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处华盛顿１６日电】下面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务卿杜勒斯在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的一部分：    就苏共中央决议进行歪曲和诬蔑叫嚷要加紧反动宣传等活动来促进苏联“进化”趋势    问：国务卿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对于上次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克里姆林宫发生的变动的意义你怎样估计？    答：我预料会提这个问题，我已经把意见写了下来，我现在念一念：    俄国的统治者面临人民要较多的个人安全、个人自由、较好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日益增长和到头来不可抵御的要求。统治集团——那时有十一个有表决权的委员的主席团——对于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主席团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教会中的反对进化论的保守派——编者注）看来相信：唯一的办法是保持克里姆林宫绝对的中央集权，遵照斯大林的榜样在那里进行铁腕统治。“现代主义者”（教会中的以进化论解释教义的较开明的教派——编者注）看来相信：至少表面上做得灵活一些，让人民至少能对那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的转变抱有希望，这要好一些。集中表现在赫鲁晓夫工业地方分权计划中的后一种政策之所以能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是由于赫鲁晓夫手腕运用得很好，召集了塞满他的支持者的有三百一十八个委员的中央委员会。这使他取得了单在主席团中不能取得的胜利。    已发生的事情证实在俄国存在那种我所说的不可改变的趋势。    问：国务卿先生，你的意见表示，你认为这个事件完全是苏联内部的政争问题。这样说对吗？    答：我认为这主要是内部政争和如何应付苏联国内正在表现出来的内部压力的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相信美国政府能够做一些事情来扩大或者促进你所谈的这种进化过程，这种不可改变的过程？或者，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俄国去处理它，看结果如何？    答：我认为我们为促进这种趋势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了。我认为重要的开端是在最高级会议上作出的。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向我国驻各国大使馆发出了一项通报，对这次会议加以解释，表示我们感觉到这样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已经开始，并且提出我们可以促进这种趋势的各种方法。    我们这样做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很明显，假如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内政进行任何干涉，那就会发生反作用。但是由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知道的事情增多了，而且受教育的人数又不断增加，他们就越来越喜欢探询究竟。他们希望多知道一些当前情况；他们比较多地收听广播；他们得到——有时是通过秘密途径得到——一些不能公开得到的读物。现在很有一些活动在进行着，我们相信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对这些活动给予协助的。    问：国务卿先生，你说过你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感到狼狈，但是你给他们取了两个很有趣的名字，把莫洛托夫集团叫做用铁棒进行统治的“原教旨主义派”，把赫鲁晓夫集团叫做灵活的“现代主义派”。由此好像可以推断：你对于目前有利于“现代主义派”而不利于“原教旨主义派”的事态发展不是那么不高兴的，而且认为这是一种进化的过程。这样推断对不对？    答：我并没有打算表示赞成任何一个集团，但我确实认为由我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派”所代表的政策比较更有可能引起剧烈的爆发，而赫鲁晓夫的比较灵活的作法可以促进一种进化的趋势。但是想要在这些方面设想将来的前途如何，那是有很大的猜测性质的。    问：你说“不可改变的趋势”，这是指国内事务说的吗？    答：对。    问：那末，上星期左右所发生的事件，按照你的解释，是不是完全是国内的压力造成的，而不牵涉到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呢？    答：我想，个人的权力斗争的确是存在的。可是，我认为，就像大多数的情况一样，争夺权力的人都是通过主张某种政策的方法来争夺权力的。在我看来，在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派”和主张以新的不同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那些人们之间是有着相当清楚的界线的。赫鲁晓夫向群众发出呼吁，并且提出诺言说要使群众获得超过美国产量的牛奶、牛油和鸡蛋，这就表明他是在争取人民的一定程度的支持。    也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庞大的中央委员会就像我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圈定的委员会，但是作为一个较大的机构，它仍然是一个带有较多民众色彩的机构；在这样一个机构中，赫鲁晓夫所主张的政策看来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的。