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华沙２２日电】“人民论坛报”今日刊载了该报记者科瓦列夫斯基的一篇题为“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的文章。作者认为，整个工人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很久以来就感到，需要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作一些比过去更深刻的研究。苏共二十次大会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东西。今天，我们以很大兴趣研究毛泽东同志报告。这是二十次大会后，第一个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试图在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来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这首先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个事实并不减少其意义。当然，我们不能机械重复任何别国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但在中国的许多思想和实践问题，都深深触及了我们。在我们思想中有着共鸣，唤醒我们去思想。作者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提醒唯物辩证法的著名原理：矛盾的统一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在社会主义中这个法则也同样存在。过去我们只看敌我矛盾，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未看见，亦未分析。毛泽东分析了内部矛盾，并认为解决这些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但并非到处都承认这个理论。作者指出，要学会善于分辨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只有接受毛泽东的理论，才能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我想说，这个科学的理论，是在同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等的斗争中有力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来就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有对抗性矛盾，而在社会主义只有非对抗性矛盾，且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即可解决。毛泽东对这一点有新的发挥，即具体分析了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他不限于承认这些矛盾，他科学地分析了它们，毛泽东在生活的最重要环节上发现了这些矛盾，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作者还阐述了报告中关于民主和专政，党的团结和反教条主义及修正主义等问题，并在最后写道：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早已不仅在中国成熟，大家都来读这个报告吧，花点时间是不会白费的。

【新华社布达佩斯２２日电】今天人民自由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题，发表社论，评毛主席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全文如下：    在光荣的斗争中经过锻炼的，无论在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中，都是有经验地、稳步前进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受到全世界共产党人——不光是共产党人——的重视。毛泽东同志这次公开发表的讲话，自然就引起全世界的注视。    对这样一个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讲话，要在初读以后就来评价，是不容易的事。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活生生的，日新月异地开花结果的科学。它根据新的情况和环境，不断地发展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朽功绩，在于它在解决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产生的矛盾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设性的继续发展中，对革命运动中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整个工人运动利益担负了重大的部分。    我们匈牙利的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感到，这些学说对我们也意味着巨大的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帮助。谁能否定，确定两种类型的社会矛盾——敌我矛盾，另一方面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区别，正是在我国情况下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样，在解决我们目前的实际任务中，毛泽东同志在其讲话中关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肃反斗争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指导，有其特别的作用。因为，正是我们目前的情况，特别容易模糊两种不同矛盾的界限，容易“好心肠地”向真正的敌人道歉，而无情地对待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利益和目的的被欺骗的人们。    过去，从来也没有像最近几个月中这样需要共产党人在人民中进行解释工作，从来也没有应当像这样热情地寻求争取人民的正确方法——纠正我党的工作的最大缺点。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把中国同志们关于群众政治工作在知识界进行的活动，以及对工人指出，敏锐地反应和坚决克服自己的缺点方面，在其实践中经过光辉地考验过的建议（加以）运用，我们就将会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在运用中国的指导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其讲话中也指出的，应当注意这些观点是渊源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中国同志们不只一次地提醒过，在别的具体情况下，机械地搬用实践经验是可能有害的。