年中，英国在以英镑集团为代表的整个的大片贸易地区中建立一个舒适的、受到保护的市场，对于从美元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来的入口在外汇管制上实行歧视。    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调这种可能性了。像印度这种希望购买德国和美国货物的英镑集团国家，现在正在谋求这样做的方法。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急于要在日本谋求推销羊毛和其他原料的有保证的市场的英联邦国家现在正在减少过去对英国纺织品的关税优惠。    英国虽然没有忽视要在中国和苏联稍微多做一点生意的机会，但它提出六国共同市场，主要是仰赖西欧作为一个商业伙伴。经验表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数量比可能同亚洲和非洲不发达国家进行的贸易的数量要多得多。    伦敦经济学院董事悉尼·凯恩在“劳埃德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思想的文章中的一段，表现了英国的这种主要依靠国内的努力而不是依赖同一些外国签订的特殊货币安排的新精神。手段和伪装    凯恩写道，“我们不能够再依靠特别市场，特别出口特权，假装成外汇管制的保护和所有其他的手段来使我们兴旺了。我们只有像我们的竞争者一样生产得又好又便宜才能兴旺起来……    “因此，我得出这样一个主要论点：从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福利和我们的伟大最后取决于我们在我们自己国内所作的工作，而不是取决于对外所采取的手段。当然，为了我们的福利，我们需要大模规的对外贸易，但是我们对外贸易的运气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当然，我们可以再从对外投资得到一笔收入；但是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必须首先得有一笔用来投资的余额。”    可以补充一句，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取决于英国在处理有时称之为过份的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所引起的某些困难问题、特别是处理在这里比在美国要厉害的通货膨胀情况所取得的胜利；通过经济、卫生和资力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英国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抱有比较温和的目的，这是麦克米伦内阁的目标。    新的防御政策也向着同样的方向走。它集中于给英国以这样一种潜在的核攻击力量，希望侵略将因而被制止，同时在其他方面大大削减英国的武器。显示退却的另一个迹象是，旧的帝国逐渐变成新的英联邦。帝国的碎片    在香港、亚丁和塞浦路斯仍然留有帝国的碎片，后两个地方引起了当地的各种困难问题。但是倾向似乎是很明白而且是不可改变的。这种倾向是趋向于可以称之为小英格兰的方向，像在皮特取得加拿大和在印度取得坚固的据点从而使他的国家走上帝国的道路以前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所存在的那个小英格兰一样。    这个小英格兰不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那样，它将感到同欧洲较为亲近，而对世界辽远的地方将不像过去那样关心。（文内小标题系原文所有）

【美联社华盛顿２０日电】国防部长威尔逊向国会暗示，除了已经宣布裁减的十万部队以外，国防部还打算裁减一些人。    威尔逊星期五在写给众、参两院的拨款问题领袖们的信中说，明年将裁减目前美国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内的现役军官两万人左右。他还提到，最初裁减的十万人员中，包括１１，８６５名现役军官和８８，１３５名士兵。    这十万人的裁员工作可望在今年年底结束，但是信中写道，“由于军官分散所牵涉的各种行政问题，其中有些军官的裁员工作预料将在下半个财政年度内进行”。    同时，他透露在五角大楼各机构开始准备１９５９财政年度的新预算和拨款要求的工作的时候，还将裁减８，１３５名军官——这样，总数就达到了两万人。１９５９财政年度将从明年７月１日开始。    军官裁减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士兵还将继续裁减。威尔逊说，现在决定的经修正核准后的实力是：    陆军—在裁减４４，４７０名士兵和５，５３０名军官之后有９５万人；    海军—裁减１３，３６５名士兵和１，６３５名军官之后有６６万人；    海军陆战队—裁减９，１００名士兵和９００名军官之后，有１９万人；    空军—裁减２１，２００名士兵和３，８００名军官之后有９０万人。

【本刊讯】美国“新共和”杂志５月１３日一期的“共产党中国”专号发表了霍华德·布尔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有了怎样的改变？”副题是：“在面对北京的稳定和牢牢地建立了的政权时……感情用事不能代替明智，死板不能代替慎重”。文章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霍华德·布尔曼从１９４７年到最后一批美国人在１９５０年离开中国为止一直在北京美国领事馆服务，以后以驻香港领事的身份设立和领导国务院的搜集共产党中国情况的收听站。布尔曼由于建立这个收听站——这是西方得到大陆报纸译文的主要机构——得到１９５４—５５年的洛克菲勒公共服务奖金。他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所设现代中国人物与政治研究计划的指导人，是最近出版的“莫斯科北京轴心：力量与紧张关系”一书的作者之一。    在１９４８—４９以后的动荡年代中，东亚大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共产党国家，纪律严明，生气勃勃。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衡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度和宽度？共产主义对于远东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影响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提出比解答容易，要对当代亚洲情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些问题是有根本重要意义的。    这一研究很可以从一个结论开始。中国共产党现在有一个稳定的牢牢地建立了的政权。