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１日电】（记者：漆德卫）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薄一波今天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扼要地叙述了今年的中国经济计划。    这个计划不及以前的一些计划那末雄心勃勃，观察家们认为这个计划是在去年的过急的进展后的一种踏步不前和求得巩固的措施，其目的在于加强明年１月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他对今年的说法同其他中国人的声明比起来是谦虚的，他说“整个说来我们的物价保持了平稳，我们的国家准备金可以在１９５７年部分地得到弥补。我们甚至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他承认，由于１９５６年犯了些错误，国家准备金中有一些被消耗掉了，今年的计划的基础是要在以较慢的速度继续过去的进展的同时补足这些准备金。    去年灾害的影响，虽然没有充分透露出来，可是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在１９５６年小麦和棉花产量逐渐减少，尤其是后者。    在薄先生的报告中，今年谷物和棉花收成的指标比在２月里举行的农业会议上所提出的概算要少六百万吨和十五万吨。去年歉收的影响也在今年轻工业生产指标中看出。    棉纱的产量将降低１１．７％，棉织品将降低１４．７％。这似乎表示今年前一些时候提出的在“夏季几个月”中实行目前较严格的配给制度将长期继续。    薄先生对为什么目前国家不能生产更多原料供轻工业之用这一问题提出了下列理由。    这里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领袖就人口问题所提出的最坦率的意见。他说：“主要原因是耕地面积增加得很少而人口增加得快。”    中国必须建造它自己的工厂，而且它可能制造和设计它自己的机器作为一个节约措施，并以此保证它们适合本地的情况。他说：“我们应该使用国产的设备，即使它可能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    这里认为这样说表明的是对西方商人贸易只有很少的可能性，特别是因为这是他谈到中国减少了的对外贸易以后所说的。

【美联社华盛顿１日电】（记者：海托华）国务卿杜勒斯刚刚重申的美国抵制赤色中国的政策似乎将遭到骚扰。    国内外反对这种政策的各种压力都在加强，在今后两三年中，艾森豪威尔的政府可能会发现要在一切问题上坚持这个方针是办不到的。    杜勒斯是６月２８日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时重申这个政策的。这是三年来他就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所作的第一个重要宣布。据官方消息说，杜勒斯这项宣布事先曾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完全同意。    杜勒斯在旧金山的演说是他在总统授权下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这篇演说大概是美国政府对于在对待赤色中国问题上怎样做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问题所作的慎重判断。    但是这篇演说还有在一场政治辩论中的文件的味道。杜勒斯不但叙说了禁止同中国共产党人有任何外交、经济或文化接触的政策，而且列举了所有已经提出的主张转变的论据而一一加以驳斥。因此，他认识到他要对付批评他的人。    他明确地说明了美国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他重新以严峻的措词申述了这样的决定：美国不应当承认北平政权，不应当跟它贸易，不准文化接触，不同意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有任何地位。    他说，美国的政策“随时可以调整”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局势，但是他又说：“在有些情况下，应当有所转变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    事实上，他似乎向共产党中国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它改变它的行径，美国将会重新考虑它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美国期待中国人民迟早会摆脱共产党的统治，而美国真正的意图是等待发生这样的事，然后再同中国大陆展开全面关系。    为了使这项政策在所有各点上都能坚持下去，政府需要得到国内的支持和国外友好国家的合作。如果看来有同俄国就全面武器监督安排达成协议的任何真正机会，就还有必要为共产党中国在一项裁军计划中的地位问题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在目前正在伦敦进行谈判的第一步中，美国的政策是任何协议都不让共产党中国参加。但是共产党中国的数百万武装部队和它在亚洲大陆上所需的强大地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任何全面的裁军计划没有它参加能不能有效。    看来日益增长的压力是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来的。最近几个月，在国会中有某些参议员表示审慎的关切，担心如果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开始同共产党中国进行比过去规模更大的贸易而禁止美国贸易商进行一切接触的话，对美国商业利益会产生不良影响。    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在６月５日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贸易到头来是不能制止的”，他的话使关于贸易的论战火上加油。可是他谈的这么一般化，因而使华盛顿许多人认为，他本人最后可能愿意考虑在美国政策上作一些修改。

