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杜勒斯６月２８日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上发表了对华政策的长篇演说，目的是为了对付国内要求迅速改变对华政策的压力。现在把半年多来美国报刊在对华政策上关于“两个中国”的论点综述如下：紧接去年底总统选举之后，美国报刊又提出了“两个中国”的论调，到今年３、４月间逐渐增多。台北反美事件发生和英国单独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后，对于这一问题的议论趋至高峰。这种论调始于“华盛顿邮报”和“新共和”周刊等具有自由主义色采的报刊，逐渐发展到“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明星晚报”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等右翼报纸，以至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比较接近官方态度的“纽约时报”。尽管主张“两个中国”的报刊在具体的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舆论界却已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多数派的力量。坚持维持僵硬的对华政策，反对作任何改变的，只是如诺兰主办的“奥克兰论坛报”、“每日新闻”、“新领袖”杂志和“时代”周刊等极少数的极右派报刊。半年来美国报刊上关于“两个中国”的论调大体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就如何解决台湾地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是否要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等问题提出各种方案；另一类是不谈上述问题如何解决，单是要求改变对华禁运政策，实质上是把恢复中美贸易来往，作为推行“两个中国”的一种方案。后一种论调在英国宣布放宽对华禁运后，形成一种高潮。这两方面的情况如下：    （一）关于如何解决台湾地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和是否承认中国问题的不同提法：    １、主张外交上承认中国，并以此达到分离中苏团结、换取中国同意台湾“中立化”和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    ２、台湾由联合国保证独立，或由联合国托管，或者在联合国主持下协商解决其地位问题。中国可在此前提下取得安理会席位，同时给蒋帮一个联合国大会的席位。这种主张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国目前侵占台湾的情况合法化，同时争取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同情。提出这种主张有：著名反动评论家李普曼、“纽约时报”、和由外交学会出版的“莫斯科——北京轴心”一书等。弗吉尼亚大学的“评论季刊”甚至建议举行中美高级会谈，并且把沿海岛屿交给中国、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地位和在台湾海峡停火等问题作为会谈的一项内容。    ３、由美国继续维持蒋介石目前在台湾的地位，同时允许中国加入安理会。过一个时期后再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地位。美国将以发展中美贸易作为取得中国同意的条件。    ４、目前全面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还不可能。但是为了维持美国在远东的威信并在联合国中主动取得支持，美国可以把允许记者访华和同意中国进入安理会（为台湾取得一个联大席位）作为两个现实的步骤。“得迈因纪事论坛报”和“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的总经理考尔斯还提出默认中国进入联合国来换取中国对美国的“重要让步”。（一）关于“贸易上的两个中国”：去年以来提出放宽对华禁运，恢复中美贸易关系的报刊是：“华尔街日报”、“商务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旧金山纪事报”和“太平洋装货人”、“民族”、“新共和”等周刊。１月３１日福特第二发表要求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演说后，右翼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以及“华盛顿明星晚报”等也开始改变过去的态度，表示禁运受害最大的是“自由世界”，福特所提的问题具有迫切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福特的建议虽非尽善尽美，但也有其意义，因而现行的禁运政策应该改变。    ５月３０日英国单独宣布放宽对华禁运后，上述论调更有进一步的发展。“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出，西方国家发展同中国的贸易有助于分离中苏团结。“华盛顿明星晚报”除了同意英国的作法外，更进一步表示，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已经丧失了“一度有过的用处”。“旧金山纪事报”更明确地提出，“在贸易方面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不需要在政治上承认中国，你要就是进行正当的贸易，否则就去进行秘密的贸易”。    以上情况同柯尔堡（“中国帮”主要人物之一）给国会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说法有吻合之处。柯尔堡认为，美国国内酝酿“两个中国”的力量是把发展中美贸易作为制造“两个中国”的第一步。（三）反对“两个中国”的少数极右翼报刊声势较小而且日益孤立：“时代”周刊反对外交上承认中国。诺兰主办的“奥克兰论坛报”、“新领袖”、“国民评论”等报刊反对李普曼和“大西洋”月刊关于台湾由联合国保证中立化，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主张。“国民评论”还建议以中断中美会谈、加强禁运来维持一种紧张关系。此外，单独反对放宽对华禁运，发展中美贸易的还有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的报纸。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７月４日发表一篇题为“共产党的冲突”的社论说：    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冲突和矛盾是没有办法制止的。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组织的运动表明，毛泽东最近宣布的政策可能会改变。如果要为现在攻击那些敢于批评共产党的人的行为寻找理论根据，那么，可以在周恩来上星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找到这种理论根据。但是虽然北京已经掀起了警告信号，这个政权的稳定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对于政策也没有严重的冲突，像在俄国所发生的那样。    在中国，对共产党的行为的批评显然是不能容易地同对党本身的批评分开来的。在一位大胆的人说到虽然共产党可能亡但是中国决不可能亡这番话以后，共产党人马上感到了他们脚下的隆隆之声。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现在将开始一段新的镇压时期。共产党人现在倒是要搜罗他们认为将损害党的那种批评的例子。一旦对那些有意或无意地走这种道路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训斥，那些不幸的替罪羊将从新闻中消失。他们也许甚至不会失去他们的部长职务。当然，使得中国领袖们感到极为不安的并不是批评者或批评，而是小而重要的公众反应的迹象。一家报纸主编问毛先生，报纸是否应当报道知识分子的公开座谈会上的谈话。有消息说，他曾回答说，“我们最好试试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报纸的销售量在一个星期内增加了三倍。在北京大学，一位在共产党当权以前的著名哲学家被准许回到他过去的讲堂，发现甚至在走廊外面都挤满了人，要听取关于伯特朗德·罗素的一篇演说。    中国的共产党人将不会对所有这一切失去很大的信心。他们将细细玩味已经谈到的东西和已经暴露出来的真正的公众情绪，即使“人民日报”在继续大声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花园中的百花已经完结；只看到一些过于繁茂的品种在减少着。