通过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巧妙配合，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统治的领土范围大到任何中央政府在一百多年以来所不能统治到的地方。的确，在远东出现了这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惊的事件之一。虽然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地方，在估计这个事实的当前和长期意义方面是有着很大分歧的，但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中国这个现实，在１９５７年来说是很少可以怀疑的。    如果认为对于共产党中国的挑战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最后答案，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可是我们确是知道北京的整个意图和北京要实现它的目标的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内方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四个主要的全国性目标：    北京的目标是要对中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和态度实行一次广泛的思想革命，要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实行一次彻底的根本的改造。    北京的目标是要对大陆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和严密的极权控制机器。    北京的目标是要使用先进技术办法把共产党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    北京的目标是要建立亚洲最强大的当地人的军队。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并不把这些雄图看作是目标本身。这些计划同更广大的国际目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保持共产党中国作为亚洲的支配力量，保持中苏同盟作为在整个世界扩大共产主义影响的主要工具。然而，这篇文章只集中谈一谈中国内部的大概情况。    首先，人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进攻作一番估计：这种思想进攻企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界内对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头脑强行灌输完全新的一套信仰。利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潜在的对西方的不信任，使它为推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服务，北京已围绕一个主题——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而苏醒了——发动了一个巨大的全国性的运动。共产党已经巧妙地使用了他们思想计划的理智和感情成分，使运动通过全国有组织的机构的许多线触及中国大陆上的每一个人。北京在重定中国人民的是非和道德标准的方向上真正成功到怎样的程度呢？北京能不能强使传统向后看的中国人民有信心地面对共产主义的新的将来呢？北京专心一意地对中国青年进行思想灌输最后会造成刺激还是造成没有思想呢？区别交织在共产党领袖头脑中的合理思想成分和不合理的强制成分是不是可能？长期来说，全国范围的“思想改造”计划会不会比东欧或苏联的共产党人努力的结果更为有效呢？对知识分子的鼓励怎么样？如果北京为了热烈追求技术上的进步，允许接触非共产主义思想及西方的出版物，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有没有把握因这种接触而引起的知识分子的动荡会继续局限于批准的范围内呢？    北京的领袖们能不能保持在过去十年期间已膨胀到拥有一千二百万成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纪律和良好作风呢？党的领袖能不能保持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苏联共产党以及世界上其他共产党的历史迥不相同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团结呢（除了高岗命途多舛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并因而招致清洗以外）？在党内牢靠地掌握最高指挥权二十多年的毛泽东在临到新的问题和新生力量时能不能保持他的控制呢？另外哪一个高级领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最可能继承毛泽东呢？党的进行控制、说服和恐怖（真正的和暗示的）的机构是不是足以应付中国国内的反抗和摩擦的威胁呢？是不是可能把党和政府目前庞大的官僚机关当作有效和敏感的政治结构保持下来呢？各级领导人员中的优柔寡断和贪污腐化会不会削弱他们的力量呢？    某些观察家看到经济方面的最巨大的潜在的紧张情况（北京在这方面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坚固的重工业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活动水平同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混乱和瘫痪状况相比大有不同，北京的领袖们决心要把全国尽可能多的一部份产品拨作发展国民经济之用。但是北京虽然解决了某些困难问题，它又引起了另外许多困难问题。在总的投资需要额方面，理想与实际投资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还是主要的，因此中国农民的态度是国家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可能是有腐蚀作用的——因素。目前农业集体化速度的加快会不会引起农村普遍的反抗呢？北京能够切合实际地提供什么刺激力量来扩大农业生产呢？水和气候怎么样？水灾和旱灾都还不是北京搞计划的人所能完全控制的。而另一个和长期的农业生产问题密切相关的基本生产问题——中国的婴儿问题——怎样呢？人口增长的压力，虽可能通过节育措施而有某种程度的减少，必然会使经济稳步上升受到严重障碍。