【美联社纽约１日电】（国际新闻分析员威廉·瑞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刚刚就共产党中国问题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所选择的时机表明，目前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压力，支持认为美国可以同毛泽东政权打交道的那种主张。    有一些人还抱有一种幻想，认为毛泽东可以说是正在变成东方的铁托，有意在意识形态方面打破自己和莫斯科之间的同盟关系；这样一种幻想可能也助长了这种压力。毛泽东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建设莫斯科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统治者和群众之间可能有矛盾；这件事情也就被人们引用来支持这种幻想。    苏联首脑赫鲁晓夫很不可能向他自己的人们承认，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阶段里，苏联国内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也承认，这种矛盾可能存在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世界的其他地方。    这样看来，关于毛泽东和莫斯科双方会在理论方面发生分裂的那种希望，就是以误解和主观愿望为根据的了。假如果然有争吵的话，那是在经济方面的。红色中国要求更多的援助。    因此国务卿杜勒斯就提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目前的时机下，究竟是否应该帮助中国的红色政权更加强大起来？显然毛泽东目前面临着中国国内日益动荡不安的局势，同样明显的是，他之所以要发动他的“整风运动”也就是要发现反对的意见。    国务卿杜勒斯说，如果目前采取任何行动而加强红色政权，那就是愚蠢的事。同样，如果完全相信毛泽东政权所说的话，也是愚蠢的事，

【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６月１５日以“新共和党主义和保守派”为题发表社论说，艾森豪威尔很少亲自执政，在决定政策方针方面的影响在日益减少。    社论说，艾森豪威尔每去看一次医生，股票市场就波动一次。人们看到他常常因病离职，怀疑他是不是真正在负责领导政府。这种怀疑已经大大地降低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度是高过一切的威信；而且最近几个月来，他不大愿意为他自己的政策力争，人们认为这种态度不是由于他政治上没有经验，而是由于他的身体不好。正当最需要他的影响使美国制订一个一贯的政策的时候，他的影响却在迅速地下降。他可能已意识到美国的政策需要重新修订，但是他似乎不能推行一种新方针。中东的混乱就是一个结果。为院外援华集团所左右远东政策的垮台是另一个结果。而第三个结果是史塔生打算在裁军方面进行一次有限制的交易而不变更美国裁军所依靠的政治条件，特别是华盛顿的德国政策。艾森豪威尔面对着一个只知道不要什么但缺乏有远见的领导的国会，他的处境是很不值得羡慕的。

【法新社东京１日电】太平洋司令斯图普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的军事潜力将由于今天开始实行的改组美国在远东的军队而加强。他说，美国将从今以后更大力地依靠空军和海军力量，因为“在可能发生地面战斗的地方的局势是相应稳定了”。    【合众社东京１日电】在谈到关于南朝鲜和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新武器问题时，斯图普说，事情“很明显，我们不会倒退去使用弓和箭。”    这位严肃的海军上将说，他要十分清楚地表明，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将使用原子核武器来扑灭任何“小规模的战争”。    斯图普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不仅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使用原子核武器，就是在小规模的战争中也将使用原子核武器。”    他说，他深信，在一次战争中，不会在日本进行地面战斗，但是他不愿意说明，他认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倒底要维持多久。    “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人的愿望和他们发展自卫部队的情况。但是，作为世界上一个自由国家的一个军官，我可以说，他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越强，我感到越好。”

２日本刊第一版右栏头条稿倒数第二行中“无产阶级复辟”应为“资产阶级复辟”。

【本刊讯】“华盛顿邮报”在６月２７日发表一篇题为“在竹幕那一边”的社论说：红色中国内部发生着某种重要的事情，对于这，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非常模糊不清的暗示，可是，慢慢地在增加的迹象表明，由于毛泽东主张“百花齐放”所引起的异花受粉已经在产生某些新奇的果实。    共产党军事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龙云将军却在谴责苏俄使中国承担朝鲜战争的全部费用和坚决要求中国偿还对它的战争贷款。更加令人惊异的是龙云将军把俄国同志们的这种贪婪态度和美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作的对比。    现在虽然这位龙云将军已经学会不少共产党的八股，可是人们还是把他称为“坏共产党人”。据说，实际上他仍然跟他过去一样：张作霖或冯玉祥式的旧式军阀。他担任他的老家云南的土皇帝的时候，一度反对过蒋介石，后来又作了蒋介石的同盟者。战后他处于蒋介石的监视下，后来逃掉，把云南送给共产主义事业。    关于龙云将军的忠诚最近发生动摇的另一种奇怪的情况是：共产党官方通讯社举出他对苏联的攻击，认为是说明目前的“右倾错误”倾向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不久以前，北京政权曾采用一些别的对待犯错误的人的办法，和广泛公布他们意见的办法不同。因此自然出现两种可能的解释：甲、龙云将军是在党内某强有力的派系暗中支持下讲话。乙、他的权力再次大大得到巩固，因此对他的话不能置之不理。    因此，目前留给我们的是各种假定中进行选择。毛泽东讲的所有这些新的富有调和精神的好听的话难道是要敷衍他和他的政权所遭到的某种强烈而严重的反对的不顾一切的行为吗？这是要诱使西方、特别是美国承认赤色中国和增加对华贸易吗？这是要借着克里姆林宫在匈牙利革命中大丢面子的机会以图渔利吗？这是要同莫斯科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吗？或者这是为了要实现向神经紧张的俄国主子们勒索一些让步这种野心较小的目的吗？    不管这些问题得到什么答复，有许多理由可以希望，毛泽东可能已经为事态发展的洪流打开了历史大门，这种洪流来势之大甚至会超过赫鲁晓夫关于已故斯大林同志的疯狂行为和罪恶的演说所引起的那种洪流。

