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６月２０日的伦敦“工人日报”以“报纸和毛泽东”为题发表社论说：“严肃”的报纸为什么对于现在向世界发表的毛泽东的讲话突然感到兴趣了呢？    这不可能是因为这些报纸的编辑和工作人员要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刻的研究，虽然如果他们这样作的话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他们主要关心的事情是：这个重要文件是否将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共产党中，引起任何类似分裂的事情。    尽管这篇讲话和中国共产党早些时候的一些文件，清楚地表明并非如此，但是某些资本主义评论员的行径，好像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提出一种崭新的共产主义理论。    那些希望出现这样一种修正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将是徒劳的。的确，这篇讲话警告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未来的修正主义者。    这个讲话是以最近几年共产党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的，它给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    虽然各个地方的共产党将热情地研究讲话所提出的许多建议，但是毛泽东的讲话是要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具体的指导。讲话提出的一些教训，对于各地的共产党人是有重大价值的。然而如果讲话成了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的基础，那是与它的精神完全相反的。    这篇讲话的主题是，在党内或国家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同人民群众、同知识份子和同非共产党党派进行工作。    对于要颠复或推翻人民政权的反革命份子，必须加以处理。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寻求人民中国的前进道路的人们，必须使用说服教育的办法。    资产阶级报纸以极其高兴的心情登载这个言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各阶层人民之间可能发生矛盾。    这些矛盾不是根本对抗性的，像资本主义社会里垄断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那样。它们是可以发现的，事实上，有些场合下是可以预见到的；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组织是能够设法克服它们的。这整个概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一切可能的发展情况采取一种现实的看法，并且正在使他们自己处于指挥这些发展的地位。    让那些盼望发生分裂的人读一读这篇讲演最后一段中的这句话吧：“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毛泽东的讲演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基本的文件。它将有助于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它将巩固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本刊讯】“布拉格晚报”８日以“‘百花齐放’政策的成果”为题登载伊里·莱德勒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由于思想的丰富而对我们有着无限价值的许多书中，在我们的报纸上谈到得很少的一本书无疑就是那有着一个简单，甚至有点枯燥的书名的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那本书的第一版是几个星期前出版的，在书店的书架上几乎立刻就找不到这本书了，而另外加印的许多版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这本书中包括主要的报告，一些讨论发言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结论性文件。    让我们来注意一下关于文化和艺术部分吧。人们读了代表大会的材料，对于专门谈到这些问题的篇幅相当少感到惊异。当然，再想一想，人们就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的而且在代表大会上受到了全面分析的所谓群众路线，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自然地生长出来的基础。这是一项在中国边境以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了格外的回响的政策。    在看这本杰出的书的时候，首先是思想和生活的需要的异常和谐使你折服。你总是很高兴经常地在谈到社会生活中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一些段落下面划出线来表示真正的热情的赞许。中国的文化生活有了明显的活跃。在过去九个月中，关于哲学、经济、生物学等以及文学、电影、戏剧等的讨论，就象巨大的洪流一样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一种使人振奋的但是有时也是激烈的各种意见的论战开始了——而这一切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的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地主张思想意识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动力的原则。    