然而这种英明的历史性的考虑到其他特点的、又是无限谦虚的指示，一点也不能削减这些教导的普遍国际意义。如果说，机械抄袭是不正确的话，那么把这种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新生长的萌芽看成是中国独特的异国情调，与其他国家工人运动无关，也同样是错误的。这些论断是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宝库的物品。我们大家，所有的共产党人，把这些普遍真理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中去，并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它们。这一文献是理论与实践彼此相辅相成的统一的巧妙的典范。这些论断是从中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现实中出发的，将那些实践经验变成普遍理论。因此，这种理论立刻就成为前进的新的实践指导。    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和方法及争鸣方面的话，对我们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这些话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无容曲解地确定了这种争鸣是在那些标准的范围内才是对人民的事业有利的。这样就粉碎了正是根据“中国榜样”宣扬可以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的自由的修正主义的要求。然而，中国的同志们认为自由发展善意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不是出自共产党人或没有马列主义根据，也是不可能缺少的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不仅从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鸣方面的论断中，而且从贯穿照耀着整个讲话的扣人心弦的诚挚和英明的耐心中，也可以表现出来。    许多重要的论断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学说，是从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经验中得出来的。这一点对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更增加了这个文献的意义。去年十月，对我国人民和国际工人运动都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为了挽救匈牙利的工人政权，苏联的战士、匈牙利的共产党人都流了血。现在，让这个通过巨大牺牲取得的经验，更有利地创造性地并指示着胜利远景地服务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吧！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１９日电】“中国和平的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提供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新的例子。”    最近一期罗马尼亚“经济问题”杂志刊载了罗科学院经济问题研究员伊布尔希坦介绍中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文章。作者在比较详细的叙述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情况后，同时指出，在中国的经验中，这几条是特别重要的：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联盟。第一次有力的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绝对的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工农政府的对抗者，相反地，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与它长期共存和积极合作的。    二、逐步地、坚定不移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与对绝大多数的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相结合，把他们教育成劳动人民。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改变人的立场的可能性，已为中国的经验所证明了。    三、中国在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所取采的克服缺点和错误的措施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作者认为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两个阶段之间也不存在过渡阶段。因此，他说他不同意“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篇文章中的论点。这篇文章是在１９５６年苏联“经济问题”杂志６月号上发表的，作者田秀夫（译音）在自己的文章中曾把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为三个阶段。    伊·布尔希坦最后说，要完整的介绍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需要巨大的理论和科学工作。世界的劳动人民等待着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的成就。

【本刊讯】“苏格兰人报”２０日在“世界大事”栏里以“英联邦在中国问题上的步骤，总理们将讨论毛的秘密讲话”为题，发表该报外交观察家的文章说：    毛泽东的秘密讲话（全文已于昨天发表）将在联邦总理们下星期讨论外交政策的时候在议程上占有重要地位。讲话的主旨就是：中国一方面是俄国的一个盟邦，另一方面又希望建成比较民主的共产主义；这意思就是说，中国对西方说来应该是比较容易交往的。    联邦总理们一直特别注意中国。１９５１年，他们曾经说他们欢迎同毛泽东“坦率地交换意见”。１９５３年，他们重新研究了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促进远东和东南亚的“稳定和发展”的步骤。    １９５５年，他们表示，在谋求“和平解决”期间必须避免在福摩萨附近滋事。１９５６年，他们把范围更加扩大，并且讲得更为迫切；他们说：“这个地区（远东和东南亚）的各种问题必须和平解决。”    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是让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英国政府一直认为１９５７年是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年头，因为它是离下届总统选举期最远的一年。毛泽东的讲话很可能被利用来——特别是被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利用来做为一种论据，主张英联邦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一致提出接纳中国的联合动议。