【本刊专电】“泰晤士报”６月２８日以“对北京独裁政权不满的基础，知识分子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为题刊载了该报记者从香港发来的电讯：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周恩来先生的报告时，人们又焦急地想到农村了，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更为重要的物质方面的战斗。现在正在强调需要有一次大增产来作为解决“矛盾”的极为重要的基础，因为据承认，“只有这样一次增产才能保证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夏季作物的收割和分配都有困难，其中有许多是从去年遗留下来的，其它困难是由于自然而造成的。    国务院一项由周恩来先生签署的指示提请人们注意今年乡间特别复杂的情况，并且明智地命令延迟省级以下的“整风”运动。上一次分配以后发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透支了，而有一半社员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收入。因此，在紧急的分配收获物问题上，争论是终归要发生的，如果收成好的话，这些争论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号召运用智慧    也发生了许多侵吞公款的事情，“人民日报”对各部对于制造新矛盾感到的不安发表了意见，新增加的一个矛盾就是富裕和贫穷的农村之间的鲜明对比。据指出债务人买到的谷物较好，而且也吃得好，而债权人却工作得更辛苦。指示号召充分运用集体智慧来处理农民复杂问题，并在决定分配问题前进行充分的讨论。    天气干燥使广大的小麦作物成熟得很快，可能有丰收之望，但是，北方五省许多部分地区都有蝗灾。飞机和成千上万的村民组成的灭蝗小组用政府免费供给的杀虫剂来消灭蝗虫，小麦的前景现在是有希望的，尽管全国各地的天气一直变化很大，而且，也不是很好的。    有人一直在抱怨缺乏法治——同时却谨慎地避免提到警察权的专横性质，政府已经对这一点作了重大让步。刚刚公布的新条例要求人民警察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和接受群众意见，并且在维持治安、秩序和保护生命财产方面接受他们的监督，同时严格遵守宪法。反攻    对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明显地略而不提这个政权的巨大成绩的事实，共产党的各家机关报正在利用这点来进行反攻。“人民日报”说，某人或某些人提出批评常常只是因为他（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这家报纸还说，根本的标准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希望分享权利    但是这种看法局限的指责并没有阻碍关于破坏和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相反指责。只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批评的人不是仅仅暗示希望分享一点点和他们在不同级别所担任的职务相适应的权力。党的专政是作为一个半联合政府开始的，而共产党人征服这个国家的方式是和在他们以前的满洲人和蒙古人的方式很相像，是通过武力进行的。    甚至由于投向共产党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征服的前国民党将军和官员以及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都不能完全忘记这些事件，不能忘记共产党首脑以前所说的愿意成立联合政府的话，也不能忘记这些新的征服者（他们不像从长城外面来的游牧民族那样完全需要依赖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文化）把一种完全外来的思想和外来的制度强加在中国身上。这种情况已经趋于恶化，这是因为这些合作的集团在学术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造诣以及熟练的经验同党的整个领导集团中极端缺乏这些条件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在党的中级和下级，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是同样明显的。冲突的根源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外的一切方面都须完全依靠其他人的技能，但是又不给予相应的权力。这是产生矛盾和愤懑情绪的经常存在的根源。的确，虽然广泛的抱怨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批评大部分是表示了人们的一种巨大的愤懑和失望。一位资格很老的、受到尊敬的合作者黄炎培回忆说，他在延安的时候曾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曾表示希望能够避免那种令人叹息的历史循环公式，即新统治者起初都是在人们喝采声中取得政权的，而后来却同他们取而代之的政权一样引起同样的反对。毛泽东曾回答说，这是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来防止的。    现在这种方法肯定地遇到一个很好的考验，如果由于政府和党的智慧和效率以及由于上帝的笑容——就是对于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和精力最充沛的政权上帝都没有恩赐过这些东西——而给与人们以物质上的乃至精神上的慰借的话，这种方法可能终于证明它是正确的。