可惜我们的文学杂志对中国的讨论只给予令人困惑的那样少的注意；对我们来说，这种讨论至少也可以是激励我们全面考虑我们的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一旦我们开始更深刻地和更坚持地了解中国的文化生活，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以一种不完全的和歪曲的方式去了解，那么，我们就会再把摘要刊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材料的那本书，作为全面了解中国的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助手；这本书集中了一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和有效性并不仅限于伟大的中国的边境以内的见解。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２１日电】外交秘书处发言人德拉什科维奇今天在记者招待会被问到关于著名外国政治家访问南斯拉夫的一些问题。在回答关于中国主席毛泽东是否会访问南斯拉夫的问题时，他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但是，他又说：“无论如何，毛泽东主席总是我国的一位受欢迎的贵宾。”    德拉什科维奇谈到最近发表的毛泽东的讲话时说，这篇讲话已在南斯拉夫引起很大的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谈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南斯拉夫新闻社的记者提醒德拉什科维奇说，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三十周年纪念日苏联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强调对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后来，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报纸上又出现了看来坚持大家熟知的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批评的文章。他问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这样解释：南苏关系没有很大改善，或者说，这种关系再度恶化了？德拉什科维奇答道：这些文章是同关系的良好发展相矛盾的。然而，我们相信友好合作和有原则的讨论对两国是有共同利害关系的。

【新华社华沙２１日电】“青年旗帜报”今日载了菲库斯和波米安两人代表编辑部合写的短论。短论说，毛泽东的报告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一步发展，中共在这个领域中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范围。报告中最重要的论点是严格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作的切实的分析是强调必须用民主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当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或渗入不同阶级的利益时，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但即使这样，只要处理得当，仍然能够避免对抗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值得注意的是，确认在政府和群众之间也存在有矛盾，这在过去曾被错误地否认过（下引报告中关于领导与被领导；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民主和集中之间的矛盾的一段话——编者）。人民内部矛盾在正常情况下是无对抗性的，但如处理不当却有可能发展成对抗，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用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又有一段引文——编者），这就说明，在中国为什么要执行鸣放政策。    作者又说：报告又一次证明，只有经常结合本国具体情况，才能丰富有普遍意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新华社新德里２１日电】又有四家重要印度报纸评论了毛主席的讲话。    “国民先驱报”６月２０日的社论说：毛泽东的讲话“说明马克思主义即使在取得许多得来不易的胜利以后也并不是没有灵活掌握的余地的”。    这篇社论说：“毛泽东这位美学家和热心的革命家在紧急关头拒绝了苏联的劝告，他发现和利用了农民和资产阶级潜在的革命性，他吸取了过去事物中的精华”，“从而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增添了内容”，“这些对追随他的崇拜者和党的知识分子说来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从而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含意”。    社论接着又指出，“在中国目前的过渡时期中，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容易理解的”；“毛泽东在不放弃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正确地强调了民主方法的必要性”。但是，这家报纸觉得毛泽东没有“非常中肯地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性质”。    “自由新闻”说：毛泽东在香花和毒草之间所作的划分“意思十分简单，那就是任何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和中国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共存只是一种姿态，因为这些党派“必须达到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基本标准，否则就会被斥为人民的敌人”。    “印度教徒报”的社论认为，今后中国的“争论的自由”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反对派仍旧不会有什么前途。知识分子可以讨论各种主张，但是不允许他们组织各种团体，或是推行其他的政策”。    今天的“印度时报”也说，所以有必要发表这篇讲话是由于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北京没有什么个人可以揭发，所以就决定对制度本身进行谨慎的重新估价。”

