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旧金山２８日电】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的全文如下：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    我们在这个同远东遥遥相对的大城市旧金山来考虑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是适宜的。一、今天的局势    在中国大陆上六亿人民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着。那个政党依靠暴力取得了政权，而且迄今一直是靠暴力生存的。    它不是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而是靠大规模的强力镇压来保持权力的。它在朝鲜和联合国作战，它支持印度支那的共产党战争，它用武力占有西藏。它煽动菲律宾的共产党民抗军叛乱和马来亚的共产党叛乱。它并不掩饰它的扩张主义野心。它极为仇恨美国。它认为美国是它的征服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在这种情况面前，美国一直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自由国家。我们的安全条约表明，国际共产主义侵犯这些国家的行动将被认为危及我们自己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将准此采取行动。    我们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颇大的集体和一个防御侵略的强大的堡垒。    关于中国，我们一直避免采取在道义上、政治上或物质上鼓励这个共产党政权的任何行动。就这样：    我们一直没有对中共政权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我们一直反对它加入联合国；    我们一直没有同共产党中国贸易，或者准许同它进行文化上的交流。    这些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是我们的政策。这些政策像我们的所有政策一样，是受到定期的检查的。二、俄国的先例    当我们检查我们的中国政策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并且正当地回想起我们承认共产党俄国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１７年从克伦斯基手中取得了政权。但是，有十六年之久，我们一直把处在流放中的克伦斯基的代表当作俄国的合法政府。到１９３３年，看来这个共产党政权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的一个和平成员。它有十年多的工夫没有采取武装侵略的活动。它承认了爱沙亚尼、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的独立。它没有明显地虐待美国的公民。它答应停止在美国进行颠复活动，尊重美国在俄国的权利，并且偿还俄国向美国借的公私债务。（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而且，到１９３３年的时候，我们希望鼓励苏维埃政权抵抗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政策。中华民国在同样的想法的支配下在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承认了苏联政府，我们不久也承认了苏联政府。    我们用不着怀疑在当时情况下承认的行动。那种承认看来是由大多数衡量标准所指明的，并且，我们又不能知道将来的情况。    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如果有明显的警号，表明苏联在那方面所作的诺言完全是不可靠的，侵略战争会很快成为苏联政策的工具，它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会保持中立，那么，即使到了１９３３３年，仍然是不会承认苏联的。    关于共产党中国，我们有预先的警号。那个政权连苏维埃政权在十六年后似乎通过了的那些考验都不能通过。    （１）在１９３３年，苏俄曾与其邻国有十年和平的、非侵略的关系；而共产党中国过去的记录却是一个武装侵略的记录。    （２）苏维埃政权似乎希望未来有和平。而在共产党中国来说，情况就完全相反。万隆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先生说，“中国人民并不要和美国打仗，而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当美国真的接受了他的说法，并且企图取得双方相互明确声明放弃使用武力的时候，他的大使在提出了种种推三阻四的方案以后，最后坦白说出了，他的政权打算使用武力取得台湾，除非他们能以某些其它办法得到它。    （３）１９３３年的苏联并没有明目张胆地破坏它的国际义务。而中国共产党政权却在破坏１９５３年的朝鲜停战和１９５４年的印度支那停战。    （４）我们有理由希望苏维埃政权将尊重地对待我国公民。而中国共产党政权却无视基本的国际礼法，侵犯了我国公民的人身，而且违背了它在１９５５年所作出的释放美国军民的保证。    （５）在１９３３年，苏维埃政权和美国在抵抗日本对远东的侵略方面似乎是有着相同的利益的。但今天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目的在任何地方和我们自己的政治目的都是冲突的。三、承认的结果    美国如果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中国将产生以下的结果：    （１）最近毛泽东亲自承认的大陆上很多想改变他们政府的性质的中    国人会大大地受到挫折。    （２）成百万的海外华侨将感到他们没有自由中国可指望了。今天，    到自由中国去学习的海外华侨的人数愈来愈多了。六年以前，在台湾学习    的来自东南亚和香港的华侨学生不到一百人。现在已经达到将近五千人。    