【本刊讯】蒋帮台湾省政府机关报“台湾新生报”，６月１８日以“匪帮鸣放运动三阶段”为题发表社论，污蔑我们的整风运动。但是它的论点，在右派份子的言论中，也并不是没有所闻。    这篇社论首先说：“我们可以确认匪帮的鸣放运动，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假鸣假放，如有人不识相，拿来假戏真做，真的鸣放，那末进入第二阶段便是赶紧‘收’，收了以后，最后的一出就是‘整’”。    接着，社论引用了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来说明要赶快“收”的原因。社论说：“匪帮窃据大陆以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老百姓已恨之刺骨，但畏之亦若蛇蝎，敢怒而不敢言，忍辱偷生，不过是怕匪帮的屠杀。朱毛匪酋不是不知，所以毛匪才自己供出各种矛盾，无非想利用鸣放运动来调整矛盾，缓和危机，那里容许真鸣真放。如果真鸣真放之后，投匪的尾巴党派原系摇尾乞怜之辈，尚易收拾，若真让老百姓也大鸣大放，普遍‘吐苦水’：对匪帮戟指而骂，则千夫所指，会是怎样一种结果，朱毛匪酋更是知道得清楚明白，所以它非‘收’不可，而且非‘整’不可。”    这家报纸还把党在整风中让党外人士提意见，说成是由于蒋帮仍盘踞在台湾的缘故，社论说：“匪帮现所面临的内外各种矛盾，其中有一项最不能调和、最无法统一的矛盾，就是屹立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从根本上对匪伪政权的否定。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同胞的影响力是朱毛匪帮最不能克服的矛盾。鸣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欲缓和大陆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故意让尾巴党派作有限度的鸣放，也无非是因有台湾存在的缘故。再率直点说，那些变节靠拢的尾巴党派份子现仍能‘带病延年’，就是因为台湾的日趋强大。”

【本刊讯】属于蒋帮中央宣传部门的台北的“中华日报”在６月１７日发表题为“‘整风运动’带来的风暴”的社论，称赞章伯钧、章乃器、葛佩琦等右派份子的话为“坦白的言论”，并歪曲与诬蔑中共的整风运动。    在谈到关于我国知识份子的时候，社论说：我们如果透视大陆知识份子的各种面相，并分析其原因，便知共匪利用知识份子是彻底失败的。综括来说，大陆知识份子现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靠拢分子，是歌颂毛匪的，如卢匪郁文等是。这种人由于卑鄙已极，受到多数人的厌恶，伪农工民主党常委张云川讥讽他们惯于颠倒是非，活像“审头刺汤”中的汤勤，说这种人“学术上的名位并不光彩，政治地位是吹牛拍马来的。”所以卢匪郁文发表歌颂言论后便接到恐吓信，指为“无耻之尤”，这种人即使共匪愿加利用，也起不了作用。    其次是想和共匪争权的，如各附庸党派的首领章匪伯钧之流，这种人当初靠拢时原是抱有自私野心的，受了几年寂寞，已经心急如焚，现在觑破共匪笼络人心的阴谋，正好借此立异鸣高，希图在夹缝中捞上一把，可是以共匪的极权制度，要分权是做不到的，因此这种人也就只能哼哼唧唧而已。    第三种人是过去对共匪认识错误，这些年目睹共匪倒行逆施，卖国殃民，只要有了机会，他们便不怕刀锯斧钺，而大声疾呼，痛数奸匪罪恶的。这一型便是储安平、葛佩琦一流人。这些人有血性，有胆量，不要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却可以构成对共匪的威胁！而他们所表现的悔恨与刚烈之情，很值得我们的同情。    由此可知，无论是上述那一类型的知识份子，共匪今后已不能从他们身上收到利用的效果，这一事实，已由共匪“整风”运动证明了。半年来，共匪从“鸣、放”到“整风”这一过程中，所花的时间与工夫不可谓不多，但结果如此。我们因此更可以认识到，知识份子毕竟多数是良知不泯的，尽管共匪发动喽啰们向储安平、葛佩琦围攻，但还有无数储安平、葛佩琦要继续起来的，因为储、葛二人所说的话，正代表了大陆人民心头所蕴藏已久的怨气，这股怨气是共匪暴政所造成的，只要匪伪政权存在一天，它便无法消解，而其必将形成一个更大的风暴，也就毫不足怪了。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发表文章，题为“台北的黑色星期五之后”：……骚乱为共产党利用    因此，证据表明，虽然骚乱是自发的，但却被台湾地下的共产党利用了。    一、谣言。另一方面，没有证据来支持认为骚乱是下列人们搞的这种臆断：    （一）蒋总统的儿子蒋经国。这一说法在某些美报中间盛行，并且据信是由一个美国下级空军军官那儿传出来的；他是向美国记者这样说的。有位同蒋经国有私人交谊的可靠人士告诉我们说：㈠尽管久有流言，但是没有理由相信蒋氏父子在是否同中国共产党人讲和问题上有分歧；㈡蒋经国对于保持国内安全和同美国的良好关系像蒋介石一样地感兴趣；㈢他既没有推翻现政权的手段也没有这样干的愿望。    （二）国民党内主张同共产党讲和的一派人。根据这种推断，制造骚乱的目的是使美国人在台湾站不住脚。但是表明没有任何计划的证据是有力的，因为：㈠如同在乱民袭击建筑物的时候所发现的那样，台北警察本部没有任何预先增援的装备；㈡如果骚乱是有计划的，那么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会受到大得多的破坏。人们还不普遍知道，美国人本来是能够很容易地被赶出台湾的：当骚乱开始准备从基隆大规模进行之后，第七舰队的各部属都警戒起来；空军的运输机在克拉克机场（菲律宾）和冲绳岛做好准备飞往台湾撤退人员和家属。    （三）台湾人，为了使来自大陆的政府丢脸。但是这种说法与下列事实是不一致的：所逮捕的四十一个被指控为骚乱首领的人们中间只有八个人是台湾人。    二、侧面情况。有这样一些同暴动有关的值得注意的事实：    （一）暴动之所以发展得不可收拾，是由于：    （甲）５月２４日正在举行防空演习，所有的军队、宪兵和警察都有特别任务（调到现场的少数军警处于寡不敌众的形势之下）；（乙）当时没有备有对付暴动的装备，甚至连催泪瓦斯也没有。（催泪瓦斯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从冲绳空运来的。）    （二）根据从这次暴动中所获得的教训，在英国宣布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限制以后，英国领事馆受到了特别的保护。    （三）中国各界的负责人士也在暴动中受到了伤害。美国大使馆的中国人员遮住美国人员，对暴动者说美国人都不在，他们被推到一边去了。    三、后果。在美国国会内外，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反感。但是，军事和非军事决策当局这一级人物却认为，姑不谈情绪和忠诚，在暴动之后，台湾对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安全说来，仍然是同样不可缺少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方面，目前都在尽一切力量恢复５月２４日以前的局面。譬如说：（甲）根据协议，美国人造成交通事故而使中国人受到重伤的五六起案件，已经不许报纸报道；（乙）一个中国男孩患重心脏病而由美国人出钱乘飞机前往美国受手术治疗的事件，被大事宣扬起来；（丙）美国大使举行宴会，被邀请参加的有美国大使馆的全体中国人员，包括仆人在内。