【本刊讯】６月１８日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题为“改变呢还是还原？”的社论说：中国的改变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关于社会的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根据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摒弃了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集团之间的一切分歧已经消除这种谬论。它已认识了事实。它承认，甚至在消灭了“剥削者”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矛盾。    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极权政府没有受到外来力量的推动是不会实行哪怕是有限度的自由化的。使毛泽东感受到压力的一种外来力量，几乎可以肯定是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具有一种洞悉政治趋向的想像力，即使是在过去，他们也往往根据有限的或者错误的情报采取行动。虽然他们在正式的场合下表示赞同俄国人重新扶持起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政权的做法，可是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人心的不屈不挠的性质一定已经打动他们。中国政府可能已经断定，避免中国大乱的最好办法是，不要过于长久地维持共产党国家的一套绝对不人道的机器。把纪律放松一点总比让它彻底崩溃好。他们在试验一种有控制的和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如果出了毛病的话，随时都会重新采取严峻的作法。在显然是在进行自由化的时期，批评政权的人可能表达出他们的真正意见来，而保安警察就会把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记录下来，以备将来一旦需要时加以利用。在俄国，有一些时期，共产主义也似乎是要变得较为迎合人意，变得不那样令人不快的。这种事实就是一种警告，要人们不要对中国采取过于乐观的看法。可是中国目前的确是在发生某种改变，某些旁观者也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促使着进一步根本性改变的动力目前正在逐渐消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然目前还不能肯定是这样），那末，现在时机已经到来，必须对中国革命的全部影响进行评价，并且判断一下，对于一座可能要停止喷发的火山，西方究竟可以放心到什么程度。    在中国革命中，死的人是极多的，残暴行为也是极多的。过去一部分国民党人至少还在理论上维护自由主义思想，而目前这种思想已经完全被抛弃了。中国已经接受了，也许是永不回头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就提出一种论点说：中国共产主义将具有自己的形式，这种共产主义对于世界说来，比俄国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稍小一点，这些人目前却可能为他们自己的这种看法比过去找到更多的根据了。中国一方面在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却好像恢复了过去的政府结构。共产党高级干部像是当年清朝的官吏。现在同样有着纯粹的极权主义（虽然它的工具今天是更加有效得多的），同样有着要把国家建立在哲学经典的基础上的愿望，虽然现在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孔子的学说了。现在也同样不愿意容忍私人的首创性，除非这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现在也同样专心致力于守卫边境和控制卫星国家。现在可能同样专心致力于维持国家的威权，不久就要专心致力于维持正派了。如果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在十八世纪的旧中国衰退以前的情况，我们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政策呢？关于中国最近在五年计划期间遭到失败的消息，可能缓和了它的邻国的某些恐惧。中国并没有发现什么足以使它们长期感到不安的惊人的新动力；它并不是走在印度的前面，它也并没有表明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决不会奏效。它并没有取得足以使它昂然理直气壮地进行说教的那种经济成就。如果中国满足于成为东亚的巨大陆地帝国，坚决保卫它的权利，但是并不是在轻率地策划越过它的自然疆界而夺取权力，那末其他国家并不是不可能对它采取一种共同生存的态度的。如果中国进行试探，而这种试探引起了慎重的反响，那末它会不会超出人们长期以来的想像地采取一种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努力而设法同其他国家相处呢？大概到最后中国甚至会把它同美国的关系当作一种应该用道理而不是用军事力量或者共产主义十字军来加以处理的“矛盾”吧。    英“观察家报”说我国目前情况同苏联１９３４年时差不多?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６月９日刊载劳温赛尔写的一篇题为“为苏联集团提供了北京典范吗？”的文章说：到现在为止，新的中国政策等于在一党专政制度内有控制地开放批评言路。    中国的现阶段在某些方面同１９３４年俄国的情况差不多，当时在集体化运动的恐怖以后，斯大林宣布说，对一切人们说来更快乐的时期已经到来，他又准许基洛夫实行一种同非党知识分子和前反对派分子和解的政策。但是，虽然基洛夫的努力由于他被暗杀和以后的清党而半途而废，看来毛泽东打算直接恢复列宁晚年所准许的自由讨论的限度。    即使这样，毛泽东却不愿恢复１９２０年列宁的著名主张，就是工会需要具有某些独立性，以便“保卫工人免受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侵害”。实际上，毛泽东的“放宽”专政全然没有了承认有必要从制度上限制官僚政治的权力，像南斯拉夫人在他们的“工人委员会”中所设法发挥的那样。的确，他说在新社会中“群众和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种说法的意义就在这里。