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不是认为，这种不可改变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得力于文化交流呢？假如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按照参议员麦格纳逊的建议同红色中国进行文化交流，那是不是也会起作用呢？    答：我认为，不能够泛泛地谈一般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时是有利于我们所希望支援的各种力量的，有时却又不然。我愿意说，在苏联国内的局势发展的现阶段，比起共产党中国的情况来，文化交流是比较容易促进变化的——共产党中国还没有像苏联那样产生出一批值得重视的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来。说苏联外交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认为这会使俄国在冷战中的策略有所改变？    答：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足以说明它会牵涉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改变。事实上，有人说，外交政策将保持不变，因为据说最近两年来的外交政策一直是这个集团的外交政策，而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并不是说他制订了坏的外交政策，而是说他力图阻挠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所支持的那些好的外交政策。    问：国务卿先生，你在它的这次内部剧变中没有提到朱可夫和红军，这是不是有什么用意？    答：我所以不提朱可夫的唯一用意，就是朱可夫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现在还不清楚，还无法说明。有一种得到若干外国（那就是说，对俄国来说的外国）共产党的解释的支持的推断认为朱可夫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可能曾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想这是个合理的推断。至于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证据。现在当然很清楚，他是支持赫鲁晓夫的，我想就在昨天他还在他的演说里把那三名被赶走的主席团委员叫做“三大妖孽”。因此他现在必定是完全支持赫鲁晓夫而反对莫洛托夫等的集团的。    说美国将继续目的在于“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变革”的政策    问：国务卿先生，请稍微用些时间再谈一下莫斯科的改组和澄清一下早些时候的一个答复。你是否认为那里的进展多少是自动的，并不需要美国的政策作任何更变来适应它，或者推动这种进展？    答：这个，我认为，就我们能够适当或有效地影响时局而言，我们一直在执行的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励人们争取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事物的热望，并且使他们知道在更自由的社会里这些可能性是什么。现在，我们一直这样做着；如果、以及当出现更多的机会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加以利用。但是，我想，我们政府的基本政策将无所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在谈到苏联把它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卫星国的能力时，你略掉了赤色中国。先生，你认为苏联是否能把它在裁军问题上的意见强加于赤色中国身上？    答：这个，这是很难作断然回答的一个问题。的确，我认为赤色中国较之欧洲卫星国享有较大程度的独立。另一方面，在军备问题上，中国是几乎完全依靠苏联，所以我很怀疑赤色中国在那方面是否会试图采取不同于苏联的态度。    承认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付“国际共产主义”    问：先生，关于其他中东国家起更显著的作用问题，你能否详细地说一点？你指的是不是可能有所改变，比如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撤回艾森豪威尔主义，让其他作为斡旋人的国家参与其事？我是不十分明白——    答：艾森豪威尔主义本身并不是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直接有关。艾森豪威尔主义主要是对付这个地区内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处理宜于加强那些想要摆脱国际共产主义而保持独立的中东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问题。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而且，如我当时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问题。    问：国务卿先生，再来谈谈中东，你说美国的基本看法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将必须解决它们的分歧，随后美国愿意做某些事情。对你的话了解为在１９５５年８月其含意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首先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然后美国将插进去，而现在是美国将采取直接的主动使得达成协议，这样对吗？    答：我想我在１９５５年的演说中已表明美国尽其斡旋之职以帮助达成领土和边界的调整。现在，自从１９５５年以来情况已有如下的变更：在１９５５年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没有像今天由于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而产生的影响这样的程度。因此，在这个微妙的工作中，有可能另一个国家或别的一些国家可以担当地比美国更有用的斡旋作用。我不知道。    问：国务卿先生，什么别的国家的国家？    答：我不想指出名字。