【本刊讯】杜勒斯６月２８日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上发表了对华政策的长篇演说，目的是为了对付国内要求迅速改变对华政策的压力。现在把半年多来美国报刊在对华政策上关于“两个中国”的论点综述如下：紧接去年底总统选举之后，美国报刊又提出了“两个中国”的论调，到今年３、４月间逐渐增多。台北反美事件发生和英国单独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后，对于这一问题的议论趋至高峰。这种论调始于“华盛顿邮报”和“新共和”周刊等具有自由主义色采的报刊，逐渐发展到“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明星晚报”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等右翼报纸，以至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比较接近官方态度的“纽约时报”。尽管主张“两个中国”的报刊在具体的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舆论界却已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多数派的力量。坚持维持僵硬的对华政策，反对作任何改变的，只是如诺兰主办的“奥克兰论坛报”、“每日新闻”、“新领袖”杂志和“时代”周刊等极少数的极右派报刊。半年来美国报刊上关于“两个中国”的论调大体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就如何解决台湾地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是否要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等问题提出各种方案；另一类是不谈上述问题如何解决，单是要求改变对华禁运政策，实质上是把恢复中美贸易来往，作为推行“两个中国”的一种方案。后一种论调在英国宣布放宽对华禁运后，形成一种高潮。这两方面的情况如下：    （一）关于如何解决台湾地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和是否承认中国问题的不同提法：    １、主张外交上承认中国，并以此达到分离中苏团结、换取中国同意台湾“中立化”和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    ２、台湾由联合国保证独立，或由联合国托管，或者在联合国主持下协商解决其地位问题。中国可在此前提下取得安理会席位，同时给蒋帮一个联合国大会的席位。这种主张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国目前侵占台湾的情况合法化，同时争取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同情。提出这种主张有：著名反动评论家李普曼、“纽约时报”、和由外交学会出版的“莫斯科——北京轴心”一书等。弗吉尼亚大学的“评论季刊”甚至建议举行中美高级会谈，并且把沿海岛屿交给中国、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地位和在台湾海峡停火等问题作为会谈的一项内容。    ３、由美国继续维持蒋介石目前在台湾的地位，同时允许中国加入安理会。过一个时期后再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地位。美国将以发展中美贸易作为取得中国同意的条件。    ４、目前全面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还不可能。但是为了维持美国在远东的威信并在联合国中主动取得支持，美国可以把允许记者访华和同意中国进入安理会（为台湾取得一个联大席位）作为两个现实的步骤。“得迈因纪事论坛报”和“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的总经理考尔斯还提出默认中国进入联合国来换取中国对美国的“重要让步”。（一）关于“贸易上的两个中国”：去年以来提出放宽对华禁运，恢复中美贸易关系的报刊是：“华尔街日报”、“商务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旧金山纪事报”和“太平洋装货人”、“民族”、“新共和”等周刊。１月３１日福特第二发表要求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演说后，右翼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以及“华盛顿明星晚报”等也开始改变过去的态度，表示禁运受害最大的是“自由世界”，福特所提的问题具有迫切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福特的建议虽非尽善尽美，但也有其意义，因而现行的禁运政策应该改变。    ５月３０日英国单独宣布放宽对华禁运后，上述论调更有进一步的发展。“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出，西方国家发展同中国的贸易有助于分离中苏团结。“华盛顿明星晚报”除了同意英国的作法外，更进一步表示，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已经丧失了“一度有过的用处”。“旧金山纪事报”更明确地提出，“在贸易方面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不需要在政治上承认中国，你要就是进行正当的贸易，否则就去进行秘密的贸易”。    以上情况同柯尔堡（“中国帮”主要人物之一）给国会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说法有吻合之处。柯尔堡认为，美国国内酝酿“两个中国”的力量是把发展中美贸易作为制造“两个中国”的第一步。（三）反对“两个中国”的少数极右翼报刊声势较小而且日益孤立：“时代”周刊反对外交上承认中国。诺兰主办的“奥克兰论坛报”、“新领袖”、“国民评论”等报刊反对李普曼和“大西洋”月刊关于台湾由联合国保证中立化，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主张。“国民评论”还建议以中断中美会谈、加强禁运来维持一种紧张关系。此外，单独反对放宽对华禁运，发展中美贸易的还有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的报纸。