从海外侨居地来到自由中国的华侨学生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而到    共产党中国去的华侨学生的数目已经下降，在过去两年中，有成百的失望    了的学生离开大陆中国。    如果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自由亚洲国家的成百万的华侨中将有    很多人不得不勉强转而接受共产党政权的指导。这对他们将是一个悲剧；    而且这会给那些已经受到中国共产党颠复活动的威胁的友好政策造成危    害。    （３）中华民国将受到它的朋友的猛烈打击。这个政府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是我们的盟国，而且在很长的期间中单独担负了远东战争的主要负    担。它曾有很多次可以按照将大大不利于美国的条件与日本人妥协的很能    引诱人的机会。它从来没有这样做。我们谴责苏联人违背了他们在１９４５年    所作的关于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的为期二十年的条约保    证。我们对我们的盟国有完全遵守信义的光荣义务；对于这个盟国，我们    是由共同防御条约来保证的。    （４）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自由国家的政府将感到非常迷惑不解。它们    同广大的中国大陆很接近。从地理上来说，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从政治上    来说，它们之间是互相分开的。美国的精神和决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统一    和振作精神的影响。如果我们看来举棋不定，并且对中国共产主义表示妥    协，那么，这就会削弱自由亚洲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抵抗和帮助国际共产主    义在包围我们的计划中获得一次很大的胜利。四、中国和联合国    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将使那个政权可能获得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这是既不符合美国、也不符合联合国的利益的。    联合国不是一些品行恶劣的国家的政府的感化院。联合国被认为是那些已经“爱好和平”和那些“能够、而且愿意履行宪章义务”的政府组成的联合组织。基本的义务是除了因受到武装进攻而进行防卫外，放弃在国际使用武力。    中国共产党政权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的记录。其中包括对联合国本身的战争。这个战争在政治上还没有解决，可是由于达成了停战协定而停止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说，为了把台湾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它不仅有权利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它存心要使用武力。    中华民国在安全理事会里有资格保有常任席位和“否决权”。难道应该让一个在七年内鼓动了五次国内外战争——朝鲜、印度支那、西藏、菲律宾和马来亚——的政权、一个自己向联合国开战并被联合国判定为侵略者的政权、一个违抗联合国关于重新统一朝鲜的决定并且公开宣布它继续打算使用武力的政权在一个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首要责任的机构内得到保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吗？    保有否决权的共产党俄国已经严重地限制了联合国实现要它实现的宗旨的能力。如果共产党中国也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保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的话，我恐怕，这会在联合国内种下联合国自己毁灭的种子。五、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文化关系    现在让我谈一谈贸易和文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能够在未予承认的情况下在有限的程度上存在的。    同中国在和平时期进行的正常贸易——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会在这种贸易中获得利益——能够是共同有利的。但是看来，这种贸易将不会有多大数量。    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不是一种自由贸易。它不会向一个国家提供它的人民所需要但是不能自己很好地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交换别国人民所需要但是不能自己很好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完全受一个官方机构控制的，它的有限的外汇是用来尽可能快地发展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构和支持这种机构的重工业的。    这个政权的首要愿望是要得到工作母机、电子装备以及总的说来那些有助于它生产坦克、卡车、飞机、弹药和其他军用品的东西。    不管别人可能怎样做，在中国地区负有重大的安全义务的美国当然是不应当加强它的潜在敌人的军事力量的。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很希望发展的文化交流，也是怀疑其价值的。他们想同美国建立这种关系，主要是因为一旦这个例子开了，中国的近邻就很难不接着也这样做。这些自由国家已经有遭受共产党的积极颠复活动的危险，不可能进行共产党人所希望进行的文化交流而不使它们遭受的危险大大增加。六、“事实”论    以上是支持继续我们目前的政策的考虑。反面有些什么论点呢？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政权，因为共产党政权执政已很久，已经有得到外交承认的权利。    这不是健全的国际法。