【路透社北京１６日电】（记者：漆德卫）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们正在希望——虽然他们不太乐观——目前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可以使他们在中国的采访工作多少容易一些。    但是，到现在为止，结果适得其反，每个人现在异常忙于开会和讨论，没有时间接见记者和回答问题。正如某一个人有点讥笑地说，“如果中国现在鼓励百花齐放，那末外国记者们一定是一百零一朵花或者可能是毒草。”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并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抵制西方记者的一个问题，因为来自共产党国家或亚洲国家的记者们也常常是同样不满的。共产党记者大概由于他们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的确得到许多特权，例如他们可以访问西藏或海南岛，但是整个来说，看来他们得到的待遇同中国人认为是——至少在思想上认为是——“敌对矛盾”或“敌人”的那些人得到的待遇一样。    困难大部分似乎是官僚主义产生的。中国政府所有的部门中都有官僚主义，整风运动据说就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的。除此之外，各部和外交部新闻司之间显然缺少联系，而所有的记者必须和新闻司打交道。    新闻司本身似乎正在尽力为记者们争取访问机会，而且似乎常常和记者本人同样感到沮丧。    有人说，要报道共产党中国情况，北京是比香港或者东京更好的地点，而使这些人感到烦恼的是，新华社似乎越来越成了政府发布新闻的机构。各部和各司似乎越来越多地绕过新闻司而把新闻交给新华社，新华社通过英文广播和其他广播把消息发出，过了大约十二小时以后驻在首都的记者们才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知道这些消息。    例如，记者们一再要求对外贸易部就英国放宽贸易禁运的决定表示意见或发表声明，但是它都置之不理。几天以后，这个部的发言人接见了新华社记者。    而且抱怨的也不仅是外国记者，最近中国记者在会上叙述他们怎样受到某些官员的侮辱或轻视，他们怎样常常得不到消息。他们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享有特权，非党员记者常常很难得到任何消息。    记者像读者一样对许多报纸的枯燥无味有意见，这些报纸奉官员之命登载长篇声明和一批批详细的数字。在过去几个月中，某些报纸的水平看得出来有了微少但是肯定的改进，在笔调的活泼鲜明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始终还是坚决地说，报纸的目的是宣传，读者的兴趣只是可怜地处于第二位。    【路透社北京１７日电】（记者：漆德卫）美国记者们可能会发现，如果杜勒斯明天“答应”他们来中国的话，目前中国的报道条件并不像几个月以前那样方便了。    他们受到的限制并没有增加，自由也并没有减少，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忙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因此很少人接见记者。    如果国务院发给护照而且中国人延长签证的话，官员们可能希望一次只让一定数目的美国记者入境，就像过去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记者入境的情况一样。    可能会妨碍中国接纳大批记者入境的另外一些因素是膳宿条件（这里一直是很紧的）和翻译人员问题。除去最重要的访问之外，国际旅行社是供给记者们翻译人员的。但是，没有那么多的英文翻译，而且这些翻译人员中有些人的水准并没有高到足以应付困难的技术性访问的程度。    然而，这些美国人肯定会受到热情的欢迎，这并不仅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将会发现他们在各级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不论对外国政府或是外国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可是中国人是不会对来访问的新闻记者或是个人表示不悦的。

【本刊讯】法共“人道报”３日刊载比埃尔·古达德所写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一书的评论。摘要如下：    论述我们时代中最激动人心的题材之一的书籍，以这一本为最完备，而且据我们所知，也是用法文出版的唯一有这么多篇幅的一本。为这本书写序的是杜克洛，编著者为莱昂·拉瓦累、保罗·诺瓦罗和维克多·多米尼克，参与编著的有中国的专家和法国的专家（其中有法共经济部社会主义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们）。这本书是最广大读者所能理解的。所以这样，是因为作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正确的理解的。这是一本内容生动的书，从而是一本有趣的书，因为它是一本叙述活着的人们的书籍。    书的第一部分写的是旧政权时代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在革命战争中的形成。    