【新华社香港６月２９日电】曼谷消息：执政的玛兰卡西拉自由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在２５日举行第一天会议，检讨现政府及这个党过去所做的工作，并且讨论了未来的党务。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属于这个党的全部第一类和第二类议员，以及来自全国六十多个府的党员代表共五百人。这次会议是在不许记者列席的情况下召开的。    据报纸报道，銮披汶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要求全党团结一致，共同为国家的美好前途而奋斗，同时加强工作，以便澄清目前混乱的政治局面。    消息透露，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早就传说这个党的领导成员之间因政见发生严重分歧，而一般党员则对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一部分党员对泰国外交部长和付外交部长的亲美态度表示不满，有一部分主张采取中立政策的党员，对现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怀疑，他们准备在大会上呼吁政府在两大阵营中切实执行中立的政策。另有一部分亲西方的党员则认为，政府那种“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对外国在泰国的投资没有任何鼓励作用，他们认为，泰国应当向西方一边倒。有三十名党员甚至联名要求在党代会召开时，举行对现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广泛辩论。有些党员并且建议弹劾五名政府部长，其中包括正副外交部长那拉底和拉克·潘雅拉春。    据报纸指出，造成执政党内部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现政府执行不符合人民愿望的内外政策，已使它越来越不得人心。另外，这个党并没有实践它在大选时所作的诺言，人民生活并没有获得改善。据内政部秘书、玛兰卡西拉自由党议员乃创庄春最近透露，目前全国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尤其是泰国南部。泰内政部每天都接到很多人民的诉苦函件。这就影响到现政府的威信和地位的巩固。    泰副司法部长乃良·猜耶干最近也承认，执政党党员大批脱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玛兰卡西拉自由党组织太庞大，不够严密，以致不能借以为选民造福。此间人士指出，联邦党的成立，实际上是想在泰国广大民众日益厌倦玛兰卡西拉自由党政府的时候，争取人民对它的拥护，他便代替玛兰卡西拉自由党政府。銮披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中央社曼谷６月２９日电】泰国总理銮披汶今天下午在重行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否认即将发生政变的傅言。銮披汶说：“报纸所传政变即将发生的说法是毫不真实的，他指出谣言的中心人物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乃沙立元帅已经再度接受执政的自由党副领袖的职务。”他说，谣言也许是由于国会附近安置大炮所引起。他说，那是为准备皇子出生燃放礼炮而装置的。总理外表显得困疲，但是对于被推翻的问题表示可有克服的信心，而不是烦恼。尽管报界对他的外交政策大肆批评，但是銮披汶强调说那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是自由党的政策。他说：“我们依附联合国，我们不和共党联系，我们需要民主，我们不需要五项原则。”    当一个记者坚持询问他的中立主义问题时，銮披汶说，你是左倾份子，你不是中立主义者。他明确说明驻泰美国军事顾问团是训练泰国士兵使用新式武器所必要。他并说明泰国军队将不自韩境撤退。同时前往韩境替代的泰国军队一百名已于昨日离开曼谷前往釜山。銮披汶总理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俄国人，在北韩有很多朱毛匪兵，似乎没有人表示异议。如果共党终止其统治世界的野心，那么毋需外国军队驻于别的国家。    【中央社曼谷６月３０日电】曾于１９４６年签订中泰友好条约的前总理西尼柏拉莫亲王，已再度积极参加政治，再度加入民主党（反对党）担任该党的领导工作。    自銮披汶再度执政以来，西尼柏拉莫一度操律师业，西尼之再度参加政治活动，系由于政府党正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而受到鼓励，民主党将因得到西尼亲王的增援而更活跃和更有力。    西尼昨告曼谷报界说，泰国人民将明白共产主义是只为极少数人取得权力，并非谋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它在行政上会变成极权主义，因此在共产主义之下，是没有思想自由的。西尼又说，根据泰国人民所具有的文化历史及地理背景，他们将不会采纳共产主义。