【本刊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７月３日以“煽动自由”为题刊载斯特林格的文章如下：    当然，美国外交面临着若干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共产党中国的问题上，华盛顿陷于非常迷乱的境地。杜勒斯国务卿规定了一项保持压力的政策，其他人不同意这样做。同时，谁都不能十分肯定对于北京目前发生的情况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毛泽东在今年２月提出关于自由批评的新的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来引起许多对政府的猛烈控诉，使一些人暴露了反苏情绪，指责莫斯科从满洲偷走了工业设备并且毫无道理地让北京负担朝鲜战争的“租借”费用。假如美国记者获准在中国采访新闻，美国人就可以多知道一些共产党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未受检查的电稿，报道了他去访问几位最近批评毛政权的教授的情况，这些报道泄露了很多情况。而美国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杜勒斯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意见：“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这些（中国的各种情况）意味着什么。”

【合众社联合国９日电】外交界人士今天认为，在１９５７年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美国能够得到足够支持来阻止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６月２８日的演说显然使中国问题以至少继续承认蒋介石政府一年而解决。杜勒斯在旧金山说，联合国不是“一些品行恶劣的政府的感化院”，承认红色中国既不符合联合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里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和在中国问题一贯附和美国的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在考虑对今年的态度作任何改变。    在９月１７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候，俄国或印度几乎肯定会重新设法使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观察家们说，结果将和去年一样。    联合国观察家们认为，日本、英国和西欧国家的关于在同对俄贸易同样的基础上和赤色中国进行贸易的决定，减少了它们在承认问题上的兴趣。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密切注意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    虽然杜勒斯坚决声明反对美国承认北平中国或者同它进行贸易，但是他提出一点说，他的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定期审查”的。这种“审查”办法是国会和美国企业界内一些有势力的言论促成的，这些言论主要是赞成审查对华贸易政策。    据外交人士揣测，美国内部在中国问题上的辩论还会继续很长的时间，而在问题解决以前，就将使联合国内的中国问题维持现状。他们还相信，在赤色中国留在联合国门外期间，匈牙利问题也将保持现状。联合国大会内正在酝酿着匈牙利代表证书问题上的一次斗争，但是观察家们相信，大会将允许匈牙利继续留在联合国内。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７月４日发表一篇题为“共产党的冲突”的社论说：    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冲突和矛盾是没有办法制止的。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组织的运动表明，毛泽东最近宣布的政策可能会改变。如果要为现在攻击那些敢于批评共产党的人的行为寻找理论根据，那么，可以在周恩来上星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找到这种理论根据。但是虽然北京已经掀起了警告信号，这个政权的稳定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对于政策也没有严重的冲突，像在俄国所发生的那样。    在中国，对共产党的行为的批评显然是不能容易地同对党本身的批评分开来的。在一位大胆的人说到虽然共产党可能亡但是中国决不可能亡这番话以后，共产党人马上感到了他们脚下的隆隆之声。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现在将开始一段新的镇压时期。共产党人现在倒是要搜罗他们认为将损害党的那种批评的例子。一旦对那些有意或无意地走这种道路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训斥，那些不幸的替罪羊将从新闻中消失。他们也许甚至不会失去他们的部长职务。当然，使得中国领袖们感到极为不安的并不是批评者或批评，而是小而重要的公众反应的迹象。一家报纸主编问毛先生，报纸是否应当报道知识分子的公开座谈会上的谈话。有消息说，他曾回答说，“我们最好试试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报纸的销售量在一个星期内增加了三倍。在北京大学，一位在共产党当权以前的著名哲学家被准许回到他过去的讲堂，发现甚至在走廊外面都挤满了人，要听取关于伯特朗德·罗素的一篇演说。    中国的共产党人将不会对所有这一切失去很大的信心。他们将细细玩味已经谈到的东西和已经暴露出来的真正的公众情绪，即使“人民日报”在继续大声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花园中的百花已经完结；只看到一些过于繁茂的品种在减少着。

三、北京的初步印象    晚上，离开东郊机场，渐渐驶近北京，我的印象是：田园风味的一片宁静。车辆绝迹。公路不宽，中间种着树，我们的汽车就在公路单行分道上奔驰。    我仿佛感到即将进入临近地中海的省份的一个乡间大市镇，而不是即将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    进了城之后，汽车不多，走得很慢，但是喇叭响个不停。几辆公共汽车和卡车驶过，还有几辆驴车。电车驶过，发出极大的响声。    不过，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在交通最频繁的时候，在外围的林荫大道上，相当杂乱的自行车汇为洪流，路上的行人也是相当不守秩序地穿过马路，再加上电车，还有零星的驴车，这就形成了一付交通堵塞的景象。    三轮车很多，座位很舒适，车上小红旗缀着号码。空闲的时候，这些别有风味的车夫就仰卧在车座上，眼睛半闭着打瞌睡。    有这么一种集体交通工具：儿童车。构造是：三轮自行车装上一个小车厢，车厢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油漆，里面坐得下四五个放学回家的儿童。    北京饭店门前是一小片空地，有一个断断续续的喷泉，门口点缀着几颗矮棕榈树，周围是停车场。    巨大无比的大厅有十二根粗大的雕花柱子，使人联想起莫斯科的苏维埃宫。走不多远，在长帷幕后面，是一个大会议厅，是用来举行学术性会议、盛大招待会和星期六晚上的中外杂处的舞会的。    在宽敞的门厅里，没有询问处，只有一个邮件柜台，人们用浆糊刷贴邮票和信封。    这个旅馆非常舒服，服务极其周到；电梯慢吞吞地不断上下开动。    人们往往随便嘲笑所谓“官方”旅行，普捷金（十八世纪俄国凯塞琳二世所宠爱的元帅——编者注）式的旅行，“旅行中只能看见人们让你看的东西”。    这种讽刺往往是无的放矢。在十足的正式旅行中，也总是容易观察事物和周围的生活情况的。而况，不管在哪个国家，官方生活难道是大可忽视的么？    我可以证明，在中国作“正式旅行”并不是缺乏自由的。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喜欢逛哪里就逛哪里，不过顶好是同能够讲流利的中国话的法国朋友去逛。    我们始终有忠实的同伴李先生和夏先生陪同着。不过现在又增加了一位李太太，她是一位能讲流利的法语的和蔼可亲的中国妇女。不是一味宣传    我们的向导都是非常谦和体贴的。有人会说，这是“奉命的服务”务”。不过这种“服务”需要既有礼貌、又能体贴入微，有些人是搞不了的。    一般说来，我们看不出同我们交谈的中国人想要给我们规定怎样利用时间，也看不出他们一直把作宣传放在心上。人们并不想法使我们不要到那些最穷困的地区去，也没有固执地要我们去参观现代工厂、托儿所和工场。这里的宣传工作远没有苏联那样明显。