对于中国就象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如果要理解现况，就绝对需要知道人民政权建立以前人们过着什么生活。必须能够依据事实和数字来答复那些否认所达到的进步的人们、或者把一个法国富裕农民的生活同刚开始摆脱无法想象的贫困状态的中国农民生活相比的人们的疑问。    这本著作的第二部分是研究从人民民主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７年）。分析了工农业改造问题、商业和财政制度改组问题和土地改革问题。这种发展不仅引起了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变化，而且使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有了惊人的增加。    这样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达到的。根据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在最近提出的论点来看，这一点是特别清楚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的作者们的分析诚然是根据辩证法的，但是他们或许还可以把辩证法的运用表现得更为具体些。    这种微小的缺点一点也不减少这本著作作为参考资料和政治武器的价值，特别是在同中国贸易的问题和承认中国人民政府的问题正受到舆论的极大重视的时候。    中国的试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条件下的发展，对于我们法国人——帝国主义国家的公民——具有很大价值。    “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的作者们在最后一章里正确地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且引用了刘少奇的一段话，刘少奇指出世界大团结的逐步实现是通过旨在粉碎帝国主义枷锁的自愿分离和权利平等的自由人民的自愿联合来实现的。

【中央社金门１６日电】国防部长俞大维今上午飞抵金门视察防务，即将调职的美军协防台湾司令英格索尔中将同机前来访问，偕行者尚有我海军总司令梁序昭上将、国防部第三厅长郑为元少将及美军台湾协防司令部参谋长柯派克、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多人。俞部长偕英格索尔等下机后，即由战地司令官陪同渡海赴小金门巡视，前后二小时。俞部长等返回金门后略事停留，即乘原机返台。    本月１０日俞部长曾巡视金门前哨烈屿，今日又前赴该岛巡视，他曾巡视炮兵阵地，慰问官兵生活。    英格索尔曾在烈屿最突出的了望哨观察厦门匪区，俞部长指点烈屿当面匪军动态情形为此美军协防台湾司令讲述。    【中央社台北１６日电】空军总部宣布，我空军飞机数批１５日夜间曾分别飞往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所属三十余县市，空投传单二百余万份，我机任务达成后１６日晨均安全返防。    这次空投的传单有“共匪鸣放整三部曲”及最新“自由中国周报”等多种。

【美联社开罗１６日电】开罗的阿拉伯外交人士星期二说，叙利亚国防部长哈勒德·阿泽姆正在取道赴布拉格和莫斯科去最后商订三边交易，根据这项交易，叙利亚将重新得到几批捷克军火。    这些人士说，这项交易将涉及叙利亚、埃及和捷克斯洛伐克。叙利亚将向埃及出口小麦，而埃及将在捷克斯洛伐克给叙利亚开一笔帐户。叙利亚将用这笔帐再购买几批捷克武器。    埃及根据原来在１９５５年宣布的军火交易条款，对捷克斯洛伐克出口了大批棉花，以换取在那个国家积下帐目。由于这项交易，捷克斯洛伐克在１９５６年从埃及棉花的第十位买主跃为第一位买主了。    这些人士说，这项交易将对埃及和叙利亚都有利。过去一年，埃及从捷克和苏联购买了大批军火，据说它的军队的一半还不能掌握这种新式武器，所以并不迫切需要再供应新武器。同时，埃及缺乏外汇，它很想找个机会运用它在共产党集团的帐款购买非常需要的小麦。    叙利亚军队由于最近爆发的以色列边境事件的骚扰，要求政府供给新式的、较好的武器。    有关三方面的合同，使叙利亚能够用小麦交换武器。    这些人士无法估计所传的三方交易的金额，虽然开罗报纸消息最近说，已经在布拉格为叙利亚开了第一笔计一百万英镑（约三百万美元）的帐户。    【美联社大马士革１７日电】叙利亚情报部长萨勒·阿基勒星期三说，莫斯科电台关于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紧张形势的评论“是一个和去年１１月三国（英、法、以）侵略埃及期间发出的警告类似的警告”。    阿基勒对记者们说：“我想，这个警告足以使侵略者在对叙利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以前好好地想一想。”他是在谈到莫斯科电台星期二晚上评论以、法军队集结在叙利亚边境的广播时说这番话的。据这里报道，莫斯科电台说，集结的目的是“把战争强加在叙利亚身上，以便驻在以色列的法国军队能进攻这个国家”。

【合众社伦敦１５日电】约旦国王侯赛因今晚在一次电视广播谈话中说，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同意以色列的存在。侯赛因说：“在阿拉伯在巴勒斯坦的一切权利尚未充分恢复以前，这种事情是很不可能发生的。”    侯赛因说共产主义在中东得到了好处，但是他说共产主义在那里是没有生路的，因为“共产党的颠复活动已经充分暴露”。    他说，使共产主义得到好处的原因有：建立以色列这一对阿拉伯人的“不义行为”、难民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阿拉伯群众中间所引起的沮丧和愤怒和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集团的“浅短的眼光”。    侯赛因说，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个“有力和积极得多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同共产主义结成联盟的。他又说，他不相信约旦国内的革命分子还会形成任何危险。他说：“颠复分子已经被约束住了，我们认为将来已不会有任何困难。”    侯赛因主张用无条件的外援、招揽和鼓励外国投资以及若干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援助来解决约旦在经济上的困难。    侯赛因拒绝谈到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对中东的武器供应，同以色列重起战事的可能性以及推翻他的阴谋的幕后人是谁等问题。