他驳斥了这种看法：这种新的官僚政治有形成为一个有它自己的利益的阶级的趋势（这就需要有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作为平衡力量），而他宁愿把“官僚主义”的弊端看成是一种思想作风问题，必须通过“整风”加以解决，“整风”就是共产党的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武装。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６月２０日社论：“毛泽东和革命改革”，全文如下：    在估量毛泽东演说和试行理解其意义的时候，把它看成第二个赫鲁晓夫报告，那是轻而易举的类比做法。这种比较是成问题的，虽然正如某些评论员所指出的，这种比较至少着重说明这两个文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看来重要得多的毋宁说是二者的不同。    中国内部并没有分裂。政权在力求进行它所说的“整风”，但是它自称完全忠实于自己，在广泛的程度上它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从这位中国主席的演说中首先显示出来的，这也是这篇演说和著名的赫鲁晓夫报告不同之点。    诚然，会有人说，在俄国，制度毕竟仍然照旧。但是，比较仔细地分析一下事态发展，可以看出，“中国路线”虽然在许多方面效法了俄国制度，但是它已经坚定不移地肯定了自己的独创性，而且也许比俄国路线更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一部分由于制度所包含的压迫因素，一部分由于斯大林个人的残酷独裁，制度曾经达到某种使自己瘫痪的硬化程度。    要想做到纠正苏联制度的过火行为和谋求比较灵活的方案，当时需要的是一次爆裂。只有在那位暴君死后，这个爆裂才有可能发生。然而，即使那时，也只是仅仅用赎罪羊这种简陋无比的学说来解释以往的一切错误。这也是一个方便的论调：是一个死人犯了罪。    在中国，恰恰相反，政权能够依靠自我批评——如果可以这么说，依靠自我改造——而活动。而且是仍然健在的政权主子本人发出了信号。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制度并没有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大偏差。这是不是说，它过去就没有过暴行和过火行为呢？毛泽东的演说恰恰承认了相反的东西。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中国曾经几乎成为、或者说本来可能成为匈牙利第二。凑巧，在铁幕后面承认匈牙利事件所造成的动荡的严重性，这是第一次。    但是，通篇演说的另一个意图是肯定与苏联不同，中国一向相当明智，因而得以承认它所谓的“矛盾”，相当灵活，因而得以不同历史破裂，领导集团中间也不需破裂而解决这些矛盾。    总之，“中国道路”的共产主义相信能够改良革命。它认为，这种对革命的改良可以用“展开”前此受到窒息的自由讨论来进行。它的广泛整风运动自命为遵守着一贯的路线，因为１９４２年也进行过类似的整风。    毛泽东争取实施自由共产主义的改良主义努力，是否将得到成功，这显然是西方极感兴趣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尖锐、当然将予以更为迅速回答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做法会不会超过中国国境，而在其他共产党国家得到支持。    “我们不这样做”，赫鲁晓夫在美国电视上已经作了答复。这种提出异议的做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但是，卫星国怎样呢？它们会不会不顾莫斯科的监视，自己来接受中国做法？即使中国制度中注入的某些自由能够不引起意外事件（不过，这还待证明），与中国人气质极为不同的西方人气质，是不是容许东欧的情况也象中国一样呢？    在未来发展对这两个问题加以答复以前，肯定地说，至少有两件事现在是明显的：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本刊讯】“日内瓦论坛报”１８日载文“从百花齐放到禁运问题”。摘要如下：    周恩来１月间访问东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团结”，不仅是表明中国对于苏联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如一的忠诚，从而向有反叛心愿的卫星国家作出榜样；而且这次访问理应使北京政府的这位领袖就地考察反斯大林和反俄国觉醒的前因后果。这位亚洲客人得以衡量“老大哥”所犯的错误的程度，从而为中国得出教训。随着莫斯科制度的缺点愈来愈明显，西方的同志们也就愈来愈向中国投以仰慕的眼光。    老实说，北京没有等待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教训，就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比克里姆林宫更灵活、巧妙的做法。这种灵活性，虽然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集体化运动中也可以看到，但是还没有扩及思想领域。这个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４年消灭了八十万敌人，并且把犯了从思想上反叛历史唯物主义罪行的共产主义作家胡风投入监狱，当时还没有实行“百花齐放”的理论。    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访欧之后，在２月和３月间所作的两个演说发动了有领导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在原则上预定要使共产党人自己纠正滥用权力，并且用来缓和知识分子的不满。自此以后，在给报纸的来信中或为展开批评而组织的会议上广泛开展了批评，但是党为了竭力把批评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一再要求对“右”派分子加以警惕，并且一再提醒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这些争论是有教育意义的：它们证实了国家对思想生活予以压制性控制，证实了共产党官员们的无能、骄傲自大和特权思想；甚至财政部也不免有这些病害。那里是一片混乱。    毛泽东不惜冒险，让自己的政权接受前此受到压制者的攻击。是怎样开始的，我们知道；要知道如何收场就比较困难了。但是如果领导得好，“放”可以使中国免受匈牙利共产党的不幸遭遇；可以使北京日益增长的威望稳稳地为人民民主国家所接受，使它便于在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中扩张势力。“放”还可以多少改变红色中国的面貌，使中国便于重新并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这种重新并入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在（美国）国会支持至少是局部地取消禁运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这个新的“院外援华集团”看来，“百花”可以作为论据，就象哥穆尔卡的政策有利于主张援助波兰的人们一样。