【本刊讯】美国“国民前卫”周刊（编者注：“国民前卫”是美进步党的周刊，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反动政策。）６月１７日以“中国在社会主义方面大规模重新估价”为题的文章说：自从去年秋天匈牙利爆发严重事件以来，全世界的左翼一直在设法解决令人苦恼的疑难问题：由矛盾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否消除了一切矛盾？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是否能够容许“忠诚的反对党”，任何批评或改革一个人民政府的行动根据定义是不是反人民的行动？在社会主义之下政治民主的前途如何？    赫鲁晓夫６月２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中作了一个答复。他的话大意上是，在社会主义之下人民和政府成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绍尔问道，在苏联，人民和政府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矛盾？赫鲁晓夫说：“我相信我们没有那种性质的矛盾。”    在前此几个星期，赫鲁晓夫在接见“纽约时报”编辑主任卡特勒奇时，提出了对他称为是“假共产党人”的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重新教育的方式：    “在这里用正在行军的一连士兵作比喻也许是很恰当的。全连的步伐都很整齐，只有一个士兵不能够和别人保持一致的步伐。这个士兵必须走出行列，跟在后面，直到他学会步伐时为止。这是军队中的办法。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也用这样的办法。”各种学说和花朵    在北京也正在讨论矛盾的问题，但是用来作为比喻的不是行军中的士兵而是盛开的花朵。全国性的口号是鼓舞不同的意见的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主席在革命胜利九年之后劝告革命将领们说：“你们必须下马观花”。这位爱好自然的中国人又对为了拔除杂草而会损坏整个花园的人下了一个警告。共产党的一项声明说：“在花的中间，就会有杂草。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在农业上是常见的。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没有杂草的花或者谷物。但是必须学会分辨。让它们一齐生长吧，人民能够分辨的。人们不能禁止杂草，我们必须在自由竞争中发展我们的理论。”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在莫斯科，或许由于历史发展和政治气氛的缘故，培育花卉和清除杂草的工作比较艰苦。美国分析家们在这种分歧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世界的不团结。实际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去安定东欧的不安情绪的巧妙的外交旅行期间曾经表明，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重大的差别    但是，他们的哲学论点，不管同西方作家认为是权力争逐的态度相距多么远，对左派说来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赫鲁晓夫的看法是，即使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四十年，大多数社会冲突仍然可以归结为革命对反革命的冲突。    赫鲁晓夫在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决定性的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的报告中指责斯大林不该坚持认为随着社会主义进展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理论。当然，不管对还是不对，苏联领导者认为大多数的政治分歧是出于反革命，并且据此采取了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八年以后却得出结论，从任何实际意义上说，阶级敌人的根子已经在中国境内铲除。    今年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几次“即席”讲话，在谈话中他扼要说明了在社会主义胜利后仍然存在的矛盾。“民主专政制度”    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中国人认为，显然这在社会主义或是任何其他制度下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显然以后一直会存在下去。魏宁顿解释毛泽东的话说：“对人民来说，对他们自己专政显然是荒唐的。”    ５月２日，北京“人民日报”引用了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写的一本书“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毛泽东在这本书中说：“……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同一篇社论指责了这种“盲目的、不自觉的、绝对的态度，就是…    …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一致，片面地强调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这篇社论是共产党４月３０日发表的关于“整风”的指示中宣布的大规模的精神上、道德上和实际上的大改革中的一部分。自从在延安窑洞中度过的朴素的战争时期以来，那种工作作风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十五年中间，党员从八十万人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人。其中有大约６０％是革命胜利以后参加共产党的，而且有证据证明“人民日报”所说，他们“对于个人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整风运动”是要恢复到最初的原则去的一种号召。