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６月１３日刊载了该报记者悉尼·格鲁森从华沙发来的一则电讯，题目是“毛泽东的讲话原文表明共产党人从１９４９年以来‘消灭了’八十万人，但是这种恐怖在１９５４年中止了；毛泽东在重要的２月谈话中对党的领袖们这样说；摘要透露了；这位北平领袖说，斯大林犯了清洗反对者的错误——匈牙利被认为是教训。”电讯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公安部队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４年初之间“消灭了”八十万人。    中国元首毛泽东在他２月间在北平向中国党的领袖们发表的一篇讲话中，透露了这个数字。他又说，从那时以后，已用说服的办法来替代恐怖行动。但是，他又说，恐怖方法是在１９５４年停止采用的，而代之以说服教育。他的这些话是在他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１２日发表的两篇讲话中的第一次讲话中讲的，他在其中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在共产党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可能发生而且的确发生了矛盾或是冲突。原文没有发表    毛泽东两篇讲话原文都没有发表。但是，毛泽东讲话的摘要，包括原文摘要，现在已经可以得到了。    （毛泽东的新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苏联的学说长久以来就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消失了。）    毛先生的讲话的摘要谈到五个主要题目，一些问题和答案。矛盾问题    第一部分谈到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的冲突问题。这部分包括下面的摘录：    “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是新的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关于这些问题的事。列宁提到过这些问题，但是对它们并没有作过详细的阐述，因为当他在世时，由于外国的干涉，只谈内部问题是有困难的。”    “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只能被认为是不好的，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表明，斯大林错把内部的分歧当做外部的敌对，其结果是实行恐怖统治，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    “在对付敌人时，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我们在中国也用过武力来对付人民的敌人。被我们的公安部队消灭的总共有八十万人。这是到１９５４年为止的数字。”    （据信，这八十万人主要包括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内战中被杀的反对这个政权的人以及以进行间谍活动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的人。）    “从那时起，我们不再用恐怖的办法了。我们代之以说服和教育，如果你在解决内部矛盾时老是用恐怖办法的话，那么其结果是这些矛盾可能会变成国家敌人式的矛盾，就像在匈牙利发生那样。”    “但是，在进行说明的同时，必须分析问题的坏的一面，提出涉及所犯错误的根源的建议。这就是开会和讨论的老办法。许多人讥笑我们，因为我们的会开得太多了。但是这种允许每一个人有发言权的经过考验的老习惯常常产生良好的结果，而这是最民主的做法。”    “内部分歧不是，而且决不能是对抗性的，即使它们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站在民族团结的立场上，那么这些分歧的解决必须以旨在加强这种团结的批评为基础。”    （换句话说，应当把矛盾限制在家内，不应当使它尖锐化到肉体斗争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采取了这种态度，资产阶级参加了建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工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适用于任何其它国家，它们可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建立的。但是根据中国的经验，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证明是最有用的。”    下面是第二部分关于罢工罢课问题的讲话摘要：    “国内一出现敌对情事，就应该尽速加以处理。但是，要是官僚主义妨碍了这样做，以致演变成示威和罢工罢课的话，该怎么办呢？应该把这种事件看作是对已经有官僚主义在那里筑了窠的政府部门的一个警告。    “在这方面，甚至可以说，小规模的罢工罢课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指出了所犯的错误。当然，对于大规模的总罢工罢课是不能同样看待的，因为它们并非争取纠正错误或者满足一些正当的不满，而是针对政权本身而发的。    “小、规模的罢工罢课，如果处理得当，可能是避免大罢工罢课的好办法。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劝工人们不要采用这种方式。罢工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没有好处的，因为结果会对市场，也就是对工人本身减少货物供应。但是我们只应该用说服办法，绝对不能用强迫的行政手段。    “这个情况的另一个方面是工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钱来增加工资，甚至是增加那些合理地要求增加工资的人的工资。