【中央社台北２０日电】北平磨刀霍霍（摘要）    最近以来，一系列新的发展，显示北平正有计划地把那些所谓“民主人士”引近坟墓。同时，所谓“整风”那大套魔术，也已经在观众之前露底，真真假假恍然大白了。    要明白北平由“整风”而来的最近发展，必须追溯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提出。毛匪泽东在去年春天提出这个“长期方针”，据说是要挽救把不同意见一棍子打死的专横作风，特别是学术方面的问题，要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    不料这次结合了“整风”，倒是冷门转热了。共匪说，要人们“帮助整风”，要从“放鸣”中发掘“人民内部的矛盾”，于是有一帮望“风”怀想、不能自己的人，假戏真做的“争鸣”起来。“非党人士”诉苦的声音，掩盖了“整风”的主题。诉苦的声音主要来自下列四方面：    第一、各高等学校个别举行的座谈会。第二、由匪“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第三、“民主党派”中个别举行的座谈会。第四、由匪“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    也就是在这些近似疲劳审讯的“座谈”，共匪抓着一些人的小辫子了。反过来说，由于这些人的诚实招供，也正好反映出，毛匪的统治虽然如此专横暴虐，而向往自由的人心始终是不可慑服的。    有些人的声音的确是共匪不闻则已，听到便不免战栗的。如果能够冷静的想一想，它也更可以发现这不止是某一个人的声音，还是全大陆人民的声音，而自己的确处在——“四面楚歌”的严重危机中。    文章在转葛佩琦、王德周和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以后说，储安平讲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这般近乎申罪致讨的“鸣”声，不仅耸动听闻，也的确击中了匪帮的要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的“鸣”声也已成为围剿的对象，其中包括：李康年、章乃器、章伯钧、陈铭枢。    还另有一个人咬狗插曲，这是那些专为共匪说话的分子遭到恐吓。同时，另一“民革”分子，和卢郁文一鼻孔出气的李仲公，据说也曾接到匿名恐吓信。    卢郁文的发言，可用“民革”分子刘斐的批评概括其内容。斐把卢“新华社”报道说：“刘斐说在他看来，卢郁文当时讲话的态度不好，刘郁文的发言看作是要想整民革的风。”卢郁文有几句话是这样的：“民革内部也有墙和沟，党与非党的墙并不比民革内部的墙高多少，厚多少。”    恐吓卢郁文这一插曲，无论含不含栽赃陷害的成份，在“争鸣”高潮中是一个怪峰。对于共匪抓住“民主党派”的辫子，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尤其是“民革”，真是有苦难言，似乎更脱不了关系。共匪紧接着这一插曲，便在“人民日报”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里，搬出“阶级斗争”这个血腥冲天的口号来。它说：“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言下之意，也就不外是要将对付“阶级敌人”的办法结合到当前的“大放大鸣”中来。过去所谓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而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问题是属于是非性质而非阶级性质的一套粉饰太平的说法，已经一下子抹掉了。    但是共匪那付假装的笑脸似乎还尚未完全收敛，它还在说：“我们必须广开言路。”它还在说：我们的整风运动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这件事，也要继续进行到底。”同时，它把已经加于葛佩琦这些人的围剿，巧妙地解释为“大放大鸣之后必有大争”。    共匪所以要这样继续装腔作势，是有理由的。一方面它要继续套取更多人的口供，以待一鼓而歼灭之，一方面内部情势的爆炸性已超出它意料之外，上层知识分子如葛佩琦等人尚且怀有如是强烈的敌意，在饥饿线上为它作牛马奴隶的广大群众中，便不知有多少葛佩琦，有多少人怀着“杀共产党，推翻共产党”的同样抱负。因此，它如果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手段，不谨慎应付，像匈牙利那样的人民起义，是极可能一下子爆发的。    已知的情势是，共匪正藏在“工人阶级”的背后，用“反批评”代替“围剿”，用“右派分子”代替“反动分子”这等名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攻。同时，所谓“民主党派”也正在“大放、大鸣、大争”的口号下大声疾呼，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并异口同声对暴君歌颂，对“右派分子”攻击。因此，所谓“大争”，实际上是没有对手的，只有一面之词，再也没有应声。而前倨后恭的“民主人士”，正是十四万人齐解甲，也无一个是男儿。    这里且以章伯钧为例，他说：“别人对我的批评，我暂时不讨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损伤它的领导权的，所以大家要不客气提出批评。”他并且自宽自解地说：“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提了很多意见，共产党并不感觉是围剿，民主人士发言之中，有不正确之处人家也提了不同意见，但不能说别人是围剿。”一副告罪求饶的神态，暴露无遗。    另一种投机讨好之徒，可以“民革”王昆仑为代表。王昆仑就是在结合“整风”的“争鸣”中说：“民主党派”是眉毛的那个人。不多几天，他却反过口风。然而，尽管这样大转弯，出去了的口供是收不回的，“民主人士”的悲哀正是在此。