它在中国如何发挥作用    文质彬彬的副总理郭沫若在接见法国左翼社会党“国际手册”月刊主编埃尔曼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认为扩大民主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也许是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他说，中国同苏联不一样，中国有许多政党（共有八九个）。他扼要说明了中国民主的机构：政治协商会议，他比拟为西方意义的“上院”，它代表一切政党，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华侨；人民代表大会，相等于“下院”，由普选选出。下院（有二千二百二十六名代表），“国家的真正民主的机构”决定政府的组织。    两院每年开全体会议一次，在各省、区、市有相应的分支机构进行工作。每个议员需要以两个月的时间视察各地，在任何地方可以得到一切政府的材料和方便。郭沫若说，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使地方行政人员经常保持警惕。（二）使议员同人民接触，使他们能够带回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批评。郭沫若说：“对我们说来，一位领袖不能脱离现实。”他们一起工作    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和许许多多行政人员都不是党员。郭沫若说：“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党，但是中国有完全的民主。其他的人也能够参加政府工作，这是同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地方。我们并不蔑视民主人士，而是同他们一起工作……”权力在哪里？    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郭沫若对埃尔曼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我们具有利用历史上一切阶段的经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吸取和利用一切文化财富。凡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东西立即采纳。另外还有一些东西已在人民中间展开讨论，至于不好的东西，是能够予以驳斥的。    “    至于少数思想不良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确不怕他们。我们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造他们自己。如果那是办不到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的有用的部分……他们除了改变以外别无办法……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积极支持他们在文化方面的创见。那将是有益于国家的。即使是有害的，也决不应当害怕它，因为必须相信真理的力量。”需要有更多的花开放    以下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春季里的部分场面：哲学家们举行了三天会议并且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斥责。北京大学开了凯因斯经济学的课程。党员教授和非党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展开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天津大学学生为反对增设某些课程罢课三天。共产党积极分子对他们讲了话并且根据罢课学生们提出的条件复了课。罢课权利得到了公开的支持。据说毛赞成在中国转播“美国之音”节目中的“某些材料”“这样每一个人就能够把敌人所说的话同党所说的话加以比较”。共产党北京市委会第一书记彭真说：“目前主要问题是花开放得还不够，各家争鸣得还不够。”    作为对官僚主义分子的一个严重打击，共产党整风指示要求每一个健壮的坐办公室的人自愿地在附近工厂或农场进行某种定期的体力劳动。（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美新处华盛顿２１日电】去年年初，毛泽东提出了放松共产党中国思想控制的计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大概毛所考虑的是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这个计划在他的共产党国家控制之下，而又至少给大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他们知道这些自由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波兰的伙伴们已经得到了。    但是，毛的计划一直到今年４月才真正地开展起来。到今年４月，北平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它的公开目的是清除共产党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党内矛盾”，允许党内外对党进行批评。    但是，“整风”运动似乎有点控制不住了。北平电台在谈到大量非常尖酸刻薄的反共的文章和发言时，曾说：“右派分子已经对工人阶级发动了进攻；工人阶级必须加以反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些特别有力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共产党公布了这些话，作为超过了可以允许的讨论范围的污蔑言论的例子。    葛佩琦在５月３１日说：“杀共产党和推翻共产党不能叫做不爱国，因为你们共产党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了。”他在６月８日又说：“若你们再不改，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至少已有一个北平的高级官员被指责把共产党政权批评得太过火。这人是共产党中国粮食部长章乃器。    “光明日报”总编辑、全国人代代表大会代表储安平已经受到申斥，因为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党天下”这个事实。    十分清楚，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这样，葛佩琦教授、章部长和储安平总编辑对毛的“批评”号召看得太认真了。但是，他们以及持有同样看法的其他人强调了毛声明的正确性，就是北平政府和中国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    ６月１８日公布的毛的讲演，以及５月１２日的讲演（这次讲演还没有公开发表），发动了展开批评的“整风”运动。意味深长的是，毛承认匈牙利反共起义对中国人民的影响。    毛泽东认定匈牙利共产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太强调压制，因此他鼓励批评，使中国的积压的情绪有一个安全的发泄之道。同时他重新肯定他的政权“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消灭共产主义的敌人。毛泽东所说的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可以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决不能触犯共产党政权。