大家知道，给三个工人的工资必须至少够五个人用。那么该怎么样来做呢？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工作分给大家做，以便无论在工作或工资上，让每个人都有所得。我们还必须设法使每一个想做外活的人得到机会。”    讲话的第三部分谈到人口问题。据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些官方言论透露，每年的人口增加在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    毛先生说，出生人数，现在每年三千万，“表明卫生工作有了巨大的进展，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农村，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人民对未来有信心”。    他接着说，“但是，这个数字一定也会引起我们大家很大的担心”。    “我将再引述另外两个数字。过去两年中粮食产量每年增加一千万吨。这几乎难以满足我们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    “第二个数字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据估计，目前，我们４０％的少年进不了小学。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使我们的人口在长期内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譬如说，六亿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进行解释，并且提供适当的帮助。”    讲话的第四部份谈到了毛先生所谓的“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些摘要如下：    “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根据它的全部复杂性来考虑。每一件事都有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例如，日本的进攻（１９３０年代对中国的进攻）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意味着战争。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发生了好的结果，因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使得有可能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在领导斗争的共产党的周围，最后取得了共产党的胜利。    “匈牙利的悲剧也是不好的。但是，匈牙利的悲剧有它积极的结果，因为它使我们知道了大国情绪和沙文主义所产生的错误，教导我们注意这些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它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这次战争给世界造成了很多破坏，但在同时，它粉碎了旧帝国主义者（指许多国家内的殖民统治的结束），而且，这次战争表明，如果世界发生新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不要战争，虽然必须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理论    以下是讲话第五部分的摘录，讲的是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怕批评，也不害怕讨论。它是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南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正面应付批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加强，才能变成一种真正伟大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新的宗教或禁忌。党相信，如果它进行一次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为基础的思想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会赢得更多的同情者。    （根据这种原则，批评决定是受到鼓励的，但是，当批评被考虑在内以后，团结必须重新恢复。）    “反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意见是害怕批评和害怕丧失垄断地位的结果。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例子。马克思从没有说过人家不应该批评他。我愿意对那些不遵循马克思这种教导的人说一句中国的老话：‘一个人如果生前不让人家批评，死后人家还要批评他。’”    （毛先生称他的新理论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政策产生毒草是不用害怕的。有的时候，甚至必须有这种毒草才能知道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已经决定出版蒋介石的全集，甚至发表一定数量的美国之音的某些广播。单是攻击反动分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反动分子要的是什么，他们代表的是什么。”    有人向毛先生提出关于新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他回答说：新战争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在心的一个可能性。