【法新社巴格达１日电】伊拉克的“人民报”今天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曾经在向一群埃及陆军领导人员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谈到在埃及领土以外使用埃及军队“来实现阿拉伯的团结”的可能性。    这家报纸说，纳赛尔３月９日的报告的抄本已经走漏出埃及国境。据说纳赛尔在报告中这样说：“我们的飞机能够在一小时内到达特拉维夫，还能飞到的黎波里、喀土穆和利雅得。我希望我们不致于被迫采取这种行动。当埃及决定在我们姐妹国家的土地上使用它的武装部队的时候，对它说来将是到了危急的一天。但是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军队，竭尽可能地以一切武器供应它，以期它成为实现阿拉伯的团结的工具。我们加强我们的军队并不是只是为了每年开罗的广场上检阅一次。”    “人民报”说，纳赛尔的报告是被一个埃及军官携出埃及的，然后交给了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    纳赛尔赞扬埃及驻邻国的武官所做的工作。纳赛尔说，“如果没有埃及驻安曼武官萨拉赫卓越的活动，约旦恐不能在１９５５年年底成功地避免参加巴格达条约”。    他继续说，“我们驻贝鲁特武官哈桑·哈利勒是活动的一个杰出的榜样，我们的武官在国外工作应该学他的样。”    纳赛尔说，埃及向苏联定购飞机是想“成为中东坚强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说，埃及的空军在整个中东具有优越地位。纳赛尔排除了与以色列进行正规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提到关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的计划时，纳赛尔说：“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内与外国人战斗了五年。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斗争转向邻国。苏丹、利比亚、突尼斯和位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还没有完全解放。在约旦有帝国主义的洞窟。在我们能够消除帝国主义的最后痕迹并且能够保证各种事务被交给与埃及友好的、按照我们的利益来工作并准备实现我们的愿望的阿拉伯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工作。”    他说：“我们与帝国主义战斗不是要留下一个真空，我们把法国人和英国人赶出去不是为了让美国人来代替他们。”    【路透社巴格达１日电】伊拉克报纸“人民报”今天刊载据说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报告全文。在报告中，他说，在去年１１月英法在埃及采取行动期间他答应过一个美国特使不炸毁美国的输油管。    纳赛尔总统说，“在这个时候，美国通过特使告诉我，美国从来没有参加过对埃及的三国侵略，并且要站在埃及一边以便把侵略者赶出埃及领土”。    “这位特使最后请求我们不要摧毁阿拉伯油管公司的油管和石油站，这些油管和石油站是通过叙利亚和黎巴嫩的。    “我答应了美国的这个请求，这就明显地证明，美国为什么在    英法在１１月对我们进行侵略的时候没有支持它们。”    纳赛尔总统说，“对美国来说，使石油能够通过阿拉伯油管公司的油管流向地中海比它和英国和法国保持联盟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答应了美国的请求。”

【本刊讯】“经济学家”在６月２９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毛泽东的话的意义，中国人民希望毛泽东的言论见于行动。但是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来说，这些话可能是放在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基础下面的另外一批炸药”。社论写道：    对中国人自己说来，这篇讲话主要在理论上证明他们若干时候以来所经历的比较温和的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对“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了区别；这如果意味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一定意味着只要他们的言行的目的不能说是推翻现政权，中国人就有更多说出自己真心话的自由了。“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本身颇有意思地暗示共产党莫斯科和共产党北平思想方法有分歧。    看来似乎很奇怪，共产党中国在处于同俄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基础刚建立的时候相仿的阶段竟然朝这个方向发展。    毛的有利条件是他不是一个拓荒者，他能够利用苏联曾经犯了错误的经验。看来他一直非常了解在一个有五亿农民的国家发生农民叛乱会意味着甚么，同时很了解农民的情绪。匈牙利的叛乱使斯大林的幽灵出现了，并且也提醒中国领袖们，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超过了某种限度，那么，叛乱的危险决不只是理论上的问题。    光是希望避免流血是不够的。俄国曾经发生过的大量流血并不是因为斯大林个人嗜杀成性，而是因为他决心使苏联人民比他们自己所愿意有的快得多的速度走向工业化，虽然在这方面他的确不受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的限制。如果要政治上的援和不产生爆炸，那么，还必须同时减轻经济上的压力。落后的中国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它不是孤立的；毛将必须要求他的苏联伙伴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如果他要把他的原则变成实践，他还有必要放慢国内的前进速度。    西方记者发出的某些使人不安的消息说，已经在着手把放松政治斗争的措施推向相反的方向去。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百花齐放”运动的目的只是为党的除毒草的园丁提供容易找到的目标。但是，也许更为接近实际的看法是毛的讲话确实表明中国领导方面愿意让步，以便通过说服的办法来得到他们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    空谈不如实践。中国人所关心的是他们的政府将来的行动有多少同它的言词是一致的。