恰恰相反，在中国就没有那种提问题、谈观感、交换意见和广泛展开热烈论战的癖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广州没有——看到的“蓝蚁群”么？真的，到处有的是穿蓝布衣服的，特别是在下班的时候。不过，自从去年出现一些报道以后，确实开始有了变化。令人生厌的千篇一律的印象已不复存在。即使在穿蓝制服最多的人群里，许多情况似乎表明要避免总是穿蓝制服的意愿：裤子和上装不一样，浅颜色衬衣或花外衫。    正式的制服（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样呢？）也故意不用蓝衣料做了。    公认的原则是：长裤是妇女工作服。不过在举行集会、招待会和宴会的时候，妇女都不穿这种服装。但是，这不是时髦人的一种特权或故意的装束。    街上，相当多的妇女和年青女郎穿中国旗袍，而且更多的是穿欧洲式衣服。在晚上，在有“应酬”性质的场合，穿这类服装的人要占将近一半。……    这些情况证明：从最初的观感出发草率地作出涉及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概括，这简直可以说是不慎重的。也没有理由对目前的发展作出大胆的推论。    毫无疑问，有一套看法的观察家会说：当政府规定穿一律的衣服时，大家都照政府的规定做。当政府发动服装要多样化的运动时，大家也同样驯服地照办。既然这样，在这些观察家看来，衣服多样化无非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叫大家服从命令。    在我看来，事情远没有那末复杂。中国人似乎曾经一直喜欢蓝色工作服（人们不是称之为南京蓝吗？），他们在困难和物品非常匮乏的时期心甘情愿地采用了这种服式，尽管这种服式不好看。    时代的新事物固然使我得到深刻印象，但是旧时代的残余使我感受更深。这就是缠足妇女，不仅是老太婆，而且还有一些中年妇女。    北京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从煤山顶上眺望，皇宫、湖泊、北海白塔悉在眼底，二十年前殖民地驻军上尉法布尔曾在现已绝版的唯一的一部法文导游里对此有过描写，而今景色引人入胜，不减当年。    我不想谈论古代建筑艺术。不过，天坛、明陵前的那条陵道、陵道上有十八个石刻动物，或立或卧，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名胜古迹，都加以妥为保全与修复。研究和阐述历史遗迹的工作，当然比不上苏联。然而，应该承认这方面的年青的热诚的功劳。    北京城本身，直到目前幸而还保存着它的古老特色。郊区修建了一幢一幢新建筑。城内则很少修建新大厦；只在毫不损害和谐的区域修建了新大厦。在国际俱乐部对面，在前国际租界区内，修建了一座崭新的大厦，照中国的情况来说，足供许多机关办公之用。    尽管锄头不幸地挖动了一些地方，外围的风光基本上还是保存了。四、整风，或者说，诚诚恳恳地提出批评    新中国头七年中不断举行大规模政治运动：朝鲜、消灭反革命分子、胡风事件、台湾等等。    今天却处在整风——“整顿作风”的运动——之中，其目的在于反对官僚主义和其他几种病害，从而密切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运动是在５月１日这个好日子大张旗鼓地开始的，事先曾经在各级党组织中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主席把这个运动当作他在有一千八百名人员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有八百名“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参加的全国性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的主题。他的报告在各级党地方组织中都经过研究和讨论。最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得到在“真理报”上转载的荣誉。    整风运动表现出是十五年前（１９４２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所发动的同样运动的翻版和重演。用下列雄心勃勃的词句颂扬了这种血缘关系：“１９４２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导致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不妨指出：在这种说法中，如果不说是有些夸大之处，至少也是有引申之处的。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的演说前此从未列为历史性的事件。胡乔木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没有提到整风的字样。但是，可以肯定：从这个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尊重和照顾非共产党群众的愿望，是毛泽东一贯的学说的逻辑表现之一。就是这种学说使得他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的。不管怎样，这种“新面貌”今天已经开始了：“人们在整风”。    但是，整什么作风呢？怎样整？    整的是党的一般作风，工作作风，１９４２年文件中就这样明确说过。有时也说是“思想作风”。实际上，“作风”这个字这里既指方法，也指心理状态。最清楚的说明载于４月１４日发表的——象毛泽东的报告一样——论述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篇先导性文章。    这篇文章实质上说：“社会主义化已经完成，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既已消灭人民的敌人，因而不再需要同他们斗争了，再也没有“外部矛盾”了。从今以后，应该处理的是“内部矛盾”，就是说，人民自己内部的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主要是在领导者和群众之间出现的。原因何在？这些困难该由什么负责？“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其他不良思想作风”。    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是置身于朋友中间，但是并不自知。领导者不为群众所了解。要接近群众，就必须说服，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个三头怪物    按照官方指示，病害似乎有三个（由于凑不齐“五”这个吉利数字，偏爱奇数的中国人自愿采用了“三”这个数字）：    一、官僚主义；二、宗派主义；三、主观主义。    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逃脱毛泽东所谓的党八股。大致上说，可以承认：宗派主义就是不考虑别人的意见和不尊重别人；主观主义就是不考虑现实情况：但是最大的病害，更确切地说，真正的病害（因为它包藏着其他的两个病害），就是首先被提名的官僚主义。这是一个三头怪物。    指示把它确定为“脱离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由此可见问题的全貌。不仅如此，官僚主义而且是等级、孤立、优越感混杂的心理。    整风的战斗口号可以说成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就是敌人！”    如何进行斗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具有“领导者”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必须摆脱孤立状态和破除优越感。方法是自我批评，只要他们还能够自我改造；还要用批评的办法，批评必然使他们同别人接触，就是说，同“被领导者”和“非共产党员”接触。他们必须倾听、解释，尤其重要的是“认真看待”别人。    为了使他们倾听、解释——如有必要——和坦白，别人必须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消灭优越感，首先需要消灭自卑感。    