资本主义份子可能有各种不同原因希望发动新战争。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至少在今后十五年内用不着担心这样的可能性。关于矛盾的意见    毛先生关于共产党社会内的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解释。下面是“真理报”４月１５日刊载的这篇文章的俄文译文：    “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这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比较容易重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    “而在另一方面，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    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完全不像敌我之间的矛盾那样，是在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对抗性的矛盾。（文内小标题是原文所有）

【中央社华盛顿１２日电】专栏作家毛勒今天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正在半自觉地使美国最后承认赤色中国的“和平政策”表示不安。    在“费城问询报”发表的专论中，毛勒说，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最后使人承认赤色中国是一个永久的事实。一是总统的和平政策，二是美国在半和平冷战地区不能自如地行动。他继续说道：“一旦总统决定同共产党和解（而不是拖垮它和击败它），他就会在不久将来承认赤色中国。”    毛勒举出朝鲜停战作为例证说，美国人原会跟随总统战胜赤色中国和使朝鲜重新统一，如果他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话。“但是一旦放弃了这些目标，人们觉得继续进行战争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毛勒说英国主张用贸易来分裂俄国和赤色中国的理论是十分蹩脚的论点。这位专栏作家还预言，一旦美国承认和平，像缔结对朝鲜和约和让北平进入联合国这一系列事情就不远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６月１４日的“华盛顿流言”专栏写道：据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百慕大和麦克米伦达成秘密协议，保证美国支持英国放宽对红色中国的禁运，而条件是英国答应不在今年促使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    杜勒斯和罗伯逊继续反对这个国家采取任何会有可能巩固大陆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和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之间引起不稳情况的行动。

【中央社纽约１５日电】最近关于对华政策方面的事态发展“反映出一种怀疑和要求重新审议这种政策的趋势。这种政策虽然在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面以及在及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坏事的道义激愤方面都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由于多少有些消极成份而遭到失利。”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有经验的驻远东记者张伯伦在他在这家报纸的专栏中这样说的。张伯伦指出了下列标志：第一，英国决定放宽它与中国大陆的贸易；第二，艾森豪威尔对禁运所采取的缓和立场；第三，某些参议员怀有同样情绪；第四，“大西洋月刊”和“哈泼斯”月刊上刊载了两篇主张美国对北平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的文章；第五，可能准许记者在自己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访问中国大陆；第六，５月２４日的事件。    张伯伦认为，英国的行动“对于美国设法使共产党中国尽可能同非共产党世界隔绝的政策是一个严重打击”。    至于台北骚乱，“这次事件的爆发不仅引起人们注意到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某些紧张关系，而且还注意到美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目的之间有某些分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对北平采取缓和政策的人说，“现在是和北平谈判要它承认台湾独立的时候了，等到蒋介石下台而使这个岛屿的政治稳定遭到严重考验的时候就晚了。作者还认为，美国在北平设一个大使馆可能从中得到实际的益处，并且认为，要求接纳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压力可能达到不能抵抗的程度。还有人抱有北平可能脱离莫斯科的主观的希望。”    张伯伦虽然承认讨论对华政策的这种新趋势是值得注意的，但是他说，“主张保持我们目前的政策的人有着强有力的理由……即使把这些发展总括起来，也不表示美国将在任何可以预料到的未来支持接纳北平政权加入联合国或是和它互派外交代表……虽然在中国的局势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是美国对世界那一部分的政策有任何迅速的或是根本的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将来进行一些修改的可能性比甚至就在不多几个月前要大。”    张伯伦列举的反对立刻修改政策的理由是人们所熟悉的，因此我们不重申了。