【本刊讯】“曼彻斯特卫报”６月１９日在第一版刊载维克托·佐札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要求给人们以言论自由，硬要挽救世界共产主义，俄国人应该吸取的教训”。（该报还在第八版上刊载毛主席讲话的摘要，标题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文章如下：    毛泽东２月２７日的“秘密”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要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是以完全积极的态度提出新的主张和政策，而赫鲁晓夫大体上却是消极地否定过去。这篇讲话已经在昨天发表了。新发表的稿本共计一万七千字。    虽然这篇讲话的内容有很大部分以前已经有所报道，目前的这一讲话稿本仍然是战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    讲话中所提出的行动纲领和主张，如果为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地方付诸实施的话，可能会使共产党国家的发展过程有所改变。这些国家的“自由派”在俄国也是一样——现在有了一个行动指南，不是他们以前他们所依靠的中国报纸上零零碎碎的文章，而是一个高级宣言。这丝毫不会因为毛泽东说“我们并不认为其他国家和党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而受到影响。赫鲁晓夫的演说的后果说明，共产党领袖的声明所发生的作用总是比预期的要大得多。就毛泽东的讲话而言，甚至不妨假定，这篇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发表的，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比他所愿意承认的要大。防止专制政治    并不是说他想比赫鲁晓夫更加富有赫鲁晓夫的作风，或者夺取共产党世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虽然这些可能是他的演说不可避免的副产物，他所显然希望的是防止中国蹈俄国的复辙，防止中国沦入一种埋藏自取灭亡的种子的专制政治，通过中国自己的努力挽救中国，通过中国的榜样挽救世界共产主义。    这篇演说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正公布的，因为中国言论自由的初度活跃已表明对原来的稿本的太死板的了解可以使党和政权卷入在猛烈的批评狂潮中，这种狂潮如果不予阻止的话可以把它们冲走。    但是修正本并未损害毛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他原来从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仍旧有效，即令措辞稍为小心了一点。思想“将顽强地存在”    在这些结论中，除了公然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外都有言论自由一点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甚至这种保留也受到其他点的限制，使得这种论点不像乍看之下那末可怕。因此，如果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在宣传“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    但是如果这种思想“发生在人民中间”，用简单的方法予以压制就是错误。“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处理它们的唯一办法是耐心的讨论和解释。    据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必须不受阻碍地进行下去。关于文艺和科学方面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问题，必须通过自由讨论来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和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还是少数，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被大多数人民承认为指导思想”。    作为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不必害怕批评。事实上，批评是对它有益的，因为“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谨慎地肯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的信心，他的讲话使人找不到任何理由认为如果这些遭到目前的自由政策的威胁的话，自由将被缩小。但是，他相信这种收缩是不必要的，而且，这种自由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的改进，而不是“垮台”。    但是，也可能像在波兰那样达到某一个程度，以致一些正统派的共产党认为“改进”已经大大超出了社会主义的范围，等于是“垮台”了。但是，波兰在发展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像这样的时候到得比匈牙利迟，而在中国甚至可能到得更迟。    这并不是说波兰和中国的路线是平行的。它们在许多地方是有分歧的，只有在其他一些地方才重新趋于一致。在这两国家内，最重要的都是言论自由。据承认，如果要得任何进步的话，这种自由是必要的。    据毛泽东说，中国像波兰一样，人民也在要求采用两党制。毛泽东对这点并不认可。但是在波兰，现在可以说两党制实际上已经存在，因为共产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保守分子”正在人民的眼前斗个明白。如果这绝非我们所了解的西方两党制，它也远非人们所了解的俄国一党制下的情况。走向真正民主的步骤    如果“两党制度”的这种新的式样能够从波兰搬用到中国，从中国搬用到俄国和卫星国家，那么，就是采取了走向这样一种民主的第一个步骤，这种民主虽然不可能是西方对这个字的意义所了解的那种民主，但是，它将会比俄国所了解的那种“民主”好得多。    这不单是政治概念和术语的问题，而且也是真正的政策问题。毛说，“我们是不赞成问事的”，但是他也承认，“群众决不无故闹事。”为了使闹事不致发生，必须消除闹事的根源。最近工人学生和农民都曾进行了局部的罢工罢课，但是，毛说，这种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该轻易开除。    