不过，有这么一种在我们看来很生动的说法：“不应该强迫从事，不应该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不同意的批评”。    因为是处在朋友们中间，“在人民内部，谈不上使用粗暴方法和大张旗鼓”，应该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    这样，整风运动就成了一种倾心交谈的运动。运动中避免举行群众大会，因为其后果适得其反，会使人畏惧。提出的做法是举行人数有限的座谈会；把几个经常有机会会面的人聚集在一起座谈。在小组中进行讨论。尽管是倾心交谈，尽管希望谨慎从事，报纸仍然辟出很大篇幅来报道这些讨论，这样来宣传整风。这些报道中有些论断激烈而且尖锐，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耸人听闻的，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些论断是大胆的表现呢，还是新正统主义的表现。例如，看见党员一来，就只能谈“天气真好”。“必须拆去共产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墙”。    （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整风的初步成就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说法同说这些话的人所得出的贫弱无力的结论之间的对比。最引人注目的建议是航空学院的学生提出来的：要求“平复以往历次运动所造成的不公平”。罗隆基复述了这个建议，但是他的同僚、国务院参事李仲公立即予以驳斥，他指出：“假如有一天地主也来呼冤，我们该说什么呢？”除了这些之外，能够引起注意的具体建议不多见。其中有的谈到体育竞赛浪费了工人的时间，有的谈到高级干部家属享受过分的医疗待遇，谈到共产党员垄断专区行政权，谈到不允许借用资本主义国家所流行的做法，谈到只能援用苏联的范例，等等。整风的唯一结果、初步成就，在眼前说来，只是今后将用考试的办法选派留学生。    但是，我们绝不可根据欧洲的看法来加以评断。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最起码的事情，在那些无法想象还有别的问题可谈的人看来却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谁也不能认真地设想他们将把政治和经济结构问题提交公众讨论。    整风并不是一个由于受到人民生活要求的压力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它是一种使一千四百万党员、尤其是共产党员新的一代受到教育和改造的运动，同时将翻改过时的宣传论点。它的第二个用处，对于群众来说，就是从运动中“消除隐蔽的思想”（我们这里会有人说是洗脑筋），广泛探测民意，只许指向日常生活中和职业中所关心的事项的盖洛普测验。    整风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是打乱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日常作息。“人民日报”已经在提醒不要因而停顿机关工作和忽视紧急任务。工作人员来同他们的机关首长讨论，教授们互相拜访，市议员们举行座谈，资本家也应邀请而发言，各地方上的人涌往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停课让学生活动家们有时间整风。假如这里可以引用一句日本的名言，那就是，到处在“诚诚恳恳地提出批评”。    （以上各节小标题均为原文所有）

【路透社南印度特里凡得琅９日电】印度共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今天批评共产党政府没有在各种拟议的立法问题上同反对党磋商。    委员会在这一决议中说，阻止这种民主磋商的主要障碍是宗派主义倾向，它说，这在某些党员中已是根深蒂固。它还责骂某些党的议员尽情对反对党议员进行不必要的攻击。    决议说，喀拉拉邦的党必须面对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面对的完全不同的环境。它说，没有表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或者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成功地工作的先例。    必须由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坚实地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经验上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新华社莫斯科航讯】最近出版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第三号，检查了该杂志在过去一年多内，在许多问题上所犯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言论，接受报刊和科学界人士对这些言论所作的批评。    去年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苏联学术界的空气显得非常活跃，“历史问题”杂志，随着这一气氛，也作了许多努力，改善刊物的内容。苏联报刊和学术界公正地注意到杂志的许多进步：评论的范围放宽了，登载了许多能引起兴味的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杂志却发表了许多错误的言论。    这些错误的言论受到了报刊和科学界人士的批评。“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党的生活”杂志都先后发表了批评文章。“党的生活”杂志说，“历史问题”杂志上的某些文章很厉害地散发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气味。“共产党人”杂志说，“历史问题”杂志对党和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的政策作了不正确的了解，实质止用自由主义的态度解释这个政策。“共产党人”杂志指出：只有既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修正主义，又和教条主义及个人崇拜的后果作斗争，才有可能发展历史科学。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获得成果，完成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根据这些批评，“历史问题”在第三期题为“争取在历史科学中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的社论中对于错误言论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和分析。社论说，杂志编辑部在阐述一些重要问题时，犯了严重的方法上的错误，破坏了马列主义的党性原则，陷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编辑部人员错误地了解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在思想工作方面所提出的任务。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指出和平共处的可能，但某些杂志工作人员却把这一方针理解成可以“缓和”对马列主义思想敌人的斗争，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可以和平共处。    首先，杂志歪曲了苏共历史的某些问题。在阐述苏共历史时，在许多场合，杂志错误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的不同阶段的立场，没有揭露二者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的根本差别，没有指出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尖锐的原则斗争。