【本刊讯】巴黎“新闻报”６月５日刊载了一则华盛顿通讯说，美国参议院中正在发展一个运动，主张修改美国对北京的贸易政策。虽然这个运动目前局限于民主党议员中间，但是，据财经新闻社电讯，运动看来有可能得到共和党自由主义派的强大支持。这个潮流势将创设一种政治气氛，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假如它决定效法英国的榜样——能够得到参议院中立态度的鼓励。    特别是南方民主党人主张在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上实施比较开明的贸易政策，因为他们希望现在在同美国货竞争的日本出口纺织品中有一部分能够被中国吸收。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卸下对日本经济予以支援这付担子。    约翰逊和莫尔斯等民主党首领们虽然主张放宽贸易限制，但是他们着重指出：他们丝毫也不考虑美国承认北京政府或允许北京政府加入联合国。另外一些要人也主张修改美国对华政策。例如几家外地最大报纸的董事长考尔斯，他说美国要想避免“屈辱的失败”，就必须进行这种修改。    旧金山对外贸易商要求政府放宽对华禁运    【美联社旧金山９日电】进出口领袖们报道：旧金山的七百三十个对外贸易商，正在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施加静悄悄的、但是不断增长的压力，要求政府放宽、如果不是结束的话，美国对红色中国贸易的禁运。他们坦率地承认：他们希望回复到近于１９５０年以前的情况，那时，在和中国贸易的最后一个全年中，这里的美国海关计算为：进口九百三十万美元，出口八百五十万美元。    本地的贸易商人说，其它许多国家一定会效法英国，并且公开地询问：美国继续实行禁运是否合理。    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代表团已于８日去华盛顿，明言此行的任务是要活动恢复同中国的贸易。    太平洋运输轮船公司和美国轮船公司副经理、港湾地区世界贸易协会主席戴梅治说，本地商人“广泛地存在着这样的看法”：“我们国家目前所做的是不对的。显然，如果其他国家都在同中国做生意，那么，我们不同它做生意是不能损害它的。”    刚刚旅行远东回来的商会工业委员会主席博耳斯说，只应该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因为不这样做，将来美国商人一旦到了中国，他们就会发现那里的市场已被比他们先到的人竞争完了。    戴梅治表明，共和党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诺兰参议员——他对台湾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支持已经成了一种笑柄——不是唯一反对无条件取消禁运的人。    他说，一些银行家——商会的会员——要求在退还了被没收的美国财产以前不要同共产党中国做生意。商会还有唐人街的会员，他们同台湾有坚强的政治和家庭联系。同时，还有一些本地商人认为１９５０年前同中国的贸易量是估计过高了，而且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有贸易前途。    博耳斯说，但是，中国一向是一个原料来源地。他说：“现在他们正在搞工业化，这个国家当能成为我们一个相当大的市场。”

【本刊讯】“华盛顿邮报”６月１１日发表了李普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要不要封锁？”文章说：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两端——波兰和中国，现在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开始穿过铁幕互相交往究竟是对还是错？是明智之举？还是愚蠢的作法？我们已决定同波兰开始来往，并且已到达谈判缔结提供经济援助的协定的程度。对中国，我们仍执行着不相往来的政策，而且我们还继续实行禁运和抵制。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在大国之中是孤独的，并且国内反对这种政策的人也愈来愈多。事实上，总统在上星期说过，他个人是赞同至少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有某些自由的，虽然他还不是以总统身份这样主张。    这方面现在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不应当开放，而应当关闭，对共产党国家最好的办法是尽量设法封锁它们，同共产党政权的往来，越少越好。一进行贸易，得好处的总是共产党人。一进行外交和文化接触，挑拨非共产党人和扰乱人心的必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建立的、把他们自己同资本主义和民主世界隔绝的铁幕实际上是保障民主和资本主义世界安全的必要条件。赞同封锁政策的人希望看到世界划分为两个不相往还的体系。然后双方在铁幕两边彼此相互发动宣传攻势。    另一派认为，正是因为受到封锁，俄国和中国非但没有削弱，结果反日益强盛。贸易限制和禁运的实际效果无异在它们四周建立高大的关税壁垒，使它们不得不发展它们自己的工业，使它们自给自足。这个代价是大的。这可能使它们发展得较慢。但是一旦它们付出了这个代价，被封锁国家就将居于非常有力的地位。这适用于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像波兰这样较小的国家是不能指望成为自给自足的，封锁政策对它们的效果是使它们完全依赖苏联。为此，我们那些反对封锁政策的人辩论说，上乘的做法是给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两者择一的余地，以破坏苏联对波兰供应必需品的垄断。    我们也承认，虽然对中国贸易实行禁运确实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滞缓了，但是它对工业化的进度影响并不很大。