外交承认总是一种特惠，从来不是一种权利。    当然，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存在。我们清楚知道它存在，因为它在朝鲜作过战。而且，在可能符合我们利益的具体情况下，我们容许同中共打交道。我们在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同它打过交道。将近两年以来，我们一直而且仍然在同它交涉，以求我们的公民获释，以及实现相互放弃使用武力。    但是外交上的承认使被承认的政权得到宝贵的权利和特惠，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中，美国要是承认一个国家，那么被承认的国家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影响就大大增长。    当然，并不是任性不给予外交上的承认。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美国设法按照对世界法治社会有贡献的原则办事。    常常应用的一一个衡量标准是一个政权实际实行治理的能力。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些国家常常同一些流亡政府维持外交关系。而它们常常不承认实际执政的政府。其他通常应用的衡量标准是，被承认的政府是否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反映“确实表明的民族意志”；这个政府是否符合文明国家的道德，是否和平相处和尊重它的国际义务。    不过，承认常常被认为是国家政策的工具，为的是开明的自身利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地确定了的。承认绝非自然而然的事，绝非仅仅由于时间消逝就不得不做的事。七、“不可避免”论    另外一个论点是，外交承认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不在现在就承认呢？    首先，我要着重说明，美国决不需要接受“不可避免”论。我们认为，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们能够规划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    让我继续说下去，共产党式的专制制度并不像它们有时在外表上看来那样不可改变。时间和环境也对它们发生影响。    人们时常有一种错觉，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压制分歧意见的警察国家在外表上看来是永恒不变的；而有反对党派和国内时常发出不同的和不协调的意见的民主国家，看来却是世界社会中不稳定的、软弱的成员。    当然，事实是容许分歧的政府制度才有长存的希望。想强求一致的制度总是有危险的。这是人类基本性质的结果。在提出的主张承认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论点中，“不可避免”论是最不能令人信服的。八、中国和俄国    有些人建议，如果我们帮助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强大，那么他们最后会跟苏俄绝裂，而这是我们将来的最大的希望。    无疑的，俄国和中国在亚洲存在基本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由紧密的思想联系连结在一起的。    也许，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因取得成就而野心大起来了，他们最后可能跟苏俄发生冲突。    也许还有，如果轴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胜利，它们将会内哄起来。    但是没有人曾经建议，由于最后这个轴心会在胜利品——我们也将成为其中一部分——问题上发生争吵而应当容忍、甚至帮助这个轴心得到胜利。九、结论    除了对长期虐待在华美国平民的事感到一定程度的愤怒以外，我们将设法不抱任何成见地和毫不感情用事地估计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仅仅为了保持始终一贯或者因为改变会意味着过去错了而要避免改变。    我们始终考虑到影响共产党使它变得好一些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同它建立外交关系的话，或者即使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我们同它保持商业和文化接触的话。但是那些现在承认中共政权并且同它打交道的人们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承认、贸易，或文化关系以及所有这三者都不会有利地影响中国事态的演变。从国内来说，大概会产生的结果将同我们所希望的恰恰相反。    从国际方面来说，中共政权不遵守文明国家的惯例，不履行它的国际义务；在过去一直不是采取和平态度的，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将来会采取和平态度。它的外交政策是敌视我们和我们的亚洲盟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同中共建立关系，那是愚蠢的，因为这种关系会增强他们伤害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的能力。    你们会问：“将来怎样呢？”难道我们的政策仅仅是消极的吗？我们是看到有任何希望恢复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保持了许多代的而且我们希望再度保持的那许多友好联系吗？    我们看到拥有丰富和古老文化及智慧的潜能巨大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再度在各种国际场合发挥建设性作用吗？    我们深信不疑地对这些问题给以肯定的答复。我们这种信心是以某些基本信念为基础的。其中之一就是相信人类自由的前途。我们知道，国际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统治决不会永远适合人类的创造者赋与人类的愿望。    