彼得罗娃在“１９０５年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一文中，错误地解释了孟什维克占首位的这个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党的历史文献已经揭露了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的反革命的背叛作用，他们在１２月莫斯科武装起义时，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彼得罗娃不引用这些具体的文献材料，反而去为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恢复名誉。作者没有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离开了科学地分析事实。    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章，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等根本问题上混淆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则差别，夸大了孟什维克，降低了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中的作用，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和机会主义缺少严正的批评。    其次，杂志的另一重大错误是歪曲了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工农联盟的历史。去年８月号杂志上发表了马斯卡列夫的文章，企图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修正列宁主义。作者认为，似乎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并未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而是根据这次革命的经验才提出来的。这是和历史事实不符的。如果相信作者的说法，就会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是政治上思想上没有武装来迎接第一次俄国革命的。    在叙述苏共历史方面，更严重的错误是前副总编辑布尔日阿洛夫发表在去年第四号和第八号上的文章。作者借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企图突出季诺维也夫的作用，并且想证明似乎列宁未回俄国之前，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是半孟什维克的路线。作者给斯大林的活动抹黑，把斯大林的立场同卡敏诺夫、季诺维也夫等机会主义者的立场对等起来。尽管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但是不能仅仅通过错误来评价斯大林的活动，因为这样会歪曲党的历史。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揭露和粉碎党的敌人，争取党的事业的胜利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害，但如果把个人崇拜与党和人民的实际活动混为一谈，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混为一谈会引导到贬低党和国家的成就。    在阐述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和发展问题上，杂志编辑部也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特别表现在“讨论与商榷”一栏。例如去年第五号纳塞林关于苏联工业化过程一文，把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在苏联的形成不看作是革命的过程，似乎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长成的一样。    “历史问题”杂志实际上没有揭露过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一些文章中，编辑部号召要“客观地”估价像拉萨尔和巴枯宁等人的活动。杂志不是去研究机会主义的发生原因，而是去寻找机会主义者活动中的“积极方面”。    苏联的历史学者们曾经研究过美帝国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反动活动。“历史问题”杂志却批判这些历史学家认为似乎美国没有参加组织过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加强编辑部的领导机构。组成了新的编委会。杂志原由历史研究所领导现划归科学院的历史学部领导。    新的编委会表示，杂志编辑部将特别注意恢复在最近时期在杂志篇幅上被破坏了的在估计历史现象时的党性原则。编辑部将坚定地反对对历史过程的歪曲，反对在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复发，为马列主义理论的纯洁而斗争。

【路透社伦敦３日电】当马来亚联合邦在８月３１日成为英联邦内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就不再是该国的元首了。    但是，联合邦在独立之后仍将留在英联邦之内，它将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承认女王为英联邦的首脑。这些情况是从今天这里发表的马来亚联合邦未来宪法的蓝本中透露出来的。    这个蓝本包含在一本叫做“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建议”的白皮书中。    一个英国的属地独立以后马上就有它自己的国家首脑，这在英联邦立宪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在１９４７年８月独立的时候，它们都还有一位总督——法律上说是女王的代表。    白皮书说，建议联合邦最高元首的称号叫“君主”，他的配偶则叫“皇后”。马来亚联合邦包括九个土邦，面积五○、六九○平方英里，人口五百多万。马来亚九个世袭的邦统治者已经决定了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苏丹来做马来亚首任立宪君主的办法，君主的任期是五年。这位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副职的选举将在８月３日举行．    新的独立的马来亚将有一个两院制的联邦议会，下院有一万名议员，全部按地区的原则选出，每个选区选一名，最长任期五年。    白皮书说，凡是现在是马来亚公民的，在马来亚独立以后将继续是马来亚公民；凡是在联合邦独立日或独立日以后出生的，根据法律都应当算作马来亚公民。凡是马来亚联合邦的公民都可以凭自己的国籍同各英联邦国家的公民一样享有英联邦公民的地位。    回教将成为联合邦的宗教，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这个国家目前作为非宗教国家的地位。每一个人都有权表白和信奉自己的宗教。    对联合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仍然可以向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英联邦最高法律当局——提出上诉。    这里的权威人士说，居住在槟榔屿和麻六甲的“归化华人”，他们同英国的连系一直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据说他们极其希望在马来亚独立时，不会要他们放弃联合王国和各个殖民地的公民的地位。国籍新宪法准许他们保持这种地位，并且在联合王国之内行使联合王国公民的一切权利。    现在在这里举行的联邦总理会议明天讨论在马来亚获得独立后接受它们英联邦正式成员的问题。