另一方面，不论确实使工业化滞缓的好处怎么样，使中国除了完全仰仗苏联以外别无选择余地的做法已经抵销这种好处而有余。我们说，让中国和外界交往，从而鼓励中国起一个较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作用。这岂不是更好吗？    我想，有必要指出，不论限制或开放政策，其后果都不是很快、很显著的。限制或禁运可能曾经使俄国人或中国人伤脑筋。但是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力量一直在增长。它不曾走下坡路。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指望开放贸易和文化交流会像副总统在他的关于对波兰援助问题的演说中谈到“自由的爆炸力量”时所指的那种惊人结果，他的那篇演说在其他方面倒是极有见解地的。    我们可以指望的不是象在匈牙利曾发生的对我们来说是丢了脸而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个悲剧的那种爆炸。我们所能指望的不如说是一种由于暴露在自由之下而造成的消耗，是对波兰政权的极权性质的逐步破坏和更多的阳光和空气的医疗效果。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６月１４日发表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解冻”的社论，评中共整风运动。社论说：自由主义倾向在北京占了上风，共产党中国的气氛有了重大改变。    １９５６年，他们作出了初步尝试，想借助于他们所说的“百花学说”来恢复较大的容忍。在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已经号召在文化领域内各种思想齐放，把各种互相竞争的学派表达出来。    不久之后，北京就有一部分领袖希望这种冒险到此为止——这是共产党报纸自己说的。事实上，他们所激发出来的主要花朵是对政权的批评。但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给予中国严重的警告。    现在已经肯定，毛泽东亲自决定用自己的巨大声望来支持继续而且进一步朝向比较开明的方向发展。２月２７日他在一篇演说中阐述了一项比较新的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是可能存在“矛盾”，共产党中国主要“矛盾”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只有在这方面展开坦率讨论才能妥善予以补救。    这是不是说在中国开始了自由纪元呢？结束了集权主义大整训时期呢？当然不是。在全中国由于毛的演说而开展的“整风”大运动，在许多方面同共产党历次的大运动并无二致。中国的有组织的群众有条不紊地分为无数学习小组，在小组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新鲜的是：“改造”的对象变了：现在被改造的是党干部和党员。还有一点新鲜的是：被领导者被要求坦率发言来批评领导者和对制度提出一切必要的修改建议。甚至于允许陈述唯心主义论点来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感到使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最好办法是展开一场争论，而马克思主义的门徒们认为：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是只会胜利的。    没有疑问，现在来估计北京这样进行的改变的真正意义，还早了一些。但是，看来明显的至少是：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毛泽东和他的“集体领导”同伴们自己也认识到政权有过火之处：暴政和干部们的专横、过分的纪律统治、压制任何独立思想、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厉行节约。    面临着这种情况，毛泽东保持着头脑清醒，同时感到自己强大到足以支持人民来反对干部，足以进行广泛的减压运动，最后——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比斯大林高明得多，当然也是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足以开辟一个试验和讨论的新纪元，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解冻”。    因此，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北京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新泉源，这种思想比莫斯科更新、更灵活。这种情况一定会在各卫星国引起深刻的影响，现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波兰的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在激动地寄望于中国，他们透露出自己激烈希望从北京得到鼓舞，去反对莫斯科的意旨而探求民族共产主义。

【中央社东京１５日电】一个日本社会党高级领袖今天在这里说，即使日本与北平的关系正常化了，他的党也不愿意牺牲与国民党台湾的大量贸易。    他说，如果日本在承认赤色中国时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日本可能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执行“两个中国”政策。    日本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是在今天下午这里举行的一次外国驻东京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当记者们追问这位今年初领导社会党代表团访问北平的浅沼稻次郎关于社会党对华政策的问题时，他说，他的党在设法争取尽早承认赤色中国的同时，也考虑到日本和台湾订有和约及国民党政府是联合国会员这一事实。    