在苏联内部，统治者不得不推翻了斯大林牌的共产主义。    在卫星国家内部，即使十二年的灌输也没有使人民相信：苏维埃制度能够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或者他们的个人愿望。    中国人民也同样不喜欢共产主义。我们读到了最近那位大学讲师在赤色中国所说的勇敢的话：“推翻你们，不能说是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如果我们认为，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末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同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末我们就建立这种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现政权参加一些联合国的活动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末我们就不反对它参加。    我们应当，我们也确实经常考验我们的政策，使我们自己尽可能地肯定，我们的政策是按照不时变化的情况服务于我们国家自从成立以来所致力的伟大目标的，这就是和平、正义和人类自由的事业。    我们的政策是随时可以调整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形势的要求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应该有所转变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要美国根据这样一种理论，即敌对的和邪恶的力量如果不迅速地或是爽快地改变，那么我们必须改变来迎合它们的理论来进行工作，那是再也危险不过的事情。    美国今天对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强大的而是因为我们拥护和平、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许多自由国家设法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外交政策相配合。如果自由世界要有为使它安全所必需的结合力的话，这种配合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会改变政策来迎合共产党的愿望，而这只是因为共产主义不愿意改变的话；那末，美国政策永远也不能够成为团结自由各国人民的力量。如果共产主义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话，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正确的东西。    改变的能力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能力。坚持好的东西的能力也同样是不可缺乏的。有了这些品质，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这样一天的来临，到那时，在亚洲现在仍然是自由的人们能够有信心地保持自由，而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能够恢复他们长久的合作友谊的历史。

【合众社伦敦２７日电】（合众社编者按：下面是合众社驻伦敦首席外交记者特勒根据来自红色中国内部的高级外交情报发出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对于北平的“整风”运动和目前在北平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作了新的说明）    共产党中国在它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中面临着麻烦。红色政权的困难比迄今它容许透露出来的更为根深蒂固和广泛，并且这个国家的六亿人口几乎到处都对政府提出了批评。    可是这些困难大概不会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或推翻毛泽东政府。这种发展大概“暂时”不会影响苏中关系。    这些是高级人士对共产党中国内部最近的局势发展作出的就地估计中得出的结论。由于最近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政策声明，大家都在集中注意共产党中国内部最近的局势发展。    这些高级人士的估计认为，毛泽东的直率的政策声明是从这个政权的实力地位而不是从孱弱地位出发的。连中国的批评也仅仅到此为止，而不是热烈的反对。    据信，毛泽东过高估计得到的风险，允许中国人民在“整风”或是纠正共产党过去的错误的运动中公开提出他们的不满以发一阵牢骚。    高级外交人士说，毛泽东仍旧有权力严厉地镇压，如果反对派弄得不可收拾和威胁到共产党统治的基础的话。    毛泽东的政策讲话，是由中国的内部需要促成的，而不是出于北平想以全世界为对象而提出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愿望。    但是它对于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预料他的比较灵活的方针将对苏联的欧洲卫星国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毛泽东所以要发表这个讲话是由于北平政权切望群众取得内部团结。毛泽东还急于避免俄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以及在斯大林执政下在政治方面所犯的错误。    但是共产党中国的内部困难已经含有经济方面的严重缺点，造成这样情况的是前些时候的工业化计划野心过大和资源利用得不充分。国家组织中的官僚主义方法和缺点已经公开遭到批评。    外交人士估计，赤色中国的麻烦比国外所想象的严重得多。但是决不可以过高地估计这些麻烦，因为这些麻烦并不是那种会威胁政权基础的麻烦。    毛预言能够经得住目前的批评攻势时，他对他自己的力量表现了信心。人们从周恩来昨天向北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中看到了一些批评攻势。    