【美联社华盛顿２２日电】一位负责人士星期五在这里说，美国地面部队下月份将开始从日本撤出。    岸信介和艾森豪威尔会谈公报说，关于“迅速撤退”这些部队的问题已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谈到日期。这位人士说，撤军问题已经考虑了有些时候了，撤退计划现在“已快拟就”。    在日本的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包括不满员的第一骑兵师和海军陆战队一个团。这位人士说，美国并不是“在日本的压力之下”，而是“根据一般政策”采取这一行动的。    国务卿杜勒斯最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谈到过这个政策。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美国已在设法在全世界任何可能作到的地方都要减少它的部队和基地。    这位人士还说，将根据这次会谈而建立的，并且在公报中宣布了的“两国政府委员会”可能把总部设在东京。    【新华社香港２１日电】据泰国“世界日报”１８日报道，泰陆军副参谋长素拉集１６日向报界透露，泰、美两国政府已就有关美国军事顾问团驻泰问题获得一项协议，即美国政府已决定于明年１月１日以前，从泰国撤走一部份军事人员，那时将只留下二百名。    报纸还引可靠方面消息说，在明年１月以后，美军事人员将逐步全部从泰国撤走。目前美在泰军事人员共有三百余人，而“泰美军事援助协定”签订时，美驻泰全部军事人员只有二十多人。美国军人的迅速增加，使泰国必须负担一笔庞大的维持费，最近引起了泰国各界人士的抨击，

【合众社雅加达２１日电】朱安达总理今日专门接见合众社记者说，印度尼西亚新的“有领导的民主”形式不应被认为是“离开民主制度转向独裁统治。”    这位印度尼西亚领袖在一系列写好的问答中追述了他的“专家”内阁就职后的两个半月中所取得的成就。下面是谈话的一部分：    问：国外人士对于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有领导的民主的计划表示不安。也有人担心陆军和政府内的“左翼人士”势力的日益扩张会威胁到议会民主。你认为这种担心和不安是不是有根据的？    答：我认为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对所采用的西方民主加以修改不能立即被认为是背离民主制度转向独裁统治。事实上尼赫鲁先生和他的国大党在印度的领导和吴努先生和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缅甸的领导无疑也是有领导的民主形式……    苏加诺总统只是把西方民主加以修改，使其适应印度尼西亚本国农村民主（即合作）。事实上正在寻求适合本国的民主形式的不仅仅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的执政党在自行修改方面所作的努力、甚至毛泽东先生在中国采用政治思想的新标准都是很好的证明：今天亚洲必须找出任何政治制度的自己当地的形式，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国家问题。    问：你的内阁在解决印度尼西亚危急问题方面取得什么成绩和进展？    答：在目前阶段与其谈成绩、不如谈进展更为妥当。在下面这几方面无疑是有进展的：    （一）军队和政府之间的谅解有增进。陆军已增加对政府目的的信心。    （二）各省现在日益明白，没有中央政府的帮助，它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    问：你预期目前的全国紧急时期还要继续多久？    答：在三个月或六个月中紧急状态……在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建立某种程度的正常关系这种必要的条件下将全部或局部结束。    结束紧急状态的主要步骤是：（一）决定省的数目。（二）授与各省自治权，包括将公用事业和预算移交各省，各省和中央政府间公平地分配国家预算。（三）加强军队的统一和纪律。    朱安达总理在展望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统一的强国的前景时答道，“紧急状态宣布以前的政治不稳定局面、我们在三个月紧急状态期间所取得的经验、足以促使组成军政府的那种气氛中所潜伏的危机、这一切都使人产生希望：主要政党将会进行合作……总之，印度尼西亚的领袖们拒绝那种会使国家走上毁灭道路的分割局面……他们接受中央集权的国家作为他们的指导方针。”

本社翻译出版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编印的“各国通讯社介绍”一书，现已售完，为了满足读者要求，决定再印三千册。有需要的可以预订，定价每册三元，售完为止。预订时间７月２０日（以邮戳为凭）截止，书籍８月底可寄出。来信请寄北京国会街２６号新华社发行科。

【新华社布拉格１８日电】下面是将在明天“红色权利报”刊载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亨德里赫于６月１３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的报告的一部分：    除了阶级矛盾外，非阶级性的矛盾也在社会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因为连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脱离辩证法，它不会停止不前，因此它也不会没有矛盾。这些矛盾可能包括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同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等。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当然不再是冲突和斗争，而主要是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觉的和有计划的努力，它们在经济、教育和宣传工作方面的活动、发挥群众的社会活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关于矛盾问题，中国同志们最近发表的一些文件和文章在我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们对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研究，证明他们对解决庞大的中国在迅速的革命转变中产生的复杂问题有深刻的探讨。