但是对共产党世界其余地方来说，这些言词本身就有极大的重要性。它们使波兰的异端的东西有一种可尊敬的气氛。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共产党领袖中间的所有争吵中，从来没有过任何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自由主义分子”和“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的分歧所涉及的是在共产党社会的范围以内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毛泽东现在支持的看来是少数派的意见。只要从他的演说里引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从表面上看，它超过了指责斯大林的方法的程度：    用粗暴的方法来处理思想问题不但是徒然的，而且是有害的……你可以禁止表示错误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还是在那里……正确的意见如果在暖房里娇养，不受风雨的吹打或者使其不受疾病的侵袭，它就不能克服错误的意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采用讨论、批评和说理的办法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先生在他对美国发表的电视谈话中，当记者请他就中国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存在矛盾的说法发表意见的时候，不得不尴尬地支吾其词。斯大林主义的神话说，苏维埃社会没有矛盾存在，这种说法产生两个重要的结果：任何人越出正统的路线就是异己，就是敌人；没有分歧意见存在的余地。不错，斯大林的继承者在苏维埃社会中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赫鲁晓夫先生自己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指责中为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所定的步调，当初在毛泽东看来似乎是太激烈了。    但是就是那篇演说所引起的局势却帮助改变了相对的地位。自从匈牙利起义以来，苏联领袖们试图把改革局限在经济管理的范围里去。但是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学生和科学家们却因为现在集中营已经不再威胁他们而开始叫喊要有更大的言论自由，并且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地用毛的话来支持他们的要求。    毛的演说在波兰极自然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关于中国的新学说的消息一传出来，有一位波兰作家就用伽利略的“但是地球确实是移动的”这样的话来欢迎它。尽管有匈牙利悲剧以及那次镇压行动似乎会预示的思想后退，但是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却是无法制止的；它正从东方获得新的动力。哥穆尔卡先生本人就称赞了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但是毛泽东并不只在对皈依者说教。他的声音将达到布拉格、索非亚、布加勒斯特和柏林。共产党欧洲的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保卫斯大林主义方法的后卫战。在那些国家中，正统的领袖们可以把哥穆尔卡先生斥为一个危险的异教徒，但是毛主席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僧士，因此不能轻易地加以检查或者责难。披着莫斯科的据说很有权威的外衣的死硬派领袖们不久可能发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改良派将详细引证北京的话来为他们自己辩解。    这样一来，中国已经在共产党的天平中把自己放在改良派一边了。不要按照西方的字眼的意义对这种行动作过多的期望。没有一个地方曾经说过将产生任何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做法。对“敌人”来说，在匈牙利所表现的暴力仍然存在着，在中国和波兰同样存在着。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并没有在共产党世界萌芽。但是一阵风正在吹来；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现在能够退缩回来种植它自己的花园。在尼斯河到太平洋之间的广大的土地上，风把意识形态的种子从一国吹向另一国；生长来的鲜花或者杂草将由它们落在上面的土壤来支配。某些植物甚至可能使毛泽东本人感到吃惊，莫斯科一度完全掌握的园艺的垄断权已经完蛋。

【新华社布达佩斯６月２９日电】在２８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雷瓦伊作了关于党内思想斗争问题的发言，他说目前主要火力应当对准修正主义及纳吉和洛松齐叛变集团，因为反革命的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消灭，而同时也要坚决地不断地进行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不管这些错误是表现在原谅过去的错误上，在忽视与群众的联系上以及骄傲自满，或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方式上。    应当战胜纳吉的背叛行为，肃清修正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如果认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再早一些恢复纳吉的名誉，那么纳吉就不会变成叛徒，但事实将是如果早些把纳吉放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去，那么他会早一些从内部来分裂党。他认为需要彻底地揭发纳吉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叛变是如何与他在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３年、１９４５年或在地下斗争中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观点的紧密联系。