【中央社台北１６日电】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中国总会理事长谷正纲１６日在拥有二百位以上会员的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会员大会中发表演说时，强调现在共产集团自我毁灭因素的不断发生，他们的统治权力已日渐削弱，确是民主国家当前解放铁幕的良好时机。他同时认为今天民主国家应有的作为是：（一）支援铁幕内外反共力量的结合，实现解放铁幕政策；（二）支援亚洲反共国家解放亚洲铁幕，以解除共产侵略对世界的威胁。    谷正纲同时警告自由世界各民主国家，提防赫鲁晓夫在整肃运动和毛匪泽东在整风运动以后继续而来的一个很大的和平攻势，以免陷入共产集团和平攻势的陷阱。他呼吁民主国家只要给亚洲反共国家以正义和物资的支援，以今天中韩越三个坚强反共的国家来说，可以动员二百万以上的近代化武装部队同时在亚洲开辟三个战场，配合中国大陆上广大的人民反共力量，一定可以担负解放亚洲铁幕的使命。由于亚洲铁幕解放潮流的影响，当可使西方铁幕从而获得解放的机会。    他指出国际反共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四大因素：一是民主集团的繁荣与团结；二是共产集团的矛盾和弱点的暴露；三是铁幕内反共革命运动的勃兴；四是亚洲国家的坚强与壮大。    谷正纲于分析这些因素后说，今天国际反共形势在转变中，我们民主国家必需以主观的条件来促成客观的发展，现在是民主国家实行解放铁幕政策的最好时机，他希望具有远见的自由世界的政治家把握机会，好好运用。他指陈过去民主国家曾错过两次良机，一是斯大林死亡的时机，一是匈牙利反共革命爆发的时机，现在我们引为疑虑的就是民主国家是否将再陷入共产集团和平攻势的陷阱。    在揭露俄共未来和平攻势的阴谋时谷正纲说，“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在整肃运动和毛匪泽东在整风运动后势将对民主国家发动和平攻势。他又说，共产集团的和平共存阴谋就是要使民主国家陷于瘫痪的战术，其目的在使民主国家陷入和平的幻觉，松懈战斗意志，企图争取时间，把不利于他的国际战争不要在不利于他的时期过早爆发，同时并诱骗民主国家的物资和机器，以解救他们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拖延战争，一方面加强战争准备，等到有利于他的时候则将予民主国家以致命打击。他在这段演词中，反对一般认为没有外力的支援或仅以道义的援助可以解放铁幕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必须认识要摧毁一个现代化的极权统治，如仅想运用内部矛盾的发展使他自行崩溃是很困难的，或者仅鼓励铁幕内被统治的人民起来抗暴，而不在铁幕外积极予以支援，使他们获得解放那也是不够的，如匈牙利反共运动的失败就是显明的例证。    他又说，有人认为共产集团具备自我毁灭的条件，他们会自趋崩溃，因而主张仅予铁幕内人民以道义支持，而坚持不承认主义就可使铁幕人民得到自由，这种见解有三种缺陷，一是使铁幕内人民长期陷于奴役，一是使共产集团得到喘息反击的机会，一是使共产集团在自由地区发展渗透颠复的活动。

【新华社香港１１日航讯】泰国联邦党是在６月２１日向泰国内政部正式注册成立的，是泰国的第２４个政党。党的领袖是曾任实业部和教育部部长现任议员乃苏吉·尼曼赫明，书记是议员乃桑范·昌达沙卡（原来玛兰卡西拉自由党党员，是乃沙立胞弟）。    联邦党的成立，曾引起了泰国各界的重视，因为它是在泰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党的主要成员是来自玛兰卡西拉自由党，党的书记乃桑范公开宣称，成立这个党的目的是为了拥护乃沙立做总理，领袖乃苏吉也宣称，要依循宪法途径，推翻现政府，目前它也的确采取了一些与现政府针锋相对的措施，如经常指责现政府，并且准备在议会里发动大辩论，以及发动对乃炮及现政府投不信任票等。尽管乃沙立否认，他是这个党的幕后支持者，但是泰国报界和政界人士都认为，这个党是为了支持和加强乃沙立在政治上的地位而成立的。同时认为，这个党的成立，表明了泰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开分裂。据消息透露，联邦党正在积极争取第二类议员的投靠，据说约有七十名第二类议员将投靠这个党。由于第二类议员大多是军官，和乃沙立有密切关系，将来有一部分人将投靠这个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联邦党是在泰国广大民众日益不满执政的玛兰卡西拉自由党的情况下诞生的，因此，它便针对人民的这种心理，提出了一些较为温和的带有欺骗性的政纲，想争取人民的支持。例如，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在平等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不分阵营地，保持和发展同所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审查和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凡不利于泰国或不公平的条约将予以修改或废除，将接受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无条件的经济援助。反对接受附有条件的军事援助。将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以前，承认中国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泰国人民的要求。    但是，泰国人民也及时指出这个党的亲美的和反动的性质，它仍然主张参加马尼拉条约组织，仍然要接受美国“援助”，反对实行中立，对中立问题的解释始终含糊其词。因此，一些泰国公众在集会上公开指出，这个党基本上是和执政的玛兰卡西拉自由党一样的，它将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    联邦党现在在议会里拥有２０名第一类议员。除该党领袖一名原为无党派人士外，其他为原属执政的玛兰卡西拉自由党党员十名、正义党四名、独立党二名、海德公园运动党一名、民主党二名。议员籍贯大部分是来自泰国东北部各府。