浅沼稻次郎强调说，但是，社会党肯定把中国共产党政权看作是“中国的主人”，因为它代表着大陆上的六亿中国人民。    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这个问题必须由两个有关政权本身作为内部问题来解决。    这位社会党总书记认为，台湾问题可以通过三种途径的共同努力获得解决。这三种途径是：目前美国和赤色中国在日内瓦的谈判，北平和台北的直接谈判以及东京和北平的谈判。    他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中国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法新社东京１５日电】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今天建议用一项包括美国、苏俄、共产党中国和日本等四国的中立条约来代替美日安全条约。    浅沼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要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话，应当以他所谓的“非武装中立”作为这种条约的基础。    浅沼和同时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说，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是“典型不公平的条约”，并说应当予以“废除”。他们又说，岸信介首相应当在他即将访问华盛顿期间谈判废除这些条约问题。日本社会党坚决要求：第一，美国把军队撤出日本以保障日本的独立；第二，岸首相尽力说服美国领袖们改变对共产党中国的“错误”态度；第三，美国当局立即把美国陆军特种技术兵、“罪犯”哲腊德交给日本法庭审判。

【法新社台北１５日电】今天自官方获悉，今天上午一位国务院特使曾与美国大使兰金会商５月２４日事件。    普利特部长是位高级视察人员。他昨天到达这里代表国务院对那次事件进行调查，并且搜集有关情况。官方说普利特的访问是“对美国国外的外交机构例行的定期访问，这是非常情况下的惯例”，在台北这里的情况正是那样。    预计蒋介石总统不久将接见普利特。    据法新社记者了解，行政院长俞鸿钧就５月２４日事件发表谈话以后，兰金大使正忙于编制一份不久将上呈华盛顿的全面报告。    【法新社台北１５日电】台北的美国人士今天指责说，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关于雷诺上士一案（他的无罪开释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台北５月２４日的骚乱）的报告是“强辞夺理，等于纯粹的推测，虽然自称是这样，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    然而，这里的美国当局拒绝对这个报告发表任何正式意见。据说这个报告已经送交华盛顿。    这里的美国人士私下对俞鸿钧行政院长提出雷诺案件的态度感到震惊。有资格的观察家指出，判处雷诺无罪开释是根据安格普撒克逊法的这样的前提：检察官必须证明雷诺在杀害刘自然时不是为了以某种方式自卫。但是，检察官不能证明。    但是，俞鸿钧的报告说：“在事后询问过各种证人和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后，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罗比大（音）的结论认为雷诺的自卫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美国专家指出，中国当局说，雷诺是“蓄意杀害，不是正当地为了自卫的”（俞鸿钧昨天在他的报告中这样说），因此，这就为对雷诺杀害刘自然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推测打开了大门。    美国人士又指出，行政院长的报告中没有任何地方谈到受害人和雷诺之间有任何可能的联系。他们进一步表示，俞鸿钧报告中所说的导致开枪的事件的次序与军法审判所认可的事件的次序不相符，因此使案件排除了自卫的可能。    这些人士认为俞鸿钧的报告的目的在于证实中国官方关于美国军事法庭“误审”的指责和提供解释以便为后来的人民的不满以及其后的骚乱和劫掠这里美国大使馆和美新处建筑物的行为辩解。这些人士指出，这是要把初期的过错放在美国政府身上。蒋帮内部意见分歧    【合众社台北１５日电】国民党中国最有势力和最大的两家报纸今天要求从宽处理四十一名被控参与上月台北反美骚乱的人。    同时，消息灵通人士对合众社说，在惩办那些受审讯的人的问题上政府高级领袖间发生了分歧。消息灵通人士说，政府中间的一派认为，向美国道歉和弥补受到损害的关系的唯一方法是严厉惩罚四十一名被控的骚动份子。他们下星期可能要出席军事法庭受审，这里一般认为，这一事实表明，政府想给他们严厉惩罚。    这家报纸要求政府检查这里的美国兵所享受的外交豁免权的范围和在谈判军队地位协定的问题上“站稳立场”。    同时，蒋介石大元帅的国民党报纸“中央日报”也要求从宽处理骚动分子。观察家们认为，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中央日报”总是反映或领导政府的思想的。这家国民党报纸说，“如果不惩办那些犯罪的人，就不可能保持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维持公共秩序。”但是，“中央日报”说，“我们仍然要要求军事法庭对他们从宽处理。”    它又说，“大多数的群众的行动仅不过是出于一时感情冲动，因此，从人的本性看来，他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宽恕。”    但是，一些国民党官员担心，如果把这些被控的骚动份子处罚得太严，这将会引起公众的愤怒。他们还认为，这样做将会使共产党人有了宣传材料，他们可以指责说，蒋介石政府在讨好美国人。    这里的某些美国重要官员担心，如果这些骚动份子被处理得太严的话，中国公众最后将会责怪美国本身。    独立的和有势力的“联合日报”今天要求政府采取宽大态度，它并指出，美国并没有要求惩办那些骚动份子。说话直爽的“联合日报”说，如果对被控的骚动份子进行宽大处理，公众就不会拿他们的军事法庭与美国军队开释上士雷诺这件事作比较。