在过去的中国以及在现在的俄国和卫星国家，任何这种“带头人物”被机械地斥之为反革命分子。但是这是毛不愿意学习的苏联经验的一个方面，虽然他强调指出有必要向苏联学习那些有用的东西，“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而不要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    他同样强调必须“巩固我们同苏联”和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团结，但是过去主要是单方面卖力的团结现在显然必须两方面卖力了，俄国人势必要在这方面比过去多出一点力。毛泽东已经自告奋勇着手来挽救共产主义，而俄国领袖们将不顾自身危险而无视他的“教训”。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布拉格２０日电】瓦茨拉夫·柯别茨基副总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会上发言。会议是讨论某些知识分子在去年危急时期表现动摇的问题。柯别茨基说：“许多人在匈牙利事件时期表现了对党、对共和国、对捷苏友谊的忠诚。虽然如此，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里有一些人表现了一种令人不解的沉默，他们不肯说话。”    柯别茨基批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对赫鲁宾、塞弗特、卡普利茨基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些出名的言论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些人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别有用心的反党、反政府的言论。他说：作家联盟第二次大会假如对文学创作问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我们原是会欢迎的。但是不幸，情况并不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性质，被人利用来发表别有用心的政治言论。    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某些作家由于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忘记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作家的伟大进步传统，今天在政治上对工人阶级、对苏联和对社会主义进行着粗暴的侮辱。”柯别茨基接着举出了斯洛伐克的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且强调说，谁要是认为党会对这些没有从去年的事件学得任何东西的作家的意见妥协，谁就是错误的。谁要是认为某些作家享有特权来发表在我国不允许任何人发表的那种政治言论，谁也是错误的。谁要是认为党会容忍文学刊物被滥用来发表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见解和宣扬一种反对派的政策，谁也是错误的。    他接着说：“我希望再一次强调：在我们同一些作家——知识分子的分歧和争论里，首要问题是澄清一些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即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政策、有关苏联和捷苏友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内的自由的看法、对于我们谴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见一事的态度、对于我们对去年秋天匈牙利事件发展的判断的态度、对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态度等等。    必须在作家当中划出一条界线，以便例如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代表正确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意见，而只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且维护形式主义的人才代表错误的意见。”    柯别茨基说，必须在原则上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的艺术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中最成熟、最正确、最有效的创作方法；但是并不把接受这种创作方法当成作家、艺术家参加党的条件，或甚至强迫作家们接受一种艺术创作方法。    “红色权利报”总编辑谈反修正主义斗争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布拉格２１日电】捷“红色权利报”总编辑考茨基在６月１３日和１４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主要谈了关于跟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若干问题。他举出例子说明修正主义非常普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里希集团“走上叛国的道路”，法国共产党的一些知识分子脱离了正轨，英国共产党上次代表大会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大会上对右派势力进行的斗争。    他说：“我不想详谈南斯拉夫的蜕化分子和德热拉斯的追随者杰吉耶尔在北欧和西欧宣传取消主义意见的那次旅行。对另外一个南斯拉夫理论家路基奇的社会家概念也是这样。    “在各国，在这些‘理论’修正主义者的叫嚷的同时，还有评论家、新闻记者、尤其是作家组成的大合唱。他们把一些革命原则变成感情的东西，并且制造一种狂热的神经错乱现象，无耻地迎合最阴晦的残余思想和本能。这些自称为代表舆论和人民良心的自封的救世主所发出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在今后长时期内将一直是一个警告，表明个人主义的骄傲、虚荣和专横会使人陷入什么地步。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布拉格１７日电】“红色权利报”在６月１７日发表的题为“思想工作提到前面来了”的社论中强调说，目前修正主义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在思想战线上集中强大火力。由于这里一向低估了它的危险，这就更加必要了。    “    我国人民现在并没有不受、而且也不可能不受阶级敌人的思想影响，在我国，敌对的思想在被击败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和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中仍然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事实只是着重说明了继续提高思想警惕性这一任务的重要，要保卫我们的科学的真理的纯洁，要以原则的态度揭露一切不正确的意见、自由主义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专横独断和虚无主义的表现，并且与它们进行斗争。