【美联社华盛顿１３日电】美国人在导弹、飞机和其他武器方面进行的价值约十亿美元的研究工作在去年放弃了，因为国防部由于预算原因挑选出了一些竞争性的设计或者取消了另外一些设计。这个以官方和非官方估计为基础的数目并不包括在军方加紧进行发展努力的过去十年中所放弃的其他设计在内。    最近中断的很大的设计就是“纳伐贺”式远程导弹。这是在１９４６年开始的第一批巨大的导弹设计之一。非官方人士星期六估计，在过去十一年中已经在“纳伐贺”式导弹设计方面花了约七亿美元的款项。    最近放弃的其次最大的设计就是Ｃ１３２型运输机。空军估计，在设计和建造特殊的引擎、着陆装置、地面操纵装备和这架巨型运输机的一架充分规模的木制模型方面，已经花了约七千万美元。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空军还宣布放弃了另外两种飞机设计，远程超音速战斗截击机和一种新的战术轰炸机。据非官方估计，在截击机设计研究方面花了约六百万美元，在战术轰炸机的设计研究方面花了约一千五百万美元到一千八百万美元。这两种设计都没有进入实际的建造阶段，而限于是否可行的研究和设计研究工作。    美国海军在最近几周中也取消或者省略了两种飞机发展计划，一种是远程雷达警报飞机，一种是以喷气发动的并且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攻击机。海军官员无法估计这种设计的经费。    陆军发言人说，到目前为止，陆军研究和发展计划还没有任何重大的取消，虽然在合同方面有一些“精炼”。但是陆军目前显然有可能放弃它的“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设计。它是同空军的“雷神”中程弹道导弹进行竞争。    国防部的官员们说，他们预料国防部在今年１１月以前将作出一项决定，到那个时候，陆军目前在“丘辟特”设计方面所花的款项以及可能从国防部的钱柜中拨出的一些款项将用尽。    国防部长威尔逊说，这个决定可能不是在陆军或者空军设计之间加以很大的区别，而可能是把两者的最优点结合起来。

【合众社洛杉矶５月３１日电】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医学”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集中谈论了使医学界伤脑筋的一个问题：雷达能使人类遭到死亡和伤害。    这篇文章是约翰·麦克拉夫林医学博士写的，他是一位外科大夫和工业医疗顾问。这篇文章谈到了一位电子学技师已知的死亡，他的内脏在验尸时显示出差不多被雷达的微波放射线“烧毁了”。    在文章中未提到姓名的这位技师在他初次感到腹部有种“热的感觉”之前曾在距离十英尺处暴露在一个雷达波放射束下不到一分钟，但避开放射线太迟了（？）。他在几天后死去，成了“不可见的死神”的牺牲者。    麦克拉夫林博士最近曾治疗过两个显然是由于直接暴露在雷达波下造成的内脏伤害的病例。两人的伤害都是脾脏。    雷达和从电视天线中传入任何电视机中的微波束是相同的，虽然发送力量并不一定是同样大的。到现在为止，医疗记录还没有显示出有从电视微波的接触中受到了已知的伤害。    这个医学刊物最近充满了同类的警告，指出无差别地使用新发现雷达和电视微波的危险。    特别受影响的是直接管理雷达设备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人员，制造和试验这些设备的工业工人和“接近”雷达的在船上和飞机上操纵商业使用的雷达的人员。    还不知道，飞入飞机场的空中旅客、船上旅客或船员在远距离受到雷达或电视微波替续束存不存在危险，或者如警察在他们的巡逻车里使用的电力低的雷达设备存不存在危险。    现在也还不知道暴露在电波下所受到的影响是否会累积起来，以及在一段时期中许多次暴露在电波之下是否会累积发展成为疾病。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位医学权威说，“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许多次研究已经显示出了雷达波烧毁内脏和脑子的能力，内脏和脑子没有像皮肤那样有对外界刺激反抗的能力，而且无法调整适应太高的温度”。    在动物身上所有的影响是否会成为对人类的影响，因而成了最近因心脏病而暴卒的人数以及疯癫人数增加的“可疑因素”也还不得而知。    这位人士说：“还需要作很多的研究。我们甚至连一种测量单位都还没有得到——如像用作测量放射线性能的单位伦琴（放射能量单位名称）    ——以便使我们知道多大能量要花多少时间在多大的距离上对什么样的组织将造成多大的损害。”    据了解，海军使用高达两百万瓦功能的雷达。有些电视站使用的是十万瓦。    动物即使在能量很低的电波下暴露很短时间也会产生另一个几乎是一定有的后果，那就是眼睛害了无法治疗的白内障。

【路透社华盛顿１７日电】艾森豪威尔总统今天说，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同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先生会晤，很可能是有好处的。总统是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一个问题时说这话的。    总统说，为了改善关系，没有什么事是他所不愿试办的。但是，如果一经会晤就引起巨大希望，而这种希望在不能实现时又造成悲观巨潮，那末这种会晤就绝不能举行。    总统说，在谋求裁军的开端时必须保持乐观和热情。要不就太可怕了，以致人们只能说，谋取进展时所冒的一切危险，与什么也不做，袖手不动相比较，那就算不得什么。他们经常在做的是，根据行动来试验过去的言论是否可靠。    总统带着感情谈到战时他同朱可夫元帅的旧日情谊，朱可夫元帅那时是苏联驻柏林的司令。总统说，这是最惬意的相识和友谊。他说朱可夫元帅为人非常正直。    【美联社华盛顿１７日电】艾森豪威尔总统星期三说，他将全力反对停止伦敦裁军会议的任何行动，如果谈判代表们仅仅因为他们感到沮丧而想要停止的话。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如果为了研究突然提出的新建议而暂停会议，那他并不反对。但是他坚决地说，他将反对因为谈判代表感到疲倦或者感到沮丧而暂停会议。总统很带感情地说，我们在谋求裁军的时候简直决不可以感到沮丧。