【法新社万象１６日电】奉王太子之命组阁的萨索里特的亲信人士星期六说：据说苏发那冯的党团内的有势力人士福耳塞纳已经同意参加萨索里特的内阁。反对党中最坚决的一派参加内阁看来是由于国家党—独立党联合委员会对萨索里特原先的政府纲领作了修改的缘故。这种修改另一方面可能使辞职的首相富马亲王同意担任外交大臣之职。万象的政治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参加将使萨索里特很有可能下星期初得到国民议会的授权。但是，据这些人士指出，这种参加还没有完全肯定，目前正在继续进行谈判以求获致协议。

【美联社纽约１４日电】有一部分重要的莫斯科作家已被苏联共产党正式控告为反党。在纽约刚刚收到的这一期莫斯科“文学报”上说，莫斯科作家党组织通过决议斥责了反党的作家。这期“文学报”报道还指出，反叛者将不放弃他们的枪，他们要求创作自由。他们正在坚持他们的照事实描写苏联生活的权利。    “文学报”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报。它提供了近二十年中苏联刊物上出现的第一批证据之一，表明在苏联知识份子中可能存在经过认真组织的或半组织的反党活动。然而，获得的证据中的迹象表明，反叛作家并不在这点上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有组织的反对集团。他们显然认为他们自己是爱国者，想争取他们反对独裁官僚主义统治的权利。    主要的反叛作家都是有名的天才作家。    四十四岁的小说家、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卡扎克维奇是个中心人物，他是负责出版两卷名叫“１９５６年莫斯科文学”文集的编委会委员，这个文集现在正遭到严重的攻击，他正在捍卫这个文集和为这个文集撰稿的作家。    被广泛宣传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这本书的青年作家符·杜金采夫，采取了差不多像他小说中的英雄一样不妥协的态度。书中英雄工程师洛帕特金捍卫了官僚主义企图压制的一件发明。    在斯大林统治下遭受到严重不幸的抒情诗人玛格丽塔·阿里格尔在她致作家协会的一封迄今尚未发表的信中表明了她的态度。她维护创作自由，并且列举了在斯大林统治下对她和其他作家所施加的迫害作为极权统治对文学毒害的例子。    一致反对党对他们的创作艺术实行压制的其他人物有：亚历山大·雅辛，维·坚德里亚科夫，维·鲁德尼亚和维·卡维林。其中大部分人是同“莫斯科文学”文集有关系的。    反对他们的人是那些并不是由于他们创作的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愿意让自己成为党在文学方面进行压迫的工具而有名的作家，例如克谢·苏尔科夫关于这种反对发表了以下这些意见：“人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中间有派系存在，我们的同志有一个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明确地扼要提出的文学——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是同党在文学方面的方针不符合的。”    苏尔科夫对反叛者说：“该是想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为什么我们国外的敌人这样愿意、而且以这样极端的‘善意’在保护你们呢，为什么他们这样散布和宣传你们所辩护的那些作品呢？有着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我们今天所批评的错误并不能归入风格的范围。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大错误。”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因犯错误已改组    【法新社莫斯科１６日电】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主编和其他九名工作人员今天被免职，因为他们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坚决谴责“目前修正主义的倾向。”    在大批的免职中，只有三名工作人员幸免。这家杂志现在将成为苏联科学院历史部的机关报，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历史研究所的机关报。    被免职的主编是布鲁日阿洛夫。在被免职的人中间也有国际知名教授埃鲁沙林斯基和阿齐霍夫斯基。    这家杂志的“严重错误”曾一再受到了共产党报纸的批评，最近受到了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的批评。    在最新的一期中，这家杂志的新编辑指责以前的编辑人员屈服于“耸人听闻论和资产阶级的客观”，而“这些东西与真正的科学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社论又说，某些“不坚定的人”赞同了这些“错误的文章。”    社论说：“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党和人民的政策和活动相提并论，这是重大的错误。这种解释只会使人低估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社论谈到苏联——南斯拉夫意识形态的分歧时说，新的编辑部将为消灭个人崇拜的残余而斗争，但是，也将“坚决地同想要用泥污掩饰、缩小和改变我们党的作用的某些外国的修正主义倾向作斗争”。    社论说，前编辑部没有充分地强调说明“在各个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斗争”。评论说，这个杂志退缩不前，没有设法阐明由于匈牙利事件而引起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他们无力从科学的立场来对待当前的问题。    