毛的革命的理论发展（同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显著不同）看来也不会在目前严重损害莫斯科—北平轴心。    毛泽东准备让百花在共产主义理论园地里齐放，这是同莫斯科所坚持的相抵触的，但是人们的看法是，只要毛泽东的主张仅仅限制在赤色中国一国之内，俄国是不会过分不安的。    人们认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最近的访华表明轴心仍然保持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俄国需要同赤色中国团结一致。中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需要这种团结。因此预料在今后一些时间内，在表面上这种“团结”将保持下来。    就威信和实力而言，赤色中国在亚洲已经迅速走在俄国前面。外交界的估计是：毛泽东的政策讲演已经使赤色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得到有力的支持。    西方的看法是：这种新倾向严格看起来好像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化的过程采取了比较“合乎人情”的态度，并且是采用了心理战术而不是苏联式的高压战术，因此可能引起各亚洲国家的兴趣。    因此，预料西方将不会从这种转变过程中得到什么好处。

【中央社台北２８日电】国防部军事发言人柳鹤图少将，２８日在新闻局每周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分析金马当前的匪情时说：“匪岸炮已有增加，匪空军虽尚未进驻福建机场，但其活动已向南移，至匪海军在金厦地区，除略有活动外，其兵力并无增加。２７日厦门港外匪炮艇对我大担岛的炮击，仅足说明其配合匪岸炮在有限的海面作有限的活动而已。”    有记者问他，金门炮战日趋激烈，国军对策如何，是否将采取新的战略？柳鹤图回答说，“今天仍要提出说明的，就是匪帮军力准备已有随时进犯金马的能力，我国防部对匪军行动当然有判断、有对策，但因对策属于军事机密，不便奉告。”    关于如果共匪进犯金马是否我即反攻大陆的问题，柳鹤图说：“匪进攻金马与我反攻大陆并无直接相连的关系，任何军事行动不能单纯的因敌人某一动作而决定。    【路透社台北２８日电】美国太平洋总司令斯图普海军上将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到这里访问恰恰是在共产党中国对国民党据守的沿岸岛屿展开了炮火攻击的时候是“巧合的”。    但是在他对此地的二十四小时访问中曾分别在两次会议上和蒋介石总统讨论过台湾海峡的新局势。    他说，他不认为台湾海峡的局势已突然发生变化，而认为是“逐渐在变化”。在最近共产党的几次炮击中他看不出有任何特别意义。如果局势发展到某种地步，以致美国和国民党中国要根据它们的共同防御条约而去共同作战的话，那么最近设置在台湾的美国“斗牛士”式火箭将成为“这里和大陆之间的一种必要武器。”    斯图普海军上将说，关于在“斗牛士”上是否配备原子弹头的问题，那必须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决定。    在今天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席国民党军事发言人柳鹤图说，共产党炮击可能是企图转移人民对“大陆上普遍的不满”的注意。    今晨破晓前，厦门的共产党大炮又对国民党据有的金门岛进行轰击。国防部一分公报说，他们向大担射击三十六发，二担十二发，这两个岛是控制着去厦门港的道路的前哨岛屿。国民党大炮立即加以还击，厦门有七处起火。    【合众社日本府中２８日电】劳伦斯卡特将军今天在府中说，共产党空军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卡特于７月１日将就任美国太平洋空军总司令。    他说：“共产党空军是为了具备进攻力量而计划和建立的。假如有人怀疑盟国空军的力量和效率，他们只需要看到，共产党空军是被限制在铁幕范围之内飞行的。”因此共产党没有达到他们的“在空军方面的目的”。    有记者直接问他，华南的共产党空军基地和人员是否正在增加。卡特将军回答说：“肯定地在增加。”    他说，华南共产党空军基地和人员大量增加，这是目前远东的空军力量方面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注视着共产党在华南增加空军力量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无论他们的基地或人员数目都在非常迅速地增加着。”    卡特拒绝说出华南基地上具体在什么时候会有能投掷原子弹的最新式轰炸机，或者这些基地上究竟会不会有这种飞机。    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的十三款卯项而使我们得以向南朝鲜运送新式武器的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目前日本和冲绳的上空有什么样的新式飞机，南朝鲜上空也同样要有什么样的飞机。”

【本刊讯】台湾“联合报”６月１９日发表题为“我们应有所警惕”的社论，评论中共目前的整风运动。“联合报”是代表台湾地方反动势力的报纸，有时会流露对蒋帮统治的某些“不满”，在这篇社论中，除了一般的对中共整风运动进行诬蔑外，有些论点也与蒋帮的报纸稍有不同。现在将全文刊载于后：    这一次共匪整风运动的发展，值得我们严肃的注意，决不可以等闲视之。共匪邀约各党派人士参加“鸣放”，显然已经做到有点令人意外的程度。连日报载，如储安平、金芝轩、葛佩琦等人对匪政权的指摘与批评，相当激烈，而且多少已经触及到若干政治上的基本问题，不像过去那样的只谈技术，不谈原则。匪方看到此类“不轨”言论之公然发布，不免有点惊惶，他们所直接控制的报纸刊物，已开始对批评者予以反击。但这一幕闹剧究竟如何收场，目前尚不得而知。我们这里颇有些人断定它必然是以“鸣放”始，以“整肃”终。此诚有可能。但对未来事究竟不能十分肯定的预言。我们只能就发展到现在为止的情况，加以评论。    匪党发动整风，鼓吹鸣放，一方面有所损失，另一方面也有所收获。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让批评者大鸣大放，无异是过去匪党所犯罪行的全盘招认。