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结论的特点在于这个事实：他们如何一贯地把我们的学说的普遍有效的原则应用于具体情况。这些结论完全证实列宁主义的学说：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消除矛盾的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中国的情况同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情况首先在哪方面有所不同呢？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存在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整个资产阶级被消灭了。而在中国，目前存在三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二十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方面，而且同他们结成了联盟。人民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并没有采取直接剥夺的方法，而是采取通过各种暂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他们的财产逐渐改变为社会主义财产的道路，同时还对他们实行耐心改造的政策。消除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一定形式的阶级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没有尖锐的冲突和斗争。    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态度也是根据同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共存和结成联盟的政策产生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个著名口号的精神中。像中国同志们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口号并不是意味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任何调和，而是要在公开的意见斗争中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时，散布敌视人民的任何反革命言论当然是不容许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完全是由于中国存在三个基本阶级而且进行合作的情况而产生的。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首先对于亚非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亚非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民族解放基本力量之一。    从上述情况看来，情况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的具体情况同我国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在解放以后的初期，我们的工人阶级就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把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争取到它的一边。这场斗争在１９４８年２月在本质上已成定局。即使在那个时候剥削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被粉碎，这也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已经完全消除。资产阶级的成员在国内仍然存在，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仍然不能同我们的制度协调，并且殷法破坏它。可是他们的主要支持不是在国内；他们同国际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国际帝国主义给予他们全面支持，并且利用他们来实现它的目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边界，并且我们恰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在正在组织它的最野心勃勃的军队的那一部分毗邻。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国进行特别猖狂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同时还进行集中的敌对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的和国内的因素经常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国内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转化而具有明显的阶级对抗性质。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一切工作时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并且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敌人的活动和意图。    资产阶级能够影响某一部分人民的主要手段是它的意识形态活动。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妥协地同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这种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是被击败的资产阶级，而且这些意识形态主要是从外国输入到这个国家来的。