同时，这个苏联科学院的刊物，批评了布鲁日阿洛夫和他的前任者潘克拉托娃在他担任主编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波兰通讯社华沙１２日电】“劳动之声报”发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索文斯基的一篇题为“在第九次全体会议以后”的文章。    作者在谈到党对工会的思想和政治领导时说，这种领导既不是意味着回到驱使工会的旧方法，也不是意味着干涉它们的活动或侵犯它们的自主。    文章说：在思想战线上，工会中出现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这些倾向的表现就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及国家的利益而否定和轻视个别工人团体的利益，否定要维护工人们的利益就不仅应该防止错误并且也应该动员大家努力增进我们劳动果实这个真理。    现在还有一种回到旧的行政工作方法的倾向。现在有一种保守的倾向，反映在某些工会领袖反对工人委员会的偏向上。我们应该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    作者在谈到工会组织同工人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正如实践证明，这些组织在解决它们各自企业的经济问题时实行合作可以保证同时正确、谐和地满足个别工人团体的利益和整个工人阶级和国家的利益。    文章继续说：“应该坚决反对工会把它们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只限于提高工资和其他利益方面。工会绝不能忽视工人们的长期利益，绝不能忽视整个工人阶级和国民经济的利益，这就要求它们彻底熟悉生产和经济上的问题，积极参与经济方面的决定。”    作者强调说，工厂里的工会组织应该主动来建立工人委员会。他还强调必须保持工人委员会的社会性质，并且必须组织联合报告会和协助工人委员会同行政方面合作。波兰工人家庭    收支调查情况    【波兰通讯社华沙１３日电】中央统计局１月１２日，开始调查了大约１１５０家在采矿、冶金、机器制造和纺织等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家庭的家庭预算。    这次调查是以有关家庭正常得到的全部收入和支出为基础的。    中央统计局已经总结了头两个月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表明，一个矿工家庭（平均以２．７口人计算）每月平均收入是２１７３个兹罗提。一个冶金工人的家庭（以２．２口人计算）每月平均收入是２４４８个兹罗提，一个机器制造工人的家庭（以２．５６口人计算）每月平均收入是２４５３个兹罗提，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以２．３口人计算）每月平均收入是２１０７个兹罗提。    家庭收入包括被调查的工人的工资、家庭里其它成员的收入、家庭津贴、养老金等。    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职员的家庭的预算而论，它们是：在采矿业为４０６３个兹罗提，冶金工业为３０１２个兹罗提（平均人口２．２），机器制造工业为２８００多个兹罗提（平均人口是２．０４），纺织工业为２９５９个兹罗提（平均人口是２．５３）。    花在购买物品和劳务方面的钱数（以百分比计算）如下：    采矿业工人家庭用它们的收入的５３．８％的钱买食物；冶金工业为５８．１；机器制造工业为５４．８％；纺织工业为５６．３％。采矿业工程师、技术员和职员的家庭用在食物上为４６．２％、冶金工业５３．６％；机器制造工业为４９％；纺织工业为５１．３％。

【美联社华盛顿１４日电】美众议员麦考马克今天说，在本来决定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美国这件倒霉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国务卿杜勒斯的同意。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麦考马克，举出这一点作为例子，以说明他所谓的“目前政府中有一些人”在“拆”杜勒斯的“台”。    麦考马克指责说，特别是总统的裁军顾问史塔生一直在设法“搞垮杜勒斯”。    麦考马克在接见记者时不愿意指出他所谓的其他给杜勒斯制造“困难”的人的名字。    麦考马克说，“当去年秋天向铁托发出请帖的时候，杜勒斯正在医院里”。他说，邀请铁托的决定是“由国务院内某些人”作出的，“并没有征求国务卿的意见，或者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至于为什么要“拆台”呢，麦考马克说，“他们可能与国务卿确有分歧，而且在首都，总是有人想争夺权力和地位的”。

【新华社华沙１５日电】波兹南博览会前五天中有二十三万七千多人参观，而去年同时期只有八万多人。    到１３日为止，波兰的对外贸易机关在会上同各国签订的协定总数已达四千六百万卢布，其中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协定占二千万卢布，波兰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巴耶尔在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问题时指出，美国给予波兰的并非一般的贷款而是贷购一批美国商品，而且这个数字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波兰的贷款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如民主德国给波兰一亿美元，苏联给波兰的贷款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巴耶尔指出波兰从美国贷购商品一事的重要意义只在于波美经济关系向开始好转迈开了第一步而已。巴耶尔还着重指出波兰不允许外国资本渗入波兰的工业投资，波兰只接受正常的贷款。