使世人清清楚楚的看到，世人对匪帮的批评，并非只是敌意的宣传而已，而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须要追问的是：匪党明知鸣放会使它遭逢这样的损失，为什么愿意任人鸣放呢？必然是由于它一方面有所失，而另一方面则有所得。所得为何？那就是它希望经由这种伪装的民主自由作风，来改变世人对共产政权的观感。它要造成这么一种印象，使世人相信共产政权是愿意承认错误的，而且是可以纠正错误的。其情形正如赫鲁雪夫之清算史大林一样，无非是想借以挽救狼借的声名，为将来对自由世界作思想斗争预留地步。    全世界人士，现在都把共产主义的前途当作一个问题在那里纷纷讨论。世人似乎生出一种新的观念，仿佛以为共产政权也可能自动的变得更为合理一点。最近美国新闻处（总署）出版的一期“共产主义的问题”季刊，就有三篇重要文章，论到俄国政权变化。我们无法在此介绍那些文章的内容，但仅仅几个标题就值得我们注意。那些标题是：“苏俄在转变中”，“俄国会反布尔雪维克化吗？”，“青年与政权，一个价值判断的冲突”。这显得俄国的最近发展已渐渐对一般人的观感生出了深切的影响。我们对匪党的最近动机，亦必须考虑到它可能得到类似的收获。    目前世界两大集团的对立，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已陷入较长期性的相持之局，最近年间的重要课题，当为思想斗争。但由于史大林主义之罪大恶极，使共产主义原始的魅力，为之丧失净尽。共产党徒要在未来的思想斗争中找到新的凭借，非赶快扔掉过去的包袱不可。所以：它要在不动摇它政权基础的前提下，伪装民主，伪装自由。他们要表示已不像过去那样的根本否认这些基本的价值。我们并不认为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鸣放，就真正会动摇了匪帮政权的基础。所以匪帮继续让人鸣放下去，是非常可能的；甚至作一些枝节的改进，也是有若干可能的。伪君子的确比真小人更难以对付，因为世人未必个个都看清楚那些伪装。    今后我们不仅在宣传上遭逢困难，而且在行动上也遭逢考验。坦白说，我们要在民主自由方面与匪帮竞赛。当然这并不是说，匪帮鸣放，我们也来鸣放。我们是要拿一些切切实实的表现，来使人相信假货究竟不能与真货相比。世人是一天到晚在那里比较的，甚至连一点细节都不肯轻易放过，我们不能希望敌人比我们坏，而要做得比敌人好。现在敌人无异是在向我们挑战。他对我们说：我们来比赛一下吧。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是无法逃避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拿什么东西来与敌人比赛？？    我们预言匪党终将对批评者施行迫害。这可能言中。但这个日子一天不来到，我们的预言就一天不能取信于人。而且，即令会中，我们亦何忍永远拿大陆人民的鲜血来作我们的政治凭借。我们的凭借，应该是自己的长处，而不是敌人的短处。要这样，我们才能长久的自立于不败之地。匪党整风的发展，我们只能注意而无法影响，也正因为无法影响，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才好。

【日本电台２８日１８点半华语广播】毛泽东主席的演说和日本的反响——政治评论家本乡贺一。    北京广播电台１８日晚播送了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说以后，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报在１９日除了介绍演说的要点外，还刊登了各种评论。毛泽东主席的演讲在日本受到注视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或者是毛泽东主席在共产阵营中的地位事实上已经提高了很多。例如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竹内浩说，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在共产阵营中，北京的地位已经可以和莫斯科平肩。政治评论家桂五郎说，苏联“真理报”能够以三个版的篇幅来刊登这个演说的全文足以证明共产党世界对于毛泽东主席如何重视。日本各报对于演说的内容给了很高的评价。例如“朝日新闻”写到，这篇论文和去年４月及１２月所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最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重要文献。“每日新闻”说，这篇论文是在中国革命的过渡期间的指导理论。“产经时事新闻”说，这是在匈牙利事件后给予共产阵营再团结的新的理论目标的一篇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在毛泽东主席的演说里面坦率地承认中国人民内部存在有许多矛盾，尤其是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人民大众和政府之间都有矛盾存在。又强调说：这些矛盾都可以用教育说服等和平手段来克服，这一点很得到一般的好评。如“每日新闻”说：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能把中国目前的各种困难坦率地说出来让我们知道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决不是像一般中国礼赞者所描写的乐园，里面也有它的矛盾存在。尤其是最近赫鲁晓夫在美国放送的电视里面说，在共产国家里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矛盾存在，所以“东京新闻”说，毛主席的这种态度和苏联领导人的态度相比较是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同时也可以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评论家古山增新评论说，毛主席在掌握实权之后还继续保持着忠实于理论的热情，可是问题不在于有矛盾而是为什么这个矛盾激烈起来了。关于这一点非常遗憾，在毛主席的报告里没有能够看到坦率地说明。关于这一点一般报纸对毛主席演说都一致评论说，这种矛盾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本原因一样，是由于经济困难而引起的。