【新华社莫斯科航讯】一年多来，苏联文学界表现得非常活跃，一方面是创作的作品很多，另一方面是关于文学方面许多问题的争论也很多。这些讨论，有的是对苏联文学过去一段时间的估价问题，有的是怎样正确描写当前现实的问题。有的是对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的讨论，有的是对具体作品的争论。不久前举行的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又对这些问题作了一次较全面的讨论。下面只谈到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人崇拜影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吗？    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揭露了个人崇拜的许多恶果。在党和人民努力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果的日子里，苏联文学界自然不能不想到个人崇拜也给文学艺术带来若干危害的问题。    一年来许多作家们所写的文章和这次作家理事会的讨论，都承认个人崇拜对文学是带来了害处的。出现了对斯大林个人的过份的歌颂，出现了一些粉饰现状的作品。一些水平不高的作品被授予了斯大林奖金。    但是，个人崇拜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呢？看法是有不同的。在这次理事会上，一个发言人举出这样的事实：一位莫斯科作家表示，他以自己作品中没有一处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感到庆幸。有的编辑甚至主张删去文学作品中提到斯大林的部份。这些看法显然是过份了。    是的，许多作家们歌颂过斯大林，但他们的良心是纯洁的。作家们谈到夸大了个人崇拜的影响，也同样不正确。这次理事会上的报告指出：难道能说１９４０年出版的“静静的顿河”第四卷和不久前写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几章，也有个人崇拜的影响吗？难道说巴若夫的童话和“华西里·焦耳金”是在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写成的就减少了艺术价值吗？难道说“不平凡的夏天”中曾经有过斯大林出现的插曲，就会影响费定作品的价值吗？    作家们提出，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帮助了大多数作家避免了个人崇拜的缺点。    一个摩尔达维亚的作家说，在个人崇拜时期，文学的发展受到妨害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停止发展，这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力量。有作家提出，不能把对祖国对党对苏维埃人的感情和歌颂也作为粉饰现实看待。    许多作家们提到在消除个人崇拜方面已作了许多工作：一些作家恢复了名誉，许多长期绝版的书出版。消除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但不能抱虚无主义态度否定一切。二、“不是单靠面包”是部怎样的作品？    去年下半年“新世界”杂志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接着又出现了雅申的“杠杆”、葛兰宁的“个人意见”、吉尔沙诺夫的“一周七日”。这些作品成了半年多来批评和讨论的中心。尤以围绕着“不是单靠面包”的批评最为激烈。    “不是单靠面包”的意图是在揭露官僚主义，即所谓生活的阴暗面。内容是叙述西伯利亚地区的一名数学教员罗巴金努力发明一种浇铸钢管的机器，但是一开始就遭受到厂长德洛兹多夫的反对。和德洛兹多夫站在一起的有从副部长到名教授的一群，他们不仅压制罗巴金的发明，并且陷害他，使他被送进了监狱。故事发生在１９４７年。后来罗巴金被宣告无罪，他的机器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一个工厂里制成了。罗巴金最后是胜利了，但是人们却发现德洛兹多夫被提拔到副部长的职位上。    这部小说在去年十月份曾在文学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一次讨论，颇受到当时与会者的称赞。不少发言者认为主题尖锐，富于现实性，是对德洛兹多夫们的一次打击，在二十次党代会后，这部小说的出现是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与此同时，有许多批评家指出这部小说有许多严重的缺点，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消息报上曾发表了批评家留里可夫的文章，指出作者避开了苏维埃现实的本质的现象，抽出个别的事实，仅从一个方面，从否定的方面来表现这些事实。作品不能令人感受到１９４７年的时代气息。作品中的积极人物实际上是孤立的，分散的，但作者却让他们成为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积极人物。作者表现的不是真理，而是半真理，或甚至是谎言。不能因为主题的尖锐和及时，就减少作品中思想艺术上的缺点。    有的批评家指出，作者没有把德洛兹多夫等辈和整个社会的力量和领导力量区分开来，似乎他们拥有一切可能，似乎社会给他们创造了进行恶事的各种条件。批评家们认为，虽然这部小说有若干成功的地方，但是一部歪曲了现实的作品。    “共产党人”第三期的一篇社论批评这部小说说，谁也不怀疑作者动机是纯良的，想揭发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中的代表，但作者过于热中揭露，丧失了远景，张惶失措，夸大了危险性，把官僚主义当成了不可突破的墙壁，把机关和科学工作人员全写成蜕化分子。小说并没有列宁式地号召和恶事作斗争，而是散布失望和对国家机关的无政府主义态度。    这次作家理事会同样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评。发言者提出，杜金采夫不是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来揭露官僚主义。    对这部小说以及对其它几篇小说的意见曾经不止一次在许多地方的作家会议上进行过讨论。赞成这本小说的和反对这本小说的都发表了自己对正确描写现实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所以，讨论不仅牵涉到这本小说，而且也可以看到苏联作家们对许多文学生活上的重要问题的不同见解。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时了吗？    