【新华社柏林９日电】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在５日的第一版上发表了题为“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传达报告”的要闻报道说：奥共中央委    员会在７月４日听取了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费恩柏同志就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的活动的决议所做的报告。费    恩伯同志指出：苏共曾以巨大的决心揭发了过去的严重错误，像违犯社会主义法制、限制党内民主、无视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等，并且采取了克服这些错误的措施。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譬如说，其间曾出现了片面地描述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只是指出了他的错误）的过激现象。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敌人企图把他们的思想带到共    产党中来，以便在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当有必要克服这种种困难和击退敌人的时候，一部分同志不乐意抛弃他们的旧观点，甚至到了客观发展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肯抛弃。他们说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呢？如果我们一切照旧，不提错误的话那就不会出现任何新的危机。    这一类的问题是在苏联    广泛地改变它的经济领导机构时出现的，自然在改变中是有困难的，但是这种改变是必要的，因为在今天苏联的强大发展着的    工业已不可能再由中央机构来领导和规划了。同时这种改变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经济部门中已成长了足够的优秀力量，可以独立地担当起这种领导工作。但是也有些同志反对这种改变，因为他们认为新鲜事物有危险性。我们自始就很清楚，当我们向前迈进一大步时总是会遭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的。类似的是在农业方面，同样是为了消灭农业上的落后状态而进行了不少的改变。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提到了这些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集团是反对这些措施的。    这种反对态度特别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和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保证和平共处的政策上，这里包括着奥地利国家条约的问题。美国是不希望签订这个条约的，西方国家建议签订一个违犯奥地利石油利益的“简短条约”。而苏联，尽管有着莫洛托夫的非议和一个时期的阻挠，还是倡议签订了这个国家条约。我们曾经以为莫洛托夫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自己也强调了这一道路是必要的以后，他是被人说服而确信了这一步骤的必要性的。我们曾经支持了一切有助于尽速缔结国家条约和使奥地利中立化的步骤。    费恩柏强调说，必须特别指出，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制订而且决定了一个明确的政治路线。现在就是那些过去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有义务以全力支持他们自己曾经在代表大会上投过赞成票的决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同    志甚至还组织了一个集团，大家想想看，正当党在进行大规模改革时，在党的最上层出现了一个小集团，这会意味着什么呢？有了小集团就不可能贯彻正确的政策和铲除过去的错误。我们知道小集团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有何等的危险性，尤其是在苏联共产党最上层领导中的小集团，不仅对苏共自己，而且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又将具有何等的危险性。因此苏共中央全会在经过七天讨论后最后作出了决议，那些组织小集团的同志被排除出党的领导机构这是能够使每一个共产党员理解的。同时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不仅由于成员数量的增加，而且由于来自各加盟共和国的委员人数的增加而巩固了。    苏联共产党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不仅对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而且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对于争取全世界的和平和进步的斗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刊专电】伦敦“工人日报”７月５日以“报纸和苏联人”为题发表社论说：    如果英国评论家想要理解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变动，他们最好读一读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并且应该努力去理解苏共的这一声明。    “    泰晤士报”难得一次对这些事件迅速作出了反应，并且对局势表示了比较持平的看法。它指出中央委员会是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的。    这是实在的。苏联人民在上次大战中遭受到了比谁都更多的苦难。他们期望他们的政府能够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步骤来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愈加坚定地奉行和平共处政策，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中间得到的响应就愈大。    苏联人民欢迎关于工业管理和计划工作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将会扩大他们参与共产主义建设的活动范围。    谁也不会否认在高度集中管理的制度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许是    唯一可能的形式。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它不能容忍技术上的保守主义——也不能容忍组织上和计划上的保守主义。如果说在过去由于缺少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而不得不容忍某些工作方法的话，那末在现在，在已经有足够的合格的男女的时候就无需再容忍这些工作方法了。    苏联过渡的大问题之一是如何使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是靠发展集体农庄来实现的。为了提高那些农庄的产量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可是，虽然这些农庄的产    量已经比过去高了很多，但是还没有达到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获得的最好的成绩。    因此就采取了加强对集体农庄庄员的鼓励的政策，作为在农业生产上赶上美国的政策的一部份。