“每日新闻”说，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年度的今年，生产力的增加还未能合乎理想，河北省等各地农村、山地受到天灾，由此而引起的物资不足不仅妨碍建设计划，而且有引起社会问题的可能。“每日新闻”指出中国的经济困难还有相当大的危机，但是关于引起这种经济上的困难的原因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由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太快，例如“东京新闻”和竹内浩等说，这种困难是由于迅速进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之间的不协调而引起的。按照这一派的见解，为解除这种困难需要放慢建设的速度。另一种看法是，这是基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一个实质问题。例如“东京时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受到统治的政治和经济等的自身的矛盾，又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第一位，生活习惯、语言、宗教都非常复杂……。    关于批评的自由，“每日新闻”说，在中国还有受限制的一小部分自由，并说在毛主席写的报告中说，在中国仍有人希望发生同匈牙利相类似的事件。虽然反革命分子很少，但是他们的存在是由于斯大林死后自由化的风潮渗入中国而出现的。中国现在是实行工农专政，不允许批评。毛主席说，要克服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以强迫的手段，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的方法，但是人民是否能够接受，在于人民能否批判地接受工农专政的制度。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有限制的自由民主主义和我们所论说的自由主义在道理上有相当的距离。“每日新闻”对于毛主席克服矛盾的方法颇抱怀疑。关于匈牙利事件，日本的评论非常不满意毛主席的说法。“朝日新闻”说，毛主席的结论仍然承认苏联的武力镇压是正当的，这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团结尤其要紧，但是其他各国，尤其亚非的各中立主义的国家恐怕是不能同意这个说法的。一般日本的舆论对毛主席的报告都认为由于东欧的事件，中国内部的矛盾已经不能不加以处理。克服矛盾的方法，也比斯大林的作法要温和得多，这可以表现出毛主席的风格，这个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将如何讨论，如果矛盾的克服不能顺利进行时将采取什么手段？这个问题和今明年要进行的反革命总检查的问题，今后需要随时注意。

【本刊讯】天津市在大鸣大放中出现的一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蒋帮报纸大为赞赏。下面是６月１４日蒋帮台湾省政府机关报“新生报”登载的题为“由‘群众自由选择’：实行各党‘轮流执政’！”一文的摘要，作者是刘达源。    共匪正在“围剿”光明日报储安平的“党天下”，及“人民大学”王、葛两讲师的要“共产党下台”，“群众要杀共产党”时，天津近在秧歌宫咫尺，却把几年来的愤怒，一齐发泄。据匪新华社本月１１日报道：天津关于鸣放，开了四十多次会，四百多人发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争放争鸣”，讲出多年不肯讲出的话。其中大都是专门的技术人员。他们的话，应该是公道的，“人心之所响”的。    工程师贾博英代表知识分子呼号。他说：共党初进天津，说过这是“革命”，我们的革命不是“改朝换代”。而现在比改朝换代更坏。    “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是最近匪工人日报抵抗储安平等的社论标题。工程师黄心平（编者按：黄心平是中学教师）却不敢“恭维”这一鬼话。他质问共匪：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你们说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的领导作用，应该削弱一点。况且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而民主党派又都是同共党一样，都走向社会主义。共党可以专政，民主党派又为什么不能专政？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党派轮流执政呢？    这个理由，问得共匪哑口无言，面红脑胀，不敢答复，黄心平更进一步，提出办法：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专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纲，由群众自由选择。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改正他的歪风，还闹什么一而再，以至无数次的整风呢？    但黄心平明知共匪不会接受，所以他指出共匪的心理说：这是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他的政权？对呀！共匪死也是不肯放弃政权的。    如果共匪不让政权，这些民主党派也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工程师杨棫说：政府工作不由共产党一党包办，应该由各民主党派组织“联合政府”，这是你们自己提出的。但是共匪说：联合政府是过去的说法，现在已超越到无产阶级的政府时代了。另一个是电机工业局科员胡宗翰意见：既不肯组织联合政府，也可以让出几个省、市，交民主党派执政，并交给他法制，警察的权，试验一下，看民主党派是不是比共产党好，为人民办事。这个办法，共匪更骇得屁滚屎流，假设让出几个省、市，给民主党派，又给他的法制，警察的权，岂不变为“反共进攻”的大陆基地，自促垮台？“联合政府”也容易渗透反共力量深入。这两个工程师都是想把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实在，这些技术人员，对共匪看不上眼，故要他下台。工程师翁开庆直接骂“共产党只有吃白饭”。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说：马列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把这些过时主义搬到中国对不上号。翁工程师劝他们早点“下马”。情愿多给报酬，尊重他们这几十年害人的老资格。否则多办文化补习学校，多“学习”再说。他最后说：如果上两层都办不通，应该一律勒令“回乡生产”，不要再学习马列主义！    以上的意见，毫不替共匪留余地。毛匪泽东要大放大鸣，不料人民一齐起来，要他和共匪“下马”。谁知大放的结果，是“放共匪的起身炮”；大鸣的结果，是“鸣共匪的起身炮”。