【本刊讯】波兰“农民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３０日摘要刊载了波兰统一农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维策赫在５月１４到１６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农民党思想工作者全波会议上作的题为“在工农联盟范围内，争取波兰统一农民党发挥独立精神”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对全国阵线的看法    目前，对全国阵线的看法以及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呢？去年１１月和１２月，当中央协商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同民主党的意见一致主张解散全国阵线委员会。但是，经过长期讨论以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被推移到竞选运动以后再解决。目前，成立一个依靠各政党协商委员会的全国阵线的思想已经暴露出来了。    赞成和反对全国阵线有组织的存在的论据如何呢？我们对全国阵线并不热心。既然有两个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民主党赞成保留这个组织，那么波兰统一农民党就不应当再有别有立场，况且，社会上也非常关心这件事。    全国阵线的成立可能削弱各党派协商委员会的作用，因为各党派协商委员会已经完全融合在这个阵线里面了。    各党派的代表都为此而担心。所以现在成立了几个协商委员会书记处，而各政党的协商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将成为全国阵线的主要核心。    赞成成立阵线委员会的论据如下：我们即将选举各级人民会议，所以解散全国阵线委员会是不适宜的，因为，两月以后又要重新成立起来。在仅仅有协商委员会的情况下，非党人士，特别是那些不是协商委员会成员的天主教徒有被遗忘之虑。此外，还有吸取各社会团体广泛参加地方上的社会活动的问题。他们赞成成立全国阵线委员会。    全国阵线的工作范围包括：同各人民会议合作、在各个地区开展选举运动和采取其它重要的措施、参加人民会议的选举活动、参加拟定各种社会性的、经济和文化性质的以及其它的措施、组织选民与代表的会见、参加实行各协商委员会的任务和决议。    我们要进入努力解决具有国防性质的各种问题的阶段，如和平和我们的国界等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全体人民的努力，需要有全国阵线。    我们不是阵线的热心者，但上述的理由使得我们对建立全国阵线委员会的问题不能不抱赞成的态度。我们不允许破坏工农联盟    另一个问题就是党的性质和作用的问题。我们已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确定了统一农民党的作用，它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独立的同盟者和助手。我们否认统一农民党起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传动纽带和助手的作用。但是人们往往不正确地理解独立性。有些人说，我们既然是独立的，那我们可以离开工农联盟了，不然它会限制我们的独立性。    “独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独立性太少了，应该脱离工农联盟。有些人梦想重新搬出资本主义政纲。在选举运动时期，有些人把这种独立性理解为要求单独提出候选人名单。有人在争取建立一些专门同统一农民党有联系的社会团体。    在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些同志退回到分裂主义时期去了，他们曾争取建立一些专门是农民的青年团体，文化教育团体等等，因而在实践中走上了不正确的立场，想把波兰统一工人党从农村生活中排挤出去。这就又走上了农民分裂主义的老路。我们赞成的是，统一农民党在工农联盟范围内的独立。这种独立表现在有批评和倡议的权利方面。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九次全会上哥穆尔卡同志说过，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正确地束缚和限制了统一农民党的活动，因而使它不能提出自己的倡议、建议和批评。独立性受到了限制，在选拔干部问题上受到了干预。这是过去的情况。在第六次全会上，这些作法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批评是正确的，但不能拿这种批评对待波兰统一工人党现在的领导。    独立就是自治，就是提出农村要求的权利，就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急进传统权利，就是参与执政。我们必须反对这样一种倾向，即想利用独立活动的论点来达到停止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合作、离间我们同它的关系，从而削弱工农联盟的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先进的指导和领导作用问题    统一农民党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合作的原则，站在工农联盟的立场上，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既然我们承认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那末它也就因而有领导作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不会引起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统一农民党的后果，统一农民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    在过去一段时期，波兰统一工人党单独领导了人民的生活。