苏联作家们认为，二十次党代会后，苏联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困难复杂的道路。这一段时间的特点，是苏联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遭到怀疑否定和攻击。这次作协理事会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也受到一些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作家和批评家们的攻击。在苏联，也有人怀疑这个方法是否成效很大，或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作为世界观，而不作为创作方法。    这问题在艺术家和作曲家代表大会上都进行了讨论。在那两个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然被大家一致地作为艺术创作中的根本方法。在这次作协理事会上，作家们指出，作家们中有些怀疑这个方法的人，他们的好作品倒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    这次作协理事会研究了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这个方法的来源问题。一些西方的批评家常常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才出现的，似乎是这次代表大会强要作家们接受的东西。其实，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在空地上生长起来的。苏联文学在内战时代以及新经济政策时代，就开始形成了。作协理事会书记处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显然不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也不是谁人从外面强加在文学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端应追溯到高尔基革命前的著作，出现了“母亲”和其他作品的年代。    第二个问题是，苏联有没有不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呢？这次作协理事会的报告指出，过去存在过，现在也存在着，这是谁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的。像普利谢文这样的大作家，他们的作品未必能够当做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的。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是基本的创作方法，并不是从政治上歧视和排挤那些从今天看不能勉强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当然，苏联作家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有成效的方法，因此必须捍卫这对绝大多数苏联作家来说很亲近的创作方法，必须批评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对它的歪曲。    这里可以看出苏联文学界对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对待其他创作方法的态度。    作家们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成是令人不可忍受的教条的看法。反对认为党不能领导文学，不应该领导文学的看法。他们指出，尽管有过许多错误，但苏联文学的道路是把文学的命运和新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革新者的道路。

【合众社莫斯科２０日电】官方报纸“消息报”今天预言将制订一系列新的较为宽大的法律，以保证司法独立和个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公平待遇。    它说，最高苏维埃（议会）在今年秋天举行会议时，将考虑修改刑法的基本条文，这些修改的条文，最后将列入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刑法里。“消息报”列述考虑中的修订如下：    （一）各个共和国的法律一致，消除目前的在某一个共和国内要受惩罚的行动，而在另一个共和国内被认为无罪的现象。（二）审判必须完全独立，不受政治或行政机关的约束。（三）只有根据法律和根据在公审中承认的证据，方可宣布判刑。在某些法庭盛行的方式，是根据不公开提出的证据或根据行政命令和指示作判决。（四）检察官和法官将无权只根据    嫌疑下令逮捕，而需要合理的证据。只被认为是“在社会上危险”的人将不再予以逮捕，除非他们的行动触犯法律。    “共产党人”杂志今天说，在１９５６年举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前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要求恢复党籍，并且恢复了党籍。    “共产党人”指责由于党员稍微违犯纪律而把他们开除出党的作法，要求用说服的方式而不要用惩罚的方式。但是，“共产党人”率直宣布，党将不重新接受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它也断然拒绝改变对待最近“在外国宣传的影响下”或试图利用贬责斯大林为借口进行批评的人的态度。传被苏共开除出党的人已有一半以上恢复名誉    【法新社莫斯科１９日电】今天据说，自从去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过去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的共产党员，已经有一半以上恢复了名誉。    共产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波伊佐夫在这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党中央委员会调查了各个案件以后，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开除出党的一些党员已经“充分恢复了权利”。    波伊佐夫说，以后将发止集体开除出党的做法，而是对一切案件都要进行单独的调查。他说：“必须使党员免受不公正的控告和各种诬蔑。”    波伊佐夫说，以前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奠基者列宁的集团的一些成员，提出了重新入党的申请，党现在正在研究他们的申请。

本社翻译出版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编印的“各国通讯社介绍”一书，现已售完，为了满足读者要求，决定再印三千册。有需要的可以预订，定价每册三元，售完为止。预订时间７月２０日（以邮戳为凭）截止，书籍８月底可寄出。来信请寄北京国会街２６号新华社发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