【新华社河内２８日电】越南“人民报”今天以“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为题，发表社论评述毛主席的报告，摘要如下：    最近在中国公布了毛泽东主席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在中国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讲话正在得到中国各界人民、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注意研究和讨论，中国报纸都热烈欢迎毛主席的讲话。    这个讲话的内容明确的提到和分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指出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对这些矛盾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这是指导目前中国革命工作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青年报”曾经写道：“这是一个光辉的政治文件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行动的指南针”。    在指导革命工作中，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能够指出这个阶段的矛盾和性质，从而提出正确解决这些矛盾方法，以便推动革命前进，这是革命胜利最有利的保证，这是制定路线、政策的主要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成功。    越南革命的发展比中国革命的发展来的慢；越南北方的发展比越南南方的发展来得快，这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和社会情况所决定。目前在我国，从全国范围来说，存在着我国全体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和代表南方封建地主和亲美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吴庭艳亲美集团的矛盾。    在南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剧烈，这是尖锐的对抗性的矛盾    在北方的红河中游地区和平原地区，地主阶级刚被打倒，这个阶级一部分的人仍很顽固，他们还不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在山区，还有地主阶级，或者换一句话说，那里的地主还没有被打倒。在北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仍未完全解决，城乡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还未得到改造。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在北方恢复了和平的时候，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真正占优势。在思想方面，社会主义思想也仍未占优势。目前，在北方的社会里对抗性矛盾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此外，帝国主义和吴庭艳的爪牙、间谍、土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分子等等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企图破坏我国北方人民的和平劳动。    目前在中国人民和敌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解决，因而人民内部矛盾被提到前面，而且要求加以正确的处理。相反，在我国人民和敌人之间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并且要求我们必须集中革命的力量来继续解决这个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也需要解决，但是它的解决必须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要有利于团结，而且它的解决必须不断的服从敌我矛盾的解决。    对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研究毛主席的讲话时，我们必须紧紧的掌握住这个观点，也就是必须采取正确的处理办法来处理各种矛盾。以处理对抗性矛盾的办法来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错误的，以处理非对抗性矛盾的办法来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也会失败的。我们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分析和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每一个国家的具体问题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机械地搬用和教条主义，这样作也正是研究毛主席的讲话和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