十月事件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是人民的领导力量，不过，有波兰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参加。过去只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单独制定农业政策的方针。波兰统一农民党没有参加这项工作。今年１月两党通过了农业政策问题的指示。这是一个根本变化。    为了这一场完全不需要的名词上的争辩，双方都流了很多血。反动分子企图利用这种机会来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农民党不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开始展开了争论，工农联盟的公开和暗藏的敌人也参加了这场争论。    最好的合作办法就是举行各种联席会议和采取各种联合措施，关于这点，六中全会的决议就已写到了。我们对待目前局面的态度    我们不能在不满情绪的风浪中随波逐流，追求声誉，而应当勇敢果断地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物而进行斗争。有些人认为，在民主化过程中总是可以一直忍耐到敌对言行的出现。    我们恢复了受屈人们的名誉，但是我们没有恢复他们的意识形态。通过恢复名誉的做法，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吸取一些人士参加。列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的政治工作。    在个人崇拜盛行期间，我们曾经有过许多不良的东西，甚且掀起了不满的情绪。有些同志质问道：“假如还是同样那些人在治理国家，波兰在十月事件之后又有什么变化呢？”。有些人希望不仅要改变道路和形式，并且要改变方向，他们要回到资本主义的方向去，他们说：“假如还是让那些人在那里，波兰统一农民党又有什么变化呢？”他们认为，更换领导还不够，他们正在等待另外一个阶段，即反动分子有发言权的阶段。波兰统一农民党对某些人的这种反动和保守的活动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物的这种活动反击得不够坚决。问题是很重要的。必须采取认真的措施来制止反动势力对我们队伍的猛烈攻击。    我们知道，波兰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心须团结许多爱国的和民主的力量来消灭错误和医治创伤。如果经济状况较好些，完成这些任务就会容易得多。谁靠拢谁？    在十月转折期，我们同一些袖手旁观的人进行了谈话，因为我们想在进行恢复名誉工作之后使波兰统一农民党向他们打开大门。但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并不急于参加波兰统一农民党。根据他们的举动可以明确地推断出来，十月纲领不能使他们满足。在我国反动势力叫嚣的时候，他们等待着第二阶段。他们今天还在等待着，正如他们在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７年曾经等待过白马一样（编者注：这里所指的是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７年反动分子希望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等待“伦敦政府”首脑阿尔契谢夫斯基乘白马回波兰。）。他们的希望是虚幻的。    波兰统一农民党梅斯林尼次克县的一个基层组织要求面向某些人物，并且把他们吸收到波兰统一农民党的领导机关里来。我们将直接答复这个组织。现在我想讲一讲，我们曾建议某些人参加波兰统一农民党，推他们为领导机关成员和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当然，这必须是在他们遵守我们的纲领的条件下。但是，他们不同意这样作，正如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７年他们在米科拉兹柯的领导下活动的时期，不愿站到工农联盟的立场上来一样。    应该谁靠拢谁？是他们靠拢波兰统一农民党，还是波兰统一农民党靠拢他们？通向波兰统一农民党的道路是开放的，但是他们必须明确地说明，他们是站在我们的纲领的立场上的。他们不参加波兰统一农民党，但是却企图以波兰统一农民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所不能容忍的态度来影响农村。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拒绝工农联盟的思想，这样就使我国的生活难于本着十月转折期的精神向前发展。我们对这一点不能够漠不关心，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右派中心的活动。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党在政治生活中起应有的作用（在十月转折期后也有条件这样作），那末，我们就必须站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立场上，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党内为人民波兰的幸福，为建设新的农村而工作的有觉悟的人愈多，我们的党所起的作用也就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