雷瓦伊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不少实例以后，指出拉科西同志和纳吉之间从１９５３年６月起就有私人的争吵及无原则的争论，但与此同时又在“互相宽恕”的基础上进行了无原则的和解。    他强调说，应当把反革命的叛变和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所犯的错误分别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拉科西及格罗等同志“恢复名誉”。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的领导下使党达到了一个那样的地步——虽然只有两周——我们失掉了政权。但如把批评过去的错误变成谩骂，那么也是个诽谤，同时也小看了那些从解放以来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作出了巨大成绩的千百万人的努力。

【新华社华沙航讯】“华沙生活报”６月２５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为了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文章，全文如下：    我不企图确定毛泽东报告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某些问题的意义。其重要性已由科瓦列夫斯基同志指出了，我只想请读者注意几个基本问题。毛泽东的报告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后发表的。这是中国过去所采取的对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的继续，同时也是从最近国际工人运动的事件中得出的。毛泽东在确定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前景时指出：对敌人的专政不应影响对人民自由的限制——毛泽东同志确定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中心环节是不能离开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写道：（此处引了毛主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个标准——编者注）    毛泽东的分析不仅是对过去经验的分析，同时，也是在成就和错误的十字路口上对将来的高瞻远眺，是从过去一切好的和不好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论点是确认并大力强调除敌我之间即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性矛盾外，在“人民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对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要研究、解决、克服，以便社会主义能够发展，能够在实际中前进，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团结一致地成长。从形式上看，这不是新的论点。但新的是毛泽东把这个论点放置到了应有的地位。这个位置给诚实的认识的努力揭示了广阔的前景，并且无疑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改造。    在过去一切实践中（我想这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一种缩小和不重视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意义的倾向。甚至可以说是忽视了这些矛盾，以为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自动地消逝。假如这种天真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在紧张的阶级斗争中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解决对抗性的矛盾这个事实——而这种说明却并不能在理智观点有说服力。它们最后不但陷于精神上的孤立无援，而且无疑同其它东西一起成为危险的纠葛的基础。当人们以为革命改造和制度的改变立刻消除一切更大困难和冲突，当对这些困难和冲突不够理解时——就会开始认为它们是对抗，开始在那里并寻找不存在的敌人。从开始寻找的第一步起——就是不可挽救的悲剧。    每当未及时研究和处理那些非对抗性矛盾时，它们就会转变成带有对抗性的冲突。    毛泽东的报告对揭露和实际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非对抗性矛盾是不可衡量的推动力，这里不能不记起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和哥穆尔卡在八中全会上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同毛泽东的报告的前提有相同之处。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势力和保证人民消费的困难之间的矛盾将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的问题。要面对真理，指出困难，同劳动人民一起，慢慢地、和平地克服这些困难，限制冲突的发生的可能性，并预防其发生。    本文不是详细讨论毛泽东报告中那些问题是限于中国特点，而那些又是不限于中国特点的地方。至于以中国经验来同我们波兰特点比较，这还待详细的科学分析，这是个重要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这里强调，毛泽东报告的总的精神同我们在波兰土壤上产生的思想和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长期以来就争取过并争取着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