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劳动人民的某些部分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正在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列宁的话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只能这样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法新社柏林２１日电】预料波兰政府就波罗的海地区是否有可能实行“中立化”的问题向瑞典、丹麦和芬兰等国政府进行试探。    这里的观察家的从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访问柏林结束时公布的东德—波兰联合公报得出这样结论的。这个公报说，两国政府将设法达成一项协议，保证波罗的海成为“有利于欧洲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个和平地区的海洋”。    鉴于有消息说苏联对北欧的中立化提出新的计划，因此，公报中的这些话被认为是意味深长的。    这个公报是在柏林签字的第一个没有提到“居于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地位的苏联的领导作用”的公报。公报把苏联的地位和共产党中国的地位放在同样的水平上，共产党中国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的影响超出中国大陆以外。    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在另外的联合宣言中第一次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应该创造性地予以运用，应该考虑每一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联合公报并没有提到匈牙利的起义，在东德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签订的所有其他的公报中，这次起义是作为“反革命”被提出来的。    【美联社柏林２１日电】波兰领袖哥穆尔卡已经从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那里逼出一项吝惜的承担：苏联集团的每个国家都有权挑选它自己牌号的共产主义。在看来是哥穆尔卡的另一次胜利中，这篇联合声明漏掉了卫星国通常提到的关于苏联在共产党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句话。    波兰人士说，“独立”条文是由哥穆尔卡的坚持而写进去的。波兰领袖拒绝了乌布利希的这种建议：应当对俄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给予更多的注意。    西方专家们认为，乌布利希改变他的斯大林主义立场是表明，他受到压力而不得不同哥穆尔卡达成“共处”的协议。莫斯科显然一直在要求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结束他们的已使整个苏联集团感到为难的公开争吵。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５月３１日刊载该报记者林家琦以“高棉剪影”为题的一篇通讯。全文如下：得天独厚的国家    柬埔寨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当湄公河的中游，沃野千里，一年可生产一百四十万吨的米谷，除了供应四百万人的食用外，还可有三十万吨的剩余米粮输出国外。柬埔寨中部有一个广达一万平方公里的“大湖”，盛产鱼鲜，因之又名“鱼湖”，有三万居民靠捕鱼为生，每年有十万至十二万吨的鱼类钻入他们的网内。每逢雨季，湄公河水涨，河水倒流入湖，汪洋一片，湖面增大三倍，等到雨季一过，湖水退落，立成肥田万顷。因之湄公河和大湖使柬埔寨成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柬埔寨北部又是广大的森林地带，盛产木材，每年出口数量很大；其他如胡椒、树胶都是柬埔寨重要的产品。骤晴骤雨好赌雨    柬埔寨人民生活简单，米粮易求，鱼类更取之不尽，他们每天只工作几小时，便可衣食无忧。每年夏秋之交，是柬埔寨的雨季，洪水泛滥，河湖均涨，棉人深居简出，直到１１月以后，转入干季，这时候鱼鲜、土产大量出产，米谷也相继收获，一交二三月之间，各种物产均已上市，这时是一年中经济最丰裕的时候，亦即正好预备过新年了。按柬埔寨人过新年是在清明节后十日，也就是阳历的四月间。新年过后，棉人生活悠闲，多以“赌雨”为戏。这是一种很奇特的赌博，他们不需赌具，只是双方预测下雨的准确时间，譬如甲方预测当天下雨的时间是下午四时十分，乙方预测是三时五十分，各下赌注，有的是十元八元，有的是数十元或数百元，甚至几千元的赌注都有，等到大雨骤降，谁的时间准确，谁就把钱拿去。人人都要作和尚    柬埔寨与寮国、泰国一样，都是佛教国家，上至国王，下至庶民，人人均要做和尚。每个在二十岁以前，都要先到寺院内出家，至少要过三个月的僧侣生活，始可还俗，但也可以长久居寺院里，终身做和尚。目前柬埔寨四百万人民中，共有八万僧侣，分住在全柬埔寨二千七百七十七所寺院内。他们不事生产，每天早课既毕，就排队出发，三五人以至十余人不等，鱼贯而行，不言不笑，分赴附近各乡镇化缘，这时候要施舍的人家，早把饭菜预备在门前，鸡鸭鱼肉均有，和尚们把饭菜带返寺中，和全寺院的僧侣共同进膳；午时一过，便不再吃食米谷，仅可啖生果和饮水。和尚的最高首长称为教王。华侨占二十六万    柬埔寨四百万人口中，华侨占去二十六万。金边一市居民共有三十万人，华侨竟有十二万人，占其五分之二。所以在金边市上，到处都是华人市招，有如中国人的城市，经营商工业的差不多均是华侨。在华侨总数中，仍以潮州人占多数，大约在７０％左右，潮州话成了柬埔寨境内最通行的语言。华侨在柬埔寨境内经营的事业，主要的有胡椒园、盐田等。其他如林业、鱼干业、米谷业、交通事业和小型工业，华侨均占有重要的地位。柬埔寨十四个省会和三十镇中大小市场的商铺，十之七八均为华侨所经营。侨校一百七十所    柬埔寨境内的华侨学校，为数达一百七十所，全体学生逾两万五千人，其中计有四所中学，即端华、广肇惠、民生、华侨等四中学。华文教学钟点不受限制，入学儿童也在逐年增加。金边有华文报纸五家，但发行份数均不大。目前共匪向柬埔寨积极渗透，学校、报馆等文教机构，更是共匪渗透的主要对象。这方面确是值得警惕的。五帮公所办侨务    柬埔寨侨团的最高机构是中华理事会。以前称为五帮公所，系由五帮正副帮长共同组织的，互选正副主席。所谓五帮即潮州、广肇、福建、海南、客属等是。中华理事会现在办有中华医院、中华图书馆等福利机构。理事会并代表当地政府，征收华侨的“身份税”。如果华侨有什么争执，像债务或婚姻纠纷等，多由理事会所设的调处委员会先行调解，侨胞们均能服从处断，以免到法院去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