强使中国工人和移民迁居到内地人口稀少的地区究竟是会缓和中国本部的经济困难呢，还是强迫移民产生的问题会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呢？    北京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表明这个国家有另一个基本的目标：维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北京坚持主张，只有通过建立一支充分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支持它长期的政治目标，用最新的武器配备它的军队。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内战时期不整齐的红军变为统一的、有多种多样的兵种的军队，这支军队现在是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然而北京目前统治者集中力量搞军事的做法也形成了新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国的经济能否担负这种军事重担呢？假如中国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力量一向主要依靠它的军队，中国的邻国有理由对北京目前和将来的武装部队计划表示怀疑。从军事观点看，北京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军事机器现代化程度的增长使它更容易遭受一个拥有长距离空军和核武器的敌人的攻击。工业化的发展、交通的改进、机械化程度的增长会不会共同损坏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原来的基础——流动性呢？    而那些合起来构成我们称之为“共产党中国”这个抽象概念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个人又怎样呢？他们对顺从共产党的危险的无知程度是不是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要少一些呢？他们是否认为对因参与活动而获得的满足来说所付出的顺从的代价是小的呢（这种活动看来可能使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并且为过去那种最低限度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没有土匪、军阀、征服者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可能感到控制通货和配给食品是一种威胁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新的说教能不能免除日益衰落的传统标准和理解得不够的外国理想和物质价值之间的冲突呢？由于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并且对国家脉搏有新的感觉，对国家命运有新的看法，因而个人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即使可能对上面提出的复杂的问题得出一致的回答，全世界的人也会面临另外一些同样困难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可以通过统计数字和北京官方新华通讯社所发的干巴巴的新闻报道来进行，这种报道是一个有限的门径，因为它遗漏的东西不下于它所报道的能说明问题的东西。更大的方面怎么样？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眼光扩大到围绕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共产主义总的发展中所固有的较广泛、较普遍的问题呢？……    ……信仰、文字、文化、风俗习惯、烹饪——以及在这些方面的自豪感——在中国一直比在亚洲任何其他国家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许多时髦的中国人的古典文化虽然已冲淡了，中国化的精神主要传统还看得到并且也存在。整个中国传统比任何当代的政治紧张局势更强有力，并且成熟得足以沟通中国国内种种地区和语言的障碍，这种传统今天继续存在于故都北京的共产党新统治者的风度、信心和谦虚里。正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恢复中国作为一个突出的文明国和现代国家的自尊心方面——中国共产党看来已获得显著的成就。    毛泽东加于中国的急剧的改变使得把目前共产党革命当作中国长期演变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的看法变得很肤浅了。共产主义不只是胶盖在厚而古老的中国传统木料上的现代的薄镶板，它不只是一种政治主张的官僚主义的外罩——为的是掩盖干巴巴的无聊的内容和有缺陷的结构。共产主义是中国经验中的完全新的因素：一种把新的方法介绍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中去的勇敢尝试。    中国的共产主义否认中国古典文明的重要标准：平衡和安定。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的、改宗的哲学，它的目标是根本改造个人和社会。………    前景是不能令人安心的。北京正在用旧中国所没有的工艺的和心理的武器，无情地制造着中国式的有组织的人：不仅响应而且能预先料到党的命令、同党完全一致的人，这种人非常安于自己的狭窄的单人牢房，因而不再想跑出去。    某些观察家继续保持乐观，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是，中国传统艺术最高度发展的形式是可塑造的折衷形式。另外一些人对共产党教条的狭隘的顽固不变和中国人精力充沛的可调节性之间对抗的最后结果表示悲观。目前人们只能预料任何不是顺乎自然、不是从中国人民的完整性格成长起来的中国政府到头来会是残缺不全的。    在世界政局方面，长期的问题是清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同世界其余部分争夺对整个亚洲的霸权。对手方面的不内行的方法是不能轻易对付得了这种挑衅的。重复反共口号、朗诵说亚洲的民主如何如何好的虔诚的宣言都是不够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在分析由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现在以及在今后若干年中，共产党中国一跃而为亚洲大国这件事需要同样冷静的、批判性的估计。在国际安全问题中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智、也不能用刚愎代替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