在农业方面正如在工业方面一样，需要有新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方法才能适应现在正在产生的新的可能性。    反对这些建议的那些同志所以解除职务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看法和执行机构中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他们之所以解除职务是因为他们一贯顽固地坚持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决定，是因为他们建立小集团来阻止源出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和其他决议付诸实施。    他们竭力要改变的不是某个决定，而是要反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所有主要的决议。    由于这些决议的目的是要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卫世界和平，引起新的希望，鼓励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所以不容任何人阻挠。因此，尽管这些同志过去有过功劳，他们还是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和他们的部长职务，顺利无阻地执行政策的道路打扫清了。    所有苏联的朋友——他们远远超出了共产党的范围——都希望苏联共产党在解决今后各种伟大而复杂的任务方面能够团结一致，取得迅速的发展。

【新华社布达佩斯８日电】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是一党制的辅助力量，它将起着如波兰，    中国多党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作用。    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    全国委员会书记费伦茨·戴维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上面这些话，并说    最近几个月来爱国人民阵线的工作越来越活跃了，我们在社会经济，文化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展开了工作。爱国人民阵线的农业委员会不久前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如何帮助实现党的农业政策；在文化生活方面，建立了“全国    文教委员会”，吸收了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    工作；此外在各州的各级爱国人民阵线组织进行了组织机构和人员调整。    谈到国会议员如何在爱国人民阵线内工作    时，他说，爱国人民阵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密切和加强选民和    国会议员之间的联系，如组织一些报告会及接见来访等。

【新华社莫斯科１０日电】“真理报”１０日发表题为“在牢不可破的旗帜下”的社论说，这几天，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机关和学校到处普遍地举行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基层党组织会议和劳动人民大会。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在讨论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时都热烈拥护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拥护党的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外政策。    社论说，伟大的列宁曾嘱咐过我们，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和珍视党的队伍的团结一致，这是我们党的力量和不可战胜的主要条件。忠实于列宁遗训的、以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并和人民有着紧密联系的共产党不论过去和现在时刻都在捍卫党队伍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    一直受旧观点和旧方法束缚的并脱离了党和国家生活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反对全体苏联人民所赞同的我们党在解决重大的国内外政策问题时所采取的列宁主义路线。这样，他们就违反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会这样愤怒地谴责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    社论接着引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党积极分子会上的决议和一些人的发言后说，在许许多多的苏维埃人的意见中，鲜明地表现出他们由于对    共产党的伟大热爱和对祖国幸福和繁荣的爱国主义关怀而产生的思想感情。我国劳动人民拥护苏共中央６月全会的决议，更紧密地团结在引导人民沿着列宁主义道路，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共产党的周围。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６月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得出结论，认为必需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必需提高政治警惕性、绝不能容忍离开党的总路线、离开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和领导原则。现在的任务是：更充分地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同群众的联系，发扬党内的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用对党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不卷地关切人民利益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    社论强调指出，目前    我国正在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重大而复杂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应坚持不懈地、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实践活动的指南。应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倾向、    学究习气和教条主义的表现、反对因循、墨守成规，支持产生于千百万劳动群众生活和创造性的倡议中的一切新的先进的事物。    社论最后说，揭露和粉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反党集    团必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党的团结，有助于争取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斗争。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    ，用全部力量来胜利地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